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社会治理创新范文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范文第1篇

崇川区是南通市的主城区，“十二五”以来，经济总量翻番，城市规模和品质也有了较大提升。但随着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来自基层的种种隐忧和危机却时时困扰和警醒着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务群众的距离远了。现在一个城市社区平均1平方公里上万居民，社区就十几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与群众靠不近、贴不紧，服务做不实，关系也疏远。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导群众的本领小了。居住小区虽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间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认同感、归属感下降，有时一条网络信息可能就会一呼百应，而我们却百呼不应。大家普遍感叹，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不灵了。三是社会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弱了。现在阶层分化，诉求多元，各种矛盾日趋复杂，但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是孤军奋战，常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有时甚至连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以党建为核、服务为本、法治为基、德治为魂，从基层基础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做法：

(一)做实基层服务彰显善治。要做实基层服务必须有扎实的基层组织基础。主要落在三个“实”字上：首先，党建引领的核心要强而实。健全社区党组织-邻里街坊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党组织网络;配强党组织书记，组织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参加双重组织生活，认领服务岗位。

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开展“大走访”，走访入户全覆盖，服务群众解难事，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社区服务的功能要全而实。2009年以来投入10多亿元建设社区服务中心，106个社区实现600㎡以上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中心按“一校两厅四室”标准，配备60余项服务功能。从前年开始，建设2000㎡左右升级版社区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三是邻里街坊的组织要细而实。从2012年开始，着眼做细网格、做实居民小组，按每300户左右组建了邻里828个、沿街每300米左右建立了街坊208个，并以设一个服务处、配一名专职社工、组一个理事会、建一支服务队、拨一笔经费“五个一”的要求，做实服务群众的最小单元。

(二)做优公共服务践行法治。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为社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重点抓好三个服务：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务。将区街两级72项公共服务事项全部下沉社区，社区设置全科服务窗口，全科社工持证上岗;全面推行党员干部群众事务代理制，让群众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务。二是综合化的执法服务。将城管、建设等9个部门143项执法职能和力量综合起来，沉到街道，落到社区，第一时间更有效地解决群众身边的烦扰事，中央编办现场会组织观摩推广。三是平台化的法治服务。社区健全“一办一委三室”法治服务平台，社区警务室达到国家一级警务室标准，为每个社区聘请一名执业律师每周到社区免费服务。首创的社会矛盾大调解形成品牌，快乐调解俱乐部、周末法庭、少年法学苑等一批社团平台为群众提供法制服务。社区治安安全感(98%)和法治环境满意率(96%)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发率连续八年下降。

(三)做强志愿服务倡导德治。把开展志愿服务作为倡导德治的主抓手。关键靠三方面支撑：一是靠社团支撑。2010年起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兴趣爱好、参与管理三大类社区社团建设，现已有社区社团2214个，志愿服务队伍3200支，注册志愿者15.5万人;开展千家社团服务万户居民活动，开发服务项目600余个，每年服务超20万人次。二是靠典型引领。通过“一榜双评三讲”挖掘宣传身边典型，涌现出“孙爷爷谈心室”“巾帼挽霞”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先进典型。三是靠激励推动。开展公益社团助力计划，每年区财政对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提供2000多万元扶持;出台《志愿者星级评定及嘉许办法》，实行公职人员志愿服务计时制。

(四)做精评议服务促进自治。把组织群众议服务事项、评社区干部、选身边典型作为基层自治的主要内容。具体做到三个有：一是评议有团队。每个社区都组建群众评议团，既组织群众开展议事，又代表群众评价服务。今年以来就组织评议活动600余场次，议定社区民生实事480项、推举身边好人500余人次。二是议事有规章。制订群众评议实施细则，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采取群众点单-邻里议单-干部领单-社区评单-公示晒单“五单”法，每年在社区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1000多个。三是结果有运用。把群众评议结果与社区干部以及下沉人员的绩效考核挂钩，作为评先评优、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群众认可度高的17名社区书记提拔到科级领导岗位。

2016年8月李书记来到我区社区视察指导，循循告诫我们，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落在基层、根基扎在基层。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不仅是李书记的殷切要求，

更是实现社会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带来了三个可喜变化：

一是从“对手”多到“帮手”多。全覆盖的邻里街坊组织增强了群众基础，上千个社区社团成为团结带领群众的纽带。近五年，我们开展群众全程参与的阳光征收，拆迁房屋800多万㎡，动迁居民近2万户、非居5600余家。拆迁量成倍增加，但因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却下降35%。

二是从“被动”多到“主动”多。邻里自理、街坊共治推动“要我做”逐步变成“我要做”。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我区作为全市的主考点，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等测评得分不断提高，名列全省前茅，这主要源自邻里街坊、志愿社团及十万名志愿者主动参与。

三是从“看法”多到“办法”多。通过群众议事把各方的意见转化成解决的方案。最近三年，实施22个老小区1200多幢楼宇综合改造，拆除违建100多万㎡，关停全部24家化工企业、47家印染企业和23家养殖场，没有引发一起群体性不稳定事件。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范文第2篇

记田段村村委会主任李锋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要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美好蓝图和农村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如期实现,就必须创建一个平安和谐的治安环境,我们田段村村委会主任李锋刚为了使我们村的经济腾飞, 治安秩序平安稳定,群众生活安全保障,村容村貌环境优美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人民群众非常满意,其具体做法是：

一. 大力宣传,努力营造平安新农村综合治理的良好氛围

村委会主任李锋刚,结合本村实际,农闲时强壮劳力都以外出务工,家里安全尤为重要,他经常用广播向全体村民大讲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性,不断深入开展平安新农村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了村民全力维护本村平安稳定的思想意识,安全防范工作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二.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形成坚强的保障机制

村委会主任李锋刚,亲自挂帅与镇派出所联系在村上成立了警务室,自己亲任组长,每季度请派出所民警向村民进行一次法制教育,大大提高了村民的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的能力。根据村民居住特点设立了五个治安中心户,选举出在家养殖的有强壮劳力在家的村民户担任治安中心户长,分片包干,责任落实,形成了坚强的治安保障机制。

三.加强村巡逻队伍建设，努力预防和减少不安全隐患

自李锋刚上任以来，为保护全村的平安，对村上的夜间巡逻队伍不断壮大，每天晚上由治安中心户长带领两户村民轮流巡查，对村集体的三个机井和全体村民户的安全进行防控，三年来我村从来未有一户村民丢失车辆或者家庭被盗，集体及村民财产从未受到重大损失。

四.构建“防控”一体化

为了全面推进我村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构建“防控”一体化工作体系上有所突破，村委会主任李锋刚走村串户，登记各户的电话号码，分片相连，实施群防群控，一旦有不安全事故发生，分片全员出动。11月24晚我村村民张选昌家的后墙被盗贼拆开，实施偷猪，他发现后及时拔通了村主任的电话，村主任迅速出击，并联通了东北片的各户，使这户村民的财产免于受损。平时他严密防范社会闲杂人员进入村子，在村子转游的闲杂人员他都要仔细盘问，防范社会上的不法分子闯入村内进行破坏活动。

总之我们田段村的村委会主任李锋刚在保一方平安和治安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各级领导，周边各村全体村民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田段村村民委员会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范文第3篇

一、建设法治社会的主要瓶颈和制约

(一)社会法治思想观念淡薄

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社会的影响，一方面，“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领导干部乐于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习惯于依靠权力发号施令，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干预司法无处不在;另一方面，我国人民“奴役思想”还有残留，民主法治意识淡薄，信访不信法、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

(二)社会治理相关法律制度缺位

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我国的法律内容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完备、制度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有关社会治理方面的公共服务立法、行政组织立法和社会组织立法还相对滞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需要加强和完善。

(三)当前社会治理任务繁重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对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需求快速增长，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突出;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频发，公共安全事件增多。社会治理问题又多又难，对法治社会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建设法治社会的重点和努力方向

(一)科学规划社会治理法律体系

第一，从立法上界定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和规范立法的目的和任务，从源头上保障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能够有法可依。第二，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立法进程，尤其要加大规范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力度，制定社会组织法和社区矫正法、社会稳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第三，健全和完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遵循社会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把握社会民生动态，更新社会治理理念、体制机制、运行方式，健全包括公众参与制度、信息公开与透明制度、社会治理应急处置制度、法律救济与责任追究制度等基本程序制度。

(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第一，加强政府职能体系的法制建设，实现政府职能运行的法治化。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社会组织很好地履行相应职能提供自由空间。第二，进一步推进政社分开。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分开，促进实现社会各类角色的合理分化，放开对社会组织在人事权、财政权等方面的控制，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的主动权，还原社会组织应有的社会地位。第三，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更多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让社会组织发展成为真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激发社会活力。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第一，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护机制，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平台，使各个利益主体的诉求能通过正当合法的渠道进入公共决策过程，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能保障。第二，加强应急管理，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化解消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第三，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第四，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通过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查权，以司法独立促进司法公正，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善的司法保护体系。

(四)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第一，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培养公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社会理念教育，使之树立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第二，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有树立法治权威，才能确保权力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确保权利在法治的保障下行使。第三，确立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公民要尊重法律，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理性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乡市委办公室)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范文第4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一方面需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柔性管理，通过党的群众工作来有效化解矛盾，消弭冲突;另一方面还需要从社会治理的实践出发，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科学看待秩序维护中的社会强制问题。

所谓的社会强制，是指政府职能部门运用强制性手段建立和维护社会基础秩序的过程。从社会和谐的基础出发，利益协调的重点是关照最弱势群体的利益。而我们知道，任何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主体，都不可能轻易让渡利益。而基于党领导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有效性，任何政党的制度化建设都需要强调制度框架内党的社会强制能力。首先，社会强制作为社会治理中化解矛盾，约束权力边界的技术性手段和制度化政策，在法治国家的目标下，本身可以被纳入法治范畴而加以规范。其次，技术本身的精细化和规范化，一方面使得社会强制具有了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社会强制的必然性。在一个精密庞大的管理体系中，技术的强制性要求规制人们的行为，并通过规制保障了人们的自由不受侵害。最后，社会管理创新和基础秩序维护的基础是对信息的有效获取，这个过程本身包含着对人们的行为强制，这种强制的道德基础恰恰是所有人公平地享有不被侵犯的权利。

危机情境下的社会治理我们在工业社会谈论社会和谐，必然绕不开危机情境。工业社会在提供人们极为便捷的交往和获取知识与财富的机会的同时，其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也使得社会可能在转瞬之间失去其全部的秩序基础。中国人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观念，可以保证这个伟大的民族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始终保有生机和活力。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对危机情境的科学认识和把握，也是从根本上避免社会失范和失序的重要领导力量。而我们对危机情境的把握，在实践上还需要有充分的人员、价值、物质、制度和政策的储备。

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社会时发多发的群体性事件凸显了党和政府社会治理的能力要求。社会治理过程不同于日常的管理，更强调发挥党的领导与协调作用、政府的服务与管理作用，市场和社会的理性参与作用。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时，不少学者强调危机管理，其实质在于强调危机控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育相对完备，社会群体本身对传统危机有着相对成熟的应激模式，能够在危机情境下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政府因此避免了承担危机引发的全部压力。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社会认为政府应该对危机的化解与克服负有更多的责任，因此提出危机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在管理理念下，政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倾向于对事件本身的处理，危机应对的基本思路往往是将事态平息，较少考虑人们日常的利益或者价值诉求。危机的突发性和较强的扩散性，要求政府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迅速采取措施将事件控制住，这个决策过程必然带有应急与强制特点。但是现代社会危机成因的复杂性和多元交互特点，决定了我们一方面需要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强制，另一方面基于防范和化解危机的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的要在协调群体利益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通过有效的社会参与，避免危机促发要素的累积。即强制过程本身是保障社会良序和获取社会支持的过程。也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战略。

促生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新体制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带来的管理效能改变和制度调整，对社会整合能力构成了现实威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依靠国家强制来避免社会动荡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从政党科学执政的逻辑出发，显然，这种带有应急强制色彩的管理过程，需要从理念到制度、方法都做出调适。一个时期以来，政府和社会都对压力型维稳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应该说，任何时期，维护社会稳定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也是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但是，仅仅依靠压力型维稳显然是难以实现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因此，实现社会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治理理念上需要转变思维，进而形成制度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机制。一是把维护稳定建构在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尊重多元价值并形成科学价值引导机制上。中国传统的管理体制一直都存有协调的基因，但在具体运行中，通过权力运行遏制可能存在的社会不和谐因素，是有管理体制的必然趋向。二是肯定人们合理合法的利益及其追求利益的过程，并在多元主体中完善协商民主，梳理权力边界，实现利益表达的制度化。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改革开放中，由于制度不完善，存在较为严重的利益分化甚至利益侵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多元利益集团甚至特殊利益集团。这些集团极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要出发，试图左右改革开放的政策，甚至阻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完善利益表达机制，能够在信息相对完备的环境里，进行科学决策，协调各方利益和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三是确立社会稳定的综合指标体系。当前，中央政府维护稳定的原则和目标在科层制度下经过层层加压，会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方式覆盖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分析，这一能力是任何政府和社会组织都期待拥有的。但是也要看到，若非制度完善和组织健全，这种快速传导的将稳定视为根本目标的维稳体系，会直接锲入传统管理框架，形成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政府强制过程。因此，需要在廓清社会稳定的基本内涵和表征的基础上，形成考核稳定发展的综合指标，而非维护稳定的压力指标。

例如，在许多地方将上访人数多少作为考核地方稳定的重要指标。这既否定了人民来信来访作为信息沟通的有效机制，也会造成地方通过人身强制或者花钱买平安来克服上访问题。因此，建构科学的维稳指标，是要从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入手，而非从社会失稳的表象入手。这才是克服急功近利表面光鲜，内里糟糠的必然的行政行为。实际上，

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目标和中国梦思想，其落实过程必然在于凝聚社会力量形成发展共识，进而规避利益侵害，实现利益和谐。这是有利于推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但在实践中，各种不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直接耗蚀了科学发展观落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平台。这一点，尤其需要在执政过程中加以纠正。四是以法治为核心，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稳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当前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能够简单视为权力滥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民主有效发育中难以完全规避的现象。我们知道，撇开事件本身的非法性，近年来中国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超过10万起，而涉诉涉案涉访的各种事件多达200多万起。这些事件很大一部分是公民维权运动，这也是社会发育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组织形式。在正常情况下，社会通过组织化行动，在法治框架内寻求自身权利保障机制，并拥有监督权力的能力。也就是说，人民当家作主，本质上体现着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制度平台和物质保障。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党引导人民在理性和与法治框架内逐步加以克服。

显然，仅就社会强制力而言，它体现着工业社会执政党的基本能力。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强制力是与社会理性和社会民主的实践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民主的前提是对自由的期待和对权威的尊崇，即政党能力必然体现为政党执政中约束自身和社会、推进发展的制度要求，体现为制度被权威执行和模范遵守。就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的要求来看，社会强制的过程必然具有以下道德意向和价值目标：每个人的合理合法的利益都应该得到维护和尊重，每个人实现自身利益和价值的过程都不能够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党和政府控制的公共资源，依系于法律向全体人民公平开放。

社会强制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其所内蕴的善的追求和制度的逻辑是这种力量有效施行的基础。援引康德的一句话：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于社会良序的维护，以及对于公共利益和制度权威的尊崇始终是并行不悖的。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范文第5篇

助推“乡村振兴”

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遵循，奋斗在农村基层一线的大学生村官倍受鼓舞、倍感振奋。近日，无锡市担任村(社区)主职的大学生村官们围绕“村级医疗互助、创新基层治理”等课题在江阴开展了调研活动，并在华西村举行了座谈会进行讨论。

01

优化组织架构

有效整合资源，在原有农业、综治、民兵等条线分工的基础上，创建“综合管理管理站”和“便民服务中心”，形成“一会、一站、一中心”的村委组织架构，全面对接镇政务服务中心和综合执法局，努力实现“一站式”治理和“一门式”服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一会”是村两委班子会议。定期召开例会，负责议事决策、组织学习、制定各项制度等。“一站”是综合管理服务站。统筹负责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理服务、社情民意联络等涉外工作。“一中心”是便民服务中心。主要负责承接受理或办理下放服务类事项和其它为民服务事项等涉内工作，实现“岗位相互兼容，人员相互补位，工作相互协调”。一站一中心相辅相成、互相呼应，网格员由村干部兼任，对上条线各自负责。通过有效的整合资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02

实现全面对接

“一窗口”、“一张网”、“一队伍”、“一中心”，“四个一”概括了徐霞客镇行政管理试点改革的具体做法，璜东村与镇级集成改革实现了全面对接。

徐霞客镇把江阴市级下放的228项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全部标准化、数字化，把原来26个专业窗口整合成14个综合窗口，做到“一窗通办、一章审批”。璜东村便民服务中心则单设1个政务服务窗口，3名工作人员实行ABC轮岗制，确保政务服务窗口不缺岗，村民涉及的医保、低保、计划生育等事项，在村政务服务窗口便可“一站式办结”。同时，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审核、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等49项政务服务事项也延伸到村办理。对接镇村治理一张网。镇一共1025名网格信息员，全面负责收集、处理各自网格内发生的环保、安监、国土等14大类问题。璜东村则实行村组联动，共分6个网格，书记、主任是网格长、6名村干部是网格员、31名村民组长是信息员，实现收集信息、上报问题、快速处理、向上反映的整个流程。对接综合执法一队伍。镇成立镇综合执法局，按网格片区，88名执法队员统一行使城管、环保、安监、文化等13个部门的647项行政执法权，根治了“多头管理、相互推诿”难题。璜东村则实现干部联动，结合过去条线分工，违建处理、安全事故、环境治理等实行书记总抓、主任牵头、网格负责、条线处理，出现问题、协同解决。对接日常管理一中心。镇依托大数据、云平台成立综合管理服务指挥中心，并入了社保、计生等7张专网，整合社保预警、舆情监控等8大监测系统1223个监控点，集中党建、综治等38个领域的相关数据。璜东村则成立综合治理管理服务站，统筹负责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工作。

03

共建共治共享

党的十九大充分关注民生诉求，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这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共建重在广泛性，突出发动村民，让村民出点子

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二字出现逾200次，充分肯定和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璜东村的基层综合治理明确厘清了自治组织和广大群众间的职责定位，加强协作共建，把决策过程变成集中民智的过程，把各项社会建设变成密切干群关系的过程。

2013年10月、2016年11月是两届村委会换届过后的各村民组改选时间，以往都是村委直接提名或指定，这两次都是村干部现场主持，31个村民小组全部无记名投票选举，充分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尊重村民的真实意愿，村委在张榜公布的同时，下发公示到各村民组。在选出新的村民组委会后，村委制定了村民组长绩效考核办法，以前村里估摸着付工资，大村小村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村民组长没有工作积极性。现在村委按照8元/户和

3元/人的标准核定了基础工资，再加上500元基数的考核工资，由全体村干部考核评分，另外还有秸秆禁烧奖、重点工程配合奖等其它报酬，充分调动了村民组的积极性。

在村医务室改建和全村柏油路修补两项工程建设中，村民就给村里出了“金点子”。原村医务室是全镇日均接待病患最多、占地面积最小的，因土地性质、镇区规划等原因一直未解决，村民意见较大。2013年底村里广泛听取意见，得到了比较集中的4个方案，最后在原地翻建多层、购买店面重装、村办公楼后侧新建、原地延伸改造等多个方案中，选择了最后一个方案，从招投标到建成投运仅用了2个多月，既不违反工作原则，又解决了实际困难。2015年，村里决定对全村的柏油路面进行全面修补，修路是个好事情，可如何定价是个问题，按修补面积算，坑坑洼洼，东一个西一个很难计量;按破损数量算，大小不一、深浅不一也很难定价，后来有村民提议按称重计算，村委和施工方都不吃亏，最后双方都很满意。

让村民出点子，共同参与全村的各项社会事业建设，既激发了村民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使全村上下共同参与的氛围更加浓厚。

（二）共治重在长效性，突出依靠村民，让村民挑担子

璜东村始终坚持把共治作为创新基层治理结构、重塑文明乡风秩序、提升民主自治水平的锻造平台，规范引导发挥好村民的参政议政热情以及村民自治组织作用，着力形成“互动共牵、多元参与、共建共治“的良好生态。给村民压“担子”，不是增加负担，是畅通村民深入参与各项社会事业建设的渠道。

2017年6月1日，璜东村在全镇率先通过“村民自愿出一点、村集体扶持一点、社会赞助一点”开展村级医疗互助，村委和村民各出50/人，企业赞助3万元，共筹资17万元，通过“福村宝”专业服务平台，对本村村民按病种公平补助，重点补助大病。至10月底，补助78人次，占总人数的5.5%，补助金额62960元，全体村民医疗保障水平提高了近10%，191个大病病种医疗保障水平提高了近20%，村民拥有了更多获得感。

村庄环境整治中，不少村民对村委在各组浇筑的水泥路宽窄不一、厚薄不等意见很大。针对这一问题，村委确定了费用大部分村委会补贴、小部分村民组自筹的方案，村委按照村小道3米、主道3.5米、40元/平方的标准，验收合格后拨付给村民组，加宽、加厚由村民组自己商定，费用自己筹集，矛盾自己解决。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减轻了村里的财政负担和村干部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有全体村民的参与和监督，使整个建设过程更加阳光、透明。

“凡是村民能做的，都应交由村民去做，让村民做好份内的事”，村党总支书记王斌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

2014年之前，村里建设健身活动场地，土地怎么办、青苗怎么补、费用怎么出、今后怎么管等问题都是村委的事，村干部开展这方面工作的积极性不高。2014年，村委在征求了村民代表意见后，明确了村民组在不违反土地政策前提下拿出荒地、自留地等用作建设健身场地，费用由本组企业家、乡贤赞助或村民组自筹资金，公厕、护栏等外部设施以及健身设施等由村委负责，今后管理由各村民组自己负责。近1500平方米的新住基健身广场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建成，村民组发出倡议，有土地出土地，孔祥度等几户村民无偿提供了自留地;有钱出钱，永鑫包装老板孔维忠出资20多万元;有力出力，村民组长孔建才带病和另外几个热心村民负责整个工程建设;村委负责安装了护栏、修建了公厕，并对上争取了活动器材和音响设备。目前，篮球场、健身场、舞场、村民活动室、公共厕所等一应俱全，活动室设有棋牌室，装有电视机、音响等，场地建成后，村民们茶余饭后又多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目前，璜东村共有新住基、殷家巷等6个村民组通过这种方式建成了自己的健身场所。

璜东村在法治框架下规范村委会履行职责，健全村组共商共治制度体系，发挥村民牵引辅助作用，推动由村“两委“单管到村民组长、组委会、广大村民等多主体共治的转型，充分激发了广大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

（三）共享重在普惠性，突出为了村民，让村民当镜子

“共享”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同被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一切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发展，所谓“共享”，强调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增强人民获得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璜东村统筹用好新农村建设各类资金资源，把政府投入和村级投入尽量用到改善民生上，在资金、项目安排上，优先解决村道硬化、路灯亮化、医疗互助、河道清淤、畜禽养殖关停整治等村民关心关切的共性问题，扎实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休闲健身、污水处理等普惠性基础性民生设施建设，全面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全民共享水平。

以民为镜，可以知得失。村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村民，村民就是村两委各项工作的一面镜子，一切工作的好坏都要从这面镜子来体现。在开展具体工作过程中，村委要求村干部做到“四个必须”：一是必须与村民组碰头，二是必须虚心听取村民意见，三是必需绝大多数同意方可实施，四有无理取闹者的必须维护村民组集体利益。事后，村委每年会开展民主评议活动，对象上以“村民组长、老干部、骨干企业负责人、两代表一委员”四种对象“一个不缺”，党员代表、村民代表随机选不指定，充分体现民意，较好评率及以上评价达100%。同时，利用每年的老干部座谈会、党员冬训大会、村民组长汇报会等形式，将村里已经开展和即将开展的工作进行通报，实地进行参观，开辟评议栏目。一方面对各项重点工作进行开展征求意见活动，建立跟踪反馈机制，另一方面对村民的意见进行认真反思，梳理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了下阶段的工作思路和整改措施。

共建共治共享，让村民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使村民的获得感不断提升。如今，村里反映自身困难的人少了，关心公共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多了;向村委提要求的人少了，提合理化建议的人多了;党员干部的形象越来越好了，村民对村两委的工作越来越支持了。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范文第6篇

作者：严强

摘 要：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改革攻坚阶段的重大战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 是在扬弃旧式现代化之后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让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规定了未来中国式社 会治理的新体系。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创新

在中国近几年的社会科学界，新的理论和潮流不断涌现。新公共管理浪潮之后，治理理论开始流行。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官方话语中，早已出现作为管控、统治意义上 的治理概念，但现在流行的“治理”，则与多元共治、民主、法治等理念联系在一起。这一新的治理理论已经迅速扩展和延伸，并超出了政府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概 念。[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中国梦的真正内容和全新理念，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战略，启动了新一轮 的思想解放运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使中国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构建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思想解放作用

积极赶超现代化是中国近35 年来改革开放、锐意进取的目标之一。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执政党、如何建设新型的执政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 现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追求怎样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何实现?这一直是执政党的顶层思考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思考过未来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一直是老一辈革命家们日 夜思索并致力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文革的浩劫使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努力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在启动实践标准大讨 论、推动思想解放、破除“两个凡是”的保守僵化思维之后，将中国带入改革、开放和赶超现代化的道路。最初10 年，中国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革，在恢复了商品生产、激发了经济活力以后，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执政的共产党做出艰难的决断：在告别无效的计划经济体制以 后，要不要选择以往一直反对并努力消灭的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认为改革不能停，“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 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2]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于是兴起。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改革让中国的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业、工业、国 防、科技以及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现代化步伐逐渐加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现代化建设的赶超延续了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甚至是以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标准作 为评估和衡量的尺度。

但是，经过30 多年高速度的赶超，我们终于发现，始于西方国家、由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启动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其弊端渐渐暴露出来。这种现代化带来的现代性是片面 的、不可持续的，是一种旧式的现代性。“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 价的现代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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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旧式现代化及其导致的旧式现代性不仅阻碍着中国的发展，纵观全球，西方发达国家在面对这种旧式现代化时，同样徘徊不前。世界经济的动荡，美国华尔街 的金融风暴，以及欧洲主要国家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等等事件都和这种片面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以旧式现代化带动的全球化，导致了全球毒 品泛滥、全球环境污染、全球武器买卖、全球恐怖活动种种恶果，问题显然不是出在全球化上，而是出在旧式的现代化上。

整个20 世纪和21 世纪的前10 年，由于人类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旧式现代化进程中对自然的倒行逆施，招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种种迹 象。因而在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 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 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4]

新型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是人民参与推动的现代化，是一种协同治理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在强调器物的现代性、人类消费领域的现代 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新型现代化与旧式现代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维护人民的尊严和幸福、体 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模式。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下，改革和开放获得了新的意义。改革决不仅仅是我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遭受挫折后寻找新的发展模式的一种尝试，也不仅仅是单 纯地解构旧的体制、建构新的体制，改革是中国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增强特色社会主义活力的法宝。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的思想解放， 创新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是公共权力机构实现其政治和社会功能的基本工具，是获得主导性权威的前提。制度决定了技术力量发挥的空 间和可能产生的活力。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制度建设，他主张对于总体社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时可能 还要接触到别的体制问题。”[5]邓小平同志对制度内涵的概括，既涉及结构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程序方面的规定，还涵盖一系列规范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 各领域已进入深水区的改革要强化制度信心，逐步树立结构意识、规范意识、程序意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达到现代化的要求，关键就是要看能否在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中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赋予社会治理全新性质

中国式的社会治理是在社会转型中为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协同改革而逐步提出来的。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结束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执政党中的改革派将经济建设确定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决定了改革、开放一开始的定位是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这和当时最 高领导层首先从经济上来定位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支撑条件越来越多，而且单兵独进的经济体制改革策略也开始暴露出不合理性。民间不时涌出呼唤政治 体制改革的声浪，但令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层更为担忧的则是因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权益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失序所导致的日趋激烈的利益矛盾和冲 突，以及不时危及到国家安定的重大生产事故、恶性交通事故和食品安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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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文化领域不时出现混乱，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所有这些问题，让执政党和政府的上层开始思考中国社会正在分化的事实，需要统筹几大领域的改革、建设与 管理问题。其中，尤为急迫的是社会领域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大领域建设的议题，十七大进一步将四大领域的改革、建设 和管理纳入和谐社会建设的整体之中。

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创新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为适应改革深入发展的要求而提出和实施的一项战略议题。但是，在本世纪初，当 社会治理作为一项广义的和谐社会建设，即国家总体建设布局中的重要任务被提出来的时候，它是以社会管理的面目出现的。社会管理从宽泛的总体社会管理中分化 出来后，与专门的社会领域的社会矛盾预防和处理相关联，并且着眼于保持社会稳定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由此，社会管理一直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而被理解、规 范和设计。

社会管理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最初是被国内大量负面的问题压出来的。2003 年非典型肺炎的突然侵扰，让刚刚开始运行的“胡温体制”感受到中国总体社会不平衡的发展，以及在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中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所潜藏的新型风险和 不安全因素。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等议题被着重提出。同样，从旧式现代化向新型现代化转变的问题也被着重提出来。 2003 年11 月21 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新一届领导通过抗击非典型肺炎这场疾病，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注意协调发展。城乡发 展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如同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一定会跌跤的。其中，“长腿”指的是经济增长，“短腿”指的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6]社会管理作为一项特别受到上层关注的战略议题也是基于对阿拉伯世界不少国家内部**动酿成恶果的思考。多数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实力薄弱， 不少国家失业率持续攀升，通货膨胀严重，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2011年1 月，西亚、北非地区的动荡之火蔓延至埃及，爆发了一系列的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抗议活动，最终导致国家政权发生更迭。这些震惊世界的事件，强化了 中国高层领导维持社会稳定、安全和秩序的愿望。

2011 年是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层密集性地研究、布置加强、改进和创新社会管理之年。2011年2 月19 日至23 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军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云集中央党校，参加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专题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在研讨班上发表 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总要求，“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同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提出要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调查研究，加强政策制定，加强工作部署，加强任务落实，全面提 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7 月，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正式发布，这一纲领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9 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一词之变饱含深刻内涵，体现了理念的飞跃。11 月下旬到12 月初，中央领导同志分四路主持召开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片区会，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总结经验，部署工作。

这种主要从逆向来把握的社会管理，就是政府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带有强制性的治安手段，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表现、特点，寻找和实施处理 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降低社会风险的方式和机制。只要观察一下政府部门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不难发现其主流表现为在依然滞后的行政模式下机械地重复着对社 会的规制控制式的管理，社会管理体系的创新缩小为以强制性权力更积极地干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领域，社会管理体系创新只不过是政治体系运用旧的思 维方式维护社会稳定的意图和行动的另一种表达。[7]

在实际工作中，不少政府部门更习惯于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套理念和做法，简单地把“管理”等同为“管控”，认为管理就是把人管住;甚至认为“管理”就 是“维稳”，加强社会管理就是维护社会稳定，而“维稳”依然习惯于使用行政的“硬”手段，习惯于事先“堵”和事后“灭火”。[8]社会管理的工作职能由各 级党委的政法委负责和统筹，加强社会控制、维护

3 社会稳定的意识非常强烈，倾向很明显。中央政法委的一位领导在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明确指出： “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的70%的城市就业人口，我们把国有企业服务管理员工的经验延伸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真正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承担起服务管 理员工的社会责任，劳动关系就会和谐得多;对4. 57 亿网民、8. 59 亿手机用户，我们在发挥好有关部门依法管理职能作用的同时，把广大网民在净化网络环境中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好全社会共同监督的作用，虚拟社会就会健康 有序发展。”[9]显然，在政法部门看来，社会管理就是对新的社会领域( 如非公有制企业、网络虚拟社会) 的重新管控。有学者把这种路径的社会管理创新称为“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范式”。

作为社会管控的社会管理创新，维权与维稳必然会形成对立，维护权益被视为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对社会稳定的挑战。政府对社会矛盾的态度是能压则压、能 捂则捂，崇尚“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公民权益普遍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冲突只有在被政府认为已经影响社会稳定的时候，才能受到高度重视，从 而陷入“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为此，有学者希望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来纠正压力维稳机制下的刚性稳定，树立科学维稳思维，变被动维稳 为主动创稳。[10]但是，无论是刚性维稳还是柔性维稳，社会管理创新都没有摆脱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管控的路径。正如皮克所言，社会管理也许会形成多 元主体共治的格局，但最终形成的依然只能是国家统合主义体制。[11]

对社会领域的管理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以后，社会管理就会被社会治理所取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架构中，社会管理显然不再局限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也 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对某个领域进行的逆向式的单独管控，而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总体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传统的社会管理将必然转化为新型的社会治 理。

在努力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系统的过程中，社会治理和治理创新获得了全新的内涵。社会治理及其创新首先从正向的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中得到理论与实践的规定性。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就是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以增加社会资本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相应地， 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利益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产生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从逆向的合作共治中得到理论与实 践的规定性。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就是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公民个体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共同创造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问题和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更好地缩小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目标就是要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 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要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必须兼顾两个方面：第一，要确保社会充满活力，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 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第二，要确保社会和谐有序，必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通过增强活力来保证有序，通过有序来保证活力。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定社会治理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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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是一大进步，自觉认识到需要进行治理，并把社会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才是真正的社会治理创新。有学 者提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他们认为，社会转型是指总体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社会 开始整体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从总体社会运行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由恶性运行向中性运行、进而向良性运行转化的过程。从总体社会转型的主体内容 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和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 的阶段，这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不可或缺、至为重要的承上启下的阶段。这一判断是否确切还有待研究，但至少表明，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关键性的环节。[12]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和关键环节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必须有基本的架构。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点在于与总体社会中的其他领域相互关联适应，进行协同式 的制度、体制创新。社会治理创新不能孤立地展开，正像经济发展不能单兵独进一样。社会治理及其创新需要与政治领域的建设和治理、经济领域的建设和治理、文 化领域的建设和治理、生态领域的建设和治理形成系统、整体和协同的机制，在五位一体的建设和治理中推进并实现社会领域的建设和治理，通过社会领域的建设和 治理促进其他领域的建设和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在各个领域制度充分供给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 效的总体社会制度体系。因此，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协调、协同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

第一，在社会治理中，建设、服务、治理三者是有机统一的。在社会建设中进行社会治理，在社会服务中推进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重点在于以社会建设 为基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保障、以促进形成合理的社会权益结构和稳定的社会行为秩序为中心，构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形 成制度、体制和机制、政策的结合。在总的社会体制中，在社会体制的约束和引导下，逐步建立社会领域中具体制度网络、社会领域中具体体制网络、社会领域中具 体机制网络和社会领域中具体政策网络。

第二，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在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前提下，采用系统、综合、合法的方式有序地展开。在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创新社会治理的 关键在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 的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 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在各方面、各 层次的利益诉求。

第三，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是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注重培育社会资本。[13]传统的社会管理和新型的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只重视政府的管控 作用，在社会管理的理念中，虽然也含有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内容，但主动管控的权力必须垄断在政府手中。在社会领域治理的初期，特别是社会组织非常少、功 能尚不健全时，这也许是适合的。但是在公众个

5 体和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不断提升，整个社会治理的背景和面对的条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态势下，这 种由政府单方面进行管控的社会管理就过时了。

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推动政府和社会组织、公众个体的合作，实现协同共治，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 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能够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负责，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 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并优先发展行业协会类、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在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即可。加 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第四，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是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任何总体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不必一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 矛盾和冲突就惊慌失措，甚至把公众和社会组织正当的维权活动也当成带有负面色彩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有些学者在进行危机管理的研究中，也把这类十分正常的公 众维权行为、对政府不作为或错误作为的合法抗争算成突发危机事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推进这项事业需要进行许多尝试，肯定会 遇到许多矛盾和风险。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旧体制留下的矛盾、创建新体制时产生的矛盾、由于治理中缺乏经验引发的矛盾汇集起来，呈现出多种矛 盾交叉、共振、凸现的局面。

社会治理创新要做的工作就是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有问题能反映，有矛盾能化解，合法权益有保障。改革行政 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改革 信访工作制度，推动在网上受理群众信访的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加以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 度。

第五，社会治理创新的立足点是健全立体的公共安全体系。社会领域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于在激发活力，并形成安全、有序的局面。在一个复杂性增加、风险 性变大的“全球风险社会”中，[14]应当将常态的风险防范和非常态的危机治理结合起来。在非常态的突发危机事件的治理中，要特别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强化 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职能，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产业链的监管制度，完善食品药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全面保障食品药品安全。要持 之以恒地注重生产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要关注灾害安全。健全防灾减灾救 灾体制。还要注意治安问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当前实体社会与虚拟社会并存的环 境下，要特别关注网络安全。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的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 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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