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资本工具资本管理论文范文

混合资本工具资本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自2004年6月26日经济资本的概念第一次出现之后，国际银行界以及中国银监会先后开始要求各商业银行重点强化经济资本管理。在经济资本的约束下中国中小银行应当如何发展，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从中小银行的界定入手，对资本管理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总结了中小银行资本管理的现状，深入分析了其在资本管理中现存的问题。最后，从中小商业银行完善经济资本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小银行；经济资本；管理

一、中小银行的界定

中小银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相对于规模庞大、机构众多、从事“综合性”业务的大银行而界定的范畴。这里，我们把中小银行定义为在银行序列中除大银行以外的银行。我国的大银行主要包括“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小”与“大”是一个相对的规模概念，以存款、资产与贷款等绝对规模指标来相对划分。我国现有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0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数十家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本文将这几类商业银行统称为中小商业银行。

二、经济资本与经济资本管理的概念

经济资本是经济意义上的资本。银行根据内部风险度量模型可计算得到在未来一定时期所面临的非预期损失，用来衡量和防御非预期损失的资本即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在数量上是非预期损失的量化，由于非预期损失是银行真正的风险，故在本质上，经济资本的计量也等同于对风险的计量，其资本数额大小基本由银行面临的风险状况决定。因此，经济资本也称为风险资本（Risk Capital）。中国银监会在2005年将其定义为“银行决定持有用来支持其业务发展和抵御风险并为债权人提供‘目标清偿能力’的资本，在数量上与银行承担的非预期损失相对应。”

经济资本管理是指通过计量、分配和评价银行及各分支机构、业务部门和产品等所需的经济资本，对风险资产进行总量控制和组合管理，以实现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的最大化。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交易风险以及操作风险。经济资本管理为这些风险提供了可靠的度量和管理框架，使得资本要求与投资组合所面临的真实风险水平更为一致。它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一种新的风险调整定价机制，确保了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维持和提升；它还使金融机构能将稀缺的资本投入到风险调整回报率最大的业务中去，从而提高了资本的利用效率，实现了金融机构业务组合配置的优化，并能最大化资本的回报率。另外，以经济资本为基础的业绩考核制度，能更为公平和合理地考核金融机构各业务单位或各分支机构的经营业绩，并能最大程度地消除整个公司层面与业务单位层面的目标不一致现象，使整个公司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以经济资本为基础设计薪酬激励制度，能使薪酬高低更好地反映风险/回报权衡关系，从而使得单个管理人员的个人目标与整个组织的目标相协调。

三、我国中小银行资本管理的现状

当前，我国中小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基本还处于非常初级的水平，资本管理的内涵和手段都非常单一和被动，偏重于融资，对于资本成本缺乏计量分析和宏观战略角度的思考，对于资本管理和重构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和业务发展策略之间的联系缺乏统一考虑。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改革逐步深入，中小银行也不断锐意创新、迅猛发展，但同时也暴露许多问题。

（一）资本匮乏，迫切要求业务转型和盈利模式重构

国内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基本趋同，没有显示出战略性的差异化竞争力，整体表现出业务发展不均衡、结构不合理，基本依赖于传统的存贷差业务模式等现象，大多数中小银行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公司金融业务的做大，有贷大贷长贷垄断的傍大户倾向。一些行业和区域的资产集中度非常高，然而，零售银行业务和中间业务占比较低，银行保险、基金托管等新兴业务和资本占用较少的业务基本处于起步状态。大多数中小商业银行的零售存款和贷款占比低于相应总量的10%，使得成本较低和稳定性好的核心存款、优质的住房抵押贷款比例很低，缺乏投资银行、贸易融资、整合性个人和企业理财的高端业务能力，导致中间业务为主的非利差收入贡献在全部收入中的占比基本低于10%，远低于国外先进银行40%的平均水平。这种粗放型运营和扩张模式导致各家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权重和风险资产的占比非常高，是一种高资本消耗、高风险积累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必然导致资本饥渴症，使得银行不得不在资本市场一再融资。面对资本市场和监管当局逐渐加强的约束，中小银行加快业务转型和盈利模式重构日益紧迫。

（二）资本补充与快速发展之间相互匹配不足

由于国内中小银行仍然处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和低资本耗用的业务架构还在探索建立的过程中，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满足8%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对资本尤其是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项下的各项资本的需求处于非常饥渴的状态。同时，商业银行还面临诸多外部条件约束，如国内的资本市场发育还非常不完善、历史原因造成的股权两元分割等重要问题有待解决，市场管制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存在非常大的差别，商业银行融资的自主性非常弱。在此情况下，各家银行关于当前资本管理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尽快和尽可能多地从资本市场获取资本这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对于获取资本不同方式的效率差异比较和成本差异比较均缺乏动力。

（三）资本管理的工具和渠道有限，缺少主动性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初始设计存在不足，存在制度性的缺陷，目前正处于解决历史遗留矛盾和一定意义上整体重建的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在资本管理方面的自主性非常弱，在时间选择、方式选择、金额选择、价格选择等方面都缺少自主性。因此，如何争取监管当局和资本市场的支持，持续地、及时地以较低的融资成本主动性获取资本，并能分析和深入比较各种融资方式的相关限制和优劣利弊，在多种融资方式中进行合理选择和正确组合，以制定与其发展相匹配的再融资计划，是今后中小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中小银行对资本成本重视不足

由于资本的来源广泛，各种来源的资本其成本是不同的，因此，确定和选择合理的和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是资本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是两种重要的融资方式，不论从理论还是实际的角度，对于资本成本而言，股权融资的成本都是远高于债权融资的。一方面，股权融资的成本必须大于股本收益率的下限；另一方面，股权融资还要让渡公司的控制权，股权资本的扩张增加了后续被市场参与者收购兼并的可能性。然而，国内中小银行目前的股本收益率一般处于10%—15%。由于国内宏观经济基本处于通缩环境向通胀环境转折的过渡阶段，长期债权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即使是10年20年的长期债务，一般也不可能超过10%的年利率。随着融资环境的市场化，商业银行通过发行商业银行金融债和高等级次级债等方式进行再融资的自主权逐步提高，如何运用DDM（戈登股利模型）、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模型，实现中小银行的加权资本成本最小化和资本结构的最优化成为重点研究的课题。

四、中小商业银行完善经济资本管理的对策建议

构建适合中小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状况的以经济资本管理为核心的现代商业银行管理模式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要想在短期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是非常困难的。本文通过分析中小银行在经济资本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经济资本管理应用的意识教育

由于我国银行管理系统中的风险管理起步晚、起点低，大多数商业银行还没有运用经济资本来进行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意识，以经济资本管理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文化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另外，现有商业银行的管理更加关注的是表内贷款项目的管理，还没有覆盖到其全部的风险项目。目前，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多数只局限于自身的风险管理，而与财务、以及资产风险的管理的衔接还存在较大的空挡。当前，国内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关注于风险资产经济资本的定量计算，而在资源配置和预算管理上的能力较弱，商业银行对风险资产和风险回报的约束机制还未能达到有效标准。

（二）分析资本构成，加强资本总量和结构管理

国内中小商业银行必需加强资本总量和结构管理，要将资本“输血机制”与“造血机制”有机结合，既要通过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等外源融资方式补充资本需求，又要通过提高自身盈利能力以推进内源性资本补充方式的完善。单纯从融资成本的角度（市盈率或市净率）比较，债券融资和混合性融资方式（可转债）需要进行利息偿付，会增加经营成本，尤其是财务费用，但由于可以税前扣除，增加的费用会低于利息的名义值，其好处在于不会即期摊薄净资产收益率。而股权融资方式除了软性的股息支付压力外，不会产生利息方式财务费用的硬性压力，但会摊薄进资产收益率，并让渡了部分公司控制权，对现有股东的控制权产生了稀释，从中长期看有较大的影响。

（三）建立基于经济资本管理的绩效考核体系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体系基本上均是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综合考评体系。这种考核体系虽然有一定的优点，但是，这种事后考核机制并不能完全消除中小银行粗放型扩张的冲动，由于它不是刚性的资本约束，又因为目前经济增加值考评办法与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资本的要求之间存在着资产分类不一致、资本比例要求不一致的差异问题。而经济资本管理的绩效考核体系是保证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改变发展模式，提升发展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和优化资产结构

在最大限度融资的同时，中小商业银行还应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以实现融资和资本使用的有序平衡，为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奠定好基础。一般，商业银行的融资活动一定意义上是被动的，是为了满足监管政策约束下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而不得不为之，否则将失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而中小银行对现有的业务构成和资产结构进行调整则是相对主动的，构建较好的资本使用机制又有助于资本循环的优化和未来后续资本的融入，其核心是通过推进经济资本考核管理来加强资本约束、提升资本效率。

（五）资本管理必须与战略思维相联系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正面临大变革，中小商业银行必须抛弃思维惯性，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绩效观，扬弃发展历程中曾起到重要作用的追随战略和模仿战略，在更宽的视野下寻找发展新动力。为了应对挑战，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必须谋定而后动，通过确立外部战略聚焦和相应资本管理战略的配合，推进自身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奠定中长期发展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1] 陈小宪.风险资本市值——中国商业银行实现飞跃的核心问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 约瑟夫辛基.商业银行财务管理[M].潘功胜，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 彭茂吾，等.西方银行资本管理——银行内部最佳资本配置方法[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

[4] 商业银行持续发展中的资本管理问题[R].浦发银行发展研究部2004年研究报告.

[5] 吴艳艳.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应用——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J].金融与经济，2010，（6）.

[6] 杨继光，刘海龙.商业银行组合信用风险经济资本测度方法研究[J].金融研究，2009，（4）.

[7] 杨继光，刘海龙，许友传.基于GCRM模型的性用经济资本测度和贷款定价研究[J].统计研究，2010，（7）.

[责任编辑 柯 黎]

混合资本工具资本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为了回应管理学界关于管理实质与职能的争论，本文陈述了我们对管理定义以及管理职能的基本意见。我们认为，根据逻辑简单性原则，管理应定义为“是人们为了有效地实现预期的目标，对于相关资源进行的调配与控制的过程”。管理职能包括“策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四种。同时，对于争议的问题也陈述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管理的实质；管理的职能；逻辑简单性

一、问题的提出

管理是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一项活动，是为了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条件。特别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群体组织的出现，管理工作逐渐演变为一项独立的活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管理活动与人类社会的产生应当是同步的，也就是说从有人类历史活动开始，就有管理活动。在人类的历史文化之中，有关管理活动的记载和论述也是文化内容中的重中之重。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看成是社会管理思想。小到个人生活的管理，大到家庭、企业、组织、国家乃至天下的治理，都是管理所研究的范围。管理学应当是研究管理活动的本质特征、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有关方法的科学，是人类管理经验的总结的基础上人类对管理活动的认识成果。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科学也会不断地发展。所以出现不同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思想主张、不同的原则方法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从管理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人们普遍认为管理科学的正式产生应当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算起，即从泰罗《科学管理原理》（1911）的问世算起，为此，泰罗也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这种尊称的获得与人们对科学的见解有关，即认为科学必须是通过严格的实验所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也是科学界所认可的。不过一门科学的产生往往不是个体现象，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所出现的普遍现象的反映。在泰罗时代，与其同时或稍前稍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许多管理学家，如（法）亨利·法约尔、（德）马克思·韦伯、（英）林德尔·厄威克、（美）切斯特·Z·巴纳德等，他们都对管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后，随着人类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迅速发展，管理科学也与其他科学一起迅速发展，并成为当代科学群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突出地表现为各种管理理论的不断涌现，就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情况来看，除科学管理理论之外，又相继出现了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质量管理理论等不同的派别。这些理论的提出，无疑极大地丰富了管理科学的内容，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管理学界，人们在引进和消化国外管理思想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1997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管理学原理》指出，学术界存在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1）忽视理性的重要作用而过分注重经验；（2）任凭经验简单积累，对离散型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理论混乱局面，理论工作者一直无力进行成功的梳理；（3）随意使用“新潮”词汇；（4）管理理论越来越偏离管理实践的需要；（5）非理性的人本主义潮流利用了人们的情绪，而渐渐将管理引入一种新的神秘主义境地；（6）强调了企业的外环境而忽略了企业的内环境，将企业的命运之宝押在体制等方面，在实际的效果上形成了又一次淡化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强调环境影响的“工具论”的回潮；（7）几乎所有管理理论工作者都注意到了一个事实，管理理论的主干思路在近几十年里几乎没有多大的进展。从“古典科学管理学派”到“行为科学学派”、“现代管理科学学派”，再到“综合的现代管理学派”，主干思路似乎已经发展到了尽头。之后出现的许多自称学派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仅仅是一些枝节观点，根本称不上是一种理论学派。最起码的是无法与前面的这样一些理论学派相提并论。我们认为，以上问题确实存在。但从学术发展的过程来看，也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问题是面对这些现象，学术界应当采取什么方法予以解决？有人指出这些问题的存在，这是一种积极的推进科学发展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应当引起学界同仁的思考和讨论，共同探讨和厘清管理科学的基本概念，对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进行重新整合，以期使管理科学的理论概括更精辟、更深刻、更简明、更系统、更有说服力。这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着这一原则，我们试图从管理的实质问题入手，对有些观点进行一下整合，抛砖引玉，贡献些绵薄之力。

二、管理的实质

科学研究中为了准确地揭示所研究的对象的实质，经常使用定义的方式对其核心概念加以界定，用以表达对象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其他概念的逻辑关系。因此，不同的定义往往反映着立论者对于对象的不同看法或不同的理论假设。所以，厘清概念的工作不是无聊的消遣，而是“正名”，是认真的理论思考。特别在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论观点的争论时，每一种理论都不是无稽之谈，都有它的道理和依据。因此，理论的整合就要求我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根据逻辑简单性的原则加以概括。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有关管理的定义可以看出，人们对管理本质的看法是各式各样的。比如：MP·福莱特（1942）认为，管理是“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的艺术”。其基本观点是将管理界定为“完成工作的艺术”，并强调了“通过其他人”这一特征。这个定义的问题是排除了自我管理，即将自我管理没有包括在内。同时，也没有考虑到单个人所进行的管理活动，如家务管理、饲养管理等对于非人的物的管理。P·罗宾斯和M·库尔塔（1996）认为，“管理这一术语指的是和其他人一起并且通过其他人来切实有效完成活动的过程”。他们强调的是“活动过程”，并突出了“和其他人一起”这一特点。同时，强调了“切实有效”的要求。“活动过程”的看法，无疑是可取的，但如果不和其他人在一起难道就不存在管理了吗？切实有效固然重要，但那些效率不高的管理活动，也不能被排除在管理之外。S·路易斯、H·古德曼和M·范特（1998）认为，“管理被定义为切实有效支配和协调资源，并努力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这也是“过程”论，但他们强调的重点是“支配合协调资源”与“达到组织目标”这两个特征。我们觉得这一表述是比较精确的。还有R·普伦斯特和F·阿特纳（1997）认为，管理者是“对资源的使用进行分配和监督的人员”，而管理则被定义为：“一个或多个管理者单独和（或）集体通过行使相关职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和控制）和利用各种资源（信息、原材料、货币和人员）来制定并达到目标的活动”。这一定义更为详细，突出了“行使相关职能”这一特征。以上定义反映了国外学者对于管理本质认识的变化和不断深入。我国学者在吸收和消化国外学者观点的同时，在他们所编著的教材中，也提出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定义。例如：杨文士和张雁（1994）主编的管理学教材中认为，管理是“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指导与领导、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使别人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徐国华（1998）等编著的教材中认为，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喻晓航、齐善鸿（1997）编著的教材认为，“管理是为了有效地实现某项活动的最佳的目标而进行的包含计划、组织和控制等职能的综合性的活动”。这个定义符合逻辑简单性原则。周三多教授（2000）等在总结国内外相关定义的基础上，为管理提出的定义是：“管理是指组织中的如下活动或过程：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资源，以实现单独的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该定义详细地罗列了管理的职能，并且是目前我国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但在他编著的《管理学—原理与方法》一书中，又有不同的表述，认为“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这个定义强调了协调活动，也具有逻辑简单性。

综观上述有关管理定义的各种论述，说明管理学界在不断地寻求对管理的本质的最简要的科学的表述。面对以上有关管理实质的不同陈述，我们能不能综合各家之长，求得一个相对简要且能深刻揭示管理的本质特征的定义。这里我们冒昧地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讨论。我们认为，从以上学者的论述中，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管理是一种过程；又认为管理是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还认为管理与对于相关资源的调配有关；同时管理有许多职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决策、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另外，在这些不同的职能中，有没有共同的本质或最为核心的职能。我们认为，决策、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五大职能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决策、计划、组织和领导只不过是实现控制的不同方面而已。因此，我们可以简要地将管理的定义表述为：“管理是人们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对于相关资源进行调配与控制的过程。”这个定义避免了关于人数是单数还是复数的争议，也消除了有效和最佳的要求。关于职能种类的问题，我们想作进一步的辨析。

三、新定义的特点及管理职能的辨析

为了教学的需要，我们在自己的课堂上不得不对管理的定义和职能方面的争论，进行认真地思考和辨析。我们认为，将管理定义为“是人们为了实现预期目标，对于相关资源进行调配与控制的过程”。甚至再简单一些，将“调配与控制”简化为“调控”，也是可取的。因为在这个新的定义中包含着下述特点：首先，它汲取了“过程论”的观点，虽然没有出现“活动”二字，但是，只要一讲到“调配与控制”或者“调控”，人们就会知道这是一种活动过程。其次，定义突出了“调控”的实质，因为“调配与控制”正是所有管理活动的最本质的特征。特别是从上个世纪中期，随着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提出和成功应用，使人们耳目一新。许多管理学家也重视了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来阐述管理学的问题，例如将企业看作是多因素的、多层的、多功能的、动态的、开放型的社会技术系统。而控制论又和有目的活动有关，控制就是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所进行的调节与选择的活动过程。此外，我们强调“实现预期目标”，是为了突出一般的管理活动。如果强调科学管理，可以增加“有效地”这一副词，所以“有效地”三个字可有可无。但是，管理的目标问题非常重要，它是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是不能省略的。另外，定义用相关资源概括了管理的对象。其中包括有人、财、物、信息、时间等。总之，在新定义中大体包含了管理活动的所有要素：管理者是“人们”；管理目标是“预期目标”；管理对象是“相关资源”；管理职能是“调配与控制”或“调控”。这个定义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周详性和逻辑简单性。

当然，定义只能揭示事物的本质的特征，有一些特性是定义所不能涵盖的。例如，管理的手段（工具）和有些职能，在我们的定义中没有反映，更重要的是没有必要出现。在讲到管理的实质问题时，有的学者非常重视，甚至以罗列职能的方法来定义管理。我们也赞成将管理的职能特征作为最重要的“种差”。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合乎“属加种差”的逻辑规范的科学定义。但是，从管理学的历史上看，人们对于管理职能看法一直存在着分歧，最常见的有三职能、四职能、五职能和七职能之说。那么，究竟哪一种提法比较合适，这也是有必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目前管理学界关于管理职能的分歧，突出地表现在对其种类的划分上。从管理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法国著名的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最早提出了企业基本活动和管理的五种职能。基本活动包括：技术、商务、财务、安全、会计和管理。而管理的职能主要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是长期以来为多数人所认同的划分方式。不过几乎在同时，英国著名的管理学家林德尔·厄威克则认为，管理有三大职能，即计划、组织和控制。他又提出了与其相对的三项原则，即预测、协调和指挥，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与完善。我们认为，厄威克的看法是非常精辟和深刻的，他不仅抓住了管理的最重要的职能，而且揭示了管理职能与其相关活动的关系。后来大多数教材将管理的职能压缩为四种：即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从上世纪中期，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将管理视为“决策”以来，人们纷纷将决策从计划中提取出来，作为一项独立的职能。这样在四职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决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到，信息和创新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所以人们又将信息的获取与创新作为管理的新的职能。这种与时俱进的努力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由此而来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概念上的重复、交叉和逻辑上的混乱。例如，当人们将计划作为管理的首要职能时，并没有忽视决策的作用。因为决策与计划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决策是形成计划的前提，它与厄威克讲的“预测”相类似。计划是决策的逻辑结果，所以不提决策并不意味着排除决策，只不过是隐含着决策而已。如果将计划和决策都作为管理的职能，难免有重复的嫌疑。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新的概念来概括两者，即“策划”，这样也许比较妥当些。也有些学者将人员配备、指导、指挥、激励等作为管理的职能。但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人员配备是组织活动的重要内容；指导、指挥和激励是领导的主要作用。如果将它们与组织和领导并列作为管理的职能，显然是一种重复，因此可以完全省去。

信息获取是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作为一项单独的管理职能提出。关于创新的问题，有的学者将其作为管理的重要职能，并认为这也算是一种管理理论的创新。但是，当我们仔细翻阅有关管理创新的内容时，觉得它们完全可以放到组织变革之中去。因为，所谓任务创新、制度创新、结构创新、技术创新等均属于组织变革的问题。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喻晓航在其《管理学原理》中，统计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国外十三种管理学著作关于管理职能的划分。其中组织、计划和控制为多数学者所认可。指挥、激励、人事、沟通等，所涉及者均在三至五种以上，如果将这几种职能归纳在领导之中，其统计数也在十种以上。这远远地超过了对其他职能的认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值得强调的管理职能理应概括为“策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四种。根据逻辑简单性原则，也不需要再增加其他项目。至于这些项目之下的细目问题，尚可以进一步商讨。在知识激增的情况下，在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的时代，从逻辑简单性原则出发，对相关的概念和原理、原则进行整理和综合是很有必要的。它对于形成管理科学的范式以及该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会有所帮助。最后大家看到，这里我们对于管理职能整合的结果和以往大多数管理学的教科书的四职能归纳几乎没有区别。唯一的变化是将“计划”改成了“策划”。其实不做这样的变化也没有关系，因为计划中包含着决策。这种螺旋式的回复现象，是否可取？或者这种回复是否意味着大家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达成新的共识？这些问题有待于学界学者的思考和讨论。

参考文献：

[1]喻晓航，齐善鸿.管理学原理[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1-3.

[2]周三多.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4，183-184.

[3]周三多，等.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

作者简介：高彩霞（1964-），女，南京师范大学人事处，210046。

混合资本工具资本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我国金融市场运行中存在扭曲现象，实体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随着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从根本上改变着实体经济的生存发展环境，处于弱势地位的实体经济部门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冲击与压力难以预测。现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存在着偏离实体经济发展、资金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等问题，“普惠金融”理念并未真正植入利率市场化改革，实体经济弱势群体遭受挤压。突破实体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是遵循市场价值的基本规律，积极化解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的负向效应，提升实体经济应对利率市场化的主动性。

关键字：利率市场化；实体经济；金融改革；金融市场；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是经济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是金融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社会对金融的基本要求。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必将从根本上改变金融生态环境。但现行经济体制内的利率市场化表现形式与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市场价格机制扭曲和资源配置无效的情形普遍存在。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窗口期，处理好增强金融体系安全性、稳健性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关系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及为“扩内需、稳增长”提供改革动力的重要方面。文章从现阶段金融市场运作中的扭曲现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发出，探寻问题根源，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处理的策略要点。总体而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根本还是要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遵循市场价值的基本规律，从金融市场改革与实体经济转型两方面着手，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当前金融市场运行中存在扭曲现象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金融市场扭曲现象仍然存在：一是宏观经济中广义的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失调，金融体系扭曲；二是金融市场中微观主体行为扭曲，既表现在各类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上，也表现在实体经济融资行为上。

（一）M2与GDP比值扭曲

总量上，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2014年一季度末，广义货币（M2）余额116.07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82万亿元，同比增长7.4%，M2为GDP的9.05倍，信贷增长倍数效应突出。增量上，两项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一季度末，广义货币（M2）比2013年年末低1.5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比上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但就经验数据的横向比较M2与GDP比值较高[1]。依据货币创造的基本理论，在整个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下，两项指标的高比例与间接融资对经济体系风险溢价的体现紧密相关。

（二）金融业务结构扭曲

当前金融创新多是为逃避包括风险拨备、保险资本约束、信贷指引等金融监管而生，实质上对社会经济金融结构调整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正向效应少。尤其是金融理财产品显著的刚性兑付特征，为投资机构和社会公众追求短期高利润提供金融工具。截止2013年末，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管理资产规模均突破10万亿元，证券公司管理受托资金规模达5.2万亿元[2]。社会资金“脱实向虚”并未给予实体经济以有力的金融支持，反而对资本市场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偏离全社会经济改革的基本轨道。

（三）实体经济融资结构扭曲

宏观层面上，社会融资总量保持上升，金融支持力度不足。2014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5.60万亿元，其中3月份当月社会融资规模为2.07万亿元，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并不显著，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3.01万亿元，同比多增2592亿元，增速同比低0.2个百分点，环比低0.3个百分点[3]。微观层面上，影子银行规模日益膨胀，实体经济负债率高。截至2013年末，我国广义影子银行体系规模约为27万亿元，约合4.4万亿美元，占银行业全部资产的比重约19%[4]。根据标普数据，2013年末，非金融类公司的债务总额12万亿美元，为GDP的120%，超过经合组织国家90%的阈值，实体经济杠杆率上升[5]。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实体经济利润下滑背景下，资金成本高于投资回报率，部分实体经济部门的利润根本无法覆盖刚性利息费用支出。

二、实体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

实体经济以物质生产部门为基础，通过生产增加人类使用价值、效用和福利的产品或为其服务，由成本和技术支撑定价[6]。资本要素作为实体经济生产发展所依赖的重要投入，直接受到利率传导机制的作用。在利率市场化初期，货币存量总体充足的情况下，持续走高的利率对实体经济产生多重负面影响。

（一）实体经济发展态势疲弱

面对“钱荒”压力持续存在、市场流动性不断趋紧的事实，货币当局一直维持货币政策“偏紧”的基调。在资产泡沫和高通胀率的双重挤压之下，“去杠杆化”效应使实体经济部门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收缩，货币乘数大幅走低，市场流动性下降导致投资信心不足，资本溢价风险放大导致借贷能力下降，最终诱发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下滑。

1. 经济增速持续显著下行。除了一些产能过剩、能耗以及污染比较大的原材料工业淘汰退出等结构性调整的原因，本轮经济增长反复下落、反复微刺激，以利率市场化为代表的金融改革虽在酝酿，但却始终无法激发实体经济活力，汇率高估造成工业企业疲弱，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2014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82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增速比上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7]。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也是国内经济深层次矛盾凸显和增长速度换挡期的客观反映。

2. 实体经济投资能力减弱。在成本增加、产能过剩、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实体经济产业遭遇投资瓶颈，内卷化特征凸显。随着资金不断转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实体经济投资意愿减弱，投资接续能力偏弱，短暂的企业投机行为不断上演。据统计，2013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回落14.4个百分点，2014年一季度仅维持在12.6%低水平；工业投资延续增速回落的态势，一季度工业增速同比增长8.7%，同比回落0.8个百分点。此外，出口形势持续疲弱，一季度我国出口商品总值同比下降3.4%[8]。

（二）实体经济社会融资成本高企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性推进和直接融资渠道的开拓，货币供应量增速与GDP和CPI增速之和的差距均应逐步减小，但短期内实体经济微观主体的资金面紧张。在经济增长放缓、风险偏好下降的情况下，持续走高的利率水平推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降低实体经济的现金流和投资能力。一方面，商业银行借贷成本有增无减。调查显示，2014年一季度向银行借款的小微工业企业中，银行平均借款年利息及费用率为8.3%，高于现行银行一年期贷款年利率2.1个百分点[9]。另一方面，民间的高利贷融资现象普遍。外循环性民间资金对自由利率具有不完全性和逐利性，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民间借款平均月利息为2.2%，相当于年利率26.4%[9]。受到市场利率中枢上升的影响，民间借贷成本随资金面的紧张度正向上攀升。

（三）实体经济债务风险压力加大

受到经济下行压力与利率市场化压力的交叠影响，借款方杠杆率上升，资产价格面临实质性的上涨，诱导生息资产向高收益率贷款倾斜的冲动，可能恶化债务主体的资产质量，导致金融机构主体资产质量承压，加速经济与金融去杠杆化。

1. 非金融债务总额居高。我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比率已经远超90%的国际警戒线；截至2013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公司的债务总额共有12万亿美元，为GDP的120%；2014年又将迎来企业偿债高峰期，预计非金融企业持债规模将为13.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3.7万亿美元[10]。

2. 企业债派息风险集中。2014年全年共有1706只企业债（含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将产生派息或兑付现金流，现金流合计2770.7261亿元，其中派息现金流1796.3861亿元，占比64.83%，兑付现金流974.34亿元，占比35.17，企业现金流以派息为主，企业“去杠杆”风险相对集中[10]。

3. 企业偿债压力加大。依据“债务—通缩”理论，国内经济中枢下行过程中暗藏的通缩风险对实体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偿债能力下降，债务违约事件频发。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6461亿元，较年初增加541亿元，不良贷款率1.04%，较年初上升0.04个百分点[11]。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偏离实体经济发展

遵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线，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最根本的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金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但实际改革成效并未如预期一样明显提升国内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现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多少存在脱离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轨道，金融市场中仍普遍存在资金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等问题，“普惠金融”理念并未真正植入利率市场化改革，实体经济弱势群体遭受挤压。中国的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二者之间缺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较重的经济负担[12]。

（一）市场定价偏离实体经济承受能力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国内金融改革带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和制度变迁色彩。利率市场化改革历经自上而下的实质性推进之后，大量资金从正规金融体系流出，全面推高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内生于经济发展之中的实体经济部门对利率较为敏感，高贷款利率将使其经营难以为继，相对于房地产业和政府融资平台投资项目，利率市场化失灵反而增加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使用成本。此外，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进一步扭曲利息率与股息率的平衡关系，对相关股价施加下行压力，进而影响企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加剧融资结构失衡，产生挤出效应，引发产业空心化。

（二）信贷扩张偏离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部门很难获得可用资金

现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并未真正提升信贷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用，反而拉长资金投放链条。以银行同业业务非标资产膨胀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多渠道迅速扩张，加大货币信贷扩张压力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与水平并未实现跨越式提升，究其根源还是在于资金定价双轨制。虽然影子银行摒弃传统银行的风险定价方式，基于市场供求关系以供需两端的差价进行资金定价，但本质上仍是以供求两端的资金价差为基本利润来源。影子银行以少量资金高杠杆运作大量社会投机资金，拉大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基准利率距离，在资金供求失衡的市场环境中，实体经济部门承担着巨大的资金周转风险与成本却很难获得可用资金。

（三）金融创新偏离实体经济发展，推高实体经济部门的社会融资成本

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服务者顺时推出市场、机构、产品、工具等系列金融创新活动，但各类金融创新并未从实体经济最迫切、最根本的需求出发，服务能力有限。从根源上看，当前的市场化金融创新多以规避监管为目标，以体系内资金的自我循环为表现形式，拓展盈利空间，与实体经济发展之根本偏离甚远。最为典型的就是网络经济催生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以高于一般银行存款利率募集社会闲散资金，将银行一般性存款转化为同业存款，分流银行存款，挤压银行利差收入，一定程度上制造了金融资金空转，间接推高实体经济部门的社会融资成本。

（四）风险隔离偏离实体经济安全区

利率市场化初期阶段，市场的不稳定性加剧利率的频繁变动，市场新形势催生的大量金融创新活动多是以盈利为目的，争取的资金归集，参与同业市场竞争，却缺少相应的风险控防措施，改革中的不确定性极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风险的传导呈现出全球性和全局性特征，利率市场化和市场国际化的同步提升催生金融市场创新活动，加重对全球金融市场的依赖，同样也加剧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的传递，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凸显。另一方面，相对于利率不敏感部门，实体经济部门偿债资金不稳定，债务风险不可控，为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的损失，资金供给主体提出相应的风险补偿要求，利率市场化客观上推升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增加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与潜在债务风险。

四、实体经济生存发展的市场策略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从根本上改变着实体经济的生存发展环境。面对原本生产环境与要素优势的逆转，处于相对弱势的实体经济如何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利率市场化如何为实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是事关金融改革全局的重要课题。突破实体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是遵循市场价值的基本规律，积极化解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的负向效应，提升实体经济应对利率市场化的主动性。

（一）金融改革保驾实体经济转型发展

1. 实施差异金融支持政策。立足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现状，实施差异化的金融支持政策是保障利率改革平稳过渡、稳定金融市场秩序的关键。第一，设缓冲带，差异管理。渐进式推进已成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基调，平稳的市场过渡需要建立改革缓冲区与缓冲期。适当取消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经济发展相对成熟地区的信贷规模控制，将信贷资源配置交由市场，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定价与流动性市场化约束的作用。第二，盘活存量，稳定利率。遵循资金运动规律的结构性原则，根据实体经济长短资金需求差异，科学核定各融资主体的资金需求量，在合理的资金结构基础上盘活存量资金，改变市场上存在低效配置问题。实质上，盘活存量资金也就是去杠杆化，关键是要确保利率市场化调节与流动性管理中的稳定性，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可获得性。第三，统筹规划，定向支持。整体而言，利率市场化改革应考虑实体经济的可接受能力，紧密契合实体经济部门实际需求加大金融工具和服务手段的创新。针对国家政策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生态产业、科技文化产业等重点领域，金融服务机构应尽力提供“一户一策”的特色金融服务方案，切实提升金融服务水平，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2. 缓释实体经济债务风险。经济增速和实体经济债务水平不匹配是多数地方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强化市场约束，整合金融资源优势有效“去杠杆”，着力转化实体经济债务模式，平衡经济增速放缓与不断增长的实体经济债务规模，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防范行业性、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第一，重塑供给机制，强化企业资金补充。重塑高效的资金供给机制，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金投资效率，解决改革中实体经济资本形成效率恶化与债务率急速上升等问题。建立市场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调整实体经济部门资产负债表，以外部资金补助激发实体经济内部发展动力，帮助企业恢复健康的资产负债水平。第二，强化市场思维，转化企业债务模式。深入分析企业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原因，以市场思维运作方式转化企业债务模式，或以注资方式盘活闲置资源，或以股权融资替代债务融资降低融资成本，或以并购和重组加强市值管理，帮扶企业摆脱债务困境。第三，拓展融资渠道，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严格银行信贷规模投向管理，加大民间资金流向监测力度，逐步剥离政府融资平台功能，抑制房地产项目膨胀。此外，重构资本市场顶层规划，以资本市场作为纽带强化社会资本对实体经济的牵动力，以市场化方式配置资源，提高产业资本的形成效率。

3. 锁定市场创新金融服务。紧密契合实体经济金融发展需求，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金融创新是助力实体经济部门降本增效，打破应对利率市场化能力短板的重要策略。第一，锁定实体经济目标客户。在利率市场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利润空间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但并不是要将实体经济一概拒之门外，而是要锁定实体经济目标客户，重点支持战略转型升级、绿色经济产业、文化产业等，以实体经济金融需求为导向，创新产品研发，突出“特色经营”的市场定位。第二，开拓网络银行服务模式。在夯实标准化有形金融模式的基础上，开拓网络化金融服务新形式。联合大型网络企业或第三方支付融资体系搭建实体经济互联网融资平台，做强电子银行服务渠道，开展核心企业上下游小企业批量信贷活动，降低小企业群体融资成本，提高小企业信贷可获得率。第三，寻求风险与盈利的平衡点。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完全放开，高额的借贷成本需要高额的利润水平覆盖，实体经济当前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金融资本的支持，更需要快速有效的将金融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创造利润，所以金融机构要契合企业转型升级策略，整合金融产品功能，给予实体经济更多经营管理指引和帮助，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拓展押品增值空间，降低企业违约风险概率，寻求风险—盈利平衡点。

（二）实体经济适应金融改革谋生求变

1. 打破惯性思维谋求转型。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有针对性的刺激政策下，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投资环境相对宽松，但粗放式生产经营模式下的内部矛盾不断深化，实体经济需要打破惯性经营思路，谋求转型发展。一方面，转变传统经营模式加快转型升级。突破以规模与速度为主要目标的惯性思维定势，摒弃以铺摊子与抢市场为主要手段的业务营销模式，以市场需求与消费市场为转型升级新动向，不断提升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判断力与应对力，创新可复制、可持续的经营模式。另一方面，调整生产要素投入推进提质增效。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生产要素软化特征突出并逐步成为引领经济的新引擎。结合地区经济特点，通过“软”生产要素对“硬”生产要素的替代，加大实体经济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改造、优化、升级，助其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转向国家政策支持产业，谋求生产要素集聚效应带来的增值效应。

2. 维护竞争关系谋求共赢。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加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度融合，行业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面，改变着实体经济的竞合格局；摆正市场姿态，以开放兼容的心态寻求合作共赢是实体经济主体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应对之策。一方面，谋求上层企业支持。处于产业链低端或狭小市场中的小企业对资金的渴望度与利率敏感度高，信贷融资可获得性低，如寻求核心企业、上游企业、市场管理方有条件的担保或资助可以快速获得资金支持、打通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寻求同型企业互助。处于同一产业链条上的众多同型小企业是标准的竞合关系，以“互督互促”方式将风险置于可控范围之内，联合一定数量的同一地区、同一市场的小企业协作，通过联保联贷的模式寻求银行信贷支持是可选路径之一。

3. 加强精益管理谋求增效。在全面放开利率管制的改革中，货币市场中融资利率传导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利率和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相背离，融资成本普遍逆势上涨。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企业需要加强企业内部精益管理，压缩成本和费用支出，利用有限的资金抓好转型升级工作。一方面，以价值管理引导营销创新，实现增盈创效。充分利用新媒体数字信息技术，创新多任务委托代理营销模式，以价值链为纽带开展第三方外包式综合性营销活动，优化内部资金的分配结构，增强内部管理与业务营销的正向价值创造效应。另一方面，以成本管理调整融资结构，实现节支降耗。合理规划企业的资金来源与运用，转变对传统银行间接融资的长期依赖性，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拓展社会融资渠道，提高资金可获得性；同时，有效控制生产支出、营销费用与其他开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金融工程，保证实体经济部门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谋得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选择，既需要金融改革的政策支持与保障，也需要实体经济主动应变有所作为，正确处理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实体经济企稳回转的关系是稳步落实国家深化经济改革长期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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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蒲 哲.央行发布2014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互联网金融规模近10万亿[EB/OL].http：//hb.people.com.cn/n/2014/0430/c194063-21110264-2.html.

[3]如何看待社会融资“一升一降”[EB/OL].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gjj/2014-04-18/content_11609099.html.

[4]吴晓灵.影子银行规模超GDP四成刚性兑付严重[EB/OL].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4-05-14/content_116988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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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jckb.xinhuanet.com/opinion/2014-05/16/content_504903.html.

[6]毛克贞，王超.金融危机过后的反思——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实体经济[J].经济研究导刊.2011（10）：190-192.

[7]专家：一季度GDP增速好于预期 但房产持续走低[EB/OL].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585，20140416377013573.html.

[8]张棉棉.一季度工业态势解读：需求投资和出口待提振[EB/OL].http：//economy.southcn.com/e/2014-04/24/content_98270124.html.

[9]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偏高[EB/OL].http：//news.hexun.com/2014-04-14/163915436.html.

[10]张茉楠.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比率远超90%的国际警戒线[EB/OL].http：//dy.qq.com/article.htm？id=20140423A000MR00.

[11]银监会.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6461亿[EB/OL].http：//finance.21cbh.com/2014/5-15/3MMDA1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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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陆岷峰.我国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问题研究——中小商业银行“被退市”危机及应对策略[J].桂海论丛，2012（6）：67-72

责任编辑 莫仲宁

混合资本工具资本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概述

含 义

经济资本（EC，Economic Capital，又称风险资本Capital at Risk，CaR），指用于承担业务风险或购买外来收益的股东投资总额，是由商业银行的管理层内部评估而产生的配置给资产或某项业务用以减缓风险冲击的资本。经济资本管理是国际银行业先进的管理工具，是落实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加强商业银行内部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的重要管理手段。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严格监管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对其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严峻的形势，商业银行只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遵循商业银行的基本办事规律，构建经济资本约束下的理性发展模式，全面控制风险，实现质量与效益的协调发展，才是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发展的有效路径。

在商业银行管理中的作用

1.有助于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

在商业银行中进行经济资本的管理有助于建立科学而完善的考核机制，从而推动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当前规模发展指标仍然是商业银行对于各个分支结构尤其是基层分支机构业绩考察的最重要指标，商业银行将经济资本分配到各个业务，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本收益率的有效确定，不仅可以全方位的考察银行当前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实力，还有助于兼顾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很有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使银行能够获得更加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发展。

2.资产的优化性配置

在商业银行日常发展的过程中，在资本充足率的总体规划之下，对经济资本进行管理可以防止出现资产浪费等问题。相关管理人员融入了经济资本管理的工具，根据银行自身的发展情况以及资产情况估计和计算了经济资本的总量，通过对经济资本重新配置程序，将经济资本从低效率使用转向高效率使用，从而提高银行整体经济资本利用效率。

3.有利于商业银行科学化的战略管理

当前我国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对商业银行的管理提出了诸多新的要求和新的标准。如果商业银行需要进行科学化的战略管理，此过程离不开经济资本管理工具的应用。经济资本管理不仅能够有效控制风险，更重要的是能够加快发展，它是当前商业银行比较先进的管理手段，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广泛应用，必将引起银行业新一轮的效益增长。

综上所述，在商业银行中实施经济资本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相关管理人员需要加强对这一问题的这种程度，转变自身的工作思想，这种新型的工作模式，结合当前市场风险建立完善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从而推动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发展。
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实施的难点

经济资本管理与业务发展还需融合

按照经济资本管理的要求，商业银行应尽量营销低风险的产品，并获取高收益的回报，才能尽可能优化经济资本管理结构。但是，在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市场中，各家银行产品同质化严重，同业竞争内卷加剧，主要产品收益区间不断收窄，客户拓展与维护比较艰难。但与此同时，上级管理机构、外部监管机构以及资本市场仍然大量采用资产负债规模和账面利润等传统指标对商业银行进行评价，而忽视总体经济资本经营效益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

经济资本管理数据的有效性还需提升

我国商业银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时间较短，近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环境剧烈变化，各类经济资本系数的设置仍然缺乏长期有效验证，难以准确反映业务的实际风险程度。如计量风险经济资本涉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多个高度复杂的维度，在现有系统的行业、客户信用评级、产品等财务维度和风险维度基础数据薄弱的情况下，经济资本系统建设也处于不完善阶段，导致经济资本管理不能有效延伸至具体的资产组合，不能准确反映业务风险状况。而一些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采用内部系数法计量，对各项资产设置的资本系数过粗，并不能准确反映各项资产业务的实际风险程度。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战略定位的客户，其整体风险不同，但经济资本系数未体现相关差异性等。

经济资本管理对基层机构的指导作用还需加强

经济资本管理解决了商业银行原有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的突出缺陷，如未充分考虑风险因素，经营收益风险调整不到位，以及无法量化具体产品和业务条线的经营绩效等问题。就商业银行总行而言，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经济资本计划管理总体可行。但是，在一级分行及以下分支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时，则存在极大的障碍，强势执行的效果也千差万别。基层商业银行在业务营销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话语权不强，尤其大型机构、平台、交通、电力、能源等强势行业客户对基层行规模占比极大，选择权不在基层商业银行手中，因此即使其经济资本回报率较平均水平明显较低，基层商业银行仍然需要出于市场规模占比、KPI考核和业绩稳定性等多方面考虑，不得不接受合作。

经济资本管理对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核算还需完善

当前经济资本管理主要从财务和风险等维度衡量商业银行业务的经营效果，但在在我国绝大部分商业银行国有控股的背景下，以及人民群众对于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期盼，各商业银行纷纷出台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提升客戶服务、倡导绿色金融、精准扶贫等回馈社会的政策措施，虽然国家也给予商业银行包括定向宽松方面的支持，但总体看，仍然对整体经济增加值增长造成影响。如何对社会责任方面的收益成本进行准确核算，也需要各家商业银行不断进行探索。
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策略

明确主要的工作原则

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加强对经济资本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从当前的发展现状入手，在进行经济资本管理时加强对相关问题进行有效分析和研究，设计出符合自身发展的经济资本工作原则。一般来说，经济资本的配置区分为对存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和对增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前者主要考虑已有资产组合所面临的预期外风险，商业银行应通过不断优化存量的经济资本结构，降低回报业务所占的比例；后者则是通过对不同的产品、部门和区域设定不同的经济资本系数来传导总行的经营发展战略。商业银行在制定经济资本预算计划时，重点是对增量经济资本的配置。经济资本配置应当在资产组合基础上，充分了解风险分布数据，并据此分配经济资本。

具体而言，需要具备三个前提：其一，了解各项业务的风险概率分布；其二，核算各种风险来源的敞口额度，以及敞口的相关性；其三，确定对风险的容忍程度。在三大前提具备的条件下，采取自上而下的原则对经济资本加以分配。

秉承循序渐进的管理思路

商业银行在经济资本管理工作中，需要秉承着循序渐进的原则，提升实际工作效果以及工作质量。经济资本管理属于商业银行的新兴资本和风险管理工具，如中国建设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范围涵盖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方面，其经济资本配置和计量结果是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为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环境和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需要从上而下搭建良好的工作框架，先从局部工作开始，然后从整体的角度上推动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发展，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需要继续实行现代计划和综合业务经营的管理模式，等到经济资本管理模式成熟之后，需要在各个机构中全面地推行，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提高商业银行当前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实力。通过必要的培训和宣传的手段来贯穿至基层机构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全行上下充分认识到加强经济资本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使整个工作过程变得更加积极和主动，提升实际工作效果以及工作质量。

经济资本管理标准的制定

我国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已逐步采用EVA和RAROC概念，只是对具体参数的设置（比如对经济资本的期望回报率）各行略有不同。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引入了资本的成本概念，更真实地反映了商业银行的利润，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经营者更清醒地权衡经营风险及其回报，从而做出更符合商业银行实际利益的决策。

RAROC指标通过对具体产品、业务和区域的经济资本回报率的量化，为商业银行在制定经营发展战略时提供支持。比如，根据历史数据判断某项业务的经济资本回报率较高，商业银行在编制经营计划和经济资本预算时，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系数设定等方式，向全行传达总行对于此类业务的倾斜支持导向。建行等在经济资本管理实施方面走得更快的商业银行，已尝试将RAROC技术应用到具体产品的定价决策，在对单笔业务进行事前决策时，RAROC指标可作为关键数据，判断该笔业务是否能够达到预期回报率，从而促进商业银行自主风险定价水平的提升。
結 语

在商业银行经营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在以往经济资本管理工作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结合商业银行当前的发展现状提出优化性的解决方案，从而使得商业银行能够在加强经济资本管理的基础上实现自我的良好发展，灵活地应对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困扰，并且也可以降低商业银行在后续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风险，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实力。

（建设银行重庆南坪支行）

混合资本工具资本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是世界体系论派提出的、用于规范世界未来历史进程的一个核心概念。世界体系论派认为，世界历史不是社会形态演变史而是世界体系的演变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插曲”，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必定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世界历史的未来形态，人们应当坚定社会主义自信，制定好构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可行性方案。目前，人们已经从中国崛起中看到了曙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成功行动向世界人民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可行的、合理的、有效的，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才能协同世界人民创建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关键词〕 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社会主义世界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崛起

〔

世界体系论派提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视其为世界历史的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以区别于并替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揭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不过，人们长期以来比较多地关注世界体系论派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较少深入分析其社会主义世界体系，难道他们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没有蕴含什么创新内容？我们认为，它至少含有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出场之自信和对世界历史未来进程的社会主义设计，这对于我们在今天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制定和实施“中国方案”、构建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富有启示意义。基于此，本文尝试分析其理论内容及价值。

一、何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何所指？世界体系论派认为，它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替代物而提出来的一种新世界体系。这样一来，要想了解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我们还得先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沃勒斯坦率先提出来。他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史和世界历史的演变特征时发现，资本主义发展是以经济体系扩张方式而不是以社会形态更替方式进行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16世纪兴起于欧洲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他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重要的是，在这一地理范围内，“纵向分工采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式成长起来”。〔2〕他认为，所谓世界体系就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因为在它之前，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算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世界体系。

在沃勒斯坦的语境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世界经济体系，它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因为伴随资本主义贸易、工业、资本、军事等从西欧日益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形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历史体系，是一个逐渐成长起来的世界经济制度，换言之，它“是一个过程而非一次事件”。〔3〕当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多少有秩序的共同体内的人的集合”，或者说“共同生活在某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的人的集合体”〔4〕，因而它又是社会体系。

不难看出，能够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既是世界经济体系，也是世界历史体系乃至还是一个社会体系，因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种意义的世界政治体系，比如前苏联学者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前苏联学者斯多乌列科夫的《社会主義与资本主义：核心与体系》（1971年）一书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概念，他认为，在战后的30余年间，社会主义国家在一起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第一次在这个地球上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使得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国家的而是超越一国国界真正地走向世界，形成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另一位前苏联学者布坚科在《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1984年）一书中也提出，社会主義世界体系是从某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脱胎出来而发展起来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同一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独立的主权国家的一个共同体”〔5〕，或者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联盟体系，但它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构成体”〔6〕，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体。也就是说，前苏联学者与世界体系论派对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解读是不同的。比如，沃勒斯坦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和未来衰亡：比较分析观》（1972年）一文中曾经提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苏东剧变事件导致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覆灭，然而美国为首的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依然存在着，这一事实说明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没有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能力，这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实质上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组建的一个国家联盟体系，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上还谈不上有过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存现象。

那么，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又何所指？沃勒斯坦认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是这样的世界体系：它“是一种新型的世界体系，它既不是重新分配的世界帝国，也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7〕，可以被界定为“社会主义世界政府（worldgovernment）”。所谓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不是指政治组织或机构而是由支持“这种转变”①的人民、群体或运动者们掌握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依沃勒斯坦之意，作为新型的世界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新经济体系。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生产方式：互助（家庭）生产方式、纳贡（世界帝国）生产方式、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这三种之一，也不是它们的综合，而是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是对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和创新。实际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就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出现的一种发展纯粹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包含发展市场经济成分之义，社会主义不可能排斥市场经济，只能对市场经济实施社会主义式的管理，包括劳动分工、商品交换、财富分配等都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当然，这是一种高度国际化、公平化、协作化、合理化的社会生产方式。

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何以可能

当今世界历史仍然只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不会是实践的问题。世界体系论派认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它一定会走向实践，追寻某种现实的存在。其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日益加重，已经陷入严重衰退状态，被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代替已成必然之势；其二，世界人民的反体系运动就是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控制，并且自愿选择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作为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其三，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趋势赋予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正当性。

第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周期决定了它必然走向灭亡。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说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生命体，有产生、形成、发展和衰退的演变过程，这是一个周期性变化过程，包含上升和下降阶段，它在20世纪后1/4时间里已经开启其变化周期的下降阶段，其衰退之势不可逆转，其衰亡极可能发生在“1990-2025/2050年的这一段时期”。〔8〕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运行的支撑力来自其霸权，可是它的霸权演变恰恰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在当今这个时期，其变化周期也正处于下降状态。其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周期通常“大约25-50年”，支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今力量是美国霸权，它自二战后确立至1990年满50年，这样，美国霸权今天已经走到其周期下降期的末端，事实上，美国霸权从20世纪90年代起已经呈现出衰退之势，直至消亡。其二，即便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变周期的“长时段”概念——“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判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目前也步入其衰退期。一般说来， 康德拉捷夫周期“时长50-60年”，在“其A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垄断能够被保护”，而在其“B阶段则是丧失了垄断地位的生产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的时期，同时B阶段又是争夺未来的新垄断控制权的时期”。〔9〕也就是说，支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今力量——美国霸权目前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阶段”，陷入整体衰退期，这是一个危险期，因为霸权力量弱化了，必然导致对世界的控制力弱化，与此同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会出现内外矛盾激化，甚至爆发严重的结构性危机，进而造成极大的社会混乱，乃至整个体系的完全转型。其三，在当今世界，虽然美国仍然超强，可是它却处在一个多极而不是单极的世界体系内，其霸权控制世界经济发展的能力已经被严重削弱，导致其正在自动丧失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地位；与之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却焕发出越来越强劲的活力，成为世界资本的首选地，事实也表明2000-2025年的资本投放主要转向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将从美欧转移到中国或东亚。这些变化昭示了不止美国霸权走向衰退，更严重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其生命的终点，这一天到来之时，就是另一种新世界体系降临之日。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不合理性决定了它必然走向灭亡。萨米尔·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一个严重不合理的两极分化结构体，不仅导致世界的不平等发展和第三世界欠发达困境，而且用世界体系将它们固化，成为世界人民实现公正、平等、自主、和谐、共享发展的最大障碍。特别是，这种结构体系为西方发达国家入侵和掠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体系性力量和合法化基础，包括建立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交换体系、金融体系等，一方面将西方发达国家放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处于国际分工和价值分配的高端，拥有雄厚的资本、技术实力和丰富的经济发展经验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将欠发达国家放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永久地充当中心地带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原料、廉价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供应地以及工业品的倾销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体系如果永恒存在下去，那就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永远发达，欠发达国家永远欠发达，这不仅违背了人类历史进步的宗旨，而且背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宗旨，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的不合理性必然引发“边缘人民的暴乱和各中心之间为争夺世界体系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就像它影响战略的有效性一样，而这些战略将导致潜在对体系的超越”。〔10〕一旦第三世界人民掀起反对中心地带国家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那么他们必然选择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体系，这就意味着欠发达国家和人民最有可能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来设计的新世界体系，以利于消灭那些支配全球资本积累和再生产原则的资本主义方案，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不平等价值关系，实现全世界能够协调、开放、平等、共享发展。当然，“社会主义不是各国社会主义的简单总和”，而是“把世界组成一个统一的、消灭了不平等的整体”，是一种先进的人类文明，能够“引导人们创造一个新人”，即一个“比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观拥有更多自由的人”。〔11〕这样，未来世界走向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滅亡是由人类历史变化的总趋势决定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人类历史的演变呈现出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交替更迭的演变情形，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只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无论这个阶段多长，它都不会永久存在，总会走到终点，而替代它的也定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即使在西方语境中，今日也有不少学者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事情，比如世界体系论派。他们认为，人类历史的演变之所以呈现为世界体系的演变情形，是因为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时间之矢，一个单向变化过程，在其中，每个参数都在不断地变化着，依此逻辑，世界历史演变的总进程呈现为前世界历史（即帝国体系演变史阶段）、世界历史（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进史阶段）、后世界歷史（即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演变史阶段）。沃勒斯坦还认为，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正处在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过渡的前期，我们应当看到这一现实，相信这一转变会成功实现，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总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世界体系论派眼里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插曲而不是其终点。如果资本主义“不被一个终止世界两极分化和经济异化的体制所超越，那它只能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12〕，因此，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问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如何走向现实

那么，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如何终结资本主义发展，消除世界的两极分化和第三世界欠发达困境，为全世界人民创建一个真正实现公正平等发展和共享发展成果的全球体系？萨米尔·阿明认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方案来反击”〔13〕和终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它是一个“更新全球社会主义前景的”〔14〕方案，“具有连贯性的政治体系”，“跨越通行的民族国家建设”〔15〕，消除区域隔阂和时代差异，动员人民的力量，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坚决消灭不平等现象、贫穷现象、腐败现象，创建一个平等、自由、民主、富裕的社会。

换言之，作为“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方案”，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是对资本主义扩张及其造成日益严重的世界两极分化问题“所作出的人道主义反应”，它旨在“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的政治经济系统，逐渐削弱全球的两极分化现象，开辟条件，保证人类有一个持久的、众望所归的、民主的发展”。〔16〕当然，这不是一个空想的而是可行的现实方案，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努力地聚焦社会力量，那么就一定能够终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终结资本主义发展，创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首先，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人们应当积极致力于区域集团的重组，一方面需要积极克服欧洲中心主义思维缺陷，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另一方面应当努力加强国际社会力量合作与集体领导，包括发挥各类区域组织力量，比如非洲组织、阿拉伯世界组织、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一些国际组织等，增强第三世界力量，平等地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创建一个公正、平等、共享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就需要各国，包括中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尤其是中心区发达国家应当支持边缘区国家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和世界经济活动，多做有益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事情。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国际事务中敢于抵制来自发达国家的不合理行为和诉求，坚持平等和共同发展原则，反对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霸權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积极改革国际组织和制度、规则，张扬国际社会的“正能量”，推进世界各国实现公正平等自主发展。

其次，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人们应当“把人的国际主义施加给资本的国际主义”。〔17〕阿明甚至断言，“这恐怕是最有可能”〔18〕实现的社会主义发展方案。那么，如何施加这种影响呢？他认为，我们首先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分工原则，制定合理的社会分工体系，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提供体系性保障，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其次，需要从世界体系的整体高度看问题，建立中心区国家与边缘区国家的良好互动机制，包括对话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危机协商机制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当结成新的国际联合阵线，抗击中心区国家霸权主义行径；再次，需要发挥国家对外职能，从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全方位合作，共同变革现行的全球化体制机制，创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是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向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必然环节。

再次，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人们应当努力促进世界历史回归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轨道。萨米尔·阿明认为，“从全球化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转变的整体实现”〔19〕不是取决于理论上如何合理，而是取决于实践上是否可行。当今世界的发展实践告诉人们，“如何走出资本主义，向前再迈进一步，是俄国，中国和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中心问题”〔20〕，尤其中国的成功实践，它深刻地启示人们，只要努力下去，构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虽然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变革活动，但是仍然能成功。这样的努力包括：其一，重新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世界体系，这个新体系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其二，在这个新世界体系中，中心与外围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是平等的、互惠的关系，不是旧世界体系中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其三，在这个新世界体系中，中国是体系的稳定力量、协调中心，甚至扮演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确保整个世界体系是稳定的、和谐的、平等的，不会发生大规模入侵他国的战争，反而阻止战争发生；其四，这个新世界体系不再发生周期性危机和结构性衰退，更不会危害世界各国各民族经济的发展，而是确保世界的平稳、协调、持续、共享发展。总而言之，从历史的总进程看，世界历史沿着从中国→欧洲→中国的变迁路径，呈现出从平等→不平等→平等的历史发展状态。从本质上讲，回归这样的世界体系不是为着确立任何意义的所谓中国中心主义，而是在全球性视野中合理地理解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且也为着确立一种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四、坚定地实施“中国方案”，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从以上内容看，世界体系论派追寻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意在为世界历史的未来前景设计一个“大同社会”式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不在于他们这一理想设计含有多少“乌托邦”成分，而在于它蕴含了什么样的启示意义。比如，他们对世界历史的未来前景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自信，借助制度变革来重构合理、有效的新经济发展制度，甚至把这一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等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方案”的真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方案”概念。以他之见，所谓中国方案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下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行动方案，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21〕这样看，“中国方案”要比世界体系论派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方案更具有现实性。

第一，从设计更好社会制度角度看。世界体系论派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着眼于设计更好的世界经济发展制度，追寻经济制度合理化，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革欧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分工体系、全球生产体系、全球市场体系、全球金融体系、全球贸易体系，消灭其不合理性和不平等性，探索和创建一种更好的全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方案着眼于世界历史的更好社会制度的设计，不仅追寻经濟制度更好，而且追寻整个社会制度更好，包括构建新型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民将同世界人民一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切实地“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22〕需要注意的是，世界体系论派坚信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种“必定”信念也是中国方案固有内容，因为后者奠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如果缺失这一自信，“中国方案”就会偏离方向，就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我们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定能够为我国社会发展规划出一条科学的发展道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覆灭，也是因为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长期保持不变，陷入僵化教条，失去生机活力，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当然，世界体系论派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有别于中国方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者奠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制度，它们作为基本的制度规范统领了作为具体制度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确保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会丢掉“社会主义”这个本质，这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所不具备的制度性优势。换言之，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制度，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创新，就能够设计一个更好的世界经济发展制度。

第二，从社会主义角度看。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国方案都将社会主义与“更好社会制度”设计相结合，但是二者也有不同。中国方案奠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且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蓝本，构建一个公正、平等、自主、持续、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追寻一种社会主义式的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世界经济发展朝向公正、平等、自主、持续、稳定方向发展。这就启示我们，在思考和设计世界经济发展方案上不可继续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不可复制西方模式，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原则要求，探索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方案。習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因而有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后者要么只讲经济发展，要么在维护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前提下空谈社会主义发展。这与中国方案是不同的。中国方案探索人类更好社会制度，必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发展模式为基础，以全人类的平等共享发展为价值取向，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探索一个新型的、适合全人类需要的社会发展方案，由此来讲，中国方案拥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科学的理论基础，因而，我们应当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有效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正因为如此，实施“中国方案”，不仅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始终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24〕，实现“中国梦”，创建“和谐世界”。

第三，从“人道主义关怀”角度看。世界体系论派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旨在消灭依附性发展，解除边缘区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生存困境，消除世界的两极分化困境，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等、自主发展。这也是“中国方案”应有内容。实际上，“中国方案”本质上追寻的是“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理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所说：“中国不觊觎他国利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利”。那么，在实践中如何实施现实的“人道主义关怀”呢？世界体系论派寻求对现行国际经济体制机制和国际组织进行“人道主义”变革，希望借助道德力量来改变现行的国际游戏规则，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朝向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方向迈去，并且将世界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转向和实施“人道主义关怀”之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方案不仅强调中国自身继续努力奋斗而且强调了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制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25〕具体说来，中国方案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积极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自愿“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人民一道，“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践行国际正义和人类正义，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创建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质言之，中国方案之所以是现实可行的，还在于它本身奠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大的现实基础上。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之所以自信地提出“中国方案”，充满信心地实施它，就在于我们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就拥有了“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以及“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的勇气、志气、才气，从而能够切实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顺利实施“中国方案”，为人类创建幸福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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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15，115.

〔5〕〔6〕布坚科.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M〕.上海：东方出版社，1987：99，101.

〔7〕〔8〕〔9〕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8，503，505.

〔10〕〔20〕萨米尔·阿明.世界一體化的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1，200.

〔11〕〔16〕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4，91.

〔12〕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8.

〔13〕〔14〕〔15〕〔17〕〔18〕〔19〕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9，70，68，36，38.

〔21〕〔22〕〔2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23〕习近平.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EB/OL〕.（2014-02-17）.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40217/18345754.html.

〔24〕秦刚.中国道路与创新精神〔J〕.理论视野，2011（7）.

（责任编辑：周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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