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范文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范文第1篇

一、社区概况

(一)基本概况

XX社区位于xx区西部，紧靠xxx，总面积为3.058平方公里，东起xxx，西靠xxx，南临xxx，北至xxx。内有A、B、C、D等18个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处26个。有幼儿园和小学各一所，国际学校2所，个体店铺76间，驻区企事业单位542家，住宅区28处共6003间套，在建工业区4个，住宅区2个，公寓1个，出租屋2578间套。

(二)人口概况

XX社区现有总户数6909户，总人口21033人，户籍人口10068人，流动人口10965人。其中社区内有47个国家和地区2103名外国人居住，占总人口的10%。社区内主要以中年人为主，约占总人口61%，儿童及青少年约占31%，老年人约占8%。其中残疾人及困难群体人数不多，有98人。

二、服务需求

根据社区实际情况，结合调查需求报告，在老年人、青少年、妇女儿童、轻度残疾人等主体方面服务需求的基础上，突出服务重点人群和困难群体，打破户籍界线，提供均等化服务。

(一)老人服务需求

本社区现有老年人1700余人，俨然已成为急需关注的群体。在经过需求调查后，分析老年需求特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老年社区服务策略，从生理、心理、精神等方面全方位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使他们能有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

1、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完善社区养老服务机制，设立老年硬件服务设施，根据实际情况需求可建立老年人日间照料项目。组织志愿者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温馨可靠的服务。建立居家紧急呼叫系统成为居家养老的重要工作之一。

2、完善社区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服务。为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更好地开展老人服务需求工作，实施社区老人健康管理服务工作项目。为老人提供疾病预防，自我保健及伤害预防的指导，减少健康危险因素，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积极倡导社会资源的加入，开展社区老年人医疗讲座、义务会诊等无偿服务。

3、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有益的消闲活动有助于老年人建立良好的个人生活方式，并保持愉悦的心情及较为广泛的人际关系。社区可组织各种活动丰富老年人的闲暇生活，例如体育锻炼、唱歌跳舞等。也可开设老年人学习班，教学电脑网络、手动制作、健康养生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社区应把健康教育融于闲暇活动中，帮助老年人树立自我保健意识。

4、社区老年人服务法务法律化。老年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根据社区老年人的特点，结合国家有关老年人的法律法规，为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医疗保健、照料服务、精神文化等方面提供有效的法律咨询服务。

(二)家庭服务需求

家庭是社区的组成部分，服务家庭是社区工作站的重要工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服务也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做出相应的跟进与完善。本社区有近7000户家庭，为每个家庭提供优质的服务显得尤为重要。

1、建立社区家庭交流平台。为日常到访中心的家庭成员提供休闲、娱乐和人际交往的场所，并为其提供所需政策咨询、资源链接和转介服务。

2、建立社区自主互助网络。构建妇女互助网络、儿童互助网络、邻里互助网络。充分调动社区家庭资源，促进社区融合，提高社区凝聚力。

3、建立社区-学校-家庭模式。利用社区内各种教育资源，为家庭提供各类知识及既能培训，提高社区内家庭的整体素质。例如举行暑期学生技能培训班、家庭生活教育、亲职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提高社区品质。

4、完善家庭辅导工作。家庭或多或少会遭遇各类问题，在自身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社区应起到辅助协助的作用，在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婚姻家庭、教育健康、法律咨询等方面提供相关的辅导及咨询服务。由其是针对家庭危机，社区需及时处理，以快速、有效的服务帮住家庭摆脱危机的影响。

5、联络家政服务。为满足社区家庭的日常家务处理、护理及保洁的需求，社区工作站可联络相关家政服务资源，帮助家庭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做好家政服务的监管工作。

(三)青少年服务需求

青少年作为展现社区活力的重要力量之一，，以密切联系青少年、有效服务青少年、积极引导青少年为基本功能，以服务青少年成长发展为主要目标的社区青少年需求项目，是社区发展形势新需求。结合本社区青少年的实际情况，就社会教育、助学帮困、就业指导、志愿服务、维权服务等方面开展活动项目。

1、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为社区青少年提供校外活动场地，组织开展健康向上的社会教育活动，促进青少年树立健康的意识和行为。

2、助学帮困。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助学活动信息查询、建立个人求助档案、组织开展有关助学帮扶活动等服务，保障青少年获得就学生活机会。

3、就业指导。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就业信息查询，建立个人就业信息档案、向有关企业推荐求职者、组织参加有关就业培训、见面活动等服务，以提高青少年群体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4、志愿服务。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志愿报名者报名服务，组织社区青少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让青少年体验志愿者的快乐。

5、维权服务。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开展维权普法宣传教育、办理困难青少年救助、受理青少年心理咨询等服务，有效维护青少年的权益。

(四)残疾人康复服务需求 为推动社区残疾人工作的深入开展，密切联系残疾人，切实为残疾人提供一系列需要的服务，为残疾人事业的奠定坚定的基础，促进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建立残疾人组织，为残疾人提供各项有效的服务，使残疾人康复得到保障、文体生活不断丰富，并把残疾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无障碍环境逐步改善，使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实现 “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

1、建立社区温馨服务站，实现有康复场所，有康复器材，健身器材等服务。落实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残疾人的衣、食、住、行康复、文化、教育、就业、娱乐等提供服务，及时解决残疾人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活。

2、为社区各位残疾人提供相关服务。为社区残疾人制订训练计划，指导在社区家庭开展运动功能、生活自理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并定期进行康复评估，调整训练计划;提供精神卫生和心理咨询服务，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通过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各类残疾人树立康复信心;提供必要的救治信息，跟进服务，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经济救助、法律援助等服务。

3、普及健康康复知识。定期为社区内残疾人及其亲友举办知识讲座，对老人进行养生知识讲座，开展康复及健康咨询活动，发展残疾人康复科普读物，传授残疾预防知识和康复训练方法。联系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有效的转介服务。为康复后的残疾人提供就学、就业和自谋职业信息，使其回归社会主流。

4、丰富残疾人群体的生活乐趣。组织志愿者为残疾人提供帮扶服务，从而使扶残助残能制度化、长期化;活跃残疾人的文化生活，关心、重视、帮扶残疾人参与社区群众文化、教育、科普、体育、娱乐等活动;提高无障碍意识，建设社区无障碍设施;加强对现有无障碍设施的维护、管理，确保正常使用。

(五)外国人服务需求

初步统计有2103名外国人居住在此，打造国际化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的国际化社区成为XX社区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提升外国人管理服务质量，探索社区外国人管理服务新模式

1、提供组织保障与后勤支持。为外国人提供租房、医疗服务、紧急意外协助救援、子女就学等方面提供咨询与帮助，协助外国人与公安局、物业管理、国际学校等单位部门的联系与沟通，为外国人提供方便优质的生活学习工作环境。

2、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动员社区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密切联系与沟通，定期召开外国人服务工作会议，采取多种方法，在社区内进行涉外法律法规宣传。帮助辖区居住的外国人提高防范意识和守法意识，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外国人违法案件的发生，提高了基层外国人服务水平。

3、加强业务培训，更好地提高基层外国人服务水平。为社区民警、户管员、物管人员提供业务培训，认真学习外管业务知识和涉外法律法规。通过培训，让工作人员都清楚地了解了各自在日常工作中的位置和责任，以及应如何正确开展外国人服务工作。

4、开展外国人娱乐活动。针对外国人的宗教风俗习惯，社区可根据实际情况联合物业管理部门、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志愿者组织等开展符合他国特色的联谊活动，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理念。

(六)其他人群服务需求

需求调查报告显示社区内仍有少量特定群体需要社区和社会的关注与帮助。

1、对于社区矫正人员的服务。整合资源，推动良好政策环境，促进社会关注社区矫正人员，通过宣传教育，平等对待特定人群，努力帮助社区矫正人员的再社会化进程。

2、对社区内优抚对象的服务。为新退役人员提供生活适应辅导和就业辅导等服务。关爱老军人、军烈属，为其提供物质及精神慰藉。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范文第2篇

摘要：文章基于经典态度—行为研究理论构建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模型，以四川省成都市社区养老服务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数据结果显示，感知社区形象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积极影响公众对社区的信任感，并进一步正向影响公众对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社区信任在感知社区形象与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感知社区服务质量与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结论能为认识社区信任在社区养老服务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性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感知社区形象；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社区信任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全社会也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已被列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发展领域，转变养老服务发展观念，建立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亟需不断创新养老模式，科学、合理地引导城乡居民接受、选择养老服务新常态。其中，以“互联网+养老”、“医养结合”为代表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在2016年两会期间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议。社区养老作为三大主流养老服务模式之一，综合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势，在学术界同样得到广泛关注。过去学者对中国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经验分析角度出发，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论述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形成机制[1-2]；二是从需求弹性角度出发，采用Logistic回归等定量方法研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总体状况及结构特征[3-4]。虽然不同学者探讨影响养老服务需求因素各有侧重，但基本离不开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人口统计变量，及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方式、社会保障情况等特征指标。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是以补充一些新的变量作为影响因素，逐渐丰富养老服务需求意愿的影响机制。如田北海和王彩云以农村老年人为例，把养老服务分为日常生活照料服务、医疗护理服务、精神慰藉和社会参与服务及权益保障服务4个维度，进一步探索不同维度养老服务对于中国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重要性[5]。颜秉秋和高晓路则强调社区服务作为城市居民养老的关键承载条件，并以社区服务为中心针对6类不同社区模式研究城市老年居民对养老服务的态度意愿[6]。Chen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样本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也构成了影响台湾老年人养老意愿的主要因素[7]。

然而回顾过去关于养老服务需求的实证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研究是以群体为对象，很少从个体行为角度探讨城乡居民对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的形成过程和决策机理。经典态度—行为研究理论指出，个体意愿及行为决策往往受到个体对该事物的态度评价和个人信念等因素的影响[8]。养老服务选择作为一种个体决策行为，同样能够在此研究范式下解释说明。因此，本文从个体行为视角出发，以四川省成都市社区养老服务为例，探索研究个体感知社区形象、社区服务质量、社区信任形成居民养老服务模式选择意愿的内在机制。

一、文献回顾及概念界定

社区和社区服务的概念都源自于19世纪末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西方社会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成立了社区服务组织。世界上第一个以济贫为目的的社区服务组织是在1869年英国伦敦成立的慈善组织会社。随后，社区服务的内容从简单的对抗贫穷范围扩大到了二战后的建立收容机构、对伤残人员的救助和康复工作；随之产生的全球范围内的贫穷问题、妇女儿童问题、老龄化问题等，由于政府力量和资源的有限性，社区公共服务的涵盖范围的局限，社区服务的内容也由单纯的福利性、非营利性转向了由福利性和营利性相结合[9]。在中国，社区和社区服务的概念都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在充分结合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后，唐钟新将社区服务定义为“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依托社区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利用各方面资源，直接为社区广大成员提供福利型、公益性服务和便民利民的生活服务，以不断满足社区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过程”[10] 。这一定义说明中国社区服务的性质既包含了福利性服务，同时也包含了多元化差异性的经营性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社区养老服务又称为社区助老服务、社区老年服务、社区老龄服务等。虽然名称各异，但都是指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所在地域社区乃至更小的家庭范围，享受社区为其提供的各方面服务[11]。中国社区养老服务面临的现实背景是老龄化趋势逐步加快，老龄需求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愈演愈烈。在政府资源和能力都有限的情况下，满足了老年群体的基本养老权利和需求后，社区养老服务在以社会效益为重的前提下可适当开展低偿和有偿服务[12]。学术界大多赞同这种观点，如此实践既可以保证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服务覆盖面广，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又能够促进社区老年服务的健康发展，满足更加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为政府腾出空间、时间、资源，在制定政策、规划方向和提供监管方面更好实现其职能。

目前，中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并不像预期中那样顺利。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居家养老，沿袭了千年根深蒂固的思想和传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得到改变。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目前老年人普遍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和认可度较低，因此不相信社会力量能够提供让自己满意的养老服务，不愿意选择除传统居家养老以外的养老服务方式[13]；许多老人认为，现有的社区养老重心还停留在关注孤寡、高龄、苦难老人身上，没有普及到一般普通老年群体上来，没有真正深入到家庭乃至个人的身心健康方面[14]，因此众多普通老年人宁愿足不出户在家进行所谓的养老也不愿意信任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另一方面，政府提供养老服务也处于一种转型的时期，在服务质量上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吉鹏从委托代理视角出发，提出由单一委托变为多元委托有利于效率和质量的提高的观点，前提是服务安排与直接生产分离[15]。但是在中国传统养老服务领域中，大部分养老服务由政府提供安排，同时也由政府直接生产，这必然导致服务提供效率低下、质量不高。并且，现阶段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和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表达诉求途径的缺失。同时，社区养老服务人员有专兼职人员及志愿者，专职人员一般是政府任命的原社区工作人员，他们没经过专业培训就上岗，局限于帮助老年人料理日常家务，不能够提供专业的医疗照顾和精神服务，难以适应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16]，具备较高水平的专业人员由于待遇较低而不愿进入社区，加重了社区养老专业服务的困难程度，服务质量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17]。综上所述，如果能够在社区养老服务中，重塑养老群体对社区的信任感，优化社区形象，提高社区养老服务质量，那么就能够保障社区养老这一模式的有效有序发展，这对老龄化问题为中国带来的困扰和病垢无疑是一剂良药。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公众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信任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现有文献均认为政府形象和总体服务质量是决定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两个方面[18]。增强社区信任，无疑有益于提升公众与社区的沟通协作，也就有助于社区养老等新事物、新举措、新政策在社区的顺利开展。本文所指社区信任是指社区公众对其所在社区的心理认同。过去研究中，高勇已经对政府信任做出了比较完善的界定，公众对政府信任评价水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政府是否愿意听取老百姓意见、现有政策是否为老百姓考虑、老百姓利益是否得到切实包含、处理事情是否公道恰当、是否能处理好突发事件、政府工作人员的能力是否较强[19]。借用政府信任的内涵，社区信任即表现为该社区公众从对社区工作的综合评价后产生的认同感。社区形象被认为是政府形象在一定地域范围的缩影。研究中国政府形象的文献指出，政府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综合认识而形成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即代表了政府的整体素质、综合能力和施政业绩在公众中获得的认识和评价[20]。社区形象则是社区公众对本社区的总体印象和评价，不仅代表了社区的身份与个性，还反映了该社区的功能结构、整体视觉等特征[21]。社区形象的内涵包括了社区环境、公共物品、居民面貌等有形要素，以及社区理念、社区制度、居民素质等无形要素[22]。因而本研究中的感知社区形象即为社区公众对以上有形和无形要素经过长期综合发展而形成的潜在和直观的评价。感知社区服务质量源自Parasuraman等对顾客感知服务质量经典评测模型SERVQUAL理论所作出的概念引申[23]。基于SERVQUAL模型，国内学者吕维霞定义了感知行政服务质量，是指公众对其所感知到的行政服务表现和实际绩效水平的总体评价，能够用便利性、相应性、透明性、时效性、保证性等多种维度来对行政服务水平进行综合评价[24]。同理，感知社区服务质量则可以定义为社区公众对社区行政服务质量的感知和评价，是社区公众对社区行政服务实际表现的测评。

综上，由于社区是个体能享受到政府公共服务的最小单元，本文在讨论个体产生社区养老服务意愿的形成过程时，皆以社区作为评价范围探讨社区信任感的建立是如何受到个体对社区形象和社区服务质量感知评价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强个体积极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意愿，意在挖掘其中的内在机制。

二、研究假设及概念模型

社区信任作为社区公众对所在社区的心理认同，这种认同感是其对社区总体评价后的态度结果，在本研究中主要来自对社区形象和社区服务质量两个方面的评价和态度。尽管过去的研究中还缺乏将社区信任作为感知社区形象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的后果变量的实证模型，但吕维霞和王永贵有关政府公信力的类似研究已经证明，政府公信力直接受到政府形象和公众总体感知服务质量的积极影响[18]。另外，俞晓静等通过对城市社区老年群体的研究发现，老年群体对社区形象的认可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该社区的信任感，如果政府能够为社区的老年群体提供良好的社会网络环境，为其提供身心愉悦的生活场所和娱乐设施，则能够普遍提高他们对该社区的依赖程度和信任感[25]。梁莹还通过对城乡社区居（村）委会满意度的调研发现，村（居）委会的服务质量显著影响村（居）民对社区的信任感，村（居）委会的服务质量越好，村（居）民表现出的社区信任感就越强[26]。

综上，本文做如下假设：

H1：感知社区形象正向影响社区信任。

H2：感知社区服务质量正向影响社区信任。

根据经典态度—行为研究理论，个体行为受到个体态度评价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中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亦是一种行为结果变量，会受到感知社区形象、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社区信任3个态度评价变量的影响。在旅游行为研究中，类似的框架模型指出，影响旅游服务选择意愿的前因变量包含旅游组织形象、旅游服务质量以及顾客的信任感[27]。在对具有明显服务业特征的休闲餐饮业进行研究的文献已证实，休闲餐饮业的形象（地理位置、功能设置等）得到的评价越好就越容易获得消费者更多的青睐[28]，蒋廉雄和卢泰宏也发现服务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29]。赵晓煜和曹忠鹏在对以享乐型服务消费为情境的实证研究成果指出，感知服务质量能够直接促进顾客行为意向[30]。而在旅游服务情境下，信任感有助于促进顾客对旅游服务的选择意愿[31]。在本研究中，社区养老服务具有服务消费的特点，因此研究个体的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时做出如下假设：

H3：感知社区形象正向影响社区养老服务意愿。

H4：感知社区服务质量正向影响社区养老服务意愿。

H5：社区信任正向影响社区养老服务意愿。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问卷量表包含4个潜变量共16个测量题项，所有测量题项均直接引用或根据研究情境改编自已有成熟量表，对国外量表的翻译由本文作者及两名博士生分别进行双向翻译后修订而来。其中，测量感知社区形象的题项借鉴了谈志林对社区形象层次的界定[21]。测量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的题项参考了吕维霞的公众感知行政服务质量量表题项[24]。测量社区信任的题项参考了高勇的政府信任量表题项[19]。测量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的题项改编自Zeithaml等对行为意愿的测量题项[32]，在该变量题项之前还以文字引导语形式对社区养老服务进行说明。

在完成量表设计后，本文作者首先进行预测试，邀请本单位同事及部分学生家长作为被试者填写问卷（样本量N=87）。然后根据回收问卷数据对量表进行纯化，删除对Cronbach’s a值有负面贡献、Item-to-total相关系数低的题项。最后，采用专家访谈形式与2位专家及部分被使者面对面交流后将量表题项的语义做出修订，符合中文语境。经过以上步骤，最终确定用于正式调查所使用的问卷量表（量表题项见表1）。所有量表题项均采用7点李克量表形式，即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4表示中立。在正式调查中，选取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林社区、锦江区莲花社区、武侯区玉林社区作为抽样数据采集地，邀请本科生作为志愿者用2周时间在以上3个社区发放、收集调查问卷。本次调查计划发放450份问卷，实际回收375份问卷，经过对作答不完整、不规范问卷排查后，得到有效问卷323份，回收问卷有效率达到86.1%。对回收问卷样本具体人口统计量表如表2所示。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Anderson和Gerbing的方法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量表的测量题项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33]。由Mplus软件计算得出结果，该模型卡方值为X2=234.783（df=97），p<0.001；输出的模型拟合指标显示，CFI=0.925，TLI=0.907，SRMR=0.071，RMSEA=0.066。拟合指标中，X2/df=2.42，CFI、TLI>0.90，SRMR、RMSEA<0.08，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统计结果同时表明，所有潜变量的建构信度（CR）均高于0.70，显示测量具有很好的信度；同时各个观测变量测量题项与对应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λ）均高于0.60，大多数载荷高于0.70，t值在p<0.001的水平显著，并且各个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大于0.50，表明测量具有很好的聚敛效度。另外，每一个潜变量的AVE均大于其他潜变量的标准化相关系数平方（表3），因此各潜变量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三）假设检验

由Mplus输出的模型拟合指标显示，X2=234.782（df=97），p<0.001；输出的模型拟合指标显示，CFI=0.925，TLI=0.907，SRMR=0.071，RMSEA=0.066。拟合指标中，X2/df=2.42，CFI、TLI>0.90，SRMR、RMSEA<0.08，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图2）。拟合模型结果显示，社区信任同时受到感知社区形象（β=0.252，p=0.005）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β=0.231，p=0.007）的双重正向影响，原假设H1和H2均得到支持。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受到感知社区形象（β=0.522，p<0.001）和社区信任（β=0.348，p<0.001）的正向影响，原假设H3和H5得到支持；但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受到感知社区服务质量（β=0.061，p=0.408）的正向影响不够显著，因此原假设H4没有得到支持。

采用分步回归对拟合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回归方程容忍度（Tolerance）介于0.708～1.000之间，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1.000～1.412之间，两者均处于可以接受的临界值范围内，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各个回归方程（M1、M2、M3、M4）的Durbin-Watson值均接近2（表4），表明也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因此，模型整体较适合进行回归分析。通过M1、M2、M3、M4的回归模型，前因自变量感知社区形象、感知社区服务质量对结果因变量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以及中介变量社区信任存在显著的影响（M1、M2）；中介变量社区信任也对结果因变量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存在显著影响（M3）。参考温忠麟等对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的建议可知[34]，感知社区形象与感知社区服务质量对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具有正向显著相关作用，并且受到社区信任的中介影响。在M4中，感知社区形象与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仍为正向显著，但β值较M1有所减少，说明受到社区信任的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感知社区服务质量与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再显著，说明在此中介路径中受到社区信任的完全中介作用。

（四）讨论

由拟合模型所示，感知社区形象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能显著正向影响社区信任，这与吕维霞和王永贵研究政府公信力直接受到政府形象和公众总体感知服务质量的积极影响有类似的结果[18]。说明要提升社区公众对本社区的信任感，需要积极提升社区形象，以及努力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水平。本研究结果还指出，社区公众感知到良好的社区形象、对社区产生较强的信任感都是能够有效促进社区公众积极选择社区养老服务的前提条件。但与赵晓煜和曹忠鹏研究享乐型服务消费情境下感知服务质量能够直接促进顾客行为意向的结果不一致[30]，本研究中社区公众感知到社区服务质量水平的高低没有对他们是否积极选择社区养老服务的意愿产生直接影响，原因推测有两方面：一方面，相较于旅游、餐饮等享乐服务，养老服务既是一种远期消费服务，也是一种长期供给服务，作为消费者的社区公众有可能不会因为在近期或短时间内获得的对社区服务质量评价来决定他们是否积极参与社区养老的意愿。另一方面，在中国国情和传统“家文化”影响之下，社区公众参与社区养老还要考虑家庭、子女等多种因素，不会像选择旅游、餐饮服务那样完全只根据自己对服务质量的独立判断来做出是否积极参与社区养老的决定。所以本文认为社区公众所感知到的社区服务质量水平对他们选择社区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本文中介检验结果还指出，即便感知社区服务质量不能直接影响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但可以经过社区信任的完全中介来间接促进社区公众的选择行为。由此，社区信任在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的形成机制中突显出重要性。心理学研究指出，信任能够培养积极行为的产生，过去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组织信任在帮助员工做出组织公民行为等积极行为时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5]。因此，要鼓励社区公众对社区养老服务产生积极的选择意愿，提高他们的社区信任感是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

四、研究结论与意义

（一）研究结论

笔者基于经典态度—行为研究理论提出假设、建立概念模型，实证结果发现社区公众在考虑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时会受到他们对社区形象的感知评价和来自社区信任感的正向影响，而感知社区形象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同时促进了社区公众形成社区信任。实证结果还显示，在本研究情境下社区公众感知到的社区服务质量不能直接决定他们的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必须经过社区信任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他们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选择。在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产生机制中，社区信任作为核心要素，帮助个体将对社区积极的态度评价转化为积极的选择行为。

（二）研究意义与展望

本文从个体行为视角出发研究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在理论意义方面对过去相关主题文献中缺乏行为研究范式做出了理论模型补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多视角下社区公众对选择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的认识。在管理意义方面，由本文实证结果指出良好的社区形象和高水平的社区服务质量有助于帮助社区公众积极选择、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对此，社区管理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在推广社区养老服务模式时，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办事能力、普及公共德育教育，方能科学、合理地引导社区公众对养老新常态有更深的认识，同时还应当不断将社区服务从公开、公平、透明、实效、亲民等多方面改进工作，以此增进社区公众对社区的信任感，从而有效促进社区公众积极选择参与社区养老。本文还存在一些研究局限，在样本采集上仅采用大型城市成熟社区，研究范围没有考虑偏远地区乡镇村社区，对于宗族关系纽带更紧密的同姓乡镇村社区样本是否能在本文概念模型中得到有效验证，还有待今后做出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董红亚.中国政府养老服务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J].人口与发展， 2010， 16 （5）： 83-87.

[2]王海英， 梁波.老龄化与养老服务： 香港的经验与启示[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4（16）： 85-90.

[3]龙书芹， 风笑天.城市居民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J].南京社会科学， 2007（1）： 98-105.

[4]陈志科， 马少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18 （3）： 26-30.

[5]田北海， 王彩云.城乡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家庭养老替代机制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14（4）： 2-17.

[6]颜秉秋， 高晓路.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子与社区差异[J].地理研究， 2013， 32 （7）： 1269-1279.

[7]CHEN Y J， CHEN C Y.Living arrangement preferences of elderly people in Taiwan as affected by family resource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J].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2012， 37 （4）： 381-394.

[8]AJZEN I， FISHBEIN M.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J].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7， 84 （5）： 888-918.

[9]杨玉宏.城市残疾人社区服务多元主体建设探讨[D].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10]唐忠新.迈向和谐社会的社区服务[M].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

[11]李学斌.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研究综述[J].宁夏社会科学， 2008（1）： 42-46.

[12]张文范.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的战略意义[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13 （6）： 22-24.

[13]杨琦， 罗遐.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问题研究——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J].长春大学学报， 2014，24 （5）： 581-584.

[14]朱慧.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文献综述[J].劳动保障世界， 2011（12）： 75-78.

[15]吉鹏， 李放.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关系解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J].理论导刊， 2013 （5）： 10-13.

[16]卞文忠， 秦玉峰.黑龙江省城市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商业经济， 2005（9）： 7-9.

[17]赵聪锐， 周玉萍.城市社区养老模式探讨——城市社区老年照顾有关问题分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1， 23 （2）： 44-46.

[18]吕维霞， 王永贵.基于公众感知的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49 （4）： 33-39.

[19]高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14（5）： 98-119.

[20]陈永国.个体特征对地方政府形象评价影响的调查研究——以上海市地方政府为例[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18 （2）： 53-62.

[21]谈志林.台湾的社造运动与我国社区再造的路径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 2006， 256 （10）： 83-86.

[22]谈志林， 张黎黎.我国台湾地区社改运动与内地社区再造的制度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37 （2）： 16-24.

[23]PARASURAMAN A， ZEITHAML V.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Marketing， 1985，49： 41-50.

[24]吕维霞.公众感知政府服务质量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0（5）： 75-80.

[25]俞晓静， 李洋， 李嗣生， 玄泽亮， 傅华.城市社区老年人群社会资本的定性研究[J].医学与社会， 2008， 21 （2）： 1-16.

[26]梁莹.居 （村） 委会服务质量的居民满意度研究——以两次延续性的实证调查为例[J].天府新论， 2012（4）： 105-112.

[27]谢礼珊， 韩小芸， 顾赟.服务公平性， 服务质量， 组织形象对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基于博物馆服务的实证研究[J].旅游学刊， 2007， 22 （12）： 51-58.

[28]RYU K， HAN H， KIM T H.The relationships among overall quickcasual restaurant image， perceived valu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8， 27 （3）： 459-469.

[29]蒋廉雄， 卢泰宏.形象创造价值吗？——服务品牌形象对顾客价值一满意一忠诚关系的影响[J].管理世界， 2006（4）： 106-114.

[30]赵晓煜， 曹忠鹏.享乐型服务的场景要素与顾客行为意向的关系研究[J].管理科学， 2010， 23 （4）： 48-57.

[31]姚延波， 陈增祥， 贾玥.游客对目的地的信任： 维度及其作用[J].旅游学刊， 2013， 28 （4）： 48-56.

[32]ZEITHAML V A.，BERRY L.The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service quality[J].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6， 60 （2）： 31-46.

[33]ANDERSON J C， GERBING D W.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J].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8， 103 （3）： 411-423.

[34]温忠麟， 侯杰泰， 马什， 赫伯特.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J].心理学报， 2004， 36 （2）： 186-194.

[35]赵欣， 赵西萍， 周密， 徐海波.组织行为研究的新领域： 积极行为研究述评及展望[J].管理学报， 2011， 8 （11）： 1719-1727.

Key words： perceived community image； perceived community service quality； community trust

（责任编辑 彭建国）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范文第3篇

以社区、家庭和居民 (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高危人群、重点保护人群、病人) 为服务对象。

2 社区卫生服务特点

以社区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为导向、以人的健康为目的、以社区为范围、合理使用社区资源和适宜技术, 为社区居民提供经济、有效、快捷、综合、连续的集预防、保健、康复、基本医疗、健康教育、计生指导“六位一体”的服务。

3 社区卫生服务内容与功能定位

(1) 具有公益性, 不以营利为目的。

(2) 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

(3) 以妇女、儿童、老人、慢性病人、残疾人等为服务重点。

(4) 以主动服务、上门服务为主。

(5) 开展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训练及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服务。

4 社区卫生服务现状

(1) 政府领导、部门协调、卫生唱戏、社会参与的服务格局基本形成市、县 (区) 政府部门都召开了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会议, 制定了相关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规划, 明确了目标、要求及相关部门、人员的职责。

(2)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网络基本建立。2004年以来, 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相继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社区卫生服务站, 并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标准要求相继建立了“三部一室”, 即医疗康复部、预防保健部、后勤保障部和社区卫生服务办公室, 增添了相应的康复等器材设备, 服务站也由原破烂不堪的卫生室改建为100m2以上的标准业务用房, 建立了“15min健康服务圈”。

(3) 基层医务人员的服务观念基本改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卫生主管部门领导基本掌握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工作范围、要求及工作目标等相关知识, 扭转了以往“坐堂行医”和“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4) 相关人员的基本业务素质得到相应的提高。目前对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科医生”、“社区护士”、“妇产、公卫骨干医师”、“乡村医生”等转岗培训基本结束, 相关人员持证上岗率达90%以上 (新聘用人员还没有培训) 。

(5)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内容相继开展并日趋完善。2004年以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内容也由原来的“以医疗为中心”逐步过渡到开展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尤其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也逐步由虚到实, 工作也不断由机构内逐步转到社区、家庭。

5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存在的问题

5.1 地方政府领导不到位

大多数市、县 (区) 政府对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领导, 只是趋于形式的开开会、发个文, 而没有真正地按行文要求去落实、督查, 致使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开展缓慢。

5.2 管理体制不健全

部分市、县 (区) 的管理体制和新医改的相关内容及政府的投入机制相违背。如某市某区将仅有的5所乡镇医疗卫生机构中的4所改制为国有企业, 1所卖给个体老板经营, 还在某市将所有乡镇医疗卫生机构转为个人所有, 致使相关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及党的惠民政策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同时也给政府部门减少或不投入提供了“理由”, 严重阻碍了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发展。

5.3 社区卫生服务经费严重不足

苏北地区经济比较落后, 市、县 (区) 的财政较为困难, 对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投入不能如期按标准到位, 机构的发展只能靠机构本身, 导致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得不为了增加收入而仍以医疗为中心, 有的市区就连公共卫生服务配套资金也难以足额到位,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只玩资金循环游戏 (在省政府检查时将足额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下拨到相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检查结束立即抽回) , 使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无力开展, 同时也失去了政府在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心目中的信任度。而本应由政府提供房屋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也因县 (区) 、乡、村无这笔资金, 而导致一部分合格社区卫生服务站房屋不得不由乡村医生集资所建, 从而加大了乡村医生的管理难度, 给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开展带来更大的困难。另外, 一再推迟实施的“基本药物制度”也是因为经费无保障所致, 这是涉及国家政策和民生的大问题。

5.4 缺乏方便、快捷、共享、健全的操作平台

到目前为止, 苏北的所有地级市都没有建立较为完善的让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共享的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尤其是居民健康档案及慢病管理 (高血压除外) 软件系统, 致使各县 (区) 各自为政, 自行开发, 质量低下, 使医务人员不能正常操作, 使健康档案 (活) 、双向转诊等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或虚假上,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严重影响了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

5.5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不足, 专业人才严重缺乏

目前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一般在30～50人之间, 服务人口在3～5万人, 而由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和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开展, 致使日接门诊100～200人、日占用床位20～40个, 导致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得不把工作重心放到医疗上, 从而相应减少了公共卫生服务的时间, 降低了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同时服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缺乏专业人才, 现有的“全科医生”、“社区护士”等也只是通过短期培训, 有正规国民教育学历的公卫人员是少之又少, 正规全科医学人才至今尚无, 因而无法满足社区卫生服务全方位的需求。

5.6 群众的认知度不高

苏北农村经济条件差, 农民总体文化层次较低, 对健康及自我保健意识淡薄, 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客观需求不高, 不能积极主动配合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开展, 个别的还有抵触情绪, 导致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受限, 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

6 对策与建议

6.1 开发领导层, 强化政府职能, 明确领导责任

转变政府领导观念, 强化政府职能是搞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关键, 要让政府领导知道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落实惠民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 是一项造福百姓的民生工程, 搞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也是领导责任之一, 将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纳入领导任期目标考核内容。

6.2 健全管理体制, 理顺管理关系

按照新医改精神及相关规定建立公有、公益、事业性质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网络, 这是搞好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6.3 落实国家政策, 加大专项经费投入力度

将社区卫生服务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并按国家相关政策应由政府埋单的经费按时足额拨款到位, 使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自食其力的以医养医转到政府养医, 把工作中心转到公共卫生服务上来, 这是搞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保证。

6.4 加强农村卫生人才的定向培养和队伍建设

建立完善的农村卫生人才稳定机制、培训机制及人才吸引机制, 为搞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1) 定向培养本地的适合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工作需要的专业人才; (2) 实行优惠政策, 吸引本科院校毕业生到苏北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 使高学历专业人才“请得来, 留得住, 用得上”。以改变农村社区卫生服务队伍的知识结构, 提高其整体业务素质。

6.5 开发社区卫生服务管理软件系统

卫生行政主管理部门要主动牵头开发全省乃至全国统一使用的社区卫生服务管理软件系统, 建立方便、快捷、共享的操作平台, 以便统一标准, 统一管理, 减少浪费, 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6.6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宣传

充分利用现代媒体向农村居民宣传社区卫生服务是落实惠民政策的重要措施, 是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重要手段, 并探索农村居民易于接受的健康教育形式, 以逐步提高农民认知程度和自我保健意识, 变被动接受为积极主动参与。

摘要：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是“三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落实惠民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 对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保护劳动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近几年来苏北地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现状, 对新形势下开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阐述。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范文第4篇

PDCA循环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提出来的, 它分为4个阶段:即P (Plan) 表示计划, D (Do) 表示执行, C (Check) 表示检查, A (Action) 表示处理, 是提高产品质量, 改善管理的重要方法, 是质量保证体系运转的基本方式[2], 现已广泛应用于各个管理领域中。

对象:中心下属38家卫生服务站, 68名医务人员, 男性27名, 女性41名, 年龄25～65岁, 学历:本科11名, 大专18名, 中专2名, 成教37名, 职称:中级4名, 初级29名, 乡村医生35名。

1 方法

1.1 计划阶段 (P)

1.1.1 评估现状, 分析问题

(1) 建筑因素:布局设置不合理, 如治疗室、处置室合二为一[3]或开放式的治疗室;设施不符合规范, 如无菌操作台面开孔存放医疗垃圾, 洗手池设置在无菌操作台旁。

(2) 医护人员因素:由卫生室改建而成的卫生服务站人员学历偏低, 年龄偏大, 医院感染知识缺乏, 职业防护意识淡薄, 无菌技术操作不严, 手卫生规范不熟悉, 消毒隔离不到位, 医疗垃圾处置不规范。

(3) 管理因素:缺乏学习培训制度和适合社区卫生服务站医院感染管理制度、考核制度、奖惩制度。

1.1.2 制定培训计划, 学习院感规范

根据医院感染管理目标, 将卫生服务站人员按需求分层、分批、分组进行针对性的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传染病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消毒技术规范》、《医疗废物管理条理》等法律法规、医院感染理论知识、各类消毒液配置方法、手卫生规范、无菌技术操作、消毒灭菌方法。理论知识以专题讲座和大讲课形式学习, 操作技能以演示、分组练习、收看录像等方式[2]进行培训。

1.1.3 健全组织机构, 完善管理制度

将社区卫生服务站医院感染纳入中心医院感染部门管理, 并设兼职管理人员一名。结合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现状, 制定适合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院感染管理制度、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和例会制度。

1.2 执行阶段 (D)

针对计划中内容逐项落实与执行

1.2.1 改造基础设施, 合理设置布局

设置独立的治疗室、处置室, 并做到三区区分合理[3]。配备医疗废弃物专用收集桶, 分类规范放置医疗废弃物。

1.2.2 实培训计划, 掌握院感规范

结合社区工作, 将卫生服务站的医务人员分为公共卫生管理组和医疗组, 分批定期进行培训。通过讲课使社区医务人员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 掌握消毒、灭菌方法和戊二醛、过氧乙酸等消毒液的配置方法及浓度监测, 组织观看操作录像使社区医务人员规范操作各项无菌技术并进行操作练习。集中演示手卫生规范, 做到人人知晓洗手七步法以及洗手在医院感染管理中的重要性。

1.3 检查阶段

根据考核标准, 主要从院感理论知识、消毒质量管理、无菌技术操作、职业防护、手卫生规范、医疗垃圾处理等6个方面落实。建立考核周制度, 每月由中心护理部和医院感染管理部门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现场指导, 并及时提出整改措施。

1.4 总结阶段

将每月的质量检查结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以反馈单的形式现场给予反馈, 并按照考核的相关规定给予奖励和处罚。在每月召开的例会中, 将汇总的问题与各社区医生一起认真分析, 总结经验提出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

2 结果

各社区卫生服务站医院感染检查结果比较, 见表1。

3 结语

通过PDCA循环管理模式的运用, 各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院感染质量控制体系不断完善, 医院感染管理质量逐步提高医务人员的医院感染防控意识显著增强, 形成了人人参与管理, 人人注重质量的良好局面, 从而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

摘要：目的 探讨以“PDCA”模式预防和控制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医院感染的可行性。方法 导入“PDCA”质量管理模式 (计划、实施、检查、总结) 应用于社区卫生服务站医院感染管理工作中, 通过巡查、考核发现辖区内卫生服务站医护人员医院感染相关知识缺乏、无菌技术操作不严、手卫生依从性差等问题, 并分析原因。制定社区卫生服务站医院感染管理制度以明确目标, 建立定期和不定期考核制度及奖惩制度, 由中心感染管理部门进行医院感染相关知识的培训, 给予限期整改后再次检查, 发现问题并进入下一个“PDCA”循环。结果 运用“PDCA”模式管理后社区卫生服务站医院感染管理逐步规范化、制度化。结论 “PDCA”模式可应用于社区卫生服务站医院感染的质量管理。

关键词：PDCA模式,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医院感染,管理

参考文献

[1] 张惠珍, 魏全珍, 刘丽华, 等.医院社康服务中心医院感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策[J].中华医院感染管理学杂志, 2008, 18 (8) :1127.

[2] 李爱华.运用PDCA循环管理, 促进护理人员在职培训[J].中外医疗, 2008, 36:119～120.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关键词：农村社区;“两型”社区;

文献标识码：A

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农村社区发展实践中都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农村社区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结合各地实际进一步明确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定位和发展方向。然而，在具体的实践甚至学界都对此存在着困惑与分歧，“这些分歧不仅影响着我们对于当前农村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和改革方向的把握，也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推进新农村建设以及如何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无疑是必须认真清理和严肃回答的问题。”

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明确农村社区建设目标，合理定位、适时创新建设模式，探索和选择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认真研究并审慎地回答这一问题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给予深入探讨。本文旨在对湖北省老河口农村社区建设典型经验的调查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农村社区的目标定位和模式选择、创新问题，探索既符合民主政治发展，又依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而定位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这对于正处在初步探索和发展之中的农村社区建设引向深入，落到实处，具有重要意义。

一、已有的实践模式及其研究评述

我国近年兴起的农村社区建设，虽还处于试点探索阶段，但已在各自的探索实践中形成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建设模式，概括起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典型模式：

1.江西模式：“一会五站”。

作为欠发达省份的江西是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块试验田”，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农村社区建设的落脚点放在了自然村落，摸索出了符合江西农村特点的建设模式。“一会五站”是江西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核心，具体而言，是在村落社区中成立以老党员、老干部、老农民、老教师、老复员军人和无职党员为主体，热心村落社区建设的志愿者参加的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通过志愿者协会下设社会互助救助站、卫生环境监督站、民间纠纷调解站、文体活动联络站、公益事业服务站和科技信息传递站，组织村民开展各类活动。在村落社区建设中，强调坚持自愿参与、量力而行、服务村民、互帮互助、形成合力、公道正派的原则，社区建设不背负任何的硬性任务、指标，也不给村民添任何麻烦。

2.秭归模式：“组织再造”。

杨林桥镇是湖北秭归县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典范。杨林桥镇地处山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受到当地运行良好的“红白理事会”等农民自组织协会的启发，杨林桥镇领导人提出了划小村级管理单位，撤销村民小组改建社区的工作方案。“组织再造”是秭归杨林镇社区建设模式的内核。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全镇14个村成立社区306个，互助组1034个。每个社区30个左右农户，设理事长1-人，理事2 4人，共“海选”出理事会成员1028人，建立了“村委会一社区理事会一互助组一基本农户”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组织机构。理事会的运行按照“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原则，在村党总支的领导指导下开展工作，实行“议事恳谈、一事一议”。

3.胶南模式：“以城带乡”。

胶南市把农村社区作为以城带乡、统筹发展的重要载体，坚持分类指导、试点先行的原则，实施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城市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战略。在实践中，探索出了环境整治、拆旧建新、穿衣戴帽、村居改造、合村并点、农民新村等六种新型社区建设模式。同时，在各试点村统一规划建起了集社区党建、文明创建、村民自治、双拥工作、便民服务、文化教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社区邻里中心，搭建起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目前，胶南17个镇全部建立了便民服务大厅，965个农村社区都建立了便民服务站，实现了农村社区的快速发展。

与胶南模式相类似的还有义乌模式。2003年开始，义乌市依据城乡统筹的思路，在全国率先作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决策，并制订和实施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编制完成浙江省第一个城乡一体化社区布局规划，积极建设现代化农村社区。

4.太仓模式：“12345”工程。

太仓模式以“12345”工程为抓手，建设现农村社区服务中心。“12345”工程，即一个室外活动场地;二个阵地(宣传栏、公示栏);三支队伍(专业管理人员队伍、服务站人员队伍、志愿者队伍);四个室(老年人、残疾人活动室，警务室、卫生室、多功能教室);五个站(社区农业服务站、社会事业服务站、卫生服务站、社会保障服务站、综合治理服务站)。在“12345”工程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农村社区服务网络，健全农村社区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太仓已实现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全覆盖。

与江苏太仓模式不谋而合的还有扬中模式。近年来，江苏省扬中市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已在全市75%的农村社区统一设置了“五站四室两场所”，为村民提供农业生产和生活全方位服务。扬中模式也为全国其他地方试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示范和样板。

各地先行的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实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的做法各有千秋，但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从上述几种典型模式来看，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农村社区建设往往遵循的是“城乡统筹”的建设路径;中西部地区则趋向于更多地从村庄内部挖掘社区建设资源，江西农村社区建设、湖北秭归杨林镇等地的实践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必须指出的是，要把上述典型模式从个案层面提升到普遍意义上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甚至上述典型模式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以江西模式为例，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还面临着与其他民间组织关系不顺、新农村建设实际结合少等方面的问题，还包括村级组织与志愿者协会的关系问题、志愿者协会的志愿服务及群众的广泛参与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与难题。再以胶南、太仓模式为例，胶南、太仓模式的成功是以较发达的村庄经济或地区经济为前提的，正因如此，这种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普遍意义与成功可能值得商榷。此外，上述典型模式对农村社区建设的中长期规划、目标定位、模式创新等一些深层次问题缺乏足够的探讨和关注。

因此，如何在社区建设的宏观背景和农村现实的语境内，依据农民需求，明确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定位、模式创新，并把它总结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政策，从而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提供理论支撑、经验支持、政策与法律保障，是尤其难能可贵的。本文

从立足模式创新出发出发，基于对湖北省老河口市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深入调研，就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定位、模式创新问题进行总结提升，以期更好地发挥模式创新对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推动作用、传播作用、示范作用及辐射作用。

二、河口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探索

老河口市是鄂西北的一个县级市，处汉水中游东岸，版图面积1032平方公里，辖10个乡镇办事处，全市人口51，2万人，其中农村人口34万。全市耕地面积79，6万亩，农村劳动力13，6万人，外出务工人员已达7，2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2894元，是个典型的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城市。 2007年初，老河口市开始在试点村镇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经过近两年的大胆探索、积极实践，试点村的村容村貌村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积极地影响一，其中富有特色的经验值得总结：

1.“一体两翼”，建设社区环境，增强社区吸引力。

“一体两翼”是老河口改善社区环境的策略总结。所谓“一体”，是指开展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农村社区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构建农村社区各个环节的纽带和成功的突破口，构成了社区环境条件改善的主体部分;“两翼”，即村庄整治与家庭卫生改善。

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2007年以来，老河口投资1300万元修建100公里的环形通村公路，农村道路“村村通”32程新建水泥路122，8公里，使全市通村公路总里程达到275公里。在农村水利设施建设方面，重点解决了沿江马家岗排灌渠道、七里桥沟、清水沟等7条排水沟的整治问题，疏通沟渠，39公里，清淤整治13条主干渠和排水沟，新增、改善、恢复排灌面积5万亩，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观。

落后的农村人居环境是制约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在村庄整治方面，老河口市以316国道和302省道沿线村组“百里乡村文明走廊”建设为序幕，对沿线24个村进行以清垃圾、清路障、清违章建筑、改水以及房前屋后硬化绿化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治。2006年底以来，沿线农民出工10万余人次，清除垃圾200余万吨，自行拆除违章建筑400多处。在村庄整治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保持村庄的自然特色与人文景观，尽量做到不推山、不砍树、不填池塘(河流)。为构建村庄整治的长效机制，市政府每年还出资12万元，在沿线24个村聘请100名卫生保洁员：目前已全部上岗。

在改善社区家庭卫生方面，根据低成本、低资源消耗、尽可能少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主动要求社区家庭改善居室通风状况、勤灭“四害”，并积极帮助社区家庭改厕，使得社区家庭的日常生活达到相应的卫生要求。与此同时，积极动员村民签订家庭文明承诺书、进行“文明家庭”环境卫生大检查、大评比。村社区是熟人共同体，李楼镇村民王成在访谈中告诉我们，人家的卫生都搞得好，谁家的卫生差，脏兮兮的，人家看不起你，自己的脸上也挂不住，更何况如果家庭卫生搞好了，那么疾病会少，身体更好了，看病花的钱也就少了，何乐而不为。

“一体两翼”工程的实施使社区人居环境从“脏、乱、差”到“洁、齐、美”，农村社区“旧貌”换“新颜”，提高了社区农民生活的舒适度和满意度，熨平了原有的因基础设施和社区环境不利而引发的社会不和谐隐患，社区吸引力大大增强。

2.“双管齐下”，发展社区经济，改善社区民生。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发展社区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其关键性的物质支撑。老河口在发展社区经济过程中，并重发展现代农业、庭院经济，“双管齐下”，为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改善民生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老河口的有益实践体现为一下三个方面：其一，现代农业发展以“打绿色牌、走特色路”为核心。“十一五”以来，老河口大力发展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已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较为完整的产业发展链条。全市新发展西未红蜜桃3300亩，累计品改砂梨2.8万亩，推广优质稻珞优八号2万亩，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58家，全市参与订单农户达2万户，全年带动农民增收2亿元;其二，发展农民商会、协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老河口积极拓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域和辐射面，为农村经济发展搭建了通往市场的桥梁，其中新办的花椒协会和水产养殖协会把有技术、有经验的种、养专业大户“捆绑”起来，发展规模经营，通过订单、契约或入股等方式，实行松散型或紧密型合作;其三，应用现代技术，推广农业网络信息系统。“村村商务E”网络信息系统就是老河口农业信息系统建设的典范。“村村商务E”为农产品的外销和农村所需的产品购入提供简便快捷的渠道，改变了以往主要以产地销售和中介组织代售为主，解决了千家万户的小农户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对接问题。

在发展庭院经济方面，老河口社区充分利用农户房前屋后闲置土地，把环境整治与发展庭园经济结合起来，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构筑“生产一生活一生态”庭院农业生产循环。所谓庭院经济，指的是农民以房前屋后的土地、水面和空间为基础，充分利用庭院设施等优势，从事种植、养殖、加工、服务等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近年，老河口各地形成了几种典型的庭园经济模式：一是养殖型庭园经济，因地制宜推广以猪、牛、羊、鸡、兔为主的养殖型庭园经济，推动农村养殖业发展。温岗村引导农户利用当地丰富的草地资源发展庭园养兔，每户平均养殖30只种兔，每年为农户增收1000多元;二是种养结合型庭园经济，积极发展农业循环生产。在273户建有沼气池的柴店岗村，推广户平圈养35头猪、1个沼气池、70140平方米菜园的“猪沼菜”庭园经济模式，形成了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链条模式，每年节约农药化肥250元，出栏610头肉猪，种3茬蔬菜，可为农户增加收入3000元;三是长短结合型庭园经济，积极发展立体农业。指导农户充分利用庭园空间，推广长短结合、高矮结合的种植模式，使农户房前屋后花果飘香，不仅形成了“林在村中、村在林里”的良好生态环境，还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农户增收2000多元。

3.“三位一体”，繁荣社区文化，培育社区归属感。

第一，培植农村中心文化户。老河口文化中心户建设采取“1+1”或“1+X”的模式，即一个“文化科技屋”加一个商店、或一个诊所、或一个加工厂等经济实体，以商养文、文商互补。让农户自主经营，依托实体发展，赋予了“文化科技屋”和“文化中心户”强大的活力。李楼镇柴店岗村村民王宗岭开的小商店原来只是卖些日用品，生意一般，自从办成了“文化中心户”，在村里的扶持下，他买了很多科技文化书，免费向村民开放，村民隔三岔五就到他那里去，看书、借书，交流各方面知识，营业额也随之增加了上千元。如今，老河口农村，像王宗岭这样的

“文化中心户”成了农民学习的课堂，甚至很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农村未来农村图书馆建设的新路。

第二，建设社区文化平台。2007年来，老河口发展文化科技中心户115个、农家书屋4个，兴建标准化村文化活动室5个、村级文化体育场7个，电脑、图书、音像资料、健身器材、报纸杂志在社区扎根、留在农民身边，有力地促进了社区文化活动的发生与发展。计划到“十一五”末，老河口100%的乡镇建有符合标准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60%的乡镇达到文化先进乡镇标准，98%的村建有村级文化活动室，100%的村有文化中心户;85%的乡镇建有体育健身中心和体育指导站，50%的村建有体育基础设施，社区文化载体、文化大舞台将得到有力搭建。

第三，开展特色活动，增强教育实效。老河口积极推进“孝心献老人”、“文明市民”、“星级家庭”、“星级文明户”等评选，大力推进“文化中心户”、“美德在农家”、“政策、道德、法律、文化、科技、卫生六进家”、“婚育新风进万家”以及生态文明村、文明城镇等群众性创建活动，普及文明行为常识，增强农民文明意识，在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的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中培育了农民的“生活共同体”理念以及社区归属感。

三、河口社区建设的绩效及经验

老河口经过两年的农村社区建设，形成了宝贵的举措与经验，与其他的社区建设模式相比，其成效及其对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挖掘内部资源，低成本建设农村社区。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需要投入相应的人、财、物开展社区建设，“等、靠、要”、完全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农村集体经济薄弱、负债累累也是不争的事实。2001年，农业部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全国村级负债1483亿元：平均每个村负债20万元。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给村一级一定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村干部的工资和必要的办公支出，几乎没有其他机动的开支。

在此背景下，开发社区内部资源，争取最大收益的最小成本对社区建设而言意义重大。以李楼镇社区的垃圾箱为例，村民创造性地将水泥管切割后再涂上各色颜色，按这样的方法做出的上百个垃圾箱，即美观耐用，还有效地防止了铁质与塑料垃圾箱易丢失问题，节约了大量建设成本。再以老河口孟楼镇修路为例，孟楼镇在统一设计标准后，统一主材采购，即对通村水泥路的主要建设材料水泥，采取集团购买、统一供应的方式，享受团购优惠价格，节约了建设资金，还为全面控制建设质量奠定了基础。此外，老河口还发掘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来推动社区建设。比如，在开展社区环境、庭院经济建设时，老河口根据农村社区熟人社会的特点，利用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信任、理性从众以及社区内部的村落文化开展社区建设，促进社区的内源性发展。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也强调了信任等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的重要性：“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

2.贴近农民生活，激发农民参与

在社区建设中，长期以来导致的政府包办、代办倾向以及农民参与的被动性，再加上农民自身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人微言轻”、“边缘化”使他们往往远离社区建设。正如美国社会政治学家安东尼奥罗母所言：“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高些。这种差别，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些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仅享有较低级别的信息和较少的闲暇时间。”大多数社区农民的弱势降低了其参与社区建设的效能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建设农村社区必须依靠农民，凝聚农民的建设动力，不然的话，类似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由于忽视底层民众的动员和参与而导致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现象很可能重演。

事实上，农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直接利益，如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美化社区居住环境等，这些正是激发农民参与、开展社区建设的切入点。在老河口薛集镇关岗村，在修建通村公路以前，新鲜花生高价上市时，由于运输不畅，等运输通畅后花生市场价格大幅度下降，由最初2，7元一斤的湿花生下跌至于花生0，8元一斤。2003年，以薛集镇关岗村为试点，修通了关岗村的通村水泥路。通村公路建成后，批发商自己找上门高价收购，关岗的农民由此尝到了甜头。此后，其他村的村民，也开始自发集资，主动要求建设村村通公路。用修路带来强烈的经济反差，从农民自身的迫切需求出发，让农民群众自己说话，加速了社区建设步伐。此外，李楼等地的村容村貌、家庭卫生整治所带来的社区“旧貌”换“新颜”、居民“掩面”变“笑颜”、村民参与“观望摇摆”到“热火朝天”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农民参与的本身对社区建设意义依然重大。共同体精神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在共同体内部的锻炼、参与和合作实现的，强化共同体意识，可为农村社区建设及其可持续性提供良好的条件。在帕特南看来，“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任何单独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之信息之流通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

3.倡导生态发展，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

建设农村社区必须以尊重自然生态规律为前提。“如果不尊重自然规律;违反客观规律而任意活动，那就一定不能达到预期目的。”正如有关学者所言，“生态规则是明确无情的：大自然必须受到保护，否则我们人类将灭亡”。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协调人类居住与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和谐关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区。

老河口在推进社区建设、发展社区经济过程中，坚持生态发展，即倡导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也就是在发展社区经济的时不盲目追求经济的高发展，最大限度地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农村社区环境，同时在对社区生态环境的建设的过程中，又追求生态附加值，创造社区经济效益。比如，老河口大力发展社区庭院经济，即能够低成本地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满意度，还能够在尽可能的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保护农村社区环境、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农村社区的生态发展是注重资源、环境、生态与经济互动、成本与效益最优、保护和建设并重、观念与行动合一的发展模式，对于破解Grant，J，P，所提出的PPE怪圈(“贫困一人口一环境”怪圈)有重要意义，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借鉴。

4.坚持经济致富与文化脱贫相结合

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具备经济基础的社区文化建设才是一场循序渐进的行动，否则的话，即使偶尔产生文化建设轰动效应，也只不过是表面光鲜，实际价值甚少。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反作用于经济。研究表明，文化贫困及其产生的贫困文化往往是影响当前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农村经济增长相结合，在建设农村社区文化的

过程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培育农民的创新创业精神等现代观念，也可以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农村经济的增长也可以为建设农村社区文化提供持续发展的充足财力。

老河口农村社区将社区经济发展与社区文化繁荣结合起来。现代农业与庭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区经济致富，给社区居民带来的看得见的利益，激发了他们建设社区文化的热情;在开展社区文化建设中，摒弃抽象的文化建设，结合农民迫切的生产生活需求，在文化活动的开展中传播农村科技、法律、卫生等知识以及党与政府的相关政策。农村社区经济致富与文化脱贫相辅相成，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让社区文化建设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四、结论：“两型”社区的创新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老河口社区建设模式创新的启示意义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老河口实践做进一步的发掘和阐释，并建构一种新的建设模式“两型”农村社区，这对于明确农村社区的建设方向、模式定位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型”农村社区是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或“标准的”个案、模式视角，而以整个农村社区建设发展为着眼点，对其当前与未来发展的若干定位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去把握一般事实和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尝试性提出的社区建设模式框架。

“两型”农村社区是针对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定位和模式创新问题而提出的概念，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资源节约型社区是指整个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建立在资源稀缺、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在政府投入、村庄公共收入以及农民自身收入有限的背景下，建设农村社区的核心是节约资源，并尽可能“低成本、高收益”地建设农村社区;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是指农村社区的发展以人为本，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健康、环保、和谐为主旨，追求一种人的生存、社区经济和社区发展与社区环境的良性互动的友好方式，从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在农村社区建设框架下把二者的内涵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即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

根据老河口可贵实践总结得出的“两型”农村社区，是一项涉及经济、环境、生态、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系统建设模式，突破了过去一些建设模式的思维框框，我们可以作出判断：“两型”社区模式创新的方向正确，将对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整体推进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还要看到，“两型?社区建设理念在具体的农村社区发展实践中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还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系列障碍，这就需要在今后的社区发展实践中去不断探索。可以明确的是，随着农村社区建设实践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两型”社区的定义和描述也会逐渐深刻、丰富和完善。“任何科学原则中的基本概念和最一般的观念在开始总是不确定的。它们只能靠人们从现象界所感受到的东西才开始得到解释。要澄清这些概念，发现其重要的和连贯的意义，只有借助对观察对象的逐步分析。”

最后，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全国各地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风俗习惯等不尽相同，以及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差距，农村社区建设不可能有统一的适用于所有村庄的模式，也就是说农村社区建设在应然与实然层面上都是多元性的现实与实现。因此，我们对模式的理解就不能陷入误区，即认为模式就是供模仿、复制的榜样或典型。事实上，从发展模式的定义来看，任何一种被总结出来的模式，都有其典型性与特殊性，都是与特定的主体相对应的。对模式的分析，其意义主要在于从经验事实中加深对发展的内在逻辑及规律的认识和理解，通过他人模式来反思和分析自身行动的合理性，以便针对自身的实情，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径。笔者通过对老河口实践的总结与分析，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模式“两型”农村社区的意义便在于此。

责任编辑：王骏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范文第6篇

[摘要]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是实现社区教育治理现代化和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文章对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与学习者中心理论的内涵及内在关系进行了梳理，提出政府购买社区教育的现实困境，即农村社区教育项目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区居民学习者的学习体验与感受反馈不畅、农村社区教育项目成果审核考评机制不健全。因此，文章提出基于学习者中心的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改进策略：健全农村居民学习需求信息收集机制、更加关注农村居民的个性化学习需求、畅通农村居民学习者的学习体验意见反馈渠道、建立针对农村居民学习者的社区教育项目监测评估机制、确保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公开。

[关键词]学习者中心;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制

[作者简介]杨海华（1981- ），男，江苏无锡人，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  常州  213001）谢宗佚（1996- ），男，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在读硕士。（江苏  南通  226019）吴扬（1997- ），女，江苏盐城人，同济大学在读硕士。（上海  20009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模型构建及实施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7YJC880115，项目主持人：杨海华）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是我国“三农”工作进入新时代的重新定位与战略部署，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乡村人的振兴，农村社区教育助推乡村居民终身学习与可持续发展义不容辞。《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教职成〔2016〕4号）（以下简称《意见》）《“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农村居民的教育培训工作，通过探索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等形式，吸引专业性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区教育，从而不断提升农村社区教育服务供给水平。2020年1月，《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颁布实施，进一步为农村社区教育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提供了政策保障和实施依据。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已经成为推动社区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升农村居民综合素养的有效路径。《意见》指出，社区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需求导向。然而，当前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的选择与实施存在供需结构性矛盾，较少关注农村居民的现实基础和多元个性需求。本文在审视当前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实施现状的基础上，以学习者中心为理论基础，探索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改进策略，促进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与科学化，从而全面提升农村社区教育的治理水平和促进农村居民自由与全面发展。

二、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与学习者中心的理论内涵及内在关联

（一）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理论内涵

1.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内涵解析。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一项分支，即依据农村社区教育的特殊性，政府通过市场的资源调度能力，让社会中有能力、有资格的农业企业、教育培训机构或社会组织（以下统称“社会组织”）出人出力，而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签订相应的契约合同，将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的任务与职责分派给社会组织，政府只负责监督與验收的一项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是指政府通过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并以项目制的形式向农村居民进行教育供给，从而提升农村社区教育供给的效益，不断满足新时代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2.关于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文献梳理。关于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研究，我国学者已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探讨了其本体问题、价值问题、实践问题，开展了立足于本土化的研究。周翠萍、孙健、虞维华认为，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是政府与单位组织签订协约，由政府确定教育服务项目的类型及品质，向承接者支付费用用以购买教育服务;梁梓康、潘志方从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提出以多元优质的教育服务满足不同群体类别的教育需求;王鹏、程仙平、高小泉等对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设计了具体的购买操作策略和制度保障，为破解社区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有效的路径选择;杨海华、李斌等认为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主要包括项目决策、采购、控制、终审四个阶段。由此可知，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在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实践与应用，但关于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大多数研究者趋向于研究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所带来的好处并积极向政府谏言从而更快推进购买行为，但对于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研究得较少，并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持与改进路径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审视当前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现实状态的基础上，探索基于学习者中心的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改进策略，全面提升政府供给农村社区教育的质量与效益。

（二）学习者中心的理论内涵

1.学习者中心的内涵解析。传统的教学活动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的学习活动是在教师的指导与规定下逐步完成的。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许多教育者重新审视了教学活动的中心是谁这一问题。1965年，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了“学习者中心”理论，其对“教”与“学”的内涵关系有了新的解读，即教学的目的是促进学习者的“学”，教育者的基本任务就是让学习者“学”，让学习者不断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教学应以学习者为中心。

2.关于学习者中心的文献梳理。学习者中心理论打破了传统教育理念下以教师为教学中心、以书本知识为教学内容的教学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关注学习者的差异性，以学习者为教学活动的中心，通过利用各种教学策略、教学手段与教学活动，激励学习者主动学习，促使学习者发挥自身的最大潜能，实现自身的学习价值。杜光强指出，当代教育应以学习者为中心，注重独立个体的教育，应考虑到学习者本身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学习环境对不同学习者产生不同影响等因素。学习者中心的核心就是学习者，戚宏波指出学习者中心理论将教师、学习者、任务、环境等作为一个整体，学习者由传统的被动接受知识的角色转变为主动探索新知识的角色，并且在实施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活动时注意学习者的个别需求，让学习者可以依据自身的学习需求、学习进度等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进而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等。

（三）学习者中心与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内在关联

1.指导思想：学习者中心理论能更好地体现社区教育的“以人为本”原则。《意见》提出的基本原则首要就是“以人为本，坚持需求导向”。构建现代社区教育治理体系背景下的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关键在于关注农村居民对于社区教育项目的现实需求。虽然政府已经开始施行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试点，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忽视农村居民作为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将本该灵活实用的农村社区教育变为生硬枯燥的应试教育，使得农村居民参与教育活动的积极主动性逐渐降低。将学习者中心理论作为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实施的理论基础，能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和治理理念。学习者中心理论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针对学习者的情况与需求制定相应的学习任务或目标，使得学习者积极主动地探索事物，解决问题等，从而达到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因此，基于学习者中心的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能以农村居民现实的学习需求为导向，专注为农村社区内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突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推动学习型新农村社区的建设。

2.核心目标：学习者中心理论能更好地助推农村居民树立终身学习观。基于学习者中心的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核心目标是让农村居民能接受更好的社区教育并能达到政府预期的教育效果，展现“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并最终帮助农村居民树立终身学习观。以学习者为中心理论指导下的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应正确看待与接受服务者“农村居民”和“学习者”的双重身份，关注每个个体的学习需求与现实需要，让农村居民真正有兴趣参与到教育活动中，通过接受相关服务指导其实际工作，从而获得现实利益与自我价值，树立终身学习观，促进其学习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进而实现以农村居民为中心的多元效益达成。

3.实践路径：“互联网+”社区教育保障学习者中心理念顺利落实。传统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是指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与社会组织签订协约，用公共财政向社会组织支付其为农村居民提供教育服务的费用。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制设计的初衷则是基于事本主义原则，在任务驱动的前提下，用一定的知识、技能、方法对农村社区教育项目的时间、质量、成本、范围、风险等进行管理及由此建立的相关制度及运作机制，以达成或者超越项目各相关方的需求与期望，最大限度地满足相关利益主体的需求。然而，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归根结底是一项教育活动，过于利益化与任务驱动化的教育服务与公共性、公益性、大众化的教育需求相悖，偏离学习者中心理论的指导思想。教育信息化逐步走向“人人通”时代，即在教育信息化“十二五”期间所提出的“三通两平台”的“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为学习者中心的理念全面落实提供了可行路径，强调融合创新教学模式、学习模式和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模式，依托网络学习空间，逐步实现对学生日常学习情况的大数据采集和分析，信息技术的应用开始从单一的“技术辅助”走向“学习环境”的创设。而基于学习者中心的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实践路径更加重视农村居民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与学习需要，“有教无类”地向具有不同知识基础与学习需求的农村居民供给个性化与定制化的农村社区教育项目与技能，依照农村居民学习者各自的学习进度与情况提供多样化的线上线下教学活动与服务，完善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平台的建设，并根据教学活动的特性设计多元评价方式，多角度监测评估农村居民学习者对于社区教育服务项目的满意度及学习成效，充分发挥农村居民学习者的自主性，激发农村居民的学习热情，促进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良性发展。因此，“互聯网+”社区教育为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更好地践行“学习者为中心”提供了可能和保障。

三、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现实困境

农村社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依托，必将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尽管多地已开展实施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试点，但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水平。

（一）项目实施前：农村社区教育项目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

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时对购买的社区教育项目具有随意性，较少关注农村居民的需求与意愿，导致最终有可能选择不符合当地农村社区发展实际情况的社区教育项目，使得多数农村居民对社区教育项目不感兴趣，缺乏参与农村社区学习活动的积极性，造成农村社区教育活动的出勤率较低、上课效率低下等不良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浪费政府财政与教育资源。因此，在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实施前，应建立广泛征集农村居民学习需求的信息收集机制，科学民主确定政府购买的农村社区教育项目。

（二）项目实施中：农村社区居民学习者的学习体验与感受反馈不畅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是我国近年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政策，但有些政府选取的社会组织，其教学人员的资质和水平与农村居民学习者不相匹配，且不能很好地关注农村居民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感受与体验。另外，由于农村居民学习者与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反馈机制与渠道不畅，导致农村居民学习者对于社区教育项目教学实施的意见及建议得不到及时反馈。这些问题造成政府购买的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教与学效率不高、教学效果欠佳、学习者的学习获得感较低等问题。因此，在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实施中，要健全农村居民学习者的学习及时反馈机制，畅通农村居民学习者学习感受与体验的反馈渠道，加强农村居民学习者与政府、社会组织、指导教师的沟通交流，不断提升农村社区教育项目的教学实效。

（三）项目实施后：农村社区教育项目成果考评机制不健全

农村社区教育项目成果的考核评估机制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考评体系不完善。对于社区教育项目成果考评缺乏科学完善的评价指标、考评流程和考评细则。二是考评主体单一。对社区教育项目成果考核评估的主体主要是社区教育的管理者及邀请的相关专家，缺乏第三方评估机构和农村社区居民学习者的参与。三是考评内容单调。对社区教育成果考核评估的内容主要是农村社区居民学习者的考试考证情况等静态的文字材料，缺乏对社区教育项目培训教学过程中的视频等动态影像资料的考核评估。四是考评形式单一。对社区教育项目成果考评主要采用的是终结性评价，缺乏对社区教育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评估;主要采取的是材料审核的间接评估形式，缺乏对社区教育项目承办方现场汇报答辩和对农村社区居民学习者访谈等形式的直接评估。因此，在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实施后，要健全农村社区教育项目的考评机制，确保社区教育项目实施能够不断持续改进。

综上可知，针对上述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必要将学习者中心理论引入传统的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更加关注农村居民的主体需求，从而不断提升农村社区教育的实施成效。

四、基于学习者中心的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改进策略

在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农村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学习体验与学习成效的关注和监测，进而出现了诸多与落实农村社区教育政策目标相偏离的问题。因此，以学习者中心为理论基础，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

（一）健全农村居民学习需求信息收集机制

健全农村居民学习需求信息机制，利用线上线下多渠道全面收集农村居民的学习需求信息。一是利用互联网信息化平台线上采集需求学习信息，多渠道收集农村居民对于社区教育项目的需求。通过线上发放民意调查问卷，了解农村居民在实践中的真实学习需求，有利于民意数据的储存与分析，并全面广泛地了解农村居民的整体学习诉求。二是开展以政府工作人员为主、农村居民代表为辅的线下学习需求信息收集工作。在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前，通过問卷、访谈等形式到农村社区基层开展调研，了解农村居民需求的社区教育项目，并选派农村居民代表参与政府组织的社区教育项目前期调研，避免政府工作人员忽视农村居民对社区教育项目的个性需求与主观意愿，弥补线上调研收集的信息需求表面化与零碎化的缺陷，使社区教育项目考察客观公正、及时高效，并保证决策前期对于农村居民学习需求与意愿的周全考量。通过线上与线下的调研数据与信息，全面了解农村居民对于社区教育项目的需求，并最终通过农村居民代表表决，确定最终政府需要购买的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因此，针对传统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供需结构性矛盾问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多渠道全面收集农村居民的学习需求信息，线上多渠道广泛了解农村居民整体学习需求，保证农村居民学习需求信息的全面性与大众化;线下实地深入调研农村居民代表对社区教育项目的选择与建议，保障农村居民社区教育需求信息翔实准确，更具参考性和合理性。健全农村居民学习需求信息收集机制，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普遍意见与建议，突出了学习者中心的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实施目的与原则。

（二）更加关注农村居民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由于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和知识基础参差不齐，农村社区教育项目采集很难同时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结构学习者的需求，应建立健全“互联网+”社区教育学习平台，丰富农村社区教育网络学习资源，以较好地满足农村居民的不同学习需求。随着互联网普及到农村，“互联网+”社区教育的移动学习平台为农村居民进行自主学习提供了契机，有利于重塑农村社区教育生态，满足不同层次农村居民的学习需求，农村居民学习者可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调整学习进度与选择学习时间，同时也大大降低了集中授课的成本，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因此，在学习者中心的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实施过程中，政府应优先购买“互联网+”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加快推进农村社区教育平台与学习资源建设，以更好地满足农村居民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三）畅通农村居民学习者的学习感受体验反馈渠道

畅通农村居民学习者的学习感受与体验意见反馈渠道，为农村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反馈方式与平台，有利于社会组织了解农村居民学习者的即时需求，并根据农村居民学习者的反馈意见实时科学调整社区教育项目的教学计划与教学过程，进而促进社会组织与农村居民的有效交流和融合，从而提升农村居民的学习效益。农村居民学习者的学习反馈及改进策略主要包括：一是推动农村居民学习者及时反馈学习体验。在学习者中心的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实施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农村居民的学习体验，通过现场督导、满意度调查、课后访谈等方式，让农村居民学习者及时反馈学习体验和主观感受，了解其学习成效。二是根据农村居民学习者反馈意见适当调整社区教育教学计划与教学过程。农村居民学习者作为社区教育项目的直接受益人，其对社区教育项目开展效果的反馈意见对教学计划与教学过程的调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根据农村居民学习者对社区教育项目实施的体验反馈，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农村居民学习者及时协商，由社会组织专业人士或授课教师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过程，以更好地适应农村居民的学习习惯与实际需求，促进社会组织与农村居民的有效交流和融合。三是依据农村居民网络学习者的学习感受反馈调整线上社区教育资源供给。政府和社区教育网络学习资源供给方在课程结束后应发布农村居民在线学习满意度调查和意见收集信息，通过线上学习满意度调查与在线课程选修情况，梳理农村居民学习者的学习特征、学习需求和教学建议，为社区教育项目实施调整提供依据。此外，政府和社区教育网络学习资源提供方还应针对农村居民学习者的特征与兴趣、需求个性化为农村居民推荐线上课程包，全方位提升农村居民的职业能力与终身学习水平。总之，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居民在社区教育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学习体验和改进意见，及时督促社会组织改进教学，从而不断增强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实施的成效，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的学习效益。

（四）建立针对农村居民学习者的社区教育项目监测评估机制

社会组织需完善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实施的过程性评价体系。社会组织在设计农村社区教育项目时应充分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学习水平，通过模块化、项目制组织教学内容，采取讲授式、情景模拟、案例教学、实践操作、小组讨论等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强化教学效果。一是针对每次培训建立农村居民学习者的个人评价档案，定期向政府反馈农村居民学习者的学习情况与学业提升水平，并将农村居民学习者的个人评价档案作为社区教育项目终审阶段的重要参考。二是针对线上的农村居民学习者，通过完善“互联网+”社区教育平台的监测评估功能，及时收集农村居民学习者的学习地图，了解农村居民学习者学习的重点与难点。采用云计算技术对农村居民学习者进行学情评估，并预警学习困难的农村居民学习者，优化其学习策略，适时推送个性化的学习资料，并给予特殊农村居民学习者支架式线下教学，以弥补线上学习的不足。针对农村居民学习者的学习情况提供可视化学习报告，最终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实现基于每阶段学习的整体评估报告，精准预测下期培训的时间与内容。因此，建立针对农村居民学习者的社区教育项目监测评估机制，将完善农村社区教育项目过程化评价体系，有效客观地呈现农村居民学习者的真实学习情况与成果，为农村居民学习者下一阶段的学习提供参考，并使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终审阶段更加科学合理。

（五）确保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公开

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实施是一项利国惠民的民生工程，属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一项分支，要求政府由“划桨者”转变为“掌舵人”，引入市场并加入竞争机制，将具体细致的实施工作交给符合条件的、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从而使政府借助社会组织的运作，扩大政府的服务范围，强调实施过程遵循民意，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一是农村居民参与社会组织遴选。在确定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后，政府通过竞标等形式来选取合适的社会组织来承接社区教育项目。首先对参与竞标的社会组织的资质及项目设计方案进行公示;其次随机选取农村居民代表参与社会组织选择投票，并听取农村居民对社區教育项目实施方案提出的合理意见;最后对承接农村社区教育项目的社会组织及实施方案进行公示。二是农村居民监督社区教育经费使用。在农村社区教育项目竞标结束后，将政府与社会组织签订的合同细则与实际经费使用清单进行公示，以方便农村居民监督。三是农村居民全程参与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实施过程。基于学习者中心的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指导思想是以学习者需求为导向，这就使得政府在购买社区教育服务项目时需充分收集和听取农村居民现实的学习需求和改进建议，选择有价值的社区教育项目。社会组织在开展社区教育教学时要根据学习者特征、兴趣和建议调整教学计划和过程以改善教学效果，从而提升农村居民的学习效益。

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实施必须坚持以农村社区学习者为中心，始终关注农村居民个体成长与发展，其核心是保障农村居民充分参与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实施，在社区教育项目选择、实施、评价过程中体现农村居民的普遍意志，关注与尊重其学习需求、学习体验与学习效益，并确保社区项目实施的公平公正公开，调动农村居民参与教育项目的积极性，从而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能力，让农村社区教育全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杨海华，吴扬，李斌.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制的理论与探索[J].职业技术教育，2019，40（33）：38-43.

[2]周翠萍.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内涵、类型与展望[J].全球教育展望，2010（8）：72-77.

[3]虞维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非营利组织的冲击分析[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6（4）：46-51.

[4]孙健. 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D].中共广东省委党校，2012.

[5]梁梓康，潘志方.多中心治理：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新模式研究[J].乡村科技，2018（19）：10-13.

[6]曹麟.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项目中的对策与建议——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J].价值工程，2017，36（5）：50-53.

[7]高小泉，程宇.后单位制时代社区教育的困境及对策研究——基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视角的分析[J].云南开放大学学报，2015，17（3）：6-10.

[8]程仙平.政府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理性思想和策略选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16（6）：117-122.

[9]霍力岩，高宏钰.当代西方教育学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0]方明.陶行知教育名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11]杜光强.人本主义教育理念对当代教育的启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24（1）：1-4.

[12]戚宏波.学习者自主的理论溯源[J].山东外语教学，2002（5）：83-86.

[13]顾小清.从辅助教学到重塑生态：教育信息化发展之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