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素质教育论文范文

农民工素质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总体规模较小、内容落后、组织方式滞后、师资队伍短缺的问题。网络远程教育的开放性、丰富性、交互性、共享性及新生代农民工对电脑、互联网的持有率为其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性。网络远程教育必须从理念、内容、方式、师资、保障机制等方面完善自身，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健康发展。

关键词：网络远程教育；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策略

一、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

“十一五”时期以来，我国加大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力度，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和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1.教育培训的总体规模较小

由于我国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投入有限以及教育培训信息获取渠道不畅，农民工很难获得由政府主导的教育培训。而农民工自身又财力不足，难以支付非官方的教育培训的费用。种种原因导致接受过教育培训的农民工人数非常有限。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调查，大体上有六成外出的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

2.教育培训内容落后，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内容落后，与职业市场对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不适应，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不适应，也与新生代农民工对知识、职业技能的要求不适应。教育培训手段多为集中的面授；教学上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轻实践技能的培养，使得农民工学员感觉学无所用。

3.教育培训的组织方式滞后

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培训模式已难以适应当前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需要。国家虽然反复强调政府统筹、行业组织和各有关部门协调合作落实好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统筹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国家、各级政府下达培训计划后，有关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动员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教育培训的内容脱离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农民工参与热情不高，造成教育培训资源的浪费。

4.教育培训师资队佰短缺

目前，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师资主要来自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大专院校的教师，以及各企事业单位的专业人才。由于缺乏专业化的队伍和相应的资格准人制度、激励制度，农民工教育培训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难以得到保证。

5.教育培训监管存在漏洞

由于政府出台的有关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政策和制度存在漏洞，导致各地相继出现一些涉及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违法乱纪现象。比如，培训机构乱搞虚假培训资料，骗取财政补贴；政府管理人员参与培训，管理控制不严；培训学校投机取巧，对培训农民工应付了事。

二、网络远程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对电脑、互联网的持有率为网络远程教育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了可能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收人水平的提高，他们对电脑、手机的持有率不断上升。据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对浙江、安徽、江苏、广东、贵州、河南、四川等7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近100％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手机，很多人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脑。这为广大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网络远程教育和培训提供了可能。

2.网络远程教育的特性为网络远程教育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了可能

(1)开放性。网络远程教育的开放性大大扩展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规模。只要具备了上网的条件，所有农民工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求学习任何课程。网络远程教育的低成本，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规模的扩大。(2)丰富性。网络远程教育通过将文字、图形、声音、动画及其他多媒体教学软件有机融合的形式，对学习内容加以描绘，增强了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和趣味性。图文结合、声情并茂的教学方式，使平淡枯燥的学习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充分调动了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3)交互性。网络远程教育中互联网作为一种强大的交互性媒体，有多种技术支持网上交流。教师和农民工学习者之间、农民工学习者之间可以选择实时或非实时的交流方式，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交互方式，如BBS、QQ、聊天室、E-Mail等。(4)共享性。互联网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资源库，其中包括许多可以直接为教学服务的信息资源，能够为农民工学习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满足他们不同的学习需求。

三、网络远程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重要性分析

网络远程教育因其教学环境的开放性、学习的主体性、教学的交互性等优势，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对知识和职业技能的渴求，有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而改变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弱势地位。

1.网络远程教育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有强烈的需求。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9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继续学习，他们对文化、专业知识有极强的探求欲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在学校全日制教育尚未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的情况下，网络远程教育为新生代农民工探求新知识、发展职业技能提供了可能。灵活的教学服务、即时的教学反馈、互动的教学方式满足了新生代农民工知识学习和技能获得的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网络远程教育资源，进行自主学习。

2.网络远程教育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的需要

美国成人教育家马尔库姆·诺尔斯(M,Knowles)指出，成人的学习内容是受变化着的社会任务制约的，其学习是为了当前的使用。新生代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一个最直接的动机，就是工作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教育与培训中求得一技之长，从而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找到“满意的工作”，立足城市。因此，工作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是新生代农民工所看重的。现代网络远程课程设置重实际应用而淡理论基础的发展趋势，恰好满足了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和融入城市生活的需要。

3.网络远程教育能够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和学习的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都就业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多地处城市郊区，交通不便，而且劳动强度大，经常加班加点，缺乏休息时间，参加教育培训委实不方便。据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1天，平均每天工作9.2小时，最长的每天工作达14.5小时，每周工作101.5小时。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教育培训。网络远程教育学习空间、时间的灵活、便利，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根据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合理地安排学习，有效地缓解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和学习的矛盾。

4.网络远程教育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由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学习背景、学习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个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他们对学习内容、时间、进度、方式等方面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网络远程教育个别化的教学方式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需求。网络远程教育不但在学习内容和进度、考试、教学实践环节等方面，为不同学习类型的学习者提供不同的指导策略，而且还能针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学习困难等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总之，网络远程教育能够保证农民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自主学习，提升自身的素养和职业技能水平。

四、网络远程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发展的策略分析

网络远程教育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需求，为其提高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提供良好的平台；同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开展网络远程教育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可能。然而，从网络远程教育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服务的现状看，网络远程教育任重道远，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1.以人为本，树立网络远程教育理念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是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开展的。这种教育培训模式具有明显的“计划性”，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应当树立以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者的需求为本、以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者的发展为本的理念。网络远程教育不但要以“低收费、低起点”让每一个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培训，而且要让每一个有着不同目的和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参与教育培训实现其愿望和目标。网络远程教育的学习目标、学习方式、学习内容等的选择，都要以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者的需求为本，给他们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

2.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网络远程教育内容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内容脱离实际，新生代农民工被动地接受与自己从事职业不相关的培训。由于通过培训获得的知识、技能无法真正运用到工作中去，新生代农民工对继续参加教育培训持怀疑态度。网络远程教育要增强吸引力，就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出既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又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保持一致的教育培训的内容。网络远程教育的管理者和实施者只有深入企业一线，深入新生代农民工聚居地，贴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了解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和培训的需求，才能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相应的教学内容。课程的开发、专业的设置都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要增加市场需求量大的课程和培训项目，取消那些不适应市场需求的课程和培训项目。

3.以学习者需求为导向，采用灵活的教学管理方式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需求十分强烈，然而繁重的劳动使其无暇接受教育和培训。因此，网络远程教育要以学习者需求为导向，采用灵活的教学管理方式。在课程的选择上，允许学习者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自由选择所要学习的课程。在学制上，网络远程教育采用弹性学制，允许学习者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也允许学习者利用晚间和节假日等业余时间学习。总之，以学习者为导向的教学和管理方式，就是要尽可能地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和培训提供便利。

4.以师资为保证，提升教育和培训质量

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能够胜任农民工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师资队伍是搞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前提条件。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人数多、门类广的特点，网络远程教育机构可以通过广泛宣传，吸引教育培训机构、高等学校、科研单位、社会团体等部门和单位的教师，以及各行各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精英，参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最终形成一支以专职人员为骨干、以兼职人员和志愿者为主体的适应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需要的管理队伍和师资队伍，从而保证农民工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质量。

5.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农民工教育培训保障机制

农民工教育和技能培训保障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部门强有力的推动。政府不但要加大对网络远程教育的投入，为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接受教育培训机会，而且要承担起宣传和监管的职责。政府部门向社会宣传政府补助农民工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动远程教育机构、用工企业、农民工积极参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和城市适应问题。政府还要通过完善制度措施，加强对农民工教育和培训的监督管理。政府要牵头组织相对独立的教育评价机构制定相应的标准，对网络远程教育机构的培训资质、培训水平、培训课程等进行评价和监督，以确保农民工教育和培训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农民工培训实态及其“十二五”时期的政策建议[J].改革，2010，(9)：74-85.

[2]董碧水,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四大困境收入比老一代低[N],中国青年报,2011-11-16.

[3]杨圣华,浅谈网络教育优势及其发挥[J],中国远程教育，2002，(12)：37-39.

[4]刘俊彦,新生代——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5,

[5]刘奉越,移动教育：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新路径[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9，(2)：37-39.

[6]俞玲,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就业状况调查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调研世界,2010，(8)：39-40,

[7]方翰青，谭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现状分析与远程职业教育作为[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1，(4)：72-75.

[8]臧娜,移动学习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的应用初探[J],职教通讯，2011，(7)：41-44.

【基金项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1年度研究课题(编号：L2011D037)】

【张梓英：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农民工素质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AGIL”模型是一种用于分析社会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理论范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发展要素的诠释。农民工教育培训属于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通过借鉴“AGIL”模型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对于经济社会需求适应性差、培养目标单一、相关规范制度践行力不够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基于“AGIL”模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实现路径包括：提升供需双方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明确供需双方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目标；促进供需双方与中介机构的有机整合，加强制度与文化建设。

关键词 “AGIL”模型；农民工教育培训；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一、问题提出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三类就业难群体，分别是大学生、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就这三个群体而言，大学生接受的正规教育最多，人力资本中的知识积累较丰富；下岗职工具备一定的经验和技能，人力资本中的技术沉淀较丰裕；农民工在以上两方面都比较欠缺，因此其就业状况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我国的城乡差距仍然巨大，这就需要确保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实现就业难群体的脱贫致富，从根本上实现以城乡融合与均衡发展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产业，产业的活力在优化，优化的主导则需要落实在生产要素，而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唯一活要素。作为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主导要素，无论是继续坚守城市从事二三产业，还是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背景下返乡创业，农民工人力资本普遍欠缺，市场议价能力较差，就业存在严重的内卷化现象。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劳动力的标准化需求与农民工群体劳动力贫瘠化供给之间的不对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通过为农民工提供合适的教育培训机会，提升其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使结构性人力资本供给质量全面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求职技能具有非常明显的行业特征，替代性较差，无法实现素质就业，这种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人力资本就业质量提高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作为人力资源的农民工如何实现高质量就业，其关键点在于要实现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的均衡匹配[2]。虽然非技能型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满足非技能型工作的要求，但是其可以通过相应教育培训成长为技能型劳动者。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大环境下，如果劳动者自身行业技能无法通过适当教育培训与劳动岗位实现良好匹配，或者无法通过教育培训实现行业间的适度转移，将会降低这一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增加其失业率。因此，我国劳动力市场有必要建立规范的、有针对性的劳动力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对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专项指导，通过增强农民工职业技能降低其失业率，提升农民工的工作匹配效率，最终实现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现实的教育培训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以最迅速有效的方法实现农民工“获取教育培训信息”与企业“提供合适岗位”之间的高效衔接与反馈，通过克服劳动力市场人职匹配时滞问题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效用最大化，使农民工群体成长为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人力资本支撑，在解决这一问题上，“AGIL”模型值得借鉴参考。

二、“AGIL”模型内涵解析

1953年，作为结构功能主义领袖人物之一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了名为“AGIL”的社会学模型，用来对功能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该模型设定任何行动系统都必须满足四项基本功能要求，即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功能（Goal）、整合功能（Integration）和维模功能（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3]，简称“AGIL”模型。“AGIL”模型指出，一定的价值体系会通过影响行动者的主观取向导致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结合，而不同要素间的结构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可以维持系统生存并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虽然“AGIL”模型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但并不妨碍其在关于社会系统研究中的充分应用。

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理论诠释，“AGIL”模型中的适应功能主要是指任何系统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为了可以生存发展下去，系统中的各要素必须通过各种手段适应环境，进而使环境对自身产生更大的包容性，并且从环境中获取所需资源。目标功能则是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系统各要素明确自己的目標导向，不断培养自己的技能并把其内生为能力实现系统目标。整合功能是系统中的各要素需要相互联系，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通过相互作用成为一个可以发挥“1+1>2”作用的整体，实现系统功能。维模功能则是在整合系统各要素的基础上，通过持续调整自身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以保证系统正常运行。以上四种功能构成了社会系统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任何社会系统都必须服从以上四种功能，如果要取得均衡和维持这个系统继续存在，它们必须得到充分满足。”[4]同时，以上四种功能反映了有机体的系统与有机体的某种需要之间的相互联系，彼此之间紧密关联、相辅相成[5]，为研究不同层次行动系统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农民工教育培训无疑属于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因此可以运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AGIL”模型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的适应、目标、整合和维模功能的情况进行分析，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三、“AGIL”模型视角下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对就业环境适应性差

由于农民工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与之对应的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无疑构成了社会系统中比较独立的子系统，农民工教育培训以外的所有社会因素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环境。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适应功能主要体现为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相应社会环境的主动协调性，其发展方向应该是一个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较为稳定的开放系统。农民工教育培训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具体表现为通过教育培训，农民工可以成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获取报酬，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实现稳定就业及产业融入，进一步推动现代化的发展。目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明显增加，这就不可避免造成了高技能劳动力供求缺口日益加大及劳动力市场技能回报不断上升。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的数量、质量和结构都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也就无法达成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数量方面，随着传统“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农村新增人口的数量会呈现绝对下降趋势，这会在无形中减少我国人口基数。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也出现明显萎缩，其中农民工占了很大比例，意味着劳动力整体的供给状况不容乐观。正是由于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把传统人口密集型增长方式转变为技术密集型增长方式，这就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而言，教育培训无疑是最佳选择，但现实是我国参加教育培训的农民工数量不容乐观。2016年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28171万人，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占32.9%[6]。以上数字反映了我国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人数比例较低，覆盖面较窄，无法实现农民工全面享受教育培训带来的现实成效和潜在收益。

在质量与结构方面，我国农民工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技能素质欠缺，人力资本禀赋不高，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就业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其中文盲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6.4%[7]，农民工文化素质低不可避免被禁锢在体力型劳动层面，无法实现技能型劳动就业。而对企业的调查显示，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2.45、2.11和2[8]，结构上的矛盾再次凸显，同时意味着农民工无法满足企业对于劳动力的现实需求，也就不可能实现其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宿感的延伸、由忍耐坚持向追求权益平等的延伸，更无法企及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自我价值的延伸。总体来说，文化素质低下，相应教育培训缺失，或者接受的教育培训与社会需求结构脱节，就业信息不对称，社会需求无法及时反馈到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中，再加上社会与企业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不够重视，造成了农民工职业技能缺乏，无法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新兴业态发展需要，也就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造成劳动技能层面的结构性失业。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不明晰

设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并且努力达成是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前进方向，目标功能强调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与经济的顺利接轨，满足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具体来讲，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应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类型而变化，是对农民工提出的特定要求，也是教育培训目标在农民工能力提升方面的具体化。规定农民工职业水平的发展方向，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环节起着根本导向作用，是农民工教育培训活动实施的预期结果和归宿。国际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中人力資本的重要性高于发达国家和富裕人口[9]。这也就意味着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通过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来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目标功能需要注重教育和培训两个不同层面的目标设定：农民工教育不同于大众教育，是以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为受教对象的特殊教育，更加侧重于在已有普及教育基础上的特色习得。这一特征要求教育内容必须与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对农民工的生产生活起到积极作用，内容浅显易懂以便于吸收；教学方法应多样化，侧重社会式的教育方式；教育时间与农民工休息时间相符；教育地点最好选择在农民工聚居地，布置要干净、整洁，配备基本的桌椅及教学所需资料和设备。相比教育而言，作为另外一种人力资本获取形式，培训是指劳动力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对特定技能的习得过程。在微观层面，农民工培训强调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工进行的不同层面的岗位培训，通过高质量的适用性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总体来看，农民工教育更加倾向于农民工发展层面的习得，而培训层面则更加接近农民工生存层面的需求，其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见图1。

根据图1，农民工在参与劳动力市场过程中的职业化进程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基础教育层面、职业培训层面和职业教育层面，这三个层面依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满足农民工人力资本自身不同层面的需求。在基础教育习得的基础上，农民工培训可以满足这一群体生存层面的现实需求，而农民工教育与其发展层面相对应。教育和培训是两种目的和内容不一的活动。教育是提供和获得一般知识的手段，主要用于获得今后个人职业适应和发展的基础知识与职业技能，农民工教育则是在了解农民工现有文化知识水平基础上，以提高其知识水平和城市适应能力为主要任务的教育，所以此类教育应该是成人教育，强调补偿教育，让这一群体学习必要的文化知识。培训更加侧重于提供和获得专门性劳动技能的手段，用于提高受教育者目前持有职业的技能，一般是非学历性的，农民工培训更应该注重实用性。因此，十分有必要在长线教育与短线培训结合的基础上，构建符合农民工特征的教育培训系统。

（三）供需双方整合未达成效用最大化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在农民工教育培训领域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教育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农民工教育培训必须面对且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民工教育培训资源主要分为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三方面。人力资源是农民工教育培训中最珍贵的资源，也是最具有能动性的资源，其整合涉及到各主体在教育培训目标设定上趋于一致，在此基础上使教育培训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提高教育培训绩效。由于农民工教育培训产品性质既属于私人产品，同时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导致农民工教育培训涉及主体广泛，既包括农民工自身，又包括政府部门、用工单位和职业培训机构等[10]。要想实现整体效用最大化，就需要各教育培训主体在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博弈各方反应趋于一致，避免造成资源浪费或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充分发挥稀缺资源价值。经济资源主要指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各类基础设施和运作经费，其整合需要在政府财政和企业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社会捐助，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走出一条切合实际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发展道路。社会资源主要指农民工教育培训活动中为了实现自身目的所需要具备或可供利用的一切条件，具有地域性、结构性和功能性等特征。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而言，特定的社会资本存量和结构要求相关主体通过建立若干关系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以期达到目标最优化，实现教育培训的初衷。

（四）制度规范与文化氛围缺失

维模功能主要强调文化对系统的稳定作用。在农民工教育培训过程中，用工单位的企业文化和规范制度等因素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起到维持功能。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的全体员工共同的精神、观念、风格、心理、习惯等的总和，具体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面，其中以精神层中的价值观念体系最为重要。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凝聚功能，一旦形成，就会对其成员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并具有延续性。相对于柔性的企业文化，规范制度比较刚性，并且带有强制性。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庞大复杂，要有条不紊地推动其前进，不能离开潜在模式维持功能的发挥，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可以被看做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演进的动力机制[11]。当前，许多企业并非系统性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或是文化建设过程不够系统化，各类相关规范制度也不够完善，潜在模式维持功能日渐式微，制约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发展。因此，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企业的锐意进取和开拓创新，需要构建并维护系统合理的文化与制度。

四、基于“AGIL”模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发展对策

（一）提升供需双方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菲利普·库姆斯（Coombs.P.H.）认为，由教育体制与周围环境变化不同步造成的供需双方之间各种形式的不平衡才是真正的教育危机[12]。农民工教育培训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结构方面都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不协调，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经济社会进步。因此，平衡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适应功能的基本要義。目前，我国经济社会需要一支水平高、素质全、职能优的工匠队伍，通过教育培训使农民工具备以上工作能力不仅可以缓解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使两者达到平衡，而且也可以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密切联系互动，使这一劳动力群体始终保持对于经济发展的敏感性，紧跟社会前进步伐，适应社会环境动态变化需求，在不断进步完善中保持适应性平衡，这也是农民工教育培训适应功能提升的未来方向。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作为劳动力市场信号的工资和就业数量等一系列指标，应该成为农民工教育培训内容安排和结构调整的主要依据[13]。只有在不同信号提示下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作出及时反应，才能使农民工适应新经济形势发展需要，使教育培训发挥应有功效。

同时，农民工教育培训又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独立有机体系，享有高度自主性，其功能提升取决于教育培训内容与形式的与时俱进。因此，十分有必要在提升农民工教育培训适应功能方面采取适当措施：一方面，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农民工教育培训主体的职责，保证各主体间信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建立统一和谐的教育培训机制，更好地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统一明确且井然有序的体系指导。另一方面，加强信息中介结构设置，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信息互通渠道，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教育培训空位，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关于社会需求的及时信息，进而有目的地提升农民工用来适应社会的各种技能。此外，还要建立一种市场信号生成机制、传导机制、调整机制和需求导向型的教育培训体制，使得这种体制既符合教育培训发展一般规律，又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实现教育培训的功能借鉴与本土化融入。

（二）明确供需双方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目标

在科学合理的目标设定前提下，努力达成这一目标是农民工教育培训必须践行的方向。目标功能主要体现在农民工教育培训目的方面，强调农民工教育培训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教育培训成果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在制定教育培训计划上应当充分考虑农民工的个体差异性，针对不同资源禀赋进行分层次、分类型甄别，使教育培训内容在兼顾公益性与满足市场需求前提下具有强针对性，培养符合产业要求的产业工人和技能工人。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目标功能需要根据新形势制定出新的实施方案。在我国由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既要强调技术密集程度，又要照顾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特点和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这就需要在教育培训实践过程中紧密结合行业需求，针对情况各异的企业现状与农民工的不同层次，制定差异化的教育培训方案，提高实际操作技能。在此过程中，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农民工教育培训主体，既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层面，也涉及到农民工自身。所以，在进行目标功能维护时，应根据主体自身客观条件差异性而有所侧重，如政府和社会层面可以侧重于农民工发展层面的教育，相关企业和农民工自身可以倾向于生存层面的培训，这样，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相结合，有的放矢，可以使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功能的实现事半功倍。

（三）促进供需双方与中介机构的有机整合

农民工教育培训功能的改善，关键在于加强人、财、物三方面的协调性和凝聚性。首先，提高农村教育质量需要高质量的教师和培训师，要求学校、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以及用人单位这些提供教育培训的主体自身师资力量过硬，对农民工进行系统全面的职业知识、技能、态度和思想道德教育，为农民工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下良好的知识文化基础，最终实现自身价值。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需要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制定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内容，使农民工具有以就业为导向的一技之长，并且最终实现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后，农民工是教育培训过程中最具有积极主动性的主体，应在自我判断基础上辨别劳动力市场所需人力资本技能，通过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完成自身人力资本积累，以期与企业人才需求实现无缝对接。

农民工教育培训整合功能的经济资源方面，应注重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有效保证，摒弃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承担主体的模糊性，使这项工作落实到实处。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共青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社会资源层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网络达成信息共享，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浪费。在以上各项资源内部有效整合的基础上，三项资源相互间也应该互通有无，协调配合，以期发挥“1+1+1>3”的资源整合优势。

（四）加强制度与文化建设

农民工教育培训维模功能体现了意识形态、精神氛围与规范制度等文化因素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作用。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顺利实施和发展有赖于维模功能的有效发挥，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瞬息万变，其内在不稳定性导致系统功效的发挥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要求农民工教育培训过程在维持的基础上进行优化，突破传统观念束缚和保守思维定势，进行开拓创新，使这一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

农民工教育培训维模功能的发挥，需要加强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教育培训中文化因素的建构，尤以职业道德和企业文化为主。除了通过长期训练和短期培训得以传授行为模式之外，农民工职业还体现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14]。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得有自己的伦理”[15]。因此，职业道德建设至关重要，可以自发地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使农民工这群特殊从业者具有较强的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企业文化的形成其实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从“无力文化”到“强势文化”的发展过程[16]。企业是农民工的雇主，应该丰富农民工的娱乐、文化生活，积极倡导企业家精神，从长远眼光出发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消除各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使农民工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农民工职业文化的营造需要教育培训长远的战略目标、健康的价值观念和合理的运行机制，营造的核心在于创新文化培育。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创新文化构建应该把创新精神和理念有机融合，完成创新文化架构，确立农民工创新文化的发展目标，深化对农民工教育培训规律的认识，营造创新文化的良好氛围，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健全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实现从观念引导到行动实践的跨越，使农民工教育培训向着不断开拓创新的方向前行。

基于“AGIL”模型的适应功能、目标功能、整合功能和维模功能，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实现路径见图2。

无论是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市场主体参与度都很高。参照“AGIL”模型中的适应功能、目标功能、整合功能和维模功能，如何从新产业、新业态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通过提升自身职业能力尽快适应市场变化，积极参与到三大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契合，农民工教育培训给出了启发性答案。

参 考 文 献

[1]高哲理.农民工工作搜寻行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

[2]刘渝琳，熊婕，郑效晨.异质性劳动力与岗位的匹配研究：基于纳什均衡对我国失业与用工荒问题的解读[J].管理工程学报，2016（2）：56-63.

[3]孙立平.社会学导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78-79.

[4][美]帕森斯.经济与社会[M].刘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6.

[5]韩俊.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104-105

[6][7]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16-07-21）[2017-10-10].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_402801903.htm.

[8]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16年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jiuye/gzdt/201610/t20161027_258227.html.

[9]Psacharopoulos， G.1984.Contribution of Educ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M]//In： Kendreck， J.W.，e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roductivity and Causes of the Slowdown. Cambridge， Ballinger： 335-360.

[10]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课题组.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多主题博弈分析[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44-147.

[11]Xiuli Yang.Order-orien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Migrant Labors during China’s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C]//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Design and Contemporary Education[C]. 2017： 697-699.

[12][美]菲利普·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M].赵宝恒，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6-37.

[13]蔡昉，都陽，高文书，王美艳.劳动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6.

[14]李强.职业共同体：今日中国社会整合之基础——论“杜尔克姆主义”的相关理论[J].学术界，2006（3）：36-53.

[15]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99.

[16][美]弗雷德.鲁森斯：组织行为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137.

Key words AGIL model； system；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evelopment analysis； innovation

Author Yang Xiuli， lecturer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农民工素质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用什么方式来填补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精神空白和文化真空？聊天、打扑克、睡觉、赌博、看黄色书刊、到网吧打游戏等，屋外是繁华的都市夜色，屋内却是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有学者走访了多个个建筑工地，发现许多农民工蜗居在狭小的“工棚”里，他们全部的业余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虽然他们身处城市，却离城市的精彩很远很远。要说农民工受歧视，最大歧视莫过于文化和教育的歧视。[1]可以说，农民工在城市似乎被主流文化所遗忘。

农民工的生活寂寞，农民工的文化贫困，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更是匮乏，城市应给予农民工以更多的人文关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农民工所居住的街道社区应该关心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应该像关注常住居民一样关注他们，要主动组织他们参与社区的文化活动，在改善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的同时，也让农民工为社区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于是，城市社区图书馆纷纷崛起。

社区是指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进行特定的社会活动的区域。也就是说社区是具有一定数量居民（包括农民工）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且具有一定认同性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2]那么社区文化维系力靠的是什么？社区图书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今天，我们党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和谐社区”反映的是社区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协调、完整和合乎规律的存在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谐社区”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自然舒适而且秩序井然的居住环境，和谐文化是和谐社区的重要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最突出的体现在社区和谐文化的建设上。

社区文化具体标志之一就是社区图书馆的建设。这是因为，社区图书馆的功能具有整合社区文化，丰富社区生活，弘扬社区精神，培植社区新人的作用。农民工在社区图书馆中，受到拥有其社会文化体系，并通过这个体系得到城市中最重要的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熏陶。因此，高度重视社区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对于社区农民工在人的社会化方面，尤其是在农民工的补偿教育方面将发挥积极重要作用。

社区图书馆蕴藏着科学知识和理性的思维，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教育农民工知规、守法，引导农民工的行为取向，是农民工补偿教育的重要载体、休闲教育的重要基地、继续社会化的重要场所。随着社区图书馆功能的日益完善，农民工补偿教育模式建构日趋成熟。社区图书馆作为社区农民工“补偿教育的学校”，在构建有效的农民工教育模式与教育策略中，在农民工补偿教育中，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正在发挥重要的功能。

一、社区图书馆是农民工补偿教育的重要载体

农民工补偿教育，必然要依托一定的载体，即需要有完成补偿教育工作所借助的工具。补偿教育载体包括社区的组织载体、物质载体和活动载体。从社区三大载体的内容来看，社区图书馆是社区教育的重要载体，因为，无论是在组织还是在物质或活动的载体功能上，社区图书馆都可承担起社区农民工补偿教育的重任。

第一，社区图书馆作为社区农民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陶冶思想品德情操的重要文化教育机构，其所具有的公益性文化教育性质在社区内对农民工将形成一种向心力，吸引着农民工到社区图书馆馆活动。社区图书馆建在基层，贴近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加上社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同时又是社区工作者，他们凭借着便利快捷的借阅优势和社区的亲和力，更受到农民工的接受和喜爱。因此，通过社区图书馆进行农民工的补偿教育是比较合适的。

第二，社区图书馆具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是农民工利用文献信息资源、开展阅读与活动的好场所。社区图书馆是重要的信息情报搜集、整合、发布机构。社区图书馆从城市图书馆以及高校图书馆联盟体系中获得书刊、电子文献乃至器材设备等更多的资源补充，从而使社区农民工的补偿教育资源有如活水源源不断。

第三，社区图书馆的“助教”机制可以为社区农民工的学习活动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传统的图书馆教育是通过提供相关的文献信息资源以及相应的服务手段来帮助教育对象完成其学习。随着农民工教育与学习社会化理念的提升，社区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也在扩大，社区图书馆的功能也在拓展。社区图书馆除了提供教育资源以外，还以文献检索工具作为农民工提供特殊的“助教”工具，以文献存取服务形式为农民工提供“助教”服务，并以读书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影响农民工情操陶冶、身心修养和人格完善。[3]

二、社区图书馆是农民工休闲教育的重要基地

21世纪是工作与休闲融合的世纪。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休闲内容越来越丰富，休闲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休闲的要求越来越高。

开展农民工休闲教育，是指导农民工有效利用时间，提高休闲品质的教育，从而引导农民工如何科学地安排休闲生活、体验生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区图书馆是社区重要的文化设施，是弘扬优秀社区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农民工提供休闲教育的重要基地。目前，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图书馆面临新挑战和新机遇。现代社区图书馆的任务就是要让走进图书馆的每个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社会文化资源和人类文明成果。[4]

“休闲”观已经开始渗透到农民工群体，“闲暇教育”成为农民工的必然选择。如闲暇时间多了，农民工在享有“闲暇”的同时，却又发现拥有“闲暇”并不全是惬意，也有无尽的迷茫，并相应地引发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可见，休闲教育意义重大。早在1918年，美国就相当重视闲暇教育，把闲暇教育列入中学教育目标之内。闲暇教育的目的在于系统地培养闲暇的情趣，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提高对闲暇生活水平的自我规范、自我决断和自我评价能力。

社区图书馆藏书多样且丰富易懂，服务方便且灵活，有利于满足农民工消遣、休闲、娱乐的需要，他们可以从中及时了解国内外时事、政策、法规，进而达到开阔视野、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社区图书馆的闲暇教育多种多样、生动有趣和充满活力。如职业培训、读书演讲、知识竞赛、书画展览、美育讲座、生活常识宣讲、劳动技能比赛、网络道德教育、新书点评、作品鉴赏、学术交流会等，这样才有助农民工个性自由充分地发展，培养他们广泛的生活情趣和鉴赏水平，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提高他们的社区认同感，提高他们城市的适应能力，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他们的思想情操，加速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5]

社区图书馆在开展文化休闲活动的同时,还可以组织专题休闲俱乐部，如“园艺俱乐部”、“集邮俱乐部”、“文学俱乐部”、“电脑爱好者俱乐部”、“英语学习者俱乐部”等，帮助农民工以书会友、以兴趣会友，为农民工提供一个与城市市民互相学习交流、共同提高生活质量的文化空间。[4]

三、社区图书馆是农民工继续社会化重要场所

社区是由全体生活在这个社区的人组成的，社区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离不开个体——人的参与。反过来，人都是生活在社区之中的人，人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又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社会学考察这样一个问题，即人是如何从一个生物体成长为一个社会的人？个体的人格和角色技能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如何将一个社会人培养有利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人格角色。这就是人的社会化问题。[6]因此，社会学认为，人一生下来，作为自然人或者说是生物人，如何让其成长为社会人，就需要一个社会化过程。社会化就是指作为个体的生物人，通过社会交互作用，学习社会文化，参与适应社会生活，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农民工进入城市，就必须面临一个融入城市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或称发展社会化指的是农民工为了适应城市工作与生活所提出的角色要求而进行的学习过程。也就是说，农民工在进行补偿教育中，一方面继续学习和掌握原有的社会知识，另一方面不断学习现代工业技术和城市生活方式。

社会化需要一定的条件，离开这些条件，即使具备了生物条件的人类个体也不能成为正常的社会化人。社区图书馆正是农民工继续社会化的桥梁。社区图书馆是社区文化的载体，是传播先进文化、提高市民素质的重要阵地，凭着它所珍藏的知识瑰宝，将以极大的社会渗透功能，造就农民工健康的心理人格，改善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因此，社区图书中蕴藏着科学的知识和理性的思维，能引导农民工知法、守规、依法办事，这一切都是维系城市社会安定的巨大精神支柱；社区图书馆为农民工提供知识援助，提供学习和获取信息的机会，引导农民工的行为取向，使他们展现人生价值尊严，真正成为城市社区平等的一员。遵循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服务理念，是新形势下社区图书馆向现代社会图书馆转型的指导思想。关注农民工，为农民工提供图书借阅环境，弘扬社区文化，营造社区和谐氛围，塑造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现代思想和科学技术成果相融的知识空间，从而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智力支持，是时代赋予社区图书馆的新任务。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图书馆信息研究所）

参考文献：

[1]谢建社.社区区工作教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21.

[2]谢建社.新产业工作阶层——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5.154.

[3]在创建学习型社区中发挥社区图书馆的教育功能[EB/OL].www.writehome.cn/html/200511/35603.html 14K 2006-5-12.

[4]徐双,等.中国人休闲观与图书馆休闲功能的开发[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6(16):139-141.

[5]冯长美.社区图书馆建设探讨[J].图书馆学刊,2005.(4):131-132.

[6]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5.81.

农民工素质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生活在城市中,如何保障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益,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时期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本文对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及其成因作了分析,并对如何改善民工子女教育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城乡二元结构 教育公平 教育均衡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农村和农业,走向城镇,逐渐产生了“农民工”现象和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大批的农民进入城市,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民工潮”。上世纪90年代后,第二轮“城市移民”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流动人口外出打工日渐出现“家庭化”趋势。许多人不再是孤身漂泊,而是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拖家带口地迁移。然而,这些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儿童的生活状况却不容乐观,他们始终和父母一样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已成为流动大军涌入城市后日益突出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

1.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现在国家解决的方法是以留入地政府为主,以公立学校为主,但是这些办法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并不容易得到贯彻执行。政策执行难,户籍制度和高昂的借读费等条件,使得这些农民工的子女只好在民工自己办的学校里就读,因这些软硬件条件都不合格的学校和诸多方面的因素,农民工的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分级负责,分级管理”。实践中,城市适龄儿童的教育费用基本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费用则由乡镇人民政府以教育统筹的形式向农民征收。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后,由于交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民工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而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当地政府也只对本地学龄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负责,农民工子女在城里接受义务教育成了大难题。即使接受了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农民工的子女上大学更是一个大难题。以目前教育产业化的现状,每年上大学的费用起码要一万,这对于漂泊在外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很难承受得起的数目。

2.农民工子女学校的难题。农民工子女大都在自己办的学校,这些农民工子女学校自身存在诸多难题:一是学校问题。首先,民工子女学校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它的存在属于非法地位。当地很多部门都会来找它的麻烦,责令其停止办学。所以学校的存在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搬迁的经历。其次,学校设施不足,校舍紧张最为明显。校舍场地全部由办学者自行解决,大多租用民房。教室和活动场地大多显得过于狭小,自然采光条件与标准有相当大的距离,有的教室严重超荷。最后,学校各层面的管理比较紊乱,管理职责无分工,基本职能由校长包揽,但教师教学与学校管理职责基本分离。有的管理者既无教学经历也无管理经历,师资来源比较杂。二是生源问题。这些学校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学生生源的流动性,这就使得招生成为学校的头等难事。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有些农民工价值观念转不过来,对子女的教育不是很重视。即使重视也因为家庭经济的困难打消了让孩子上学的念头。所以,农民工自己办的学校招生难度很大。另外,由于农民工生活的不稳定,常常会变换居住地,所以农民工子女也常常换学校。三是收费问题。民工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他们微薄的收入有时连子女的学费都付不起。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时都跟学校商量暂时不交费以后再补交。就这样,这些学校都普遍存在着学费收不回来的难处。四是师资问题。限于经费问题,学校给教师的工资很低。这样的薪金标准下,一般教师根本不可能“光临”这些“破烂”的学校。

3.农民工子女的健康安全困境。健康不仅是生理的,也包括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生理健康上,由于经济困难,农民工子女本身营养就不容乐观,农民工又无法或几乎不能给孩子提供医疗保险,当孩子们生病的时候也是往往不能上大医院看病。农民工子女的生理健康受到了威胁;在心理健康上,农民工子女多来自偏远的乡村,经济条件较差,物资,精神生活都相对贫乏。而随父母进城后,他们普遍感到城里生活的巨大反差。又加上经常变换居住地,生活的不稳定以及缺乏关爱和沟通,往往容易产生自卑,暴躁冷漠,戒备心理较强。对健康成长十分不利。关于人身安全困境,许多农民工居住环境相对复杂,对于大城市的治安形势又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往往因为忙于生计,经常让孩子自己玩或托付给不熟悉的人员代管。孩子年幼无知,自身防范意识差,使得一些不法分子乘虚而入,给未成年儿童造成不应有的伤害。

二、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成因探析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现状不容乐观,那么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1.深层次原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解体与二元社会结构、教育结构调整的滞后性。在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上,城乡分割的旧体制弊端充分暴露出来。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反映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解体与二元社会结构、教育结构调整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还是城乡分割旧体制的弊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已经解体,二元社会结构趋向弱化,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慢慢松动,但尚未有根本性的变革。义务教育还带有明显的二元特征,比如在义务教育投资上,国家的教育经费严重地偏向于城市义务教育,2001年城市义务教育人均经费4015元,而农村只有900元,1999年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农村为91%,城市为100%。[1]可见,同样是祖国的花朵,由于在现行体制中存在着各种以身份为特征的障碍,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出生区域不同而享有不同的受教育权。在师资力量,学校设施等方面,城乡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城乡分割的教育体制决定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上学很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一个工人的工作所得除了货币收入之外,还应该包含各种福利,包括对其子女的义务教育。既然进城民工对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直接贡献,从理论上讲,其子女的义务教育就应该由流入地的政府来提供。如果仍由流出地的农村来提供,等于是落后的流出地补贴发达的流入地,这种补贴方式会加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同时,由流出地的政府来负担进城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会减少当地政府从事其他建设和公益事业包括农村社会保障的财力,不利于当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2.根本原因——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公平性原则体现不足。公共政策的目的在于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促进人们的积极合作和行动,实现有限资源的适当配置,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解决机会不均等以及由市场体制所导致的一些不公平现象,是政府制定政策的根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也不例外。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群体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首要价值定位,通过各种再分配手段,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缓和各群体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出现农民工子女教育新问题本也正常,但为什么这种问题的解决如此之难呢?就是因为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坚持公平原则,没有给公民以起码的国民待遇。目前,困扰我国教育公平的主要就是教育的均衡化问题,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教育公平的实质,就是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应该对全国范围内的教育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大致确保各阶层受教育群体和个体的受教育权利相对平等。针对弱势人群,国家应遵循将公共教育资源从富裕流向贫困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公共教育资源应向处境不利的儿童倾斜,这是公平观的现实表现。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矫正各种不公平的起点条件,是保证社会机会相对公平的最重要的制度性设置。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是,政府首先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

3.直接原因——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基础教育有县(市)财政管理的教育体制。由于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担,而流动儿童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所以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虽然部分大城市如北京、武汉、上海、天津等地,针对流动儿童入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许多城市大幅度降低了流动儿童的借读费,并确定了流动儿童入学以公立学校为主渠道的思路,但由于各省市在义务教育的总体规划上,无论是学生经费的划拨,师资的配置,还是学校设置及布点等方面,仍然是以户籍人口为基础,所以流动儿童被排除在总体规划之外,除非农民工交一定的赞助费或者政府为农民工子女增拨经费。[1]

三、如何走出当前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

“咎其因,则善其行”我们社会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大调配中主要力量究竟应该为我们这群农民工子女做些什么呢?有一些建议还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

1.改革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本身要改革创新,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限制,加快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这种带有身份色彩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已经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相适应。这样的户籍制度早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在现阶段,我们可以采用像上海那样的方式,改“户籍制”为“居住地制度”。国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和要求,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来确定中央对各级地方政府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基本问题。在过渡时期内,各地政府应将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对在城市内设立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条件予以补贴,提供基本的场地,有条件开放公办学校,或者更直接地为民办教育立法,促使民办教育合法化等,并严格监督国家教学计划的执行。

2.建立和健全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工作制度机制。其中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也许能给我们某种启示。例如,在法国16岁以下的适龄儿童,无论国籍是否为法国,都能够享受跟当地孩子同样的教育机会和权利,没有任何差别,不管这些儿童有没有合法的身份。法国人的观念是,对社会来讲,这些外来人口既然来了以后更有可能在这里,教育是最好的融入渠道,同时现在让他们受教育也避免了未来可能产生的失业,犯罪问题。美国实现的是教育凭证制度,用来鼓励学校之间的竞争,即由户口所在地的教育管理机构给学生发放就学凭证,学生可以用它在异地学校上学,学校则拿收到的教育凭证向政府兑换教育拨款。这就对移民子女给予了一视同仁的教育机会,坚持了公平性原则,同时也避免了未来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1]

3.解决法规与政策实施之间存在的矛盾。农民工流入地政府有能力也有义务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机会。流入地政府要制订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通过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就学。对违规收费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要及时予以查处。要制订有关行政规章,协调教育,行政,公安,财政等部门之间的关系,加强对薄弱学校建设的监督检查工作,并把这项工作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同时农民工流出地要积极配合流入地政府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禁止在办理转学和返回原籍就学手续时收取任何费用。[2]P186

4.加大公办学校投资力度。适当放宽条件,保证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广度,农民工子女上学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全日制公办中小学,要建立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全日制公办中小学要充分挖掘潜力,尽可能多接受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要针对这部分学生的实际,完善教学管理办法。在评优奖励,入队入团,课外活动等方面,学校要做到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

5.加快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农民工子弟学校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在一定时期内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根据当前情况应当明确农民工子弟学校审批标准,给予其合法身份和一定的优惠措施,同时因势利导,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监督管理,鼓励有条件的公办学校与其联手办学。从而打破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间的壁垒,为早日实现城市教育一体化奠定基础。

总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处理和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各级政府必须群策群力,深化改革,真正解决这一社会性难题。○

参考文献:

[1]孔祥智、顾洪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子女教育问题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6).

[2]项中新,均等化:基础、理念和制度安排[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86.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农民工素质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教育政策、教育融入、教育公平和教育财政五个视角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

教育是中华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逐步凸现出来。确保每一位适学儿童都能接受应有的教育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社会的不断进步提供不竭动力。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视角来研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教育政策、教育融入、教育公平和教育财政等。

因此，本文主要是对已有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存在的不足。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视角

（一）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政策问题研究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有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保护。因此，一部分学者对于相关政策文本以及政策实施的现状、困境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史柏年在《城市流动儿童少年就学问题政策介析》中分析了自1986年—1998年颁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总结致使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有：中央政府部门制定的有关法规缺乏强制性的约束力，有些地方政府集政策主体和利益主体于一身，以及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政策背后的理念。〔1〕

葛新斌（2009）对2001年颁布的“两为主”政策实施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仍未得到切实保障，甚至与“两为主”的政策目标相去甚远。并认为对于流入地来说，政策具有明显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现象，而且政府间存在博弈现象。因此，厘定政府间的权责关系，构建公平合理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2〕

钱再见、耿晓婷（2007）提出有效推进政策执行效果的一些主要现实路径：完善教育政策，提高政策的权威性和严密性；明确政府职责，建立权力分配体制；消除城乡差别，开发新的教育资源；实现制度创新，消除执行中的梗塞；采用各种资金筹措手段，保证农民工子女教育资金的落实，让农民工子女从此可以沐浴“教育公平”的阳光。〔3〕

（二）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问题研究

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随迁子女正常入学后，为了了解他们在参与教育全过程时，能否充分的分享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所有学生都能被接纳与融入，共享教育成果的状况。徐丽敏（2009）从教育起点、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社会资本以及文化和心理这五个方面来研究随迁子女的教育融入问题，并提出促进教育融入的政策建议。〔4〕

湛卫清（2009）指出融合教育的关键是培养随迁子女的“内生力”，核心是加强人际融合，重心是注重文化的融合。同时，要求学校在随迁子女教育的过程中警惕“有痕教育”，防止适得其反。在促进融合教育方面，将融合教育列入政府督导评估事项，加强对具有合法身份的民办随迁子女简易学校进行“后续”管理。〔5〕

（三）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和核心环节，没有教育的公平，就谈不上社会公平。因此，有不少学者从教育公平的视角出发，论证国家应该为随迁子女在流入地顺利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

范先佐（2007）对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市随迁子女上学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通过数据说明目前随迁子女主要面临上不了学、上不了好学和上不起学的问题，指出这些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以及为其受教育权实现提供的制度保障。〔6〕

马青、邬志辉（2010）从官僚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流入地政府履责不力的主观因素，并提出化解问题的方案：增强流入地政府的自有财力以形成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状态，合理划分流出地与流入地政府的责任等。〔7〕周佳（2011）从随迁子女受教育权保护的法律生成和法律实施视角提出如何保障其权利的实现，并要求发挥政策调节的灵活优势，延伸补偿原则的受益范围。

（四）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财政问题研究

虽然国家对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给予法律和政策上的保护，但是在实际中却遭遇种种障碍。究其原因，一方面有我国传统的城乡户籍制度限制，更重要的是，资金的不到位。一旦离开资金的支持，再好的政策也会变成一纸空文，教育更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对于随迁子女异地就学问题解决方案比较成熟的是“两为主”政策。但是，造成依然存在未能入学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为主”政府规定了流入地和流入地公办学校对于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却没有给予其相应的财政支配权，也就是明显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做法。尤其是在国家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及其特点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央财政收入逐年增加，而地方财政收入逐年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又把大量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责任安排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千方百计规避责任，在没有监督问责机制的情况下架空中央政策。

范先佐（2004）在分析了流动儿童异地就学现状和公办学校为接纳流动儿童而面临财政困难的基础上，强调中央、省级政府和流入地政府应共同承担责任，并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设立此方面的教育专项资金，以提高流入地的接纳能力。提出用“教育券”来解决专项资金拨付中的困难，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方法。〔8〕

付卫东（2008）用公共产品理论论证了作为具有很强正外溢性的教育由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共同承担的合理性。同时，完善对贫困流动儿童的资助制度，以有效的促进社会公平。〔9〕尚紫薇（2012）提出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共同给予贴息贷款资金用于支持民办学校及其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教育经费投入的监评问责制，确保专款专用。〔10〕

二、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非义务教育阶段问题研究

在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问题的同时，学术界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学前教育和义务后教育问题也进行了研究。由于学前教育不在义务教育的范围内，因此，学前教育和义务后教育两个时期统称为非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随着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学业的完成，他们又面临新的问题：如何升入高中，完成高中学业后如何在异地顺利参加高考。从长期来看，国家解决随迁子女义务后教育对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提出缓解这一矛盾的措施。

徐丽敏（2009）分析了回家乡读高中对这些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孩子的种种不利影响，以及义务后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长远措施和过渡性措施。其中，针对“改革升学考试制度”提出采用“在本地居住年限+在当地连续受教育年限”的方法，即农民工随迁子女只要满足了一定标准，就可与城市学生一样接受高中教育并在城市参加高考报名。〔11〕

胡秀锦（2011）阐述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推广，上海本地高中阶段生源大幅减少，这为满足外来人口高中阶段教育需求提供了可能性。分析上海市向随迁子女开放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种种阻碍，提出了暂时缓解这一矛盾的一些政策建议。〔12〕

叶庆娜（2011）把随迁子女高中教育问题的政策文本划分为四种类型：附条件的完全开放型、中等职业教育优先开放型、积极探寻型和消极等待型，指出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高中教育的现状、现有政策的缺陷以及障碍。〔13〕

吴霓（2011）在文中搜集了截至2010年12月可查阅文献的26个地区对于随迁子女异地中考政策，包括省或直辖市、地级市及区县。根据随迁子女异地中考政策实施困难原因的分析，提出了改革高考制度，形成中考、高考配套政策体系等办法。〔14〕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学术界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研究至今已有近20年，在仔细研读这些文献资料后发现，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研究主要集中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研究不足。由于义务教育的特殊性，在城市化背景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而对于作为儿童起跑线的学前教育和初中后教育关注很少。

第二，就现有的异地中考和高考问题来说，各地的支持政策比较少，且差异也相当大。一般来说，全国各地基本上可分为附条件的完全开放型、中等职业教育优先开放型、积极探寻型和消极等待型四种。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省份采取严格限制型，相反，却有山东省出台相关政策使异地高考在2014年全面开放，开了全国异地高考之首例，由此可见各地政策差异之大。

第三，对于因教育而进行移民的现象，学术界尚没有相关研究。尽管国家为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推出很多政策，但仍有一些农民工子女面临入学难的情况，而根源就在于我国的教育采用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必须解决户籍这一大难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一部分有能力的农民工选择在城市购房的同时办理子女的户籍，而自己或者连带配偶的户籍则仍留在原籍，这就形成了新的教育移民现象——农民工子女教育移民现象。而学术界对于这一新生现象还没有给予关注。

〔参 考 文 献〕

〔1〕史柏年.城市流动儿童少年就学问题政策介析〔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01）.

〔2〕葛新斌.“两为主”政策中的政府投入责任探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9，（02）.

〔3〕钱再见，耿晓婷.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效执行的路径选择〔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4〕徐丽敏.城市公办学校中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09）.

〔5〕湛卫清.融合教育：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新策略〔J〕.人民教育，2009，（11）.

〔6〕范先佐.教育公平与制度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现状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7，（12）.

〔7〕马青，邬志辉.再论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官僚经济学的视角〔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07）.

〔8〕范先佐.“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的财政问题与对策〔J〕.教育与经济，2004，（04）.

〔9〕付卫东.论流动儿童教育与义务教育财政制度改革〔J〕.教育探索，2008，（06）.

〔10〕尚紫薇.建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经费保障机制〔J〕.中国财政，2012，（03）.

〔11〕徐丽敏.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后教育：问题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09，（06）.

〔12〕胡秀锦.农民工随迁子女高考升学政策思考—基于上海的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1，（03）.

〔13〕叶庆娜.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教育：现状、政策及障碍〔J〕.中国青年研究，2011，（09）.

〔14〕吴霓.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中考政策研究〔J〕.教育研究，2011，（11）.

〔责任编辑：史焕翔〕

农民工素质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随着政府一系列教育政策和措施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获得了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就读的机会。但是由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之后，由于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导致了许多的不适应，出现了城市文化融合困境。如何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文化融合，适应城市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是我们须要面对和亟须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公办学校；文化融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这些人员逐渐在城市定居结婚生子；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呈现出一种举家迁移的新趋势，其子女开始由农村迁移到城市。这样一来在城市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数量逐渐增多。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2.36亿人，同2000年相比增加了11 700萬人，增长81.03%；其中，0—14岁的流动少年儿童达24 530 000人，占总流动人口的10.4%，同2000年相比增加了10 433 188人，增长74.01%[1]。

北京市作为农民工重要的集聚地，为解决这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随迁子女数量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北京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坚持以“流入地政府、公立学校为主”方针，积极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据相关资料统计，截至2012年，已有82.4%的7—13岁随迁子女进入到北京市公立学校就读。但是由于农民工子女所拥有不同的文化形态，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后出现了许多的不适应。如何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文化融合，适应城市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是我们需要面对和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过程与方法

为了揭示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的文化融合现状以及所遭遇的困境，笔者自2012年2月份开始进入北京市石景山区L中学开展为期一年半的田野调查。在这个过程中，笔者亲身观察和感受到了这些农民工随迁子女内心对融合到城市的强烈愿望，也体会到了他们在融合过程中遭遇到的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更体会到了学校为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实现社会文化融合所付出的努力。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进入某一社区，通过参与观察与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参与观察法、访谈法、抽样法以及个人生活史等[2]。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文化融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具有内隐性和动态性，用田野调查来解释公立学校场域中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文化融合现状是非常切合的。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文化融合现状

L中学处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市中心，地理位置十分优越。2011年该校注册学生为462人，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人数为365人，占到总人数的79%。由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来自于全国各地，文化以及教育背景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他们对城市学校会存在不适应性。

根据西班牙学者Stephan Dahl在一篇名为《Commun-

ications and Culture Trans formation》的文章中提到洋葱文化理论[3]，认为文化可以被分为三个层次：

（一）表层文化融合状况

表层文化主要指人类的各种文化产物和产品（artefacts and products）。这里包含所有属于文化范畴的最直观的内容，它包括：语言，饮食，建筑，各种艺术品等。表层融合具有符号意义，主要是通过一些外显的要素来判定个体的属性。农民工随迁子女这一特殊群体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代表其群体表层文化的要素主要包括语言、衣着、卫生、饮食习惯等。这类冲突一般容易在农民工子女刚入城市公办学校时产生，农民工随迁子女学生一般穿着相对“土气”些，卫生状况较差，许多学生不太会讲普通话，带有较重的地方口音等。

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都来自于偏远的农村，不论是在语言符号编码还是在语音语调方面均与城市主流社会有所不同，而这会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学校的学习及人际交往产生很大的影响。

英国学者伯恩斯坦提出社会不同阶层的家庭运用着不同的语言编码。一种是“精密编码”，另一种是“局限编码”，学校教育职能决定了教师在教育场域使用能够清晰表达思想的规范语言，即精密编码。但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更多的是使用局限编码。所以对于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来说，当他们从农村课堂来到城市课堂时，由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差，在语句逻辑构造、语言组织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欠缺，造成了他们的课堂不适应。同时因为他们的普通话不标准，他们特有的方言也给他们贴上了“乡巴佬”的标签，因此可能会遭到教师与同学的嘲笑，造成心理阴影。

（二）中层文化融合状况

中层文化即指规范与价值观。规范与价值观主要是指对“正确与错误”的认同与判断，人们交往中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的方式等，都直接受到规范与价值观的影响。本研究认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中层文化融合状况主要表现为课堂规范以及课堂教学的表现。

“课堂规范是制度化的课堂文化，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整合课堂社会、调适课堂秩序、约束和控制个人的课堂言行、将个人意志和行为控制在社会矩阵之中的作用。”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农村的课堂接受的乡村课堂的课堂规范，在进入城市学校之后，不少同学会在城市公立学校课堂上感觉压抑、被束缚，进而会影响他们对课堂规范的遵守。

“教学行为是作为教学活动主体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结构复杂的综合体。”由于学校教师的师资水平、教学理念、教学设备以及学生基础之间都存在一系列的差距，城市公立学校与农村学校在教学行为上必然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农村课堂在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是一种“满堂灌”的传统教学形式，更为注重系统知识的传授，主要以教师的讲授为主，课堂氛围也较为沉闷。而在城市学校的课堂教学情景中，学校的教学方式方法更为灵活多样，课堂氛围较为活跃，学生的参与较为积极，师生关系也更为民主。所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之后，会对这种课堂场景产生强烈的不适应，往往会成为课堂教学中的“局外人”，这种课堂教学行为上的不适应也是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业成绩不良的重要原因。

（三）深层文化融合状况

深层文化主要表现为基本判断。是人们对生活是什么，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不言自明的各种问题的一个基本判断。（Dahl，1999）在Stephan Dahl看来，受到规范与价值观影响的认知方式、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等方面都属于中层文化。本研究认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深层文化融合状况主要表现为农民工随迁子女自身的身份认同、学习价值观等深层方面。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向往城市、羡慕城市学生的同时，自身也会因为其悬殊差距的身份以及在城市中遭遇到的“冷眼”，产生身份认同方面的矛盾，进而会出现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城市学校的老师在学校中也会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存在成見，他们往往会认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习习惯不好、智商低、文明素养不高、心理素质差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带着这种成见去教育学生，必然会强化农民工随迁子女内心的被歧视感，最终会加深其自卑感，不利于他们对城市学习和生活的适应。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习价值观也不同于城市学生：首先，农民工子女家庭文化弱势与教师依赖家庭教育的观念形成差距。城市学校的教师认为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但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父母因为忙于生计以及自身教育水平的限制使得他们无暇或无力教育孩子。其次，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中普遍存在，这与城市学校中开导的教育方式相矛盾，另外“读书无用论”的观念仍然存在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中，这会严重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学效果。

三、促进流动儿童实现文化融合的策略

在当前背景下，如果要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文化融合，必须从学校课程体系、教师、学生等多方面入手，共同致力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融合教育。

（一）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纳入“多元文化整合教育”

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进入学校环境由来已久，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学校作为主要的教育场所之一，承担着传播文化标准的重担，而文化总是一定民族的文化，在一个国家中总存在着多种文化，在文化伦理和文化公平的立场上，学校不应只传授一种单一的主体民族的文化，否则，将会形成新的文化霸权主义[4]。因此，对于L学校，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该校的情况下，应在现有的学校课程体系中增设关于“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课程，消除课程和教学中的偏见，弘扬多元文化，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公正的教育。

（二）提高农民工随迁子女实现融合的主动性

文化融合不是一种被动的适应过程，而是一种主动和主观的过程。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来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农民工随迁子女要从主观上增强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感。在教学过程中，学校教师应该促进农民工子女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和主动融入的意愿。

（三）加强师德建设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中指出：“我们的工作，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不断地关心儿童的生活，请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面对的是儿童极易受到伤害的极其脆弱的心灵。学校里的学习不是毫无热情地把知识从一个脑袋装进另一个脑袋里，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心灵的接触。”[5]农民工随迁子女因为从小跟随父母四处漂泊，其生活的不稳定性以及贫困的本身使得他们的内心比较脆弱和敏感，他们缺乏自信。因此，对于L学校的教师而言，应该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公平地对待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学生，积极地促使农民工随迁子女学生在智力发展、能力培养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得到良好的发展，最终将其培养成与现代大都市相和谐的新北京人。

参考文献：

[1]人口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EBIOL].http：//www.gov.cn/jrzg/2012-08/07/content_2199409.htm（2012-

08-07）.

[2]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5.

[3]Stephan Dahl，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R].1998.

[4]冯增俊.教育人类学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5]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