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调研报告范文-盘古文库

基层社会治理调研报告范文第1篇

崇川区是南通市的主城区，“十二五”以来，经济总量翻番，城市规模和品质也有了较大提升。但随着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来自基层的种种隐忧和危机却时时困扰和警醒着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务群众的距离远了。现在一个城市社区平均1平方公里上万居民，社区就十几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与群众靠不近、贴不紧，服务做不实，关系也疏远。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导群众的本领小了。居住小区虽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间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认同感、归属感下降，有时一条网络信息可能就会一呼百应，而我们却百呼不应。大家普遍感叹，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不灵了。三是社会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弱了。现在阶层分化，诉求多元，各种矛盾日趋复杂，但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是孤军奋战，常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有时甚至连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以党建为核、服务为本、法治为基、德治为魂，从基层基础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做法：

(一)做实基层服务彰显善治。要做实基层服务必须有扎实的基层组织基础。主要落在三个“实”字上：首先，党建引领的核心要强而实。健全社区党组织-邻里街坊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党组织网络;配强党组织书记，组织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参加双重组织生活，认领服务岗位。

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开展“大走访”，走访入户全覆盖，服务群众解难事，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社区服务的功能要全而实。2009年以来投入10多亿元建设社区服务中心，106个社区实现600㎡以上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中心按“一校两厅四室”标准，配备60余项服务功能。从前年开始，建设2000㎡左右升级版社区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三是邻里街坊的组织要细而实。从2012年开始，着眼做细网格、做实居民小组，按每300户左右组建了邻里828个、沿街每300米左右建立了街坊208个，并以设一个服务处、配一名专职社工、组一个理事会、建一支服务队、拨一笔经费“五个一”的要求，做实服务群众的最小单元。

(二)做优公共服务践行法治。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为社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重点抓好三个服务：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务。将区街两级72项公共服务事项全部下沉社区，社区设置全科服务窗口，全科社工持证上岗;全面推行党员干部群众事务代理制，让群众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务。二是综合化的执法服务。将城管、建设等9个部门143项执法职能和力量综合起来，沉到街道，落到社区，第一时间更有效地解决群众身边的烦扰事，中央编办现场会组织观摩推广。三是平台化的法治服务。社区健全“一办一委三室”法治服务平台，社区警务室达到国家一级警务室标准，为每个社区聘请一名执业律师每周到社区免费服务。首创的社会矛盾大调解形成品牌，快乐调解俱乐部、周末法庭、少年法学苑等一批社团平台为群众提供法制服务。社区治安安全感(98%)和法治环境满意率(96%)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发率连续八年下降。

(三)做强志愿服务倡导德治。把开展志愿服务作为倡导德治的主抓手。关键靠三方面支撑：一是靠社团支撑。2010年起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兴趣爱好、参与管理三大类社区社团建设，现已有社区社团2214个，志愿服务队伍3200支，注册志愿者15.5万人;开展千家社团服务万户居民活动，开发服务项目600余个，每年服务超20万人次。二是靠典型引领。通过“一榜双评三讲”挖掘宣传身边典型，涌现出“孙爷爷谈心室”“巾帼挽霞”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先进典型。三是靠激励推动。开展公益社团助力计划，每年区财政对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提供2000多万元扶持;出台《志愿者星级评定及嘉许办法》，实行公职人员志愿服务计时制。

(四)做精评议服务促进自治。把组织群众议服务事项、评社区干部、选身边典型作为基层自治的主要内容。具体做到三个有：一是评议有团队。每个社区都组建群众评议团，既组织群众开展议事，又代表群众评价服务。今年以来就组织评议活动600余场次，议定社区民生实事480项、推举身边好人500余人次。二是议事有规章。制订群众评议实施细则，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采取群众点单-邻里议单-干部领单-社区评单-公示晒单“五单”法，每年在社区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1000多个。三是结果有运用。把群众评议结果与社区干部以及下沉人员的绩效考核挂钩，作为评先评优、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群众认可度高的17名社区书记提拔到科级领导岗位。

2016年8月李书记来到我区社区视察指导，循循告诫我们，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落在基层、根基扎在基层。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不仅是李书记的殷切要求，

更是实现社会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带来了三个可喜变化：

一是从“对手”多到“帮手”多。全覆盖的邻里街坊组织增强了群众基础，上千个社区社团成为团结带领群众的纽带。近五年，我们开展群众全程参与的阳光征收，拆迁房屋800多万㎡，动迁居民近2万户、非居5600余家。拆迁量成倍增加，但因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却下降35%。

二是从“被动”多到“主动”多。邻里自理、街坊共治推动“要我做”逐步变成“我要做”。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我区作为全市的主考点，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等测评得分不断提高，名列全省前茅，这主要源自邻里街坊、志愿社团及十万名志愿者主动参与。

三是从“看法”多到“办法”多。通过群众议事把各方的意见转化成解决的方案。最近三年，实施22个老小区1200多幢楼宇综合改造，拆除违建100多万㎡，关停全部24家化工企业、47家印染企业和23家养殖场，没有引发一起群体性不稳定事件。

基层社会治理调研报告范文第2篇

更是实现社会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带来了三个可喜变化：

基层社会治理调研报告范文第3篇

( 一) 治理法治化

随着社会主体的需求多元化、社会管理事务日益增多导致行政权不断膨胀, 单一的政府管理国家已然失灵。各国提出简政放权将管理改变为同社会各主体对国家共同治理, 这种新的治国模式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格里. 斯托克所言, 治理所追求的终归是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1]社会主体基于不同立场所需利益不一, 若要实现有效治理就需要规范的治理制度、方式将各主体行为统一。因此将法治作为治理的基本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推进治理法治化不仅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且能够同时推进依法治国形成大的法治环境。由此, 推进治理法治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 二) 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辩证关系

基层治理, 即是针对基层的治理, 基层是治理的载体。各种与治理相关的政策、制度均是自上而下制定, 但治理机制是否有效运行, 治理水平的高低却是自下而上的反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涉及方方面面是具有最为广泛深厚容量社会关系的治理形态;[2]政府治理以行政权的行使为主; 社会治理则涉及社会公共领域较为复杂繁琐。

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具有共同性。基层治理是所有治理在基层中的反应,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同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相比社会治理是三者中最贴近基层的, 社会治理也主要服务于基层, 所以社会治理需要以基层为重点。然而想要实现良好的治理就需要法治化, 因此, 若要社会治理法治化需以基层为重点。

二、基层社会治理现状

( 一) 社会治理主体观念落后, 权责不够

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 强调将更多的权力赋予其它社会主体并承担相应责任以弥补单一政府管理的不足。但是在基层经常出现如下情况: 1、政府独揽权力, 缺乏主动让社会组织或公民参与进来共同协商治理的理念, 治理效率降低, 同时造成其他社会组织或公民无权参与。2、社会组织与政府挂钩行政化, 甚至存在部分社会组织直接是由政府来领导的现象。社会组织不独立于政府, 在治理中不需要权力也无需承担责任, 共同治理则非真正意义上的共治。3、权责划分不明确。4、社会组织、公民缺乏治理意识, 依赖政府。在发达国家如新加坡、美国, 公民在社会问题的处理上更加倾向于信赖社会组织。[3]我国社会组织不发达, 无论是公民还是社会组织都没有将自己作为治理主体, “政府管事”的思维依然根深蒂固。

( 二) 治理法治化程度不够

1、基层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存在。地方工业发展带动经济效益, 对于当地企业, 尤其是作为当地的龙头企业地方政府都会大力支持, 同时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经济发展就会对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网开一面, 基层部门在进行具体执法时也不会依法严惩, 长久导致环境恶化, 更加大了治理难度。陕西各地就存在着典型的例子, 如陕北存在沙漠化, 延河、渭河水污染严重, 铜川多年地下煤矿采空后无法复原。2、居委会自治不独立。社会治理又可依主体不同分为政府、多元主体对社会的治理以及社会自治, 在基层, 社会自治是以居委会为治理主体, 以社区这一基本单位作为治理对象所进行的自治。法律赋予了居委会自治权以解决社区内部纠纷、提供公共服务为主, 但长期以来, 其因财政等各方面原因不能与政府独立, 基层政府都将居委会看作是一个基层政权, 对其发号施令, 居委会成为政府政策的宣传口、具体行政工作的实施者。偏离立法初衷工作重心从以为人民群众转为为政府服务, 基层依法自治没有实现。3、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协同治理区别于协作治理, 协作中双方平等有自愿合作之意, 无轻重之分。而当下, 在我国公民社会、社会组织并不发达的大环境中, 以政府为主导的共同参与治理模式, 即协同治理更为符合我国国情。无论协作还是协同治理都需要各主体良好的互动, 并且当公共问题出现时能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做出回应。而此前提除了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外更为主要的是必须要有有效运行的协同治理机制, 有一个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 否则, 无法真正参与其中。而现实基层中, 社会组织无法参与治理, 公共危机出现仍然政府独挡就是没有健全的协同治理机制所致。

( 三) 社会公共服务不足

我国的公共服务可分为基本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应当是“基本”的, 非基本公共服务则包括交通建设、就业、失业等。如上所述, 长期政府独挡一面, 但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就连基本公共服务也呈现出城乡二元化。[4]城市中虽然基本公共服务基本落实但对于农民工这些城市边缘化的群体的基本社会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偏远的乡村甚至连基本公共服务也不健全更无须提及非基本公共服务。每年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投入都是财政支出的小部分, 无论是服务的全面化还是深度都不够。社会组织除非有法律明文规定否则长期义务提供服务缺少保障。

三、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提升路径

( 一) 以法律规范明确治理主体在治理中的权责

多数主体缺乏治理意识不愿意主动参与其中而且长期的政社不分使社会组织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参与治理。此外没有权力保障, 让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服务没有可实施性。而治理主体各司其职, 行使相应权力履行相应义务承担对应责任是良好共同治理的前提基础。因此, 首先我们需要立法, 以法定的形式将各治理主体纳入到治理的大环境中。其次, 在立法中合理明确多元主体治理中的权责问题, 划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责界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限、社会组织的权力、公民个人治理中的权力。再次, 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大部分具有非营利性, 但它即关注他人的利益也关注自己的利益, 因此通过制定法规、政策来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则是关键。例如美国通过立法以减税的方式鼓励社会组织提供服务, 在提高社会治理的同时树立了公民对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信任度。[5]各国社会问题不一样, 国内各个地区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侧重点也不同。因此, 各地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时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

( 二) 通过立法完善协同治理运行机制

机制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具体的运行方式。从宏观角度而言, 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 实现善治实为任重道远, 因此一个稳定的协同治理机制实为重要; 从微观角度而言, 在社会治理中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都需要从基层做起, 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是治理的前提, 通过道德、自愿形成的合作行为是有限的并且不受约束, 而且现代社会中的信任更多的是人对某些物化了的存在物的信任, 如运行机制、制度等。[6]因此将机制的运行模式纳入到法律规范中, 用法来优化治理机制是有序治理的必要选择路径。一般从机制的功能来分有激励机制、制约机制、保障机制。用法定方式健全激励机制以激发治理主体的社会活力; 以法治化的制约机制规范、监督主体的治理行为; 用法治化的保障机制保证治理主体的权利。建立固定的沟通渠道对社会治理充分讨论, 提出有效治理策略。在公共危机出现时快速共同应对, 做到公民利益损害最小化。

( 三) 以社区为重点创新治理法治化, 形成法治之下的社会自治

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公民对社区建设需求日益增多呈现多样化, 社区俨然是国家宏观社会在基层的缩影, 即典型的微型社会。社区治理直接影响着公民生活质量水平也影响着对国家整体社会治理的肯定。由此, 以社区治理法治化为重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实为必要选择路径。

首先, 社区治理法治化要求社区中居委会依法严格定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改变原有的政府附庸机构角色, 实现为民所用、为民解忧的基层群众自治职能。

其次, 将社会组织对社区的治理纳入法定程序, 在社区形成开放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社区作为微型社会, 居民对其需求必然很多, 保障治安和完善建设多数社区都基本能够达到要求, 而社区服务事务琐碎如养老问题、托幼、医疗健康、绿化、维护等, 靠少数治理主体不能有效解决, 然而在生活中社会组织在社区中参与程度低, 参与范围小。以法建立起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有序路径, 引导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创新社区治理, 使社会组织繁荣发展同时有助于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再次, 在社区内依法建立纠纷解决机制, 提供法律咨询。在法治全面建设的可以通过在每个社区建立专门的纠纷调节机制如人民调解委员来调解这种小纠纷、小问题。在社区内部全面实现“人民内部问题内部解决”。不仅减少居民为解决纠纷所消耗的时间, 而且降低了司法运作成本, 减少法院压力, 提供优质法律服务有利于人民法治观念的培养, 全面推进法治建设。

( 四) 乡镇大力贯彻落实“三官一律”法律服务政策

农村偏远去法院解决问题实有困难, 为了更好的法治建设为民服务, 笔者建议在保持原有的三官一律进社区的政策时, 在乡村中以村为基本单位加大三官一律的服务力度以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四、结语

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中最复杂和最需要互相合作的环节,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起点, 也是最终评估一个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标尺。以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来实现整个国家的治理法治化是时代所需, 也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最优路径, 因此为了我国的社会治理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摘要：法治是治理的必要手段, 基层是治理的载体, 以基层治理法治化来推进整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必选路径。本文以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 以基层社会治理为视角, 通过分析现状提出以法明确治理主体权责、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以社区为重点创新社会治理、加大三官一律服务力度等途径来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协同治理

参考文献

[1] 杨蓓蕾.面向发展质量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上海市相关社区为例[D].同济大学, 2007.31.

[2] 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相互关系辨析[J].社会学评论, 2014 (3) .

[3] 田丰.发达国家与地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治理理论, 2014 (2) .

[4] 娄兆锋, 曹冬英.公共服务中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之研究[J].探索与争鸣, 2015 (3) .

[5] 田丰.发达国家与地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治理理论, 2014 (2) .

基层社会治理调研报告范文第4篇

一、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针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在不停的探索、发现、解决。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会议召开以后, 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了加快城乡社区治理和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共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机制[1]。我们不断加强对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坚持运用系统的方法治理, 努力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综合施策”这句话, 中国共产党依据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得出的规律。以求知严谨的态度、科学先进的理念、专业职业的知识来系统的, 依法的, 提升社会治理的综合水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 我国社会也产生了结构性的巨大改变。随着新的阶层与新的组织的不断涌现, 政府不再是管理资源、分配资源的唯一主体, 基层党组织应该紧跟中国发展形势, 不断创新变革, 对当代社会治理工作进行战略性的部署和调整[2]。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最大程度的保证社会主义和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进行了改革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应该紧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 对现行的社会治理体制进行创新, 为全面深化改革社会治理体制规划部署, 为中国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努力。

二、社会治理对中国共产党基层党建的新要求

(一) “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变革

1998年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里, 第一次出现了“社会管理”这个词, 讲的是政府的职责主要有社会管理、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这四个方面[3]。中国共产党的一大重任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这也是社会建设改革的核心问题。基于此,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会议中,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明确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概念, 确立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变革任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问题, 是需要中国共产党转变社会建设理念,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发生的社会变化做出战略性调整和部署。社会治理主要是指在社会领域中, 公共力量、社会力量和个人等多元主体, 通过互动、协作而取得共同行动目标的过程, 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转以及达到社会多元主体的需求。

(二) 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需求

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 社会治理是指通过政府的管理, 达到政治权威、妥善处理政治事物以及公共资源管理的三个要求。进行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是在多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通过权力的运用, 实现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目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最大程度的增加公共利益。政府当然是公共权力的中心, 但是, 我们应该还有除政府以外的第三方部门或者机构, 比如民间慈善协会、个人基金会、协会、福利机构、志愿者协会等[4]。它们各自具有各个领域的职能, 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发挥各自优势, 参与社会事务以及政治经济的管理和调节功能, 分担原本属于政府的部分责任和职能。通过政府与第三方的互动、协作形成一个下左右互动的管理体系, 双方的权力、权利是双向互动的, 个人和组织之间是公平、平等的, 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 共同处理和解决公共事务。

(三) 党的领导是推进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

我们承认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对于社会治理机制的完善有重要作用, 但是在多元主体的社会管理体系中, 我们得明确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定位, 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协调政党、社会和公众的领导力量, 我国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的, 也是在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国共产党员贯彻和实施这些东西的。个人和组织虽然在公共治理中承担职能, 但领导核心还是中国政府, 也就是我们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所以, 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 就必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把多元的治理能力相结合, 构建一个高效的社会治理机制。

三、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方向和思路

(一)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总体方向

中国共产党应该着重社会治理的四个转变方式:从传统的管制型治理转变为服务型社会治理的方式;从强制型转变为协调型的社会治理方式;从人治的主观治理方式转变为客观的法治型的社会治理方式;从单一型治理方式转变为复合型的社会治理方式。

(二)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思路和建议

1. 构建符合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党组织体系

构建符合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就是要优化基层党组织的设置, 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基层党组织体系, 避免发生基层党建工作的空白和真空问题。经济结构和由经济结构决定的社会结构, 是决定基层党组织体系建立的两大决定性因素。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改变, 直接影响了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 我们应该及时优化和调整配置方式, 达到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空间的全面覆盖和有效嵌入[5]。由于新型社会主体、新兴产业、城市社区和流动人口中中国共产党员的数量增加, 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也遇到了难题, 如果不能合理设置基层党组织, 就会致使基层党建工作空白和真空增多, 基层党组织就会呈现漂浮化、不接地气、不落地的现象, 所以我党要通过优化党组织设置方式从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

2. 创新符合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制是领导一切活动的载体, 党的领导意志以及领导职责是党的领导机制的组织结构形式。是我党发挥领导职能的关键。国家层面的政治领导体制和基层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体制共同组成了党的领导体制。通过基层党建工作开展基层社会治理活动, 通过对社会治理的体制创新达到基层党组织和各种社会治理主体的互动协作, 从根本机制建立上确定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位置。基层党组织的协调能力决定了基层社会的共同利益目标能否达成。党组织领导应该利用自身的先进性、影响力和代表社会共同利益的作用来完成社会治理机制的整合、协调作用, 从而吸纳更多的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这项工作中。我们应该明确目标, 建立一个职权分明、互相合作。共同努力的社会治理机制。

3. 强化符合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建立和完善社会治理机制, 逐步强化和提升各级综治委的职责和功能, 制定社会治理的宏观政策以及整体规划。加快构建规范有序、分类管理的社会治理体系, 基层社会治理部门推动建设以及采用多样化的管理模式。建立和健全现有、正在实施的社会治理机制, 处理好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互动、协作关系, 达到上下通畅、左右协调的循环体系的。

完善社会治理的常态型工作机制, 尤其是重点人群的服务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中的矛盾调节机制, 构建“大调解”工作机制。制定和完善社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使社会治理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建立一个法治型的社会治理体系。

四、结束语

党的十八大提出“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 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大变革就是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方向转变, 它特别强调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性职能, 只有通过与基层社会的服务互动, 基层党组织才能真正的覆盖基层社会。

通过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才能产生社会治理的巨大创新力, 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

摘要：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和提高我国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目前, 在推进我国经济建设、文明建设和党政建设的大背景下, 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维权制度缺乏、社会民众参与程度不高、社会组织欠缺活力、社会环境污染等问题。结合我国目前党建工作的发展特点, 我们应该确定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使社会组织充满活力,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治理机制。基于此基层党组织要明确三种重要职能:政治的领导者、组织的参与者以及服务的供给者。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党建,创新

参考文献

[1] 武三中.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中的基层党建问题研究[J].探求, 2015 (6) :84-90.

[2] 钟宪章.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J].理论导刊, 2016 (11) :44-48.

[3] 黄意武, 李露.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J].中州学刊, 2017 (10) :68-73.

[4] 于亚杰.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天津市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J].求知, 2017 (6) :17-19.

基层社会治理调研报告范文第5篇

党组织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他作为我党特殊而重要的基层组织，拥有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是党员队伍的中坚力量，发挥着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稳步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作用。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关键时期，搞好党的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党建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走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前头。”2012 年是中央确定的基层组织建设年，这是深化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机遇，对于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车间党建工作现状

近年来，车间党组织面对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建目标要求，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积极创新党建工作的思路模式和方法措施，扎实深入开展党建活动，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提高车间党建科学化水平，取得了扎实的工作成效。主要体现在：

一是理论武装工作取得新成效。

按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要求理论武装工作取得新成效，从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党员干部头脑。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组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围绕主题，把握灵魂，切实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保证了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问题的学习研究，不断提高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科学决策的水平。高度重视党员的教育培训工作，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培训，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

二是车间党组织建设不断巩固。

车间党组织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领导班子建设首位，按照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的方针，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加强党员教育管理，通过建设学习型车间，车间党员特别是党组织负责人能够带头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党的工作方法和技巧，以科学的态度、务实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对待党的工作，使车间党组织领导班子的素质、能力、水平有很大程度的提高，提高驾驭和统管基层党组织工作的能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成为落实党在基层各项工作的坚强堡垒。

三是车间党建工作机制逐步形成。明确了车间党组织的工作，建立了车间党建工作领导机制和党建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实行车间党建工作考核制度，科学细化、量化车间党建工作任务。

四是车间党员管理不断加强。车间党组织遵循“坚持标准、车间党员管理不断加强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坚持不懈地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并把党员管理作为日常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与党员的岗位工作履行情况相融合，切合实际地抓好车间党员管理，通过制定《党员行为规范》开展创先争优、 “一诺三评三公开” 活动、召开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等方式，督促车间党员干部规范自己的言行，履行自己的职责，深刻反思自己履行党员义务、行使党员权利与党员标准的差距，严格检验各自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剖析原因，制定措施，及时加以整改，使车间党员素质不断提高，党员队伍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

五是车间党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为了不断适应新时期党建工作需要，车间党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支部根据行业性质和工作特点，制定了《三会一课制度》、《党员谈心制度》、《发展党员制度》、《党员思想汇报制度》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党建方面的工作制度，并坚持在日常党内生活中执行和运用这些制度，对推动党的工作，促进党建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取得新成果。车间党组织按照 “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党建工作理念，以中心工作的成绩来检验车间党建，找准车间党建工作在推动中心工作发展、服务发展大局的着力点和切入点，监督、教育党员干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结合本部门工作任务开展党务工作，不断完善决策机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着力改进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七是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新成绩。车间党组织把党风廉政宣传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

积极推行党风廉政一岗双责制，广泛开展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教育和政绩观教育，深入开展学习《党章》、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党风廉政教育的长效机制，深入开展廉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论述，建立健全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

二、车间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从调研情况看，车间党建的总体形势是好的，车间党组织紧紧“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 ，推进了车间党建的进程，为促进了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不少成绩，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但在具体工作过程中，仍有一些亟待深化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是对车间党建工作的重视不够。从总体看，多数党员对党建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普遍提高，但是也有一些党员对党建工作的认识还不到位。一些领导“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比较严重，抓业务劲头十足，搞党建却满不在乎，认为业务工作是“硬任务” ，车间党建工作是“软指标” ，总想在自己任内多搞出点“实绩” ，不想在党务工作上花费过多的精力，对党建工作指导和支持力度不到位，在研究工作、资金投入、配备干部上，党建工作都没有摆上应有位置。党的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处于软弱无力状态，在实际工作中形成放任自流的局面。

二是车间党组织缺乏经费。每年收缴的党费几乎全部上交，征订党报党刊、购买理论学习材料、开展党务活动还得由所在车间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党组织正常活动因缺乏经费而无法开展，阵地硬件建设、布置学习园地和购置党建资料等常规工作都难以得到经费保障，没有一定财力支持的车间党建只能在原地踏步。

三是重制度轻落实的问题比较普遍。车间党建工作开展的好重坏取决于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的好坏体现在制度落实。目前党建方面都制定了一系列好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往往都被束之高阁，难以落实。比如一些党组织“三会一课”制度落实不到位，党性教育图形式、走过场，一些正常教育活动不要求开展，平时不抓教育，年终补记录、抄笔记、编心得，形成了“学习一股风，风过一场空”的不良风气，不仅不能起到教育党员、增强党性的目的，反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四是车间党建工作缺乏吸引力。许多车间一提党建工作就想到念报纸、学文件、写

心得，认为抄在本上、印在纸上、贴在墙上就是在抓党建。其实不然，长期采用这种枯燥、乏味的方式不但没有起到预期的学习教育引导作用，反而增加了一些无谓的负担，让干部产生了应付情绪和逆反心理。党内组织生活形式单调或不能坚持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好一点的车间一年还能开一两次民主生活会和党员组织生活会，很大一部分车间介于平时工作较忙，无暇顾及组织召开民主生活会和党员组织生活会，更谈不上如何丰富党内生活，使得车间党建缺乏生机和活力，车间党员对党组织的印象和地位有所淡化，不利于车间党组织的整体形象和工作开展。

五是党员管理不够严格。对下属单位党员的学习教育标准高、要求严，但对车间的党员管理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特别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措施不力，影响了车间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进而出现了上行下效的不利局面。

三、加强车间党建的方法措施

加强和改进车间党建工作，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是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证，务必持之以恒地改进和加强。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车间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一定从讲政治和抓全局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车间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加强和改进车间党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自觉地把车间党建工作融入到上级党委和本部门的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抓紧抓好。

二是加强理论武装，提高理论素养。坚持把理论武装作为机关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组织车间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形势政策和思想道德教育，不断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认真开展创先争优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年活动，进一步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本领。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把理论学习与本单位的业务工作结合起来，与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有所获、学有所成，以理论武装提高党员素养，以高素质队伍保证车间党建，以党建工作成效助推业务工作高效落实。

三是加强组织建设，夯实党建基础。按照《党章》和《条例》的要求，夯实党建基础。，切实加强车间党组织自身建设。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党支部和党小组活动，以实际行动和表率作用支持党务工作，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增强党务干部做好党建工作“主业”的信心。

四是加强制度落实，丰富组织生活。一要加强党内制度的贯彻落实，领导干部要带头自觉遵守党内制度，尤其在落实党员学习教育、发展党员、落实党组织生活制度方面要亲厉亲为，决不能因为行政工作、业务工作繁忙而将自己置身于制度约束之外。二要创新党组织生活形式。要善于结合本行业工作实际创新党组织生活形式，善于打破常规的活动方式，采取一些党员干部易于接受、乐于参与的活动方式;将民主生活会开成学习别人长处、反省自身不足、增进革命友谊的促进会，而不要开成尔虞我诈、相互攻击的批斗会、辩论会;将党员组织生活会开成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放松心情谈心会、联谊会，而不要开成发泄牢骚、强压任务的诉苦会、业务会。通过积极创新，让党员组织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引导党员争作爱党、爱祖国、爱民族、爱社会主义和好学、敬业、精业的模范，人人树立以自身的优越性为党旗添彩的理想信念。

五是建立激励机制，加强党内监督。要建立健全车间党建工作考核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规范地推进车间党建年度工作。要认真执行和落实车间党组织的基本职责，力求为“想干事”的党员搭平台、 “会干事”的党员搭舞台、 “干成事”的党员搭奖台，在调动党员主观能动性、积极性上下足功夫。要建立奖励和慰问制度，对业绩优秀的模范党员，应当有奖励政策，对生活困难的党员应当建立党内关怀机制。

六是车间党建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作为车间党的组织，不能单就只为了党建而抓党建，必须紧密结合单位的工作实际，找准车间党建与中心工作的最佳结合点，有重点、有目的、有计划地部署车间党建工作，力求达到抓好党建促中心、围绕中心抓党建的工作格局，通过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交融互动、相互促进，从而达到党建与中心工作齐头并进的双赢效果。

机电车间党支部

基层社会治理调研报告范文第6篇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郑昌华：总目标揭示的是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引领。《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明确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建设提出的目标，其中，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由此可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总目标与分目标、总体布局的体系与一个方面的体制的关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记者：以前我们更多地讲社会管理，现在提出社会治理，二者有什么区别?

郑昌华：治理同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管理一般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的、垂直的、单向的管理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而治理则既包括各方面的科学管理，也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内涵。从社会管理到现在提出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次很大的创新，代表着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念上的很大转变。相对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更强调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更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道德手段、宣传教育手段的作用。

从讲社会管理到提出社会治理，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一方面是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总目标相呼应，另一方面是适应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需要，说明我们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了一个新飞跃。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适应新形势，以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

郑昌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各个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首先，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基于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科学认识，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实行重大变革，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按照《决定》要求，要坚持系统治理，使治理主体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要坚持依法治理，使治理方式从管控规制向法制保障转变;要坚持综合治理，使治理手段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要坚持源头治理，使治理重心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

其次，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这些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现在我国已经有50多万个社会组织，单从数

量上看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人均数量在世界上还算很少的，而且一些社会组织质量不高，很多仍是“官办、官管、官运作”。在社会建设方面，要真正做到“市场能办的就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必须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再次，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顾此失彼、本末倒置，而要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这就要着眼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便捷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广泛覆盖的矛盾调处机制、坚强有力的群众利益保障机制等等，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保证社会善治常态化、长效化。

核心提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走向良性化。

专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红云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

社会组织发展，关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也关系到另一个很重要问题，即维稳。如何有序地培育与鼓励各类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的同时，又不会产生其他社会问题?就此，我们专访了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红云。

《21世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您曾研究过公共预算中的公民制度化参与，您如何看待预算改革?

周红云：公共预算改革很重要，它是一种基础性改革。财政与公共预算，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如何支出的问题，让普通公众合理、有序地参与到预算改革中来，是理所当然的，更有助于改善预算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公共预算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让民众参与进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借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大在公共预算改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促使公共预算更加透明化、科学化。

《21世纪》：《决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您如何看?

周红云：令人倍感欣慰的是，此次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此前说的更多是社会管理，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也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走向良性化。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就是一场政府改革，主要表现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的转变，及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转变。

须知，政府与社会，如同鸟的两翼，缺一不可，社会不断发展与成熟，对于实现良好的治理

很重要。治理，而不是单纯的管理，说明了一种协同精神，各地也不断在社会治理方式方面进行探讨，已经有了一些好的案例。

比如杭州政府的治理改革可归纳为“复合治理”实践，即由“构建社会复合主体”、“民主促民生”、“开放式决策”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改革举措构成。杭州市积极借助民间组织的力量，但不是简单地把政府职能外包出去的做法，而是吸纳民间组织，与政府组成“社会复合主体”，整合多种资源，促进特色行业发展，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展文化社会事业，提升城市发展层次，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一种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在不断培育和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自治能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管理创新，从而逐步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21世纪》：《决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您如何看?

周红云：这是政府简政放权的另一方面，即一方面政府在不断下放各种审批事项，向市场和社会放权，试图不断厘清政府与社会边界，它的另一方面就是，社会需要发展出各种中间组织来承接政府下放的这些权力并提供相应公共服务。政府的意图是很好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一些社会组织仍发育不足、成长不足，即使政府投入资金，交给他们项目，但是他们的能力依然有限。一些社会组织仍对自身定位不清晰，对自身专业化发展定位不清晰，政府项目具体是什么就做什么。这不利于社会组织长远的专业化发展。

《21世纪》：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您怎么看?

周红云：这涉及到维稳问题。稳定，应是个动态平衡问题。应用制度化方式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与诉求。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利益不断多元化，完善各种制度应是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方法。不仅让老百姓有表达诉求的渠道，而且政府要以协商、协同治理的心态来处理这些问题。此外，在一些决策过程中，可考虑让普通民众有效、有序地参与进来，只要有适度的参与，普通民众对决策的结果支持度就会增加。这就是协同治理、化解矛盾的思路。

各种社会组织也是政府与民众间很好的缓冲带，尽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让他们尽快成熟起来，将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政府首先应致力于促进社会的成长和发育，致力于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和水平。因此，政府培育强大的自我组织和管理的社会，正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首要职能。另一方面，社会自治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并不排斥政府对社会领域进行公共管理，而且在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存在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管理必定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当然，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区别于政府其他管理职能，它更侧重于对公民社会自身无法自我

管理的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且必须以公民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为前提和基础。

《21世纪》：未来，促进民间组织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周红云：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需要一个好的制度与法律环境。目前，我们还并没有一个关于社会组织的母法，仅有一些条例，这方面需完善，立法需及时跟上。此外，税法应怎样支持民间组织发展也需明确化。总之，将社会组织的发展纳入到一个制度与法律的环境中来，不仅有利于它们自身的发展与成熟，也是政府与社会建立良性关系的应有之义。

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概念的理论创新(2)

2013-12-24 14:07 来源：深圳特区报作者：汪斌锋鲍宗豪字号：

提要

十八大报告涉及关于我国社会现实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回顾这一年，学界围绕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新型城镇化、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生态社会学等热点问题，从不同视角和面向展开深度研究，产生一些有影响的理论成果，从而彰显了社会学研究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和价值追求。

社会结构：阶层流动乏力

社会结构和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众多学者深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内在分层机制展开研究，以期揭示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结构性根源，从而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一是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导致底层社会向上流动乏力。钱兆成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王伟宜通过对7所重点大学学生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教育机会公平逐渐丧失成为社会流动之忧。

二是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一方面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催生大量房奴，降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刘志伟根据全国性面板数据对城市房价与劳动力流动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房价升高会阻碍劳动力流动，尤其是青年人的择业流动，同时高房价还剥夺青年人的梦想，使其不得不生活在还房贷的高压力之下;另一方面高房价使得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有为青年大学生及农民工群体无法更好地进入城市生活，阻碍了地区间人口流动。

三是流动性缺失导致“社会病”流行。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拥堵。郭强、王芳等人的研究表明，大量底层社会群体有向上流动的需要而现实中流动渠道狭窄，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必然导致社会拥堵。第二，阶层固化。马西恒等人提出阶层固化，意图强调处在上层的社会和处在下层的社会同时出现流动乏力的情况。

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成为2013年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从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城镇空间规划、功能设置、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研究，还是城市产业布局、就业机会的

研究，归根到底都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将人的城镇化放在首要位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的城镇化。田莉等人的研究表明，通过土地出让，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一些地方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房价飙升超过绝大多数人的购买力及忽视“人的城镇化”，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

第二，“城市病”研究。我国的城市化产生了人口急剧过度聚集、资源能源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对“城市病”的关注使得大量研究人员加大对城市空间规划、城市人口分布以及城市制度设置等问题的研究力度。

第三，新型城镇化的“中镇模式”研究。2013年同济大学科学发展研究所与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成立的新城镇化中镇模式研究小组对新型城镇化的“中镇模式”进行了深度阐释，“中镇模式”汲取了大城市高效、小城镇快速的优点，克服了大城市过载、小城市浪费的缺点。从以上总结来看，2013年城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人的城镇化，旨在用文明发展来增进人的幸福和幸福感，从而形成人口宜居、生态美好、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城镇化。

社会建设：价值、结构、制度与关系

近几年，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一直是社会学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从2013年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分别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双管齐下，对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价值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制度建设和社会关系建设进行了多个层次的研究。

一是社会价值建设。学界认为，社会价值建设旨在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学界也试图构建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的公民身份认同。

二是社会结构建设。学界主要从社会结构化的角度展开，尤其是备受争议的“单独二胎政策是否放开”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家庭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等与之相关联的诸多问题。有区别地判定社会结构现状并试图预测社会发展的可能，从而通过对当前社会改革调整入手，通过制度设置来规避社会风险，塑造结构合理的社会发展态势。

三是社会民生制度建设。十八大以来，社会民生制度建设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其中，社会保障机制、社会福利体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公共卫生建设和公立医院体制改革等众多领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从顶层制度设计到底层民众利益保障的制度措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建设取向，一方面将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最基本需求作为制度设计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不断提升我国制度化建设水平。

四是社会关系建设。学界认为，社会关系建设在于重建社会信任，尤其是现代法制的建立健全和传统道德观念中信任文化的挖掘。同时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培养社会组织能力，通过“社会人”和“共同体”培育来抵消“经济人”的冷漠。

社会治理：从管理到治理体现全面创新

从理论来看，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密不可分，2013年“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在京挂牌成立也充分说明其中的渊源;从实践来看，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培育社会参与自身建设的制度与能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提高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从2013年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新形势下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第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的观念创新。社会转型也是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和重申了市场的地位，也表明政府需要进一步厘清与市场的关系。因此，社会治理体现在政府与社会共治，它是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

第二，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的手段创新。通过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单位的主动性、能动性，发挥社会自身的调解、净化作用。通过法治手段、社会规则和市场秩序来规范和协调社会利益群体，使其正常发展。

第三，网络社会治理。2013年以微博等新媒体为代表的网络社会治理成为社会关注的又一焦点，当在政府与市场、社会、公众这三者互动关系的反思中产生的社会治理是有限政府视域下的延伸。

生态社会学：由环境危机引发的热议

生态社会学的崛起与其说是生态环境进入社会学视野，还不如说是社会学回归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生态社会学跨学科视野和多学科交叉的理论方法，对社会的反思富有启发意义。

一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生态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经济增长的反思。生态社会学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提出生态补偿制，通过将生态代价计算入经济增长的成本，转移经济收益用于生态补偿，从而修复已经受损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模式转型，例如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发展绿色经济等等。

二是对社会发展目的的反思。生态社会学在社会哲学层面进一步反思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对传统社会发展的目的进行质疑，试图重新厘清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择既要人类发展，同时又不对人类未来发展构成危害的发展方式成为难题，或许当前科技能起到调节矛盾的作用，但具体作用有多大，还有待证实。

基层社会治理调研报告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