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项目资本管理制度论文范文

科技项目资本管理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1.1 企业方面

企业是项目的投资方, PPP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企业需要承担包括设计、建设、运营以及后期维护等工作, 其管理重点在于以下几点:一是财政方面。社会资本方需要作为项目投资方需要保证财务不能出现纰漏, 除了项目初期的投资, 还要保证项目运营过程以及后期投资, 此外还要负担起项目设备、项目设施维护等方面的额外投资;二是建设管理。建设管理是指资金投入到项目建设这段时间, 企业需要在预算之内完成项目, 并且能够保障项目正常交接, 以某建筑企业为例, 主要包括采购设备、土木施工、设备的安装调试以及运转等过程;三是后期运营。后期运营是各大社会资本方获得投资回报的阶段, 如果在项目初期以及项目施行过程中能够对项目进行有效管理, 才能为项目取得更多的利益, 也因此, 社会资本方企业需要有优秀的运营管理经验, 能够对项目管理设计出更为长远的管理计划。

1.2 银行方面

银行是PPP项目主要资金来源, 社会资本方想要对项目进行投资, 需要通过信贷或者理财等筹集资金方式, 这些方式都依托于银行提供的资金支持, 各大社会资本方会通过银行进行贷款来完成初期资金投入, 所以在PPP项目整体投入中, 银行投入资金占据非常大的比例, 也是作为项目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而PPP项目往往存在投入资金大, 项目时间长, 资金回笼效率低等问题, 因此社会资本方需要加大与银行的合作力度, 来保证银行能够源源不断向PPP项目投入大量资金, 从而降低项目投资风险。

2 PPP项目社会资本方的税收筹划

2.1 采用合理组织形式

PPP项目一般需要由法人发起, 独立成为一个项目公司。而项目在规定特许经营权满期后, 要将项目以及相关所有设施无条件移交政府机构。而通常政府会将一些运营效益较好的项目企业与运营效果相对来说不理想的企业进行捆绑招商。在项目成立上存在两种选择, 其一为捆绑项目分别独立法人;其二为捆绑项目法人为一人。例如:某企业在进行某PPP公路项目投资中, 捆绑投资包括甲、乙、丙三条公路, 总投资额为324亿元。此中甲、乙效益较好, 丙次之, 运营期间某一年甲盈利3亿元;乙盈利10亿元;丙亏损7亿元。如果三个项目分别独立法人, 则需要缴纳所得税为 (3+10) 25%=3.25亿元。由于项目企业所得税为法人呈交, 如果三个项目法人为一人时, 丙项目能够抵消甲、乙项目需要呈交的所得税, 也就是三个项目需要呈交 (3+10-7) 25%=1.5亿元, 如果此项目采取相对合理的组织形式, 能够节省税费1.7亿元。

2.2 政府补助

由于一些项目前期盈利能力不足, 而后期形成一定规模后效益显著的情况出现, 又由于地方财政无法完成还贷模式, 这时可能会采取PPP模式来开展此项目。政府部门会采取一定形式的财政补贴, 从而吸引一些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此项目。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一般会通过减免一定税收来形成减免模式, 但是减免程度需要根据法律规定。依据《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通知》规定:企业从先机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及其他部门取得收入应计入收入总额性质的资金, 但凡符合以下条件, 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从收入总额减除:一是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资金拨付文件;二是财政部门以及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资金管理方案或者管理要求;三是企业对该资金以及该资金发生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2.3 争取所得税优惠政策

国家对于一些项目的开展提供非常多的企业优惠政策:一是港口码头、机场、公路、铁路、城市公共交通、水利、电力等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等法律规定, 自项目获得第一笔营业收入所属年份起, 第一年到第三年免征项目企业营业所得税, 从第四年到第六年, 享受所得税减半的优惠政策;二是企业如果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以及安全生产等专用的设备投资时, 能享受投资额10%抵免企业所得税应缴纳税额, 其中企业自筹资金以及银行贷款购置专用设备能够得到减免, 而利用财政拨款购置设备, 不能够受到减免的优惠;三是在企业项目营业期间项目公司股利分配中, 如果项目公司为井内居民企业之间分配, 则免征营业所得税, 如果不是, 需代扣20%个人所得税。这些项目多为符合某项规则才能够得到有效减免, 项目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尽力争取税务的优惠政策, 以达到降低项目成本, 提高企业利益的目的。

3 结语

综上所述, PPP项目执行过程中, 社会资本方的管理以及税收筹划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一旦处理不当将会影响企业获得经济效益。根据本文分析, PPP项目管理主要在于企业管理以及银行方面对接, 而税收筹划方面主要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通过采取合理的组合形式、关注政府补助以及争取一些税务方面的优惠政策, 通过这几种方式, 来达到提升项目经济效益的目的。

摘要：随着PPP融资模式日渐成熟, 越来越多的企业也逐渐开始尝试、重视PPP项目管理方面以及税收筹划方面的工作。基于此, 本文首先从企业、银行两方面描述了PPP项目社会资本方的管理重点, 其次, 通过对采用合理组织形式、政府补助以及争取所得税优惠政策方面, 就PPP项目社会资本方的管理重点以及税收筹划进行简要分析, 并通过一些案例, 提出自己一点看法。

关键词：社会资本方,PPP项目,项目管理,税收筹划

参考文献

[1] 陈松洲.PPP模式下城市地下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研究[D].南昌大学, 2017.

科技项目资本管理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务管理创新;人力资本;组织资本

财务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合理配置和有效营运财务资源，目标在于最大化企业价值。这里的财务资源和企业价值是企业财务系统中具有因果关系的两个方面，从逻辑上讲，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前者。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常会注意到：一些报告财务资源十分有限的企业，如网络公司、咨询公司、事务所等，能够创造数倍乃至数十倍于资源的产出;一些资不抵债(即属于股东的财务资源为负值)的企业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出售，甚至可以卖出好价钱;一些按照高于净资产价格出售的国企交易，却往往被指责为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或亏蚀。如此等等的现象难免引发人们思考：在传统财务报告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未被确认但却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财务资源呢?对此，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给出的答案，是组织资本与人力资本。

一、传统财务管理的历史局限性：对象与目标不协调

财务管理自产生以来，就把有形资本作为它的自然对象物，研究其筹集、投放、回收与分配等问题，由此形成了资本结构理论、投资组合理论、收益分配理论等。应该说，从传统视角看，财务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已经形成，并趋于成熟。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兴起，特别是知识型资产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的突现，传统财务体系的历史局限性已逐渐显现，集中体现在作为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财务管理系统却没有涵盖作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驱动因素组织资本与人力资本。

有资料表明，当今企业市值的75%以上源于传统财务指标无法捕捉的无形资产。安达信公司曾经得到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公司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关系的明显转换：1978年，公司账面价值平均相当于市场价值的95%，而1988年下降至28%，估计现在已低于20%。这些数据足以让人明白：当今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因素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务资本，而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内涵的无形资本，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组织资本和人力资本。Zingales(2000)说过，虽然组织资本的特性和生成机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但它已经像人力资本一样，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独特作用越来越得到研究者的认同。美国纽约大学会计系教授巴路科列夫(BaruchLev)也曾说过，在信息经济时代，企业的价值和盈利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专利、品牌、版权、技术秘密、独特的经营组织(例如，供应链)等无形资产。罗伯特卡普兰等人则在其所著的《战略地图》一书中，将组织资本、信息资本和人力资本定位于“持续性价值创造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至今为止，有关上述无形资本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经济学或管理学领域。在财务领域，虽然也有知识资本财务、智力资本财务、网络财务等概念出现，但又似乎是蜻蜓点水一般，难成气候。究其原因，一方面，当今财务界的热点视角在于资本市场方面，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资本市场效率、资本市场融资与投资、财务收益分配以及公司财务治理等等，很少关注组织资本、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等所谓的泛财务资源问题;另一方面，以上资本存在着无形性和抽象性等特征，以致一些人把它们看成是“不着边际”的东西，常常以“难以确认”与“计量困难”等缘由拒之于财务管理门外。结果是财务管理依然只局限于传统财务资源，不能体现对象与目标相协调。

二、现代财务管理视野的拓展：泛财务资源

企业财务管理既然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那就应当关注所有价值驱动因素，构建以泛财务资源为对象的企业财务管理系统。“泛财务资源”是相对于传统财务资源而言的，它被定义为“对企业有用或有价值的所有部分的集合”。泛财务资源从形态上划分，有硬财务资源和软财务资源两大类，其中，硬财务资源是指客观存在的且在一定技术、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能被企业利用的有形资源，其构成主体是自然资源和传统的财务资源;软财务资源是以智力为基础的无形资源，它包括市场资源、知识产权资源、人力资源、组织管理资源等。

其实，国内学术界已关注到了以传统财务资源为对象的财务管理的局限，提出了一些能够反映当代知识经济环境的新观点。例如，魏明海(2003)在分析人力资本对公司财务及其理论研究的影响的基础上，指出现代公司财务是股东和人力资本的财务，应当在公司财务及其理论研究中引人人力资本要素。涂建明等(2003)指出面对新的经济条件下财务环境的变化，应将人力资本实质性地纳入财务理论研究的范畴和财务管理实务的视野。曾繁英、伍中信(2007)认为组织资本应当纳入财务学研究范畴，并对组织资本的财务意义及其筹集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另一方面，真正系统地从财务角度研究无形资本的文献很少，更没有形成无形资本财务的一般理论框架。

突破传统财务管理框架，开拓财务管理新视野，不仅是发展企业财务理论的需要，更是在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做好财务战略管理，谋求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管理学领域，战略一词已是耳熟能详，竞争战略、营销战略、品牌战略、技术战略、人才战略等等随处可见。并且《战略管理》作为工商管理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和高端课程，被称为是管理学之“皇冠上的明珠”。这不是因为“战略”这个词给人以高昂与气魄感，而是因为在竞争激烈和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管理需要一个协调行动的纲领和引导长期发展方向的“指南针”。财务管理也不例外，筹资战略、投资战略、收益分配战略等早已不是什么陌生词，只是当我们考察战略管理的效率或者效果的时候，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些数据：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年，美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是40年，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2年，中国大中型企业平均寿命7～8年，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3年，全国的老字号企业已有70%“寿终正寝”。这些数据表明战略管理对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说是低效率的，甚至是无效的。究其原因有多个方面，如战略缺失、战略规划不明、战略措施不力等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战略规划与管理方面，只注重财务性效益目标(或指标)，忽视对支撑目标(指标)实现的关键驱动因素软财务资源的规划和管理。在现实中，我们不难遇到这样的情况：公司老总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大都信心十足，且有一套蓝图规划，但当谈到准备如何实现这些规划时，又似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资金、项目、市场等，却很少有人从员工学习、组织创新、文化建设、信息网络建设等方

面考虑。卡普兰与诺顿在为其《战略地图》作序时也曾说过：“管理者的注意力和努力过度地集中在短期财务指标的影响上，并未充分关注造就未来财务成功的无形资产投资与管理”。卡普兰与诺顿在这里所指的无形资产正是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组织资源。

我们认为，战略赋予企业的意义不仅在于做大，更在于做强。大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强则是内在的、根本上的。在竞争激烈且形势多变的环境下，企业的“强”主要表现在：(1)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相对于同业企业，能够享受更多的宏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2)有强大的抗风险能力，相对于同业企业，能够承受更大的宏观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威胁，实现平稳过度和持续生存。而这两个方面都有赖于企业的软资源基础，为什么有着158年历史的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会在顷刻之间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财务理念(管理型组织资本范畴)上偏离了常轨，即抛弃了财务稳健这个百年店训，盲目追求增长速度。体现在财务行为上，则是大举扩展投行业务，增大财务杠杆，无所忌惮地发行为数众多、层层包装的衍生性商品，不适当地介入风险极高、安全边际较低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

拓展财务管理视野，在理论研究方面，就是如何根据实践的需要，创新财务理论，构建涵盖各种软资源的财务理论框架，同时，探讨从财务角度管理和营运各种软资源的方式与方法。从实践方面看，首先，要树立无形资本理财观，包括人本观、文化观、信息观等等，将财务管理的视野从传统财务资源拓展到泛财务资源;其次，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管理和营运各种“软资源”，发挥它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功能和作用。

三、组织资本与人力资本概念辨析

(一)组织资本

关于组织资本，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普遍认同的是组织资本不依赖某个个体，应包含制度规范、组织文化和管理结构等内容，与人力资本是内涵不同但有关联的两个概念。本文将组织资本的内涵确定为在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通过长期实践积累起来的，不依赖于个体而存在，内含于组织中的实现共享的资源或资产。组织资本具有不同于其他资本的特性：是一种不可辨认的无形资本;需要花费成本，但成本难以计量;不能为其他企业所复制，也难以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转移;因其能够创造价值而有价值，但其价值的存在需要以企业持续经营为前提，一旦企业清算，其价值将会消失殆尽。组织资本依托于组织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形式多样，既包括企业知识库、标准、文档资料等信息类组织资本，又包括产权与治理机构、组织流程、组织制度等流程类组织资本和价值观、组织惯例、文化氛围等文化类组织资本，这些组织资本一旦与组织其他资源结合不仅为企业创造利润，而且还能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

(二)人力资本

关于人力资本，也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但就财务角度考察，我们比较认同李忠民的解释，即“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为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首先，定义中的“凝结”隐含着人力资本是有意识投资的产物，这与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关于人力资本形成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其次，“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揭示了作为人力资本所应具备的促进财富和经济增长的内在特性;再次，“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不仅说明了人力资本属于价值范畴，而且明确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价值范畴，它体现了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以收益分配为核心的资本产权关系，人力资本能够享有资本产权收益。

(三)组织资本与人力资本

在此提出这个论题，是因为发现在对企业无形资本的研究中，最需要明确区分的就是组织资本与人力资本。在我们看来，将组织战略、组织知识、组织关系、组织文化等纳入组织资本系统无可非议，但人力资本是否应归属于组织资本，目前有不同的观点：平衡记分卡的创始人卡普兰与诺顿将企业的无形资产划分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信息资本;我国学者范微也在区分了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的基础上，研究了两者的互动问题。此外，Eveson和Westphal(1995)、Atkeson和Kehoe(2002)等也都将人力资本与组织资本做了区分。与此不同，有人将人力资本置于组织资本范畴进行研究(如邸强等，2005)，也有人直接以人力资本来定义组织资本(如Tomer，1987;张刚，2000)。事实上，组织资本与人力资本是企业无形资本中既相互联系，同时又有着严格区别的两个概念。

先从区别方面看：(1)两者的生成机制不同。组织资本生成于企业的投资和积累，而人力资本的形成来自于个人、家庭、社会、企业等各个方面的投资。(2)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组织资本表现为企业组织共同拥有的无形资源，而人力资本则表现为以人为载体，由劳动者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3)两者的产权特性不同。组织资本的产权归属于企业组织，人力资本的产权则“天然属于个人”。(4)两者发挥效率的条件不同。组织资本的效率取决于各种无形资源要素的整合情况，而人力资本的效率依赖健全完善的激励机制。

再看联系方面：(1)组织资本形成于人力资本，是对脱离人脑的共享知识进行整合所形成的“模式化、可传递的”知识资源，是一种由个人智商转化而成的“公司智商”。(2)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这就是优秀人才能够创造出高效组织，而高效组织能够培养出优秀人才。对于任何企业来说，要提高效率，培植和强化核心竞争能力，就必须实现组织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最佳耦合。

四、基于泛财务资源的财务管理创新

当将财务管理视野拓展到泛财务资源的时候，就应当考虑如何创新财务管理。而财务管理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财务观念创新。主要是确立“泛资源”财务观念，以此拓宽理财的范围。具体包括以下方面：(1)人力资源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根本性资源，是能动的“活”资源，其效率高低直接决定着企业的财务效率和效益。而要提升人力资源效率，一是需要激励，二是需要确立人力资本产权，并赋予人力资本产权收益。因此，研究人力资源激励和人力资本产权收益问题，构建科学有效的激励方式与人力资本产权收益模式，是财务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2)组织资本是企业长期积累形成的无形资本，包括文化、领导力、协调性和团队工作等资本要素。组织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的特性，为企业财务管理赋予了新的内涵和要求：在管理内容方面，现代财务管理除传统意义上的资金管理外，应辐射到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因素组织资本。在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方面，除基于传统财务资本及财务活动(筹资、投资、分配)的理论与方法外，需要探讨并构建基于组织资本的财务管理理论和方法。在财务管理策略方面，既要考虑价值增长策略，更要重视可持续性策

略。一方面，可持续问题是一个生存问题，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才能谈得上增长;另一方面，只有解决了持续生存的问题，才能延伸企业的组织资本，保持组织资本的价值。我们主张在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期间，企业应该采取缩减而不是增长策略，因为通过缩减可以实现企业持续生存和平稳过渡，进而延续企业的组织资本。

2　财务目标创新。主要是确立以基本目标与拓展目标相结合，具有立体化和层次性的财务目标体系。其中，基本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拓展目标则是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和重视社会责任。(1)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资本的投入者除股东外，还有企业家、员工、顾客等，其中，股东投入的主要是物质资本，企业家、员工和顾客则向企业投入人力资本、信息资本、管理型组织资本、客人关系资本等。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赋予企业财务目标拓展的客观要求。(2)重视社会责任。任何企业，要想持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追求实现自身目标(价值最大化)的同时，考虑优化环境和贡献社会，承担企业对于社会和环境的责任与义务。

3　财务治理创新。主要在于确立以企业人力资本载体(经营者及员工，下同)为主的、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结构。具体包括以下要点：(1)财务治理主体应当多元化。企业资源投入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2)财务治理应以企业人力资本载体为主。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并不等于平均分配治理权，合理的选择是将治理权向企业人力资本载体倾斜，即赋予企业人力资本载体相对较多的治理权，原因在于：首先，相对于其他利益主体，企业经营者及员工对企业资源的投入越来越多，所占份额也越来越大。不仅他们自身是企业的关键资源(人力资源)，而且企业组织资源、信息资源的形成和运用也都需要依赖于经营者及员工的努力。其次，经营者及员工对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属于专用性投资，随着知识经济形成和发展，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专用性日益增强，由此产生的投资风险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按照风险承担与控制权配置匹配的逻辑，应当赋予企业经营者及员工更多的治理权。最后，根据现代企业理论，企业经营者及员工内在于企业，是企业相关利益主体中的信息优势方，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利益主体，他们更熟悉企业的资源、能力和内外环境，了解企业的优势和劣势，这样，将较多的企业治理权赋予企业经营者及员工，有利于提升治理效率，实现治理目标。

4　财务管理内容创新。在工业经济时代，人们将企业的财务活动划分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收益分配活动，相应地，企业财务管理包括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和收益分配管理等几个方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财务管理同样包括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和收益分配管理，但在具体内容方面却应当有所创新：(1)变筹资管理为筹资与“筹智”相结合。筹智就是筹集智力(或智慧)资本。所谓智力资本，美国学者托马斯斯图尔特(Thomas.A.Stew art)将其定义为“公司中所有成员所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并认为企业的智力资本价值体现在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三者之中。从财务的视角考虑，筹智管理主要在于分析智力资本的取得成本，衡量智力资本的效率、收益与风险，在此基础上选择合理的资本结构。，调整原有的财务决策方法和分析指标，建立能反映无形资产投入、收益、风险的决策方法和指标体系是财务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2)变按资分配为按资与按“智”相结合。我国著名财务学家王庆成教授(2007)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化劳动创造着更多的价值，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是企业成长的第一推动力，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最为紧缺的“第一资源”。因此，由知识生产要素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分配，理应以投入的知识量为主要依据，按“智”分配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收益分配的主体模式。抓紧落实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策，合理确定知识资本和物质资本参与分配的比例，融进智能因素进行股利决策，完善人才的激励机制等，是知识经济条件下收益分配的崭新课题。

5　财务管理方法与手段创新。在管理方法方面，主要是探讨和构建能够反映上述无形资源管理要求的决策分析方法、控制方法和价值评估方法。其中，决策分析方法包括成本分析方法、财务杠杆分析方法、资本结构决策方法以及资本收益分配模式选择等;控制方法主要应着眼于资本效率方面，就目前而言，主要应考虑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控制指标体系，以便将上述无形资本纳入全面预算管理系统;价值评估方法则需要根据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信息资本的特征(如不可辨认、难以独立计量成本、能够提高有形资源以及可辨认无形资源效率等)探讨和运用适当的估价方法，如收益现值法、期权定价法等。在手段方面，主要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网络，反映到财务管理上就是开展网络财务。网络财务预示着财务管理从思想观念到方法手段的重大发展，是财务管理的一大进步。

总之，财务管理是对企业资本进行管理，基本目的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要素已经从有形资本转向了无形资本，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无形资本财务，构建无形资本财务理论与方法，不仅有理论意义，更是经济发展、环境变化赋予我们财务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科技项目资本管理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自2004年6月26日经济资本的概念第一次出现之后，国际银行界以及中国银监会先后开始要求各商业银行重点强化经济资本管理。在经济资本的约束下中国中小银行应当如何发展，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从中小银行的界定入手，对资本管理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总结了中小银行资本管理的现状，深入分析了其在资本管理中现存的问题。最后，从中小商业银行完善经济资本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小银行；经济资本；管理

一、中小银行的界定

中小银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相对于规模庞大、机构众多、从事“综合性”业务的大银行而界定的范畴。这里，我们把中小银行定义为在银行序列中除大银行以外的银行。我国的大银行主要包括“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小”与“大”是一个相对的规模概念，以存款、资产与贷款等绝对规模指标来相对划分。我国现有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0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数十家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本文将这几类商业银行统称为中小商业银行。

二、经济资本与经济资本管理的概念

经济资本是经济意义上的资本。银行根据内部风险度量模型可计算得到在未来一定时期所面临的非预期损失，用来衡量和防御非预期损失的资本即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在数量上是非预期损失的量化，由于非预期损失是银行真正的风险，故在本质上，经济资本的计量也等同于对风险的计量，其资本数额大小基本由银行面临的风险状况决定。因此，经济资本也称为风险资本（Risk Capital）。中国银监会在2005年将其定义为“银行决定持有用来支持其业务发展和抵御风险并为债权人提供‘目标清偿能力’的资本，在数量上与银行承担的非预期损失相对应。”

经济资本管理是指通过计量、分配和评价银行及各分支机构、业务部门和产品等所需的经济资本，对风险资产进行总量控制和组合管理，以实现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的最大化。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交易风险以及操作风险。经济资本管理为这些风险提供了可靠的度量和管理框架，使得资本要求与投资组合所面临的真实风险水平更为一致。它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一种新的风险调整定价机制，确保了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维持和提升；它还使金融机构能将稀缺的资本投入到风险调整回报率最大的业务中去，从而提高了资本的利用效率，实现了金融机构业务组合配置的优化，并能最大化资本的回报率。另外，以经济资本为基础的业绩考核制度，能更为公平和合理地考核金融机构各业务单位或各分支机构的经营业绩，并能最大程度地消除整个公司层面与业务单位层面的目标不一致现象，使整个公司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以经济资本为基础设计薪酬激励制度，能使薪酬高低更好地反映风险/回报权衡关系，从而使得单个管理人员的个人目标与整个组织的目标相协调。

三、我国中小银行资本管理的现状

当前，我国中小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基本还处于非常初级的水平，资本管理的内涵和手段都非常单一和被动，偏重于融资，对于资本成本缺乏计量分析和宏观战略角度的思考，对于资本管理和重构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和业务发展策略之间的联系缺乏统一考虑。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改革逐步深入，中小银行也不断锐意创新、迅猛发展，但同时也暴露许多问题。

（一）资本匮乏，迫切要求业务转型和盈利模式重构

国内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基本趋同，没有显示出战略性的差异化竞争力，整体表现出业务发展不均衡、结构不合理，基本依赖于传统的存贷差业务模式等现象，大多数中小银行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公司金融业务的做大，有贷大贷长贷垄断的傍大户倾向。一些行业和区域的资产集中度非常高，然而，零售银行业务和中间业务占比较低，银行保险、基金托管等新兴业务和资本占用较少的业务基本处于起步状态。大多数中小商业银行的零售存款和贷款占比低于相应总量的10%，使得成本较低和稳定性好的核心存款、优质的住房抵押贷款比例很低，缺乏投资银行、贸易融资、整合性个人和企业理财的高端业务能力，导致中间业务为主的非利差收入贡献在全部收入中的占比基本低于10%，远低于国外先进银行40%的平均水平。这种粗放型运营和扩张模式导致各家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权重和风险资产的占比非常高，是一种高资本消耗、高风险积累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必然导致资本饥渴症，使得银行不得不在资本市场一再融资。面对资本市场和监管当局逐渐加强的约束，中小银行加快业务转型和盈利模式重构日益紧迫。

（二）资本补充与快速发展之间相互匹配不足

由于国内中小银行仍然处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和低资本耗用的业务架构还在探索建立的过程中，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满足8%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对资本尤其是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项下的各项资本的需求处于非常饥渴的状态。同时，商业银行还面临诸多外部条件约束，如国内的资本市场发育还非常不完善、历史原因造成的股权两元分割等重要问题有待解决，市场管制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存在非常大的差别，商业银行融资的自主性非常弱。在此情况下，各家银行关于当前资本管理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尽快和尽可能多地从资本市场获取资本这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对于获取资本不同方式的效率差异比较和成本差异比较均缺乏动力。

（三）资本管理的工具和渠道有限，缺少主动性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初始设计存在不足，存在制度性的缺陷，目前正处于解决历史遗留矛盾和一定意义上整体重建的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在资本管理方面的自主性非常弱，在时间选择、方式选择、金额选择、价格选择等方面都缺少自主性。因此，如何争取监管当局和资本市场的支持，持续地、及时地以较低的融资成本主动性获取资本，并能分析和深入比较各种融资方式的相关限制和优劣利弊，在多种融资方式中进行合理选择和正确组合，以制定与其发展相匹配的再融资计划，是今后中小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中小银行对资本成本重视不足

由于资本的来源广泛，各种来源的资本其成本是不同的，因此，确定和选择合理的和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是资本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是两种重要的融资方式，不论从理论还是实际的角度，对于资本成本而言，股权融资的成本都是远高于债权融资的。一方面，股权融资的成本必须大于股本收益率的下限；另一方面，股权融资还要让渡公司的控制权，股权资本的扩张增加了后续被市场参与者收购兼并的可能性。然而，国内中小银行目前的股本收益率一般处于10%—15%。由于国内宏观经济基本处于通缩环境向通胀环境转折的过渡阶段，长期债权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即使是10年20年的长期债务，一般也不可能超过10%的年利率。随着融资环境的市场化，商业银行通过发行商业银行金融债和高等级次级债等方式进行再融资的自主权逐步提高，如何运用DDM（戈登股利模型）、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模型，实现中小银行的加权资本成本最小化和资本结构的最优化成为重点研究的课题。

四、中小商业银行完善经济资本管理的对策建议

构建适合中小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状况的以经济资本管理为核心的现代商业银行管理模式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要想在短期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是非常困难的。本文通过分析中小银行在经济资本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经济资本管理应用的意识教育

由于我国银行管理系统中的风险管理起步晚、起点低，大多数商业银行还没有运用经济资本来进行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意识，以经济资本管理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文化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另外，现有商业银行的管理更加关注的是表内贷款项目的管理，还没有覆盖到其全部的风险项目。目前，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多数只局限于自身的风险管理，而与财务、以及资产风险的管理的衔接还存在较大的空挡。当前，国内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关注于风险资产经济资本的定量计算，而在资源配置和预算管理上的能力较弱，商业银行对风险资产和风险回报的约束机制还未能达到有效标准。

（二）分析资本构成，加强资本总量和结构管理

国内中小商业银行必需加强资本总量和结构管理，要将资本“输血机制”与“造血机制”有机结合，既要通过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等外源融资方式补充资本需求，又要通过提高自身盈利能力以推进内源性资本补充方式的完善。单纯从融资成本的角度（市盈率或市净率）比较，债券融资和混合性融资方式（可转债）需要进行利息偿付，会增加经营成本，尤其是财务费用，但由于可以税前扣除，增加的费用会低于利息的名义值，其好处在于不会即期摊薄净资产收益率。而股权融资方式除了软性的股息支付压力外，不会产生利息方式财务费用的硬性压力，但会摊薄进资产收益率，并让渡了部分公司控制权，对现有股东的控制权产生了稀释，从中长期看有较大的影响。

（三）建立基于经济资本管理的绩效考核体系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体系基本上均是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综合考评体系。这种考核体系虽然有一定的优点，但是，这种事后考核机制并不能完全消除中小银行粗放型扩张的冲动，由于它不是刚性的资本约束，又因为目前经济增加值考评办法与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资本的要求之间存在着资产分类不一致、资本比例要求不一致的差异问题。而经济资本管理的绩效考核体系是保证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改变发展模式，提升发展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和优化资产结构

在最大限度融资的同时，中小商业银行还应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以实现融资和资本使用的有序平衡，为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奠定好基础。一般，商业银行的融资活动一定意义上是被动的，是为了满足监管政策约束下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而不得不为之，否则将失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而中小银行对现有的业务构成和资产结构进行调整则是相对主动的，构建较好的资本使用机制又有助于资本循环的优化和未来后续资本的融入，其核心是通过推进经济资本考核管理来加强资本约束、提升资本效率。

（五）资本管理必须与战略思维相联系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正面临大变革，中小商业银行必须抛弃思维惯性，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绩效观，扬弃发展历程中曾起到重要作用的追随战略和模仿战略，在更宽的视野下寻找发展新动力。为了应对挑战，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必须谋定而后动，通过确立外部战略聚焦和相应资本管理战略的配合，推进自身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奠定中长期发展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1] 陈小宪.风险资本市值——中国商业银行实现飞跃的核心问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 约瑟夫辛基.商业银行财务管理[M].潘功胜，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 彭茂吾，等.西方银行资本管理——银行内部最佳资本配置方法[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

[4] 商业银行持续发展中的资本管理问题[R].浦发银行发展研究部2004年研究报告.

[5] 吴艳艳.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应用——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J].金融与经济，2010，（6）.

[6] 杨继光，刘海龙.商业银行组合信用风险经济资本测度方法研究[J].金融研究，2009，（4）.

[7] 杨继光，刘海龙，许友传.基于GCRM模型的性用经济资本测度和贷款定价研究[J].统计研究，2010，（7）.

[责任编辑 柯 黎]

科技项目资本管理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为了回应管理学界关于管理实质与职能的争论，本文陈述了我们对管理定义以及管理职能的基本意见。我们认为，根据逻辑简单性原则，管理应定义为“是人们为了有效地实现预期的目标，对于相关资源进行的调配与控制的过程”。管理职能包括“策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四种。同时，对于争议的问题也陈述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管理的实质；管理的职能；逻辑简单性

一、问题的提出

管理是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一项活动，是为了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条件。特别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群体组织的出现，管理工作逐渐演变为一项独立的活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管理活动与人类社会的产生应当是同步的，也就是说从有人类历史活动开始，就有管理活动。在人类的历史文化之中，有关管理活动的记载和论述也是文化内容中的重中之重。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看成是社会管理思想。小到个人生活的管理，大到家庭、企业、组织、国家乃至天下的治理，都是管理所研究的范围。管理学应当是研究管理活动的本质特征、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有关方法的科学，是人类管理经验的总结的基础上人类对管理活动的认识成果。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科学也会不断地发展。所以出现不同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思想主张、不同的原则方法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从管理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人们普遍认为管理科学的正式产生应当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算起，即从泰罗《科学管理原理》（1911）的问世算起，为此，泰罗也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这种尊称的获得与人们对科学的见解有关，即认为科学必须是通过严格的实验所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也是科学界所认可的。不过一门科学的产生往往不是个体现象，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所出现的普遍现象的反映。在泰罗时代，与其同时或稍前稍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许多管理学家，如（法）亨利·法约尔、（德）马克思·韦伯、（英）林德尔·厄威克、（美）切斯特·Z·巴纳德等，他们都对管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后，随着人类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迅速发展，管理科学也与其他科学一起迅速发展，并成为当代科学群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突出地表现为各种管理理论的不断涌现，就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情况来看，除科学管理理论之外，又相继出现了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质量管理理论等不同的派别。这些理论的提出，无疑极大地丰富了管理科学的内容，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管理学界，人们在引进和消化国外管理思想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1997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管理学原理》指出，学术界存在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1）忽视理性的重要作用而过分注重经验；（2）任凭经验简单积累，对离散型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理论混乱局面，理论工作者一直无力进行成功的梳理；（3）随意使用“新潮”词汇；（4）管理理论越来越偏离管理实践的需要；（5）非理性的人本主义潮流利用了人们的情绪，而渐渐将管理引入一种新的神秘主义境地；（6）强调了企业的外环境而忽略了企业的内环境，将企业的命运之宝押在体制等方面，在实际的效果上形成了又一次淡化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强调环境影响的“工具论”的回潮；（7）几乎所有管理理论工作者都注意到了一个事实，管理理论的主干思路在近几十年里几乎没有多大的进展。从“古典科学管理学派”到“行为科学学派”、“现代管理科学学派”，再到“综合的现代管理学派”，主干思路似乎已经发展到了尽头。之后出现的许多自称学派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仅仅是一些枝节观点，根本称不上是一种理论学派。最起码的是无法与前面的这样一些理论学派相提并论。我们认为，以上问题确实存在。但从学术发展的过程来看，也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问题是面对这些现象，学术界应当采取什么方法予以解决？有人指出这些问题的存在，这是一种积极的推进科学发展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应当引起学界同仁的思考和讨论，共同探讨和厘清管理科学的基本概念，对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进行重新整合，以期使管理科学的理论概括更精辟、更深刻、更简明、更系统、更有说服力。这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着这一原则，我们试图从管理的实质问题入手，对有些观点进行一下整合，抛砖引玉，贡献些绵薄之力。

二、管理的实质

科学研究中为了准确地揭示所研究的对象的实质，经常使用定义的方式对其核心概念加以界定，用以表达对象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其他概念的逻辑关系。因此，不同的定义往往反映着立论者对于对象的不同看法或不同的理论假设。所以，厘清概念的工作不是无聊的消遣，而是“正名”，是认真的理论思考。特别在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论观点的争论时，每一种理论都不是无稽之谈，都有它的道理和依据。因此，理论的整合就要求我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根据逻辑简单性的原则加以概括。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有关管理的定义可以看出，人们对管理本质的看法是各式各样的。比如：MP·福莱特（1942）认为，管理是“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的艺术”。其基本观点是将管理界定为“完成工作的艺术”，并强调了“通过其他人”这一特征。这个定义的问题是排除了自我管理，即将自我管理没有包括在内。同时，也没有考虑到单个人所进行的管理活动，如家务管理、饲养管理等对于非人的物的管理。P·罗宾斯和M·库尔塔（1996）认为，“管理这一术语指的是和其他人一起并且通过其他人来切实有效完成活动的过程”。他们强调的是“活动过程”，并突出了“和其他人一起”这一特点。同时，强调了“切实有效”的要求。“活动过程”的看法，无疑是可取的，但如果不和其他人在一起难道就不存在管理了吗？切实有效固然重要，但那些效率不高的管理活动，也不能被排除在管理之外。S·路易斯、H·古德曼和M·范特（1998）认为，“管理被定义为切实有效支配和协调资源，并努力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这也是“过程”论，但他们强调的重点是“支配合协调资源”与“达到组织目标”这两个特征。我们觉得这一表述是比较精确的。还有R·普伦斯特和F·阿特纳（1997）认为，管理者是“对资源的使用进行分配和监督的人员”，而管理则被定义为：“一个或多个管理者单独和（或）集体通过行使相关职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和控制）和利用各种资源（信息、原材料、货币和人员）来制定并达到目标的活动”。这一定义更为详细，突出了“行使相关职能”这一特征。以上定义反映了国外学者对于管理本质认识的变化和不断深入。我国学者在吸收和消化国外学者观点的同时，在他们所编著的教材中，也提出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定义。例如：杨文士和张雁（1994）主编的管理学教材中认为，管理是“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指导与领导、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使别人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徐国华（1998）等编著的教材中认为，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喻晓航、齐善鸿（1997）编著的教材认为，“管理是为了有效地实现某项活动的最佳的目标而进行的包含计划、组织和控制等职能的综合性的活动”。这个定义符合逻辑简单性原则。周三多教授（2000）等在总结国内外相关定义的基础上，为管理提出的定义是：“管理是指组织中的如下活动或过程：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资源，以实现单独的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该定义详细地罗列了管理的职能，并且是目前我国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但在他编著的《管理学—原理与方法》一书中，又有不同的表述，认为“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这个定义强调了协调活动，也具有逻辑简单性。

综观上述有关管理定义的各种论述，说明管理学界在不断地寻求对管理的本质的最简要的科学的表述。面对以上有关管理实质的不同陈述，我们能不能综合各家之长，求得一个相对简要且能深刻揭示管理的本质特征的定义。这里我们冒昧地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讨论。我们认为，从以上学者的论述中，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管理是一种过程；又认为管理是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还认为管理与对于相关资源的调配有关；同时管理有许多职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决策、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另外，在这些不同的职能中，有没有共同的本质或最为核心的职能。我们认为，决策、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五大职能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决策、计划、组织和领导只不过是实现控制的不同方面而已。因此，我们可以简要地将管理的定义表述为：“管理是人们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对于相关资源进行调配与控制的过程。”这个定义避免了关于人数是单数还是复数的争议，也消除了有效和最佳的要求。关于职能种类的问题，我们想作进一步的辨析。

三、新定义的特点及管理职能的辨析

为了教学的需要，我们在自己的课堂上不得不对管理的定义和职能方面的争论，进行认真地思考和辨析。我们认为，将管理定义为“是人们为了实现预期目标，对于相关资源进行调配与控制的过程”。甚至再简单一些，将“调配与控制”简化为“调控”，也是可取的。因为在这个新的定义中包含着下述特点：首先，它汲取了“过程论”的观点，虽然没有出现“活动”二字，但是，只要一讲到“调配与控制”或者“调控”，人们就会知道这是一种活动过程。其次，定义突出了“调控”的实质，因为“调配与控制”正是所有管理活动的最本质的特征。特别是从上个世纪中期，随着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提出和成功应用，使人们耳目一新。许多管理学家也重视了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来阐述管理学的问题，例如将企业看作是多因素的、多层的、多功能的、动态的、开放型的社会技术系统。而控制论又和有目的活动有关，控制就是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所进行的调节与选择的活动过程。此外，我们强调“实现预期目标”，是为了突出一般的管理活动。如果强调科学管理，可以增加“有效地”这一副词，所以“有效地”三个字可有可无。但是，管理的目标问题非常重要，它是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是不能省略的。另外，定义用相关资源概括了管理的对象。其中包括有人、财、物、信息、时间等。总之，在新定义中大体包含了管理活动的所有要素：管理者是“人们”；管理目标是“预期目标”；管理对象是“相关资源”；管理职能是“调配与控制”或“调控”。这个定义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周详性和逻辑简单性。

当然，定义只能揭示事物的本质的特征，有一些特性是定义所不能涵盖的。例如，管理的手段（工具）和有些职能，在我们的定义中没有反映，更重要的是没有必要出现。在讲到管理的实质问题时，有的学者非常重视，甚至以罗列职能的方法来定义管理。我们也赞成将管理的职能特征作为最重要的“种差”。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合乎“属加种差”的逻辑规范的科学定义。但是，从管理学的历史上看，人们对于管理职能看法一直存在着分歧，最常见的有三职能、四职能、五职能和七职能之说。那么，究竟哪一种提法比较合适，这也是有必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目前管理学界关于管理职能的分歧，突出地表现在对其种类的划分上。从管理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法国著名的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最早提出了企业基本活动和管理的五种职能。基本活动包括：技术、商务、财务、安全、会计和管理。而管理的职能主要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是长期以来为多数人所认同的划分方式。不过几乎在同时，英国著名的管理学家林德尔·厄威克则认为，管理有三大职能，即计划、组织和控制。他又提出了与其相对的三项原则，即预测、协调和指挥，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与完善。我们认为，厄威克的看法是非常精辟和深刻的，他不仅抓住了管理的最重要的职能，而且揭示了管理职能与其相关活动的关系。后来大多数教材将管理的职能压缩为四种：即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从上世纪中期，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将管理视为“决策”以来，人们纷纷将决策从计划中提取出来，作为一项独立的职能。这样在四职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决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到，信息和创新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所以人们又将信息的获取与创新作为管理的新的职能。这种与时俱进的努力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由此而来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概念上的重复、交叉和逻辑上的混乱。例如，当人们将计划作为管理的首要职能时，并没有忽视决策的作用。因为决策与计划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决策是形成计划的前提，它与厄威克讲的“预测”相类似。计划是决策的逻辑结果，所以不提决策并不意味着排除决策，只不过是隐含着决策而已。如果将计划和决策都作为管理的职能，难免有重复的嫌疑。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新的概念来概括两者，即“策划”，这样也许比较妥当些。也有些学者将人员配备、指导、指挥、激励等作为管理的职能。但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人员配备是组织活动的重要内容；指导、指挥和激励是领导的主要作用。如果将它们与组织和领导并列作为管理的职能，显然是一种重复，因此可以完全省去。

信息获取是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作为一项单独的管理职能提出。关于创新的问题，有的学者将其作为管理的重要职能，并认为这也算是一种管理理论的创新。但是，当我们仔细翻阅有关管理创新的内容时，觉得它们完全可以放到组织变革之中去。因为，所谓任务创新、制度创新、结构创新、技术创新等均属于组织变革的问题。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喻晓航在其《管理学原理》中，统计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国外十三种管理学著作关于管理职能的划分。其中组织、计划和控制为多数学者所认可。指挥、激励、人事、沟通等，所涉及者均在三至五种以上，如果将这几种职能归纳在领导之中，其统计数也在十种以上。这远远地超过了对其他职能的认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值得强调的管理职能理应概括为“策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四种。根据逻辑简单性原则，也不需要再增加其他项目。至于这些项目之下的细目问题，尚可以进一步商讨。在知识激增的情况下，在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的时代，从逻辑简单性原则出发，对相关的概念和原理、原则进行整理和综合是很有必要的。它对于形成管理科学的范式以及该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会有所帮助。最后大家看到，这里我们对于管理职能整合的结果和以往大多数管理学的教科书的四职能归纳几乎没有区别。唯一的变化是将“计划”改成了“策划”。其实不做这样的变化也没有关系，因为计划中包含着决策。这种螺旋式的回复现象，是否可取？或者这种回复是否意味着大家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达成新的共识？这些问题有待于学界学者的思考和讨论。

参考文献：

[1]喻晓航，齐善鸿.管理学原理[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1-3.

[2]周三多.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4，183-184.

[3]周三多，等.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

作者简介：高彩霞（1964-），女，南京师范大学人事处，210046。

科技项目资本管理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我国金融市场运行中存在扭曲现象，实体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随着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从根本上改变着实体经济的生存发展环境，处于弱势地位的实体经济部门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冲击与压力难以预测。现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存在着偏离实体经济发展、资金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等问题，“普惠金融”理念并未真正植入利率市场化改革，实体经济弱势群体遭受挤压。突破实体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是遵循市场价值的基本规律，积极化解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的负向效应，提升实体经济应对利率市场化的主动性。

关键字：利率市场化；实体经济；金融改革；金融市场；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是经济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是金融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社会对金融的基本要求。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必将从根本上改变金融生态环境。但现行经济体制内的利率市场化表现形式与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市场价格机制扭曲和资源配置无效的情形普遍存在。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窗口期，处理好增强金融体系安全性、稳健性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关系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及为“扩内需、稳增长”提供改革动力的重要方面。文章从现阶段金融市场运作中的扭曲现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发出，探寻问题根源，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处理的策略要点。总体而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根本还是要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遵循市场价值的基本规律，从金融市场改革与实体经济转型两方面着手，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当前金融市场运行中存在扭曲现象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金融市场扭曲现象仍然存在：一是宏观经济中广义的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失调，金融体系扭曲；二是金融市场中微观主体行为扭曲，既表现在各类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上，也表现在实体经济融资行为上。

（一）M2与GDP比值扭曲

总量上，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2014年一季度末，广义货币（M2）余额116.07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82万亿元，同比增长7.4%，M2为GDP的9.05倍，信贷增长倍数效应突出。增量上，两项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一季度末，广义货币（M2）比2013年年末低1.5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比上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但就经验数据的横向比较M2与GDP比值较高[1]。依据货币创造的基本理论，在整个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下，两项指标的高比例与间接融资对经济体系风险溢价的体现紧密相关。

（二）金融业务结构扭曲

当前金融创新多是为逃避包括风险拨备、保险资本约束、信贷指引等金融监管而生，实质上对社会经济金融结构调整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正向效应少。尤其是金融理财产品显著的刚性兑付特征，为投资机构和社会公众追求短期高利润提供金融工具。截止2013年末，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管理资产规模均突破10万亿元，证券公司管理受托资金规模达5.2万亿元[2]。社会资金“脱实向虚”并未给予实体经济以有力的金融支持，反而对资本市场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偏离全社会经济改革的基本轨道。

（三）实体经济融资结构扭曲

宏观层面上，社会融资总量保持上升，金融支持力度不足。2014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5.60万亿元，其中3月份当月社会融资规模为2.07万亿元，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并不显著，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3.01万亿元，同比多增2592亿元，增速同比低0.2个百分点，环比低0.3个百分点[3]。微观层面上，影子银行规模日益膨胀，实体经济负债率高。截至2013年末，我国广义影子银行体系规模约为27万亿元，约合4.4万亿美元，占银行业全部资产的比重约19%[4]。根据标普数据，2013年末，非金融类公司的债务总额12万亿美元，为GDP的120%，超过经合组织国家90%的阈值，实体经济杠杆率上升[5]。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实体经济利润下滑背景下，资金成本高于投资回报率，部分实体经济部门的利润根本无法覆盖刚性利息费用支出。

二、实体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

实体经济以物质生产部门为基础，通过生产增加人类使用价值、效用和福利的产品或为其服务，由成本和技术支撑定价[6]。资本要素作为实体经济生产发展所依赖的重要投入，直接受到利率传导机制的作用。在利率市场化初期，货币存量总体充足的情况下，持续走高的利率对实体经济产生多重负面影响。

（一）实体经济发展态势疲弱

面对“钱荒”压力持续存在、市场流动性不断趋紧的事实，货币当局一直维持货币政策“偏紧”的基调。在资产泡沫和高通胀率的双重挤压之下，“去杠杆化”效应使实体经济部门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收缩，货币乘数大幅走低，市场流动性下降导致投资信心不足，资本溢价风险放大导致借贷能力下降，最终诱发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下滑。

1. 经济增速持续显著下行。除了一些产能过剩、能耗以及污染比较大的原材料工业淘汰退出等结构性调整的原因，本轮经济增长反复下落、反复微刺激，以利率市场化为代表的金融改革虽在酝酿，但却始终无法激发实体经济活力，汇率高估造成工业企业疲弱，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2014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82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增速比上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7]。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也是国内经济深层次矛盾凸显和增长速度换挡期的客观反映。

2. 实体经济投资能力减弱。在成本增加、产能过剩、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实体经济产业遭遇投资瓶颈，内卷化特征凸显。随着资金不断转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实体经济投资意愿减弱，投资接续能力偏弱，短暂的企业投机行为不断上演。据统计，2013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回落14.4个百分点，2014年一季度仅维持在12.6%低水平；工业投资延续增速回落的态势，一季度工业增速同比增长8.7%，同比回落0.8个百分点。此外，出口形势持续疲弱，一季度我国出口商品总值同比下降3.4%[8]。

（二）实体经济社会融资成本高企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性推进和直接融资渠道的开拓，货币供应量增速与GDP和CPI增速之和的差距均应逐步减小，但短期内实体经济微观主体的资金面紧张。在经济增长放缓、风险偏好下降的情况下，持续走高的利率水平推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降低实体经济的现金流和投资能力。一方面，商业银行借贷成本有增无减。调查显示，2014年一季度向银行借款的小微工业企业中，银行平均借款年利息及费用率为8.3%，高于现行银行一年期贷款年利率2.1个百分点[9]。另一方面，民间的高利贷融资现象普遍。外循环性民间资金对自由利率具有不完全性和逐利性，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民间借款平均月利息为2.2%，相当于年利率26.4%[9]。受到市场利率中枢上升的影响，民间借贷成本随资金面的紧张度正向上攀升。

（三）实体经济债务风险压力加大

受到经济下行压力与利率市场化压力的交叠影响，借款方杠杆率上升，资产价格面临实质性的上涨，诱导生息资产向高收益率贷款倾斜的冲动，可能恶化债务主体的资产质量，导致金融机构主体资产质量承压，加速经济与金融去杠杆化。

1. 非金融债务总额居高。我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比率已经远超90%的国际警戒线；截至2013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公司的债务总额共有12万亿美元，为GDP的120%；2014年又将迎来企业偿债高峰期，预计非金融企业持债规模将为13.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3.7万亿美元[10]。

2. 企业债派息风险集中。2014年全年共有1706只企业债（含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将产生派息或兑付现金流，现金流合计2770.7261亿元，其中派息现金流1796.3861亿元，占比64.83%，兑付现金流974.34亿元，占比35.17，企业现金流以派息为主，企业“去杠杆”风险相对集中[10]。

3. 企业偿债压力加大。依据“债务—通缩”理论，国内经济中枢下行过程中暗藏的通缩风险对实体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偿债能力下降，债务违约事件频发。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6461亿元，较年初增加541亿元，不良贷款率1.04%，较年初上升0.04个百分点[11]。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偏离实体经济发展

遵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线，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最根本的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金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但实际改革成效并未如预期一样明显提升国内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现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多少存在脱离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轨道，金融市场中仍普遍存在资金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等问题，“普惠金融”理念并未真正植入利率市场化改革，实体经济弱势群体遭受挤压。中国的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二者之间缺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较重的经济负担[12]。

（一）市场定价偏离实体经济承受能力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国内金融改革带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和制度变迁色彩。利率市场化改革历经自上而下的实质性推进之后，大量资金从正规金融体系流出，全面推高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内生于经济发展之中的实体经济部门对利率较为敏感，高贷款利率将使其经营难以为继，相对于房地产业和政府融资平台投资项目，利率市场化失灵反而增加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使用成本。此外，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进一步扭曲利息率与股息率的平衡关系，对相关股价施加下行压力，进而影响企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加剧融资结构失衡，产生挤出效应，引发产业空心化。

（二）信贷扩张偏离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部门很难获得可用资金

现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并未真正提升信贷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用，反而拉长资金投放链条。以银行同业业务非标资产膨胀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多渠道迅速扩张，加大货币信贷扩张压力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与水平并未实现跨越式提升，究其根源还是在于资金定价双轨制。虽然影子银行摒弃传统银行的风险定价方式，基于市场供求关系以供需两端的差价进行资金定价，但本质上仍是以供求两端的资金价差为基本利润来源。影子银行以少量资金高杠杆运作大量社会投机资金，拉大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基准利率距离，在资金供求失衡的市场环境中，实体经济部门承担着巨大的资金周转风险与成本却很难获得可用资金。

（三）金融创新偏离实体经济发展，推高实体经济部门的社会融资成本

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服务者顺时推出市场、机构、产品、工具等系列金融创新活动，但各类金融创新并未从实体经济最迫切、最根本的需求出发，服务能力有限。从根源上看，当前的市场化金融创新多以规避监管为目标，以体系内资金的自我循环为表现形式，拓展盈利空间，与实体经济发展之根本偏离甚远。最为典型的就是网络经济催生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以高于一般银行存款利率募集社会闲散资金，将银行一般性存款转化为同业存款，分流银行存款，挤压银行利差收入，一定程度上制造了金融资金空转，间接推高实体经济部门的社会融资成本。

（四）风险隔离偏离实体经济安全区

利率市场化初期阶段，市场的不稳定性加剧利率的频繁变动，市场新形势催生的大量金融创新活动多是以盈利为目的，争取的资金归集，参与同业市场竞争，却缺少相应的风险控防措施，改革中的不确定性极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风险的传导呈现出全球性和全局性特征，利率市场化和市场国际化的同步提升催生金融市场创新活动，加重对全球金融市场的依赖，同样也加剧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的传递，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凸显。另一方面，相对于利率不敏感部门，实体经济部门偿债资金不稳定，债务风险不可控，为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的损失，资金供给主体提出相应的风险补偿要求，利率市场化客观上推升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增加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与潜在债务风险。

四、实体经济生存发展的市场策略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从根本上改变着实体经济的生存发展环境。面对原本生产环境与要素优势的逆转，处于相对弱势的实体经济如何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利率市场化如何为实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是事关金融改革全局的重要课题。突破实体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是遵循市场价值的基本规律，积极化解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的负向效应，提升实体经济应对利率市场化的主动性。

（一）金融改革保驾实体经济转型发展

1. 实施差异金融支持政策。立足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现状，实施差异化的金融支持政策是保障利率改革平稳过渡、稳定金融市场秩序的关键。第一，设缓冲带，差异管理。渐进式推进已成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基调，平稳的市场过渡需要建立改革缓冲区与缓冲期。适当取消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经济发展相对成熟地区的信贷规模控制，将信贷资源配置交由市场，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定价与流动性市场化约束的作用。第二，盘活存量，稳定利率。遵循资金运动规律的结构性原则，根据实体经济长短资金需求差异，科学核定各融资主体的资金需求量，在合理的资金结构基础上盘活存量资金，改变市场上存在低效配置问题。实质上，盘活存量资金也就是去杠杆化，关键是要确保利率市场化调节与流动性管理中的稳定性，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可获得性。第三，统筹规划，定向支持。整体而言，利率市场化改革应考虑实体经济的可接受能力，紧密契合实体经济部门实际需求加大金融工具和服务手段的创新。针对国家政策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生态产业、科技文化产业等重点领域，金融服务机构应尽力提供“一户一策”的特色金融服务方案，切实提升金融服务水平，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2. 缓释实体经济债务风险。经济增速和实体经济债务水平不匹配是多数地方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强化市场约束，整合金融资源优势有效“去杠杆”，着力转化实体经济债务模式，平衡经济增速放缓与不断增长的实体经济债务规模，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防范行业性、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第一，重塑供给机制，强化企业资金补充。重塑高效的资金供给机制，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金投资效率，解决改革中实体经济资本形成效率恶化与债务率急速上升等问题。建立市场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调整实体经济部门资产负债表，以外部资金补助激发实体经济内部发展动力，帮助企业恢复健康的资产负债水平。第二，强化市场思维，转化企业债务模式。深入分析企业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原因，以市场思维运作方式转化企业债务模式，或以注资方式盘活闲置资源，或以股权融资替代债务融资降低融资成本，或以并购和重组加强市值管理，帮扶企业摆脱债务困境。第三，拓展融资渠道，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严格银行信贷规模投向管理，加大民间资金流向监测力度，逐步剥离政府融资平台功能，抑制房地产项目膨胀。此外，重构资本市场顶层规划，以资本市场作为纽带强化社会资本对实体经济的牵动力，以市场化方式配置资源，提高产业资本的形成效率。

3. 锁定市场创新金融服务。紧密契合实体经济金融发展需求，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金融创新是助力实体经济部门降本增效，打破应对利率市场化能力短板的重要策略。第一，锁定实体经济目标客户。在利率市场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利润空间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但并不是要将实体经济一概拒之门外，而是要锁定实体经济目标客户，重点支持战略转型升级、绿色经济产业、文化产业等，以实体经济金融需求为导向，创新产品研发，突出“特色经营”的市场定位。第二，开拓网络银行服务模式。在夯实标准化有形金融模式的基础上，开拓网络化金融服务新形式。联合大型网络企业或第三方支付融资体系搭建实体经济互联网融资平台，做强电子银行服务渠道，开展核心企业上下游小企业批量信贷活动，降低小企业群体融资成本，提高小企业信贷可获得率。第三，寻求风险与盈利的平衡点。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完全放开，高额的借贷成本需要高额的利润水平覆盖，实体经济当前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金融资本的支持，更需要快速有效的将金融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创造利润，所以金融机构要契合企业转型升级策略，整合金融产品功能，给予实体经济更多经营管理指引和帮助，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拓展押品增值空间，降低企业违约风险概率，寻求风险—盈利平衡点。

（二）实体经济适应金融改革谋生求变

1. 打破惯性思维谋求转型。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有针对性的刺激政策下，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投资环境相对宽松，但粗放式生产经营模式下的内部矛盾不断深化，实体经济需要打破惯性经营思路，谋求转型发展。一方面，转变传统经营模式加快转型升级。突破以规模与速度为主要目标的惯性思维定势，摒弃以铺摊子与抢市场为主要手段的业务营销模式，以市场需求与消费市场为转型升级新动向，不断提升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判断力与应对力，创新可复制、可持续的经营模式。另一方面，调整生产要素投入推进提质增效。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生产要素软化特征突出并逐步成为引领经济的新引擎。结合地区经济特点，通过“软”生产要素对“硬”生产要素的替代，加大实体经济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改造、优化、升级，助其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转向国家政策支持产业，谋求生产要素集聚效应带来的增值效应。

2. 维护竞争关系谋求共赢。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加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度融合，行业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面，改变着实体经济的竞合格局；摆正市场姿态，以开放兼容的心态寻求合作共赢是实体经济主体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应对之策。一方面，谋求上层企业支持。处于产业链低端或狭小市场中的小企业对资金的渴望度与利率敏感度高，信贷融资可获得性低，如寻求核心企业、上游企业、市场管理方有条件的担保或资助可以快速获得资金支持、打通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寻求同型企业互助。处于同一产业链条上的众多同型小企业是标准的竞合关系，以“互督互促”方式将风险置于可控范围之内，联合一定数量的同一地区、同一市场的小企业协作，通过联保联贷的模式寻求银行信贷支持是可选路径之一。

3. 加强精益管理谋求增效。在全面放开利率管制的改革中，货币市场中融资利率传导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利率和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相背离，融资成本普遍逆势上涨。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企业需要加强企业内部精益管理，压缩成本和费用支出，利用有限的资金抓好转型升级工作。一方面，以价值管理引导营销创新，实现增盈创效。充分利用新媒体数字信息技术，创新多任务委托代理营销模式，以价值链为纽带开展第三方外包式综合性营销活动，优化内部资金的分配结构，增强内部管理与业务营销的正向价值创造效应。另一方面，以成本管理调整融资结构，实现节支降耗。合理规划企业的资金来源与运用，转变对传统银行间接融资的长期依赖性，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拓展社会融资渠道，提高资金可获得性；同时，有效控制生产支出、营销费用与其他开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金融工程，保证实体经济部门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谋得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选择，既需要金融改革的政策支持与保障，也需要实体经济主动应变有所作为，正确处理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实体经济企稳回转的关系是稳步落实国家深化经济改革长期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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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莫仲宁

科技项目资本管理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提 要]运用CSS2013数据，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正向影响环境关心，社会参与负向影响环境感知，正向影响环保意愿。社会资本增强环保意愿的机制在于，社会信任可以增强环保意愿的自发性，社会规范则能增强环保意愿的互惠性，而社会参与会提高环保意愿的层次性。文化理性和行为价值会共同驱动居民的环保意愿，并对环境保护行为产生推动作用。培植和积累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居民环境关心水平，从而推进公众环保行为。

[关键词]社会资本;环境关心;公众参与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实现了持续近40年的高速增长，但我国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限制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环境污染防治作为我国三大攻坚战之一，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也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坚持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保护和改善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守护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成为创造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议题。

保护环境需要公众参与，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环境关心能指导更能动的环境行为。环保意识较强的人将具有较多的环保行为，反之，环保意识较弱的人环保行为较少。因此，我国环境问题的缓解和环境保护的推动，需要更多的居民环境关心，从而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到保护环境中来，促进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一种无形资源形式，以社会关系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为载体，从人与人之间和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的一种价值资源[1]。社会资本具有累积效应，它的动态性既表现在任何社会关系都是持续不断的人际互动过程，还反映在它的效应具有很强的延续性[2]。社会资本会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环境政策、环境治理绩效等产生重要影响[3][4][5][6]。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公眾参与具有推动作用。那么，社会资本影响居民环境保护行为的机制是什么？社会资本是否是通过影响环境关心，来推动公众环保行为？换言之，居民环境关心除了受到个人的经济与社会特征影响外，是否也会受到社会资本变量的影响？因此，环境关心作为意识层面的表征，需要探讨社会资本对环境关心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一）社会资本影响环境关心

当前学术界对社会资本与环境关心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与测量模型研究。尽管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公众的环境关心进行了研究，并没有对环境关心概念给出明确统一的界定。只在研究过程中采用操作性定义。环境关心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构成性概念，研究者对环境关心的测量极具复杂性。依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假设，结合中国的国情，洪大用，卢春天，范叶超等建构了中国版的环境关心测量模型，从个人的经济与社会特征层面提出假设，并进行验证，探讨了性别、年龄、收入、教育水平、居住地、价值观与信仰、产业结构、居住地污染程度等层面对环境关心的影响[7][8]。这些文献对环境关心的测量奠定了基础，CSS2013的环境关心测量正是遵循这些理论模型建立的测量指标，数据收集具有科学性。

二是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探讨环保行为、环境治理绩效、农村环境保护等议题。现有的社会资本对居民环保意愿的研究文献，主要针对的是大学生、旅游者、农民和城市居民等群体的实证分析[9][10]。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旅游者、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环保意愿有增强作用。社会资本有利于推动环境政策的执行与完善。良好的社会资本状况可以提高环境治理的绩效。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通过规范机制、信任机制和关系网络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资本是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因素[11]。这些研究结论中，不乏运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比如颜廷武和韩洪云的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社会资本影响环境关心的路径及作用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力的理论框架。

韩洪云，颜廷武等学者已经论证，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对提高居民的环保意愿有促进作用。仅仅局限于运用社会资本解释环境关心中的环境行为或环保意愿维度，从环境关心的环境感知和环境认知维度的实证研究很少。并且，在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影响实证研究中，缺乏全国层面的权威抽样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环境关心的分析不多，仍具有较大的探索和研究空间。

（二）环境关心与社会资本的测量

1.环境关心的量化

环境关心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构成性概念，对环境关心的测量极具复杂性。根据学者们对环境关心概念的界定，本研究认为环境关心是指人们对环境状况、环境问题的认识程度，以及个人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做出贡献的意愿程度。这个概念主要包含心理感知和行为意愿两个层面，在概念操作化中具体表述为环境感知和环保意愿。

在CSS2013问卷中，对环境感知维度的考量，具体操作化为2个问题。问题一：“您觉得当前社会的生态环境安全程度如何”。问题二：“和其他国家相比，您觉得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实力如何？”。

在CSS2013问卷中，对环保意愿维度的测量，主要量化了受访者对环保行为的看法和认同程度。具体探索我国居民如何看待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主动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状况;自身的环保行为受周围人的影响程度多大;环保行为与政府和自身的关系程度;对环保问题的主观评价能力水平;政府的环保意见采纳评估。这些问题提供的答案分为四个梯度的符合程度，完全符合赋值为1，完全不符合赋值为4。赋值越高表明受访者的环保意愿越强。

2.社会资本的量化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资本形式。前三种资本形式具有很强的私有性，而社会资本寄身于个体或组织的社会网络结构中，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和集体性[12]。本研究拟采用的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指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主体（包括组织和个人）间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的状态与特征，其核心表现形式有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

在社会资本的量化上，不同的学者会根据自己的选题，着重测量社会资本的某一维度或某些维度。帕特南和福山侧重于社会网络和组织，Hall既测量客观的社会网络和组织，也测量主观的道德规范[13]。张文宏测量了社会网络、社会地位和社会信任[14]。这些学者的测量方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提供参考价值。

参考帕特南、韩洪云和颜廷武的测量方法，本研究社会资本量化了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维度，其中社会信任包括特殊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测量。在CSS2013问卷中，普遍信任测量的是受访者对教师、医生和陌生人的信任程度;特殊信任层面通过受访者自主评价对亲戚朋友、邻居的信任程度来进行测量;制度信任则测量了对警察、法官、党政领导干部及党政机关办事人员的信任程度。社会信任的答案选项分为四个梯度的信任水平，完全不信任赋值为1，依次赋值，完全信任赋值为4。赋值越高表明受访者针对该群体的信任水平越高。

社会规范状况主要测量了对互助和公平两个互惠规范的同意程度，问题操作化为，“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乐于助人的”，“大多数人都尽可能公平地对待别人”，这些问题提供的答案分为四个梯度的同意程度，非常不同意赋值为1，依次赋值，非常同意赋值为4。赋值越高表明受访者对社会规范的认同度越高。

为了便于形成政策导向建议，社会参与主要测量了受访者的意见反映状况，是否参与过“给报刊、电台等写信反映意见”“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只要人们开始管理自然资源，就难以避免卷入集体行为中。Jules Pretty等运用类型学的方法，说明公共资源管理组织通过社会资本的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推动自主合作，提高效率，逐步实现反应性依赖到独立意識，再到相互依存意识三阶段的过程[15]。社会资本在维持环境资源管理社团的生命周期、管理效果等方面有显著作用。社会资本有利于居民更好地利用公共资源，推动自觉的环境资源保护合作行为，为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正向促进作用。一是社会信任增强居民环保意愿的自发性。高信任水平，传播相似的主观思维判断。特殊信任越高的居民，一旦在亲缘关系和朋辈关系中接触到有关环保的意愿和行为，很容易自发形成自己的环境保护意愿。亲人与朋友之间的情感认同和相互信任，更有利于环保意愿的产生和强化[16]。制度信任水平高的居民，更容易接受环保法规、政策执行和环保标语等的号召力和约束力，自发地产生相应水平的环境保护意愿。普遍信任高，合作谈判成本低，更有利于参与者萌生合作环保的意愿，为环保合作行为提供了重要驱动因素。

二是社会规范增强居民环保意愿的互惠性。互惠的社会规范有助于建构个体的公平、互助型行动意向与行为模式，缓解集体行动的困境，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率和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环境保护是一个具有“利他主义”的集体行动。互惠的社会规范可以指引居民把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增强其环保意愿的互惠性取向。互惠的环保意愿，有助于居民加入到普惠的环保组织和环保行为中去。互惠是环境保护行为和环保社会组织的核心。对互惠规范认可程度高的居民，其环保意愿的互惠性取向更高，在集体性环保行为的执行性方面表现更为积极。

三是社会参与提高居民环保意愿的层次性。社会参与是环境保护行为形式与内涵的传播载体。在传播与分享过程中，具有公共性和集体性的信息之间产生着交互碰撞。通过社会参与促进信息流动和个体间的互动，不仅能够有效约束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现象，还能在集体行动中让成员产生“从众心理”。居民环境认知的层次和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居民环保意愿的层次。信息和理性驱动个体在社会参与中形成价值内化和动态团结的特征。价值内化与动态团结，使得居民的环保意愿层次不断提高。在参与中，个体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环保行为的内容与策略不断更新，环保意愿的层次不断提升，有利于其环保行为更好地应对环境问题。培植和积累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居民环境关心水平，从而推进公众环保行为。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进行如下假设：

H1：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17]，可以降低个体之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推动互助共赢行为。假设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居民的环境感知乐观度越高，环保意愿越强。

H2：社会规范能够提高居民行为的可预测性和自控力。假设社会规范认同水平越高，居民的环境感知乐观度越高，环保意愿越强。

H3：社会网络可以增加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互惠规范，从而约束和减少居民在集体行为中的机会主义和“搭便车”心理。假设居民社会参与频度和效度越高，则居民的环境感知乐观度越高，环保意愿越强。

四、数据与研究设计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简称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的CSS问卷主要包含A-G七个部分的测量，包含了我国受访居民就业、家庭、态度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数据研究价值很高。其中，A部分调查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等信息，E部分包含受访者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意愿表达，F部分对受访者的社会资本维度中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的状况进行了测量，并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做了主观评价，G部分则量化了受访者对我国生态环境状况的个人感知，并调查了受访者的社会参与状况。故而，CSS2013数据非常适用于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影响机制，对题项进行筛选和剔除后，所用的问卷包含3个量表，分别是人口学统计量表、环境关心情况量表、社会资本情况量表。

（一）数据整理

CSS2013數据初始样本为10206个，在保留考察变量及剔除其漏答、错答等选项后，最终形成了有效样本9541个，涵盖27个变量。其中居民社会资本量表包含13个变量，环境关心量表包含8个变量，人口学统计量表包含6个变量。

对筛选后的问卷调查数据的分量表和总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测量，以确保环境关心量表、社会资本量表以及总量表有意义，测量指标与主题相匹配，这是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影响的前提条件。

1.信度

经测量，筛选后的2013年CSS问卷中，环境关心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36，社会资本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45，总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88，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大于0.7，而且总量表的系数接近于0.8，可见调查问卷的内在一致性良好，可用于数据研究（见表1）。

2.效度

经测量，在环境关心量表的效度分析结果中，KMO的值为0.822大于0.6，证明量表原始数据很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旋转成分矩阵可以看出，原始的8个变量可以分为2个类别，即降维成2个公因子。根据变量的具体内容，可以将这2个公因子作相应的类别命名。成份1为环保意愿因子，成份2为环境感知因子，成份1和成份2共同测量了居民环境关心的状况（见表2和表3）。

在社会资本量表的效度分析结果中，KMO的值为0.726大于0.6，量表原始数据很适合做因子分析。

根据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旋转成分矩阵可以看出，原始的13个变量可以分为5个类别，即降维成5个公因子。根据变量的具体内容，可以将这5个公因子作相应的类别命名。成份1为制度信任因子，成份2为普遍信任因子，成份3为社会规范因子，成份4为特殊信任因子，成份5为社会参与因子。这5个因子共同测量了居民社会资本的状况（见表4和表5），其中成份1、成份2和成份4共同测量了社会信任维度的状况。

综上所述，经筛选后形成的新的2013年CSS数据证明其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良好，所有的题项都指向环境关心和社会资本两个主题，内部一致性良好，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而且问卷的内容结构也比较好，问卷结构与测值之间的对应程度较高。该数据非常适用于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的影响。

（二）模型的建立

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与作用，采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指含有多个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用于揭示被解释变量与其他多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其数学模型为：y=β0+β1x1+β2x2+？撰+βpxp+？着

估计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中的未知参数β0，β1，…，βp是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核心任务之一。由于环境关心会受到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变量的影响，在社会资本影响环境关心的模型中，控制了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变量。

五、结果与分析

（一）居民对环境的关心程度较高

从表6可知，在9541个有效样本中，环保意愿和环境感知水平的均值都大于2.5，这表明受访者的环境关心水平皆处于中上水平。

从环境感知维度看，受访者主要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程度和生态环境实力进行主观评价，以测量其对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程度及生态环境实力的感知状况。从表6展示的均值可以看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生态环境实力处于中上等水平，即居民对环境感知的总体评价相对比较乐观。

从环保意愿维度看，大部分的受访者不认为发展经济比环保重要，在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关系上，我国居民的态度比较理性，公众的环境保护行为具有较大的自觉性。同时，大部分受访者不认为环保是政府的责任，赞同环保与自己存在较大关系，居民环境保护的主动性比较强，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具备较好的群众基础和意识取向。

然而，在评论环保问题时，居民所表现的对环保问题的主观判断评价自信心不足，这表明，受访者的环境科学知识储备不足。环保知识储备不足导致居民发表环保观点和评论时的底气不足。同时，在向政府表达环保想法的过程中，居民认为政府的采纳工作不高，反馈态度不够积极。这很容易降低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和环保政策执行的积极性。因此，在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工作中，对公众环保意见及建议开展积极的采纳工作和正向反馈的态度，对于提高公众参与，增强自主环保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在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数据显示均值相对较低，居民自主关注环保问题的主观能动性仍需要提高。

（二）社会资本积累较好

从表7可知，在社会规范维度中，均值都大于2.5，在3左右分布，即大部分的居民比较同意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乐于助人、公平待人的，对互助和公平这两个互惠规范的认同度比较高。

在社会信任维度中，特殊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均值都在3以上，说明大部分受访者对亲戚朋友、邻居、警察、党政领导干部等群体的信任程度处于比较信任的水平，其中对法官的信任程度最高。相对而言，普遍信任测量的水平则不太稳定，受访者对医生、教师等信任程度较高，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很低，处于不太信任的水平。可能对大多数人而言，信誉的规范作用尚未形成足够的个体间的信任基础，面对陌生人，大部分人还是以戒备心理待之。

在社会参与维度中，从均值显示结果来看，对大部分的受访者而言，其与政治、生活相关的社会参与度不高，均值不到0.1。可见，居民的社会参与积极性不高，向报刊、电台、政府等渠道反映意见的频率不高。

从均值来看，居民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的积累状况良好，而社会参与的积累情况有待提升。社会信任中特殊信任和制度信任的高水平积累，预示着居民在特殊关系网络和制度中容易产生较大的依赖心理，是其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来源，也是其获取环境知识，提升环境关心水平的重要来源。

（三）社会资本对环境关心的影響

1.社会资本与环境感知

表8为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的结果。从5个解释变量的标准系数大小来看，它们对环境感知的得分贡献度由大到小分别为：制度信任>社会规范>普遍信任>特殊信任>社会参与。

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对居民环境感知的状况都存在一定的贡献度，良好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状况可以提高居民对我国和周边环境状况感知的评价水平，而社会参与会削弱居民对环境感知的乐观心态。在提升居民环境感知水平中，制度信任和社会规范的推动作用明显。

2.社会资本与环保意愿

在表9模型中，社会参与在涵盖所有社会资本变量的模型中被剔除了。从4个解释变量的标准系数大小来看，它们对环保意愿的得分贡献度由大到小分别为，社会规范最大，其次是制度信任，然后是普遍信任，最后为特殊信任。

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对居民环保意愿的状况都存在一定的贡献度，良好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状况可以增强居民的环保意愿。相比于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发挥着更好的促进居民环保意愿的作用。

六、总结与讨论

我国居民的环保意愿和环境感知水平状况良好，环境关心水平呈提升态势。环保行为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可能性。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对居民环境感知的状况都存在一定的贡献度，它们对环境感知的得分贡献度由大到小分别为：制度信任>社会规范>普遍信任>特殊信任>社会参与。良好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状况可以提高居民对我国和周边环境状况感知的评价水平，而社会参与会削弱居民对环境感知的乐观心态。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对居民环保意愿的状况都存在一定的贡献度，它们对环保意愿的得分贡献度由大到小分别为：社会规范>制度信任>普遍信任>特殊信任。良好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状况可以增强居民的环保意愿。

社会资本优化环境感知的路径在于，丰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构建安全和睦的邻里社区，维持宜居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居民健康与幸福。生活在社会资本高、安全和睦的社区环境中的居民对国家和周边环境的感知评价相对应地处于较高水平。丰厚社会资本的地区，居民的健康和幸福水平相对较高。这一健康和幸福的状态，有利于居民对周边的环境感知做出一个积极正向的评价。

社会资本增强环保意愿的机制在于，社会信任可以增强环保意愿的自发性，社会规范则能增强环保意愿的互惠性，而社会参与会提高环保意愿的层次性。社会资本通过影响环保意愿的自发性、互惠性和层次性，改善居民对环境保护的看法和参与环保行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环保行为的目的和益处得以实现。综上，培植社会资本，有助于推动公众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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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