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说明，“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来，继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次历史性飞跃之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郑重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有必要在全面把握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同时，着力领会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

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时代新篇

“坚持理论创新”，是“决议”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重要一环。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致力于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创新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而开创了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时代新篇。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内核的人类先进思想体系与代表社会化大生产前进方向的现代无产阶级的结合，在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带领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开始成为具有高度能动作用的社会历史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归根到底来自它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实践性与群众性以及时代性与开放性，在于它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背景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借以赢得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1949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就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强我弱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的发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等甚嚣尘上、流传甚广，大有新自由主义一统江湖、西式民主终结历史之势，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一路向前的强劲发展势头，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让一些人大跌眼镜的同时，也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教育启示着人们——现实中过时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真正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在生动的社会实践中呈现勃勃生机。“决议”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其中一条就是“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

在“两个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習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观点。“两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华诞之际，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自身致力于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两个结合”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上获得了新的历史自觉，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跟以往那些专注于建构体系的学说不同——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品格，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就成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党成立18年来的斗争经验，明确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要求进行创新”，“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纵观党史，不难看出，党的事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都是同党能否做好“结合”这篇大文章直接关联，而从“不善于”实行这种“结合”到获得对于这种“结合”的“完全统一的理解”（毛泽东语），正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决议”中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对新时代这一卓越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应有历史地位、重大贡献、深远影响等的科学界定。

首先，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形态的界定，同时也是对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的明确。也就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国家，在发展中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功，特别是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作为这一壮阔历史进程的根本思想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历史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主要代表形态，这也正是它内在具有的世界意义所在。

其次，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对当今时代精神最为深邃、最为集中、最为全面的反映和汇聚，因此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崭新概括和论断，是在前两次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论述中不曾有過的，反映的是“两个结合”中的“精神”“文化”维度，譬如在精神上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等，在文化上则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更为自觉的汲取和弘扬。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归根结底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对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历程的一条红线，当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理论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形成的”。时代课题的形成，代表的就是时代的声音。时代的声音需要聆听，时代的课题亟待解答。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问题的勇气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代表和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正如“决议”指出的那样，“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的实际”指的是什么？当然应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矛盾关系的总和，而这诸多矛盾关系又突出反映为若干重大时代课题上，也即“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由于习近平同志在对这些“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而历史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回答的三大时代课题，除了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与前两次“飞跃”根本一致外，在具体涉及的时代课题上也有着深刻关联，如从邓小平理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这一问题的持续回答、科学发展观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回答，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更加具体到了对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下的“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课题的思考与回答，这其中蕴含的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主线，而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到“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提出，更为集中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着眼实现党对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的主题主线，这其实正突出反映了作为领导“伟大事业”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结合不断推进的伟大社会革命深入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

这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呢？“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昭示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而其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即从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上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深层次、全局性、长时期的，必然带来执政党在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等重要方面的变革与创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上看，每一次理论飞跃的背后，首要和根本的一点都在于历史当事人能够准确地抓住困扰我国社会发展全局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借此确立中心任务，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夺取事业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严密、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实践基础，而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邃洞察和准确把握，应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

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也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政治路线制定之后，为了确保能够得到全面贯彻，相应地组织路线、制度建设、党的自身建设等也就必然会跟进实施。尽管只是到了党的十九大才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其实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实践中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六中全会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并且首次确立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再到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与逻辑高度一致的发展进程。这也说明，“两个确立”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不仅是面向未来讲的，首先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而得出的重大政治论断。

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随即展开，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便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鲜明主题，而作为推动走向“强起来”的最深刻的内在动因依然在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上。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定为逻辑起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然随着人们对这一矛盾演化规律認识的深化以及科学的解答，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继党的十九大对其作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界定以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十个明确”的最新概括，其中，除多条有新的内容补充或完善外，首次单独列入的是第七条——“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第十条——“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从“八个明确”到“十个明确”，数字变化的背后彰显的是：与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相适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形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创新中前行。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千难万险不断取得事业胜利的制胜法宝之一。理论创新进展到哪里，理论武装就要跟进到哪里。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每一次理论“飞跃”都来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推动，反过来，全党全国人民又得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光辉指引下，极大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实践中迸发出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力量。“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按照这一要求，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使之转化为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物质力量。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源于科学真理。近代以来，中国人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获得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也是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在保护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泛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度交织，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我们，如何才能透过纷纷扰扰的迷雾，保持必要的战略定力，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要有强大的主心骨，必须得有自己的精气神，为此必须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论基础。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严密完整、开放系统的科学体系，内容博大精深，覆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需要深入系统学、联系实际学、及时跟进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组织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五次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尽管每一次的主题有所不同，但无不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着眼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建设一个坚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举措，无不收到了巨大成效。除了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更多的时候还是要靠广大党员干部紧密结合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抓好日常学习这个环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勉励我们，“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在艰苦的理论学习面前，任何无所作为、悲观失望的消极态度都是极其错误的，任何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主观想法都是很不现实的，唯有站在“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以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的学习态度，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顽强毅力，方能得以走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大厦，逐步得其真髓，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道不远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回顾百年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侧面，二者实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关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直接等同于它也同步实现了大众化。实际上，从理论武装和教育人民的角度看，“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大众化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从理论形态上看，如同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浓郁而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一点体现在它“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懷以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上，也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朴实和蔼、平易近人的个人形象以及挂露珠、接地气的语言风格上。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本真经念好、传播好，就要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心中时刻装着老百姓，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善于用深入浅出、喜闻乐见的语言多讲“家常话”。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一项根本性建设，在伟大工程中处于基础性、引领性地位。百年党的奋斗历程深刻昭示，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理论上强党，是确保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也是党走向成熟、继续赢得新的伟大胜利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标志着新时代一个成熟、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已然形成。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不管有什么样的干扰或挑战，哪怕是惊涛骇浪，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语）★

责任编辑 / 汪 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人民性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本质与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难摆脱精英化趋向，但必须致力于树立一种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精英从属于大众、先锋队思想服务于人民性思想的基本立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精英化；意识形态

人是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的，因为人总得为自己的生存境况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和意义基础，路易•阿尔都塞由此认为人是“意识形态动物”。由于人的这一本性，因此，尽管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但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一种真正合乎人的生存境况的意识形态理论。从根本上言，马克思主义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是“劳动者的伦理”，是为劳动者的生产、生活做理论论证的，因而大众化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先锋队提供引导，它无法摆脱精英化的趋向，离不开所谓的社会精英，因而实际上是一种精英化的活动。所以，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共产党性质的界定。就是说，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所以首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能够读懂它的普通民众寥寥无几。再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依据中国传统的知识逻辑和认识逻辑及特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诠释外，还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批判和反思，发展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由此可知，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手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就需要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或者说社会精英进行启蒙，在人民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使人民大众能够理解并最终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恩格斯在论权威时已经间接地阐述了少数精英与大多数群众的必要区分是不可能消除的，列宁也以此为基础提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和其他无产阶级中去的著名思想。这就是说，恩格斯和列宁从历史事实出发，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坦然地承认了无产阶级精英的存在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一样，都需要进行专门的思考和研究，并不是随便什么人灵机一动就能做好的。普通大众不要说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读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精英人物作为沟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之间的桥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正如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时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离不开精英或先进分子，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意味着用批判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光靠老祖宗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因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就意味着不能简单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理所当然的教条，而是要如毛泽东所说的，从中找出我们所要的“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2］。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持神圣化、教条化的态度，一味盲从，吃祖宗饭，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谓批判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要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的思维方式，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众人习以为常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套用后现代的话语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实际上是对人们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去神秘化”、“去神圣化”过程，这与普通大众的理论接受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批判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及其不同阶段的发展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然前提。中国共产党人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意味着把自己与一般大众区分开来，自觉承担起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把它普及到大众中去的历史使命，从而赋予自身不同于普通大众的特殊地位和责任。从这一点来说，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

二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劳动者的解放为直接目标的科学理论，其内容、对象、目的等从本质而言都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把人民性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即必须把大众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贯穿于全过程的始终，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中得出的基本要求。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精英化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一直追求的目标之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做了最明确的规定：“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其理论的大众化本性和他们作为革命家的宣言，说明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民大众的命运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来看，从理论创立之日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主体性，即把大众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取向，这一世界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者的毛泽东强调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3］。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4］。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三个维度：言语的大众化、目标的大众化、实践的大众化。当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目标、实践都是人民大众自己的语言、目标、实践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运动了。为此，他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风格、具体内容、表述形式都要符合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认识水平。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力图建立一种为大众服务的真正的大众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遵循了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价值取向，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邓小平要求共产党人自觉充当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况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为全体中国人谋利益的，是全体中国人自己的事业。正因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所以江泽民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党在新时期的根本指导思想；胡锦涛则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全心全意办实事，尽心尽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5］，始终坚持党的宗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突出党和国家的人民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就是人民群众实践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是中国当下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非精英化的、真正大众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将越来越成为大众化的运动与实践，最终将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历史观成为真正的现实。

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而人民性思想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本质。因此，先锋队思想要服从、服务于人民性思想。一方面，先锋队本身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社会阶级或集团，他们与普通群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先锋队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的，他们除了与人民群众一样的利益外，并没有与大众不同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人或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本身不过是人民大众实践的一个部分或环节，人民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主体。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始终认为，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绝对不能成为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1096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7］。这一立场，在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那里不断被强调。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先锋队意识必须始终坚持，但先锋队思想必须以人民性为其旨归。因为共产党的目的是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仅靠自己去建设社会主义，更不是代替人民去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大众化的方向，杜绝任何精英化的可能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精英与大众在社会结构、利益诉求上都出现了断裂，大众化很大程度被蜕化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合理化自身行为的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他们排斥与其他思潮进行对话交流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事实上，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起，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运用、发展就面临着局限于少数人、陷入少数人圈子之中的危险。也就是说，精英与大众的疏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没能实现真正的大众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要求中国的先进分子始终不渝地在人民大众中宣传、践行马克思主义，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来。他们相信并始终认为：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运所系；一种真正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一旦树立，不仅可以证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且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提供最终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也证明：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合理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而且这一过程完全可以是大众化的，而非精英的。按照这一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大众的实践活动，先锋队或社会精英的实践只不过是这一实践的一个方面或环节，二者不是相互割裂开的对立面。这样去理解并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有助于人民包括先进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看成是人民群众的活动，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真正大众化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人民生活的实践中理解理论、发展理论，把它们看成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对传统精英主义立场的颠覆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动力。仅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人民自己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人民生活之外的理论与实践，应该也必须是大众化的。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反对所谓的社会精英开始，到号召精英到群众中去，再到大力提倡面向人民的生活实践，完整地勾画了追求大众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也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历程才能完成。

然而，事实并非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想象的那么简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往往处在一种想服务于人民而人民却对他们拒而远之的尴尬之中。原因在于，中国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精英地位的过分强调和对大众的误解或轻视使他们无法融入大众之中，当前中国所谓的精英们纷纷移民海外以及国内部分精英处处刻意表现出的与普通大众的差异就说明了他们无法融入大众的尴尬情形。这就是说，在意识上，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已经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了，而在实践中，由于思想和认识上的原因，人民大众仍然被精英们所忽视，他们所设想的大众化实际却还是精英的。正如毛泽东曾批判当年文艺界中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对人民大众不了解，所以他们描写出来的劳动人民“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6］857。这就是本性是大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不可避免地陷入精英化窠臼的缘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身受个人和群体利益的制约，很难消除与大众的距离，况且，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规律也决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总是从少数先进分子开始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英化在实践上有其理论与事实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接受者、宣传者、实践者是少数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也是少数人，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诞生之时起就似乎是少数先进分子的专门职业，而非普通大众的行为，这一状况到现在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这一方面必然增强先进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也会增强他们自身的身份意识，强调他们与普通大众的区别。如果没有大众化意识形态的引导，那么最终会使先进分子从民众中独立出来，形成有别于普通大众的精英阶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失败，苏联共产党正是这样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是人民的，依靠少数先进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是我们一再呼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根本原因。当前，大众化的涵义只是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说服人民大众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当成他们自己的目标，动员人民大众投身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来才是真正的目的。在这里，普通大众仍然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被动参与者，而非主动参与者。这就是说，直到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只是少数先进分子的事情，所谓的大众不过是他们合理化自身行为的意识形态。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大众也并非如意识形态中表述的那么完美，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简单地把精英对立于普通民众，对精英化抱拒斥的态度也是错误的。只有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地理解民众的生活和实践，提出切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同时，普通大众不断地学习理论知识，提供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重要的不是盲目地反对精英化，而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使无产阶级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社会流动畅通且分布合理，能真正融合在一起，实现代表—支持的良性互动。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在精英化倾向与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把先锋队思想与人民性思想辩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8］的真谛所在，也是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是相互制约的、必须同时进行的原因。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大众化的方向，而大众化决不是人民大众坐等我们去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切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实践，使人们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大众化的正确的理解是：一方面指必须根据大众的水平叙述理论，另一方面，指理论研究要着眼于提高大众的思维能力和水平。据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大众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理论语言的大众化；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即理论目标的大众化；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践的大众化。脱离了这几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就很容易蜕变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者合理化自身行为的意识形态，从而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而要做好这些工作，就必须以大众的根本利益为依据整合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打通精英与大众的社会流动渠道，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理解人民大众的需求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在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生生的历史进程，而非口头上或纯粹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把口头上的或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成为人民大众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精英化倾向才能完全被大众化所消解，一种真正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在中国树立起来。□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03-304.

［2］毛泽东.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训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36.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3.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8.

［5］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18.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7-21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62.

责任编辑：戴群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论文范文第3篇

习近平就全国党建研究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刘云山会见与会代表并讲话

全国党建研究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3月2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党建研究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国党建研究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发挥党建高端智库作用，发扬成绩，发挥优势，围绕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研究党建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会见与会代表时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党建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深刻阐明了党建研究会的职责定位，阐明了党建研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主要任务，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和针对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刘云山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建研究工作，重要的是把握政治方向、体现高端特色、坚持问题导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无论是制定研究规划，还是开展课题研究，都要体现好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体现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要围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凝练主攻方向，注重研究质量，推出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上取得新进展。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带着问题研究，对准问题思考，深入研究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为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在参加会见时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并在代表大会上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创新发展，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立场观点方法、实践意义，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和党建研究的各方面。要加强党建研究人才培养和集聚，下功夫研究解决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支撑。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参加会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即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次飞跃，其产生的重大成果从实践层面看，就是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条正确道路；从理论层面看，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科学理论。无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和党的文献的概括看，还是从“十七大”的理论创新看，都说明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与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中，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学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党建理论

收稿日期： 2007－09－12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3AKS001）

作者简介： 阎树群(1957—)，男，陕西礼泉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有关党的文献和学术著作中，往往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如党的“十七大”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论断。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必须明确，这里所说的“成果”是特指理论成果，而不是泛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成果。如果由此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等同于理论成果，那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成果，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还包括我们党的实践创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党的文献的概括和“十七大”的理论创新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析，以期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有所助益。

一

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与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每一大的阶段必然要经历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两个飞跃，产生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崭新命题，是一个通俗性的简洁表述。其学理性表述和思想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如毛泽东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此作了更精致的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才能科学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才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里的“化”就包含着具有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前者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实践，就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寻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否则，离开中国特点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后者说的是在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前者说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者说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前者体现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后者体现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种实质性含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都讲到了。在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毛泽东的确强调的是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在《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时，为避免发生误解而由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语改动而来的。可见，当时毛泽东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到了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这就是他在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同时，提出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含义讲全了。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5］在这里，“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新的东西”，表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实质性含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层实质性含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要达到的双重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这既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应用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体现了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在对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飞跃。还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前一年，1937年7月在《实践论》这篇哲学名著中，为了从认识论上清算割裂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关系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剖析长期拒绝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毛泽东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观点，第一个飞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个飞跃是由理性认识能动地到革命实践，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他特别强调第二个飞跃意义更加重大，这不仅因为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由实践加以检验，而且因为获得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指导变革世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不例外地遵循着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也要经历这样两个飞跃。不过具体的次序有所变化，由于毛泽东讲的是认识的来源和理论的运用，因此形成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的是理论的运用和理论的发展，因此呈现出认识——实践——认识的状态，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同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引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在实践中探寻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二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践探索的成果，后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成果。这两种形态的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预期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中，每一次飞跃都包含着上述两个飞跃，产生了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道路”和“理论”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两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从成果的层次看，“道路”是实践层面的具体模式，“理论”是理性层面的思想体系;从形成的过程看，先有“道路”，后有“理论”；从两者的辩证联系看，在对“道路”的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理论”，有了科学理论就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发展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具体内容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用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个层面进行明确概括并加以区分。同时由于理论成果是最高层次的成果，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采用简化的办法用“成果”这一概念来指代“理论成果”。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从理论的严密性与成果的层次性和全面性着眼，我们必须同时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必须深入研究这两种形态的成果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二

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进行概括的历史轨迹中，也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这样两项基本成果。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但在党的初创时期，由于革命经验和理论准备都相对不足，因此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总体上处在自发的状态。真正自觉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延安时期的事情。这不仅体现在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而且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成果，这就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正如毛泽东1938年11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明确指出的：“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6］党的“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党章。党章的总纲中不仅写上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在阐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使用了“革命道路”的概念。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中谈到毛泽东的贡献时将“思想”与“道路”并提，指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7］319。不过，当时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这一重大变革的评价上还没有使用诸如“历史性飞跃”这样的概念，也没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表述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两个层面。从刘少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论述看，当时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主要理解为毛泽东思想，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7］335。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概念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继找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之后，又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在对这一重大成果进行定位时，党的“十三大”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判断，飞跃的成果首先也是从实践探索的成果进行概括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8］在这里，党中央将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概括为找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那么这里为什么没有用思想理论来概括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呢？这是因为第一次飞跃已经产生了系统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而第二次飞跃在当时体现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尚未形成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14年来的基本经验时，肯定了“十三大”这一提法，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9］7。值得注意的是，“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使之形成科学体系，因此“十四大”在对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概括上虽然沿用了“十三大”的提法，但同时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9］13。这已经很明确地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只是还没有用“第二次飞跃”这样的语言来概括它。党的“十五大”再次肯定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论断，但是与“十三大”不同，这次是从理论成果的角度和层次来概括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0］

综上所述，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先后进行过两次概括，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实践探索的成果，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理论探索的成果。归结起来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和产生的重大成果，它既包括实践探索的成果，也包括理论探索的成果。前者表现为找到了两条道路即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建设道路，后者表现为形成了两大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

在党的“十七大”的理论创新中，更加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提，这就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实践探索成果和理论探索成果这样两个重大成果。

党的“十七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和历史性贡献，就是集中了我们党改革开放近3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采取“一总两分”的概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伟大旗帜、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是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道路，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新的概括，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凸显出来、明晰起来。

从科学内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统一的旗帜。“十七大”不仅第一次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新概念，而且阐明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科学内涵，“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可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二者又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个概念中的两个具体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实践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社会主义而言的，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1］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理论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1］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新时期不断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旗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历届党代会阐述的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对旗帜的具体表述也不尽相同，但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也就是说，新时期我们党始终高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自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党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十三大”的主题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十四大”的主题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六大”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可见，党的“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着一面统一的旗帜，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所不同的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具体含义的理解上各有侧重。“十二大”、“十三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三大”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十四大”、“十五大”、 “十六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任务；“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六大”强调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在此基础上，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行整合，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这个理论体系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实践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样的科学整合，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的完整的内涵，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同时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囊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取得的全部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在旗帜问题上的一脉相承。

总之，党的“十七大”在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完整概括和科学表述的同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念，这既总括了我们党新时期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同时又说明了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与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中，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学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1.

［2］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6.

［3］ 毛泽东.论新阶段［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M］∥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5］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M］∥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8.

［6］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2.

［7］ 刘少奇.论党［M］∥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M］∥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

［9］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M］∥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M］∥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

［1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蒋万胜］

On the Forms of Marxist Achievements in Chinesization

YAN Shuqu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总结了研究成果，也指出了研究不足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 研究生培养模式 综述

根据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简称“通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新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被确定，2007年开始招生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几年来，学科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就。但由于学科建设时间短，研究生培养还处于积累经验与探索模式的阶段，因此学科研究多侧重于学科的内涵与特点、研究方向等方面，而对于人才培养问题，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研究则不多。因此，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状况，对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关于人才培养目标问题

宋进认为，人才培养不能仅限于二级学科的视野，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视野进行研究生培养，拓宽人才培养口径。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包括坚定的信念、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健全的人格，应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辩证统一，应培养出专业宽、基础厚、能力强的理论人才，使之具有研究、阐发、发展创新、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具体来说，“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应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知识和研究基础，能够从事中高等学校政治教育，能够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宣传，从事党务政务工作的合格人才。”[1]梅荣政认为，“对培养对象的素质要求是全面的，包括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2]，研究生不仅要有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要有一定的外语水平。

2 关于人才培养内容问题

马志荣、李莹认为，在人才培养内容上，课程设置存在着课程结构与内容设置不合理、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缺乏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等问题。因此，需要科学设置课程。宋进认为，“在人才培养内容上，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要求，形成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中心，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有机拓展、注重思维方法的学科课程体系。”[3]课程设置应包括学位课、非学位课、必修课、选修课等几个层次。从专业课角度而言，专业学位课应定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开设，非专业学位课应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共党史、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等课程的开设，同时经济学、历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也应成为学生专业选修的内容。姚宏志认为，在课程设置上，“既要遵循‘通知’中的有关原则性规定，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科学指南；另一方面，各学科点要充分考虑到本地区、本单位、本学科的实际状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4]这样才能体现各学校的培养特色。

3 关于人才培养制度问题

制度建设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根本保障，因此各学校必须制定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顾钰民认为，无论是对研究生的专业学习、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还是对导师培养研究生的职责、学术规范等环节，还是对研究生的论文发表、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激励保障环节，都应有制度要求。因此，人才培养制度应包括研究生学业与能力、导师工作及人才培养保障制度等，这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5]

4 关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生大多都是跨专业学习，缺少应有的学科基础，因此，知识结构参差不齐。在此条件下，在传授他们基础知识与培养他们专业素养的同时，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研究生培养的根本落脚点。冯秋季、杨冠英认为，应以疑引趣、以难引趣、以创引趣的方式，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兴趣；应指导研究生阅读经典作家著作、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决议文本、学者研究成果、学术前沿动态等，指导研究生懂得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为其夯实理论功底；应指导研究生关注、探寻社会热点问题，通过社会实践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应打造激励创新平台，构建符合创新规律的评价机制。[6]

5 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的不足

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了一定的研究，但由于学科建设时间短，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还具有不完善之处。第一，人才培养目标缺乏特色；第二，课程设置缺乏规范性；第三，教材建设滞后；第四，导师素质参差不齐；第五，人才质量评价机制尚需建立；第六，学科建设局限于各学科点的自身发展，缺乏学科建设的力量整合。这些方面都制约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制约了学科建设的发展。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维度下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探索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赵付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研究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2）：205.

[2]梅荣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解读[J].思想理论教育，2006，（6）：28.

[3]宋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的多维路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8.

[4]姚宏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基本问题述论[J].教学与研究，2010，（5）：85.

[5]顾钰民.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建设[J].理论学刊，2009，（8）：9.

[6]冯秋季，杨冠英.高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思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为例[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3，（4）：113-116.

作者简介：杨松（1964-），辽宁丹东人，沈阳理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辽宁沈阳 11015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已在全国实施两年了。从实践经验看,在教育教学实施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使课程改革的精神和课程教学内容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得到体现和贯彻。这种转化,必须立足于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着眼于增强课程本身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结合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实践的体会与思考,探讨本课程教学体系的基本问题,对顺利推进课程的教学实践活动具有基础性意义。

关键词:“概论”课程; 实效性; 教学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

在目前实行“05方案”的背景下,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大纲和课本统一为“一纲一本”。课本的高度统一,实际就是教材体系的高度统一。这就产生一个显著的问题:在进行教学体系的设计上,如何处理好教材的统一性与教学的具体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好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并非是“05方案”实施后才产生的,从教学的呈现过程来看,处理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的关系问题是所有的“有本”教学始终存在的问题。但在目前“一纲一本”方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教学中,这个关系问题的处理带有普遍性、嚴肃性和特殊性,关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教学的实效性。本文着眼于教学体系的设计,结合笔者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以下简称“概论”课程)的教学实践和体会,进一步探讨此一问题。

一、教学体系的设计必须深入把握教学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关系

从逻辑上来说,要处理好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的关系,就必先明确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基本内涵、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之间的基本关系。所谓教材体系,就是教材围绕着一个明确的主题、贯彻着一条基本的主线,由相互贯通和具有内在关联的若干基本内容所构成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教材体系规定了特定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结构。教学体系则是通过具体教学过程对既定课程的教材体系进行转化与呈现的教学结构、教学内容和教学讲授安排的总称。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主要体现在它们的关系中。在教材体系既定的前提下,教学体系与教材体系有怎样的关系呢?

第一,教材体系是“根源性”的,教学体系是“派生性”的,教材体系的变化必然引起教学体系的变化。比如说,“概论”课程的教学体系与“98方案”中的《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或《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的教材体系是不同的,“概论”课程的教材体系是一个新的整体,是一个新的体系。因此,“概论”课程的教学体系就不是原来相关课程教学体系的拼凑或集合,相比于原来相关课程的教学体系,“概论”课程的教学体系也是一个新的整体,一个新的体系。因此,要深刻认识到新的“概论”课程,不是原来相关课程的简单拼凑或相加,而是教材体系上的创新。讲好新的“概论”课程,必须有一个教学体系上的创新。这就是说,教学体系的创新是因为教材体系本身变化的原因所致。对于从“98方案”过渡到“05方案”来的具体教师,必须依据新的“概论”课程的教材体系,处理好旧的教学体系与新的教学体系的问题。

第二,教学体系与教材体系密切相关。一是教学体系的设计和呈现必须依托教材体系。在大纲统一、课本统一的前提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把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的问题。教材体系是“课本”的基本呈现形式,课本是一课之本,立足课本体系,就是立足教材体系;而教学体系是课程教学活动的基本表现形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学体系是具体呈现教材体系或课程内容体系的载体。因此,“概论”课程无论怎样去呈现都不能离开教材体系内在设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点。如果抓住了“概论”课程教材体系的主题、主线和重点,教学体系的设计就有了规范、原则和方向。二是教学体系是对教材体系的贯彻实施。如果没有教学体系的呈现,就是对课程具体教学活动的消解。也就是说,如果在教学活动中,没有可供呈现的教学体系,教学活动就是没有依据的、随意性的。那么,教材体系的贯彻实施就难以落实。比如说,我们要让“概论”课程的内容和精神实现“三进”,在“进教材”后,就要通过教学活动来实现“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来保障教学活动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展开与呈现。通过教学体系的建构,使教材内容有机地逻辑地呈现在具体的受教育者面前,通过教学的讲授过程和具体的“教—学”模式,来讲授课程内容、实现课程教学目的。

第三,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区分明显。如果把教学体系等同于教材体系,“概论”课程和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就会变成照本宣科;如果脱离教材体系,另搞一套所谓的教学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就会脱离一课之本,就会迷失方向。这两种做法都体现不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实质上来说,由于没有正确区分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的关系,也不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第一种情况实际上是“本本主义”的表现,必将导致教学活动中教师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丧失,第二种情况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必将导致教学活动中教师的随意性和主观性的泛滥。就思想政治课程的要求和特点来说,两种做法都抹煞了“一纲一本”的初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设计教学体系要处理好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问题,这就必须明确三点:一是教学体系不同于教材体系;二是教学体系的设计离不开教材体系;三是教学体系的设计实际上是对教材体系的创造性解读。因此,教学体系的设计必须处理好“概论”课程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

二、教学体系的设计必须紧扣课程的主题、主线和讲授重点

“05方案”设计的四门课程,均有各自的课程主题。根据“概论”课程方案设计。“概论”课要着重讲授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这就明确了“概论”课的主题、主线和重点,即“概论”课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点。正如教育部长周济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2007年1月17日)所指出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分析,掌握了这“三个以”,就掌握了“概论”课的定位和基本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讲授“概论”课程的教学体系,其个性和具体性无论怎样繁多,都必须围绕着课程的主题、主线和讲授重点来进行,才能实现课程设计的目标。

第一,要围绕“概论”课的主题进行教学体系设计。始于毛泽东探索的、由邓小平开创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对这个问题的先行探索,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活动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建设和发展中的新问题。

第二,要围绕“概论”课的主线进行教学体系设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概论”课的主线。“概论”课的名称本身要求其基本内容必须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作为“概论”课的主线,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教与学的方向,统领教与学的全局,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当代大学生的头脑,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贯穿这门课的始终。

第三,要围绕“概论”课的教学重点进行教学体系设计。从教材体系的设计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概论”课的讲授重点。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聚焦。教材体系的设计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点而进行的。因此,教学体系的设计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所指向的基本点:探索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要通过这门课程的讲授,帮助大学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增强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想信念。

三、教学体系的设计必须科学把握课程教学内容的整体性

教学过程是一个连续性、系统性的教学活动,这就要求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要注重教学体系的整体性设计。“概论”课教学体系的设计必须紧紧围绕着教学内容的整体性来进行。“概论”课教学体系的整体性设计是如何实现的呢?这是由“概论”课教学内容的整体性决定的。

第一,“概论”课的教学设计要从整体性上讲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理论渊源;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形成的实践基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体现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涵盖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各个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各个领域,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二,“概论”课的教学设计要实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几个理论成果的创造性整合。“概论”课程涵盖的不是一个理论,而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几个理论成果,这是理论具体的理论特色。但是,教材内容体系设计先是总体概述理论的基本问题,然后就每个理论的贡献和时代特色进行了分而析之。在历史、理论、现实三方面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几大理论成果的统一。在教学设计中,要始终坚持把“概论”课的历史因素(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史)、理论内容(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理论成果)、现实问题(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的现实)整合起来,通过历史材料使理论讲授生动,通过理论剖析使历史材料得以升华,在把理论和现实的结合过程中增强课程的实效性和现实针对性。

第三,“概论”课的教学设计要在理论的历史发展上实现整合。教学设计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具体理论的内容,也总是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拓展、丰富和完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体现了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奠基人,他在把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的基本问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又创造性地领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总结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课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问题。

第四,“概论”课的教学设计要体现理论成果逻辑体系上的整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几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具有内在的联系。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不仅反映在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而且对中国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探索“始于毛,创于邓,发展于当代”。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建设的理论、关于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国际局势和外交工作等方面的理论,不仅被后来的两大理论成果所继承,而且到现在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以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都体现了基本原理的内在联系和理论发展的逻辑。

四、教学体系的设计必须准确解读课程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

教学体系是课程内容在课堂讲授中的逻辑展开和具体呈现。因此,教学体系实际上反应了课程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概论”课的教学体系设计应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为主要内容,全面、系统、准确地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科学体系、历史地位、基本原理及其精髓。以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为经,以基本原理的理论逻辑为纬,根据理论成果的内在联系,形成有机结合的框架结构,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尤其要突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有机地转换为教学体系。既体现理论成果的时代特点和内在联系,又避免单纯以史为线,把几个板块依次分别加以阐述的问题。

第一,在“概论”课教学设计上,应注意分析和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内在联系。一是理论成果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哲学基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都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贯穿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又在基本原理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二是理论成果的主题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消灭一切压迫和剥削,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这一主题是贯穿始终的。三是理论成果围绕这一主题,阐述并回答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二,在“概论”课教学设计上,要准确把握理论成果的逻辑主线。一是运用纵向分析的方法,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科学体系、历史地位。二是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通过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理论阐释,阐述中国如何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问题。三是重点阐述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整体性。四是从哲学角度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述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含义及相互关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五、教学体系的设计必须处理好基本理论和课程体系间的关系

在“概论”课教学设计上,还应处理好基本理论和课程体系间的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始终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握好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不能走形,既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力求做到“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实际状况要深入了解,只有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各种各样的矛盾、困难和问题,才能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仅是处理好理论上“继承与坚持”、“发展与创新”的关系,也是在历史、理论和现实三方面实现了对理论成果的统一。历史和实践证明,没有继承与坚持的“发展创新”,会将马克思主义引向歧途,而没有发展与创新的“继承坚持”,将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失去生机。

第二,要处理好理论成果本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注重从整体上阐述我们党围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主题,涵盖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时期的各个领域,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就是说,教学设计无论怎样个性化,都需要强调和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在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中,既要体现理论成果的科学体系性,又要讲清楚理论成果的内容具体性。因此,既要研究和认识马克思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整体性,又要深刻领会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时代特色,更好地把握理论成果之间继承与创新、丰富与发展的关系。

第三,要处理好“概论”课与“05方案”其他课之间的关系。按照方案设计,“概论“课是“05方案“的核心课程。“原理”课为了解和把握“概论”课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奠定理论基础;“纲要”课是为了解和把握“概论”课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奠定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基础课”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在这四门课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中,“概论”课起着核心作用。但这并不是说其他课程就可以取消。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整体性方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其他三门课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教学中,处理好课程之间的关系是增强教学实效性的一个重要手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源”和“流”的关系,是“坚持”与“发展”的关系。讲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要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又要突出“理论成果”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国近现代的具体历史背景,不懂中国近现代史,就讲不清“概论”,因此,“概论”课的教学必须结合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并着眼于“论”(而非“史”),系统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尤其是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因此,在“概论”课教学过程中,要坚持“概论”课的归“概论”课,不归“概论”课的不要归“概论”课;既研究和考虑到其他几门课的教学内容,又要注重和突出“概论”课的教学内容重点。做到不脱离“05方案”,也不封闭“概论”课程。

毫无疑问,如果不能处理好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以及处理好教学体系内部各部分的关系,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实效性将严重折损。把教材体系等同于教学体系,或者脱离教材体系另搞一套教学体系,都是对“一纲一本”的课程改革初衷的抹煞和违背。从这个意义来说,处理好教学体系与教材体系的关系以及教学体系相关各方的关系,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效性的课程体现。

参考文献

[1]李维昌.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效性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255.

[2]陈占安.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的解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S2):52-55.

[3]周济.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R].2007-1-17.

[4]陈锡喜.实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J].思想理论教育,2007(4):30-35.

[5]王韶兴.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的基本规律[J].社会主义研究, 2002(5):3-5.

[责任编辑:张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