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院分析论文范文

农业科技院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以陇川县陇把镇为例，介绍了陇把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现状，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管理主体单一且责任不明确，管理制度执行不力，基层干部和财会人员素质不高、“三资”管理力量单薄，村民参与意识薄弱。从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中心、健全“三资”管理制度并强化指导、加强对村干部及村民治理能力的培育、增强村民参与意识四个方面提出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对策。

关键词 农村；“三资”管理；陇把镇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旨在持续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经济水平，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村集体“三资”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共同致富的基础和物质条件，直接关乎农民的切身利益，体现着农民的主体地位。因此，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方面的研究意义重大。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共同构成了“三资”，其中，资金是农村集体所有的银行存款及现金，如原始资金、经营收入、拨付资金以及其他收入和收益；资产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资源是指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山林、水面等自然资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就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集体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源进行统一规范管理的行为。

1 陇把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现状

陇把镇目前农村集体固定资产共428.1万元；村集体资源机动地17 hm2（水田12.6 hm2，旱地4.4 hm2），机动集体林7 923.76 hm2，水塘0.37 hm2，集体资源合计7 941.19 hm2；村集体资金余额412 518.97元。陇把镇在“三资”管理方面的主要做法有：1）建立工作机构，明确责任。陇把镇制定了《陇把镇全面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陇把镇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实施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在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办公室，领导小组组长由镇人民政府镇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副镇长担任，成员由各村挂钩领导、镇经管办工作人员、村委会负责人及各村小组组长组成。2）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及时组织召开了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启动大会，使各村、组领导充分认识到规范和完善农村财务会计管理的重要性，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此项工作中。3）清资核产，全面掌握家底。根据全镇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在坚持集体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和监督权“四权不变”的基础上，在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办公室建立了陇把镇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核算中心，全面推行村组会计委托代理工作，清理并掌握了村（组）集体固定资产、村集体资源机动地、机动集体林、水塘等集体资源[1]。4）严格管理，规范审批。村、组兴办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集体统一经营收入、发包及村办企业上缴收入、投资收益、上级转移支付以及奖励、补助、补偿资金、社会捐赠资金、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和其他收入等一系列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都缴入镇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核算中心账户。5）建立台账，管好“三资”。按照陇川县“三资”管理领导小组的要求，镇上设置了农村集体“三资”委托服务办公室，配备了专人，即镇总出纳负责对各村财务进行账务处理，挂了陇把镇农村集体三资委托服务办公室的牌子，刻制专用印章，配备了电脑、打印机，完善了三资管理的各项管理制度并上墙。通过多年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陇把镇的“三资”管理取得了一些成效，较好地保障了群众的民主权利，从源头上预防了腐败行为发生，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巩固了农村的稳定。

2 陇把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主体单一且责任不明确

陇把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具体工作日常一般由村干部负责，而实际上，一些村级事务也往往会受到镇政府的行政干预[2]。在乡镇机构改革过程中，负责主管“三资”的部门经历了多次变更，镇财政和纪委等都在监管，而县农经站却没有充分发挥其管理职权。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民主理财小组、村民理应作为“三资”管理的主体，然而参与性和主体性不强，政府相关部门也存在管理缺位或越位现象，最终导致“三资”管理的主体单一、管理责任难落实。

2.2 管理制度执行不力

陇把镇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三资”管理相关制度，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很多村组执行不到位，部分制度形同虚设。例如，村会计未按照村级财务管理制度的标准执行会计收支核算，没有按照“日清月结”这一要求报结，没有按照“一账五簿”的要求设置账簿；村里对资金收入隐瞒不报，账务处理不及时，会计收支不按期报结；固定资产台账不完善，存在遗漏和混乱的地方；许多村组缺乏集体资源账簿，涉及集体资源交易的记录和过程没有充分公开，相关执行不合规范；村级会计财务监督意识薄弱，在监督村干部行为方面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2.3 基层干部和财会人员素质不高，“三资”管理力量单薄

村委会的经营管理能力较弱，村民参与不足，基层干部整体素质不高，加之监督乏力，导致村干部在农村“三资”管理工作中偶尔会出现违法违纪行为。有的村干部在涉农补贴、涉农建设项目等方面可能会出现违法违纪行为，损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许多村级财会人员财务知识匮乏，财會业务能力薄弱，因此常常出现故意拖延报账时间、会计收支不能按期报结、不按照要求和标准进行财务结算、会计凭证使用和管理不规范、缺乏财务监督的意识等问题。镇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三资”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工作缺乏指导和监管，镇农经管理人员也忙于委托代理中心的工作，因此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力量单薄。

2.4 村民参与意识薄弱

受到村民文化水平、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村民根本不知道“三资”管理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自己在“三资”管理中的地位和权利，所以民主参与意识薄弱，无法形成对“三资”管理的有效监督。例如，当村委会的决策失误给村民造成损失时，村民不懂得维护自身利益，更不用说去追究责任；少数村干部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过程中，可能够利用职位之便为自己谋取利益；相关决策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不高，导致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混乱[3]。

3 陇把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对策

3.1 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中心

陇把镇应积极建设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中心，以综合监管平台为基础，提高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服务水平。“三资”管理服务中心的成立，可以通过岗位设置和人员配备，明确相关责任，强化其对农村财务的管理与服务，逐渐实现专业化的管理，落实“三资”管理的主体。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和功能应包括资金管理、资产管理、资源管理和合同管理，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以网络化形式完成对村级财务的监督和民主管理工作，促进资源配置、提升农村财政管理水平，最终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的保值增值。

3.2 健全“三资”管理制度并强化指导

陇把镇应在现有管理制度基础上，结合“三资”管理工作中不规范和难执行的内容，以及地方实际，建立健全“三资”管理制度，实现有针对性的管理，确保制度的完善及制度的有效执行。从制度健全来讲，陇把镇应重点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与资金、资产和资源相关的财务行为，明确财会人员及其岗位职责、权限；健全各类台账管理制度，例如资产台账、土地承包台账和土地租赁台账[4]；强化合同管理，对以集体名义对外租赁、承包经营资产、资源的，要完善合同管理制度，规范招投标等行为，避免一切由村委会说了算而没有明细记录的现象发生。从制度执行来讲，陇把镇要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各项制度的执行力度，镇政府应加强对各村组对相关制度理解和执行的指导，使各村村委会按照相应的制度和程序进行村务管理，履行好“三资”管理制度中的各项职责；各村委会和村民在执行“三资”管理制度中所反馈的问题和意见，镇政府应积极认真对待，根据相关意见和建议进行反思，结合“三资”管理工作实际对制度进行适当修改和完善，避免出现因制度脱离实际确实无法执行情况的发生，提高制度执行率。

3.3 加强对村干部及村民治理能力的培育

在陇把镇及广大农村，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一些基层干部高高在上，过于夸大自身地位和作用，因而在村务管理中忽视村民的参与作用，不会主动考虑村民感受及意见；村民普遍缺乏文化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认识不到自身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的角色、地位，不会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这自然导致“三资”管理缺乏有效监督、管理不规范。所以，要提高村民及村干部的自身素质，增强他们作为农村集体“三资”监督主体的意识；强化宣传教育，通过宣传小册子、展板、广播等方式，宣讲“三资”管理相关知识，强化村民及村干部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和主体意识，提高他们的治理能力[5]。

3.4 增强村民参与意识

陇把镇要强化对农村集体“三资”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同时，维护好村民的利益、体现村民的“三资”管理主体地位，增强村民参与意识，强化民主管理在陇把镇“三资”管理中的力度。要增强村民的参与意识，笔者认为，1）陇把镇要切实树立以村民利益为出发点的“三资”管理理念，重视村民的主体地位，让村民想表达意见和建议、愿参与到管理工作中，为了维护切身利益而敢于诉求。这就要求陇把镇要广开言路，为村民提供便利的诉求通道，如增设意见箱、指派联络人等。2）逐步扩大村民民主管理参与范围，确保其在民主选举中的权利。村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应得到充分体现，在每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应给其充分的自主投票权；进一步强化各村委会的财务信息公开，让村民尽可能了解本村财务状况，进而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时，应允许村民参与决策，保障他们的民主决策权。

参考文献：

[1] 施会琴.加强农村“三资”管理的思考[J].山西农经，2016（16）：30-31.

[2] 李威.創建农村“三资”管理新模式的实践与探索[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5，17（6）：58-60.

[3] 李伶平.关于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调查与思考[J].农业技术与装备，2016（12）：32-33.

[4] 刘兴举.农村三资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农业与技术，2015，35（18）：212-213.

[5] 沈于琛.村级“三资”管理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6（31）：22-23.

（责任编辑：赵中正）

农业科技院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农业起源之前是狩猎采集者的时代，农业起源的机制研究必定涉及狩猎采集者的研究。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关键变量是流动性。人类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历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过程作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具有累积发展的特点，与之相应的是人类技术文化的不断进步，还有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追求能量最大化的适应策略，这个趋势至今依旧存在。它同时意味着人类的文化适应追求最佳适合度与最小化风险。

布莱德伍德视农业为人类文化进步的产物，这种观点是有合理性的，虽然许多考古学家将之视为19世纪“斯宾塞式”的进步论。文化的累积发展创造了农业起源所需要的资源禀赋结构，包括一定的人口数量与密度——这也是长期发展的累积所致，还有人口增加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如地域所有权的观念、限定的惠予范围、群体内部竞争加剧等。它们体现狩猎采集者适应长期的趋势，也就是我所说的统筹性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与历史趋势无关，但与狩猎采集作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策略相关，无论是远古的狩猎采集者，还是近现代的狩猎采集者，只要他们不事农业生产，就需要去寻找自然资源，也很少能过上定居的生活。就像工业社会与城市的关系一样，不是说农业社会没有城市生活，但是城市成为主要居住形态，只可能由工业社会来支撑。与此类似，狩猎采集者社会在特殊条件下，如水生资源利用者也可能形成定居社会，但是大规模的定居是农业社会的居住形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看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都可以发现统一性，于前者是一些发展趋势，于后者是流动采食。

在回顾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时，我们注意到人类栖居范围扩散到世界各地（人口的增长），石器技术的进步、原料精细化、石器地区风格形成（地域所有权观念与限定的惠予关系）;到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技術发明如陶器、磨制石器以及食物研磨工具（植物强化利用也是能量最大化的策略）的出现，还有装饰品的发展（社会内部竞争）等，这些都体现了狩猎采集者长期发展趋势上的累积增长。而像柿子滩、下川等地点群与东胡林、南庄头等遗址体现的不同流动又说明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发生了区域分化。只有能把流动性降低到足够程度的地区才可能有农业起源，这也是为什么最早的农业起源地带位于太行山以东地区的关键因素。当然，狩猎采集者的长期趋势像是“常量”，是不言而喻的存在;而地区之间的分化发展才是考古学家真正关心的对象，也就是说考古学家希望能够解释为什么农业会起源，他们更关注的是农业起源发生在某些地区，而非其他地区。实际上，长期趋势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是均等发展的;在分化之时，又与环境条件的不同特征密切相关。

环境多样性对文化适应产生的是双重作用，一方面是硬约束，即由于环境的极端特征导致某些文化适应无法发挥作用，就像在内陆地区无法利用水生资源一样，茂密森林环境通常没有草原那样丰富的食草动物群。农业所要实施的条件至少需要包括合适的温度、降水;再者，土壤、病虫害、人口等也会有所限制，对于农业起源而言，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野生物种的存在，没有适合驯化的物种，就是掌握了驯化技术，也是没有意义的。美洲地区因为缺乏适合驯化的大型动物，所以农业系统始终是脆弱的，农耕群体始终需要抽出时间去狩猎，所以定居难以建立。即便建立了，也不稳定。连带建立在这种农业基础上的文明，也容易崩溃。由于缺乏大型驯化动物，即便他们知道轮子也没有作用，南美文明不得不建立在人力托运的基础上。当然，物种不是中国各文化生态区的制约因素，中国不同地域都有适合驯化的地方物种。东北地区的问题是低温，生长季节短。青藏高原是高寒的气候环境，比极地环境还要恶劣，不仅空气含氧量低，而且缺乏极地环境经常可以狩猎的海洋哺乳动物或是可以驯养的驯鹿群。大西北地区是水资源缺乏，没有地表水，大型食草动物就难以生存，也就没有狩猎采集者，更不会有农业起源这回事。当然，环境多样性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它会提供机遇，提供某些优势资源，形成发展农业的软约束。利用水生资源就构成了农业的替代策略，水生资源来源区域范围大，生产力高，季节性与陆生资源有互补性，资源稳定可靠，种类多样且质量高（多蛋白质，妇幼老弱都可以参与获取，如采集贝类），这些优势结合起来，适合劳动密集的农业就不具有选择优势。东北与岭南以及沿海地区都走向了水生资源利用，缓解了狩猎采集者所面临的适应压力。西南地区因为高度多样的环境，是最适合狩猎采集的区域。文化是弹性的，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人类发展出多样的适应方式。这与狩猎采集者文化适应的统一性并不矛盾，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已。

对于农业起源的考古学研究而言，需要弄清楚的是文化适应发生变化的初始条件，然而具体情况需具体分析。农业起源的初始条件包括自然基础条件、自然条件所发生的变化、文化资源禀赋结构的积累等内容。中国农业起源的自然基础条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具有梯级特征的地形。与之相应，主要河流从西向东流，狩猎采集者向农业生产者转型时具有可以不断拓展的空间，这一点对于中国农业起源的萌芽、发展与最终建立世界上少有的完善农业系统至关重要。至于说黄土，它并不是中国农业起源与发达的充分条件。自然基础条件另一个要件是由于纬度分布、高度差异、海陆分布以及地形分割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生态区，为文化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具有很好的弹性，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最佳的栖居地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狩猎采集者的最佳栖居地并非现代人口密集区，而是中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自然过渡带以及从中国地形的二级阶梯向一级阶梯过渡的地带，这些地带不仅狩猎采集的资源多样、清洁饮水方便，而且容易获取合适的石器原料、充足的燃料。随着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人们逐渐向平原地区迁移。适宜农业的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并不是狩猎采集者的最佳栖居地，同样适用于游牧经济的青藏也不适合狩猎采集者。不同的是所依赖的地带是有区别的。

更新世与全新世之交，气候以及环境变化幅度相当大。末次盛冰期结束后，气温上升，冰川消融。更新世结束之际，对史前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包括海平面上升、古季风机制恢复、植物更替、动物绝灭、新仙女木事件、气候的季节性稳定性增强等。气候环境变化导致狩猎采集者化系统变化的初始条件发生改变，对人类文化系统而言，这些变化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作用，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海平面的上升对于华北地区的影响最大，即使人口不增也由于陆地淹没，这一地区人类的栖居地几乎丧失了一半面积，人口密度也会随之翻番。海平面上升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明显影响。古季风、植物更替、气候稳定都有利于农业的发生，而动物绝灭、新仙女木事件、季节性加强等则是从反面推动农业起源，使得作物栽培的必要性大大增强，“一推一拉”机制促进了农业在更新世与全新世之交起源。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表现有早晚与程度强弱的区别，古季风的影响最早显现在西南与东北地区，植物更替、动物绝灭影响最强烈的要算华北，而对西南地区影响甚微。

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生产转换的文化过程并不是黑箱，不是说在前面加上环境条件与合适的变化，就会导出农业起源。农业起源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事件，尽管结果中包括自然物种失去某些能力，被人类驯化。狩猎采集文化适应系统与农业的最大区别是流动性的差异，其他的变化如居住方式、工具技术、生计构成：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都由此衍生。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面貌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狩猎采集者适应策略的转换。到了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新变化主要表现为某些常见于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开始出现，它们标志着人群流动性的明显降低。类似的变化广泛见于各个文化生态区，但程度差异明显，其中西南地区最弱。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见证了关键的文化分化，强度最强的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农业。例外的情况是岭南与东北，这些地方因为富有水生资源而转向了新的狩猎采集形态。

作为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部分，中国农业起源中心与其他地区尤其是西亚进行比较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它的特征。同时，通过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内部的比较，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比较，进一步丰富了这些特征的含义。最后，我把中国农业起源的特征大致归纳为6个方面：

一、中国可以与西亚并称世界上最早与最重要的两个独立驯化中心。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不仅因其年代早，更因其影响深远。作为主要的驯化中心，中国具有长期的驯化历史，是世界上接近1/4驯化植物的故乡。其影响范围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农业起源具有明显的自生性，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过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缓慢成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形成涌现式的爆发，它的整个发展历程与西亚基本同步。中国农业起源属于温带谷物农业，最终达到了集约农业发展程度，在周边过渡地带形成了若干“低水平的食物生产”。

二、中国农业起源中心由两个相对独立的中心构成，各自具有不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背景，文化面貌差异显著，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是典型的细石叶工业;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是在保持砾石工业传统的同时，增加了细小的燧石石器成分。在作物驯化方面，华北地区是以粟、黍为中心，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水稻为中心，目前所见的交流发生在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即稻作进入南北过渡地带。在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两个地区几乎同时开始出現强化利用的证据，南方的陶器出现似乎更早（就当前的14C年代而言），华北则出现了石磨盘、磨棒、锛状器等工具，稍后也出现了陶器。没有证据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了华北，也没有相反的证据表明它们各自是独立发展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考古材料显示华北地区所发生的文化变化更为明显，速度也更快，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涌现出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南方发展水平稍低，目前只有彭头山与上山文化的面貌比较清晰。新石器时代早期，稻作从南往北传播，主要与全新世大暖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关，稻作更有利于江淮地区的人们利用水网地带。总的说来，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华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农业起源过程中是一体的，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开始就存在差异的文化适应历史，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持续的差异性发展不支持它们属于单一农业起源中心的观点。

三、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黄土是中国农业起源的充分条件，如果不是黄土而是其他温带森林草原土壤，农业依旧会发生，华北农业起源的机制与初始条件并不需要依赖黄土。华北地区最早期农业并没有起源于黄土高原上，而是起源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齐鲁山地、豫西山地的山麓地带。所谓黄土文明的认识与中古时代的中国历史、近现代中国的现实有关。

四、中国早期农业以作物农耕为中心，动物驯养服务于作物农耕，最早驯养的动物是狗、猪、鸡，与早期作物农业互补，而不是相互矛盾，作物加工残渣可以用来饲养动物，这一点与西亚是不同的。与西亚相比，中国农业起源地带陶器出现早，但定居发展稍慢，这可能与中国早期“农业软件包”的内容不如西亚丰富有关，但中国史前农业后期发展更加成熟，动物饲养与作物农业相互补充，形成了较好的农业生态系统，而不像西亚的畜牧与作物农业发生矛盾，进而不得不分化，而且畜牧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破坏作用明显。

五、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过程从山麓向平原地区扩散，具有明显的地理指向性，而中国较大的腹地平原为农业的发达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史前文明的崛起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而且南北两个中心互相补充，成为中国文明五千年连续发展的缓冲空间，在中原文明崩溃之后，能够在南方获得部分保留。

六、在中国农业起源的边缘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农业生产形式与适应方式，如燕山以北地区发展出旱作农业以及游牧经济，岭南地区的根块茎农业，东北地区立足于水生资源利用的复杂狩猎采集社会，西南地区极其丰富多彩的地方风格，如此等等，周边地区发展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构成了后来中国文明群星璀燦式的起源模式的基础。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

农业科技院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基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利益公享、风险共担”原则，目前政界、产业界、学术界、科研界之间协同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技活动。文章叙述了地方农业高校科技档案资源之形成优势，阐述了科技档案服务工作要依托其独特的科技档案信息资源，围绕地方重大发展战略，结合地方全力推进产业升级换代的迫切需要，转变以往陈旧服务观念，勇于创新服务体系。确定了在政、产、学、研合作背景下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之角色定位。提出了创新服务机制；创新服务形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服务体系。

[关键词] 政产学研 合作 科技档案服务定位 创新服务体系

1 引言

政、产、学、研合作是政界、产业界、学术界、科研界之间基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利益公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构建的一种协同创新活动，是技术创新的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早在2006年1月26日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动力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创新体制机制，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充分表明，政、产、学、研合作被确立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之必由之路。

以国家政策的引导为契机，政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精诚合作，积极展开基于项目、人才培养、专家咨询、共建平台的研发模式的运转，强有力地推动科技、经济、教育、技术等要素与劳动力要素合作的有效组合，使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整合、配置、共享。同时使其科技成果得以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升企业的自助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增强产品的技术含量。

地方农业高校科技档案是高校创新支柱之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中，围绕其特色发挥了资源优势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大量引进人才，科研项目巨增，并产出了大批成果，使得地方农业高校成为“人才”、“知识”、“成果”的聚宝盆。如何发挥其优势，使其最大限度地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政、产、学、研合作中起到纽带、桥梁作用，是我们地方农业高校科技档案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2. 科技档案服务工作的定位

2.1 角色定位

坚持学术性理念，为政、产、学研合作提供“人才库”、“知识库”

角色：即指社会角色，是与社会地位相符合的一整套权利、义务、行为之和。

角色定位：即管理的最高境界，指在一定系统环境下，在一个组合中拥有相对的不可替代性定位，它是建立在角色的能力、权利、责任基础之上的。

地方农业高校科技档案的建设与服务，如何进行自身角色定位，直接关系到地方科技创新与集成的成败。而政、产、学、研合作是政府政策引导，高校科研机构将知识物化传播、产业界接受转化产生社会经济效益而形成的一个整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农业高校科技档案将扮演者一个收集、整理、传播、服务的特殊身份，起到在这些关系中无可替代的重要纽带、链接角色。

就山西农业大学而言，1907年随着实业兴国浪潮的席卷，孔祥熙先生从美国耶鲁大学学成回国办教育，创立了“铭贤学堂”、“铭贤农工专科学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成立“山西农学院”，直至1979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大学至今，已百年有余。这一百年来，培养了数以几十万计的农业科技人才，为全国尤其是山西的政界、学术界、企业界培养了一大批精英。到目前为之，仍是山西省唯一一所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高校。

如今，农大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有教职工1570余人，高级以上技术职称480余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2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首席专家7人，副首席专家5人，岗位专家45人，省“12316”三农服务热线专家6人，农科110专家11人，企业科技特派员7人，农业科技特派员137人，研究开发人员533人，大专以上科技人员1384人，形成了具有地方农业高校特色的“人才库”、“知识库”。

长期以来我们科技档案室正确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利用这些优势资源，在政、产、学、研合作中，起到链接各方的纽带作用。例如：我们的食用菌专家常明昌教授，他从一入职农大便致力于食用菌课程的讲授与研究开发。当我们获悉安泽县欲为农民脱贫致富找产业寻出路时，积极联系双方，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经过常教授多年不辞辛苦，言传身教的知识传授、技术指导，带领当地农民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之路，同时影响辐射了我省30多个县市。自90年代起，在山西省30多个县市进行了科技扶贫、技术服务，推广优良品种300多个，培训农民2万人次。在安泽、泽州、沿途太谷等县，创建香菇、白色金针菇、白灵菇、灵芝、猴头菇生产基地，创建了5个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基地。并先后帮28家企业建立了食用菌工厂化基地。同时常教授也创建了“山西省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稳定了他的研发队伍。以一门课带动了一个产业。尤其是2014年在山西省政府、省科技厅的重视及政策引导下，以常教授为专家的科技团队，结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山西省生物所等研究机构联盟，山西澳坤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凯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广灵县北野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等产业技术单位，建立了以政府注入资金、专家研究机构为基础的合作联动攻关科技服务体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产、学、研合作联动攻关机制下的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真正整合了政府、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的多种资源，实现了资源共享，促进经济发展。充分体现了地方农业高校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库”、“知识库”。档案部门充分扮演好了我们的社会角色，随时打开自己的“库”让其各尽所能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发挥作用。

2.2 成果技术定位

坚持“目的实用性”原则，根据不同地域经济发展特点，为政、产、学、研合作筛选整理适合其发展需要的成果、技术资源。

山西位于中国华北地区黄土高原东部，介于北纬34度34.8’～40度43.4’和东经110度14.6’～114度33.4’之间，南北跨度大，温度有差异，是一个被黄土覆盖的山地高原，农业发展不平衡，种植以及经济作物不尽相同。由于数年来我省太依赖煤炭资源的开发，破坏了生态、污染了环境，水土流失严重，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些特殊情况，十二五期间，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农业厅、财政厅联合出台《山西省建设“一村一品”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和《山西省“一县一业”基地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投入15亿元扶持“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农业产业形成雁门关、太行山、吕梁山、晋中盆地和晋南盆地五大特色农业板块的布局。作为省内唯一一所地方农业高校，我们义不容辞配合政府的这一举措，坚持“目的实用性”原则，根据不同地域经济发展的特点，认真筛选、整理适合其发展的成果、技术。

例如：根据吕梁山地理特点和本地枣、核桃为主要经济作物。组织了“枣裂果防霉及裂果制酒精技术”、“枣黑顶病发病原因及防治技术”、“预防枣裂果营养调节剂的推广应用”“丘陵地果实丰产核桃示范园建设理论与实践”等适用性技术以及一些小杂粮、种植、养殖技术，使得吕梁地区这个原贫困山区“扩大了核桃，稳定了红枣，优化了杂粮，提升了畜牧”，形成了10大类80多种特色农产品，成立农产品加工企业1000多户，带动农产品专业户60多万户，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提升了农业生产者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对雁北地区我们组织了“畜牧养殖技术”、“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优种养殖基地高效生产技术”、“生态畜牧生产机械化技术集成及装备”、“舍饲草食畜疾病防控技术”、“羊粪生物链高效处理与产品转化”、“牧羊产品及羊全混饲料开发”、“冷冻羊肉产业化技术”、“肉用羔羊高效育肥预混料推广与应用”，推动了雁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

针对晋中盆地、晋南盆地的果蔬业的发展，组织了“增施钾肥提高苹果对抗腐烂病能力的研究”、“丘陵山地苹果梨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示范”、“梨新品种‘旱之裂’选育研究”、“富钙富硒富锗梨果开发”、“酥梨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集成新技术示范”、“保护地蔬菜品种选育综合技术”、“温室蔬菜粉虱类害虫的持续控制技术”、“果品蔬菜农药污染综合控制技术”、 “绿色蔬菜标准化生产关键技术”、“蔬菜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集成新技术示范”。推动了当地果蔬业的发展。

总之，积极配合政府发展策略。根据全省不同地域、气候以及经济发展特色，从大量的科技成果档案中，筛选适合不同地区、不同气候、不同产业的成果技术。通过各种渠道为地方、企业、农民提供技术支撑。

2.3 社会服务定位

树立“大服务”理念，构建与政、产、学、研相匹配的服务体系。

纵观历史，社会总是伴随着科技进步而发展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科技档案服务社会化发展较快，可我国的档案服务社会化进程相对滞后，究其原因有：1.档案服务主体单一，主要以档案馆作为面向社会提供档案服务的机制，档案馆内其他机构、市场和社会力量并没有积极参与到档案服务社会化中来。2.档案服务范围较窄。服务机制、形式陈旧，主要限于各需求单位个人的查阅，档案机构所能发挥的作用与应能发挥的作用之间仍有较大差距。目前尽管借助信息技术、档案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善，服务范围也有所拓展，但档案服务还没有真正实现服务全社会的终极目标。

数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越来越快，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科技档案资源也越来越具有重要价值，其时效性也越来越突出。把科技档案的潜在价值转变成现实价值，转化成经济价值，实现科技档案信息资源服务社会化成为科技档案工作和档案服务体系的重要任务。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在2009年全国档案局馆长会议上就曾指出：“档案服务是档案工作发挥社会作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途径。”档案服务社会化已成为社会发展得必然。因此，我们科技档案工作者要树立“大服务”观念，以科技档案信息资源为依托，创新服务机制，服务形式、服务质量，将“社会大服务”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

3.创新高校科技档案服务体系

3.1创新服务机制

科技档案服务机制的创新是档案事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建立新型的服务机制，实现档案工作机制的转型，要由以往收藏、借用一般型服务向挖掘、编研、分层次转变；由窗口被动型向走出去主动型跟踪服务转变；由单一服务向全方位服务转变；从检索工具式向编研成果式服务转变，真正体现科技档案服务的主动性、针对性、前瞻性、广泛性、开放性。

3.2创新服务形式

科技档案服务形式关系到档案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要转变观念，要有积极的档案信息转化意识和强烈的信息推销意识，要强化档案的效益意识。这样我们就要打破以往所有不适应目前社会发展的档案服务形式，重新建立适应社会需求的服务模式。

（1）实现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网络化和开放化。随着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科技档案进入市场最理想的方法就是建立科技档案成果目录网络化。各级档案部门协同组建覆盖面大的科技档案信息网，上下结合，左右联网，建立全国性科技档案信息大循环格局，形成科技档案的全社会化服务。

（2）主动关注密切配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积极跟进服务。科技档案部门要时刻关注地方政府及区域经济发展需求，要主动积极跟进服务，依托已有专家、成果、技术资源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

3.3创新服务质量

“质量”是衡量任何服务的最终标准。农业科技档案服务的最终体现也是看其最后达成的效果。因此，科技档案服务紧紧围绕 “建设地方农业院校先进水平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目标和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深化中央财政科技管理政策，省“构建‘131’创新驱动战略体系”的战略决策，积极主动、密切配合各项工作，使科技档案服务工作质量大大提升。2015年，依托我们“专家库”、“项目库”优势，在省政府政策指导下，参与食用菌、设施蔬菜和微藻燃油3个省煤基重点攻关项目的投标竞争，组织专家选择项目，联合省内外18所大学和科研院所，10多家龙头企业。通过多次的论证三个项目全部中标。充分突显了政、产、学、研合作的优势。也体现了科技档案服务大社会的质量的提升。

4 结语

地方农业高校科技档案的服务工作，一定要转变观念，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依托地方农业高校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紧紧围绕地方重大发展战略，结合地方全力推进产业升级换代的迫切需要，积极构建各类载体和平台，围绕地方经济高效运转跟踪服务。与地方各部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与交流，在政、产、学、研合作中定好自己的位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及时调整视角找准档案工作与服务对象的结合点，做好超前服务，真正为地方经济的腾飞做出有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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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院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传统财务分析体系的缺陷使其在新时代管理背景下面临诸多挑战，对企业的财务绩效进行全面有效的评价随之成为研究的热点。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能够综合多种方法，对企业绩效形成系统的评价。选择天康生物有限公司作为案例，在实践中运用该模型对公司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价分析。

关键词：价值链；财务分析；综合模型

伴随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公司变革的加速，如何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价值创造已经成为当代企业管理的主题。作为组织管理的核心，财务绩效评价便成为管理活动的重点。然而，传统财务分析由于自身局限，不能对企业运营形成全面的评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价值链理论作为一种现代管理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财务管理、绩效评价等多个领域。将价值链理论应用于企业的财务绩效评价之中，可以形成一个系统的财务评价体系，弥补传统财务分析的不足，并且在价值链中寻求企业的核心能力，从而对组织战略制定与实施提供指导。

一、价值链理论及其财务分析的优越性

（一）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Value Chain）最早由Michael E.Porter在《竞争优势》中提出。波特认为，企业的生产活动分为两大类别，它们分别是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生产活动，反映了企业的经营内容，主要包括内部后勤、生产经营、外部后勤、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而辅助活动则主要用于为开展基本活动提供支持，可以将其归纳为：企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管理。企业的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企业的价值链，在动态过程中实现企业的利润增长和价值创造。

（二）价值链财务分析的优越性

为了能够更明确地凸显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特点，我们将其与传统的财务分析体系进行对比。

传统财务分析中主要存在着分析方法和财务报告方面的局限性：

其一，反映静态财务状况。传统财务分析通过采用指标、数值计算来研究企业的财务状况，如通过目标公司五年来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指标的计算和对比来探讨企业的偿债能力。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反映出企业财务状况的变化，但只是对历史成本计量下的数据进行静态的数量化比较，不能揭示其变动的本质，并对未来的趋势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这一缺点在电子商务行业中尤其明显，各种主题的电商促销活动会使企业存货总额短期内迅速增长，必然会导致存货周转率的下降，然而它却并不能反映企业整体的财务情况以及未来的趋势。

其二，过度关注数据结果。传统财务分析体系，以股东价值或者企业价值为核心，结合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以及发展能力等模块的内容对企业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价。然而，以数值为依据的报告只能总结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财务成果，并不能系统地探究企业采取何种方式、经历何种过程获取竞争优势，创造价值。这些问题是新形势下企业实现战略目标、优化市场结构的关键。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传统的财务分析只满足了外部利益者的要求，而不能对企业的目标规划、战略决策做出指导。

其三，扭曲报表信息质量。传统财务分析主要依据三大报表以及其他附注，但是从证监会历年披露的调查报告发现，市场上仍有许多上市公司存在粉饰报表、财务舞弊等行为，使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全面性大打折扣。其次，不同阶段下报表中数据所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使得分析结果缺乏可比性，如新会计准则下不同公司对于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采用。此外，报表中的数据对于市场通胀情况的忽略也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的真实价值受到质疑。

其四，忽视其他影响因素。财务报表中所反映的项目多是财务指标，然而企业的发展还会收到许多非财务因素的影响。从外部的国家政策、行业竞争到内部的组织结构、流程管理、人力资源都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相比之下，基于价值链理论的财务分析通过一系列方法的组合，完善了传统财务分析中的不足，具备以下几点优势：

第一，聚焦价值创造。不同于传统财务分析关注收入、成本，价值链下的财务体系以“价值创造”为导向，分离企业价值链上的业务活动，将成本分配到每一项独立的活动之中，从而区分出增值作业活动和非增值作业活动，进一步发现企业价值创造源或存在的问题，指导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

第二，定位全面绩效。价值链下的财务分析更适合企业发展的需要，它不仅对财务指标进行考核，而且关注对企业成长产生影响的非财务指标。通过组合企业价值链和平衡计分卡（BSC）模型，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分层，逐一分析企业的研发能力、内部管理等传统财务报表无法量化的非财务因素，提高了企业财务分析的全面性、系统性。

第三，提升信息质量。当前的财务分析以一定的外部数据作为基础通过财务报表向外部披露企业财务状况，因此在股东利益和吸引外部投资者的动机下，往往会产生粉饰报表的倾向。然而价值链下的财务体系以“顾客价值”为核心，将企业内部的活动作为研究起点，依据战略目标对企业内部流程和未来规划进行修订，因此从源头上减少了编撰数据等行为的发生，提升了财务分析的信息质量。

第四，统筹多种方法。传统财务分析下依据会计科目进行企业财务的核算，价值链下的财务体系则以价值链活动归集各种收入与支出，在这一过程中，结合杜邦分析法、EVA模型、平衡记分卡（BSC）、价值链理论等方法，形成一个全面、综合的评价体系。

二、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模型

（一）分析模型的构成

1.杜邦分析法。杜邦分析法作为一种经典体系，目前仍被广泛使用。杜邦分析体系通过ROE反映公司的财务能力以及资本结构，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部分公司利用财务杠杆操纵ROE的变化，从而导致ROE的可信度下降，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其次，杜邦体系也不能对非财务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因此难以对企业财务成果形成全面的评价。

2.EVA模型。EVA模型则是在杜邦体系基础上的延伸，它通过EVA=NOPAT-WACC*TC这一计算体系将经济附加值（即超出投资资本的收益）作为评价指标，实现了企业财务分析和价值创造的结合，从而比ROE指标更能反映企业价值创造，但是在核算的过程中，对于权益资本的选择存在较大的主观差异性。

3.平衡计分卡（BSC）。Kaplan与Norton于1992年提出平衡记分卡（BSC）的概念，将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划分为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平衡计分卡成功地涵盖企业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将战略目标落实到具体的业务单元中，通过明确的指标对非财务因素进行量化考核，弥补了传统财务分析的缺陷。

（二）分析模型的特点

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模型首先实现了杜邦分析法与EVA模型的结合，通过比较指标变动，分析其对EVA的影响，从而揭示出创造价值的财务活动。其次，它还实现了价值链和平衡计分卡的匹配（C-B Fit），将价值链活动与BSC的四个维度融合。在这种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评价模型下，通过结合价值链、平衡计分卡和杜邦分析，揭示使EVA发生变动的关键因素，从而在战略角度上指导公司的业务评价和内部活动，实现财务绩效评价和价值创造的统一。

三、案例分析

（一）目标公司简述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生物）成立于1993年，2006年底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历经二十年倾心打造，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天康生物从传统的农业企业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在转变升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生物制药、饲料、蛋白油脂和食品养殖这四大板块为主的业务格局。新形势下，公司不断成立新的生产基地，同时与企业价值链上下游的供应商进行合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天康连锁及专卖店（柜），以及油脂与植物蛋白生产线的大型现代化农牧企业集团。

（二）价值链财务分析

通过报表数据（见下页表）对天康生物的主营业务进行分析，发现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饲料加工销售和兽用疫苗两大方面，其他业务占据的比例较小。

依据价值链财务分析模型对天康生物饲料加工销售和兽用生物药品两大主要业务板块进行分析（如下页图2所示）。将企业的流程归为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四大价值链活动，对每一价值链活动进行“过滤”，从而进行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综合评价，找出促使EVA增加的关键因素，确定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1.兽用疫苗开发业务。天康生物的兽用生物制品业务坚持走科技创新、机制创新的发展道路，不断开发科技含量高、免疫效果好的新产品，积极开拓非强制免疫动物疫苗产品市场，使兽用生物制品业务进入全国三强。

在公司披露的2014年财务报表中，营业收入达到40亿元，其中疫苗收入的增长是公司业绩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2014年度天康生物的动物疫苗市场销售额为13.2 亿头份（毫升），较去年实现16.1%的增长，而销售收入的增幅则更加可观，同比增长36.6%，实现了7.4 亿人民币的销售收入。

2015年，兽药制品业务依然是企业利润的核心来源，在原有基础上增长至75.02%。同时，在市场竞争力开发方面，天康生物不断注册申报新的兽药品种，加大疫苗储备力度，如禽流重组感病毒等疫苗均将陆续上市。此外，公司还不断进行研发和临床试验活动，包括CJ株、口蹄疫O型等疫苗。

2.饲料加工销售业务。在市场格局方面，天康生物的饲料业务主要以三大区域市场为主：西北、中原和东北三个龙头市场，同时积极加大周边市场扩张范围，逐步覆盖至全国各个地区。在销售份额上，饲料产销量达到100万吨。随着发展进程的加快，逐步进入全国大型饲料企业行列。

2014年公司饲料业务保持了5.8%的收入增速。在“实证+示范农场”营销方式变革下，大大减轻了养殖业亏损对饲料业务产生的不利影响。2015年，天康生物在合并天康畜牧科技之后，饲料产品定位逐渐走向高端，利用畜牧、养殖形成饲料的全产业链格局。

（三）分析结论

对天康生物的业务板块进行分析后，发现企业的关键业务为疫苗开发，它所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其他业务活动。在综合模型分析下，疫苗研发业务主要存在四大方面的优势：

1.技术优势。天康生物通过技术研发与创新（如：悬浮培养工艺改造），不断突破产能瓶颈，有效地提高了产品的收益率和市场占有率，使得公司在不断丰富疫苗市场产品的同时，增强了核心竞争力。因此，技术优势也是天康生物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

2.市场优势。天康生物不断地丰富产品，市场苗、动物苗、政府苗，同时还成立子公司不断开辟新的市场。此外，天康生物的技术创新还迎合了未来中国动物疫苗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公司市场苗产品有望迎来加速发展。

3.人才优势。在人力资源方面，天康生物有着优质的疫苗产品梯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同时，从外部市场中招募年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为企业的创业创新输入新鲜“血液”。

4.价值增值。通过对公司历年的财务成果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处于公司的变革期还是稳定发展期，生物疫苗业务均是公司价值增值的主要增长点，且价值创造的比例超过57.1%，是天康生物成为高新技术农业龙头的关键。

综合以上的分析，天康生物在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应当以“技术研发与创新”为核心，形成畜牧—饲料—养殖—疫苗为主导的价值链。在这样的价值链下，养殖和畜牧促进疫苗的需求，同时，饲料和养殖作为疫苗开发的载体，把握整个市场变革的机遇，率先开拓动物疫苗市场竞争的蓝海，实现公司价值增值的目标和疫苗市场的繁荣。

四、结语

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弥补了传统财务分析存在的局限性，它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结合了价值链理论、杜邦分析法、平衡计分卡和EVA模型，不仅通过财务指标对企业绩效进行评价，而且还关注非财务因素对于企业的影响，从而提升了财务分析的全面性和综合性，能够为管理层开展企业管理活动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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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明宇]

农业科技院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近年来，金融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农业保险作为金融领域的软肋，其价值长久以来被社会各界所忽略，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蓬勃开展的今天，广西农业保险的发展仍滞后于全国，因此，广西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非常值得探究。文章通过运用数据分析方法对广西农业保险发展中农业风险的自然风险、经济风险进行分析，对农业保险供给与需求、农业保险缺乏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从保险机构、农民、政府等农业保险主体的角度，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促进广西农业保险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 农业保险；农业风险；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再保险；广西

[作者简介] 陈晓婷，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农村区域发展系2009级学生，研究方向：农村区域发展，广西 南宁，530003

一、广西农业风险现状

（一）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由于来自自然界的某些突发事件（随机事件）给经济造成损失的可能性[1]（P184）。自然风险具有破坏性、不可预测性、地域性、内部差异性、季节性、多重性等特点，因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风险。广西是自然灾害多发、重发省区，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洪涝、台风、海洋风暴潮、低温冰雪、雷电、冰雹、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森林火灾及农林有害生物灾害等。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0年广西农作物受灾面积合计1664.5千公顷，旱灾面积1079.3千公顷，洪涝、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面积466.5千公顷，风雹灾害面积17.5千公顷，台风灾害面积87.5千公顷，低温冷冻和雪灾面积13.7千公顷，人口受灾2560.7（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108.7（亿元）。根据广西民政厅的统计预测分析，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广西自然灾害处于频发期，发生的规律性在弱化，不确定性在增加，衍生次生灾害突发性和危害性在增强，灾害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广西农业的自然风险有日趋增强的趋势。

（二）经济风险

农产品走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就必然存在着经济风险。农业的经济风险一般是指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过程中，由于市场供求失衡、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经济贸易条件等因素变化、资本市场态势变化等方面的影响，或者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信息不对称、市场前景预测偏差等，导致农户经济上遭受损失的风险[2]（P5～36）。广西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季节性的特点，并且农产品供给弹性小，需求又缺乏弹性，广西的小农经济特征明显，分散的农户无法快速掌握市场信息，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弱，农民在市场竞争当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民在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易遭受农业经济风险。2009年10月，由于北方暴雪和南方寒潮的提前到来，致使交通不畅，采购商减少，市场需求萎缩，销区大量库存积压，造成广西香蕉严重滞销，对蕉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广西农业保险现状

（一）广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现状

1.农业保险机构情况

据《201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金融稳定报告》显示，2010年广西保险市场共有省级保险主体27家，保险分支机构1990多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73家，保险从业人员6.25万人。其中，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仅为4家，而对于广西1000多个县乡镇而言，只有不到约400个乡镇设有保险分支机构，大部分乡镇没有任何保险服务机构。就广西日益增长的农业保险需求而言，农业保险机构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

2.农业保险业务情况

（1）保费收入与保险赔款

從2004年全国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开始，广西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财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2004年的410万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7454.34万元，保费收入增长了18.18倍之多，但与同年广西2720.99亿元 的农业生产总值相比，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占生产总值的0.27%，广西农业保险的实际购买率极低；财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赔款支出从2004年的247万元增加到了7148.016万元，保险赔付率则从60.24%上升到了95.89%，与2010年全国农业保险74.21%赔付率相比，广西农业保险呈现了赔付率高的特点。2001～2010年广西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与保险赔款支出情况见表1：

（2）保险品种

目前，广西农业保险分为种植业、养殖业、林业三大类，农业保险品种的设置以广西各地市支柱农业和特色农业为依托开设，但品种覆盖面较窄。例如，保险公司针对广西部分县份“一县一品”优势农业的特点，推出香蕉保险、芒果保险、柑橘保险等产品。据广西保监局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至2011年间，农业保险累计为广西农业提供风险保障金额175亿元，保障范围覆盖广西主要支柱及特色农业，包括能繁母猪、奶牛、鸡等养殖业，甘蔗、香蕉、芒果、柑橘等种植业，以及森林。

（二）广西农民对农业保险需求现状

一方面，广西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农民潜在的风险转嫁需求十分强烈。另一方面，作为农业大省，广西的农业经济在快速发展，据《2011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广西第一产业增加值2047.30亿元，增长4.8%；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231元，比上年增长15.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4754元，增长10.7%①。随着广西农业生产总值在不断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在不断增加，并且广西作为自然灾害高发区，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在不断提高。但由于广西农民实际支付能力低下、缺乏保险知识、保险意识薄弱、农户的侥幸心理、对保险收入的预期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潜在保险需求难以转变成现实需求。

（三）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情况

在国家层面上，近几年来国家从政策文件和财政支持上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国务院自2004年起发布的9个中央一号文件均涉及农业保险发展问题；保监会从2004年政策性保险试点开始就下发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全国各试点地区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部则对各试点地区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提供资金补贴，以扶持农业保险的发展。而广西从2006年首次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以来就按照中央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要求对政策性保险的实施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支持和相应的保障措施。以2006年柳州市柳江县甘蔗火灾保险为例，该甘蔗火灾险是由保险公司承担火灾造成蔗农的经济损失。保险方式采用区、市、县三级财政支持，蔗农自愿参加，全县统保的方式。保险费支付采用政府补贴60%，蔗农采取自愿参保方式承担40%的方式。即使蔗农不参加自愿保险，也可以获得政府补贴60%的赔偿，确保蔗农的基本利益。

三、广西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农业保险供给主体缺乏

截至2010年底，广西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仅为4家，保险供给主体严重缺乏。相比较城市保险业务较高的承保利润而言，由于农业保险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率等特性，难以给保险公司带来预期的利润甚至还可能造成损失，致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发展农业保险业务中积极性不强。其次，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和保险意识不强抑制了农业保险供给主体的增长。广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普遍较低，2011年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231元，农民可支配资金并不宽裕，对农险的低实际购买导致保险公司业务开展的难度大，从而抑制了农业保险主体数量的增长。目前广西政策性农业保险尚处于个别险种的试点阶段，除了政策性险种有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的补贴而得以快速发展之外，保险公司对其他险种的农业保险项目的发展不积极。

（二）农民收入水平低，保险意识淡薄

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发生自然灾害损失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济灾民的制度，养成了农民一遇灾害就坐等救济的依赖心理，缺乏主动防范和规避风险的意识；并且农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侥幸思想根深蒂固，保险意识淡薄，缺乏投保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广西“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特点和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实施，导致农业生产超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的存在。狭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客观上造成了农户不愿付出现实的保险成本去化解农业经营中的风险。

（三）缺乏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农业生产易受巨灾风险事故的袭击，大面积旱灾、水灾在广西各地的发生频率都很高，但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尚未健全。2008年，广西遭受严重冰冻灾害直接经济损失216亿元，但赔付金额仅约3亿元，损失补偿率仅1.4%左右[3]。目前，政府对巨灾风险造成的保险损失缺乏相应的支持政策，而再保险公司考虑到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对提供农业保险巨灾风险的再保险业务非常谨慎。同时，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无法单独承担这一巨灾风险带来的损失，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商业保险公司必然在亏损压力下选择抑制保险供给。在国家还没有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各保险机构实力不足以独自承担风险的条件下，再保险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四）缺乏专业的保险人才

据《中国金融年鉴》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末，广西共有保险从业人员6.5万人，全国排名第18，占全国保险从业人员的2.17%，广西保险从业人员极其匮乏，而在发展严重滞后的农业保险领域，专业的农业保险从业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农业保险经营的地域分散性要求部分农业保险人才到广大农村去工作，一般而言保险人才都愿意选择在城市工作，近几年广西保险机构快速增加，人才培养速度远滞后于业务发展，人才匮乏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广西保险业发展的瓶颈。

（五）政府职能缺失

亚当·斯密在界定政府职能时认为：凡是利润能够偿其费用的活动都应交给市场，政府没有必要插手；凡利润不能偿其费用且社会必需的事业，才由政府出面兴办。无论是农业保险比较成功的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或是就广西农业保险的具体经营情况来讲，在农业保险市场上，由于农业保险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产品的准公共物品性以及农业风险自身的系统性，农业保险都是利润不能偿其费用的事业，如果没有政府扶持，很难供给[4]。当前广西各级政府在促进农业保险发展上的力度较弱，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态度不积极，造成了职能的缺失，制约了广西农业保险的发展。

四、广西农业保险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广西农业保险供给主体建设

在国务院将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新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和积极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历史机遇下，广西各级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扶持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领域的建设，加大对农业保险资金的投入力度，更新发展农业保险的观念，完善农业保险供给体系，积极拓展农业保险市场，加强农业保险网点建设，开发农民急需和有效益的农业保险产品，改善农业保险供给环境，激发和满足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二）建立巨灾保险体系

一方面，要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尽快建立以中国再保险集团为主导、商业再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农业保险再保险体系。从事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可以向其购买比例再保险或超赔再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再保险，国家可以对保险机构购买农业保险再保险给予适当的再保险费补贴，对农业保险再保险机构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要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整合部分农业直接补贴资金、农业灾害救济金、财政专项支农资金等，形成农业保险总准备金或风险基金，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调剂使用，以备大災之需。

（三）加强保险宣传，提高参保意识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风险损失补偿方式，已经逐步为独立经营的广大农户所认识和接受。但是，在广西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对农业保险知之甚少，对农业保险的作用还心存疑惑，农民的保险意识非常淡薄。因此，国家和保险机构应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农业保险宣传，使其认识到保险是稳定生活、恢复生产、保障经济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增强农户的风险防范和转移意识，促使自觉地参加保险。

（四）建立农业保险人才储备体系

随着试点工作的逐步深入开展，通过招收吸纳专业人才和定期举办农业保险人才培训等方式，提高农业保险领域工作队伍的专业知识和水平。加快培养灾害评估队伍，建立灾害评估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还要继续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积极开展农业风险相关研究工作，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农业风险管理体制。

（五）完善政府职能，保障农业保险发展

由于农业保险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农业保险的发展与政府的扶持密切相关，明确政府在发展农业保险中的作用和地位相当必要。因此，各级政府在政策上应给予保险公司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的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金融环境，以及给予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民提供必要的补助，为化解广西农业保险的问题提供外部动力；保监局应加大对基层保险机构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保险业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广文.农村金融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2]王英君.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机制研究：经验借鉴与框架设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3]文德旺，李艳明，冯秋艳，陈晓峰.后发优势战略在广西保险业发展中的运用分析[J].区域金融研究，2009，（2）.

[4]李燕.广西农业保险发展困境的经济学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35）.

农业科技院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在国家政策推动之下，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适应互联网生活，相应的互联网技术也在不断地改进，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互联网为金融领域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互联网信息技术与金融领域结合越来越紧密，使我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金融时代。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互联网金融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以便寻求有效的金融发展策略。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背景;金融科技;发展策略

1导言

互联网的普及对传统的金融行业发展有着极为明显的影响，目前，移动支付、网络借贷等已经渗透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来。因此，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应当充分利用网络优势，不断改革创新，加快发展步伐，使我国金融水平进一步提高，进而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

2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影响

2.1对银行存款贷款业务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传统金融机构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力，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出现，对传统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影响非常大。绝大多数正规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收益要高于传统商业银行，很多传统商业银行用户在收益的趋势之下，会将有限的资金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相应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业务就会大打折扣。随着互联网网贷产品的不断丰富，也对传统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产生了冲击。即使当前传统商业银行也在积极拓展互联网业务，在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合作过程中也必然会受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影响。特别是传统金融机构在互联网金融业务拓展方面还受到制度机制限制，无法与其他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展开正面竞争，在激烈的竞争中难以占据压倒性优势。

2.2市场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互联网金融业务风险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是，与传统的金融行业业务模式相比，互联网金融业务自身存在着极大的潜在风险。例如，在进行融资业务过程中，客户信息的不完整十分容易对个人或者金融机构造成一定的损失。由于目前针对互联网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全面完善的个人征信体系，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与奖励制度，同时，互联网金融行业和市场规范准则也不够完善，诸多因素造成互联网金融机构在获取客户信息时难以获得更加真实、全面、准确的信息，造成互联网金融业务在开展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风险性。究其根本原因，是目前我国市场本身的局限性，使得互联网金融机构处于灰色地带，缺乏官方的有效认证和合法保护，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运行也步履维艰，对于客户所办理的金融业务也难以得到有效保证，诸多问题都对未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风险。

2.3对银行支付中介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银行支付中介也产生了巨大冲击，互联网金融改变了传统支付中介的垄断格局。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交易规模越来越大，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也推动了互联网结算方式的创新。与传统的银行结算功能相比，互联网结算功能更为方便快捷，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的结算诉求。特别是支付宝支付和微信支付对银行现金结算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前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越来越习惯电子化的支付方式。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不断丰富，让人们对手机支付越来越依赖，相应的对于银行实体房点儿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只要通过手机APP就能够完成大量柜台办理的业务，不仅节省了用户的时间，也有助于提升业务效率。

3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科技发展策略分析

3.1转变金融管理思路和模式，提供优质服务

组织管理系统简化了管理系统，分解了权限，减少了批准项目并逐渐有为管理中心建立一站式服务系统的趋势，在这一基礎上可以将烦琐的步骤进一步简化，以提升服务效率，电信当局将进一步跟进和调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加强立法研究，及时启动实时响应系统，作出及时的管理，在有序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机构下需要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另外，管理部门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强化对知识产权的维护和保障。

3.2建立健全风控与监管制度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在发展模式上与电子商务有许多相似点，都是几乎在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的情况下异军突起并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占据了大片市场，二者可以说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目前这种形势下，监督管理部门在出台相关的管理措施和法律法规时势必保持严谨和慎重。互联网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健全的风控体系和监管制度，以及完善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法律法规。目前，我国传统金融行业的监管制度比较成熟，通常是由中国人行、证监会、保监会以中国人行为核心分别按职能进行监管，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风险一般有用户信息泄漏风险、互联网技术安全风险、互联网系统出现问题时引发的交易异常或者延迟等风险。因此，互联网金融可以以传统金融行业风险监管为参考，结合互联网金融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制定更能满足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动态监管机制。

3.3加强与网络科技企业之间的合作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传统商业银行要想转型升级，就必须抓住互联网时代的有利契机，主动地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进一步提升传统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加强与知名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合作，借助互联网企业先进的技术，对传统商业银行的支付方式、支付手段、支付流程进行优化和创新，进一步提升传统商业银行的产品竞争力和服务效率。另一方面，传统商业银行要借助网络科技公司的新技术，搭建高效的信息平台，并加大对平台的宣传力度，让平台真正地与人们的日常消费生活紧密结合，进而培养人们的消费习惯，未来传统商业银行发展必然会趋于信息化和网络化，更需要商业银行在网络支付方式和信贷方面进行创新，因此，加强与科技企业之间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3.4多主体协同发展，促进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融合创新

首先，可以通过资源配置，将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功能进行融合。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实现了借贷双方资金的空间配置，但是在进行实际的业务活动中，对于风险控制依然是遵循传统金融方面的风险定价理论进行信用风险等级的评定，因此，可以将互联网金融空间资源配置与传统金融进行融合。其次，创新支付结算方式。互联网金融的第三方支付所具有的高效便捷以及结算费用更加低廉等优势对传统的支付结算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对于传统的金融行业而言，可以推出金融服务“预约”功能，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业务办理的便捷性进行业务分流，提高线下客户业务办理效率，在结算方式上可以积极与优质的电商进行合作，大幅度提升传统金融执法结算效率。最后，开展“跨界经营”，实现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互通互利。在过去，传统的金融业务办理通常是就单一产品的营销方式，现在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优势，转型多样化产品、集群式客户群体的营销模式，利用跨界进行客户信息资源的整合，并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和筛选，更加精准的获取潜在客户，针对性地进行金融产品的研发。

结束语

总之，金融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技术对于商业银行在金融领域的业务开展打开了全新的通道。不管是发展互联网通信技术、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设还是监督金融行业的现有经营都是助推整个金融行业发展的前提。因此，对于我国当前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体制的建立完善亦或是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韦宁.基于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普惠金融发展策略[J].中外企业家，2020（21）：103.

[2]姚禹.对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发展现状的问题探析[J].商展经济，2020（07）：45-47.

[3]詹亮.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河南省科技金融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0，23（15）：158-160.

[4].金融科技蓝皮书：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报告（2017）[J].金融评论，2017，9（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