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转型管理论文范文

农村经济转型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有着自身的实际特点。如何最大限度发挥金融作用，促进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优化，是资源型地区金融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本文以晋城市为例，对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中金融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和加强金融服务工作推动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一、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向和路径

资源型地区作为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基地，长期以来为我国能源供应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过分依赖煤炭等资源的开发，发展方式粗放，导致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严重、生产事故频发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亟须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予以解决。

山西省是我国典型的资源型地区。2010年11月，山西省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2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方案的获批标志着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作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工作的总纲领和行动指南，方案将经济转型主要任务确定在产业转型、生态修复、城乡统筹、民生改善四大领域，计划到2015年初步形成“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产业体系，把山西建设成为国家新型能源基地、全国重要的现代制造基地、中西部现代物流中心和生产性服务业大省、中西部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计划到2020年，全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支撑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基本建立，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在山西，晋城市是地下资源丰富、煤炭产业占主导地位、资源型经济特征明显的地市。在全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大环境下，晋城市深入推进经济转型，明确转型产业发展的方向，即在对煤炭、煤层气、煤化工、电力、冶金五个资源类产业进行新型化改造的基础上，以其面向中原的獨特区位优势，借东部产业西移的形势，通过对接上海、融入中原，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推进主导产业集群化、园区化和循环化，促进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商贸物流和文化旅游四个非资源类主导产业的快速崛起，努力建设全省经济新的重要增长极和新兴产业重要支撑基地。特别是最近国家确立的中原经济区也将晋城列入其中，这是一次难得的重要机遇。

二、晋城市金融发展的显著特点

（一）金融组织体系日趋完善，服务实力日益增强

截至2012年12月末，全市共有商业银行15家、保险机构23家、证券期货机构6家、融资性担保公司12家、典当行8家、小额贷款公司23家，形成了以人民银行和银监局为管理机构，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有序竞争、富有活力的金融组织体系，为全市金融稳定发展、经济转型跨越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截至2012年12月末，全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777亿元，新增141.5亿元，同比多增32.3亿元，成为晋城市历史上贷款增加额最多的年份。在非信贷融资业务方面，2012年金融机构为企业开办非信贷融资业务达162.9亿元。

（二）金融信贷产品不断创新，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

全市各家金融机构积极进行机构改革，大力开展金融创新，努力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市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先后成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部”，调配骨干力量充实业务一线，专职负责中小企业业务发展，晋城银行成立垂直管理、独立核算的“小企业信贷中心”。在信贷产品方面，工商银行推出“网贷通”业务，建设银行推出助保金贷款，中国银行积极发展应收通宝、银商通宝等融资业务，交通银行打造小企业专属产品“展业通”；晋城银行设计研发诚信贷、的哥贷、循环贷、1+N贷四款微型企业金融产品，还主导成立了行业担保商会，破解担保难题。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为辖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金融服务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三）金融基础设施持续优化，服务水平快步提升

在支付结算环境上，支付系统应用效率不断提高，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大力发展，农村支付环境建设切实加强，“村村通”工程深入开展，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市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达到3851个，交易笔数达1.1万笔。在征信体系建设上，“333”民生信用创建工程深入推进，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民生主体参与、金融机构跟进的信用创建格局初步建立，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在人民币管理方面，残损人民币回收工作不断加强，符合农村特点的“1+3”残损人民币回收工作新机制初步建立，人民币流通管理进一步加强，人民币流通券别结构得以优化。各项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经济转型对金融服务质量和支持力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经济转型急需更多的金融资金支持

经济转型重要的是产业转型，而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发展，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晋城市在2012年底已确定投资的转型项目达144个，投资总额3676亿元，其中，非资源类产业项目103个，投资总额1894亿元，分别占71.5%和51.52%（预计到2016年，香港华润集团、大上海产业西移、晋煤集团等在晋城将投资分别超过1000亿元，加上其他投资，总投资将超过7000亿元）。这些投资中除一部分由市政府财政支付外，大多数需要通过融资方式解决。就2013年来说，晋城经济转型所进行的投资，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就非常大，这还不包括煤炭企业提升产能投资以及其他企业维持正常经营的贷款需求。而由于受到体制机制、历史因素等多方面影响，尽管通过多方面努力，新增贷款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与经济转型的资金需求仍存在较大差距。

（二）经济转型急需更好的金融服务质量

经济转型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通过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而且要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此外还需要着力抓好民生工程，所有这些都需要金融业的积极参与，需要金融提供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服务。目前，金融服务手段和方式还与转型企业和项目的金融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对促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农业基础薄弱等方面的产业项目的资金支持还不充分，对新兴产业、中小企业、“三农”等民生领域的资金投入还十分有限，这些都需要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包括在对做好民生金融的认识上，金融部门仍有一定差距。

（三）经济转型需要更加均衡的金融结构

经济转型的本质就是要使经济发展方式更加科学合理，这就要求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结构也要科学合理。从目前情况来看，晋城市金融结构还存在不足。一是金融组织体系不均衡。全市金融组织体系虽然较为完善，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晋城仍然占据很大比重，其他银行类的金融机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银行在地理位置上大都集中分布在市区，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缓慢。二是金融服务结构不均衡。当前，金融信贷资金还存在行业集中、地区集中的特点。如2012年，全市采矿业贷款增量达72.7亿元，占全部行业贷款增量的53.4%，同比上升13.2%，而其他行业贷款增幅有不同程度下降，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比重也有一定程度下降（余额占比由2011年的51.6%下降至2012年的47.2%）。调整和改善信贷结构，进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仍然艰巨。三是融资服务方式不均衡。晋城金融体系仍是典型的以银行业为主，金融资产的70%以上集中在银行体系，银行信贷资金依然是支持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2012年晋城市社会融资規模为312.67亿元，而同期本外币各项贷款增加141.49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45.25%，较2011年末提高0.98个百分点，是最主要的融资渠道。

（四）经济转型急需进一步运用市场手段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提高配置效率

经济转型的关键是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而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核心问题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方向、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好杠杆作用。一方面，金融机构需要审慎设计和发展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避免过度杠杆化、衍生化，防止过度追求利润或以规避监管为目的而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创新发展金融市场，推动银行、证券、保险在业务创新、技术开发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发挥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担保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的协调配合作用，全面形成各类市场互补、优势叠加的服务实体经济工作格局。此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加大对生产、消费的支持，加大对重点建设项目的支持，加大对高新技术项目的支持，加大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支持，同时需要限制信贷资金进入重复建设、“两高一剩”项目，限制金融系统内资金的不合理流动等违规行为。

（五）经济转型急需大量高素质金融人才

经济转型对金融业自身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金融业高素质人才的大量需求，而目前晋城市金融人才的现状是人才总量较少、高素质金融人才较为缺乏。目前，全市拥有金融从业人员1.03万人，远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以银行业为例，全辖从业人数为8058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者占30.73%，研究生以上学历者仅为1%。能满足金融创新需求的风险管理、国际结算、金融科技、金融法律及外语等方面的人才更为稀缺。实际工作中，既懂金融知识，又非常了解金融机构各类服务、产品的人才，特别是一些能够帮助企业和项目完成直接融资的工作人员尤其缺乏。高素质金融人才的短缺是影响金融业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的制约因素。

四、金融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的策略选择

（一）强化转型理念，增强金融服务意识

要树立在推动、引导地区经济转型中应该有所作为、能够有所作为、必须有所作为的理念，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同国民经济各部门一道，大力提倡创造性、创新性、创意性工作，敢于创新突破、善于另辟蹊径、敢为人先，对于如何支持经济转型，应按照理论上的前瞻性、操作上的可行性、做法上的针对性，认真研究制定各项措施，努力在经济转型中探索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将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作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点领域，实现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

（二）深化改革发展，增强金融自身实力

一是壮大金融资本规模。要鼓励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继续做大做强，深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步伐。认真落实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各项政策规定，引导民间资本参股、控股金融机构，进一步壮大金融业的资本规模。

二是加强金融组织创新。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资源性地区具有民间资金充裕等有利条件，应敢于在这方面试水并寻求突破。一方面要在总结近年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其经营实力，增加数量；另一方面要支持农村资金互助社、担保公司、典当行等符合农户、个体工商户等小微型客户群体需求的金融组织加快发展，尽快设立有利于民间资本投资转型产业的信托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同时要积极学习借鉴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积极组建更加符合当地需求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三是积极吸引全国性银行入驻。创造有利条件吸引更多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以充分利用其先进和有特色的金融管理和服务手段，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金融支持。同时要鼓励和引导现有的全国性银行把分支机构延伸到县、乡（镇），金融机具的安放延伸到村。

四是加快金融业务创新发展。金融机构应积极引进、开发、推广适合经济转型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全国性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自身资金实力雄厚、业务平台广阔的优势，大力推广具有创新优势的新产品、新业务；地方性商业银行应发挥自身经营灵活、熟悉环境的优势，加强特色产业和业务的发展。通过业务的加快发展，扩大金融的市场渗透力和影响力，增强金融的盈利能力，提高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五是强化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培养本土金融人才，在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培训技术和手段上进行创新，从专业分类角度，加强复合型金融人才的培养。鼓励金融机构与国内相关大学、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鼓励高校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教师特聘、工作实习等，不断壮大本土人才队伍。

（三）提高服务能力，加大支持转型力度

一是继续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创新、推广适合地方企业和项目需求的信贷产品。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要积极支持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支持企业做优做大。地方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层次少、决策快、服务灵活的特色优势，努力成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引擎。

二是进一步加大对经济转型重大标杆项目、园区建设、“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建设、大中小城镇发展、生态环境修复和治理、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重点转型领域的支持力度，积极争取上级行政策倾斜和支持，最大程度满足转型发展资金需求。

三是积极推动直接融资业务发展。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针对直接融资比重低的现状，要大力推广使用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金融创新工具，支持优秀企业上市融资，支持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中小企业以及从事高新技术生产经营的中小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进行债务性融资，探索发行政府债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融入外部资金支持经济转型发展。

四是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支持经济转型发展。最近，国务院批复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实施细则”，应对此予以高度关注，积极学习借鉴改革成果，创新融资模式，使得更多的民间资本“合法化、阳光化”经营，积极鼓励和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以更加有效、更加直接的方式投入到支持经济转型跨越发展中来。

（四）重视风险防范，促进金融稳定发展

在加强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控制度，努力防范各类金融风险。要强化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支持和指导。发挥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对金融业务合规性自查、风险防范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信用环境建设，加大对守信行为的宣扬和对失信行为的惩戒，通过道德的和法律的手段积极营造良好信用环境，确保经济金融的良性平稳运行。

农村经济转型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2012年9月20日，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的“第八届中国总部经济高层论坛”在宁波隆重举行。成都市锦江区、成华区、南京市鼓楼区、杭州市下城区、青岛市市南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等参与论坛协办。本次论坛以“发展总部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为主题，推出了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完成的《中国总部经济蓝皮书(2012～2013)》。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领导、专家，以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全国20多个省市、40多个城市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知名总部企业代表400余人参加论坛。

在本次论坛上，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刘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谭维克、国家发改委综合体制改革司司长孔泾源、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白津夫、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廖国华、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区长孙黎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等20余位嘉宾通过主题发言和圆桌访谈的形式，深入研讨了总部经济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等热点问题，形成了许多新观点、新思路，对促进我国总部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坛上，中共杭州市下城区委书记项永丹、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副书记纪增龙、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婕、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晓博、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付超、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周国栋等分别围绕各自城市、城区总部经济发展特点及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的成功经验进行了主题发言，提出了许多来自实践第一线的总部经济发展思路和经验，对于增进城市之间、城区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具有积极作用。

总部经济模式

助推“走出去”战略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谭维克在开幕词中指出，世界经济格局进入新一轮战略调整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地位的上升，本土企业“走出去”也迎来新的机遇期。总部经济是企业“走出去”的一种很好的模式。许多跨国公司也是采取总部经济这种模式走到中国来的，现在我国有很多企业也具备了以这一模式走向全球的实力。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在海外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分支机构，不仅对于我国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应对国内生产成本上涨压力与资源能源约束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解决我国部分产能过剩问题，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改革开放，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总部经济理论首创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研究员在论坛发言中指出，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应加速中国总部经济发展，加速中国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赵弘研究员认为，总部经济是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产业功能在不同空间的配置，实现了资源的优化，这是总部经济的核心。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设立海外生产基地、研发机构、地区总部等，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总部经济链条，取得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更多的总部经济收益。

赵弘研究员表示，我国企业加快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有三大动因：一是我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外贸发展方式，加快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我国出口加工、贴牌生产的模式遭遇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欧美国家普遍提出重归实体经济，增加国内生产能力，贸易保护主义随之抬头;另一方面是“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产业逐渐转移到周边成本更低国家。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以绕开贸易壁垒，更有效贴近市场，提高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二是从提升国家竞争力角度看，我国应加快培育大型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目前全球共有8万多家跨国公司，拥有80多万家分支机构，2010年创造增加值约占全球GDP的1/4，实现了全球70%以上的贸易额，掌握着全球企业93%的知识产权、90%的国际直接投资。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不少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进行跨国经营。但目前我国跨国公司的数量、规模、跨国经营水平等，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2年我国内地共有136家进入“福布斯全球2000强”，远低于美国的524家和日本的258家。三是国内集聚的大量民间资本，迫切需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拓展新的投资渠道和投资领域。房地产调控后，海量的民间资本由于寻求不到进入实体经济的通道，大量进入资本市场、贵金属、收藏品、农产品等可以“资本化”的产品市场，助推通胀预期，最终侵蚀实体经济。民间资本亟待寻求新的投资渠道、投资领域。

赵弘提出，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有多种方式，传统路径包括设立海外生产基地、构建海外营销网络等，未来应结合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需求，积极探索“走出去”的新路径：一是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积极利用国外优质科技资源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应特别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积极申请海外专利，在合作研发中，注意保留相应的专利权，在技术转移时，注意保留自己将来使用等权利;另一方面要积极保护我国的专利，包括在专利期未得到转化应用、但仍具有价值的一些专利，注意防范类似美国高智发明公司等专门投资于发明专利的公司所埋下的“专利地雷”。二是设立地区总部或投资性公司，强化对各类分支机构的管理、组织与协调。跨国公司一般采取“全球化布局、区域化经营”战略，通过设立地区总部或投资性公司，统筹一定范围的多个分支机构发展，提高企业组织管理和运行效率，且能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沟通，更好地融入东道国。我国“走出去”企业应及早谋划，积极构建全球组织架构，通过设立地区总部或投资性公司加快全球产业布局;一些新兴领域的后发企业，也可以先设立地区总部或投资性总部，抢占发展先机，再根据国际化战略优化海外分支机构布局。三是建立全球供应链网络，实现对全球生产、销售、融资、品牌等进行有效控制和优化配置。我国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应积极探索通过全球供应链实现资源的外向配置，与外部的合作伙伴共担风险，从而实现最佳收益和最佳组合，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对于总部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对“走出去”战略的助推，宁波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刘奇指出：当前宁波市发展总部经济面临四大机遇：一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跨国公司加快将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等职能部门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转移;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态势，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深化和宁波都市经济圈的构建，有利于宁波吸纳长三角区域高端资源要素，鼓励国内外甬商回甬投资设立区域性总部;三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宁波加快建设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区，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竞争;四是城市地位提升的新机遇，宁波定位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参与全球竞争的国际门户地区及加快高端服务功能、创新、文化服务体系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的重点地区，将大大提高对更广阔区域资源的配置能力，吸引更多总部资源聚集，并为本土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在外地布局生产基地创造条件。

各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

本次论坛发布了“2012年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行榜”，成为与会嘉宾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据赵弘研究员介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借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国际竞争力指数评价方法，经过多年研究,创建出一套“中国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由6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和52个三级指标构成。自2005年起，每年采用各类统计年鉴正式发布的数据，以及国家有关部委和行业协会协助提供的相关数据，对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进行评价和排序,能够帮助各个城市了解其发展总部经济的优势与不足，为各城市准确判断其总部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制定科学有效的总部经济发展策略提供参考和借鉴。2012年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行榜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天津、南京、成都、武汉、宁波总部经济发展综合能力位列全国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前十名。

赵弘指出，2012年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名主要呈现以下三大特点：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总部经济发展引领全国。这四个城市稳居第Ⅰ能级，是我国总部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竞争优势最明显的城市。其中，北京和上海优势突出，拥有的国内500强企业占全国的31.4%，拥有的世界500强在华地区总部和分支机构占全国的68%以上。深圳和广州凭借雄厚的经济社会基础和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也成为吸引国内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聚集的重要区域。

区域性中心城市总部经济综合发展能力逐步提升。在国家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导向下，一系列区域性规划陆续出台和实施，推动了一批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创新能力、发展环境等方面均得到大幅提升，也带动了一批重大总部型项目的落地，发展总部经济的综合能力逐步提升。

部分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特色竞争优势更加彰显。部分城市依托自身的优势资源，以吸引特定领域和特定职能的总部企业聚集，形成了城市特色竞争优势。比如，西安、武汉等城市依托其丰富的研发创新资源加速引导研发型总部聚集发展，宁波、青岛、大连等沿海城市依托外向型经济发展吸引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聚集，取得显著成效。

总体看来，总部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成效。

链接：何谓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理论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研究员在国内首次提出，他认为，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优势资源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形成总部集聚效应，并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总部经济概念由研究制造业而提出，但是总部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制造业，也适用于服务业等其他行业。

总部经济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税收贡献效应、产业乘数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劳动就业效应、社会资本效应等五个方面。

税收贡献效应。一是企业的税收贡献效应，总部一般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要向其所在地上缴所得税，总部与生产制造基地之间一般采取母子公司或总分公司的形式，基地的一部分应税利润将通过“合并纳税”(针对总分公司制)或“投资收益”(针对母子公司制)回流总部。二是企业总部员工的个人税收贡献效应，在总部工作的高级白领，个人收入丰厚，必然要通过个人所得税形式为总部所在区域做出贡献。

产业乘数效应。在总部经济模式下，企业总部作为产业“诱因”，通过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导致关联产业的新生并聚集，从而实现区域产业经济总量的倍数增长。总部后向关联产业是指为使总部得以正常运转而向其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务的产业，又称总部上游产业;总部后向关联产业是指以总部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为投入资源的产业，又称总部下游产业。

消费带动效应。总部消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总部的商务消费，包括写字楼、办公用品等硬件消费、运输和出行消费以及高档商务和休闲娱乐为主的商务消费等，能够有效增加城市的消费需求、改善消费结构;二是总部员工的消费，包括居住、购物、交通、子女教育、健身、休闲娱乐消费等，由于企业总部员工一般收入较高、购买力较强，因而表现为必需品消费在日常消费中所占比重较低、大量的消费为需求弹性较高的非必需品，是整个社会消费创新的主力，且引导着社会消费需求的走势。

就业带动效应。一方面，企业总部为在所在城市提供了大量高智力就业岗位，雇佣大量管理、营销和科研等高素质专业人才，成为吸纳高知识性人才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总部经济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了围绕企业总部经营活动的相关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服务行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较制造业更强，从而吸纳更多就业人口。

社会资本效应。一个区域聚集了大批的企业总部，说明这个区域的商务环境、综合环境比较优越，无形之中能够提升这个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地位。同时，总部经济的发展能够加速知识型人才的培养与再造，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进一步加快城市的国际化步伐。

农村经济转型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不断深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必须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必须提升本国的改革话语力度，提炼本国的市场发展模式。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

经济转型模式的构建，离不开经济改革理念的调整和创新。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改革模式也许千差万别，但是经济改革理念归根结底在于“自由”与“秩序”、“市场”与“计划”之间的权衡与决策。对于此，我们回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改革实践，两种经济改革理念可谓是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一，“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在1989年，拉美国家深受债务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阻力重重，国际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应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邀请，在华盛顿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以期就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政策和方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系统地分析了拉美国家就经济改革所形成的共识性主张和措施。总体而言，“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小政府，大市场”的社会图景，并且提出了若干旗帜鲜明的经济改革措施。如：①在货币政策领域，提高利率市场自由度，采用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②在财政政策领域，实行严格的财政纪律，推行税率改革，并将政府的财政支出转移至经济效益较高或是民生基础建设领域。③在贸易政策领域，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削弱“贸易保护主义”所带来的互惠阻力。④在产业政策领域，通过立法强化私人产权的保护，限制政府的经济管制，并且进一步深化私有化进程。上述建设性经济改革措施被记录在《华盛顿共识》之中，并集中反映了拉美国家在经济危机下所达成的协作态度和自救方案。作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宣言”，“华盛顿共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理念转型和市场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时至1997年，流行全球的“华盛顿共识”自发起之日起已达近十年之久。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得不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反思“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理念和方略是否正确。企业效益萎缩、债务危机缠身、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异常波动、政府财政危机、宏观调控不支，种种经济问题摆在了东南亚诸国家面前。对此，在1998年，时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首次发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呼声。他敏锐地观察到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模式渐渐失去了信任，并清晰地列举了传统经济转型模式的弊端：①从指导思想上讲，“后华盛顿共识”重视政府的作用，从而逐渐相信“管得约多的政府，就是约好的政府”。②从观察视角上讲，“华盛顿共识”过分地关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全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而“后华盛顿共识”则一改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并将其视角更多地投入到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经济现状和危机解决。③从政策目标上讲，“华盛顿共识”简单地认为经济增长便意味着社会发展，而“后华盛顿共识”则清醒地意识到了两者之间的鸿沟，并将政策目标全面着眼于社会的全面发展。④从解决方案上讲，“后华盛顿共识”反对过度自由的经济政策，试图加强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能动作用。如上所述，诚如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9年伦敦G20金融峰会上所言：“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第三，“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2004年，时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的乔舒亚·库珀（Joshua Cooper）在向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表述。其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创新经济理论。即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②经济指标多元化。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分配公平问题亦更为重要。③经济安全理论。即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护依赖于独立的政策决定权和金融自主权。

既然我国采取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模式，那么我国的经济转型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一方面，从宏观上讲，我国经济转型大致经历了两次历史选择。第一次是由旧中国脆弱落后的市场经济向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第二次是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在国际化、现代化的浪潮下，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并兼顾着本国的实际。同时，从经济转型的绩效上看，中国没有走苏联的老路，而是逐渐摸索并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经济转型模式。事实上，“中国模式”也好，“北京共识”也罢，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受到西方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扎扎实实地建立一套可行的经济转型模式。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仅仅彰显了本土特色，还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模板。总体而言，我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一是开创了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二是摆脱了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观念束缚；三是为市场经济赋予了社会主义内涵；四是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培育的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职能作用。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奈.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美]勃兰特，[美]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方颖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3][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徐尧，

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4]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农村经济转型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随着现如今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日趋增长，为各个不同的行业都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其中乡村休闲旅游开发作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之一，国家有关部门也积极的颁布有关规定，加强对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重视。但是如何巧妙地将相应的经济理论融入到乡村休闲旅游开发之中，使其迸发出更强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仍然是有待商讨的重要性问题。

关键词：乡村休闲;旅游开发;循环经济理论;应用刍议

引言：乡村休闲旅游顾名思义是将该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农村区域的自然景观、优美环境、独特价值等资源，在原有的休闲旅游之上，进行有效的延伸，拓展各项不同的娱乐项目。但是随着不断加强对乡村地区的开发力度，所潜在的问题也逐步呈现到大众的视野之内，面对此类状况，必须要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性发展的新兴理念，融入正确的经济理论，而本文主要根据乡村休闲旅游开发的实际状况，有选择地融入循环经济理论并加以应用。

1、循环经济理论的基本概述

循环经济理论思想的主要萌芽是来源于环境保护，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循环经济的核心内容与物质资源的可持续运用具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循环经济理论的本质内容是以生态学的原理为内核，通过对人类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加以系统化的分析，设计出科学的方案方法，确保能够使环境与经济两者进行高度的串联。对两者进行深刻的剖析与研究，不难发现其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连续、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之内。要求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循环经济理论，以统筹全局的发展眼光，将经济进步与生态系统两者进行联系，而不是采用单一的方式，一味的谋求经济进步，忽视了社会物质循环应用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倡导当代的社会群体能够改变重开发、轻节约、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开发模式。

2、循环经济理论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中的具体推广

2.1提高生态保护意识 培养循环经济理念

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必须要彻彻底底的摒弃传统旅游开发过程中的错误方式，逐步将早期依赖资源消耗的开发模式转化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模式。面对现如今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必须要通过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令更广泛的群体认识到循环经济理论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强大价值。首先需要有关的政府部门加强对旅游方面工作人员的关注，为其普及正确的生态保护意识，呼吁更多地人们能够从生态价值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乡村休闲旅游开发的管理人员能够始终以正确的生态保护观念，投入到具体的工作运行之中，不仅能够确保最终所反馈出的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得到显著的提升，并且在无形之间壮大了保护环境的队伍。其次，由于不同地区乡村开发的实际状况具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运用循环经济理论时，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也不尽相同。要求相关的管理人员能够结合该地区的地质环境、自然因素、人文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将整体的开发结构进行详细部署，并通过定时定点指派工作人员进行考察的方式，创建出经济开发、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于一体的发展战略。

2.2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积极传播核心元素

循环经济对现如今社会文明的转型升级与经济发展的前进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在运用循环经济理论中的相关内容时，可以以现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的发展依托，为乡村休闲旅游的开发注入衍生动力。不仅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资源浪费现象的层出不穷，并且通过多次循环运用的方式，能够体现出当代旅游资源的可持续性。相关部门可以将乡村地区的文化进行层层筛选，提取其独特的内容元素与乡村休闲旅游相串联，并通过现代化的多媒体設备向不同地区进行广泛的传播与全面的普及。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莓茶产品推广，运用大数据平台进行统计，自该电视剧播出后，各个平台与网站上莓茶的搜索量和曝光量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令更多的人们对该地区的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减少了乡村休闲旅游宣传的过程，抓住了循环经济理论的关键所在，突出了现代旅游开发与传统阶段所存在的根本区别。

2.3完善法制建设 强化法治监督

随着现如今我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完善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主要的核心任务，用宣传自然景观的方式，加强对乡村地区的建设，使现代化的乡村休闲旅游开发，呈现出农业多样化、农村景区化、农民多业化、资源产品化的发展趋势。并且通过加大对农村旅游发展的配套政策支持，为当前农村经济的繁荣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发展平台，但是仍然需要结合具体状况，用法治化的方式，对整体的开发流程进行再三的审查与监督。着力促进乡村休闲旅游体制增效，积极地与时代发展同步，灵活的运用循环经济理论中的核心内容。

3、结束语

循环经济理论的运用对当前乡村休闲旅游开发的实质性作用显而易见，而在具体的开发过程中要结合乡土文化的核心内容，加强对乡村旅游内涵的挖掘，避免乡村休闲旅游产品结构雷同，且档次低的状况出现。与此同时，当地的政府要积极的引导旅游开发的管理者，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相互之间的合作，走规模化和产业化的道路，不仅与循环经济理论所倡导的核心内容不谋而合，并且能够实现乡村休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霞.乡村休闲旅游开发中循环经济理论的应用探索[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9：74-75.

[2]张丽翠.循环经济理念下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运用[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

何雁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农村经济转型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招商银行行长

朱敏：当国内经济转型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难度可想而知，进退两难。

马蔚华：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高速度，2000年以来，银行贷款的年均增长率接近20%。但要实现经济转型，就必须把经济增长速度适当降下来。大家开车走弯路的时候要踩刹车降一下速度，否则就要出去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为了实现这样的转变，保证转型的顺利推进，就要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措施。尽管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可能出现一些波动，甚至出现一个速度的延缓下降，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朱敏：彭博社全球调查结果显示，在对1097名投资者进行的季度调查中，61%的受访者预计：到2016年底，中国金融业会发生崩溃。您对类似唱空中国的论调如何看？

马蔚华：在别人说好、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清醒，要看到自身的差距；在别人唱空的时候，我们也要理性对待自己。危机就是信心的崩溃，面对严冬，我们首先要有信心。

因此，对于未来，第一是要乐观，悲观会影响市场；对于眼前，则要审慎地推动，积极地推进变革，不转型就没出路了。转型过程中可能有新旧思想和做法的摩擦，无论从个人企业还是国家角度，不与时俱进都没有好处，传统的办法难以为继了。

朱敏：改革与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过去三十年的进步动力，今后依然如此。在此过程中，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究竟产生多大影响？

马蔚华：中国由于国际化程度低，持有的国外债券要少，参与的国外交易要少，所以侥幸在危机中受到的直接冲击较小。我们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方面，比如出口；另外欧美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我们的货币有影响，特别是主权债务会导致市场的信心受损，这些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能妄自尊大，要吸取教训。等我们国际化以后，这种市场的动荡、危机的周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下一次我们就能应对。

同时，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要总结教训，减小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国内有那么大的内需市场，又是发展中国家，未来二三十年还是有非常广阔的增长空间。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率是70%，中国还不到50%，又处于工业化中期，西部还有市场。特别是消费观的变化，一方面会减少储蓄率，另一方面会增加市场的内需力量。我觉得，消费观的改变对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动力，尤其是年轻人。

朱敏：包括消费观在内的现代观念普及，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隐性变量，而这无疑又得益于国际化。可否谈谈您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理解？

马蔚华：国际化是一个趋势。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子越来越大，包括金融危机时，走出去步伐也没有停滞，中国近年来的对外投资年均增长都在60%以上。你的客户走出去了，银行的金融服务也要跟上，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再加上中国开放后，别人进来了，你也要走出去。

国际化是一个大的范畴，即使你不走出去，你的行为也在发生变化，因为开放以后，中国也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很多游戏规则是国际化的。什么叫走出去？你本身已经走出来了，离开了原有的约束条件。国际化是一个大概念，能跻身国际、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在更加市场化的环境中运营，这就是国际化。所以，一个是客户走出去，一个是中国市场本身的国际化。

农村经济转型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提要]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通过继续教育，造就大量适应转型升级的、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实用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专门人才，是高职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高职院校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高职院校应抓住机遇，着力实施办学市场化、课程本土化、师资多元化、教学基地化等策略，在继续教育的大市场中大有作为，为经济转型升级，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转型升级；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发展策略

经济的转型升级表现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资源消耗型升级为资源节约型，从粗放式增长升级为集约式增长，从产业发展来看，具体表现为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从污染大、能耗高向污染小、能耗低转变。人力资源是最根本的生产力，要想使这些转变成为现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企业员工的继续教育，提高其生产技能和业务素质，重点解决基层一线劳动力素质不高以及高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使产业发展完成从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向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支撑转变。对企业员工进行继续教育，造就大量适应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的、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实用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专门人才，是高职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高职院校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高职院校要着力实施办学市场化、课程本土化、师资多元化、教学基地化等策略，在继续教育的大市场中大有作为，为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一、办学市场化

依据百度百科的解释，所谓市场化，就是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实际需求为导向，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从而完成资源的合理配制，使效率达到最大化的机制。

本文所说的办学市场化，是指高职院校能够积极地适应地方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根据继续教育市场化的特点进行科学分析，主动满足市场的需求，融入市场竞争，并发挥高职院校“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功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市场。

高职院校的继续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在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其重点也不是正规的学历教育，它的需求是由市场确定的。随着经济转型升级，企业需要大批适应产品升级、管理转型的理念先进、技能优良的研发人员、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这就产生了继续教育的市场需求。高职院校只有适应这一需求，根据市场需要来开展继续教育，安排项目，设置课程，组织教学，才能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有所作为。

在办学市场化策略下，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应着重提高四种意识：

一是提高竞争意识。市场化的一大特性就是竞争性，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继续教育中积极主动地面向市场、走向市场、融入市场，自觉地遵循市场规律，全方位地了解市场需求，主动获取市场信息，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通过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牢牢占据市场的有利地位并取得收获。

二是提高效率意识。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对于开展或参加继续教育，其目的性都很明确。从企业来说，就是要提高员工的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以满足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从员工来说，是为了在转型升级条件下提升技能，以适应、胜任或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企业的员工大多数是职业经历较为丰富的成年人，他们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通常比较重视，将继续教育作为个人成长的重要途径。在接受继续教育过程中，由于自身对金钱、精力、时间有一定的投入，他们自然要追求回报，所以对接受教育后是否能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比较关注。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给企业和员工提供继续教育服务时，充分注重教育的效果和效率，让企业和员工充分感受或享受到教育的成效，在知识技能更新、提升中取得明显的效果。同时，对高职院校来说，还要强化办学的成本意识和教学效率，着力提高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效益最大化。

三是提高品牌意识。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高职院校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占据优势，就必须要像经营企业那样，通过树立品牌来占领市场。要通过调研对市场有较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分析人们接受继续教育的心理预期和个性需求，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设置与项目设计，将继续教育视为产品，使产品的推出受到企业与员工的欢迎。要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对弱势产品要随时调整结构，提高继续教育的质量，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并努力打造继续教育的品牌，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而占领更多的市场。

四是提高管理意识。高职院校应打破计划经济时期的思想壁垒，不要让教育周期和制度约束成为限制继续教育发展的瓶颈，最关键的是不能与市场需求脱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教育要适应高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在更新知识内容、优化教学手段、缩短教育周期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因此，高职院校要强化管理意识，实行企业化管理，使继续教育工作与时代同步，与市场接轨。

二、课程本土化

所谓课程本土化，是指在开展继续教育的过程中，高职院校要深入分析地方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之间的相关性，以地方产业发展为导向开设继续教育的课程，对接企业预期的能力与岗位要求，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作出自己的贡献，赢得自己的地位。

高职院校只有在专业布局上，根据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进行科学动态的调整，才能在提供人力资源、技能技术和智力支持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换言之，就是要在课程设计等方面体现继续教育的地方特色，与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高的依存度，这样才能让高职院校的继续教育有根基、有底气。

为此，高职院校在继续教育的课程设计过程中，要处理好四种关系。

一是低与高关系。无论是企业的产业发展水平还是员工的技术水平，都有一定的差别，也就是参差不齐，有低有高。因此，高职院校在继续教育的过程中要因企制宜，因人制宜，对课程的内容和需要掌握的程度也要有所区分，这样才能增强继续教育的针对性。

二是少与多的关系。多数企业为了在经济转型升级的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一般都对员工的继续教育比较重视，想让员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但对于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企业来说，他们的需求都各不相同。有些行业需要培训的员工数量比较多，而有的行业由于当地企业少，从业人员少，需要培训的人员也比较少，高职院校毫无疑问会注重需求多的产业和企业，抓住主要群体，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小群体，所谓“聚沙成塔，聚水成涓”，许多小群体的积累，也蕴涵着巨大的市场。所以，开展继续教育要做到抓多不放少，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近与远的关系。这里所说的远与近，是就当前来说。有的产业企业和员工众多，是当前的“主体”，是“大众”， 但可能其已处于产业发展的衰退期、技术上没有升级换代的可能性，不久的将来就可能变为“小众”甚至“无众”。而有的企业和员工在当前是“小众”，但它是处于上升发展期的朝阳产业、国家或地方重点扶持产业，不久将会成为“大众”。因此，高职院校在设置继续教育课程时，既要立足当前，紧跟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在专业布局上与地方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相匹配，同时又要有预见性，尽可能走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前面，在未来的继续教育竞争中赢得先机。

四是内与外的关系。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强调课程本土化，也源于当地社会是高职院校最基本的生存之基。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高职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这并不排斥高职院校为外区域的企业和员工提供服务。在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外区域也是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的重要阵地。高职院校完全可以通过打造品牌，做出特色，在继续教育中为外区域的企业和员工作出自己的服务和贡献，获得自己的利益，扩大自己的实力。

三、师资多元化

就一所高职院校来说，要想凭自身能力开展所有产业的企业和员工的继续教育，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师资不足是最大的制约。因此，高职院校要着力充实继续教育的师资队伍，运用多元化的策略来补充师资，最大限度地占领继续教育的大市场，从而开展更多、更广的继续教育。

所谓师资多元化，就是高职院校在开展继续教育的过程中，除运用自身的师资力量外，还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以多种方式进行资源整合，为我所用。

就这一命题，张敏在《关于高职院校建设“三三制”师资队伍模式的构想》一文中提出了“三三制”师资队伍模式，为师资多元化策略提供了思路。其模式是将师资分为校内稳定师资、长期聘用师资和临时补充师资三类，不同的师资滚动使用，每个类别的师资数各占三分之一左右。

在“三三制”型师资队伍中，不同类别的师资分别具有不同特点：第一部分是由校内在编教师组成的主体师资队伍，这是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的基础，是开展教学的基本保障；第二部分由长期聘用教师组成的骨干师资队伍，主要由教辅人员、短线专业师资以及专业背景较深、受人力资源市场变化影响较大的师资组成；第三部分则是变化较大的、最不稳定的师资，主要由临时聘用人员组成，这部分师资只有作为补充，这类师资的特点也比较明显，如社会储备充分，需要适时动态调整等。

实施师资多元化策略，要着力抓好三项举措。

一是要“以师为生”。这里讲的“以师为生”，是指让教师当学生，也就是要提升师资水平。一方面，要根据继续教育的特点和市场变化需要，组织专业教师接受再教育，可以采取以全日制中短期培训的方式，让他们分期分批到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学习充电，或者选派主要师资到国内外研修；也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鼓励教师参加一些高级职业资格考试和评审，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另一方面，可建立教师定期下企业交流和锻炼的工作机制，通过轮流顶岗挂职、参与技术开发和推广等，使教师了解行业动态和发展方向，了解产业发展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促使教师更新知识体系和优化能力结构；也可指派专业教师中的主力到企业做兼职，加入到产学研项目开发团队中去；有条件的还可以选派教师到跨国企业和财团中挂职培训，使专业教师了解全球市场走势并有针对性地掌握继续教育的知识技能。

二是要“以生为师”。 所谓“以生为师”就是要让学生来充当老师，把学生充实到师资队伍当中。本文在“课程本土化”部分曾说到，企业的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是有高低层次之分的，其也说明了企业员工的技术水平是有高低之分的。以生为师，就是通过一定程序的选拔与培训，让技术水平高一级的企业员工为低一级的员工当教师。其好处是，不仅使继续教育有了大量的专业教师，缓解师资不足之压力，改善师资队伍结构，还在于他们大多是从不懂到懂、不熟到熟、初级到高级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对技能水平的上升情况有亲身经历，对技能水平不高这部分员工的成长进度比较了解。而且，同事之间有亲近感，让他们来授课比较有针对性，教学效果相对较好。

三是要“师师为师”。这里所说的“师师为师”，就是校内在编师资与外聘补充师资相互结对，通过相互指导和交流，促进共同提高。通常校内在编教资理论水平相对较高而实践能力相对较弱，而从企业外聘的补充师资恰恰相反，让他们相互交流学习，能让专业教师多掌握一些实践技能，让企业聘任教师多掌握一些理论知识，使从事继续教育的师资队伍的素质得以整体提升。

四、教学基地化

教学基地化，是指在开展继续教育过程中建立教学基地，在基地中开展教学，让教学与工作的场景更逼真，与学员的实际更贴近，使学员所学的知识、技能更有用。

基地包括校内基地与校外基地。

校内基地即在学校内建设的教学基地。基地一般按照工厂化、车间式进行布局和设备选型，而难以进行工厂化改造的专业实训基地，如化工、制药类专业等，则可考虑采用一些现代技术手段，建设虚拟化的车间，运用虚拟化的工艺，使用高度仿真的软件，从而达到使基地工厂化运行、车间化运作的效果。

校外基地就是在企业建设的教学基地。一般可根据课程内容和实践教学的需要，综合考量校外基地的现状，重点建设有教学场所和讨论场所，既能承担一定教学任务，又能批量安排实训，且企业实训设备、产品模型、工艺流程齐备的教学化校外基地。

实现教学基地化，必须把握好三大主题：

一是 “逼真”主题。所谓“逼真”，就是所建的基地，无论是校内基地还是校外基地的车间结构、设备型号等，都要尽可能与对应的产业或是学员所在企业一致。即便不能达到“全真”，也应尽量“逼真”，从而使企业学员感觉这样的学习就是在上班，从而减少环境的陌生感，提高教学质量与效果。

二是 “贴近”主题。所谓“贴近”，就是在基地教学中，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手段和方式，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要最大限度地贴近学员的需求、习惯等。让他们学得进去、跟得上去，激发学习兴趣，有针对性地学习，学有所成。当然，所有学员不可能是同一层次的，这就要尽可能地贴近主要群体，同时也要兼顾到其他少数群体。对于接受能力强的学员，要适当给他们增加内容；同时，对于接受能力较弱的后进学员，也要多关注和指导，帮助他们消化。

三是 “实用”主题。继续教育在增加实用知识、提高实用能力方面的功利性明显，因此，开展继续教育就必须要对员工的知识掌握、技能提升、事业发展有帮助。所以，在进行基地化教学过程中，要非常关注教学的实用性。不用花架子，而要真功夫；不要花拳绣腿，而要真才实学。要通过基地化教学，让学员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和技能，有利于他们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要让企业看到真真切切的效果：继续教育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创新创业，推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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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蓝光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