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形成论文范文

马克思理论形成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本文对马克思交往理论进行概述，认为马克思交往理论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据、有助于认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视角，并论述信息化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启示：重视落实“以人为本”理念;重视精神交往，关注大学生内心需求;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马克思交往理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启示

一、马克思交往理论概述

（一）交往含义的界定。马克思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他的很多著作中对“交往”作了探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到“人与自然的交往”和“同别人的实际交往”，而他把“同别人的实际交往”视为其他一切交往的前提。因此，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物质交往对精神交往起决定作用。随后，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也提到交往，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中分析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关系，明确指出物质交往处在决定性、根本性地位;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将交往解读为交互活动、交换和生产关系，并进一步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还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马克思交往理论中强调了交往具有独立性，是社会实践的重要方面。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交往理论中，交往是人和人之间交流、沟通的活动过程。

（二）交往是人的本质的体现。马克思交往理论认为：交往和社会关系相关联，交往产生社会关系，交往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的社会关系是在人们的交往中形成的，人们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体现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交往中实现，而交往关系体现了人们的存在方式。交往突出人的社会关系网，反映人的本质特征，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存在方式。而人生活在交往中，通过交往建立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促进或者阻碍人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提到，社会关系即交往复杂程度实际上决定一个人能够发展所达到的程度。信息化时代，交往仍然是人们形成社会关系的前提，人们交往的密度更加频繁，社会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交往方式多样化，而人依赖这种社会关系实现物质、思想、情感等资源的交换，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二、信息化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

（一）马克思交往理论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契合实践需求的理论依据，而马克思交往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契合的理论依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解决大学生思想信念问题，是主客体间相互沟通交流并解决大学生思想信念问题的重要实践方式，主要目的是使大学生理想信念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过程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人與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交往的过程，但不止步于交往本身，而在于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达到促进大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正如马克思交往理论中提到的，交往是人们一种互相作用、存在、发展的方式，人们在交往中行为得以展现、确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存在主客体间的交往，思想政治教育就无从谈起，离开交往，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根基。信息化时代人与人的交往频率看似减少了，但是实际上人与人之间交往更加频繁，密度更加大，这种交往在信息化特征下通过借助第三方平台或者载体完成。正如马克思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交往理论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据，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源泉。

（二）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根本目标有助于认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根本目标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一致的。马克思交往理论核心在于“交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是主客体交往的过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根本的目标，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一方面，马克思交往理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入阐述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发展的重要范畴，高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特征。人在交往中各种能力、综合素质等不断得到提高，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大学生人格、品格，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解决大学生理想信念问题，强化大学生思想信念教育，这项工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庄严而紧迫的任务。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冲击，守卫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主阵地，是当前迫切的工作任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应对这种挑战最好的途径，目的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进大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信息化时代，马克思交往理论不仅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基础，而且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关乎把人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问题，也是高校在信息化时代、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对工作的创新和突破的关键点。

（三）马克思交往理论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视角。信息技术的发展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它象征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全新的阶段。教育工作者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矛盾、问题、发展曲折等种种困境，在现实中可以找到多种答案，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交往理论，寻求智慧的启发和理性的解答，是众多问题能够得到解答方法之一。马克思交往理论不仅丰富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厚度，而且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马克思交往理论是正确的、科学的、与时俱进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能够更加科学地解析和深刻透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交往理论固然不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的问题都提供具体的答案，但可以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发展趋势、存在的矛盾，正如著名学者俞可平教授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的，现代很多的经济学家在现实中遇到很多的问题，但这些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正是马克思曾经思索并寻求答案的问题。

三、信息化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启示

（一）重视落实“以人为本”理念。马克思交往理论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大的启示就是：“以人为本”，认识人，了解人，研究人，解决人的思想上、观念上的问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有做到立足于人文关怀去解决问题，才能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增强实效性。一方面，参照马克思交往理论中的主客体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是交互性主体，在一定时间和空间里，主客体可相互转化身份，因此要尊重双方的人格平等、身份平等，努力营造民主、和谐、开放的氛围。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之间的情感共鸣、知识共享、精神升华，使学生形成独立的人格，增强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实现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交往理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是人的思想、观念等方面问题，因此，要注重“以人为本”，在和谐的育人氛围中解开大学生在生活中、学习中产生的思想上的困惑，使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当然，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纯主体或客体的独角戏，是主客体双方相互尊重，平等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信息化时代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可以借助不同媒介、平台等载体，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重视精神交往，关注大学生内心需求。马克思交往理论认为，从不同的交往形式来划分，交往的类型是多样的。但主要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物质交往产生于人们的物质生产之中，精神交往产生于人们的精神交往之中，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的前提，精神交往是物质交往的进一步升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主客体之间精神交往的实践过程，教育主体是引导者，客体随着主体的引导，思想和观念上发生变化，符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精神交往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交往理论中的精神交往理论内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参照马克思交往理论中精神交往理论的重要内容，应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其他的工作范畴，注重精神层面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首先要熟知精神交往相关理论，其次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最后建构精神交往的长效实践机制。但是精神交往是在一定的物质前提下进行的，因而工作开展也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例如工作开展的地点、教育工作者的报酬、技术手段等。信息化时代更应关注精神交往，关注大学生内心的需求，以提升精神交往的成效，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三）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交往理论是科学解释和正确理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钥匙，也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马克思交往理论立足于“人的交往”揭示理论的魅力和现实的意义，突出强调交往在人和人之间、社会发展甚至国家之间的重要影响。信息化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和规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即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艺术、载体等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伴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由此，信息化时代应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促进人的交往，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教育者在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可以信息化时代为契机，一方面充分利用新媒介查阅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容资料，筛选优质材料，甄别创新的马克思交往理论和马克思交往理论原始材料的区别，进而厘清交往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自身发展的关系，最终实现大学生自身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对信息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的变化不断调整方案，以适应大学生出现的新的思想动态，解决新的问题，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姜爱华.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3]高振兴.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及其启发[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

[4]唐雪薇.“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交往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7

[5]时延春，王可心.网络交往中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基于马克思交往实践理论[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4）

【基金项目】2019年广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OBE理念下民办本科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混合式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9SZ015）

【作者简介】周献策（1984— ），女，广西南宁人，硕士，广西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责编 苏 洋）

马克思理论形成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馬克思最早开始研究财富体现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的主要论述着眼于古典经济学用经济学话语展现出来的蕴含深刻哲学创建的财富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最重要的在于它揭示出财富的劳动本质。

关键词：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最早开始研究财富体现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重要的在于它揭示出财富的劳动本质。马克思在批判的基础上发现了财富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运用矛盾分析、历史分析和科学抽象方法进行研究和考察。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

马克思最早开始研究财富体现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的主要论述着眼于古典经济学用经济学话语展现出来的蕴含深刻哲学创建的财富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早期的财富思想直接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在于它揭示出财富的劳动本质。

1.重商主义的财富观

重商主义从新的社会经济现实出发，摈弃神学，从世俗利益、新的社会关系和实证的角度来研究财富的来源和资本的运动。威廉·配第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他将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也将个别劳动财富提升为社会财富，这里，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就反映了与以往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尽管威廉·配第还仅仅是将劳动看成是能动的要素之一，而且对社会财富也只是简单粗糙的抽象，但这却使人类能够开始认识财富生产的主体性来源。威廉·配第对于财富来源的发展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对于财富的物质形态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把财富归结为货币，并把它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认为“资产阶级的劳动应该生产的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是那种在交换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转让而表现为金银，即表现为货币、交换价值、对象化一般劳动的使用价值。”[2]

2.重农主义的财富思想

重农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财富，这种指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他们反对为了纯粹的货币积累，而过多地干涉经济生活，提倡尊重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秩序”。“纯产品”的财富思想是重农主义一切思想和主张的核心。

重农主义代表人物魁奈把“纯产品”视同财富，认为财富产生于生产领域，通过社会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来实现。在《经济表》中，魁奈认为：财富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又能够与其他生产者进行交换，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在魁奈看来，劳动成果或者是财富的分配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合理的分配会降低生产者的热情和积极性，甚至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也需要依赖劳动者的农业生产。重农主义对财富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有了初步判断。然而，在重农主义者看来，他们所谓的财富也仅仅局限于与土地密切相连的物质及其形态，他们并不认为工业和商业劳动能够带来新的社会财富。

3.近代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财富思想

西方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促进了人类生产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自然界第一次、从这一刻开始就成为被动的对象，人类开始改造和作用于自然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被世界逐步确立下来。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财富即“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3]财富来源于劳动，而且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初始来源，没有劳动的存在，就不会有财富的存在意义。李嘉图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自身的财富思想，他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看作“评价经济现象的法则”，在这里经济法则取代了自然法则，从财富的主体性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退步，客体成为独立的存在，摆脱了主体意义，主体不再是主动的、乐观的，反而成了客观世界的牺牲品。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发现了财富背后的另外一种隐性的不为多数人所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生产关系。对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运用矛盾分析、历史分析和科学抽象方法进行研究和考察。

二、黑格尔哲学中的财富思想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财富观念内含于其法哲学体系当中，特别是对劳动的论述和对国家权力与财富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问题的分析，真正开启了财富思想的哲学之门。

1.黑格尔的“劳动观念”之于“绝对精神”的异化

《历史研究片断》最早提出了对经济学的研究，“在近代的国家里，保障私有财产是全部立法绕之旋转的枢纽。”[4]正是在这里，他从哲学层面肯定了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现实。要清楚地认识到黑格尔对“需要”与“劳动”关系的论述，才能更好地研究其哲学中的财富思想。在自然本质上而言，人与一般动物一样都有需要，物质是人和一般动物得以存活的首要条件和必要前提。但是人与一般动物又是有区别的，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不能够仅仅依靠自然的供给，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劳动来获取。人对自然物质的索取和需要，除了自然的本能之外，更重要的在劳动中赋予劳动对象以主体性特征，并取得其“内在确定性的根据”——即人的本质存在。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最杰出的代表，“绝对精神”在其法哲学体系中至高无上，同时劳动观念在法哲学体系中也相当重要。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的实现必须依托于劳动的自我异化，主体意识（观念）要想获得自身的确定性，只有使自身外化并对象化到现实世界中去，这样才能通过对对象化了的现实的否定回归到更丰富的自我当中，而完成这一外化的就是劳动。

2.黑格尔的“普遍性”与社会“个别”的关系

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黑格尔还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经济现象——资本家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但是在发现这种现象后，他并没有运用思辨哲学的否定之否定逻辑来分析这些关系，而是简单地将其区分为普遍性的财富创造和特殊性的财富分配，对整体价值的崇拜，从而抹杀了对个体的关怀。具体的个别对普遍财富的享有表现为特殊财富，特殊财富的创造和享受受到资本和自身技能的制约，技能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财富的创造和资本的多少，而同时，资本又会反作用于个人技能，可以这样说，财富或者是资本越多，人们所拥有的技能就越高，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财富或资本来实现技能的提升。因此，技能的多样性就产生了不平等和差异，不可避免。

黑格爾的财富思想包含着哲学思辨的光辉。黑格尔对财富的论述起初是具体的，而后又发展为形而上的抽象，但是其拥有的丰富的现实性论证，促进了人们对财富思想之主体性的深入研究，人们研究财富的角度从经济学转向人学或哲学，财富的主体性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对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有了较大的突破。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财富思想

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继承和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把空想社会主义带到了鼎盛，马克思财富观中的社会人格和社会发展方向受到他们对现今社会的深刻批判和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的影响。

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也认为财富来源于劳动，劳动是财富产生的最初源泉，也是财富创造的基本，但有所不同的是，圣西门将劳动这一实践活动限定在人类劳动中的生产方面，他认为：“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5]。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归咎于生产组织的好坏、生产制度的好坏以及“人的需要”，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的根本所在。“温和的苦役场所”“复活的奴隶制”“充斥着欺骗和令人厌恶的劳动”“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一切都是恶性循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充满了讽刺与憎恶。与古典经济学家漠视人的主体性不同，在面对工业社会带来的社会矛盾时，傅立叶认为应该使“劳动与享受同一”和“劳动与财富同一”，并且极具创造性的思想：劳动不仅仅是简单的劳动意义，劳动是一种需要，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劳动不再是被动的劳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各种具体的劳动；建立“劳动、资本、才能”财富获取和协作共生制度等等。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同圣西门、傅立叶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端，但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更为深刻、更为具体。欧文认为未来社会建设的焦点在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规律上，人类社会经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消亡，必将走向一个联合原则上的理想的合作社会。这样的社会并不是为财富的多少而劳动，而是为了人们的普遍幸福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

空想社会主义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去批判资本主义，并构想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在贫富差距和普遍幸福等方面与马克思的社会人格有着高度的一致。然而他们大多都还只是纠结于无产和有产的对立，还只是从财富分配现状的不平衡性出发。对此，马克思认为，他们的财富思想只是“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没有认识到作为客体的私有财产同主体劳动的关系，也还不知道规划未来社会道路——从财产的分配和改善劳动者生产生活的物质条件出发。然而，不深入到财富异化的主体层次，必然是空想的，同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都太过于幻想性，不具备可操作性和现实性。

参考文献：

[1]配第.赋税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6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7.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

[4]黑格尔.历史研究片断[M]//宋祖良.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70.

[5]圣西门选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79.

马克思理论形成论文范文第3篇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辩证思维方式中，形成了历史的运动和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的构想有机统一的基本逻辑框架。通过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逻辑性和现实必然性的阐述，马克思深化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要求，彰显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和生存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无产阶级；人的自由

[文献标识码]A

刘国胜(1966—)，男，信阳师范学院马列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河南信阳 464000)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动力机制，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生存境遇为现实依据，以无产阶级解放为价值旨归，从而构建了历史的运动和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的构想有机统一的基本逻辑框架，这一理论深化了马克思哲学“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要求，彰显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和生存意义。

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实现哲学史上伟大变革的过程中，通过对世界历史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人”的深切关注和终极关怀。“世界历史”因此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同时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环节。马克思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P28)。纵观人类社会的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社会活动因狭隘的民族地域形式而被分割开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它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2](P105)，因而是不可能形成各民族普遍交往、相互联系的现代社会。因此，具有地域特点的民族历史和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是有根本区别的。

所谓世界历史，它是指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工业活动取代了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从而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方式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各民族的普遍交往由可能变为现实、人的自由向度不断生成的历史进程。所以说，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近代以来的物质生产活动归结为“工业”，就是从现代经济领域中寻找世界历史的发源地。在马克思看来，工业活动是开启世界历史的物质性的动力因素。“因为对于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3](P92)虽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人的理解还遗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痕迹，但是从人的劳动这一客观历史活动中理解世界历史的形成，显然是马克思思想的巨大进步。我们通过回溯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就会认识到马克思此时已超越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等著作中总是力图以理性的思维方式把握世界历史。黑格尔说：“因为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最高形态里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精神’经过了这种发展的行程，才取得它的真理和自觉。”[2](P56)尽管黑格尔把世界描绘为一个运动、变化的历史过程，但他是以理性的“世界精神”为基础来论证世界历史是如何在“精神”中从空间发展到时间的，所以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动力是理性和精神，这无疑就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视界融合。马克思则在实践的基础上克服了黑格尔这一历史唯心主义思维方式，从近代工业这一“直观的、无可辩驳的”物质生产活动中阐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生成过程，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4](P87-88)马克思虽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没有直接提出“生产关系”范畴，但其中所论述的“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等范畴就是从“生产关系”这层意义上来使用的。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考察，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世界历史发端的又一“秘密”：“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4](P88)所以说，马克思是从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认识各民族之间普遍交往的历史进程的。因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88)。这表明，各民族由“封闭状态”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标志，而推动这一转变的动力就是生产力及交往的发展。人类历史的进程充分说明：世界历史的本质内容就是人在历史中追求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活动而已，因为它“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94)。

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意味着现代世界生产力的形成从可能变为现实，而且还意味着世界各民族可以根据本民族的实际交往情况现实地利用这种世界生产力。所以，马克思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4](P107-108)这意味着在世界交往的基础上，世界生产力就以它特有的力量、方式推动着世界各民族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而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的发展，也就成为相互影响的两种力量，在此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就超越“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处于世界历史这一宏大叙事之中。

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展开的现实依据

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过程中，不仅论述了世界历史生成过程的必然性，而且还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哲学透视，阐述了世界历史运动的规律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4](P57)马克思在这里将“人类社会”作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因为他对人类社会作了与哲学史上任何哲学家不同的理解：“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4](P56)这一重大发现预示着马克思以一种革命的世界观精神拨开了笼罩在历史天空中的层层意识形态迷雾，重新颠倒已被各种唯心史观所颠倒的世界，从而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语词世界”回到“生活世界”。马克思哲学“提纲”的主题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57)正是以这种实践的思维方式为基础，马克思才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中反思世界现代化运动及其规律，从而以哲学特有的批判精神审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局限性。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初始语境中，“现代化”是从资本主义化这一维度上去理解的。具体说来，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对以地域为特征的民族历史的终结与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形成的宏大叙事中揭示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特征的。从历史发展的层面来看，现代化是伴随着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而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宏伟画卷，所以现代化与工业化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以致西方某些学者别有用心地将二者理解为一个名词，其实这二者不能完全等同起来。现代化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历史运动这一宏大历史叙事中展开的历史变革，与工业化相比，现代化具有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和世界历史这一范畴具有更加融合的性质。在马克思实践的思维方式中，现代化是在世界历史的地平线上展开的现实力量，它表征出资本主义化的特征，二者的矛盾运动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实质。正是以世界历史的进程为研究对象，所以马克思哲学中，资本主义社会被理解为“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理解为“现代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被理解为“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这表明，马克思创立世界历史理论目的之一就是要探索世界资本主义化的真实图景，以此揭示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之间的矛盾所在。

从历史的维度看，当世界生产力以巨大的力量决定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候，世界历史首先走进的却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同构性。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以它的力量推动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又是资本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马克思哲学以从现象到本质的透视方法为武器，对资本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所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才造成了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表现，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根源所在。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4](P277-278)在这里，马克思郑重地告诉我们：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资本主义这个“现代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是反对“现代生产力”的!

毋庸置疑，资产阶级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身在世界历史活动中主体性的地位和作用。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使资本主义大工业由可能变为现实。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也就是从生产力的维度，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4](P144)。但是，也正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在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由于现代工业和商业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以地域为特征的民族史时代，使处在闭关自守状态的一切民族在走向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都卷入到世界文明中来。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由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化运动中，“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P277)马克思肯定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并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张目，而是通过辩证的批判态度来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限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此后，马克思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特别是通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对资本主义化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作为主体性存在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的暂时性、局限性。在资本主义化的运动中，由于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贪婪索取和无节制的本性追求，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日益陷入“商品拜物教”的严重对立之中，从而使人和人的关系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并“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4](P275)。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这正是世界历史理论合目的性要求，也是马克思从主客体关系中反思世界历史的生动体现。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P68)。作为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所考察的“现实的人”就是以一种非人的方式存在的无产阶级。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个人的发展状况的具体分析，马克思明确地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状态，称之为“偶然的个人”，这也就意味着这一“现实的人”还不是真正的个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获得个人自由和解放，或者要以牺牲个人自身丰富的个性为代价，或者要以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通过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的考察，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化反人类性、反自由的本质特征。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通过广泛开拓世界市场，“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P276)自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来，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整个世界也就被纳入到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初始进程同步，但这是两个有着根本区别的范畴。前者是由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发展的一体化格局，后者则是由无产阶级主导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但由于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启的，所以长期以来，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被理解为同一历史进程中的两个侧面，这一认识无疑不仅没有认识到世界历史的真实意义，而且严重地掩盖了资本主义化的本质。马克思以现实为依据彻底地戳穿了这一历史假象。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事实表明，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全球化运动对世界的影响是有限的，尽管它是世界历史展开不可逾越的时空地带，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所在。未来社会的理想性体现在世界历史的现实本质规定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一致、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的统一。

三、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旨归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P119)可以说，整个哲学史就是一部反思、探索人的发展如何可能和如何必要的认识史。这一主题的确立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标志着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中心地位开始得以确立。即使在漫长的中世纪神学思想中，人的地位在至高无上的神的笼罩下仍能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将人的地位抬至和神平等的地位，这是古希腊人学思想的“复活”，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还不能否认神在历史中的主宰地位和支配作用。在此之后，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维科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这两股思潮沿着不同的路径，分别地将神从不同的哲学王国中清理出去，极大地推进了近代哲学对人的认识。

资产阶级虽然开启了世界历史的序幕，并取得了全球化运动中的领导权，但这不表明资产阶级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恰恰相反，资本主义这种引领全球的地位是暂时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实质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4](P84)。在这一条件下，资本逻辑所具有的强大现实力量，决定了在社会中对人起支配作用的是资本关系、物的关系，这因此使“现实的人”丧失其个性，其生存意义仅限于工具性价值。资产阶级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而占有工人阶级本身，使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全面异化。异化的出现意味着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全面的剥削和统治关系的形成。因此，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生存处境的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指出：“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4](P89)在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个体从形式上获得了独立，但是单个人的活动却越来越受到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各种“异己的力量”的支配，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境遇中，这只不过是以人对物的依赖性取代了人对人的依赖性。为此，马克思以人学的视野审视了资本主义化的实质，表明世界历史并未真正实现。马克思认为，这也是“具有某种同样的经验根据”：只有“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4](P89)时候，世界历史才具有其真实意义。而要实现个人的真正解放，就必须推翻现存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因为只有如此，“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4](P89)

由此可知，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世界历史宏大叙事中的真正主题。资本主义社会的开始不仅意味着世界历史拉开序幕，而且更预示着无产阶级的诞生，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性的。马克思指出：“当每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4](P115)这一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当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民族利益”的时候，它是不能真正完成世界历史这一重任的。马克思认为，这一历史重任只能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由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4](P307)。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性存在。无产阶级产生于现代大工业时代，是“在世界历史意义上……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4](P87)而存在的，是自觉成长起来的真正主体。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将自身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人类社会新的美好的未来，彻底完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给无产阶级的诞生创造了历史条件，而且也赋予它神圣的历史使命。人的发展的核心价值是人的自由，而要实现人的自由，就必须使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人与自身的关系中获得解放，而这其中的关键命题就是人从社会关系中获得解放。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56)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总是一定的，是“定在”，而这一“定在”往往就规定了人的不同的时代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5](P626)，这是因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异化了。为了根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这一扭曲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经历了从哲学批判到经济学批判，也就是从理论批判到现实批判的路径，终于形成了对人的本质及其发展的科学认识。马克思认为，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真正的革命的现实批判：实现共产主义，使个人的自由和人类的自由真正统一。马克思说：“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4](P121)在此，马克思明确地将社会发展最高价值目标定位于“有个性的个人”，而“有个性的个人”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其现实的规定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P23)，这是从主观和客观的维度来理解人的自由，马克思认为“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P81)；到了《共产党宣言》那里，马克思完成了他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共产主义的核心命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94)。自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真正意义就凸现在无产阶级的视线之中：为“每一个人的自由”也就是为“一切人的自由”而奋斗!这就是无产阶级解放思想的核心价值旨归!

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将革命的现实问题和批判的哲学思维结合起来的内在逻辑。但在马克思以前，囿于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家们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的发展这一历史难题。马克思以革命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实践的方式完成了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其中自然包括了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理论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关注，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无产阶级命运的关注，表达了无产阶级必须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的解放离不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革命斗争的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完成从“偶然的个人”到“有个性的个人”的生成过程。所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质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历史创造过程，而这一历史创造过程就是蕴含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一致的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 [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责任编辑：龚剑飞】

马克思理论形成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青年马克思人类解放观阐述于他的早期著作《论犹太人的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他厘清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实质内涵与内在联系，采用批判和重构的思路，从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和实践批判三个纬度阐述了人类解放思想，同之前所有旧哲学彻底划清界限。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应当与现实相统一，人类解放不仅是理论主题更是实践主题。马克思不仅找到了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同时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人类解放;《论犹太人的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青年马克思

1844年2月，青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论犹太人的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简称《问题》和《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问题》和《导言》以探索如何走向真正的“人类解放”为中心论点，从人的本质的价值纬度出发，系统阐述了超越“传统解放观”的人类解放思想，探讨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途径。

一、厘清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实质内涵与内在联系

针对1843年鲍威尔发表的错误言论：犹太人必须放弃其教徒身份，才能得到“政治解放”，从而达到“人类解放”。马克思在《问题》中未完全否认鲍威尔关于“政治解放”的相关论述，即“政治解放”就是国家在制度层面彻底摆脱宗教的权威，但马克思强调鲍威尔的错误在于没有正确理解“解放”的实质，混淆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实质内涵和内在关联。

马克思指出问题本身不在于是否为“宗教信徒”，只有对政治本身进行批判才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对于政治解放的实践路径，鲍威尔的看法是片面的，他只着眼基督教国家，将问题的原因局限于宗教纬度，把“政治解放”路径局限在观念的制度层面中。马克思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于宗教是否存在，而在于厘清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即是否真正脱离神学维度进行“政治解放”。他比较德国、法国和自由北美洲“政治解放”的现状后认为：德国解放的程度最低，仍处在神学批判的维度;法国的解放程度不彻底，原因归结于国家本身的立宪制度，不得已保留宗教的外观;北美自由州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解放，获得解放的北美国家，宗教信仰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尘世间生机勃勃。所以“政治解放”不是以消除宗教为前提，宗教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对矛盾。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的矛头不能仅指向抽象的宗教，只有剖析国家的实质方能触及“犹太人问题”的内核。宗教只是尘世间“世俗限制”所展现的现象，要将虚幻的“宗教问题”转换为客观的“现实问题”。他认为，神学信仰的存在并不影响国家在制度层面上进行解放，因为宗教存在的缺陷，不在于神学本身，而在于尘世之間。问题不在于犹太教，而在于犹太人所维护的利益与他们所在国家的政治共同体间的对立冲突。国家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纬度，国家在制度上摆脱宗教数百年的控制和影响，神学影响的约束仍旧根植在世俗世界的人心中。马克思基于以上论述，对“政治解放”重新予以明确定位。他认为完成“政治解放”的国家不需要神学作为保障，也就是说，国家作为“真正的国家”而不是作为“基督教国家”彻底摆脱了教义精神的限制。但是，现代国家在政治的纬度上消除了“彼岸世界”的控制，并不等同于全人类都获得最终的解放，也不等同于国家公民彻底摆脱了宗教意识。这表现在政治解放的限度和自身局限性上，即使公民仍旧受到神学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双重压迫，国家也可以在政治领域上独立。一方面，从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来看，国家通过政治解放摆脱了宗教的主导，但人还是会受到宗教观点的约束;另一方面，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纬度来看，政治国家从国家层面废除私有财产，但是私有财产在观念和世俗生活中并没有消失，这种存在于脑海中的观点反而成为走向最终解放的绊脚石。“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在此，马克思肯定了政治解放作为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具有推动最终解放的进步意义。

针对什么是人类解放？如何到达解放的彼岸？马克思认为其判断标准是现实的人能否获得人本质关系的彻底回归。一方面，在政治领域上，国家摆脱了彼岸世界在观念上的控制，使人从信徒转变为公民;另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人归结为独立的人。现实的人与抽象的人都回归于自身，成为“类存在物”，摆脱政治解放所带来的局限性——即人的二重化。马克思认为我们要不断探寻人类解放的路径，就像是犹太人用他们的方式找到了解放的路径——从利己主义的社会原则和现实世界的“神”（利益）的束缚下获得解脱。

二、在实践中探索人类的最终解放

《导言》写于1843年底，其中许多概念已经在《问题》中详细阐述，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哲学和现状的分析，探索人类解放可能性与途径，认为唯有无产者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他运用批判与构建的方法，从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实践批判三个纬度，一步步系统地阐述其人类解放思想。

（一）宗教批判到哲学批判的跨越

马克思在《问题》中阐述，只有消除宗教和世俗中的所有的异化，才能达到普通人的解放，神学的虚幻性根源于世俗的异化。对宗教的清算是探索最终解放的前提，因为具有欺骗性质的教义描绘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必须在人的观念中明确“现实世界”对“彼岸世界”的决定性关系，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2]1。顺着这一逻辑，对彼岸世界的清算实质上就是对现实的人和世俗异化的批判。马克思不仅认识到彼岸世界的抽象虚假性来源于世俗基础，更进一步将批判从抽象的表象回归于世俗世界。

因此，“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2]2。所以，不能把批判的目光仅聚焦到某一纬度，要对尘世“开火”、对法哲学“开火”、对政治国家“开火”。这种批判从两种意义上进行，一方面，要批判德国的现状即德国的制度，即使德国这种封建政治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却仍然是被批判的对象。马克思认为此种批判高度已经跨越了德国的现状，所以仅仅批判德国的现状是片面的。另一方面，要揭露带着神秘面纱的思辨哲学。马克思指出片面地批判德国政治制度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因为没有触及到德国问题的核心。德国虽不处在历史的同时代，但处在哲学的同时代，唯有从现代国家的现实出发，批判问题的根源即为市民社会服务的哲学思想，才能真正地解决德国问题。

因此，批判应从两种纬度交织展开，不仅要在政治领域上批判看得到的封建落后体制，同时也要批判暗藏在制度背后看不到的精神支撑，即黑格尔法哲学。

（二）人类解放的最终方式：实践批判

当批判达到“推翻压迫人的一切关系”的高度，革命就超出了哲学的纬度。解放的路径不能只存在思辨哲学家的观念中，必须深入批判蕴藏在德国政治下的思辨哲学，使哲学脱去其神秘的“思辨”面纱，发挥好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能动作用。马克思认为单纯依靠抽象的哲学批判是无法到达理想彼岸的，唯有经过革命性的实践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同时，探寻何以解放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不是理论思辨的过程。人类解放这场现实性革命也不应该只在观念中进行，更应该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实践，也就是用革命的方式走向最终解放。“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9。马克思在此强调了革命的重要性，理论虽然不能代替实践，但理论引导人民从而转变为有力的武器。只有彻底的实践哲学，才能说服群众即深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为人类解放的革命提供动力与方向。

三、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和载体

德国无产阶级的形成给人类解放带来了胜利的曙光，这个深受压迫的阶级由工业运动人为造成的贫民组成，其队伍在工业运动不断前进、社会的急剧解体和农奴的不断加入中不断扩大，他们贫困得一无所有，具有极其强烈的解放需求。在德国只有这样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才能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2]13，只有深受私有制锁链压迫的德国无产者才能完成解放任务，点燃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们在阶级压迫下永无翻身的机会，唯有打破阶级的锁链，才能获得解放，具有极强的革命精神。

無产阶级的出现，向全世界昭告这个世界因为他们的出现而日益改变，他们要求否定传统捍卫少数人利益的政治制度，实现人类解放，这个充满革命激情的新兴阶级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实践哲学通过对宗教、旧哲学的否定，在人的解放的高度下解决现实问题，哲学也需要能使理论转换为物质力量的群众即无产阶级。无产者推翻一切旧制度进行革命解放的过程，就是哲学归入现实的过程，无产阶级与哲学需要对方，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

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想要获得最终解放，必须回归“人的本质”。从现实的角度进行彻底革命，不仅要批判德国的政治，更要对“笼罩着神秘面纱”的黑格尔法哲学进行彻底清算。这种批判不是在僧侣和哲学家的头脑中进行，要在现实中进行，哲学必须与现实相结合。马克思不仅超越了传统哲学的高度，以追求人类最终解放作为价值目标，还找到了解放的精神武器（即哲学）和物质武器（即无产阶级）。

四、结语

马克思采用批判和重构的思路，从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和实践批判三个纬度阐述了人类解放理论，同之前所有旧哲学彻底划清界限。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应当与现实相统一，人类解放不仅是理论主题更是实践主题。马克思不仅找到了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同时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他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16。抽象的理论由此照入现实，成为无产者获得解放的有力武器。

青年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观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要秉持马克思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深化意识形态安全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代接着一代干，为全人类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7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马克思理论形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是沿着“自主摸索—习得借鉴—中国化”的路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但其在创新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尚未形成国际学界接纳的完备体系。我国学界要形成“中国特色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和方法体系，就必须推动国际政治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融合，既要培育交叉复合型学科，又要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体系。

〔关键词〕 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外交学；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建议

〔

国际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与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比，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逐渐由一门纯理论性学科演变成为一门政策性学科，并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我们也要认识到， 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为此，笔者对我国政治学科的源起、理论体系构建、方法体系创新等方面予以总结，并对我国政治学科走向世界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一、国际政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在我国“学科分类”中，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在西方国家，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是随着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与融合而得以发展的。19世纪末，英国威尔士大学第一个设立“国际关系”教席，这是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20世纪初，国际联盟成立、世界性组织机构诞生，激发了学界对国际关系、国际法进行系统性理论研究的热情。在这期间，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等知名大学陆续设立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机构。1920年，英国学者伯恩斯出版了《国际政治》一书，首次以“国际政治”命名专著。1939年，卡尔出版了《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国际政治》、《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成为当时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为以后国际政治学科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48年，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标志着国际政治学科理论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即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二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空前强大，国家战略利益触及全球，因此，美国学界逐渐加强了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决策的研究，使其逐渐成为世界上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相继问世，标志着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

我们要分析国际政治学的概念，首先需厘清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外交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研究内容看，三者的研究都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军事关系等。从研究广度看，国际政治研究的内容涵盖了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即国际关系（国别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等）和外交决策与理论均是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的子项目。陈岳认为：“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广义理解，包含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和当代国际政治问题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狭义理解，国际政治学即指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学说，是揭示国际体系中各个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1 〕梁守德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即“国际社会中政治体系、格局、秩序的形成和演变的规律” 〔2 〕。相比较而言，“国际关系学则主要是研究整个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的规律” 〔3 〕，侧重于理论通约性研究和政治行为体的互动行为研究。另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政治只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而已。此类观点细化了国际关系的研究内容，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但在实际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学界并没有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二者进行明晰的区分，甚至二者设置的研究方向都非常类似。

中国国际政治学科是我国学界在借鉴和习得西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展开研究，并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国内政局动荡，未能建立完备的国际政治或外交决策研究机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只有零星的国际关系史、政治哲学方面的著述以及对国际形势的评述和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陆续建立了一些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研究内容多涉及苏联东欧国家研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研究。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开设国际政治专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与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加上这一时期我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我们国家对涉外工作人员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大。在此背景下，我国众多知名高等院校纷纷恢复或设立国际政治学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学科实力雄厚，其中北京大学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侧重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复旦大学侧重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上三所高校为许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和研究骨干，为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后，我国其他高校陆续开设了国际政治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地方性、区域性的国际政治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

二、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我国学者不断探索并创新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理论，并且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如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崛起理论、中国古代外交理论等。但至今，学界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仍存在较大争议，有些学者质疑：我国学界是否已形成自身的国际政治学科理论体系呢？笔者认为，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从前理论阶段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但还没有进入理论创新期；理论流派多元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研究类型更多地向着以理论突破为目标的经验型研究发展。没有出现原创型理论是最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突破性理论和中国范式缺失两大方面，其根本原因还是国际关系学界主体意识的缺失。” 〔4 〕秦亚青教授指出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研究的困惑。

那么，我国学界如何创新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理论呢？秦亚青教授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包含：前理论阶段、理论学习阶段和理论创新阶段” 〔4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往往是在借鉴和学习其他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前，我国学界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侧重于对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以政策分析为主，谈不上理论建构。中苏关系破裂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成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重点。改革开放后，学界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进入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众多国际政治学科学者远赴美国、欧洲等国家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回国后从事相关学科教学与研究，并引进和翻译了诸多西方国家关系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知名学者倪世雄、阎学通、秦亚青、张睿壮等人，都曾留学美国研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其回国后培养了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才，并创立了相关国际关系研究机构。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乐民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发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一文，在国内第一次介绍和评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此后陈汉文编著的《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概说》、倪世雄、金应忠主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等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及学说。随后，众多西方国际关系的经典名著被翻译成中文，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等。倪世雄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国内高校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经典教材，是我国高校传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著作。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如经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都是通过经典著作引入我国高校教学中，成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学习和研究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诸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权力转移论、战争理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均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对象。这一时期，我国国际政治学学者的研究重心是评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解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探索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现实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

进入21世纪，在吸收、消化和借鉴西方国家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努力探索“中国化”、“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践“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谓本土化，是指中国学者不再完全依赖于从西方引进的国际关系学概念与理论，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借鉴中国自己的概念与思想来丰富现有理论或者发展新理论” 〔5 〕。王逸舟、秦亚青、王正毅等学者倡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形成了“中国特色”、“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秦亚青教授认为：“所谓‘中国学派’，是通过发掘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实践来创建同时具有中国本质与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它的目的不是替代现有理论，而是同时丰富现有理论和人类知识。” 〔4 〕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致力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与理论研究，在国内首先运用现代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阐释中国传统外交思想，著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该书把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当代国际政治的知识谱系中，构建了“中国化”、“本土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基础。清华大学国际政治学科在阎学通团队的带领下，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展开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挖掘与研究，编著了《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在“中国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央党校学者门洪华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三个基本来源：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和吸收、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发扬光大、当代独立的理论创新” 〔6 〕。门洪华教授切中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短板，并说明了其研究的路径：引进吸收、本土化、理论创新三个阶段。

我国学者探索中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至今，已经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并在学术研究和外交决策中产生影响。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述评、中国国家外交与安全战略理论。以上这些理论相得益彰、共同争鸣，在我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维发展，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

三、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创新

发展一门学科，除构建理论体系外，还要创新研究方法。自然科学注重实验取证、数据分析等定量（实证分析）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多采取历史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法等定性（规范分析）研究方法。王逸舟教授认为：“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 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 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 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 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 〔7 〕王逸舟教授还从国际关系研究视角概括地指出，外交学的、政治学的、思想史的方法属于规范分析，即定性研究，其是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的研究方法。方法论的论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界探讨已久。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次论战，即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实质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论战。传统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哲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视角，以说理、思辨、描述等方式进行定性研究，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多属于此类。传统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直白明了，也容易被非专业人士所理解。科学行为主义又名政治行为研究法，是利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学的一种方式。科学行为主义主要是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通过观察、验证、推理等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行为模式，它的出现和发展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史上是一次革命。该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卡尔·多伊奇，其专门从事战争与和平、民族主义、合作与交流方面的研究，他也因为对将计量方法、系统分析和模型思维引入到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兴趣而著名。在美国学术界，科学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已经逐渐成为主流且重要的研究途径。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学界一直都在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 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政策分析法进行规范分析或定性分析。历史（主要是国际关系史）研究法以史实、史料为依据，研究分析国际关系史中通约性的观点。当时，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更大程度上是为外交决策和外交战略服务的，所以政策分析方法占了主流。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教材引入我国，科学行为主义（包括实证分析方法）的理论传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逐渐被中国学界接纳和吸收，并运用于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实践中。西方主流学界的“一体化理论”、“层次分析法”、“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均势理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博弈论”、“复杂性理论”、“控制论与系统论”等科学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引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后，丰富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清华大学在阎学通教授的带领下，建立了“实证分析”为特色的清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证化分析，创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

四、几点建议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发展至今，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政策分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学科体系已经形成。但当前，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与实践融合尚不成熟。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第一，在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我国学界应加强国际政治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哲学、史学、法学、经济学等的融合，以拓展研究视野、丰富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内容，如国际政治融合国际法，可以衍生出解决国际争端的研究方向；政治哲学融入国际政治，可以从哲学和政治学视角分析国际政治；把经济学融入国际政治，可以研究经济现象，如股市行情、期货市场、能源价格波动等。总之，多学科、交叉学科融合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是未来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二，融合“实证分析方法”，创新国际政治学科研究方法体系。经济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较成功地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学科，经济学“科学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其定量分析使经济学成为极具验证性和预测性的学科。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最显著特点是，引入自变量和因变量，提出假设，再验证结论，即实证分析。把实证分析引入国际政治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的实证度和可信度，推动国际政治学科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政治科学”。当前，我国学界在国际政治学科研究过程中，最缺乏数量分析能力，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国际政治学科培养方案有关。所以，我国学界应在国际政治学科“人才培养方案”中，融入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三门基础性数理学科，使学生具备基本的数理统计和分析能力，并强化实证研究方法训练，以期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培育出具备数理逻辑和实证分析能力的后备研究人才。

第三，我国理论研究界存在“两个分离”现象：一是教学机构与研究结构的“分离”，二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分离”，这两种“分离”使研究资源未能优化配置、研究成果应用低效或浪费。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研究领域也存在上述问题。首先，学界应加强高校、科研院所、政府决策机构、企事业单位的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善于理论研究，政府决策机构、企事业单位则善于政策分析，因此，高校、科研院所等要通过合作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以推动科研人员互聘流动、教学科研要素优化组合。其次，学界应切实把理论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开展一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服务于中国外交大局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历经多年发展，已积累众多学术研究成果，但很多学术成果理论性过强，没有联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应用价值不高。所以，我国学者在开展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时，应强化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提高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和应用价值。

〔参 考 文 献〕

〔1〕陈 岳.国际政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2〕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3.

〔3〕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9.

〔4〕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1）.

〔5〕张 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J〕.国际政治科学，2012（4）.

〔6〕门洪华.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J〕. 欧洲，2002（3）.

〔7〕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J〕.欧洲，1998（2）.

责任编辑 芳 晔

马克思理论形成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是在社会达到一定的社会化程度时，由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竞争，导致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迅速的转移的一种经济现象的理论全时，平均利润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快速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能够为其带来一定的启示，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研究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以期能够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遵循平均利润理论，实现快速发展。

【关键词】平均利润理论 市场经济 竞争

一、引言

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包括很多基础内容，诸如成本价格和利润形成理论、双重部门竞争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等各方面的内容都是平均利润理论的组成内容，这些利润相互精髓贯通，形成平均利润理论的核心，从而成就了其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同时，平均利润理论也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的基本组成以及形成的条件进行分析，最终，剖析平均利润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点，有利于将平均利润理论更好的应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促进其有序、健康、快速的成长。

二、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形成条件

马克思平均理论中认为，形成平均利润有三个基本的客观条件，主要包括物质基础、产生原因以及必要条件。

（一）生产社会化到一定程度是平均利润形成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指出：“商品根据他们的价值或接近他们的价值进行交换，根据其生产的价格交易，所要求发展的阶段要低得多。而根据生产价格进行交换，需要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高度。”马克思所提到的高度是指商品经济由初级阶段最终经过很多中间过程发展到高级阶段，最终形成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类型中，商品不再是根据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进行等价交换，而是将其生产价格当作商品交易的衡量标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各个部门之间的资本构成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各部门之间利润的不等量，这样在各个本门之间，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就应当平均分配，这样就会使劳动最终形成平均利润。

（二）各资本部门之间的竞争是产生平均利润的原因

竞争是形成平均利润的直接原因。首先，竞争是出现在一个部门内的，在同一个部门内部不同的商品的不同的价值到最后都会形成统一的市场价值和价格。这也就是所谓的初级竞争。当竞争上升到各部门之间的竞争时，就能够最终使各个部门之间不同的生产价值所产生的利润进行平均化。当然这个过程也要求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到一个能够使资本流动消失的更高的资本阶段，在这种条件下最终形成利润的平均化。

（三）平均利润形成的必要条件是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的迅速转移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越好，说明这个国家的基础条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适应，在这种的社会中才更容易形成平均利润。能够促使平均利润形成的两个条件为资本的转移性和劳动力的转移性。下面来具体说一下这两个条件。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彻底消除垄断的情况下，资本能够迅速的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转移。另一方面则是，在废除所有能够使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变化工作地点的法律的前提下，劳动力能够实现从一个部门迅速的转移到另一个部门。这两个条件一旦形成，就以为这平均利润得以实现。总之，这两个条件都是在阐述一个平均利润形成的基础，就是每个生产要素都不受地域、行业类别以及垄断的限制，能够自由的进行转移。

三、平均利润率理论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

平均利润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快速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能够为其带来一定的启示：

首先，我们要在新的时代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改革能够创造能多的与时俱进的机制与体制，能够为市场竞争和平均利润的形成创造条件，形成完整的机制，使市场能够更好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从而使市场经济机制体制能够与社会主义制度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第二，以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为指导，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得以不断的完善与健全。因为，虽然平均利润率是在不同的企业之间竞争形成的，但是，最根本产生的源还是企业内部的不同的部门，只有企业内部的部门之间形成竞争，才能够有产生部门利润率的可能，从而创造商品的市场价值。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使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良好的融合，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完善。这样就要做到三方面：一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路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第三，必须能够尽全力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就业权利、医疗卫生教育权利等等。以上这些，只有市场发挥调节作用是难以实现的。

第四，以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为指导，将国家的宏观经济搞好，使其达到更好的状态。国家应该在关注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之外，还要通过国家的规划、物价统计部门发布及时的信息，对企业提高相关的价格指导，形成有序的竞争，最终形成平均利润和价格机制，使资本能够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合理的流动。

第五，将自力更生坚持下去的同时兼顾搞好对外开放。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认为，商品和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价值，同理，商品的生产价格与市场价格也是这样。在当今全球化告诉发展的阶段，在搞好内部经济的情况下，将对外开放搞好能够使我国借助国际发达国家的力而在国际市场中占领主要地位，并且能够在价格决定中占有主动权，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促进全人类向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发挥更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更好的在发展中应用马克思平均利润率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更好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邵彦敏，白兮.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价值的方法论思考[J].理论学刊.2015（7）.

[2]王成.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划分及其整体性[J].教学与研究.2013（8）.

[3]朱学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契机[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