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博士论文题目范文

胡适博士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2、个体工商户在税法中的法律规制

3、以校企合作为基础的税法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4、新一轮税制改革背景下本科《税法》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5、新个人所得税法下的工资薪酬结构探讨

6、资源税法来了！绿色税制拉起“保护网”

7、项目驱动下税法课程混合教学模式探索

8、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家庭课税的考量和路径分析

9、论“十四五”时期个税法的完善

10、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的差异及协调问题研究

11、从税制简化改革到税法简化原则：理论拓补与法治完善

12、会计与税法在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教学中的深度契合

13、浅谈税法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倾斜保护

14、《税法》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

15、浅谈新个税法及相关建议

16、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影响研究

17、基于新税法的高校教职工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18、论新个人所得税法下的税务筹划

19、用语境策略研读《印花税法》

20、新个人所得税法下的年终奖个税计算探讨

21、新税法背景下的企业纳税筹划及其风险管理

22、《税法》课程中的思政教学设计研究

23、新个人所得税法下的税收筹划空间探索

24、“三全育人”视域下税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讨

25、课程思政在税法课程中的应用及进阶路径探析

26、“税法”课程思政化元素提取与效果保障实施研究

27、《税法》课程在线教学实施方案

28、手续费及佣金的会计核算与税法差异的协调

29、从税法公平原则谈个人所得税法修改的得失

30、税法课程实践教学效果实证分析

31、商业地产企业会计核算中会计与税法差异探析

32、由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引发的思考

33、税法教育“从娃娃抓起”青少年税法知识读本闪亮税宣月

34、新媒体融入税法与纳税实务课程诚信教育的 教学策略

35、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探讨

36、碳交易所得的税法界定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路径探析

37、新个人所得税法下员工薪酬纳税筹划浅析

38、刍议财务会计与税法对企业成本费用的不同界定

39、新《个税法》下综合所得预扣预缴及汇算清缴

40、“1+X”证书制度试点下“会计”课程与“税法”课程整合教学模式研究

41、新税法下公立医院个人所得税管理路径探索

42、新购置税法即将施行 买车贵了还是便宜了

43、新个税法下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政策与方法研究

44、基于税务仿真实训平台的税法课程改革

45、新个税法下企业员工个人所得税分析研究

46、浅谈税制改革背景下税法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47、会计准则与新所得税法对应企业纳税所得额的影响研究

48、新旧个人所得税法的比较、分析与启示

49、新税法下个税的纳税筹划研究

胡适博士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胡适博士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它标志着中国第二代新式知识分子(第一代是郑观应、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开始崭露头角,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五四知识分子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以西学批判中学,以现代解构传统,将输入西方文明深入到思想文化领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本文所谓的“五四学人”,是指五四知识分子中以学术研究为主旨的群体,包括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以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在新文化运动的春风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五四学人不但自身成就斐然,而且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后五四”知识分子,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绵至90年后的今天,并将继续延绵下去。对于新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五四学人的学问之道,不但是我们传承五四精神的重要体现,更是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裨益良多的饕餮大餐。

探讨五四学人的学问之道,笔者主要关注他们的学术理念、求学道路和治学方法。

一、学术理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众所周知,这句话是陈寅恪说的,是陈寅恪在1929年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做铭文中说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虽然他说这话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10年,但这绝对是对五四精神遗产的精辟总结。

碑铭中称赞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一次以凝练的语言总结表达了近世启蒙思想运动以来中国学者要求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理想,成为正直学者的追求与人格的象征。早在1905年,王国维即论述了学术独立的意义,他说:“夫哲学家与美术家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因而追求真理是学者的天职,他希望“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他评论学术界时,主张将学术研究视为目的,而非国家、民族和宗教的手段;这样学术才能独立,而“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自杀方式表现的独立与自由是伟大而永恒的。

1918年,陈独秀(1879—1942)提出学术为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区别。如此,“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亦如此,“吾人尚论学术,必守三戒:勿尊圣,勿尊古,勿尊国。”自然,他就是针对所谓国粹论而发的。但是,学术既然为人类所公有,只有是与粹,而无古今与中外,那岂不是最大的独立吗?陈氏正是十分强调学术的这种独立性,并认为这是神圣的。他在《学术独立》这篇短文中痛陈中国学人不自尊其学的弊端,认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例如文学家自身不承认文学之独立价值,必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史学家不承认史学之独立价值,必攀附《春秋》以为伦理学之附属品;音乐家不承认音乐之独立价值,必攀附圣功王道以为政治学之附属品;医学家拳术家不承认医药、拳技之独立价值,必攀附道术等。陈氏认为学者如此“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

新文化运动期间,林琴南(1852—1924)等旧派人物反对胡适等提倡白话文,1919年3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亲撰《答林琴南书》,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蔡先生将这一主张实践于北京大学,遂使北大网罗一大批顶尖学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学术成长之土壤,犹如阳光之于生命不可或缺,否则,学术必蜕变成“权术”或

“钱术”。

二、求学道路:学贯中西,融通古今

考察五四学人的生平,我们不得不惊异于他们独特的求学之路:他们几乎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国学传统训练,年稍长又不约而同有留学经历,且所学甚杂,却成就斐然。

胡适(1891—1962),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他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耐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同年7月回国。正是由于他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坚实的西学基础,才使他在20多岁就写出“前无古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之所以说是“前无古人”,是因为正是他首先采用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百家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意义。除了哲学,胡适在文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

陈寅恪(1890—1969),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1902年陈寅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一战爆发后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中亚古文字、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古、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其所著《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传》等部部都是经典。

中国现代语言学和现代音乐学先驱赵元任(1892—1982)的求学经历则更为奇特。他幼时就读于家塾,接受传统文化洗礼。190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尤长于英语、德语。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入美国康耐尔大学,主修的却是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接下来又攻读了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耐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美国语言学界对他的评价则是:“赵先生永远不会错”。民国时期有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叫《教我如何不想他》,就是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并演唱的。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傅斯年(1896—1950)的求学经历类似于赵元任,傅斯年是赫赫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北大学的是文科。毕业后留学英德,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的却是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一长串来:鲁迅(1881—1936)、吴宓(1894-1978)、刘半农(1891—1934)、周作人(1885—1967)、钱玄同(1887—1939)、罗家伦(1897—1969)、冯友兰(1895—1990)、朱光潜(1897—1986),以及北大国宝季羡林老先生(1911—2009)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五四学人大抵家学渊源深厚,从四五岁就开始“子曰诗云”,到十七八岁上大学时,已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此后多年研修,从而构成了他们学历中的一个“潜学历”,这与他们日后在国外专门修习的各种西方学科知识所构成的“显学历”,恰如并蒂莲花,相映生辉。美国学者博兰霓认为,凡具有原创能力的专业人士,其知识分成两部分: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属于专业范围的知识称为“直接知识”,与专业无关的知识称为“间接知识”,在人的创造过程中,间接知识作为直接知识的支援知识而发生作用,他把这种“支援”直接知识的间接知识看作是激发创造力的源泉。从上述考察五四学人的学历背景来看,他们的知识结构大多兼具两种以上的深厚知识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直接知识,和作为间接知识的外国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学,甚至数学、物理学等现代学科知识。这正是五四学人能取得诸多开创性成果的奥秘之一。

三、治学方法:博中有精,言必有据,中西结合

综观五四学人的治学之道,虽各有其独特之处,但不外乎如下特征:

一是先博后精,博中有精。阅读五四学人,首先让我们惊叹的就是他们的博学多才。从他们的求学经历可以看出,他们有意识地涉猎现代学科的诸多领域,他们在国外走马灯似的转学校、换专业,随时随地转移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领域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许正是这种自由灵活的教育体制给他们提供了发掘潜力的平台,让他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成就了他们的博学多才。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学术训练,为他们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间接知识”。五四学人的学术贡献往往不限于一个领域,但是他们在涉猎多个领域的同时,又专攻某一个或两个领域,并做出卓越成绩。如胡适在哲学、文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一生获得1个博士学位和35个荣誉博士学位,但其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文学改良刍议》、《白话文学史》等却集中于哲学和文学领域。胡适曾这样概括他的治学方法:“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又如陈寅恪,他通晓蒙古、藏、满、日、梵、巴利、波斯、西夏、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文字,尤精于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研究。但其最突出的成就则是中国中古史,他最重要的头衔也是历史学家。

二是言必有据,尊重事实。一说到证据法,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胡适提出的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里边还有个小故事。胡适有个学生叫罗尔纲。有段时间罗尔纲在北京以卖稿补助生活,有的文稿是急就章的。有一回罗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其中有一段论清代士大夫好利是由于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引申清人管同、郭嵩焘的话。胡适看到这段话,非常生气,写了一封长信严厉地责备他,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胡适告诉他:“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罗尔纲深谙师道,最终成为太平天国史的重量级学者。傅斯年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他说,“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了,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这与胡适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我们既能窥见乾嘉考据学的影子,亦能闻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味道。

三是中西结合,以西证中。这就是以间接知识“支援”直接知识的范例。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首先采用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让人耳目一新。五四后,胡适又力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把社会当做试验室”,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要把自然科学的具体公式用于中国文字的训诂,而是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的和逻辑的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数学、物理学造诣对其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其更深刻的影响则在于近代物理所揭示的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考系统。

综上言之,会通中西古今似乎为五四学人学问成功之关键。当然,此意义上的“会通”,并不是要掌握天下各门具体知识,而是要领悟各学科的精神并融会贯通之。诚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言,学生对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必须都有一个基础性的掌握,其目的则在“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高、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相为姻缘与相倚之理,此则所谓会通也。”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胡适博士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能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

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

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

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

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

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

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也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间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

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一一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

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里略和牛顿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

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

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密尔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惰,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肘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一一在

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

救。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费希特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

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

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灭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胡适博士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我一直不太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做选择题，连人都是要非此即彼，鲁迅还是胡适，一看这样的文字，我就异常郁闷，就如非让我选择是吃萝卜还是白菜一样。

在鲁迅所有文字中我最推崇的是《死后》，鲁迅生前即想到了死后所要面对的各种尴尬与耻辱，那些任意歪曲和篡改着他文字的人，是他死后所不能控制的，生前尚且有申辩的可能，死后是断无申辩的机会了。我常常以为他们是很悲剧的，如胡适，如鲁迅，尽管内心是多么的不情愿，他们丝毫不能阻挠死后被人利用，而且被利用得如此彻底，如此纯粹。有时他们的一句话，就可以被无限上纲上线，就可以作为养活别人的工具，杀死对手的利器。

胡适教导学生，不要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这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论调。当大部分人教你应当如何如何时，胡适教你不应如何如何。当别人强调某某主义，某某路线时，他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有人认为这是他的局限性，不重视世界观的建立。我却要说，这正是胡适的高人之处：不灌输教条，只教你独立思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需要的是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这样的论调，在今天看来，非常的

理性而温和。这就是胡适先生。

胡适是爱国的，胡适报效之国，并非所谓的某个政府掌控之国，而是中华民众之国。当这个国家遭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个人的政治观点与哲学理念是要和国家当时的环境相靠近或者暂时妥协的，因此一个一向坚持自由之灵魂的胡适接受了蒋介石政府的驻美大使之职。为国家存亡行路万里，演讲百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人格，又有什么可以指摘的?

胡适曾说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只有超越了党派的隔阂，在坚持自己信仰和主张的同时，尊重别人的信仰和主张，并努力捍卫别人的自由，这样的人才是把自由实践的人，胡适便是这样的人。

胡适博士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事实如何？简述几点。

第一，作者引用《乐书》原文时所作断句-标点，错误百出。仅举一例。

“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刚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陈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见“博文”下篇第123页）这几句，原本意思很清楚:“勇者，正直之德；义者，刚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陈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经作者如上标点，无法理解。足证作者并未读懂原文。“博文”中种种谬误多由此而生。（为省篇幅，不一一举例，下同。请参阅《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二期署名尚笃的《治学应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宗旨读<陈旸及其乐书研究>》。这是一篇多年少见、有说服力的优秀书评。本短文就是为介绍尚笃一文而写）

第二，对一些古代名词术语作者显然不懂其含义（如“上庠”与“太学博士”， “文馆”与“秘书省正字”），于是误读文本，曲解文义，妄加引申，有时把后事前移导致结论没有可靠依据。

第三，对乐器的编列，《乐书》本无严格区分，书中有些文字并不是指乐器（或乐器品类），有些只是同物异名，等等。“博文”作者不明其义，概以不同乐器统计之。这样一种缺乏根据的“统计”，除误导读者之外，有何意义？

第四，“博文”对《乐书》的总体评价为何？作者竟全文照抄18世纪《四库提要》的文字1140余字，声称：“在此，仅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乐书的评价作为对《乐书》归宿探讨的结语。”这样的研究与前述的宣传语，相距多远，如此结论得来多么轻松，多么省事，多么令人惊叹啊！

面对如此粗制滥造“学术”专著，赫然列名书中的“博士生导师”、“答辩委员会委员”、出版社“编审”，各起何种作用？各应担负怎样的学术责任和道德责任？■

七嘴八舌

面对如此粗制滥造“学术”专著，赫然列名书中的“博士生导师”、“答辩委员会委员”、出版社“编审”，各起何种作用？各应担负怎样的学术责任和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