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工程项目财务风险论文范文

海外工程项目财务风险论文范文第1篇

1.1 外汇风险

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 由于外汇汇率的不可预测性, 经营所在国外汇管制政策难以突破, 金融工具选择的局限性等成为外汇管理中主要障碍。

(1) 目前中国企业跨境经营主要分布在欠发达国家, 而这些国家往往外汇管制严格, 资金出入境手续烦琐, 流程较长, 换汇汇出成本较高, 导致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资金使用成本升高, 存在当地币沉淀无法出境的可能性;

(2) 施工项目的施工期限通常在1~5年, 而BOT/PPP项目施工加运营期限多达20年以上, 外汇汇率的剧烈波动会造成企业出现较大的汇兑损失;

(3) 境内外外汇资金通道暂时不够通畅, 境内外资金无法形成有效的资金流, 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1.2 税务风险

(1) 税制差异。各国家现行税法差异较大, 中国企业在新国别开展经营时, 可能会出现由于对当地的税法税制不够深入了解导致出现额外的税负成本。

(2) 税收环境不健全。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的国家大多是非洲、东南亚等不发达国家, 这些国家的税收制度和征收执行透明度和规范性有所欠缺, 会出现灰色地带的征收现象。

(3) 歧义误解。中国企业对当地税法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翻译当地税法、向税务局或事务所咨询或与当地中资企业交流, 但是由于税法本身的复杂程度及语言障碍, 可能会出现对税收政策的误解。

(4) 避税过度。中国企业往往将税务筹划误解为尽可能地降低当地税负, 过度扩大成本而将当地利润做的过低甚至亏损, 容易引起当地税务局关注。

1.3 应收款项回收

国际经济形势及所在国经济发展状况严重影响着国际化经营企业的经营效益,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欠发达国家工作效率较低, 工程结算环节多, 流程长, 项目结算不及时。

(2) 欠发达国家财政资金不充足, 工程款给付会出现拖延或不付的情况。

1.4 项目模式日趋复杂

目前海外项目模式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现汇项目, 很多项目业主希望借助中国资金的力量, 利用杠杆撬动项目实施。应运而生的投融资带动总承包、海外BOT/PPP项目日益增多, 但是投融资类项目涉及财务测算、投资架构搭建、税务筹划、资金路径规划及投融资方案等重大财务事项非常庞大复杂, 需要对内部市场、合约、财务、投资、法律人员及外部金融机构、财税和法律顾问各方资源进行整合, 而中国施工企业相对传统, 对于国际市场项目变化稍显应对不足。

2 应对措施

2.1 转变传统观念

国际承包企业应转变传统观念, 不能将视角局限于项目本身, 而应重点了解国际经济形势、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项目所在国政治外交经济政策, 全方位统筹海外市场跟踪布点, 避免将各个经营国别割裂, 站在全局的角度审视海外经营大局。

2.2 注重转型升级

在稳固现汇项目的同时, 可以考虑通过投融资带动总承包项目, 以扩大海外市场份额。目前投融资项目模式主要有:

(1) 投资模式主要包括BOT/PPP项目和投资项目公司的模式, 而投资项目公司不一定必须控股, 可以投入少量资本金占小股, 换取项目总承包权。

(2) 融资模式可以分为出口卖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对外优惠贷款、优惠买方信贷和项目融资等。其中, 出口卖方信贷是由承包方作为借款主体, 相比出口买方信贷谈判时间相对较短, 可以较快促成融资关闭, 但该模式利率风险、收汇风险、汇率风险均由承包商承担, 影响承包商带息负债指标, 风险相对较大。在跟踪项目时, 可以考虑几种融资模式混合使用, 借助内外资银行的力量, 组合搭配解决资金问题。

2.3 创新应收款项回收手段

国际经济形势仍处于低迷期, 石油价格无明显回暖迹象, 以石油为主要经济支柱的中东和非洲地区政府财政暂无好转, 应收账款回收迫切需要创新模式。

对于中东地区, 可以采取以资产抵债的方式, 如利用房产抵偿债务, 但资产抵入后需加强对资产的管理, 促使资产尽快产生现金流;对于投保项目, 可以尝试与银行讨论应收账款保理;对于现汇项目可以与银行协商将其转变为融资项目。

2.4 有效利用保险

由于国际市场相对国内市场复杂度加剧, 中国施工企业必须重视项目保险以有效规避风险。企业必须加大对海外经营风险识别及分析的力度, 针对项目实施中的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进行投保。

2.5 规避外汇风险

外汇管理贯穿经营全过程, 合理运用金融工具。

(1) 在项目投标开始阶段, 即对项目的采购币种比例、借款币种、运营收费币种等进行详细测算, 尽量与业主争取一定比例的硬通货, 减少受外汇管制的当地币比例。

(2) 跨境人民币目前在东南亚相对盛行, 有条件时可以利用跨境人民币结算降低汇率风险;并充分利用境外人民币的存款利率高于外币利率的特点, 合理使用资金。

(3) 建议集团层面建立境内外资金集中池, 将硬通货和人民币分别归集于境外和境内, 尽量避免货币交换。

(4) 根据离岸汇率与在岸汇率的差别, 合理选择结汇时点和地点。

(5) 可逐步探讨风险较低、可以保值的金融产品, 如锁定汇率的远期金融产品, 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目标明确地进行汇率兑换。

2.6 规范税务管理

随着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推进, 税务信息将愈加透明, 中国施工企业如果想在国际市场赢得声誉必须要遵守经营所在国税务法律法规, 合法纳税申报。

项目谈判时, 尽可能与业主争取税收优惠, 除在合同中约定减免税条款外, 尽量由政府层面以法案或财政部指令的形式加以证明, 确保政府换届时税收减免效力不受影响;减免税款要考虑减免税的性质和承担方, 充分识别税收优惠是否真正起到减免税的作用, 尽量避免接受不能有效降低税负的税收优惠;对于投资项目, 可以考虑充分利用税收协定, 搭建投资架构, 降低税负。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越来越多的中国施工企业有机会将业务开拓至国际市场, 极大地带动了中国元素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 也为中国企业的产能转移找到了释放空间。在此背景下, 本文将分析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海外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财务风险及管控措施。

海外工程项目财务风险论文范文第2篇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建筑工程项目开始走向海外。随着近年“一带一路”的合作深化, 海外工程项目凭借本身集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和货物贸易为一体的特殊属性, 使得其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由于海外工程项目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十分复杂, 导致项目本身要面临的风险也非常大。税务风险是海外工程项目面临的财务风险之一, 如何管理项目的税务风险, 是海外工程项目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2 海外工程项目的税务风险来源

2.1 关于税收政策差异方面的风险

由于各国的税收、法律规定差别很大, 倘若海外机构对当地的会计准则和税收制度缺乏足够了解, 对当地税务部门的征管严格程度的估计不足, 容易影响自身的涉税决策、税款缴纳和纳税筹划。

2.2 关于项目当地客观环境方面的风险

海外工程项目分布广, 很多项目处在经济较落后、法制不健全、政局不稳定的国家或地区。这种错综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和客观条件使得企业经营风险高, 运作难度大。

2.3 关于海外机构办税人员方面的风险

首先, 部分海外工程项目缺乏专业财税管理人才, 由于工作环境的特殊, 海外机构很难聘用到实践经验丰富, 或者财务及语言综合素质较高的管理人员;其次, 海外机构财税人员对集团公司内部的财务管理文件、指导意见不够重视, 实际工作中未能按照总部的规定处理涉税事务;最后, 项目当地财税人员在面临突发的、不明确的涉税问题时, 假如办税人员涉税经验不足, 则很可能给企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甚至恶劣的社会影响。

2.4 关于海外机构运营方面的风险

一方面, 海外机构对涉税事项重视不足, 一些单位甚至未设置税务经理或由其他财务人员兼任;另一方面, 单位财务制度不健全, 导致单位管理层在税务工作中缺乏足够的监管, 财税经办人员工作开展也无章可循。

2.5 关于项目所在地税务机构方面的风险

在实际工作中类似风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地税收官员主观上故意不执行双边税收协定、曲解税收条文。例如, 海外机构财务人员将合法的成本费用在会计账簿上列支。但当地税务机关不认可公司的会计处理, 强行要纳税调整并补缴企业所得税。二是当地税务机关不承认中国公司提供的居民证明, 以此要求海外机构及人员在汇出利润、特许权使用费、或股息、利息时使用中国与项目所在国的双边税收协定中规定的较高预提税税率。

3 税务风险对策和建议

海外工程项目的税务风险管理, 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财税管理工程。在遵守两地税收法律法规, 能经得起项目所在国和本国税务机关的审查, 同时又要尽量筹划好纳税安排, 保证项目利润的最大化。这就需要财务人员从以下几方面做好税收管理, 规避税收风险。

3.1 涉税事项的事前谋划

第一, 企业在海外工程项目开展会计工作之前, 提前对项目所在国的会计法律法规, 特别是税收相关政策做提前了解和熟悉。公司总部应当派遣熟悉当地税法、工作责任心强的财务人员负责相应岗位工作。在具体执行的政策时, 应选用当地认可的, 对企业最有利的会计核算方法。

第二, 合理确定海外工程项目承包方的组织构架。根据项目当地和中国税收法律的规定, 结合项目实际状况, 选择适合本项目的最佳组织管理形式。以企业所得税为例, 如果不再当地设立子公司, 多数国家规定工程承包超过一定时间才需要在当地缴纳所得税。但有些国家政策规定, 只要外国企业在当地承包工程, 就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确定项目组织形式 (子公司或分公司) , 尽可能缩短工期, 设置合理的投资控股架构是降低税负的重要因素。

第三, 注重合同中关于税收条款的约定。以施工合同为例, 多数情况下涉及税种多、涉及税额大。因此在合同中与业主或发包方约定好税负的承担方式, 理顺税收关系, 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合同执行过程中不必要纠纷。最优情形下, 应当在合同中约定由业主负责所在国的应缴税金, 并将税金计入合同价款。

3.2 涉税事项的事中控制

第一, 建立健全当地机构的日常涉税事项管理机制。海外工程项目组织单位要明确涉税事项的办理细则, 在涉税的每一环节, 应尽量做到专人专岗, 防范额外税负或税务处罚。应注重加强海外机构与总部的报告沟通。例如通过建立税收风险预警报告制度, 将整体涉税风险降至企业可接受范围之内。

第二, 重视与当地税务机关的沟通协调。由于受项目所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影响, 海外工程项目本身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较多, 这给企业一线税务管理人员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项目公司应当足够重视与当地税务管理机关的沟通交流, 在遵守当地法规的前提下获取最大纳税优惠。必要情况下, 应咨询当地税务事务机构或聘请当地税务师, 为纳税事务的决策提供参考和协助解决争端。

第三, 从容、积极应对涉税纠纷。在项目面临税务审计时, 海外机构财税管理人员对于税务审计中提出的问题应及时进行澄清和解释。倘若发生了海外税务纠纷, 企业应迅速成立涉税纠纷处理小组, 对案情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估, 研究制订纠纷处理策略和具体应对措施, 最大限度统筹企业资源, 积极应对纠纷。

3.3 涉税事项的事后总结

海外工程项目涉税事项虽然有各自的特殊性, 但是通过事后的精心总结和评价, 也可以对企业今后在同一国家, 甚至不同国家的海外工程项目管理中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因此要求海外机构财务人员应重视在涉税事项中的探索、思考与总结。可以通过多种形式, 在同一集团内部、不同集团之间进行经验交流与学习, 通过“内外联动”“上下联动”的方式提升整体管理水平。同时, 企业也应加大对专业人才的重视力度, 尽快培养一批专业性强的诸如ACCA、CPA的高素质队伍, 以适应新形势下对海外项目财税管理的新要求。

摘要：税务风险管理是通过分析企业的涉税事项、涉税环境, 合理运用经营活动中的规划和安排, 达到减轻税负、减少税收纠纷、增加企业税后收益的活动。本文通过分析海外工程项目的税务风险来源, 在此基础上提出涉税风险的对策和建议, 以规避国际税务风险, 利用税务管理和规划提高企业盈利水平, 提升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海外工程,税务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 刘黄辉, 赵宗申.我国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J].会计之友, 2014 (26) .

海外工程项目财务风险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如何对境外子公司进行财务管理是摆在国内公司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根据本公司在境外财务管理中的一些经验做法，分析了境外子公司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实现财务负责人由境内委派，健全全面预算制度及内外部审计制度，加强境外资金统一管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措施。

【关键词】财务管理；公司治理结构；预算制度

近年来，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境外投资。据统计，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达1830亿美元，同比增长44%，使中国从世界第5位升至第2位，仅次于美国。尽管境外投资增速，但境外投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2003年的中航油巨亏事件、2014年中海油境外亏损8.89亿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境内公司对境外子公司的监管不到位所致，其中财务管理不到位为核心因素。笔者所在的公司先后在2013年、2014年对美国、德国和台湾省共投资23000万元人民币，在境外建立了子公司。其中，美国公司运营较好，每年利润率在5%左右，德国公司经过3年运作，自2016年起实现收支平衡，台湾公司因投资政策限制目前还处于亏损状态。在对3个境外子公司的财务管理中，国内公司摸索出一套方法措施，本文拟结合公司对境外子公司的财务管理情况分析如何加强境外子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

一、境外子公司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境外子公司一般都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互相制衡、互相监督。其中，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在实际运营中，董事会并没有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大部分董事会成员由国内公司委派，他们对境外公司的运营环境、财税政策、法律法规等并不熟悉，在重大事项决策时易被公司经理层的意见所左右，公司决策权实际由境外子公司总经理拥有，董事会，不能充分发挥对总经理的监督作用，从而侵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2.境外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

由于语言、会计准则差异等因素，国内公司对国外子公司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主要表现为：

（1）没有建立有效的预算制度。预算管理体制是公司财务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际运营中，由于国内外市场环境、经营环境的差异，境外预算一般由境外子公司自行编制，母公司对子公司编制的预算多是形式上的审批，这样使预算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大打折扣，继而在后续的预算执行中超预算现象经常发生，造成成本费用高估，执行效果与实际差距较大。

（2）内部与外部审计制度不健全。目前，有很多国内的母公司没有专设审计部门，即使有审计部门也因费用问题不能定期或不定期对海外子公司进行审计，更没有聘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往往是在境外子公司出现大的“漏洞”或问题严重以后，母公司才知晓，结果造成不可挽回的风险损失。

3.资金管理控制能力较弱

由于国内外在金融、外汇、税务政策的差异，国内外的资金调拨不顺畅，具体表现：

（1）境外中资银行的部分业务办理在某些国家受限，境外子公司只能存放当地银行，资金安全存在一定风险。

（2）利润分红的资金回流困难。

（3）境外公司存在私设银行账户，截留部分资金，个别员工利用工作之便报销不合理费用的现象。

二、完善境外子公司财务管理的措施

1.建立以董事会为主导的公司治理结构

首先要规范董事会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落实好董事会在投、融资，对外担保等重大决策、薪酬考核、选人用人等方面的职权，这是发挥董事会监督作用的前提；其次是董事会成员中增设独立董事，可从境外选聘了解当地财政税收法规、熟悉相关行业发展及产业政策、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人员担任独立董事；三是建立健全职业经理人制度，加大市场化选聘力度。同时，充分发挥监事会作用，增强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2.财务负责人由国内公司委派

境外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必须由国内公司委派，其人事关系、薪酬待遇、考核等由母公司负责，以增加财务负责人的独立性。通过委派财务负责人，可以对子公司的重大财务活动及资金流转进行监督、控制，从而维护母公司权益。同时，子公司的普通财务管理人员，也必须接受母公司的指导与监督。

3.健全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境外子公司要逐步建立全面预算制度，要時刻树立“先预算、后支出的经营理念”。母公司要认真研究境外公司经营状况及市场环境，根据子公司上年度的经营情况，合理设定目标增长率，科学论证子公司编制预算的可行性，必要时可征询专家的意见。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对未列入预算计划的大项支出以及无预算或超预算的成本费用支出必须按照审批程序报董事会或股东会研究审批后，方可进行账务处理。

4.完善内部与外部审计制度

母公司应按照“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相结合、财务报表审计与专项审计相补充”的原则，每年定期对境外子公司进行审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补救。

5.加强境外资金统一管理

（1）母公司需要密切关注境外子公司的资金安全问题，关注所在国的政治风险、外汇风险，及时回流资金，资金存放以能够满足当地生产经营需要为限。

（2）加强境外公司银行账户的管理，开设银行账户必须经母公司批准方可开户。境外子公司应当优先选择在当地中资银行开设账户，当地未设立中资银行的，可以选择资信可靠的外资银行开设账户，并将账户开设、取消、变更情况报母公司备案管理。

（3）完善集中支付手段，尽量利用网上银行支付等方式，通过网上银行支付平台，实现收、付款、账户管理、信息处理等业务，达到对财务信息的实时查询、集中和控制。

（4）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建立风险隔离墙；五是实行资金支付联签制度，一般由公司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联签，避免贪污、舞弊行为的发生。

三、结束语

以上所述是我公司在对境外子公司财务管理中探索出的经验，具体如何管理还要根据公司投资国别、公司战略、规模、业务量等因素选择。

参考文献：

[1]杨宇.跨国境外子公司预算管理研究[J]现代会计，2012（3）.

[2]何宁宁.海外投资财务风险防范[J]财务与会计，2017（13）.

[3]王明生.跨国公司境外子公司财务管理问题浅析[J]中国外资，2012（4）.

海外工程项目财务风险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面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融资需求，PPP项目模式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文章认为，由于不同国家税制间存在差异、国际税收协定不完善以及沿线各国缺少与PPP相关的税收优惠等原因，“一带一路”PPP项目需要面对比较复杂的税收环境。对东道国及本国相关税制缺乏深入了解和精准把握、国际税收协调出现偏差以及不适当的避税行为都会给参与“一带一路”PPP项目的中国企业带来税务风险。为了强化对税务风险的控制，企业应提高对税务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积极开展税收筹划并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合理开展避税活动。

【关键词】   一带一路;PPP;国际税收协定;税收筹划;避税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势必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行过程中的一项重点内容。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重大机遇。由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具有投资大、周期长的特征，因此“一带一路”的建设也是一个长期持续高额投资的过程，融资是制约这个过程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将PPP引入到“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缓解融资困境并提升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在实践中已经可以观察到一些成功的案例。中国企业通过PPP模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及当地企业建立起利益共同体，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局面。然而，PPP的运行非常复杂，企业能否获得预期中的收益水平取决于众多变量的影响。其中，税收是企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不同国家的税制差异给跨国PPP项目的税收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对参与“一带一路”PPP项目的中国企业来讲，加强对跨境PPP项目的税收筹划，有助于减少由于税务管理不当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PPP应用的现状

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会受到自身财力的限制，而且非市场化的运行方式造成政府部门在项目管理上的低效率。为此，英国政府率先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来，通过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共同完成公共物品的供给，形成了所谓的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实际应用中，PPP模式往往表现为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领域所达成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政府部门对基础设施的质量提出要求并实施监管，而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等工作一般由社会资本加以承担，其收入来源于政府付费或者是使用者付费。PPP模式能够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带来多方共赢的结果，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超过75%是发展中国家，虽然人口总量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六成以上，但GDP的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不到三成（温来成、

孟巍，201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存在巨大的人口红利，资源储备也非常丰富，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逐步形成连接亚欧非以及亚洲各次级区域的基础设施网络。测算显示，2016—2020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需求总量约为8万亿美元到10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包含着大量公共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轨道交通、能源、电信等，因此，PPP模式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大有可为。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我们要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之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联合国欧洲經济委员会共同签署了《“一带一路”PPP合作谅解备忘录》。国家发展改革委还会同13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建立“一带一路”PPP工作机制，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积极推广PPP模式。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除了交通运输和水利等传统PPP应用较广泛的领域之外，通信和能源类的项目也存在巨大的应用空间。近年来，PPP模式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发展势头十分迅猛。PPP的应用使得“一带一路”倡议更加容易与沿线国家自身的发展战略相对接，形成多方优势互补，也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创造了机遇。

二、“一带一路”PPP项目面临的税收环境

（一）税制差异易引发税收风险

PPP项目一般而言都是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PPP项目的采购、建设、运营等各个阶段，都会涉及到税收的征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别，有些国家以所得税作为主体税种，有些国家以商品税作为主体税种，有些国家则是所得税与商品税并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税收制度，优惠政策也是大相径庭。具体到一个PPP项目，在不同的国家，会面临着大不相同的税收结构。各国税收征管制度上的差异也导致企业面临着复杂的税收环境。比如，同样的抵税票据，在某些国家可以正常用于抵税，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无法正常用于抵税，这源于不同国家对于税务票据的合法性、合规性设定了不同的认定标准。另外，“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定，这些国家出现政府违约或者税制突变的可能性很大。

（二）国际税收协定不完善

因为不同国家税制结构上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国际工程项目而言，需要政府之间就税收问题达成某种一致，就各国政府之间的税收管理权加以协调和规范。从操作层面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税收管理上实行的是双重管理权，是居民管理权和来源地管理权的一种叠加形态，这就造成了双重征税的问题。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的PPP项目，可能会面临被中国政府以及东道国政府双重征税的问题。为了加强税收合作，解决双重征税的问题，我国已经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但仍有部分国家至今未与我国签订双边税收协议。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各个国家税务当局在征税时偏离税收协定的情况时有发生。

（三）沿线国家税制中普遍缺少与PPP相关的税收优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税收制度的建设比较滞后，虽然PPP模式的应用日益广泛，但与PPP配套的税收制度仍然相当缺乏，税收优惠力度明显不足。与PPP相关的税收优惠零散地分布在各个税种当中，缺少PPP专属优惠。现有的税收优惠一方面适用的面比较窄，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和污水处理等方面，一方面适用的期间较短，与PPP项目动辄十数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限难以匹配。针对PPP项目的各种税项的叠加最终可能会让PPP项目不得不面临高税率。在税收抵免方面，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企业在境外所得已经在东道国缴纳所得税的，在国内缴纳所得税时可以在应纳税所得额中直接予以抵免，或者对企业在国外持股的股息和红利等进行间接的抵免。间接抵免在我国遇到的最大障碍是间接抵免层次不明确的问题，尽管《企业所得税法》中加入了关于间接抵免的相关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也明确了间接抵免的条件，但对于多层次抵免的问题并未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这势必会增加以多层次公司形式来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对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PPP工程项目产生负面的效应。

（四）我国的税收支持政策

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政策。在出口退税方面，为了鼓励国内的企业积极参与对外的投资活动，国家不断加大出口退税的适用范围和力度。根据我国相关政策的规定，在海外其他国家承包工程项目视同为出口业务，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相应的税收退还。另外，对于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给境外承租人的，只要租賃的期限达到5年或5年以上，在向海关报关并且租赁货物实际离境，可以享受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出口退税政策。在纳税服务方面，为了解决企业不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制、难以有效评估海外工程项目税收风险的问题，我国的税务机关通过税务咨询平台、建立专门网站等措施及时解读政策，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支出企业走出去。

三、企业参与“一带一路”PPP项目的税务风险

（一）对东道国税收制度认知不足引发的税务风险

在“一带一路”PPP项目中，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当地的税收制度缺乏足够的了解，没有能够按照当地税法的要求来规范地进行纳税的申报和管理。针对工程项目，不同国家的征税方法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所得税税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PPP项目的中国企业来讲，不仅要了解东道国的征税方法以及所得税税率，还需要对东道国的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进出口关税、社会保险等进行通盘考虑;需要了解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会对PPP项目征收哪些税费，如服务设施费用或者其他的各种杂项费用等。此外，企业还要了解关于成本费用抵扣的政策、折旧的政策以及亏损递延的处理等等。同时中国企业尤其要关注PPP项目的税收优惠情况，明确自己究竟要满足哪些条件、遵循何种程序才能享受到相应的税收优惠。在税收征管的环节，不同国家税务机关征税管理的力度也不一样，中国企业要主动适应东道国税收征管的节奏，做好迎接税务检查和审计的准备。从实际案例中发现，许多中国企业由于对东道国税制缺乏足够了解而导致承担了本可避免的税负或者失去了本可享受的税收优惠，或者由于一些预料之外的原因被东道国实施税收处罚。

（二）对本国税收制度认知不足引发的税务风险

对于从事海外PPP项目的企业而言，还要注意如果项目中所需要的某些原材料、设备等是从中国进口的话，是可以享受出口退税政策的。对于向境外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设计服务等，也可以按政策享受相应的出口退税。如果企业不熟悉这些出口退税政策，不能充分享受出口退税的好处，就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一般而言，PPP项目公司都是在东道国进行注册，直接以中国企业身份进行参与的情况比较少见。即便如此，由于海外PPP项目涉及到中国居民在海外获得收入、项目公司的利润分配等事项，仍然要涉及到中国的税制，企业一旦在税收的统筹规划上出现漏洞，就会面临重复征税的风险。

（三）国际税收协调出现偏差引发的税务风险

企业在海外从事PPP项目，不仅需要熟悉东道国的税制，为了避免被重复征税，同样需要熟悉中国的税制并熟悉国际间的税收协调事宜。如果企业不熟悉中国在国际税收上的处理方法，就无法对自己的纳税义务做出统筹的合理化安排，可能会出现在东道国享受免税政策却需要在国内全额缴纳所得税或者由于不能及时取得东道国的完税凭证而导致在国内被二次征税等各种问题，从而造成税收上的损失。除了国际双重征税所带来的风险之外，企业有时还会面临东道国征税范围扩大的风险。根据国际税收协定的相关安排，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PPP项目的收入应该在东道国与中国之间合理划分，在控制项目整体税负的前提下保证东道国和中国双方的税收利益。但由于PPP项目各部分收入之间存在极高的关联度，项目执行过程中可能会由于进度结构不合理等原因致使东道国征税范围的扩大，使企业不得不承受更高的税收负担。

（四）避税行为引发的税务风险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PPP项目，为了达到降低项目整体税负的效果，有时会对项目的资本结构进行相应的设计。比如，在所得税税率较高的国家，为了降低税收负担，企业会选择债权融资作为主要的融资方式，由于债权融资所产生的利息支出可以在缴纳所得税之前加以扣除，就可以达到降低项目税负的效果。这种通过资本结构设计的方式来降低项目税负的思路固然可取，但实际操作中要注意把握好相应的度。如果债权融资的比例超过了东道国税法规定的上限，则超出部分不仅无法在税前抵扣，还可能会面临来自东道国的税收调查，除了补交相应税款之外，还可能面临高额的处罚。除了资本结构设计之外，中国企业另一种常见的避税方案是利用国内母公司和东道国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来转让定价，进而达到避税的目的。但是，世界各国对于转让定价的监督机制越来越完善，一旦被查实存在转让定价的行为，不仅要补交税款及面临高额罚款，还会损害到企业的声誉。

四、“一带一路”PPP项目税务风险控制

（一）提高对“一带一路”PPP项目税务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PPP项目，往往更加重视项目的投资环境、运行模式及盈利水平等，而对税务风险把控意识比较淡薄。要做好“一带一路”PPP项目的税务风险管理，首要的一点就是企业在主观层面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提高税务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对于税收制度的研究。企业应该在财务、法务等相关部门，抽调专门的人力负责处理涉税事务，在企业内部建立起针对跨国PPP项目税收政策和税务处理的研究机制，密切关注东道国和国内税收政策的新变化，敏锐发现潜藏的税收风险，定期向企业的管理层报告与税务处理相关的重大事项。加强与东道国及国内税务机关的沟通，尽量避免出现对税收政策理解不完整或者出现误读的情况。另外，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制十分复杂，对于企业的税务管理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来看，通晓国际税收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大企业，中小企业中熟悉国际税务的人才十分缺乏，而掌握小语种的国际税收人才更是稀少，成为企业进行税务风险控制的一个“硬约束”，企业要注重加强国际税收领域人才的培养，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二）开展税收筹划

由于跨国PPP项目的纳税事项十分复杂，为了减少由于税务风险带来的损失，企业需要进行科学严密的税收筹划。在合同谈判和签约的阶段，企业重在考虑项目的运行模式并对不同模式下的纳税情况加以比较。比如，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签订一个总包合同或者分别签订设计、采购、施工三个合同的两种做法下，企业需要承担的税负会有很大的区别。在一个大型的PPP项目中，很多的物资设备可能需要从中国进口，如果企业能够将面向国内的采购合同从PPP项目的总包合同中分离出来单独签约，那么，承包商在物资设备采购环节获得的利润就无须在东道国缴纳所得税，而且还能够享受到国内关于出口退税的相关政策。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需要企业进行全面的税务筹划和管理。在项目启动阶段，由于不同国家所得税税率以及与所得税相关的优惠政策存在較大的差别，因此企业要仔细衡量，在签约主体的选择方面要着重考虑所得税负担的影响。在 “一带一路”沿线有些国家的所得税税率比我国低，企业就可以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并以子公司作为签约主体参与东道国的PPP项目，降低所得税税负。如果东道国的所得税税率较高，企业可以考虑不在东道国设立常设机构，从而规避东道国的所得税，如果必须设立常设机构，则可以通过缩短项目建设周期的方法来减轻所得税的税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企业往往会面临据实征收、核定征收等不同的纳税方式，企业要根据东道国的实际情况仔细辨别采用何种纳税方式对自己更为有利。在项目竣工验收的阶段，要特别注意东道国税法中允许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是否符合相应的要求，做好项目尾款的纳税工作，积极配合东道国税务机关的完工审计工作。

（三）合理开展避税活动

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实现避税的目的。最常见的避税方法是利用国际税收协定以及转让定价。各国政府之间为了平衡各自的税收利益，一般会签订相应的税收协定，这些协议的主要功能是解决双重征税的问题。企业从事“一带一路”PPP项目，一定要学好用好税收协定，运用合理的规则来避免被双重征税的情况。如果PPP项目所在的东道国没有与中国签订税收协定，企业可以通过设立低股权的控股公司进而享受税收协定的有关待遇，减轻在东道国的纳税义务。利用转让定价手段在公司集团内部转移利润，使公司集团的利润尽可能地在低税国关联企业中实现，是从事跨国PPP项目时常用的一种国际避税手段。转让定价的具体操作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一是通过购销业务转让定价。集团企业在与关联企业开展采购、销售等业务时，通过“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的定价方法，将收入转移至低税负国家进而达到避税的目的。二是通过有形资产的租赁转让定价。企业在高税率国家购买一项资产，通过收取较低租金的方式将使用权转移给低税率国家的关联企业，该关联企业再以高价出租给第三方关联企业。低税国关联企业从前后两个租金差中获得利润，且由于设备使用过程中提取的折旧可以税前扣除，减轻了出租方应缴纳的所得税。三是以无形资产交易的方式转让定价。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和使用无形资产不按照常规价格进行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四是借助融通资金转让定价。关联企业可以通过贷款筹集资金的方法来增加利息费用并以此来调增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额，减少应纳税所得额进而实现避税的目的。五是通过提供劳务来进行避税。当关联企业之间发生劳务经济活动时，提供劳务的一方可以通过对劳务费用的调整来转移利润，从而实现降低税负的目的。利用转让定价来避税要掌握好度，不能逾越东道国相关制度规定的界限。

五、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巨大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通过PPP的方式参与到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中。然而，在“一带一路”PPP项目中，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在企业可能遭受的众多风险中，税收风险直接关系到企业最终的盈利水平，却也容易为企业所忽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PPP项目所面临的税收风险，一方面来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的税收环境以及不同国家在税收协调事项上出现的众多矛盾，一方面来源于企业自身对于税收风险控制不到位。要降低企业参与“一带一路”PPP项目的税收风险，既需要中国政府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税收环境，也需要企业加强对于税收风险的管控。从政府层面看，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税收协定，争取实现对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完全覆盖，对于已经签订的税收协定，注重不断完善税收协定中的相关内容，尽量避免重复征税，消除和减少国际逃税。加强对于“走出去”企业的税收监管，自其在境外设立机构开始，其税务登记、所得申报、汇算清缴、税收抵免等均要纳入税务部门的管理。针对“一带一路”PPP项目可能出现的税收争议，政府应积极建立起多边争议解决机制，减少税收摩擦，为跨国PPP项目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从企业层面看，参与“一带一路”PPP项目的中国企业，要始终将税务风险置于总体可控的范围之内。在项目伊始要做好税务的整体规划，在项目进展过程中要进行持续的税务管理。企业要提高对税务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加强税务管理人才的建设，加强与本国以及东道国税务部门的沟通，深入把握项目涉及税制中的诸多细节，提高执行力，将对税务风险的管理融入到企业的日常工作之中。Z

【主要参考文献】

[1] 温来成，孟巍.PPP产业基金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财税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7，（23）.

[2] 杨昀，周剑秋.浅析“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税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9，（01）.

[3] 王志强.“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涉税问题研究[J].财经界，2019，（01）.

[4] 何艳，李慧思，贾香萍.对PPP模式盈利性的研究[J].商业会计，2017，（24）.

封面人物：

樊千，女，哈尔滨学院副校长，教授，博士。长期从事会计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兼任黑龙江省高教学会常务理事。主要承担会计学、国际会计、经济法等专业课教学工作。承担省市级研究课题6项，出版教材及著作2部。荣获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哈尔滨市“助推新跨越社科大调研”活动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1项，哈尔滨市第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项，黑龙江省高教学会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一等奖1项。研究方向：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等。

海外工程项目财务风险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面临更为广泛和更为直接的国际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既是企业的微观投资行为，也是政府的宏观管理行为。推动有比较优势的国内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利用国际资源，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应树立风险预警意识，加强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防范，增强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对外投资；现状；风险；趋势；中国企业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趋势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企业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蓬勃发展，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由单一的新建投资办厂为主转向并购投资与新建投资并存的格局，国有大型企业替代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出量约48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六。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排名跃升至第五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 220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

伴随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也进入国际风险高发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企业应对国际风险的经验不足，抗风险能力薄弱。其结果出现中国企业并购成功率低、投资亏损率高的困境（亏损率高达67%）。因此，研究当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问题及应对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面对的国际风险分析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当代发生战争、政变、军事冲突、民族骚乱、恐怖主义等极端政治风险的几率在下降，而来自东道国的政府干预和工会罢工等形式的政治风险在上升。

近年来中国企业频频遭受国际政治风险的威胁和干扰，诸如海外员工遭到绑架和袭击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也给迈向国际化征程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2001年15名中国援外建筑工人在斯里兰卡遭毒打和绑架，2004年中国援助阿富汗工程项目的工人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导致11名中国工人丧生。2007年中国石化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石油工作人员遭到非法武装的袭击和枪杀造成9人遇难，7名工人被绑架。2004年9月发生在西班牙埃尔市的一场大火烧掉了价值800多万元的中国鞋，致使中国商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投资进入方式的决策风险。投资进入方式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跨国经营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时，选择和确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是一种系统性安排。其中，跨国公司对进入模式选择与决策是国家风险评估与防范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不同的国际市场进入类型，企业所面临的国际风险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在三大模式中，由于投资区位、资金投入的原因，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最高，出口居中，契约最低 。因此，对不同模式下的国家风险评估与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是在对于投资进入方式缺乏科学论证和评估的情况下做出的。

3.海外融资风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也面临着:一是金融障碍，即中国国内银行提供的跨国服务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常规银行业务，难以满足企业海外并购所需巨额融资要求。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中国的各大银行还不能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起到足够的支持作用。而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难以支持或满足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需求。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中国企业难以从国际市场获得金融支持。

4.跨文化风险。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经营时，将面临新的文化环境，语言、习惯、价值观等文化差异使其外部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除竞争对手和社会公众外，消费者、供应商、雇员等文化差异均会对跨国公司构成挑战，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差异会导致观念差异和文化冲突，跨国公司在经营中若不了解这些差异，就会导致经营的失败。对外投资企业如果不重视多元文化的差异，将会增大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后由于缺乏跨文化管理的经验，而屡屡发生文化冲突的风险，最终导致失败，应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和警觉。TCL并购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德国汤姆逊电子失败，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没有处理好并购后的管理整合和中法跨文化沟通问题。

5.投资资源国的国家风险。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海外投资除了上述一般政治风险外，还面临其他一些特殊的政治风险。因为石油或矿产资源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还由于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都是大型中央企业，其跨国投资活动也就带往往被资源国视为有政府支撑或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制造和散布“中国威胁论”，将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和油价飙升归因于中国增加进口，蓄意将中国资源进口问题过分“政治化”，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更是将资源能源作為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手段。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防范对策

针对各种国际风险，中国跨国企业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来对政治风险进行规避和防范，可以将风险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1.选择正确的跨国经营进入方式。对于投资进人方式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科学论证，就跨国经营进入的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等方式进行科学决策，以做出系统性安排。就跨国经营的是否直接投资或并购进入的方式以及是否采取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经营的哪种投资形式进行科学论证。就规避风险而言，合资、合作形式明显优于独资，中国企业通过与东道国企业合资有助于缓解民族主义对外国企业的敌视，还可减少政府进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因此企业可更多采用合资经营方式。另外，还可以根据跨国投资行为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对策。例如，在投资前期，侧重于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分析风险来源和因素，做出投资评估和决策。在投资中期，可以根据经营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对照经营绩效，随时调整投资方式和性质，如采取投资分散化、共同投资以及经营方式当地化等等，取得预期的最终的投资目标。

2.高度重视国际政治风险的评估研究，风险的有效识别和评估，提高企业风险防范能力。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和政治风险，企业应高度重视并加强国际政治风险和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研究。做好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评估，不仅要立足现在，更要预测未来中长期走势，还要从宏观层面加以把握和防范。在制度设计上，企业应设立风险防范部门，赋予其相应管理职能，使风险管理机制的运作规范化，通过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有效地预控、规避、减少和转移政治风险，以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风险防范与预警管理水平。针对东道国风险评级、影响程度和评价结果，制定和采取风险防范对策。

3.实施“本土化战略”，以降低东道国政治风险度，增强企业环境适应能力。面对各种政治风险，中国企业应该主动出击，采取“本土化战略”，入乡随俗，以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环境适应能力。本地化战略的最大好处是，大大降低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门槛和政治风险，并有可能享受该国国民待遇，免受非关税贸易制裁，还可以较快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有利于树立企业良好形象，降低政治敏感度。实施“本地化战略”，尽可能利用东道国的原料、资本、技术和人才，在东道国制造产品和研制技术，在本土销售。首先要学习和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聘请当地的法律人才，他们熟悉本土法律法规，而且通过寻求“本土化”法律保障，可大大降低政治风险。

4.利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转移和分散政治风险。作为规避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由来已久，它是母国对于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遇到的政治风险等所提供的保证或保险的制度。投保海外投资政治险是一种积极的预防性策略，针对海外投资存在的各种政治风险，企业可以有选择地对海外资产进行投保，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发达国家许多跨国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战争险和罢工险等方式，以转移国际政治风险，保护本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跨国公司可以利用投保方式来转嫁政治风险，尽可能避免东道国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

5.熟悉和掌握东道国相关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制度。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问题很繁杂，应该熟悉和掌握东道国相关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制度。学会利用东道国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诸如商标、商业秘密和技术等知识产权。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从控制法律风险及限制和减少经济责任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另外，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众多海外投资企业分散风险。

6.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海外投资是一项复杂的跨国经营活动，不仅要求经营者通晓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必要的专业知识，熟悉国际惯例环境和国际市场，还要求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并具备较强的管理技能。因此，长远看来，中国培养人才战略，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端人才，从而增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洪银兴，赵曙明.国际企业:风险管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寇江华.海外投资的风险与防范[J].山西财税，2009，(8).

[3] 史建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规避[J].产业科技论坛，2008，(7).

[4] 田泽，马海良.国际企业管理:文化、战略与行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安世友]

海外工程项目财务风险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并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全球企业并购活动显著降温。但与此相反,中国企业却开始了一股并购热潮。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

【关键词】 金融危机;海外并购风险

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演化成全球性危机,中国跨国并购开始了新一轮的热潮。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这能否说是一次历史机遇呢?显然,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给我国金融企业的跨国并购提供了低价收购的良机。然而机遇中也隐藏着巨大的挑战,由于危机发展的不确定性、企业自身能力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路上可能困难重重。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文化等因素上的差异,海外并购失败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国内并购。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有:

(1)信息不对称风险

信息的不对称使并购盲目进行,如果对目标企业了解不够或目标企业故意隐瞒有关信息,会导致并购企业做出错误的决策,因此充分了解目标企业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在并购过程中,并购双方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并购方对目标企业的资产价值和盈利能力的判断往往是不准确的。特别当目标企业是缺乏信息披露机制的非上市公司时,并购方往往只看到目标企业良好发展前景的一面,而对其负面如负债多少、财务报表是否真实、有无诉讼纷争、等了解不足。如果贸然并购就会增加企业额外的负担。同时,如果对目标企业的资产可利用价值、富余人员、产品市场的占有率和开拓能力等了解不足,也会带来并购后的整合风险,甚至会使整合失败。

(2)法律与政策风险

对于跨国并购,各国往往会依据自身的国情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以保护本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稳定发展。各国政府为了优化经济结构和合理布局,定期提出指导性的产业政策建议,并通过各种政策引导企业资本的投向。跨国公司在实施跨国并购时,经常会遇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制约,产生法律与政策风险。法律风险还表现在并购企业运用法律方面的疏忽与欠缺,使并购双方的正当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增加并购的风险。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企业所有权归属及其结构划分的不清,未能准确把握目标企业中谁有权行使所有权,二是对目标企业法人财产中所包含的各项权利是否存在纰漏审查不严,导致风险。从并购方的角度,对其中各项权利是否如实存在进行法律审核,确定并购完成后能否对各项权利进行合法持有,是很必要的,如生产许可证、进出口权、出口配额、生产限额、工业产权、产品销售许可等权利。若其中某些权利一旦因并购而失去,会对并购方的实际收益产生影响,带来风险,并会导致并购协议签订的不严密而产生可能的诉讼风险。

(3)融资风险

跨国并购的融资风险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为并购融资而使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跨国并购需要大量资金, 企业不可能完全通过自有资金来完成, 而超限度负债很可能使企业承担巨额的资金成本, 甚至陷入财务危机。首先,从融资方式选择上看,企业通常可采用的融资渠道包括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发行股票和认股权证等。不同融资方式可能带来不同风险,通过发行高息债券进行融资就要考虑到将来债券利息的偿还问题,由于成本很高,并购后必须保证较高的收益率才能使收购者有收益,否则,可能会导致资本结构恶化,债务比率过高,现金流不足最终造成财务危机。“中海油”为应付一系列海外收购的庞大资金需求,主要借助发行债券进行融资,导致该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上升。其次,从融资结构的安排上看,融资结构从性质上划分为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从时限上划分为长期融资和短期融资。在海外并购的实践中,涉及金额一般比较巨大,融资结构安排是否合理就显得很重要了。如果融资的结构安排不合理,权益性融资和债务融资比例不当,融资长短时限搭配不当,都会造成融资成本增加,未来资金流衔接错位产生财务危机。

(4)资金流动性分析

随着并购的进行,企业要以商定的条件和方式对目标企业股东支付,支付方式不当会导致企业财务状况产生风险,国际上比较通行的支付方式包括现金、股权置换、承担债务等。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普遍采用了现金方式支付。在近两年的海外并购案中,我国企业支付现金金额动辄数亿甚至百亿美元。由于我国当前外汇充足,企业获得外汇不存在很大问题,另外现金海外支付也方便易行,所以现金支付有其合理性。但是对于企业筹措大量的现金进行支付毕竟不易,其前提是企业即时的现金流充足,未来收益稳定。另外由于涉及海外支付,汇率的异常波动也会给企业的支付产生不确定性,这在现金支付中更为明显。

(5)整和风险

并购不是两个企业的简单组合而是两者的有机融合,企业并购成功不仅在于并购的调查、谈判与签约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有效解决,而且取决于签约后企业的有效整合。并购整合主要包括经营业务上的整合、人力资源整合与企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内容,整合风险主要有经营整合风险、文化整合风险、资源整合风险等。品牌认同和接受程度的不同给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带来了经营整合风险;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差异会给跨国并购带来文化整合的风险;不同国别企业间存在经营理念、管理模式、绩效考评、薪酬发放、激励机制、企业和员工的沟通、行为方式等差异,这些差异会给企业并购带来人力资源整合上的困难。

在国际金融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企业既要抓住有利时机实施跨国并购,也要树立和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分析研究并购重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避免因盲目扩张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 参考文献:

程子潇,韩平.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的研究思路探析[J],价值工程,2008,2.

王薇薇,张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及对策[J].财会通讯,2007, 8.

王小华,美华.企业并购中财务风险的成因及防范措施[J],财会通讯,2004,6.

张邦雄.企业海外并购现状及财务风险分析[J],财会通讯,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