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范文

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范文第1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020-85212252

lyzh@scnu.edu.cn 1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引言

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特例。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奥林匹克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历史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迫使中国与奥林匹克靠拢。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与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而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修于好，实现了相互选择和理解，消弭了冲突，促进了融合，中国终因奥林匹克而重获殊荣和辉煌，而奥林匹克终因中国的介入更成功、更完满。

一、两种不同体育文化的建构与运行

如果把古代体育分成东西对峙的两大高峰的话，那么东方古代体育以中国为主，西方古代体育以希腊称雄。由于地理交通的阻隔，这两大高峰没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各自的文化逻辑建构并运行着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形成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参商二星。20世纪60年代初，战败国日本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试图重塑国际形象;80年代末，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鼓噪，举办了汉城奥运会，试图在国际市场亮相。这两届奥运会也都一定程度展显出了东方文化色彩，但毕竟是在广义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进行，与中国的原文化擦肩而过。虽然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上增加了柔道、跆拳道两个项目，并把这两项运动推到了世界范围，然而这毕竟不过是在奥运会上打了两块东方补丁而已。而2008年奥运会终于使两大文明会聚北京，其深远的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迥异的文化基因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古代希腊政治和文化因素支持着自身的体育发展，并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诞生。在古代希腊，如果说民族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诞生，体育的普及起了内因作用，其宗教文化因素起了外因作用，那么产生这种“里因外合”效应的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生活在这种地理生态环境中的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近海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制盐和经商谋生;山地居民从事游牧业;平川居民从事农业。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发达的商业贸易，进而形成频繁的人际交往，平等人际交往是自由民广泛存在的前提，自由民之间形成契约式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萌发了相对自由的信仰和行为，最终导致科学、艺术与 2 体育的繁荣。

与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依托的不是狭长的半岛，而是相当宽阔的平原;不是海洋，而是河流。中国的四周是高地、沙漠和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簸箕形状的地形特征，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是中国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对土地的绝对依附，而且越在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依附就越显著。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单位是“家”，发展到后期便成了氏族单位的一种有内在血缘联系的广义大家庭。这样，中国社会的血缘机制的退化便十分缓慢而不彻底。血缘社会中各种民俗规矩不是被逐一消除，而是不断修改和完善，中国的“周礼”与孔子的“礼”与“仁”都是这种修善与发展的标志。这为宗法等级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发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因为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给专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体育，尤其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因此它是等级制度的天敌。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以及民众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调、和谐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国体育更多重调节、轻冲突、重关系、轻实体的特征，而很少有“更快、更高、更强”的色彩。中国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因此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下，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运动竞技。

(二)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相向而行的体育文化逻辑

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国家。尽管有的城邦民不盈万;国家政权也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但这些城邦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与此相应，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希腊人发展了他们独特的信念，认为人之可贵绝不在于作为一个万能统治的工具，而在于人的本身潜力，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完善自己。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发展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时的中国已处于奴隶制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中国已远远领先于古代希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变革，教育中也一样高度重视体育，如“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前4项都是重要的体育活

3 动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颇有希腊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色彩。这些活动内容理应在中国产生高度发达的体育运动。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条件却被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抑制了。后来孔子所极为倡导的“礼”与“仁”便是这种宗法等级的翻版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而中国体育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于零。

(三)不同的宗教观念造就了不同的体育理念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峨的奥林匹亚山上，那里有12位巨神在维持着天地之间的秩序。希腊人认为，诸神平时在山巅上欢宴作乐，有时则离开他们的宝座下降凡尘，参与人事。有时还因人事之故，各主一方，明争暗斗。人们只有同这些神灵建立恰当而和善的关系才有利于生存，这样，祭祀神灵便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希腊人以各种活动表示对神的崇敬和感激。因此，体育竞技便以祷告神灵、祈求福祉，寄托意愿的方式纳入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表述之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这种精神表述的集中表现，是希腊人内在精神(对神的崇敬)的外在表现(用形体动作)。

远在史前的上古时期的中国，各氏族部落在战争、狩猎、采集活动之前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这些活动也一样是指望获得某种成功而企图使神灵对自己发生好感的献媚。而中国原始宗教的这些活动内容与希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是宗教活动不是由于欢乐的心情所导致的快乐行为，而是由于恐惧祈求上苍显灵，从而具有巫术性质;活动内容则是求欢悦的歌舞，而不是寻冲突的竞技。

马克思在对古代各文明古国进行分析时，用形象的语言讲道：“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有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希腊人那种天真烂漫，赤身裸体，酷爱体育的作派，与尚武卫邦，崇尚力量等奥林匹克精神不无关系。而中华民族的“早熟”不能不说是与体育文化的少年老成息息相关。

二、中国对奥林匹克文化的选择与融合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选择、改造、变异、融合等变数，或从善如流，或狭路相逢，或长期对抗，或强权征服，然而高势位文化总要向低势位文化流动，先进文化总要起到主导作用。奥林匹克文化就起到了这样一个领头羊和征服者的作用。

(一)奥林匹克文化具备强者文化的特质

近现代奥林匹克是欧洲各工业帝国为全人类选定的一种游戏方式。19世纪中叶，希腊人企图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努力的落空了，因为希腊人已经沦落了，

4 不再是强者。而英国人在英伦三岛创建了许多室外竞技运动的方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严谨的德国人不失时机地走出来，对奥林匹克遗址的开发，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披上了“文艺复兴”的外衣。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做出诗人般的诠释，为近现代奥林匹克确定了当时作为强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山姆大叔对奥林匹克的夸张式的投入和商业运作，推动了奥林匹克的高速发展。而美国对国际奥委会的粗暴控制，再一次显示了强权政治的特征。

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从国际奥委会两份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中不难看出奥林匹克运动肩负的责任和敏锐的目光：一份是《奥林匹克宪章》，一份是《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她们是姐妹篇，相距100余岁。如果说姐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妹妹则倾心于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如果说《宪章》是一篇关于和平的宣言，那么《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倡议。而和平与发展珠联璧合，构成人类未来的两大主题。

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叶，那时黑暗、沉闷的中世纪刚刚结束，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晨曦中，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文化的沟通，注定了20世纪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世纪，此时应运而生的奥林匹克必定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世界性的战争阴云从世纪初就笼罩着这个蕞尔小球，上个世纪人类的两场浩劫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把世界搞得满目苍痍。奥林匹克充分意识到必须融入世界的和平潮流，才能获得生存权和话语权，也才能赢得注意力和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家福”如此看重，而对各种“抵制”行为万般厌恶的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第48届大会第36次全体会议上会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提案的理由。

20世纪过去了，人类还没有摆脱战争的漩涡，又遭遇了新的麻烦，在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美丽的地球被放肆地涂鸦，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居住地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地球变得十分脆弱，人类陷入万分无奈。于是，奥林匹克的大脑再度陷入沉思。1999年国际奥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版的《宪章》，在阐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时添上了这样的字句：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落实到《议程》中就赫然写上了“可持续发展”五个大字，如果说奥林匹克在20世纪以追求和平为主要

5 宗旨，那么，21世纪就要以“美好”为中心主题来做文章，因为和平的世界还未必美好，美好的世界要以和平为前提，还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准。

因此可以说，奥林匹克这个强者维护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强者，拥有了无数的追随者。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奥林匹克文化的支撑

获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奥林匹克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不惜代价要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呢?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强者的文化，还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继希腊文化为核心的欧美文化走上现代化后，在21世纪最有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复兴文化，强国强种为己任的民族。因此，中国选择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结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那将是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进程脱节，也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相悖的。可以说，奥林匹克的介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粘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形象化扩展与延续。

奥林匹克这种强者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对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民主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观念的，也是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和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心理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次全民现代化观念的基本训练，因此与奥林匹克融合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奥林匹克关于“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精神的提倡，奥林匹克强调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以及奥林匹克对尔虞我诈欺骗行为的坚决抵制，都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诚信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优质的道德平台。奥林匹克是一种全世界共同遵守相同规则的活动。它在选材、训练、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需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严格地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与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认同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游戏、接受公平竞争的观念并担当起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色，非体育莫属。

高水平竞技运动本质上是人类竞争意识的最公平、最公开、最公正的较量。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人平等的权利、个 6 人自由选择与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市场经济满足个人欲望，可以带来巨大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推动力，同时也必须用道德和法律来制约个人私欲的破坏性。宣扬这种权利，把行使这种权利的过程加以规范，体育竞赛是最好的榜样。

体育规则的制定，竞赛的组织、胜负的判断、人才的选拔都有充分的民主性，这常常令许多社会活动家们羡慕不已，视为一种民主程序的典范。在这里，每位运动员都享有参与与退出、选择与被选择、解释与申辩等民主权利。每个运动员力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战手，同时又要承担义务允许对手在平等地位上与自己竞争。这一点恰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

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对外开放，必然要清除长期封闭和僵化给民众带来的昏聩麻木的情绪，鼓励奋发进取，使中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通过体育竞赛所获得的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是树立一种和平竞争的国际化观念，有利于国民积极参与开放型的竞争，接受机遇和挑战。随着体育文化交流的率先启动和日益增加，国外丰富的体育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使体育中蕴涵的一部分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挥发了启蒙功能。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充当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开路先锋。体育在全社会建立和发扬开放的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林匹克文化是对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逆反。追求过程的平等，容忍结果的差异，是一种需要公众接受的理念。正如市场经济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不参与竞争的人无论怎样妒忌、愤怒、哀怨、漠然，都无济于事。因此，体育对竞争观念的宣扬，有着重要的迁移价值。

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就在这样一个人类主体意识开始巨大觉醒的时代，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言而喻，现代奥林匹克仍然高举着主体精神的旗帜，它高度重视参加者自身的内在需要，高扬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以说，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文奥运”就是对奥林匹克做出的关于人的积极应答。

(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和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并非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对吸收奥林匹克和接纳奥林匹克运动有着不少天然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做贡献的强烈愿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天性”，推动了与奥林匹克的结合。在历史上，中国曾为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出过大力，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在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壮大的实力，决定了我们中国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体育运动领域，我 7 们不仅要参与奥运会，而且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我们不恐惧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较小的排他性。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的特质来看，对奥林匹克是持欢迎态度的。奥林匹克是全世界共有的价值体系，中国对奥林匹克的态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延续，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标志。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是与奥林匹克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色。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渗透中华民族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些特征与奥林匹克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解决

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开始承认、接受、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化建设，在更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一向以怀疑、排斥、抵制西方文化而著称的近代中国，竟然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领域，遵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愿望，而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见的。

(一)世界体育文化单一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

8 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当今，奥林匹克作为一种强者文化，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作用，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着、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座标系。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世俗性，变异改造的保守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这一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专制主义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是以欧美价值观念为基调的，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今天奥林匹克与卫星电视、互联网、微软、好莱坞、百老汇、可口可乐、NBA、迪斯尼、摇滚乐、柯达等文化产品纠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涌动着，呼啸着，成批成批地倾销着，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闯入各国的精神世界，使许多弱小几乎民族忘记了自己民族体育文化的过去，使多数青少年不知民族传统体育为何物。

(二)中国体育文化对重建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绝灭。谁也不愿意看到体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那么，人类的这一文化困境如何解脱?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各国体育文化的现实，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没有缺环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源远流长且不断演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长卷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厚度;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民族的文化结构，生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有汉民族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不仅有宫廷的，还有民间的，不仅有军事的，还有娱乐的，不仅有养生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活的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口越多，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和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还，一直在吸收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中国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也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改造具有顽强的毅力、海纳百川的宽容和天衣无缝的技巧;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表现出那种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这种亲和力是其它类型文化所欢迎的。

9 这对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众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寄予希望，英国罗素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之后，也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讨论未来世界发展时说：“面对21世纪，我们的中国学所当承担的课题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批判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并且与利己及追求利润的原理相对抗;如何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准则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因此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在形成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走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体育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目标是修身、养性，主张是内外俱练、神形兼顾、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平衡统一的原则。中国体育文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年化的时代，它理应受到老年体育的青睐，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它的体育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需要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来源，对中国体育文化的需要是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中包括奥林匹克文化。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中国画、中医、中草药已经大踏步走出国门，逐渐被西方接受，即便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电影艺术也开始反哺世界。那么，中国体育文化何以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的潮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呢?

进入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在奥运会上称雄，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体育善假于物表现出的一个侧面。我们要调整体育的价值观和体育政策，开展多角度的研究，将中国体育文化推介到世界上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无论哪一代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三)对“东方运动会”的殷切期待

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过去的文化遗迹保存下来，继续向西方传播，让世界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而且要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在现实文化的基础创造上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国际典范。这就要把中华文化过去的运行规范、习惯方式推到新的境界，需要当代中国文化人做出新的努力，其中包括体育文化人。这就要求体育文化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加大，中国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以我为中心。但是在建设代表先进文化方面需要为世界做出实际贡献，包括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笔者曾建议将中国的民运会与全国体育大会合并，逐渐加入中华文明圈的国家或地区，再加入亚洲地区各国，最后在推广到其他东方国家，创办一个全新概念的“东方运动会”。

东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但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而任何一种具有新的文化个性的东西在诞生的一刻，都会遭遇阻力，只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只要勇于挑战现代世界体育主体文化的权威，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

东方运动会决不是东方民族体育的简单叠加和集成，而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的再创造，这也许是东方运动会得以问世和赓延的文化难点。但我们深信具有东方智慧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取得成功。

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范文第2篇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1.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1 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1.2 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1.3 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1.4 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2.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探究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2.1 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2.2 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 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2.3 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无上。 2.4 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人们对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语用的迁移。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3.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3.1 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3.2 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3.3 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文化内涵差异非常大。例如，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时，听者一般都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神，以示听者的认真和对说话者的尊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对方长时间地盯着自己看。

3.4 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大学里，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但学生在课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时间，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其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许果、梅林，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8卷第6期，121-123

[2]顾江禾，东西方文化对比小议。《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报》，2001年第22卷第4期，279-282 [3]华厚坤，试论跨文化语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年第6期，153-154

[4]吴锋针，中西习俗文化“冲突”。《绥化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90-92

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范文第3篇

作为一名高校英语教师，肩上担负着培养祖国未来栋梁的责任。当学生逐渐成长为国家的中坚力量时，那时的世界早已是一个“地球村”，这样就更加要求我们的学生能够具备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风俗习惯，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所以就要求英语教师在传授英语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引导学生了解西方的文化背景，促使学生把语言知识和西方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在中西方不同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引导学生尽量避免以后在与西方人交往中出现文化冲突。

1 打招呼

在中国，较为熟悉的人们见面问候时，一般会说“吃了吗”“上哪儿去啊”。但是我们并不是真的关心对方是否吃了饭，或是对方的目的地在哪里。对方的回答也只需是“吃了”，“还没呢”或是“出去”。因为中国人都是同根同源，所以我们也不会刨根问底，无休止地问下去。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讲，事情就麻烦起来了，如果你以上面的方式打招呼，就会让他们误以为你对他们发出吃饭的邀请，或是想打探他们的隐私。所以外国人在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外国人打招呼的常用语，一般是:“How do you do”，“Nice to meet you”，“Good morning”等，非常熟悉的人之间则省略为“Hello”或是“Hi”ㄢ

2 称呼语

在称呼方面，中西方的差距是巨大的。在汉语中，我们经常用一些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比如我们常说的“雷锋叔叔”“冰心奶奶”等。这样能够很快地拉近两个人的距离，使听者感到非常亲切，同时中国人也认为这是一个人素质高低，礼貌与否的标志。但是在英语中，不论是平辈也好，长辈晚辈也好，人们都习惯于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这样反而显得更亲切一些，但是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眼中就变成了大逆不道的行为了。

另外，在汉语里，我们一般用“医生、工程师、经理”等词与姓氏连用作称呼语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而在英语中却没有类似于“DoctorWang” (王医生) ，“Manager Xu” (许经理) 的表达。正确的说法是应按照英美人的习惯把Mr、Mrs、Miss与姓 (名) 连用表示尊敬或礼貌。

3 隐私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人们通常会打着关心他人的幌子打听别人的情况，当然有些人也乐意把自己的隐私与别人分享，借此来表达两人的亲密程度。但是西方人则是非常注重个人的隐私，不愿意过多地向别人提及自己的事情，当然就更不乐意对方主动来打听了。这一点通常也是中西方人交往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按照中国人的做法，第一次见面会主动询问对方的年龄、职业、家庭、收入等，以示对对方的关心，但是在西方人眼中这一行为是极不受欢迎甚至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就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4 赞美

中国是礼仪之邦，因此，在与人交往中，讲究“卑己尊人”，认为“谦虚”是一种美德，所以当别人对我们进行赞扬时，虽然心里很高兴，但是表面上也要“谦虚”一番，甚至对自己进行某种程度的贬低，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抬高对方表现出对对方的尊敬。其实不然。比如:如果有人说:“Your dress is so beautiful”，一般西方人听后的反应是“Thank you for saying so”, 即非常坦然的接受别人的赞扬并对对方进行感谢。但是同样一句话，中国人的反应一般是“No, no, it is just so so.”这样的反应通常会使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很虚伪，不诚实，甚至会使西方人怀疑自己的判断是否出了问题。所以在跨文化交往中，中国人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当获得别人的赞美或夸奖时，只需爽快地接受并道谢即可。

5 时间观念

西方人具有非常强的时间观念，他们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因此格外珍惜时间。他们会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周密的安排与计划。在西方，如果要拜访某人或是对某人发出邀约，一定要事先进行约定或提前进行通知，最忌讳的就是临时决定或改变原有的安排。而中国人则时间观念比较淡薄，对时间的安排也较为随意，这一点往往让西方人感到无所适从。

6 风俗习惯

中西方风俗习惯的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对颜色的不同喜好，对数字的不同喜好甚至对动物的不同理解，在此由于篇幅所限仅就颜色的喜好做一分析。

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由此可以反映出他们的审美取向。传统的中国人通常认为红色是喜庆，吉利的象征，而黑、白两种颜色一般只会出现在中国的丧礼上，因此被视为是不吉祥的。为此，在中国重大的节日或重要的场合都会挂红灯笼，贴红喜字，穿红衣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式婚礼。如果客人穿着过于朴素就会让办喜事的主人感到不快。而西方人则非常喜欢黑白两色。在西式婚礼上，新娘为了表示纯洁，神圣会选择白色婚纱，而来宾则会选择黑色来表示隆重。

7 饮食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也是收到了传统风俗的影响。在中国，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聚餐，形式只有一个，就是大家围着桌子依次而坐，烘托出一种团结，热烈的气氛，人们互相敬酒，互相夹菜，体现了中国人的热情，礼让的美德。而与中国饮食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形式，所有的食物一一摆在大家面前，各取所需，座位自由，走动自由，形式自由。这种方式使人们之间进行相互交流，也表达出了西方人的个性自由，彼此尊重的追求。

通过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的确存在很多差异与冲突，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多向学生介绍相关知识，以减少或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摩擦和碰撞。

摘要：中国, 有着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西方国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随着中西方的不断接触, 不断交流, 中西方的文化必然会产生某些摩擦和碰撞, 为了解决或尽量避免这些摩擦和冲突, 中国学生就要尽量的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 许果, 梅林.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重庆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2, 8 (6) :121～123.

[2] 顾江禾.东西方文化对比小议[J].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报, 2001, 22 (4) :279～282.

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范文第4篇

摘 要 不断进行改革探索是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制约教育改革的核心因素是“人”的因素，国民性中社会成员形成的相对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对教育改革会起到明显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从“国民性”的角度审视当前的教育改革，存在着权力至上、权利意识淡薄、机械照搬和非此即彼等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理性、科学地推进我国的教育改革，要促进教育改革的民主化发展，不断赋权与教师，尊重教育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文化适应性规律。

关键词 教育教育改革国民性

“不断进行改革探索，是现代教育发展的突出特征和重要机制。”[1]而教育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涉及到教育观念改善、体制变革、课程变革等一系列理念转变、政策调整和利益分配问题。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应试教育”导致的“伪教育”乃至“反教育”问题进行了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负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教育改革举措。时至今日，我国的教育改革已步入“深水区”，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正如有学者提到的：“中国的教育改革经常是在困境中蹒跚前行的，其基本特征确实可以用人们在形容诸多社会实践时惯常使用的三个词来表达，即‘复杂性、曲折性、长期性’”。[2]从多维角度分析出现改革困境的原因，寻找解决路径是当前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教育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制约教育改革的核心因素是“人”的因素。人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人是一定社会文化心理塑造的产物。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以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3]。或者说，“它是一个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4]。国民性中这些相对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对教育改革的推进会起到明显的制约和影响作用。

一、教育改革困境的“国民性”审视

教育改革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密切。“国民性”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长期浸润而形成的社会心理，属于文化范畴。我们从“国民性”的角度出发来审视教育改革，不是说教育改革是由“国民性”决定的，而是说“国民性”与教育改革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潜在的影响和联系。笔者认为，在我国的教育改革过程中，“国民性”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改革中的“权力至上”、“长官意志”

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性支配关系都是建立在权力占有基础上，是一种以权力本位为基础的官本主义体制。在官本主义体制下，权力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社会越进步，尤其是民主法制越进步，官本位就会越淡化。但是由于当前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还不够完善，官本主义观念仍在社会各个领域有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集中体现为“权力主义”和“长官意志”。

首先，我国的教育体制决定了教育改革往往采取的是“政府官员+专家”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在权力主义意识的支撑下，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往往以改革真理的占有者自居，在所谓“专家引领”、“专家指导”的过程中以“言者”的身份出现，在改革的具体实施中搞长官意志，惟我独尊，我行我素，认为“他们的思想认识和行动方案就天然先进合理，其他人只要转变自己的教育观念，忠实执行改革方案，改革就可以大功告成”[1]。

其次，权力至上导致人们对“专家”的身份存在着过度的解读和夸大，缺乏专业分工不同、各就各位、各守本分的平等观念，毫无道理地将“理论研究者”、“教育学者”的身份生硬拔高，而将改革的直接实施者——教师，置于改革权力结构的最底层，傲慢地认为中小学教师的言与行是“浅显的”、“不深刻”的，继而教师仅仅成了教育改革政策的“执行者”和教育理论的被动“消费者”。事实上，大量教育专家自身的学习和研究过程是典型的“坐而论道”式的，缺乏对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的真正了解和参与，缺失了实践根基的“指导”、“引领”，很容易造成对实践本身的误读和误导。

2.教育改革中的“子民心态”、“权利意识”淡薄

“子民心态”是由几千年专制历史积淀形成的，其突出表现为国民性中的顺从、安于现状、重义务轻权利倾向。这种被胡适称为“文化惰性”的文化基因，现如今仍广泛地体现在我国的教育改革过程中。

首先，长期以来，“在道德光辉环绕下的教师一直生存于‘义务本位’的重压之下，而教师作为专业人的权利诉求被忽视”[5]，教师并未拥有与自身专业身份相称的专业自主权利，教师听命于教育行政机关、听命于学校领导，对课程编制无参与权、对教学安排无选择权、对教学决策无知情权、对学生评价无决定权等等。在教育改革中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把“要我做”的教育改革理念和政策落实好、贯彻好。由于缺乏对教师的“赋权”、“增权”，造成教师的专业自觉精神缺失，教师缺乏对自身教育实践的主动研究和深刻反思，缺少基于鲜活教育教学实践的改革冲动和热情，对复杂的教育改革往往刻意地回避或忽略，造成教育改革的理念难以在教师的日常教学中扎根。

其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造成了教师的权利意识淡薄，改革意识不强，在整个教育改革的决策者和专家队伍中没有广大一线教师的身影，改革本身缺乏“大多数”的广泛参与。可是，纵观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缺乏教师群体广泛参与和内心认同的改革鲜有成功的案例。以美国20世纪60年代布鲁纳领导的结构主义课程改革为例，正是由于过分注重“技术精英”的作用，忽视教师的广泛参与，导致改革丧失了群众基础，最终大量的新课程被教师“束之高阁”，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3.教育改革中的“机械照搬”、“一哄而上”

近代以降，我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领域全方位地落后于西方国家，在民族心理中便落下了“崇洋媚外”的病根。“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种观念现如今仍有很大的市场。审视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弥漫于其中的各种国外的教育理论流派纷呈，令人眼花缭乱、疲于应对，其间更有个别人专务贩卖一些艰涩难懂的“学术名词”，以为装点门面、哗众取宠之需。毫无疑问，身处于一个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我们要竭尽所能地向一切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成果借鉴学习。但借鉴学习并不意味着“机械照搬”或不求甚解地“生吞活剥”，“思想乃是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的一种‘历史的产物’，思想的文本是‘粘附于’文化、‘粘附于’社会的；从反面讲，撇开对隐匿于思想之后的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的把握，我们就不能真正把握思想的特质，甚至根本就不能理解思想”[6]。

正如19世纪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曾经提出的，教育是有其普遍规律的，但是当教育成为这个国家或民族的一个重要“生活”因素之后，这种教育又必然要按照这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特殊的道路去发展，成为有自己特点的教育体系。催生苏格拉底产婆术的，只能是注重求真精神和分析思维的古希腊文化传统，而不会是偏重伦理本位和直觉思维的中国文化传统。同样，从德国理性主义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只能是赫尔巴特的主知主义教学理论，而不可能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学理论。剥离一种教育理论所植根的文化、时代土壤做简单的移植、模仿，期望通过机械照搬外来的教育思想就能指导、解决本国的教育问题，既会使学习借鉴产生“水土不服”、“食洋不化”的结果，又会使本土优秀的教育理论成为“过时”、“落后”的代名词并被弃置一旁。

4.教育改革中的“非此即彼”、“推倒重建”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文而化之”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古老智慧，“极高明”就是要求我们要志存高远，有终极追求；“道中庸”就是要求我们要兼容兼顾，反对过与不及，要在过与不及两端之间转折和把握一个中点或度，以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按宋代学者程颐的解释，就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但在我国的社会发展实践和个人日常生活中，信奉“中庸”的中国人却偏爱走极端，譬如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更替，便展现着暴力革命破坏和忍气吞声为奴的极端交替，故而有历史学者在总结国民性时提到中国人是“主中庸而又走极端”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缺乏经验，也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我国教育界采取全面学习苏联的策略，在改革方式上全盘输入凯洛夫的教育学体系及苏俄教育实践，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同时也失误重重，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直到今天仍难消弭。1957年后，在对当时社会形势错误估计的前提下，教育改革又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搞教育大跃进、教育大革命，导致教育的功能严重倾斜，教育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而此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改革，从指导思想到实施措施全面倒置，把整个中国教育和社会彻底引入了灾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改革总是在“知识与能力”、“应对考试”与“提高素质”、“预设与生成”等问题上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导致教育改革缺乏历史继承关系。将复杂的、整体的、渐进的教育改革作割裂的、绝对的、冒进的解读，不乐见，甚至不允许不同观点、不同改革模式间平等的沟通和对话。如果我们批判地继承“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古老智慧，其对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仍具有积极的指导价值，教育改革应遵循着改良、改善的改革逻辑，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取代、推倒重建式的革命。

二、革除痼疾，推动教育改革稳健发展

造成我国教育改革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是从“国民性”视角做了非常粗浅的分析。但无论如何，客观冷静地分析制约中国教育改革的各种因素，在确立坚定不移进行教育改革之决心的同时，理性探索教育改革的合理思路及科学的推进策略是至关重要的。

1.促进教育改革民主化发展

推动教育改革的民主化发展是革除改革过程中权力主义倾向的根本途径。具体来讲，首先要处理好教育行政和学校办学之间的关系，改变国家、政府对改革干涉过多、过死，以“权力意志”代替“改革理性”的现状，破除教育行政官员和教育改革“专家”与教师的身份差别意识，承认改革的“有限理性”原则。民主是一种理性的共同商讨而合作生活的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平等的社会权利和知识经验的充分交流。教育是与每一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每一个人在教育诸问题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或利益诉求，尽可能多地表达和尽可能丰富地交流这些看法或利益诉求，有助于形成教育共识，尽可能一致的教育共识有助于形成更加稳定和更加可行的教育政策。其次是民主决策，“公正而良好的程序，一方面能够保证改革者不受阻碍地顺畅行使合法的改革权力，在制度的合法框架内充分发挥自身的智慧和才干；另一方面也可以相应地约束改革者的权力，使改革者的作为相对有限，因而不致滥施权力”[7]。健全民主决策和程序公正，是当前防范强权意志无度、权力主义泛滥的一种重要改革机制。

2.赋权于教师

学术界关于教师赋权的定义非常多。本文所谓的教师赋权指的是在教育改革场域中，把教师作为改革的权利主体看待，赋予教师教育改革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增强其对教育改革策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继而不断培养自我革新、自主改革的精神和动力。要做到赋权于教师，一方面，要加强教育法规建设，对教师的基本权力保障做到有法可依，把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行为纳入法制轨道。加强教师的维权意识，明确自己的哪些权利受法律保护及遭受侵犯后的法律援助手段。另一方面，作为教师自身要树立清醒的专业自主意识，不断追求更完善、更合理的专业行为。只有养成较强的专业能力，科学地、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持续完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评价的本领，才能切实地执行赋予教师的各种权力。

当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拥有了权利意识和权力保障，认识到教育政策和学校制度中蕴涵的理念能让他们自由充分地做出决定，并能在此基础上切实付诸行动，教师就实现赋权增能。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广大一线教师在教育改革过程中的被动状态，主动参与到我国的教育改革实践之中。

3.尊重教育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文化适应性规律

教育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是一条基本的教育规律。教育的历史继承性是指每一时代的教育都与以往教育有着传承接续的关系，这种传承接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教育内容的继承；教育方式的继承；教育理论与教育经验的继承。就当前我国教育发展来看，由于基本体系已经确立，教育改革主要面对的是如何不断完善提升这一体系的问题。尊重教育发展的历史继承性规律，应旗帜鲜明地反对“采用颠覆性手段来变革现实，把改革理解为彼此替换、新旧对抗、破旧立新、推倒重建、脱胎换骨、范式转型等激烈的斗争和变革的质变过程”[1]。

“当我们过分重视教学改革的形式和教师显现的教学行为时，教师大都可以通过机械模仿和练习，将其作为一种技术和操作程序来掌握，而理论、方法和技术背后的文化、价值冲突往往被忽视了”[8]。任何一种教育理论、教育原理的产生总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在引进这些理论时必须要考虑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资源来融合这种外来教育理论，如果不考虑这一点，轰轰烈烈的教育教学改革最终将失去其生长的文化土壤，极有可能走向失败。比如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为我们所倡导的国外的教育理念、教育信仰、教育行为和教育评价方式与教师业已形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如果有很大差异，就会使教师处于认知不协调、行为不统一、态度不一致的困境中。所以，借鉴国外教育理论必须立足我国的社会文化和教育传统，只有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充分吸收外来的优秀教育理念，才有可能实现创造性的整合，教育改革也才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

参考文献

[1] 王本陆.呼吁稳健的教育改革（卷首语）.教育导刊，2012（10）.

[2] 吴康宁.中国教育改革为什么会这么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4）.

[3] 刘克明，王克兴.中国传统人格批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4] 温元凯，倪端.改革与国民性改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5] 姚伟，焦岩岩.“权利本位”理念下的教师专业自主权特征解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6] 吴康宁.“有意义的”教育思想从何而来——由教育学界“尊奉”西方话语的现象引发的思考.教育研究，2004（5）.

[7] 戴双翔.论教育改革中的权力主义倾向.当代教育科学，2010（20）.

[8] 万明钢，王平.教学改革中的文化冲击与文化适应问题.教育研究，2005（10）.

[作者：牛震乾（1980-），男，甘肃会宁人，甘肃天水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硕士。]

【责任编辑白文军】

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范文第5篇

1 中外文化冲突的表现

(1) 隐私方面的冲突。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交流, 中国人过去比较薄弱的隐私观念在逐渐增强。而今, 我们很少见到有人还打听别人的身高、体重、收入、年龄等等。但是, 有时中国人难免还是对对方的婚姻状况, 子女状况, 职业等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在中国人看来, 这是一种关心, 至少也是一种寒暄。但是, 我们与外国人, 尤其是西方人的隐私观念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上述提到的情况, 在西方人眼里, 仍然是无法接受的。

(2) 时间观方面的冲突。守时是一种美德, 这在比较发达的地区是被广泛认可的, 其原因就是, 在大城市中, 时间就是金钱。如果你浪费了别人的时间, 那么你也就是浪费了别人金钱。而中国人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 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3) 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 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请客吃饭, 往往会摆满一美味佳肴桌, 而主人却会客气的说, 做的不好, 没准备什么, 随便吃点等等。吃饭的时候主人会往客人的碗里夹菜, 而且还会劝客人多吃、多喝。对于这一点, 中外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外国人讲究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 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在宴席当中, 不会给客人夹菜, 客人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也不会不停地劝客人喝酒。当然, 在这个方面, 中国人与外国人正在渐渐地相互适应。外国人开始明白, 中国人的做法是好意的。而中国人现在也很少在涉外场合中做出一些过于亲密的举动了。

2 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造成

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冲突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主要的, 就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 这必然会造成人们的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不同。接下来, 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1) 思维模式存在差异。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模式, 也影响着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 这种差异, 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表现的尤为明显。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相对比较理性, 而东方人的思维模式则比较感性。相比较而言, 西方人在处理问题时, 习惯对事物进行逻辑分析, 而东方人这方面则显得比较整体化。从本质上说, 东方人的思维模式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 常常带有感情色彩, 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 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 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 造成交际失误。

(2) 价值取向不同。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 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 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用各自不同的体系区分对与错、美与丑, 这就是人们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 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 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 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 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

(3) 语用负迁移造成影响。成年人学习语言的速度不如小孩快,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成年人有着一套已经固定了的语言思维系统, 这套系统在成年人的脑子里根深蒂固。成年人往往会用母语的思维方式和语用习惯来套用目的语的语法。而世界上很少有两种语言的语用规则是相同或近似的。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 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 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

3 中西文化冲突的对策

了解文化差异, 走出交际误区, 我们应该在课堂的讲授中体现, 语言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避免文化冲突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考试, 还是为了与外国人进行交流, 答案显而易见。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 受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 语言教学99%在教室中进行。听、说、读、写四种技能当中, 教师和学生多半是把读和写放在首位。但是, 与外国人交际时, 我们不能用笔和纸来交流。所以, 语言教师和学生应该改变观念, 把语言课变成一种技能课。把听和说放在首位, 课堂的主导虽是老师, 但主体应该是学生。

(2) 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非语言交际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 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 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 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 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 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不了解目的语文化也就不能真正掌握这门语言, 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是使学生具备运用这门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语言并非独立存在, 语言反映一定的社会文化, 而文化有丰富着语言的内容。语言教学不是单一的教授语言知识和结构, 应该是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共同提高, 这有助于学生从更深的层面去理解和掌握一种语言。并且要逐渐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长此以往, 我们一定能够顺利的和外国友人进行跨文化交际。

摘要：走入2011年, 我们迎来了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国家建设日新月异, 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的加深。每个人都会有与外国人进行交流的机会。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与外国人交流的过程中难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本文试图谈谈日常交际中出现的误区, 并且通过对跨文化语用失误的分析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范文第6篇

鄄城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刘正强

中职教育就是就业预备教育，中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技能型人才，注重毕业生对岗位的适应能力培养是中职办学的重要特色。但当前，相当一部分中职毕业生在上岗不久就能适应工作岗位，并由此产生了很多苦恼与困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中职学生对企业文化的陌生与不认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职学校校园文化的建设，要借鉴企业文化，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即让学生在校内能感受到企业各种文化，营造生产氛围，接受企业文化的熏陶，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以便在毕业后尽快适应工作岗位。在平时的学生教育工作中结合以下企业文化的精髓进行培养：

一、企业文化的核心部分理念、精神

企业文化，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的作用，在企业诞生的那一天就自然存在。就像人一出生就有思维一样，企业文化有它存在的客观性。

有人说，小企业靠人治，中等企业靠制度管理，大企业靠文化管理。还有人说，手工业经济时代靠经验管理，工业经济时代靠制度管理，知识经济时代靠文化管理。企业家应该深刻意识到良性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和积极意义。企业要想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乘风破浪，必须早动手，有目的的去培养自己良好的企业文化，通过文化力塑造员工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实现企业管理最高境界的“文化管理”。

当我们想借助企业文化推动企业更好发展的时候，首先要寻找到突破口。第一步是提炼，就是把根植于企业员工头脑中那些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符合行业、区域以及我们这群人特征的东西和美好的想法提炼出来。

二、理念、文化

好的理念能改变工作观，优秀的领导能使公司的理念、宗旨、策略化为每天的行动。企业理念、企业文化需要反复不断地进行强化灌输，否则员工往往很快就会把这些理念、宗旨、服务规范统统丢到脑后。服务杰出的领导人，会不厌其烦地强化企业观念，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来支持。他们的目标是培养一种企业

文化，籍以约束员工的行为，其效果远胜于章程和规定。他们使努力工作成为每一个员工的本能。

美国一位曾经参与六十年代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清洁工人，在别人问他当时做些什么时，他靠在扫帚上回答：“帮助他们把人送上月球。”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

三、战略

要建立学校的理念识别系统。所谓理念识别系统，就是学校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基本精神和具有独特个性的价值体系。它是学校成熟和完善的象征，是宝贵的精神财产，也是学校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动力。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学校也必须形成群体的巨大力量，而群体的巨大力量来自全校师生对学校价值观的共同信仰，并把这一信仰强化为一种信念，这样就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学校获得强大的内在动力，获得承担风险、克服困难的有力保证，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就会达到高效率、高水平 。

四、校训是学校理念识别系统的精髓，是学校的灵魂(核心理念)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北京大学：自由、平等、民主、科学

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明辩、慎思、笃行

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山东大学：学无止境，气有浩然

四川大学：日进有功

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国家会计学院：不做假账

牛津大学：主照亮我

剑桥大学：剑桥求知学习 的理想之地

哈佛大学：让真理与你为友

耶鲁大学：真理和光明

麻省理工学院：既学会动脑，也学会动手

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

斯坦佛大学：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五、人才观念

什么是人才?一定场合里的人的长处被发现、发展、发挥了，这个人就是人才。

教育不是要改变一个人，而是要帮助一个人。

六、陶行知的“泛爱”理论：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教师爱学生就要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学生，不能把成绩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教师爱学生就要把欣赏的目光投向每一个学生，让更多的孩子从中感受到殷切的期望，体验成功的喜悦，获取向上的动力。”

第九张：为什么素质如此重要?

一位美国校长回忆，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他上学的地方，通往主教学楼的门上刻着这样一段话：

请注意你的思想，因为思想将成为言语;

请注意你的言语，因为言语将成为行动;

请注意你的行动，因为行动将成为习惯;

请注意你的习惯，因为习惯将成为品格;

请注意你的品格，因为品格将决定命运。

七、机制

体制和机制不一样。体制有时不能由企业本身所决定，有时它是由国家和一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然而，机制是可以由企业本身去建立和寻求的。所谓好的机制应当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1、有很高的效率

2、有很高的活力

3、有很高的凝聚力

4、有很高的约束力。

八、“资格不如知识，知识不如能力，能力不如素质，素质不如士气”

九、“阿里巴巴”CEO马云语录

如何把每一个人的才华真正地发挥作用，我们这就像拉车，如果有的人往这儿拉，有的人往那儿拉，互相之间自己给自己先乱掉了。当你有一个傻瓜时，很傻的，你很会很痛苦;你有50个傻瓜是最幸福的，吃饭、睡觉、上厕所排着

队去的;你有一个聪明人时很带劲，你有50个聪明人实际上是最痛苦的，谁都不服谁。

我在公司里的作用就象水泥，把许多优秀的人才粘合起来，使他们力气往一个地方使。

解释：马云把人分成4种，一种人既能做朋友，也能做事;一种是能做朋友，不能做事;一种是能做事，不能做朋友;还有一种是既不能做朋友，也不能做事。他只要第一种，阿里巴巴公司里的人都是朋友。上班的时候，阿里巴巴是个公司，下了班，阿里巴巴就是个俱乐部。公司气氛很融洽。阿里巴巴的员工蒋芳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马云夫人的学生，至今仍是一名普通员工。她告诉我她为什么留在阿里巴巴：“我很喜欢这里的氛围，周围的人给我感觉特别好，同事、老板，做工作都像做自己的事一样。辛苦确实辛苦，但是总觉得多做一点以后成功的把握就大一点。而且换一个地方也不一定有这么开心，这么轻松。

十、“海尔”CEO张瑞敏精彩语录

什么叫做不简单?能够把简单的事情天天做好，就是不简单;

什么叫做不容易?大家公认的、非常容易的事情。非常认真地做好它，就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