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传统文化

俄罗斯的传统文化（精选12篇）

俄罗斯的传统文化 第1篇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特殊的地理位置引出了其文化的地域归属问题,俄罗斯文化究竟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 这是俄罗斯文化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20世纪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文化的归属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 俄罗斯不能把自己定为东方,从而使自己与西方对立起来;俄罗斯应当意识到自己也是西方,即是东西方;是两个世界的连接者,而不是分割者。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别尔嘉耶夫的观点形成了关于俄罗斯文化属性的东西说。

俄罗斯所处的这种地域状况和特征使得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总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来回“摇摆”。何谓“东方”? 东方的概念具有相对性、多歧义性和不确定性,其内涵既包括地理的,又包括民族的和文化的,同时,也带有某种政治的含义[1]。在俄罗斯思想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不同层面的“东方”的内涵。大多数情况下,这不是外在于俄罗斯的东方,而是俄罗斯内在的“东方”,甚至有时用来指代俄罗斯,即一个相对于西欧国家的“东方国度”[2]。朱达秋在《俄罗斯文化概论》一书中认为,“东方”即亚洲文化, 而“西方”则为欧洲文化。解读俄罗斯文化的东西属性, 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具体的“东方”内涵, 要从不同的层面切入。

俄罗斯文化是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碰撞中,融合它们的一些成分和因素,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这种东西属性贯穿于俄罗斯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方方面面。

1、地理的东与西

俄罗斯横跨欧亚两大洲,广袤无垠的疆土让俄罗斯处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带,这为俄罗斯文化接受东西方文化的精髓提供了地缘的契机。从罗斯受洗至今,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总是处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深深打上了文明结合部的烙印。

2、政治的东与西

制度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中层文化。从国家体制看, 俄罗斯的专制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绝对君主制,也不同于东方拜占庭式的专制君主制,而是一种兼有这两者特征的专制制度,即沙皇专制制度。沙皇是俄罗斯对君主的独特称谓,这一称谓体现了俄罗斯专制制度的独特性。此外,蒙古鞑靼人对俄罗斯近250年的奴役,使俄罗斯的沙皇专制制度也打上了浓厚的东方专制制度的色彩。

3、宗教信仰的东与西

宗教信仰属于思想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底层部分。拜占庭是东正教文化、艺术和神学的中心。罗斯受洗之时,基督教早已随着东西罗马的分离形成了一东一西两个教会分离的态势。1054年,东西教会正式分裂,分别更名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俄罗斯所信奉的是东正教,基辅罗斯属于东正教的拜占庭势力范围,作为所谓“基督教的东方”,自然站到了西方天主教世界的对立面[3]。

宗教信仰的东与西同时也体现在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并存上。多神教作为古罗斯的原始宗教,并没有在“罗斯受洗” 之后立刻消失,基督教信仰也未能一下子就在古罗斯大地扎根,因此在基督教传入罗斯后产生了罗斯历史上的“双重信仰”现象,即多神教、基督教的宗教混合现象。原属于多神教节日的谢肉节,现虽为东正教节日,但其实质仍为多神教。

4、民族性格的东与西

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行为文化的直观反映。从民族性格来看,在俄罗斯人的性格中既有西方人的粗犷和张扬,又有东方人的细腻和含蓄,即俄罗斯性格中兼有东西方人性格的因素。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是其辽阔的疆土和长时间徘徊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历史共同作用的结果,

5、思想流派的东与西

思想流派的出现反映了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东方和西方”问题的实质就是俄罗斯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促使了俄罗斯两大思想流派: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诞生。

斯拉夫派趋于保守落后,是相对于西方派的“东方”,其相信俄罗斯的独特命运,主张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的复兴,反对外来文化和思想。而西方派认为俄罗斯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要向西方学习,走西欧国家已经走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虽然这两派的观点立场不同,但其都关注俄罗斯的命运,展示和弘扬了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思想。

俄罗斯的传统文化 第2篇

作者：天天论文网 日期：2016-3-30 9:02:18 点击：6 摘要: 可以从外部和内部来探究俄罗斯汉学界的6 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价值和意义。首先，从世界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来看，《大典》既顺应汉学家和思想界合流的趋势，又在中国文化能否适应现代的问题上给予肯定回答，而且以其学科的全面性独标一格。其次，从俄罗斯汉学曲折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典》是对正在复兴的中国文化的正面回应，它继承了俄汉学将中国精神文化研究与国情学相结合的传统。第三，从《大典》本身的内容看，对中国学界而言，它倡导新欧亚主义，探讨中国文化的元命题，为我学界的研究提供启发和参照;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它正面阐释中国式发展道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实践中的转换作了论述，为我道路自信提供旁证。

关键词: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世界汉学;俄罗斯汉学;新欧亚主义;对话

参照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季塔连科(М.Титаренко)院士主编，阿·科布杰夫(А.Кобзев)、安·卢基扬诺夫(А.Лукьянов)副主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Кит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共六卷，已于2010 年出齐。这套大书受到普遍关注和好评。2011 年季塔连科、科布杰夫、卢基扬诺夫因“在发展祖国和世界汉学中，在编纂具有重大价值的、科学院本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的杰出贡献”荣获俄罗斯国家奖。①2009年6 月17 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授予《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主编季塔连科“中俄关系60 周年杰出贡献奖”。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访俄，2013 年3 月23 日他在会见俄罗斯汉学家时指出: 俄罗斯科学院出版了6 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全面诠释了中国5000 多年博大精深的文化，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成果。③我们正在翻译这套大书。国内有些同行对这项翻译工作表示不理解: 俄罗斯人谈中国的东西，中国人又翻译回来，有什么价值呢? 本文从外部因素和内在价值等方面来解读《大典》，尝试解答诸如此类的疑惑。④一从世界范围着眼，在历时性的维度上，基督教传教士、思想家和职业汉学家从事中国知识的生产，他们产生的时间有先后，相互影响;从共时性的维度上看，产生中国知识的宗教性面相、思想性面相和专业汉学研究面相互相影响。愈到晚近，部分专业汉学家向思想性面相靠近的趋向愈发显明。

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创造性转换的问题，成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世界有关中国知识的生产，由17 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开启。他们通过翻译中国经典、撰写报告和游记等著作来传播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解释。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中国经典的译介以及编写学习汉语的书籍。比如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译为拉丁文，书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 年出版。① 类似的著作有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643 年出版的《大中国志》等。② 毋庸讳言，传教士在谈论中国文化时，往往在不经意间会露出文化偏见。比如利玛窦叙及佛教的世界起源观: “看起来，这第二种教派的创始人有些观念是从我们西方哲学家那里得来的。例如，他们只承认四元素，而中国人则很愚蠢第加进了第五个。根据中国人的理论，整个物质世界———人、动植物以及混合体———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③ 这里不难察觉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傲慢。

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也不失为西方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利玛窦曾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但此稿下落不明;金尼阁的《四书》拉丁文译本曾在杭州出版。④ 1687 年柏应理(Couplet)在巴黎出版了拉丁文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四书直解》)，但缺了《孟子》。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把《易经》翻译成了德文。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在王韬等人的襄助下将多种中国经典译成了英文，出版了《中国经典》五卷，包括《四书》《五经》《庄子》《道德经》《阴符经》等。这些译文对在西方传播中国精神文化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在对这些文化的传播者满怀敬意之际，也应看到其明显的“文化误译”。有中国学者认为，柏应理的翻译不止是借译宣教，而是在翻译宣扬在中国的文献中早有与天主教教义相一致的地方。⑤ 费乐仁(Lauren Prister)发现，理雅各对《论语》《大学》和《中庸》翻译中，表现了明显汉学东方主义倾向。⑥针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牟宗

三、徐复观等指出: “其动机乃在向中国传教，所以他们对中国思想之注目点，一方是在中国诗书中言及上帝，与中国古儒之尊天敬神之处，而一方则对宋明儒之重理重心之思想，极力加以反对。”⑦ 美国学者莱·M． 詹森(Lionel M． Jensen)也发现了耶稣会士们所传播的中国知识是不可靠的，他以孔子为例作了分析:“‘孔子’作为想象的本土因素的等价物，依然是耶稣会士的虚构。对那些作为外人，对当地的环境缺乏亲近感的神父们来说，圣人只是多义的，但有特别意义的指涉对象。‘孔子’从他们所研究的中国文化中剥离出来，成了他们发明的前提条件。中国的圣人只是表达耶稣会士的本土化的意愿载体，他已经不是中国的了，而是折射传教士的文化适应性、传达对付梵蒂冈日益增长的疑虑的文化适应性的载体，但这对于欧洲的学者而言却有很高的价值。”⑧ 这些讨论，仿佛是某种清醒剂，让人冷静下来，以便进一步认识传教士汉学的复杂性。

传教士和汉学家提供材料，让一些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Franois-Marie de Voltaire)、魁奈(Franois Quesnay)等人得以建构“乌托邦中国”，以阐发自己的思想。尤其是伏尔泰，在《百科全书》里他推崇孔子，在自己的《论风俗》和《路易十四时代的风俗》中他构建了“理想国”———中国，将中国构筑成了与西方相反的模式。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满怀敬意，他在《风俗论》征引了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李明(Louis le Comte)等人的旅华札记。① 传教士对思想家产生影响，或许最有表征性的个案是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和荣格(Carl Gustav Jung)。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从八卦中得到启发，论证了二进制。②20世纪的汉学出现了明显的不同的进路，一部分职业汉学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地深耕，一部分汉学家则更多地关注历史上的中国与今天的世界的关系。

对于学术性的汉学在欧洲出现的时间，学界大致有比较一致的看法，1914 年11 月11 日法兰西学士院设立汉语鞑靼语满语教授讲座，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成为首席教授。③ 职业汉学家对中国研究别开生面，与传教士汉学家相比较，呈现出以专门问题研究因而异常深入的特点。在对传统中国展开学术研究方面，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堪称典范。他从1920 起任法兰西学士院中国语言文学的讲席教授，以对汉语、中国史和道教研究为志业，著有《古代中国》(1927)，他的弟子整理出版了他的《道教与中国宗教》(1971)。在后一本著作中，第一辑为《中国宗教及其发展》，他研究了远古宗教、战国及宗教危机、道教、佛教和儒家。马伯乐善于从学者们忽视的细节入手来研究问题，得出结论。一般人认为，唐代在儒学发展中几无建树。马伯乐首先肯定了孔颖达作“五经”正义的功劳。他还详细介绍了韩愈对人性的分析以及他所提出的解决之道: 通过教育来培植善抑制恶。认为韩愈“将人的动机的古老问题置于世界和天性的领域中来思考，主张与其将这个问题放在玄学中，不如放在道德和心理学领域来解决。”④ 也有评述者将此辑称为“着眼于发生期的关于中国宗教传统的洞见纷呈的概论”。⑤ 这实际上是马伯乐研究中国宗教的纲领之作。接下来马伯乐研究了中国现代的神话、古代中国的社会和宗教、佛教进入中国等问题。

荣格则因为受到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的《易经》和《秘密的金花》的影响，其心理学观念发生了改变。1949 年，荣格为故友卫礼贤的《易经》译文写了长篇序言，其中他分析了鼎、坎、井等卦的爻辞。在他的序言中，可以明显感到《易经》对他的观念的冲击和震荡，他指出“这种假设涉及到我所谓同步性的奇异概念，它是同因果关系完全对立的。后者仅仅是统计学上的真相，而非绝对真理，它只是假设一件事是如何从另一件事发展而来的假设，而同步原理则立足于时间与空间的巧合，这是一种比变化更有意义的现象，它既是事件之间的客观的依赖关系，同时又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的)，即观察者之间的依赖关系。”⑥ 有学者认为正是通过与《易经》等集东方智慧于大成的典籍进行对话，荣格才真正获得了原型假设的跨文化依据和研究的进一步突破。⑦汉学家影响思想界的趋势继续保持，同时一些职业汉学家逐渐像一些思想家那样，不但思考中国的传统的意义和价值，也考察中国的历史传统是否适应现代的问题，形成了西方汉学和西方思想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一条重要进路，就汉学界而言，这体现了汉学研究的汇通性和现实性。

从思想界来看，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的《儒教与道教》值得特别关注。韦伯研究了儒家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关系，由于儒教和道教都缺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伦理，因此尽管中国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些有利条件，但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①罗义俊指出: 20 世纪以来，主导西方对中国思想研究倾向的是韦伯。韦伯理论一直为研究现代化课题的学者所推崇，直到后来学界对70 年代“东亚儒学文化圈”的经济腾飞给予关注，他的影响才有所减弱。② 不但如此，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若干方面的评断，是傲慢无礼的。如他对于五行和神话等下的断语，“这种中国式的‘宇宙一体论’的哲学和宇宙起源论把世界变成了一座魔术园。每一部中国神话都显示出非理性巫术的民间色彩: 粗野的没有任何动力来源的机械腾云驾雾，无所不能„„”③从职业汉学界来看，集体性、长期性的研究计划出现，也催生了多人合编、体例浩大的汉学(中国学)研究巨著，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与李约瑟(Joseph TerenceMontgomery Needham)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最为典型。这些汉学家们的史学、科学史学著作，实际上可视为与思想面相合流之作，它们在研究中国传统的时候，都以西方的现实为参照系。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作者阵容强大，且全书引证详尽，参照最新史学成果，又能深入到史实内部，是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这套书以《晚清史》为全书的逻辑节点。有西方学者在高度肯定《晚清史》的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尽如意之处: “在此书中还可以发现其他问题，比如费正清试图将中国现代史简化为一元模式，即黑格尔式的‘革命’进程以共产党的胜利而达到顶峰。”④中国学人也在反思这套书的价值和问题。在这套书里，总体上透视出哈佛学派的“冲击—回应”模式，即夸大了西方文明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无视现代中国崛起的内在动因。这种研究方式在研究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和革命时，主要关注西方文化和思想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中国对此的回应。⑤费正清的学生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在研究范式方面继承乃师的“冲击—回应”模式。模式在60 年代末期开始遭到学术界中年轻一代学者的责难。保罗·柯文(Paul Cohen)推出其批判性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系统地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标志着这种盛行一时的史学研究模式受到了历史检验。⑥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首部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做出专题研究的史学巨著。该书把科学技术置入思想史的纵深层面予以考察，探究科技的文化起源，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期科技发展或停滞的生发机制。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特色。他以详尽的材料论证了中国难题的深层原因。

从这里可以看到李约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之间存在矛盾: 研究中国科学的发展，却以欧洲所产生的近代科学为标准。⑦ 尽管该巨著也从文明、制度等层面研究中国科学与技术，但就学科而言，重在科学技术的各个分支。

无论是传教士对中国的解释，还是与思想界合流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是否适应当今的阐述，往往是在以西方的宗教或社会为人类的基本模式的话语背景下，以西释中，以我化人(当然，也有启蒙思想家借中国的历史来建构自己未来的个案)。今天这样的中国知识生产模式的局限性已日益显露，其合法性正在受到质疑。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汉学界的《大典》具有突出的意义。在西方汉学以西释中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显露之际，《大典》既顺应汉学家和思想界合流的趋势，又在中国文化能否适应现代的问题上给予肯定回答，而且以其学科的全面性独标一格。具体而言，首先，《大典》在解释传统中国与今天的中国的关系方面，凭借其区别于西方汉学界话语方式，以新欧亚主义为对话的基础，它对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对世界的意义等问题都给出了肯定性答案(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其次，它所展示的学科全面性(涉及到哲学、宗教、文学、语言、历史思想、政治和法律文化、科技、军事思想、艺术等方面)，使它成了俄罗斯汉学和世界汉学绝无仅有的大作品。简而言之，《大典》既有职业汉学的专门性和深刻性，又不乏融合了思想界因素的汉学的汇通性和现实性，这就是本文以下展开讨论的前提条件。

二俄罗斯汉学在整个世界汉学界中举足轻重。研究中国国情和研究中国精神文化并行是俄罗斯汉学的基本特征。

俄罗斯汉学始终对中国的精神文化和中国国情给予高度关注。俄罗斯的汉学滥觞于俄罗斯开始派遣东正教使团到北京的时候(1725—1729 年)。① 俄国汉学从一开始就注重翻译介绍体现中国精神文化精髓的经典，对中国精神文化某些具体领域进行深入研究。А·列昂捷耶夫(А． Леонтьев)翻译了《大学》《中庸》。② 东正教使团领班、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士比丘林(Н.Бичурин)翻译了《三字经》，③ 他出版了《中国的民众及道德状况》等著作。④ 东正教使团的随团学生、后来的帝国科学院院士王西里(В.Васильев)在文学、历史学等方面都很有建树，他开创了俄罗斯的佛教研究，出版了《东方的宗教儒释道》、⑤《中国文学史纲》。⑥从今天的国情学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汉学家利用东正教使团成员在中国居留的身份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研究性的报告或译文。1837 年比丘林发表了《大清帝国统计概述》。⑦ 王西里则根据实地考察写了大量的地理考察记，如1852 年他在《国民教育部杂志》发表了《中亚和中国控制的主要山峰》。从1853 年到1857 年他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发表了《满洲志》《宁古塔记略》《流入阿穆尔河的河流》《关于满洲的火山的存在》等。⑧ 1899 年Н． 维诺格拉茨基(Н． Виноградский)在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下出版了《大清帝国地理学、民族学、统计学概述》。该书以非常详尽的统计数据，对大清国的国境、气候和灌溉、舰队和军队、汉族、蒙古族、藏族、行政区划及其财政等作了描述。⑨ 这些大都是应俄罗斯帝国与大清国各方面交往之需而作的。

在苏联时代，阿列克谢耶夫院士(В.М.Алексеев)把汉学推进到了新的领域，他以中国文学研究和年画搜集研究为主攻方向，旁及儒释道。瑏瑠阿列克谢耶夫翻译了《聊斋志异》中的几乎所有作品，并发表了《聊斋志异中的儒生悲剧与官吏观念》瑏瑡等论文。他还翻译了朱熹所注《论语》的前三章。① 在1937—1938 年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中，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从喀山到远东，一大批汉学家同其他东方学家一起蒙受迫害，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处决。如精通多种语言的青年东方学家Ю·休茨基(Ю． Щуцкий)，翻译了《易经》《抱朴子》，在他答辩博士论文《中国经典〈易经〉·语文学研究及翻译》② 两个月后，于1937 年8 月以“间谍罪”被捕，次年2 月被枪决。750 名东方学家遭到迫害，其中三分之二的人被枪决或死于关押中。③ 苏联汉学界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劫后余生，什图金(А． Штукин)在中风之后依然完成了《诗经》的全译本，斯卡奇科夫(П.Скачков)忍辱负重完成了《俄国汉学史》和《汉学书目》。

到了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由于中苏交恶，两国的国家关系跌入冰点，部分苏联汉学家陷于对中国的政治批判的狂热之中，如1977 年远东所就出版了400 多页的集体著作《毛主义的思想政治实质》。④ 早在1967 年莫斯科就出版了年轻学者的博士论文《是毛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⑤ 直至1981 年还有汉学家们在发表论文集《中国的政治霸权主义政策———对亚非拉人民的威胁》。⑥尽管如此，那些真正的汉学家并未放弃对中国精神文化的探究。即使在中苏关系恶劣的时期，依然可以看到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1972 年莫斯科出版由杨兴顺(Ян Хиншун)主编、布罗夫(Г.Буров)和季塔连科等任编委的《古代中国哲学》第一卷，包括《诗经》《尚书》《道德经》《论语》《墨子》《孙子》、杨朱学派、《孟子》《庄子》和《国语》的译文、提要和注释。⑦ 1982 年莫斯科出版了三本苏联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的集体论文集，涉及到儒、释、道等方面，如《儒学在中国》、⑧ 《佛教、国家和社会在中世纪中亚和东亚》、⑨《道与道教在中国》。瑏瑠1970 年代季塔连科倡导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和汉语课程，他本人和波麦兰采娃(Л.Померанцева，《淮南子》专家)等授课，激发了学生对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从1985 年起，季塔连科成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1994 年季塔连科主编的《中国哲学·百科辞典》瑏瑡出版。从1995 年开始远东所坚持举办“东亚哲学与现代文明”大型学术研讨会。

值得注意的是，从1970 年开始直到现在，苏联/俄罗斯几乎逐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1970 年至1986 年由当时的苏联科学院远东所所长斯拉德科夫斯基(М.И.Сладковский)任主编，从1987 年开始，由他的继任者季塔连科任主编。《年鉴》逐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和外交等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情况作出及时描述。比如2014 年的《年鉴》就涉及到2012 年的中共十八大和2013 年的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中国梦”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问题。瑏瑢对中国的国情学研究也是写作《大典》的基础条件。

在世纪之交的时期，注重苏联学术传统集体协作的余绪在俄罗斯汉学界尚未彻底式微。在苏联时期形成了由学术权威担纲，集体撰写大型学术书籍的传统。瑏瑣在季塔连科的精心组织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东方学所等汉学机构和高校众多汉学家鼎力参与，《大典》6 卷于2010 年始告完成。

从俄罗斯汉学艰难的发展历程看，《大典》的问世，既是对正在复兴的中国文化的正面回应，又是俄罗斯汉学发展内在逻辑的结果。当中俄国家关系处于正面发展时，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文化往往给予正面评价。但是在中俄国家关系处于低谷时，对待中国文化，俄罗斯汉学界的观点会发生分化，有的会有所肯定，有的会有所贬斥。俄罗斯汉学家在逆境中的坚守，不能不令人肃然钦敬。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极大成就的时候，俄罗斯汉学界通过编撰《大典》，阐明中国今天发展同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内在关联，这是俄罗斯汉学将中国精神文化研究与国情学相结合的传统的继承。

“扶正祛邪”既是中国医学的奥妙所在，也不妨是中国学术界对待国外汉学(中国学)的态度。

今天，俄罗斯汉学界又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正在进行的俄罗斯科学院改革，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机构和学术人才势必产生冲击;其次，俄罗斯汉学界，如同俄罗斯整个学术界一样，正转向更注重现状、对策的研究。《大典》的问世，像是对俄罗斯老一代汉学家划下的一个比较完满的句号。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典》值得我们倍加珍视。三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大典》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

《大典》倡导新欧亚主义，展开文化对话。认识《大典》的学术价值，要从中俄两个民族的历史渊源着眼。上世纪90 年代以来笔者论证了历史上中俄两大民族文化上曾有的隔膜关系: 俄罗斯人自认为是《旧约》中的亚当子孙雅弗的后裔，同时把自己统治者的血脉上溯到罗马王公，因而同处于东方的中国文化异源异流，多有隔膜。① 《大典》为中俄之间的文化沟通创造了契机。《大典》的作者群体提出了新的理论设想，他们通过提倡“新欧亚主义”来消除中俄文化间的隔膜关系。所谓“新欧亚主义”，其核心观念为: 俄罗斯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处于欧洲和亚洲两大板块，因而能够吸收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各自的优长之处，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空间。在《大典》第一卷《哲学卷》的总论中，作者指出: “俄罗斯精神的自我反思激活并具体化了新欧亚主义思想。应该特地指出: 当代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是客观的天文事实，是地理学的、人文的、社会的现实。俄罗斯囊括了欧洲和亚洲空间的部分，并将它们结合在欧亚之中，因而它容纳欧洲和亚洲的文化因素于自己的范围内，形成了最高级的、人本学、宇宙学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合题。”这种“新欧亚主义”消除俄罗斯原来自恃的东正教(基督教)文化的傲慢和居高临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大典》中俄罗斯汉学家将中国文化的元命题“道”同其他民族文化的元命题并置。“道”在《哲学卷》中被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作者还将它同俄罗斯文化中的“言”(Глагол)相比较。他们认为，俄罗斯的“言”同中国的“道”、印度的“奥义”和希腊的“逻各斯”一样，都是文化的原型。② “新欧亚主义”理论是贯穿《大典》的理论红线，使《大典》弥漫着对历史上的和当今的中国文化的尊敬、理解和赞赏。在这种精神浸润下的《大典》，对俄罗斯而言，使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有了正面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好书、大书。对世界学术界而言，将经过俄国学者阐释的中国的经验化为了人类的经验，进而发挥消解西方汉学(中国学)界在解释中国问题上的霸权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贯穿着“新欧亚主义”精神的《大典》既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又有不容忽视的政治意义。

《大典》探讨中国文化的元命题，为我们认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演进规律以及未来走向提供了独特的参照系。在《大典》中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精神文化进行逻辑性归纳，为我们认识中国精神文化的价值提供了可贵的参照系。在第一卷《哲学卷》的总论中，作者强调了“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基础性的地位。在他们看来: 天朝之国的多层文化之书获得了共同的文化命名，这就是“道”。

中国的智者和哲学家详尽描绘了“道”的文化功能的有机结构。从中国的古籍来看，道的文化是充盈着肉体的、精神的和理想性品质的活的机体。在原型的层面上看，可以发现建筑在宇宙最高法则“道”基础上的精神文化的一系列特征。第一，在道的文化中可以发现其特有的人与宇宙(天)的统一即“天人合一”。其二，在道文化的原型中形成的文明主体言与行的逻辑、行为基础，“言行君子之枢机„„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易经》作者们借此肯定了宇宙的社会人本学地位，也就是说，人的生命要循徜徉于天地之自然之宫的社会规律而流淌。其三，人是道文化的精神实质的基本承担者。人是中枢，所有的天的理想性的和地的尘世性、肉体性的特征都通过人得到融合，并各归其位。因此可以归结说，道的文化在归一中获得表达，即是说发展着的精神文化与人本中心应统一。孔子用这样一句话来强调这一点: “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① 《大典》的作者还论述了道在中国各种哲学思潮中的地位。以儒家为例，儒家复兴道的方法是发挥人个体和群体的能动性，其手段是扩展人之德(德乃是社会形态之道的精神性相似语，即精神原型“五常”的概括性表达)，其精神领袖是君子，其终极目标是经过“小康”过渡到“大同”。“道”这个概念，在《大典》作者们看来，在中国哲学中，甚至中国精神文化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大典》还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角度，阐释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范畴。②《大典》为中国学界的研究提供启发和参照。中国学术界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有时只顾自我沉思，或只同国内同行争鸣对话，而不顾国际同行的相关研究，更遑论与之对话、争鸣，共同将学术推进到新的层面。《大典》在中国文化的若干领域提出了俄罗斯汉学界的独特视角、独特观点，在不少方面足以拓展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的思路，补充我们的研究。比如在《科学·技术·军事思想·卫生·教育卷》，作者论及中国先秦的“象数学”(нумерология)时认为，象数学的深处隐藏着令人震惊的科学材料，《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山海经》都援引了土地规划者禹的说法: 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大典》的作者将这些数字按照周代的里数换算，然后作了比较: 地球东西直径为12756.28 公里，上述古籍中为13379.52 里;地球南北直径为12713.52公里，上述古籍中为12423.84 里。《大典》的作者指出: “这些数字，与地球穿过地心的东西直径、南北直径的公里数惊人地近似。”③ 这是值得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者关注的断语。再如，在《哲学卷》和《神话·宗教卷》，俄罗斯的汉学家探讨了道佛互融问题，儒释道三教和平相处的问题。我国的宗教问题研究者，不应对这些研究置之不顾。

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大典》的意义也不容忽视。

《大典》正面阐释中国式发展道路。在《历史思想·政治与法律文化卷》的序言中，作者指出:“与区域的其他儒教国家———日本、南韩、新加坡，以及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重新阐释早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中国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④《大典》的作者表达了寻找中国经验对世界的普遍性意义的意图，《大典》第一卷(《哲学卷》)的全书总序写道: “《大典》是俄罗斯和西方汉学界的第一本著作，它以如此大的规模来展示从古至今的中国文明的特点、多样性和丰富性。与中国的现代化经验的积累、与对中国文化的广泛兴趣的不同寻常的增长相伴随，产生了对现代性的学术和教育需求，编写这样一本百科全书正是为了回应这种需求。这套百科全书的写作者、编纂者认为，中国精神不但对与中国相邻的国家的文化形成产生了影响，而且还有这样的事实，中国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中飞速变化的中国正在成为确定人类和世界文明未来的大国之一。”⑤《大典》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实践中的转换作了论述。前面已经叙及，西方汉学(中国学)界曾经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当代中国已经成了博物馆的陈列物。

《大典》的作者群体则阐发了与之相反的观点。在《历史思想·政治与法律文化卷》中有篇研究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中的儒家和法家》，文中分析了儒家和法家在新中国政治中的命运。谈及1987 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上描绘小康生活目标时，该文作者指出，邓小平宣布达到“小康”水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社会乌托邦的合题。该文还指出，2002 年江泽民在宣传部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以德治国”，然后分析了当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的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认为它与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儒家的“五常”规范，及后来朱元璋、康熙的道德训诫有相似之处。作者还分析了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认为讲话中“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说法，借助孟子的“仁政”理论，活用了儒家的术语。该文还分析了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认为报告中“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提法，体现了儒家的乌托邦思想——— “大同”，该文作者指出: “事实上，胡锦涛和中共的现今领导层继承了邓小平的传统，创造性地将儒家观念融汇进中共的意识形态，逐渐由小康向大同迈进。”① 在该卷的总序中也分析了中共十二大报告对“大同”和“小康”的新阐释。

足见，不论是从世界汉学(中国学)着眼，还是从俄罗斯汉学着眼，《大典》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由于它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现实的深入研究，它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面了解俄罗斯汉学家的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俄罗斯的茶文化 第3篇

相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俄国人饮茶的历史不算太长，但茶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中却同样占有重要位置。俄罗斯是一个喜欢创新的民族，它的茶文化不断求新求变化，在不断发展。中国人有饮茶的历史，从而我们发现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俄罗斯人饮茶始于17世纪，茶经中国传入俄罗斯虽然仅仅300年，但已成为俄罗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习俗，并受到俄罗斯文化的熏陶和培育，已然成为独特的俄罗斯茶文化。

俄罗斯饮茶的记载始于1567年，先受到上层贵族的宠爱，17世纪后期迅速普及到各个阶层。到19世纪，茶仪、茶礼、茶会、茶俗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茶字成了某些事物的代名词，连给小费也叫“给茶钱”。

据一些史书和百科全书的记载，1638年俄罗斯人第一次接触茶。茶在俄罗斯是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当时，作为友好使者的俄国贵族瓦西里·斯塔尔可夫遵沙皇之命赠送给蒙古可汗一些紫貉皮，蒙古可汗回赠的礼品便是4普特（约64公斤）的茶。品尝之后，沙皇即喜欢上了这种饮品，从此茶便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宫宝殿，随后进入贵族家庭。

1679年清朝康熙皇帝在位，中俄两国签订了关于俄国从中国长期进口茶叶的协定。由于从中国进口茶叶，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数量也有限，因此，茶在十七八世纪的俄罗斯成了典型的“城市奢侈饮品”，其饮用者的范围局限在上层社会，喝茶则一度成了身份和财富的象征。直到18世纪末，茶叶市场才由莫斯科扩大到少数外省地区，到19世纪初饮茶之风在俄国各阶层始盛行。

在日常生活中，俄罗斯人每天都离不开茶。早餐时喝茶，一般吃夹火腿或腊肠的面包片、小馅饼。午餐后也喝茶，除了往茶里加糖外，有时加果酱、奶油、柠檬汁等，特别是在星期天、节日或洗过热水澡后，更是喜欢。他们把喝茶作为饮食的补充，喝茶时一定要品尝糖果、糕点、面包圈、蜂蜜和各种果酱。

俄罗斯民族一向以“礼仪之邦”而自豪，许多家庭都有以茶奉客的习惯，当你到人家中做客时，主人通常会问：“您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假如你选择喝茶，主人就会说：“我这就把茶煮上。”喝茶可谓是他们的一大嗜好。来客喝茶时，主人往往端上甜点心、大蛋糕、大馅饼等，一直喝到宾主满意为止。

俄罗斯人重视饮茶，也就常常赋予饮茶以更多的文化内涵，从而使俄语里的“茶”一词有了更多的意义：俄罗斯人中常以“请来喝杯茶”向友人发出做客的邀请，同时也是向对方表示友好诚意的一种最佳方式；另外，旧时俄国人有喝茶给小费的习惯，后来俄语这一表达方式转义，表示在任何场合的“付小费”。

俄罗斯和中国有着不同的饮茶习俗：

1.饮茶形式：中国人饮茶一向是香茗一杯，细品慢饮；俄国人喝茶，则伴以大盘小碟的蛋糕、烤饼、甜面包、糖块、果酱、蜂蜜等“茶点”。

2.功能：中国人饮茶多为解渴、提神抑或消遣、待客；俄国人喝茶则常常为三餐外的垫补或往往就替代了三餐中的一餐。俄罗斯人把饮茶当成一种交际方式，饮茶之际达到一种最好的沟通效果，而独自饮茶则可以给自己一个沉思默想的机会。

3.饮茶的品种：中国人喜喝绿茶；俄罗斯人则酷爱红茶，而且往往浸泡得很久，形成浓浓的酽红茶。

4.饮茶的味道：俄国人更喜欢喝甜茶，喝红茶时习惯于加糖、柠檬片，有时也加牛奶。因而，在俄罗斯的茶文化中糖和茶密不可分。

5.饮茶的具体方式：俄罗斯人喝甜茶有三种方式：

（1）普遍式，即把糖加入茶水里，用勺搅拌后喝；

（2）一般适用于老年人与农民，将糖咬下一小块含在嘴里喝茶；

（3）看糖喝茶，既不把糖搁到茶水里，也不含在嘴里，而是看着或想着糖喝茶，喝茶人意念当中想着糖，一边品着茶，结果似乎也品出了茶里的甜味，很有些“望梅止渴”的感觉。

当主人将茶炊端到桌上，香飘居室满屋生辉。特别是冬季，窗外，大雪纷飞，屋里炉火正红，坐上铜茶炊。一会儿便喷出蒸气，吱吱作响，桌上放着面包、方糖、果酱及各种甜食。俄罗斯人喝茶通常是用茶炊煮好茶，然后往杯中注入浓茶汁，再加开水，调到适当的浓度，饮茶的茶具一般很小，如同小酒杯一样，边倒边品尝边聊天，真是甜意浓浓，无话不谈。如果你想谈生意，此时正是大好时机。

俄罗斯的茶文化历经千年的发展，终成世界文化园地的一枝奇葩。在现代俄罗斯人家庭生活中仍离不开茶炊。每逢隆重的节日，茶炊一定会摆上餐桌，家人、亲朋好友则围坐在茶炊旁饮茶，渲染了人间亲情，家庭和睦的温馨景象温暖人心。

《绝望》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关系 第4篇

纳博科夫是一位俄裔美国作家, 他一生都忠实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他的文学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文学传统。《绝望》是纳博科夫的代表作, 它借鉴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传统, 对俄罗斯文学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分析《绝望》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关系, 旨在让人们对俄罗斯文学传统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绝望》的主要内容

《绝望》是作者以一名罪犯的姿态来描述自己杀人的整个过程, 从计划到实施, 至最后落入法网, 这一系列都是作者独自完成。作品的主人公叫赫尔曼, 他在布拉格郊外散心时, 偶遇流浪汉菲利克斯。当赫尔曼遇见菲利克斯时, 他感觉很惊讶, 他以为菲利克斯是自己流浪在外的孪生兄弟。其实, 赫尔曼之所以到郊外来散心, 原因是自己的生意经营不顺, 濒临破产的边缘。自遇到菲利克斯后, 他萌生了一个自我感觉很妙的计划, 他打算谋杀和自己长相酷似的菲利克斯, 然后畏罪潜逃, 并哄骗自己的妻子领取他的人身保险赔偿金, 最后再与乔装成流浪汉的自己重逢。制定好计划后, 赫尔曼着手实施计划, 他引诱菲利克斯至柏林, 然后将其杀害, 随之逃到法国的一个小镇。在这个小镇, 他将自己杀人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 以便日后欣赏。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他杀人的真相很快被警察侦破。他走投无路, 于是利用自己最后的时间完成这个巨作, 并把它命名为《绝望》。

二、《绝望》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文学的关系

纳博科夫的小说以其丰富炫目的才智和令人欣喜的沉思冥想而独树一帜。作为一名俄裔美国作家, 纳博科夫一直忠实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他的小说中了, 我们既可以看到美国传统文学的特点, 又能看到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特点。纳博科夫的作品侧重对细节的描写, 而注重对细节的描写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的重要特点, 作者通过对人物心理及生活细节进行描写, 突出作品的现实性。

首先, 故事框架。在《绝望》这部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出它与俄罗斯传统的关系。萨特在读了《绝望》的法文译本后, 认为纳博科夫精神上的父亲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因为这部古怪之作的男主人公, 较之于他的同貌人菲利克斯, 更像《少年》、《永恒的丈夫》、《死屋手记》中的人物。作者在构思《绝望》的故事情节时, 模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主要框架。在《罪与罚》这部作品中, 主人公是一个贫困的大学生, 名叫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他的求学过程中, 由于经济拮据被迫退学。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拉斯柯尔尼科夫受到一种思想的蛊惑, 他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及其妹妹, 最后因为精神崩溃, 投案自首, 以求获得上帝的原谅, 从而实现新生。《绝望》里的故事框架以及赫尔曼的杀人动机与《罪与罚》极其相似。由此可见, 《绝望》这部作品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的著名作家, 因此, 《绝望》与俄罗斯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次, 人物塑造。在《绝望》人物形象的塑造中, 纳博科夫沿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塑造法, 使人物形象具有神秘感, 吸引读者的眼球。在《绝望》中, 赫尔曼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形象的人物, 他为自己杀人的行为罩上了神的光环, 认为他的杀人行为是可以谅解的, 这与《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行为有惊人的类似, 只是前者存在意识分裂, 而后者是精神分裂。总之, 在人物的塑造方面, 纳博科夫借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塑造法, 受俄罗斯文学传统影响很深。

三、《绝望》与普希金传统文学的关系

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 无论欣赏哪一部作品, 总会让我们陶醉在一种“小人物”的生活历程中, 切实感受他的悲喜忧惧。俄罗斯文学作品倾向于对人物形象及心理的细节描写, 反映俄罗斯人民的心声。在《绝望》这部作品中,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作者对普通人民内心情感的描写, 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心声, 具有重要的现实性。

首先, 故事框架。在《黑桃皇后》中, 主人公赫尔曼为了贪图更多的金钱, 不惜一切代价谋求老伯爵夫人能教他三张牌的秘密。在与老伯爵夫人交流过程中, 因为恐吓导致其死亡, 虽然他中途获得了不少的金钱, 但是最后还是因为赌博, 输掉自己全部家产, 从而走投无路, 最后发疯。在《绝望》中, 主人公赫尔曼同样也是因为想获得巨额的金钱走上杀人的道路, 最后自取灭亡。这两部作品在故事情节的构思上惊人的相似, 同时主人公犯罪的心理也相似, 都存在犹豫的过程, 但是最后都因为抵不住诱惑, 导致自己犯罪, 从而葬送了自己的人生。《黑桃皇后》对《绝望》的影响显而易见, 但是在借鉴普希金传统文学的基础上, 纳博科夫形成了自己的写作特点, 这也体现了他的创作才华。

其次, 人物形象。普希金的《黑桃皇后》中, 主人公的名字也叫叫赫尔曼, 他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兵军官, 生活贫困, 但他内心却有着对金钱的强烈欲望。在得知老伯爵夫人具有一个赢牌秘诀时, 他计划成为她的情夫, 后又计划成为她女婿, 以期接近老伯爵夫人, 从而获得金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黑桃皇后》的主人公也是一个贪财之徒。纳博科夫在构思赫尔曼这个人物形象时, 充分借鉴了普希金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 其受俄罗斯传统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

再次, 创作主题。《绝望》与《黑桃皇后》的创作主题是一致的, 都是因为主人公生活贫困, 而内心又对金钱具有强烈欲望, 最后因为抵不住诱惑, 走上犯罪的道路。在犯罪的过程中, 虽有过犹豫, 但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其主题还是要凸显人性的贪婪。在两部作品中, 主人公在犯罪途中, 曾有过短暂的忧郁, 但最后还是误入歧途。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性的弱点, 他们都自以为自己的计划是缜密的, 但是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人们终将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

四、《绝望》与果戈理传统文学的关系

首先, 创作题材。《鼻子》是果戈理的重要代表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 果戈理创作了一个疯狂的形象, 而纳博科夫创作的疯狂也正是起源于这部作品。在《绝望》这部作品中, 主人公最后精神崩溃, 接近发疯, 而这种创作题材早在《鼻子》中就有类似的题材。由此可见, 《绝望》深受果戈理传统文学的影响, 果戈理“疯狂”的阴影对《绝望》影响较深。

其次, 故事情节。在《绝望》中, 作者有意在引导主人公误入歧途, 利用欺骗的手段获取利益, 而这与果戈理的创作方式类似。在果戈理的作品中, 作者也会营造出一种将主人公引入歧途的情节氛围, 在《绝望》作品中, 作者经常从果戈理作品中引用文学典故。可见, 《绝望》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果戈理传统文学的影响。

五、结语

《绝望》这部作品在很多方面都深受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影响。作者纳博科夫在创造题材、人物塑造、故事结构、主题等各个方面都借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果戈理等著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 从而论证了《绝望》与俄罗斯传统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和深厚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张清芳.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俄罗斯文学传统[J].中国图书商报, 2008 (9) :1.

[2]邱静娟.《绝望》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关系[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9 (1) :112.

俄罗斯的12种传统圣诞美食 第5篇

奥利维尔沙拉

Olivier Salad(也称俄罗斯沙拉)是俄罗斯圣诞餐桌上的主食，最早由比利时厨师Lucien Olivier于19世纪60年代发明。作为一位在莫斯科的巴黎风格的餐厅的老板名为，奥利维尔沙拉创作迅速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喜爱。它是用煮熟的土豆泥，鸡蛋和胡萝卜，泡菜(或小黄瓜)，豌豆，煮熟的肉和苹果制成的，并配有大量的蛋黄酱。

沙拉的变化在许多其他后苏联和欧洲国家也很受欢迎，甚至在中东和北非的部分地区(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它被称为macedoine)，以及整个拉丁美洲。

芥末蛋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撒旦，但这些神圣的小美人是一道菜的绝对天才，而且非常容易制作。这道菜的第一个记录(也称为俄罗斯鸡蛋或填充/打扮的鸡蛋)是在罗马时代，他们在那里煮鸡蛋和调味鸡蛋，作为罗马社会富有成员的开胃菜。

今天，芥末蛋在欧洲和北美国家非常受欢迎，通常是用煮熟的鸡蛋和其他成分(如蛋黄酱和芥末，香料，泡菜，奶酪，肉类或海鲜)的混合物制成的。

包子

Pirozhki(正确的发音：)是每个传统俄罗斯餐桌上美味且易于烘焙的美食。我个人对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弱点，特别是一个塞满肉的糕点，这正是pirozhki的意思。

这些美味，柔软的面包，外面金黄和酥脆，里面柔软和面团，充满了大量的咸味肉(通常是牛肉)或由蘑菇，土豆泥，洋葱和鸡蛋组成的保守蔬菜馅，或者白菜，如果你的正统基督教信仰意味着你在禁食。

如果你有更多的甜食，那就不要害怕了，因为pirozhki也可以塞满由苹果，杏子，樱桃等制成的甜味水果馅料。

传统上，这种菜肴的变化也在欧洲东南部，波罗的海地区，日本，芬兰，中亚和东亚，中东部分地区，高加索地区以及北部和拉丁美洲制造和享用。

干蘑菇汤

狩猎和保护蘑菇是斯拉夫国家的全国性消遣，当然，俄罗斯也不例外。在这里，蘑菇汤是圣诞节前夕的主食，为冬季的严酷，寒冷的月份精心准备，当时蘑菇不是天然可用的。

蘑菇在各种形式都是令人愉快的，但干蘑菇的坚果，味道外的味道是另一个层次的多汁。用少量的油而不是黄油方便地准备，为了遵守严格的禁食规则，汤通常配有迷你pirozhki或水饺，通常用非黄油面团制成，并填充非肉馅。

有些家庭可能更喜欢其他不同的汤，例如罗宋汤(一种乌克兰原产的酸甜菜根汤，供应热或冷)。

俄罗斯鲑鱼派

并非所有观察快速禁食的人都可以吃鱼，蛋和黄油，但对于那些人来说，kulebyaka是一个美味的选择。它是用黄油，鸡蛋，莳萝，米饭或荞麦，洋葱和蘑菇制成的鲑鱼周转，整齐地包裹在美味的温暖和酥脆的酥皮糕点中。

它拥有一个相当有趣的历史，它创建于19世纪，当时鱼是革命前俄罗斯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俄罗斯东正教快节日期间取代肉类。

俄罗斯肉饺子

这些有吸引力的小开胃菜也被称为“俄罗斯肉饺子”，由美味的`咸味馅料组成，包裹着薄薄的无酵面团。

传统上用碎牛肉，猪肉(有时是羊肉)，大蒜和洋葱，peljmeni(或)或者在俄罗斯其他地区填充由酸菜和蔬菜混合物(卷心菜，土豆或蘑菇)组成的非肉馅。它通常配红葡萄酒醋，黑胡椒和融化的黄油，但许多人喜欢它作为碳水化合物填充汤。

Kutya/sochivo

在世界许多地方，圣诞节是一个紧密团结和家庭聚会的时代，而在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中，这一点更为明显。俄罗斯的Kutya(也称为sochivo)是一种甜味和水果味的谷物，通常是小麦莓(或其他谷物，如大米，大麦或豆类)和蜂蜜，干果，坚果。

通常作为庆祝斋戒日结束的第一道圣诞节前夜布丁，并且从一道普通的菜肴中食用，以保持家庭为导向的情感。

在冬季庆祝活动中，世界上许多其他观察到基督教正教的地方，包括保加利亚，在那里被称为kolivo，希腊(koliva)，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ameh maslouk，hboubieh或snuniye)，叙利亚(sliha或burbara，为/圣芭芭拉的整个中东地区的盛宴)，罗马尼亚(coliva)，塞尔维亚(koljivo)，和西西里(cuccia)。

Vzvar(沸腾)

Vzvar是一种由干果制成的甜水果蜜饯，包括苹果，梨，酸樱桃，李子，葡萄干，葡萄干，醋栗和覆盆子，与蜂蜜混合，有时加入香料，然后在水中煮沸。

与kutya一起，它在俄罗斯圣餐的开始时作为饮料，一半的玻璃由炖水果组成，并且在仪式上喝酒庆祝新来的人，在圣诞节，它象征着婴儿耶稣的诞生。

香料、姜饼饼干

没有生姜和肉桂饼干撒上软冰糖，没有圣诞节是完整的。在俄罗斯，priyaniki是一种非常美味和辛辣的节日，家庭烘焙饼干，带有精美的印章装饰，通常装满果酱，传统上配有茶或传统的俄罗斯冬季饮料，称为sbiten，热，辛辣和非常甜蜜的蜂蜜冬季饮料，在严酷的俄罗斯冬季受欢迎。

乌克兰甜甜圈

Pampushky是微型乌克兰风格的甜甜圈，由小麦，黑麦或荞麦粉制成的酵母面团制成，传统上是烤制的(有时是油炸的)。

它们可以是甜味或咸味的。美味的pampushky没有馅料，通常用蒜酱调味，并作为配菜，如罗宋汤或ukha(清澈的鱼和蔬菜汤)。甜蜜的pampushky通常充满水果和果酱，如李子，浆果，varenye(传统的东欧整个水果保存)，povydlo(天然制备的乌克兰梅子酱)，并撒上糖霜，使完美圣诞节前夕的甜点。

基辅蛋糕

基辅蛋糕可能是斯拉夫国家最受欢迎的蛋糕之一，自1956年12月以来，由卡尔马克思糖果厂在乌克兰基辅(因此得名)制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辅蛋糕的配方经历了许多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自第一个基辅蛋糕制作不到几十年，面包师使用了制作精良的蛋白质，坚果混合物，然后再尝试榛子，最后是花生和腰果。然而，由于腰果的价格昂贵，工厂又回来使用榛子，今天的蛋糕主要是由夹在甜味，榛子蛋白酥皮之间的俄罗斯奶油组成......令人愉快。

Kolyadki(俄罗斯圣诞饼干与豆腐奶酪)

在圣诞节的东斯拉夫乡村，一群当地人传统上挨家挨户地穿着马槽动物，颂歌“kolyadki”(在之后，古老的异教神和古代斯拉夫人在基督教领养之前的假期)。

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文化 第6篇

关键词： 俄罗斯 文化 东方 西方

一、俄罗斯文化的矛盾性

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历史比其他文化要短得多，在俄罗斯文化形成过程中，拜占庭文化、基督教、新教、东方文化、伊斯兰教、佛教、现代西方文化对俄罗斯文化都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俄罗斯文化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是由两个或多个互为依存对立的部分构成的，许多现象都是两极的矛盾统一，而且这种矛盾统一贯穿俄罗斯文化发展始终。在俄罗斯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固有的矛盾性特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自我牺牲和利己主义，温顺和残暴，这些部分构成了俄罗斯文化的二元体系。

1.自然地理因素

俄罗斯的地理特征在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几乎所有著名俄罗斯学者的认同，如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等。面向北方的俄罗斯平原干燥的气候、森林河流和无边无际的田野——所有这些都是俄罗斯文化形成的基础。俄罗斯人的形象从其历史源头就与耕作方式、繁重紧张的劳动相连。

2.文化起源因素

在俄罗斯国家起源时，就与外国多元文化有着多种多样的联系，而且根据其文化的发达程度和水平有所区别。但是，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俄罗斯自身的多神教文化与拜占庭文化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封建割据的条件下，俄罗斯土地正因为统一的文化、语言、文字、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东正教教会得以保存完整。

3.人种和语言因素

俄罗斯国家由迁来此地的三部分民族——斯拉夫民族、乌拉尔-芬兰语系民族和突厥族组成。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语言学因素及其他因素不能不对俄罗斯文化的精神气质产生影响。之后，又加入了西伯利亚民族、高加索民族。从发展的最初俄罗斯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也是它对其他民族和文化宽容的一个原因。

4.地缘政治因素

对俄罗斯文化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有地缘政治因素：俄罗斯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中间地带，边缘性是它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产生了边境文化区域和阶层。这些区域和阶层，一方面和任何一种发达的文化都没有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对多样性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媒介。根据别尔嘉耶夫的表述，作为世界历史两大源流的西方和东方融合交汇，同时，这种融合绝不是使它成为某种统一体，而是成为东西方两种要素冲突和对抗的舞台。

二、利哈乔夫对俄罗斯文化属性的认识

近年来，著名学者利哈乔夫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对俄罗斯来说，在其历史发展的初期，南北方的文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种假说比欧亚大陆更适合用来形容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拜占庭，因为他从亚洲获得的非常少。俄罗斯古代的专家确信，就宗教和文化而言俄罗斯毫无疑问是个欧洲国家。

欧洲的精神文化从南方——拜占庭和保加利亚传到俄罗斯，而另一种文化——斯堪的纳维亚信奉多神教的侍卫王宫军事文化则从北方传到了俄罗斯。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意义比南方拜占庭的精神影响要复杂得多。毫无疑问，利哈乔夫的思想并不是复辟诺曼理论的一个新尝试，而是客观认识俄罗斯文化根源的一种努力。

三、俄罗斯历史上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

对俄罗斯在世界文明和文化史中地位的争论一直存在，19世纪更突出。这说明了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以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为契机，19世纪在莫斯科形成了两种社会思潮——斯拉夫派和西方派。

1.斯拉夫派：观点和代表人物

斯拉夫派是俄罗斯人第一次尝试论述什么是俄罗斯思想。斯拉夫派是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俄罗斯社会和哲学思想流派的代表之一。他们强调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有作家诗人和科学家——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萨玛琳等人，但他们的观点并不统一。斯拉夫派的哲学观点具有宗教哲学意味，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启示很大。这种哲学认为，每一个历史民族都是世界精神的反应，都具有独特性，这个民族应当发扬这种独特性，并履行自己的世界使命。按照斯拉夫派的观点，村社和东正教是保证俄国优于西方的特殊性因素，是必须固守的传统。

斯拉夫派对彼得大帝的改革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最初的俄罗斯国家具有自由性，它不同于西方，不与人民对立，而是人民的保卫者。按照斯拉夫派的意见，彼得一世是一切灾难的开始，彼得一世歪曲了俄国的历史，只是给国家移植了上层的欧洲制度，却没能吸收其优秀的精神内涵，所以是西方世界相对停滞的一部分。

2.西方派关于俄罗斯历史道路

与斯拉夫派相对立的是西方派。西方派同样是自由主义流派，不过他们坚信俄国会沿着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西方派的代表人物是格拉诺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卡维林、赫尔岑、别林斯基等。西方派认为俄国是西方世界停滞的一部分，西方派对彼得大帝的改革极为推崇，认为彼得大帝使俄国走向西方发展道路，走向世界先进文明之列，西方派推崇开明思想，对宗教非常冷漠，也不承认东正教的优点。此外，他们还批判俄罗斯教会。

3.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矛盾与俄罗斯文化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决定了之后俄罗斯文化的面貌。如果不考虑到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就无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1831-1881）和托尔斯泰（1828-1910）创作的实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在当时并不可能有直接的和肯定的结果。但从文化发展角度看，两派的争论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同时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对祖国的爱。

参考文献：

[1]张梅.俄罗斯文化的矛盾性及其形成因素[J].西伯利亚研究，2013.08.

[2]曹维安.俄国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

[3]孙坚.冲突与融合——解析俄国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J]新学术，2009.4.

文化视野下的俄罗斯文学选读课教学 第7篇

一

2002年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 将高校俄语专业培养学生的总目标确定为:“培养具有扎实的俄语语言基础和宽广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俄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新闻、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俄语人才。”《大纲》将俄语专业知识、相关文化知识及言语技能三个主要教学内容具体到了高校四年制俄语专业基础阶段 (第12学年) 和提高阶段 (第34学年) 的各门课程里, 其中, 俄罗斯文学选读课程被确定为提高阶段的一门必修课, 开设在第八个学期, 课程目的为:“通过对俄罗斯文学名著章节片段或全文的阅读、分析和讨论, 培养学生理解、欣赏、分析原著的能力, 使学生了解文学语言的基本特色, 加强学生的语言基本功, 增进对俄罗斯文学及社会文化的了解,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促进学生文化素质的提高。”选读课上, 学习阅读原文俄罗斯文学经典, 比如:普希金、果戈理、高尔基等作家的代表作是必读内容。结合《大纲》对学生文化教育的重视, 我们以文学选读课堂上对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学习实例入手, 来认识文化教学的重要性。

二

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再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罗斯广阔的社会生活, 别林斯基认为它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由于作品篇幅较长, 选读课上只能学习到部分诗节。在讲解与阅读该作品时, 教师一般都能意识到向学生介绍作品的创作背景、内容梗概、主题思想、文学结构、人物形象等, 并且解释语言难点, 但容易忽略对那些蕴涵在文本中具有文化背景意义的词汇进行挖掘, 忽略向学生传递相关的俄罗斯民族文化信息, 如果仅将学生的注意力放在词、句的表层意义上, 停留在诗节的翻译上, 学生不仅失去了获取语言国情知识的宝贵机会, 而且这样也不利于他们对篇章的解读与领悟。对此, 我们从这部作品第二章举出三例:

㈠在第四节中, 有这样的诗句:“Всвоейглушимудрецустынный, Яремонбарщиныстаринной/Оброкомлегкимзаменил.;Ирабсудьбублагословил。” (把古老的徭役易为佃租, 使农奴的负担减轻, 让奴隶们戴德感恩, 尊他为僻陋领地的圣明。) 其中, “барщина”及“оброк”分别译为“徭役”和“佃租”。在这里, 如果仅仅知道两词的译文是不够的, 因为如果不对它们的背景知识作出讲解, 学生就难以理解主人公奥涅金在乡村所进行的改革尝试为什么能够减轻农奴的负担。要知道:在俄国农奴专制时期, 农奴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 在土地、人身、司法上依附于地主, 处于社会最低层, 徭役是地主庄园经济中剥削农奴的主要剥削形式。НЛБродский在《“Евг

енийОнегин”АС.ПушкинКомметарии》中对“徭役”的解释是:“农奴制劳动的方式之一, 农奴必须花自己的部分时间为农奴主劳动, 在农奴主的粮食工厂里劳作。由于长时期里法律未对劳动的种类及时间作出明确规定, 因此一切都听由地主的摆布。在1797年制定的法律 (关于农奴每周三天徭役, 节日休息) 实行以后, 农奴有时仍然要为农奴主整周劳作, 在农忙季节, 甚至通宵达旦。”作家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描写了俄国农奴的悲惨牛马生活, 他们成年累月地为地主服徭役, 只有夜里和星期天才能耕作自己的小块土地。另外, НЛБродский对“佃租”的解释是:“在佃租制中农奴必须向地主交纳一定数量自己生产的粮食, 或者一定数额的钱, ”也就是说, 其特点是佃租农民按期向地主交纳固定数量的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 佃租比徭役能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课堂上, 教师向学生阐明这两词的文化内涵, 这样学生能够了解它们的区别, 扩充对俄国农奴专制时期相关知识的认识, 也能够加强对文本的解读,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㈡在第五节中:“《Соседнашнеуч;сумасбродит;Онфармазон, онпьетодно/Стаканомкрасноевино;Ондамамкручкенеподходит;Вседаданет;нескажетда-с/Ильнет-с》” (我们的邻居太无知, 性情怪僻, 是个共济会员无疑;他只用大杯喝单一的红葡萄酒, 不肯吻女士的手, 言谈时只说“是”或“不是”, 连“阁下”都没有。) “фармазон”即“共济会员”, 共济会原为宗教秘密组织, 起源于十八世纪初的英国, 后经法国传入俄国, 十九世纪初, 自由派青年曾企图利用共济会组织开展活动, 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都曾加入。它后来逐渐成为一支贯穿整个俄国和苏联史的带有秘密组织性质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教师在讲授时, 不能满足于按照字典释义, 一定要向学生揭示该词的历史背景知识, 使他们获得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里特有事物及社会现象的超语言知识。

㈢在第二十四节中:“ЕесестразваласьТатьяна...Впервыеименемтаким/

Страницынежныеромана/Мысвоевольноосвятим.Ичтож?Оноприятно, звучно;Носним, язнаю, неразлучно/Воспоминаньестарины/

Ильдевичьей!” (她姐姐名叫达吉雅娜为使小说能有吸引力, 随意用上这一个名字, 在我们还是头一次。这有什么关系?我以为这个名字响亮悦耳, 会使人产生对古老的联想或闺房!) “Татьяна”即人名“达吉雅娜”, 该名在十世纪俄罗斯洗礼之后由外国进入了俄罗斯人名表中, 从此它被当作俄罗斯人名看待。我们知道: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 通常根据人名可判断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比如说:十八世纪的贵族家庭的女孩通常叫“Ольга” (奥丽加) 、“Екатерина” (叶卡捷琳娜) 等, 农家出身的女孩通常叫“Василиса” (瓦西丽莎) 、“Мафра” (玛弗拉) 等。“达吉雅娜”也是一个农家女孩子的名字, 在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中, 女主人公是一个贵族小姐, 诗人却给她取了一个在当年丫环们才使用的名字, 这是为了暗示出她生长于远离城市的乡村, 生活在淳朴自然的人民中, 并且与人民有着深厚感情, 这点恰好与奥涅金和人民的脱离形成鲜明对照。在《“ЕвгенийОнегин”АСПушкинКомметарии》中Н.Л.Бродский写道:“普希金的达吉雅娜’这个名字使人产生对古老过去的回忆这个响亮悦耳’的名字, 显然是在描写她成长过程中受到外来影响时强调她的根本个性, 即与民间生活 (《俄罗斯灵魂》) 、与俄罗斯民俗、安宁的古老相联系的土壤性。”达吉雅娜出自俄国文化的土壤, 也是俄国民族文化的产物。经过分析, 我们应认识到:在文学选读中出现的人名要引起注意, 体会其语言国情文化价值。

三

实例说明:国情文化知识蕴涵在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 在文学选读课堂上, 学生不可避免地要了解学习相关的俄罗斯国情文化知识, 而教师的职责就是要有意识地挖掘出这些内容, 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 在两者本位与辅助的基本定位上明确同步、互补、兼容的相互关系, 从更深层次文化背景角度去分析篇章, 揭示词汇的民族文化语义、伴随意义等, 强调词语的认知功能和文化功能, 帮助学生克服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和困难, 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锐性和文化意识, 无条件地理解、掌握与本国文化不同的信息, 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悟力, 改善知识结构, 通过文化教学, 提高学生的语言习得能力。

俄罗斯文化走出去的优势与短板 第8篇

今年, 俄罗斯先后出台了《2012�2018年俄罗斯文化发展战略构想》和首都《2012�2016年文化发展规划》, 两个“文化战略”的新近推出, 表明俄正在着力打造“文化强国”。此时, 了解俄罗斯的文化走出去的优势与短板, 也能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多一些借鉴和参考。

俄文化走出去的优势

高度重视文化, 鼓励文化走出去

近些年来,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之间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日趋激烈, 俄政府将本国文化的国际输出放在一个显要位置, 从加强民族团结的角度出发, 提出文化要“走出去”。

俄总统普京在2012年2月总统竞选纲领“俄罗斯和变化的世界”中指出, “俄罗斯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被东、西方所熟知, 重建世界对俄思想文化的兴趣, 将给俄罗斯文化产业带来无限的发展机遇”。

早在2011年, 时任俄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国家议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艺术作品展、集体创作演出、旅游和其他文化形式, 所有这一切对增进各民族间了解非常重要。人们应该学会平等对待, 相互倾听, 做这样的工作需要极高的智慧。国家为一些地位显耀的大剧院、交响乐团、演出团体花了不少钱, 他们不走出去是不对的。”

综上所述, 可以看到俄领导层十分重视对本国文化资源的开掘以及对现代文化发展的推进, 并通过各种国际输出与传播形式将俄罗斯文化送出国门, 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 以奠定俄罗斯文化艺术在世界中的地位。

拥有文化战略规划, 发展目标明确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社会稳定, 俄罗斯把文化强国战略提到一个新的高度。2012年, 俄罗斯出台了《2012�2018年俄罗斯文化发展战略构想》, 同年, 莫斯科推出了首都《2012�2016年文化发展规划》, 这两个文化战略, 分别明确了近阶段俄罗斯和莫斯科的文化发展目标、任务、需达到的具体指标、资金支持方案、政府预算分配额度。莫斯科在文化战略中, 还提出了促进文化发展的十三项具体措施。应该说, 两个战略规划的出台体现了俄政府文化强国的决心, 并成为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因此, 在未来几年中, 俄文化发展依仗着“总体战略”, 理论上不缺宏观指导, 实践上不缺具体措施, 只要扎扎实实努力实现预期目标, 文化的繁荣发展指日可待。

文化产品“母资源”丰厚, 原创精品多

俄罗斯文化发展过程相对不长, 但它却在很短时间内, 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其文学名著、作家和作品蜚声世界, 达到了辉煌的程度, 令世人赞叹和折服。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文化产品“母资源”丰厚, 为原创产品积累、提供了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源泉。由此而衍生出令人耳熟能详的文化精品, 如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牧童》、《伊凡雷帝》、《斯巴达克斯》、《安娜卡列尼娜》、《黄金时代》等;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黑桃皇后》等;电影《战舰波将金号》、《马戏团》、《快乐伙伴》、《猪圈与牧人》、《雁南飞》、《战争与和平》、《烈日灼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摩洛赫神》、《金牛座》、《太阳》等。此外还包括许多享誉世界的戏剧、马戏、杂技, 这些文化精品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文化品牌, 为俄罗斯文化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拥有固定的文化传播渠道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设有“文化频道”, 可以在线观看芭蕾舞片段、演唱会, 采访文化界知名人物、了解所有与俄罗斯文化相关的节目, 包括国内外演出、电影、摄影、博物馆、画展、书展等形形色色的活动。俄罗斯利用互联网具有全球同时、受众主动、双向互动的传播特点, 新近建立的网上“虚拟博物馆”, 其访问率达到了较高水平。每年, 俄罗斯都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年”和“文化节”, 例如:“俄罗斯文化年”、“俄罗斯文化节”、“俄罗斯音乐节”、“俄罗斯戏剧节”、“俄罗斯电影节”、“俄罗斯马戏节”, 这些固定的文化交流模式, 使俄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切实可行。此外, 俄罗斯在国外拥有许多剧院, 成为连接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载体, 为俄罗斯文化走出去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对外文化交流淡化“政治色彩”

文化产品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价值取向的, 而政治从来都是国与国交往中的敏感话题。在西方一些主流媒体中, 对俄罗斯的报道曾充斥着许多负面信息, 即使有失公允和偏颇, 也构成了俄罗斯文化交流的障碍, 使文化走出去难以在发达国家落地。为改善俄罗斯在欧洲的原有形象, 俄利用企业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 由三家大型能源企业出资在欧洲传媒集团做商业广告。按照双方协议, 欧洲传媒集团额外提供黄金时段播出俄罗斯风情系列短片, 每次播放20分钟, 每周一次, 每年播出40周, 内容涉及历史、文化、社会、地理, 比如俄罗斯面包的制作、萨哈林岛风情、俄罗斯婚礼、伏特加酒的制作等, 这些短片特点是非政治性的, 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 改变了西方社会中公众对俄罗斯固有的负面印象, 使俄罗斯的国际形象有了很大改善。

俄文化走出去的短板

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俄文化产业的落后是俄文化走出去的短板。由于旧的文化体制约束、文化理念的落后, 其文化产业还没有形成, 丰富的文化难以走入市场。文化产业的落后, 导致文化产品的创新力不足、缺乏时尚和看点, 文化机构的管理模式陈旧, 文化人才的培养受到遏制, 上述问题叠加使文化与市场脱节, 对文化走出去产生了不利影响。

缺乏政府与企业间的协调机制

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由于文化走出去触及问题面广, 如优惠政策、财力支持、设备更新、作品创新、演出场地等等, 因此, 仅依靠演出团体自身很难完成。必须建立一个实体性机构, 协调走出去的所有事务。目前, 俄罗斯尚缺少这样的实体机构, 帮助解决中小企业走出去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企业文化与管理文化欠缺

在全球文化传播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中, 高水平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文化是繁荣文化市场的前提。由于俄罗斯企业文化与管理文化的缺乏, 正在阻碍俄罗斯文化市场的发展。俄罗斯实业界管理水平明显有别于美国、西欧与日本。一些企业仍然沿袭着从前的管理模式, 在业务往来中, 呈现出随意、不信守承诺的特点, 许多国外企业因此惧怕与俄罗斯企业打交道, 使俄罗斯企业在对外交往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致使许多公司的声誉受到损害。因此, 俄罗斯文化要走向市场化、产业化, 必须要转变其管理模式, 意识到深层次企业发展危机。

文化产品与高科技链接不足

数字三在俄罗斯文化中的伴随意义 第9篇

目前, 数字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历来被学术界所重视, 关于俄罗斯中的数字文化研究尚且不多, 或是对中俄数字文化的比较研究, 丛亚平 (2006) 概括性研究俄罗斯文化中数字文化的重要意义;王春红 (2013) 也有对某几个数字的综合研究, 其中也有李娜 (2009) , 但是单独对某一数字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 对于俄罗斯文化中数字三的探讨有助于全面研究俄罗斯文化中的数字三深刻的文化内涵, 同时也可以为具体研究文化中的某一数字文化提供研究范例。

一、谚语俗语中的数字三

谚语是人民根据社会历史生活经验的总结, 是民众智慧的体现。数字“三” (标出俄语三) 在俄罗斯民族的谚语俗语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说明数字三已经深入到了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俄语谚语中有许多都有“三”, 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有:

谚语在人民群众口头广为流传, 出现的频率高, 被人民所熟知, 是数字三被广泛认可的突出体现。足以表现出“‘三’这个数字在俄罗斯民族中的重要性”。

二、俄罗斯童话中的数字三

俄罗斯的童话一大特点便是“三次”重复:如主人公通常有三兄弟、三姐妹, 应当完成三个任务, 而这三个任务的难度也是逐渐递增的。主人公还要穿过三座宫殿, 分别是铜殿、银殿、金殿。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如俄罗斯民族一样如此喜爱以及擅于运用数字三来完成童话故事创作。

如普希金的《神甫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写道:贪婪神甫找到了长工巴尔达到家中做工, 只因巴尔达不需要工钱, 一年只要弹神父三下额头。随着神父的贪婪升级, 竟连三次弹额头都不想“付”。于是他同妻子想让巴尔达去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求巴尔达去向海里的魔鬼收年金, 而主人公巴尔达同魔鬼的斗争又是由三幅情节画面构成。最后主人公巴尔达弹神父三下神甫的额头是整篇故事矛盾的结束:

“第一回, ‘登’一弹, 神父蹦上天花板;

第二回, 弹一下, 神父变了哑巴。

弹到第三下, 神甫变了大傻瓜。”

此处用了夸张的笔触来描写主人公的三次弹额头, 看似不可能, 但从第一回、第二回和第三回的结果来看又是符合逻辑的, “从蹦上天花板、变了哑巴到变了大傻瓜”这三回结果是层层递进的, 给读者很多的回味。数字三巧妙地将整个故事的发展推向高潮并结束整篇文章的矛盾, 利用三次层层递进关系将贪婪的神甫以及善良勤恳的巴尔达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

运用类似写法的还有俄罗斯民间童话《青蛙公主》, 甚至可以说, 《青蛙公主》这篇童话的结构便是由“三”这个数字建构的。如文中这样写道: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 他有三个儿子。国王想让自己的三个儿子赶快结婚, 于是给了三个儿子三支箭:箭射到哪家, 他们就要和那家的姑娘结婚。大儿子的箭射到了大贵族的宫殿里, 被贵族的女儿拾到了, 二儿子的箭射到了大商人的宅院里, 被商人的女儿拾到了, 而小儿子伊万王子, 把箭射了出去, 但是却找不到射到了什么地方。他走呀, 走呀, 一直走到了沼泽地边, 发现自己的箭在一只青蛙手里。于是, 国王举办了三场婚礼:大儿子娶了贵族的女儿, 二儿子娶了大商人的女儿, 而不幸的伊万王子娶了一只青蛙。随后国王为自己的三个儿媳妇出了三项“考题”, 分别是:做衬衣、烤面包以及参加舞会。在舞会上, 青蛙公主的美貌征服了众人, 在这时伊万王子悄悄地跑回了家里, 在那里见到了青蛙皮, 他把青蛙皮扔进了炉火中, 把它烧掉了。当青蛙公主发现伊万王子烧掉了青蛙皮伤心说道:“伊万王子, 你做了什么呀!如果你再等我三天, 我就会永远属于你了, 但现在不行了!你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去找我, 去第三十个国家, 找一个长生不老的人……”。于是伊万王子便开始寻找自己的妻子青蛙公主, 在寻找的路上伊万王子又碰到了三种动物:熊、兔子、狗鱼。善良的伊万王子并没有伤害它们, 最后在熊、兔子、狗鱼的帮助下, 伊万王子成功地从魔王的宫殿里将青蛙公主救出, 并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从《青蛙公主》中便可一窥俄罗斯民族在创作上对于数字三的喜爱, 全篇童话仅用了数字三贯穿始终, 也就是所谓的三次重复。全篇童话无论是主要人物、主要发展情节还是主要场景的刻画都离不开数字三。

在童话中大量运用数字三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仅从童话这一角度出发, 就发现数字三在俄罗斯童话创作语境中的丰富表现力。由此可知, 数字三作为一种数字文化现象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三、小说中的数字三

小说通过刻画人物来塑造整个故事情节, 通过整个人物的发展串联整个作品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数字三通常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有特定的思想内容, 对塑造人物形象,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普希金的《黑桃皇后》整篇的发展是由数字“三”进行串联的:故事刻画了三个人物, 文章由“三张牌”带入故事情节:主人公赫尔曼听到友人托姆斯基讲自己祖母赌牌的神奇经历:那天晚上, 祖母到凡尔赛宫中, 同奥尔良公爵打牌, “她挑出三张牌, 一张接一张地押上注, 结果三张牌全赢了, 祖母就这样把输掉的钱都捞了回来。”三张牌的故事强烈地刺激了赫尔曼的想象力, 他整日整夜地想这个故事, 在这之前他是“节俭、克制、勤劳”这三条生活信条的坚实奉行者, 当他觉得时机一到, 便会倾尽权利达到目的。他与一般贵族子弟最大的不同是他懂得金钱的价值。他会用金钱去繁殖金钱, 发家致富。当他闯入伯爵夫人的内室, 在自己精心策划的计划快要得逞时, 便迫不及待地讲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抱负。他耐心地向伯爵夫人开导说:“您为谁保守秘密呢?为您的孙子吗?他们不知道这个也够有钱了。而且他们不懂得金钱的可贵。您的三张牌对败家子也没有什么用!如果一个人守不住父亲的遗产, 那么不管他怎样挣扎, 还是要死于贫困。我不是败家子, 我懂得金钱的价值。您那三张牌对我不会是白费的。”因为赫尔曼的恐吓, 老伯爵夫人一命呜呼了。赫尔曼对于金钱的痴迷害死了伯爵夫人。但他对于三张牌的秘密仍不死心, 终于被赫尔曼吓死的伯爵夫人“显灵”将三张牌的秘密告诉了赫尔曼:压三点、七点、一点会连续赢钱, 但一天只能压一张牌。在豪富赌徒会上, 第一天赫尔曼把钱都压在了三点上, 赢了!第一张王牌得手。第二天, 他将所有钱都压在了七点上, 第二张王牌也是赢了。赫尔曼简直高兴坏了。第三天, 赫尔曼觉得这第三张王牌简直是稳操胜券, 但就在这时, 故事情节发展却急转直下, 第三张王牌突然失灵了, 变成了倒霉的黑桃皇后, 仿佛在嘲笑着赫尔曼的贪婪。故事的结尾赫尔曼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变成了疯子。

《黑桃皇后》中数字“三”运用的巧妙之处在于:一是利用数字三为读者留下了悬念。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便会一直猜测, 这三张牌究竟是否像所说的那样神奇, 从赫尔曼拿到了三张牌的秘密到故事的高潮第三张王牌变成了黑桃皇后, 作者的心情仿佛同赫尔曼拿到第三张黑桃皇后一样, 跌宕起伏, 随着最后一张牌———黑桃皇后的出现, 此时读者的情绪仿佛一气呵成, 从之前的疑虑到此时谜底揭晓, 完成了阅读过程的升华。二是数字三作为线索贯穿全文。文章线索就是贯穿一篇文章, 即在文章的不同段落中都可见的词、句子或是情况等等;并且在解读文章时可以依照用来解读文章含义, 了解文章主旨, 贯穿全文, 使文章浑然一体, 使结构完整严谨。《黑桃皇后》中三张牌不仅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做好了铺垫, 也为抒发的感情找到了一个很巧妙的切点。三是数字三巧妙完成了《黑桃皇后》人物安排。《黑桃皇后》全篇以赫尔曼、伯爵夫人、伯爵夫人的养女这三位人物的发展为读者打开了一幅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卷轴。作者遵循“倚三设人”这一原则完成了人物塑造。三位主人公的命运走向从三个方面讲述故事的发展, 看似发散却又始终围绕数字“三”延续。

在俄罗斯文学有许多文学巨匠都非常钟爱数字三。提到数字三就不得不谈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少年》是由三个部分建构而成, 每部分中的事件都是发生在三天里, 而主人的悲剧时间又不出意料的为11月3日下午3时;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是三兄弟:伊万、德米特里和阿廖沙, 三章写伊万同斯梅尔季亚科夫, 在文章的最末描写故事的结局也有三章等等。

四、结语

俄罗斯人对数字“3”可谓是情有独钟, 他们“以三为度, 以三为大, 以三为止”。数字“三”在俄罗斯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已经不仅仅作为数字功能出现, 更多的是包含着其特殊的文化内涵, 反映了俄罗斯人们自古至今的民族心理、社会道德、宗教等观念。因此了解数字“三”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更好地感受其文学美学。同时, 数字“三”的特殊文化性也提供了新的角度去研究俄罗斯文学, 更深入地理解其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单晓莹.俄汉语言中数字的文化伴随意义[J].科教文汇, 2010, 2:60

[2]曹阳.谈俄汉民族特殊的文化现象——数字文化[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 1

[3]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丛亚平.论俄汉民族的数字文化[J].中国俄语教学, 2006, 3

俄罗斯后现代文学中的游戏文化策略 第10篇

一、游戏文化策略之“女性化”

从后现代主义理论角度而言, 俄罗斯后现代文学中所提及的游戏文化策略之“女性化”只是一个象征, 并不是传统文化下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生活方式。“后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女性化’的生活方式, 是在彻底打破传统二元化对立思考模式和男人中心主义文化生活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女性生活方式, 实际上表示一种无中心、无规则、无父权中心主义道德原则、无逻辑中心主义理性原则以及追求‘永远区分化’的生活方式。”[2]在俄罗斯后现代作家笔下, 以“女性化”的这种“无为”精神作为游戏文化的策略, 显现出与传统文化的对立性和不可调和性。这是一种冒险, 更是自我突破、自我超越的创造。

后现代作家佩列文的小说《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中的故事叙述者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 对他来说, 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已不存在, 他可以自由来往于国内战争和今天之间, 这就使得他叙述的故事无序、无中心、无完整结构、无连贯情节。

应该指出, 选择神经失常者、精神病患者作为主人公或故事叙述者, 似乎成为俄罗斯后现代文学的一种独特的现象。这些“人”任意歪曲和编造历史, 把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相混杂, 使之变得杂乱无章。而这种“杂乱”在游戏文化的冒险中却彰显出“女性化”策略的无规则、无中心的创作特色。

二、游戏文化策略之“林中路”

在历经基辅罗斯文化洗礼、蒙古鞑靼入侵、彼得大帝改革、农民起义、卫国战争以及苏联解体的社会激变之后, 笃信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不再安于刻板僵化的生活模式, 不再乐于单调的文化生活。在他们看来, 动荡的社会所带来的安定和秩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 而“林中路”的人生轨迹反而成为他们不断创造幸福的冒险游戏。

关于此, 俄罗斯后现代作家已在自己的创作中呈现出来。韦·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中主人公维尼奇卡·叶罗菲耶夫嗜酒成癖, 总是处在似醒非醒、似醉非醉的状态。在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火车上维尼奇卡不断喝酒、回忆往事, 他的意识迷离恍惚, 讲话东拉西扯, 断断续续, 但在无限自由的想象空间中他总能道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这部小说的叙事类似酒后胡话, 混乱无序, 看似没有任何叙事目的可言, 但这种状态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林中路”象征性比喻, 它是人的无目的的思考所处的理想境界。俄罗斯后现代作家引用此象征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表现出“林中路”的游戏文化策略。有别于以往传统的文化模式, 这种游戏策略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思考, 毋需任何预定的目标, 也毋需遵循固定的路线。这样, 自由的思考才有可能真正自由地展开, 才有可能达到自由思考所追求的真理。虽然, 这种追求高度自由的无目的性策略用在文化领域是一种冒险, 是对正统文化的游戏, 但后现代作家就是在这种冒险中才创造出超越传统文化的另类空间。

根据后现代文化理论家伽达默尔的意见, 真正的游戏本来就是绝对自由的来回运动。所以, 任何真正的游戏都是无目的的、不追求形式的自由运动。而后现代作家对于创作的这种态度, 是他们对待文化生活的游戏态度的集中表现, 也是他们为力争使文化生活达到“林中路”的高度自由境界的表现。

类似的游戏文化策略还可以在索罗金的剧本《土窑洞》中得以体现。“剧中描写了五个战士在战斗间隙在土窑洞里休息的情况。他们谈一会儿话, 读一会儿报, 直到炸弹炸中了窑洞, 使其变成一个大弹坑为止。他们东拉西扯, 什么都说, 其内容与正在进行的战争毫无关系。可以看出, 剧本作者索罗金是深得后现代主义三昧的。他不受任何道德规范和艺术准则的约束, 任凭自己的想象力自由驰骋, 完全打破作品的整体性和叙事的连贯性, 广泛使用多文体手法, 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什么都有的大拼盘。”[3]作家以战争为历史背景, 对其战争中的人进行自由的再创造, 在漫无目的的谈话中将现实与传统加以摒弃, 最大限度地维持不断创造和不断更新的可能性状态。

三、结语

在俄罗斯后现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游戏文化策略是以一种自由而潇洒的态度去对待冷酷而异化的现实世界, 以乐观和自然的“无为”精神去迎接各种创造活动中的冒险, 也就是寻求一种无规则、无主体、无目的的高度自由境界。俄罗斯后现代作家遵循“女性化”和“林中路”作为象征的游戏文化策略, 意在不使后现代文化成为“什么”, 而是永远将其处于“成为”的过程和状态中。

摘要：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所体现的游戏文化策略是在“游戏”中不断创造和冒险, 尤其发挥自由创造的基本精神来超越传统文化并对原有文化持游戏的态度。运用“女性化”和“林中路”作为象征的游戏策略旨在后现代文学领域中寻求一种无规则、无主体、无目的的高度自由的文化境界。

关键词：后现代,游戏文化,策略

参考文献

[1][2]高宣扬:《后现代论》[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张捷:《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概观》[J], 环球视野

俄罗斯的传统文化 第11篇

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俄罗斯艺术是成功的，而这成功的背后，却没有剥离开对俄罗斯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延续。继承，是对俄罗斯艺术的承接，而延续，则是在俄罗斯艺术中注入了时代的色彩。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艺术并没有将其轻盈的步伐停留在某一个时代，而是将斯拉夫人特有的融合精神渗入到艺术形式当中，以其开阔的胸怀接纳来自八方的艺术形式，以俄罗斯的艺术理念塑造了俄罗斯艺术特有的风格。有人说艺术史家是极具有冒险精神的，并会以乐观主义面对一切，恰恰是这些精神，成为了俄罗斯艺术创作的理念。艺术作品是写实与虚幻的完美融合，然而这种艺术的表达却是宛若仙境一般的高贵，不仅要用眼睛去欣赏，还要用心灵去体会，感受艺术形式的内在涵义。也许俄罗斯的传统艺术是用手描绘出来的，而蓝图则是在心灵深处塑造，并以俄罗斯风格表达出来，那种威严之感令人肃然起敬，却没有因此而失去热情，而且还实现了雄壮与优雅的完美融合。

一、俄罗斯当代油画艺术

对于俄罗斯的油画，我们并不陌生。当踏入俄罗斯的美术博物馆的时候，俄罗斯传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就会从这些陈列品中渗透出来。俄罗斯民族味十足，其华丽的装饰，丰富的表情，极富感染力的造型，都会令人不禁想到了俄罗斯的生活环境和思想境界。如果观看原创作品，就会发现这些油画所呈现出来的内容，不仅是俄罗斯民族的自我展示，更是生活的升华。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陆地邻国，在油画创作风格上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两国有着同样的深厚文化底蕴，这让油画艺术作品更容易解读。与中国的油画相比较，俄罗斯油画更具有明显的精神气质。如果说深沉、大气和理想主义情怀是俄罗斯油画艺术的传统特色，那么，那种浓重的人文气息和以写实为主体的现实油画艺术，则是当代俄罗斯油画艺术的经典。在俄罗斯绘画艺术中，现实主义油画艺术堪为是最高成就。

从中国的俄罗斯当代精品油画展中，可以体会油画写实中鲜明的现实主义元素，这成为了俄罗斯美术中的一大特色。近些年来，俄罗斯油画艺术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主要是基于俄罗斯油画与世界艺术潮流发生碰撞而产生的结果。俄罗斯油画极富民族特色，在传统美术的基础上注入现代艺术因子，实现了艺术的升华。民族特色以现代的艺术风貌展示出来，形成了不同以往的艺术风貌。

俄罗斯新生代画家具有创作精神和探索的勇气，这种创作的时代特征中同样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原则。但是他们所遭遇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油画的艺术样式中还要有其它艺术样式的运用，以彰显出本土特有的审美情趣。如果说20 世纪80年代为传统的“现实主义”题材搪塞的年代，那么，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当代画家所创作的，其中所涵盖的时代元素更能够引起受众的共鸣，并在绘画样式上表达得恰如其分。以“俄罗斯当代油画展”的展示为例，这些高水平的油画风格清新而优雅，刻画细腻，虽然富于时代的气息，但是民族传统底蕴却蕴涵于其中，将俄罗斯风土人情静静地陈述出来，油画的艺术魅力也因此而散发出来，并给人以理性的思考。俄罗斯油画进入新生代，其所呈现出来的不仅是民族的自信和开放，更多的是民族的凝聚力体现。

二、俄罗斯的雕塑艺术

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俄罗斯的雕塑艺术的发展，推动着世界的艺术史。如果说雕塑在艺术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持续的推动作用，那么，俄罗斯的雕塑艺术，则可谓是对人类的美的历程的述说。

俄罗斯雕塑伴随着这个国度成长，一路走来，无论是政治上的统一，还是文化上的成就，都有雕塑在其中留下痕迹。俄罗斯雕塑受到当时苏联严肃题材的影响，逐渐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发起了了挑战。从艺术创作的特点上来看，主要是从传统的民族精神出发，实现了古典审美与时代的融合，并将这以精神贯穿于现实主义雕塑的艺术风格当中。带有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雕塑，在雕塑语言的表达上，仍然坚持着古典主义，这就是深受俄罗斯人民喜爱的史诗性主体雕塑。

以斯维什尼科夫的雕塑创作为例。其雕塑作品虽然没有延续古典主义，但是在造型上却延续着古典主义的风格。因此，斯维什尼科夫的雕塑具有现代主义的风采，与古典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别。这一点从创作思想上也足以体现出来。斯维什尼科夫的雕塑无论是从创作思想，还是价值取向上，都把持着现实主义的观念。其所采用的都是现实主义的语言和雕塑表达形式，而情感和理性则是从民族意识出发，在肯定了物质特性的同时，还将具象主义的哲学基础和终极表达勾勒出来，显示出当代现实主义的新的文化语境。

艺术总是紧跟着时代脚步，雕塑作品尤其如此。人类社会总是处于不断变革的历史长河中，俄罗斯拥有着人类艺术的精华，也诉说着人类世界文明。当一些人类本体精神脱离了政治之后，就会从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的作品中流淌出来。但是在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上，总是离不开本土的传统文化色彩。

在斯维什尼科夫看来，艺术是人的精神体现，应该对人的认知进行解读，并对社会问题、文化风潮以及生活现实都要有极高的敏感度。斯维什尼科夫所创作的雕塑是以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作为主要的创作形式，但是与传统的写实主义有所不同，现实主义的写实更能够将人类的心理状态反映出来，是现实社会中升华的新的语言文化和当代意识。

斯维什尼科夫认为，在进行雕塑艺术创作的时候，要注重写实，更要注重写实直觉性。真实的事物，也是客观的，作为一名雕塑艺术者，要以冷静的态度思考雕塑创作，才能够使艺术成为现实主义观念下所创作出来的具有独立意识的艺术作品。艺术是抽象的，雕塑艺术是以写实的手法而表达出来的艺术抽象。斯维什尼科夫的雕塑作品虽然是以当代写实作为主题，但是其内核仍然延续了俄罗斯传统，所凸显出来的依然是俄罗斯灿烂的文化。

艺术作品的内容源于“形式”本身，俄罗斯雕塑即是如此。如果说20 世纪中期的雕塑艺术具有明确的主题，那么，当代的雕塑艺术则呈现出具有大众性和宣传性的色彩。雕塑艺术家的内容世界已经不再从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而是以单纯的艺术形式，实现其导向性的作用。此时雕塑艺术则更为体现为现实主义的大众艺术。

在俄罗斯的艺术发展进程中，雕塑艺术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局面。这就需要对俄罗斯雕塑艺术从其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加以解读，才能够做到客观对待，并从更高的层次充分认识俄罗斯雕塑艺术的成就。

三、俄罗斯传统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势

(一)俄罗斯传统艺术走向创新之路

俄罗斯于2006 年设立了当代艺术创新奖。关于艺术创作的特征，在评奖标准中就已经体现了出来。其一，艺术创作要能够将俄罗斯的现实生活深刻地体现出来，并对当今的社会问题具有深刻的思考价值;其二，艺术创作要具有前卫性特征，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样式要具有当代性，并体现为影像、表演以及装置的形式。其三，艺术创作要具有综合性特征，要求艺术创作过程中，要将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多种艺术样式之间不再界限分明，而是逐渐模糊化。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俄罗斯传统艺术要跟得上社会的脚步，就要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注入时代的因子，以实现艺术形式的创新。比如，原本破旧的文化宫音乐厅经过艺术加工之后，变成了苏联记忆的殿堂。其艺术创作的目的是提醒人们，这里留存下来的仅仅是历史的回忆，虽然依然留存有材料支撑的外壳，但已经日渐损毁。这当然也是在昭示着苏联的命运。因此而被命名为“行进过程”。

在2005 年的一部艺术创作作品“墙”，则是艺术创作综合性特征的代表性作品。艺术创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是当中国正处于“美术馆时代”的时候，当代艺术正在被官方的美术馆所收容，或者在商业画廊上展出。但是这堵横亘在前卫与体制之间的那堵墙已经逐渐消失，也预示着两者之间的对立正随着这堵墙的消失而致使墙内和墙外的对立趋于融合。

(二)俄罗斯的画廊艺术

所谓的画廊艺术，事实上是创建艺术交流的途径。进入21 世纪以来，俄罗斯艺术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越来越多的俄罗斯艺术家走上了世界艺术殿堂。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绘画交流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各种艺术画廊成立起来，不仅促进了俄罗斯绘画艺术的交流，而且还起到了艺术品收藏的作用。比如，俄罗斯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其所收藏的艺术作品已经超过了五万件，以其作为载体，在促进艺术交流的同时，还可以将俄罗斯当代艺术推向更高的层次。

(三)俄罗斯的艺术作品展览

一些经历了苏联时期的艺术家往往会由于画风等等因素的影响而受到排挤。为了促进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私人美术馆的发展为这部分艺术家提供了作品展示的机会。比如，俄罗斯有“当代艺术收藏俱乐部”，其艺术展览的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人关注传统艺术，同时还展出艺术收藏。这些艺术商人，或者其本身就是艺术家，已经成为了艺术媒介，以俄罗斯的艺术作品搭建了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在推动俄罗斯艺术跨越式发展的同时，还将艺术价值推向了极致。

结语

俄罗斯的传统文化 第12篇

“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倾向, 是一个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的问题。由这个高度去看文艺思潮, 才会有一种新的文化语境’, 才会使其内在精神逻辑呈现出来。”[1]所谓相容共生, 而后现代文学作为当今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媒介恰恰生动而准确地将俄罗斯文化的后现代性呈现出来。

一、俄罗斯后现代文化的传承性

后现代主义是上个世纪由西方社会移植到俄罗斯的一种文化倾向。随着苏联“解冻”时期的来临,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渴望消解僵化的官方话语, 积极吸纳外国文化, 文学界则以批判、解构、创新、超越的精神试以重构俄罗斯文化。但俄罗斯是一个“思想的国度”, 俄罗斯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弥塞亚精神” (神圣的使命感) 决定了俄罗斯后现代作家们始终逃不出“思想者的怪圈”。其后现代荒诞的艺术世界背后却隐藏着俄罗斯作家所特有的对民族历史、对经典的文化传统的探索和体悟。所以, “强调继承经典文学的传统”[2]是俄罗斯后现代文化的特点之一。

在早期的俄罗斯后现代文学作品《普希金之家》中就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一系列主题、人物、情节和场景进行了重现和戏仿。《普希金之家》中作者把奥多耶夫采夫一家三代人比作俄罗斯不同时期文化传承的标志。祖父莫普奥多耶夫采夫喻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知识分子和精英的代表。他个性完善、独立, 愿为自由、为使文化免于沉沦和毁灭而斗争。而父亲是极权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典型, 甘心生活在谎言之中, 是个精神的自杀者。至于廖瓦奥多耶夫采夫, 他从小由父亲教育, 一直生长在理想主义和艺术幻想的世界里。“解冻”的出现打破了他的幻想, 与祖父的相见更让他有机会走出幻想, 认识真理。最终, 他还是磨掉了天赋, 变得害怕思考, 害怕表现自己的思想, 害怕成为政治斗争的靶子。这部小说通过对普希金作品名称、形象、情节、语言的引用, 以戏仿的手法, 完成了对普希金的解构、对苏联官方文化的解构, 同时也以独特的表达方式再现了俄罗斯经典的文学传统。

后现代文学元素与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 可谓是佩列文创作的最大特色, 亦使作家的创作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建构意图。如作家的长篇小说《夏伯阳与虚空》中, 首先就以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 (又译为“夏伯阳”) 中的故事情节为基本背景, 其中夏伯阳、女机枪手安尼卡就是《恰巴耶夫》中的人物形象。其次, 小说的主人公彼得曾是国内战争时期彼得堡的一位年轻的现代主义诗人, 小说里多处出现主人公的诗句, 其实大多源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另外, 故事发生于两个不同的时空层面。当主人公置于现实中时, 他是疯人院的病人。从结构上来看, 这与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相似。

在深厚的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上, 后现代人荒诞、游戏的生活在作家笔下组合成另类的思维空间。这里既存在紧随后现代语境的解构、否定与批判意识, 又在共同传承经典文化, 寻找民族的出路和心灵的自由, 从而形成了俄罗斯后现代文化的独特风格。

二、俄罗斯后现代文化的多元性

“后现代主义本身是集社会、文化、历史、气质、品味、思想心态以及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于一身的复杂新事物。它在内容方面的这种非同构性和复杂性, 使后现代主义同时地兼有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思想性和生活性。”[3]单从文化的维度而言, 以俄罗斯后现代文化为例, 鉴于自身同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 以及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某些特点的一致性, 它自然形成了以多元性对抗中心主义的明显特点。俄罗斯后现代文化的“去中心”的多元性特点体现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 即呈现出极其复杂多元的形态, 其作品主题、语言、情节结构、人物形象通常都显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

巴特曾在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中提出了“作者之死”的思想。他认为作者不仅是写作的主体, 也是意义垄断的主体。米歇尔福柯也指出:任何作者都难于避免他的“论证事件”进行过程中各种权力的干预。因此, 作者的任何论述和论证, 都只能是权力的干预的过程和结果。正因为这样, 在作者的任何论述中都实现了各种权力通过作者对于读者的垄断宰制。所以, 在某种程度上作者起着作品“中心”主宰的作用。而俄罗斯后现代作品的“去中心”多元性特点则要求:文本一经完成, 作者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 这时文本就成为一个开放、多元的体系。俄国后现代主义作家们也提倡对作品的多元化解读, 因此他们通过吸纳各种文学文本, 通过形式多样的生动活泼的语言游戏, 借鉴多种经典的文学片段, 创作出不同阶段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 赋予自己作品以丰富的内容和巨大的潜在能力, 为读者的多元性解读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比如:马尔克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 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当代俄罗斯年轻学者对一位名叫米拉舍维奇的作家于十月革命前后写在一箱糖纸背面的记录文字进行了研究, 梳理出了当时几个人的“命运线”, 即个人在社会大变动中的生命轨迹。有文字的糖纸的多种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可以使读者展开对人生与历史的多角度、多侧面的开放性思考。糖纸上的文字也展示出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工厂主的经营、工业的发展、下层民众的觉醒、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流氓无产者的革命投机、革命对自己子女的“吞噬”、民众对真理的苦苦寻觅、人们的衣食住行状况、社会流行的审美理念, 等等。文学创作中后现代作家以反讽、戏仿、互文等多种艺术方法展现给读者不同的命运启示录, 在这个多元的社会文化中没有中心, 人、命运、生活、自由、革命、理念等多种元素相互交织, 形成了自由、开放、多元的精神世界。其实, 在许多后现代文学作品的缩影中都充分体现出俄罗斯后现代文化的多元性特点, 这里不一一列举。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浅谈

周晶 (孝感学院音乐学院湖北孝感432000)

摘要:从马丁路德作为德国的宗教改革者的一面, 和他作为音乐创新者的一面, 这两个面看待马丁路德。

关键词:宗教改革者;众赞歌;旧教音乐

马丁路德是文艺复兴晚期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音乐家。他从小就在教堂中成长, 在他成为宗教牧师之前得到了良好的音乐训练。在他的一生中对于宗教的未来和对于音乐的未来几乎起着同样的作用。长期以来教会一直借助于统一的礼拜仪式, 统一的宗教音乐和统一的教会语言来维护其作为西方精神领袖的权威。但由于教会统治后期出现一系列问题得不到解决, 而教会又以出卖赎罪卷的方式收攒钱财。于是便出现了马丁路德1517年在维腾贝格宫廷教堂门口张贴《九十五条论纲》事件。其实他并无意完全脱离罗马新教教会。其实教创始后仍保留着很多天主教礼仪他创新宗教的意义在于使人人都能“接触到所谓的上帝”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使宗教更加大众化, 平民化以及揭露了以前教会的骗钱手段, 等等。这是作为宗教改革教者, 及神学家的马丁路德, 然而作为宗教音乐的改革者, 但在延用以前教会所遗留的部分作品外, 还对其很多作品做了创新和改变。如他将《格里高利》圣咏里只有教会才能读懂的拉丁文部分翻译成德文, 是普通信徒都能看明白, 当然作为改革者和神学家的他, 不可能永远跟着他音乐家的本能感觉走。他在考虑音乐时, 不仅为了音乐的自身价值, 而且把它看作语言, 看作教学工具, 使人能接受到上帝的福音。他对科学、艺术, 一概如此。

如果简要总结一下马丁路德在音乐实践中的成就,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 对旧教音乐的继承与改造

笔者认为这一点首当其冲的, 正如前文所述路德教的思想不是完全彻底的反对所有旧教音乐, 而是有选择的继承其优秀部分, 将之作为新教音乐的文化基础, 同时对不适合新教的部分加以改造, 使之成为独具特色的新教音乐。其中继续使用旧教音乐体裁的例子有, 素歌, 和按惯例演唱的拉丁文弥撒。将音乐体裁中不适合新教的因素除去的例子有, 将弥撒中献祭部分去掉。然而, 作为教师和神学家的路德不可能永远跟随他的音乐家本能。他考虑音乐时, 不仅为了音乐的自身价值, 而且把他看作语言, 看做教育工具, 使年轻人更能接受上帝的福音;他对其他艺术和科学一概如此。人们一般认为, 路德的兴趣只在于促使整个社会积极参与神圣的礼拜, 因此他坚持使用德国俗语。可是仔细看他的文字写作可以看出他的眼界要广阔得多。所以, 虽然路德的基本思想是把音乐改编的合适他所谓的“普通老百姓”, 他还努力保持大门敞开, 允许可能的艺术加工。路德的追随者比较开明, 认识到破坏音乐无助于推广新的信仰, 把精力花在改革音乐而不是消灭音乐上。

2. 确立新教众赞歌特色

德国宗教改革在音乐史上最重要的, 也最有特色的贡献是众赞歌。最初, 众赞歌采用有墨记谱, 主要为单声部, 分节歌的形

三、结语

作为一个文化范畴, 后现代主义所表示的, 是对现代文化和以往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以及重建人类文化的新原则。而源于后现代文学语境下的俄罗斯文化所体现出的后现代特点不仅仅是批判、否定与颠覆, 更多的是传承经典文化的传统, 在“去中心”的多元创作体系中重建俄罗斯文化传统的神话, 以高度自由的创作精神达到一种无规则、无主体、无目的、无中心的超越境界。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大出版社, 1992.

[2]余一中.《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起源及特点》[J].《俄语语言文学研究》文学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3]高宣扬.《后现代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4]赵丹.《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俄罗斯的命运》[J].当代外国文学,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