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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来源:盘古文库作者:莲生三十二2025-09-171

创新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物馆,建立起文化产业的平台,应用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结合当前文化产业结构,构筑文化管理的系统工程。借助企业管理的模式,文化体制创新发展的思路,通过整合资源,提升管理服务手段、从物化到人性化管理,信息化管理、营销策划等文化创新管理模式逐步引导受众、吸引受众、到公众参与,提升博物馆的公共文化功能。

关键词:博物馆;文化;创新;管理

J·V·纽堡(Joseph veach-Noble)作为美国博物馆协会杰出的主席,在《博物馆通讯》上发表《博物馆宣言》已经整整20年了。在《宣言》中,他把博物馆所担负的基本职能简明地概括为五点,即收集、保存、研究、说明和展示。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的见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记忆、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启迪和审美功能。如何担负起博物馆的职能,在我国发展博物馆的短短几十年,如何发挥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成果展示的平台,通过先进的创新管理机制,将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管理职能运作到博物馆中,文化创新管理模式显得更为重要。

长期以来,博物馆的管理还是沿袭着自己的传统模式在运转,管理意识薄弱,管理手段落后,管理水平还较低。博物馆要在市场经济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发展壮大,必须引进现代化管理机制,实施文化管理创新。

一、要做到文化上的创新首先应当整合社会文化资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物馆,建立起文化产业的平台,应用管理理论与方法,运用文化创新体制,构筑起文化管理的系统工程,同时要借助企业管理的模式。拓展文化体制创新发展的思路,通过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手段和方法逐步引导受众、吸引受众、将公众注意力吸引到博物馆中来,通过整合文化资源,如“公共媒介、文化经营管理学、公共文化管理、互联网新闻与信息编辑”等,将文化艺术、文博考古、新闻采编、文化经营与服务、网络文化等多个文化产业资源整合,通过各种信息管理系统将社会文化资源整合,链接到传统的文化遗产管理学和博物馆等各个方面,提升受众审美情趣、文化胶着点和美誉度。

二、整合并实施实行制度、文化、管理方面的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

加强大众传播、品牌建设、提升服务功能。运用企业管理的创新机制,建立ERP管理系统、分配管理权限给博物馆的文物管理、行政办公、安全防范等各个职能部门。由信息编辑人员发布给后台网络权限人员,建立国家政策、文博法规、信息公告、文博动态、鉴赏等频道板块。发布公告、新闻、动态信息要及时更新、内容完整真实、论坛发布系统要吸引受众,同时要在平面媒体、门户网站、行业网站上要大力宣传博物馆网站,吸引公众参与热情,集思广益,引起关注,引发讨论。同时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要及时反馈,通过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平台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加强博物馆之间相互合作或互通信息,随时相互查询相关资料或通报信息。如文物信息链接、博物馆链接,提供最新的考古发掘的情况报告等信息共享系统。开展业务交流等。

博物馆网站信息内容的丰富程度、信息准确性、教育性、文化性和娱乐性新颖程度也决定受众真正走人博物馆,立足于文化遗产实体带给观众真实的体验,这也是博物馆存在的价值,把传统作为创新的基石,文化遗产信息采集要做到真实性和全面性,这就使得博物馆的信息化系统管理和数字化更好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转换平台,真正做到从社会中来、回归于社会。

三、藏品数字化管理以及文物展陈营销和宣教技巧方面要有所创新

针对现有的博物馆的藏品,进行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为不同用户提供数字化的辅助决策、科学研究、展览展示、文化交流、教育培训和游戏娱乐等服务的综合信息系统。同时开展有重点、科学的藏品征集品类、为以后的各种主题展览做铺陈。同时对藏品品类的专业研究,编撰各种宣传品,运用多媒体技术用声音、图像、动画等手段将互动、体验式的教育模式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可根据各种服务对象,比如学生、残障人士、老年人、外国人等不同群体开展不同的宣传计划和宣教手段。印制经济实惠的陈展文字册页等多种资料,为观众提供语音导览器、博物馆概况及馆藏文物介绍触摸显示屏语音系统等配套服务设施、配备专业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满足不同类型的观众需求。在策展方面,要提高展陈技巧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定期举办展览、竞赛、对话、会议、科学沙龙等多种形式,激发公众对藏品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好奇和参与热情,向最广泛的公众展示自然科学和艺术成果。

博物馆发展还要统筹好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博物馆的内部因素包括收藏、专业人员、馆舍、设施、资源、组织体制、管理制度、发展战略规划等,外部因素则有社会发展状况、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社区人口、自然环境、用户需求等。随着博物馆日益被社会有意识地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博物馆与社会的联系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外部环境条件对博物馆发展的影响会越来越突出。博物馆工作者一定要切实将博物馆发展置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大环境中,结合文化需求热点进行创新,不能囿于自我发展需求的小圈子里设计博物馆的特色。

管理是一种文化的过程,是从制度到文化,文化渗透于制度,再上升为组织文化的交互过程。制度与文化的渗透并融合,体现着管理从以约束人为中心的“物化”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人陸化”管理的转变。

博物馆的文化建设需要文化管理人才,这也是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方面重要的一环,各种制度执行的关键是人,将真正适合的人才配置到适合的岗位发挥应有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现代文化体制下的人才管理制度的核心是对文化人才的开发、激励、需要从以下几方面人手:一是科学定位,对组织战略、部门职能、岗位职责进行定位;二是建立科学的人才测评、选拔机制,将合适的人放到适合的岗位上;三是建立绩效考评机制,组织、领导、控制其工作行为;四是建立合理的薪酬管理体制,激励人才的工作热情;五是建立合理的人才开发体系,只有让人才永远保持与岗位要求相匹配的工作能力,作为博物馆这样的文化事业才会获得蓬勃与持续的发展。

当今,具有大众传播、策划能力的复合型文化管理人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物馆显得更为稀缺。复合型人才必须有专业文化知识,懂得文化艺术产品的衍生过程和规律,还要懂得现代管理科学知识和管理的能力,包括决策能力、规划能力、协调能力和应变能力。文化管理人才应该具备商务管理、组织心理学、传媒学、设计等能力。

文化管理是一门创新科学。通过文化管理人才高超的资源整合的能力,利用宣传手册、报纸平面媒体、电视广播、门户网站等多种媒体形式、文化产业、民间组织等方面的协会以及其他有效文化资源联合、集成创新,这也为文化管理人员适应新形势下的文博发展需要提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要求,通过文化管理人才敏锐的眼光、灵活的头脑、市场的敏锐度和整合资源的能力。进行市场化的营销管理模式,将文化产业链条延伸。与成熟的文化企业合作,引进先进的信息化管理营销模式,适合中国博物馆发展的新的文化产业机制与新的管理模式,确立博物馆新的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更好地发挥博物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的文化担当作用和公共先进文化服务的阵地作用,更好地为民生和社会服务。

责任编辑 李继锋

创新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文化创新

社会主义荣辱观内涵时代价值的意识、认知,之所以能产生时代的共鸣与反响,就在于代表着主流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具优秀传统的意蕴与鲜明的时代背景。而荣辱观作为历史性的命题,从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到孙文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从社会主义的“五爱”到“五讲四美”,从公民基本道德到社会主义荣辱价值观,总是具有现实性、时代性的。文化作为历史的存在和客观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传统与文化变革的对立统一中发展着。以文化的环境塑造来践行、教化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文化就得进行内容与形式统一、主支流与逆流互动、政府公共文化与市场内在调节互助的多向性系统创新,并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造就创新型社会所要求的创新型文化。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文化创新的时代要求

道德是相对的,荣辱观更是相对的历史性范畴。任何道德都是历史的存在,奴隶社会道德、封建社会道德、资本主义道德乃至社会主义公民道德,以历史的视角来审察,虽然具有人类共性标准的一面,但都有时序上的相对性一面,有些道德标准从前以圣贤的角度去考量,是道德的,而今以社会利益的价值来观察却是不道德的,如孝节坊在历史上是对烈女的褒扬,如今再有其事却是对人性的禁锢。就于空间的视野中作一简略的思考,道德同样也是相对而言,不能同质化的。由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存在,在各种人类社会存在形态中,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人以民族国家的形式相共存。在此,各国由于历史的偶然性,历史进程总是不同步的,从而其道德标准大多相异而不能通约,人权、道德、价值也就都是相对的时空存在。既然道德是相对的,那么作为其内在范畴的价值观、荣辱观也就是相对的范畴。何况,荣辱观与价值观更有多样性的特质。在人之主体的生存过程中,人生的经历、经验以及实践目的相互不一,人的自我认知程度之深浅、高低亦参差有别,人的生存环境与机遇大多不同,因此,形成的荣辱观、价值观也就更加迥然相异,凸显着相对的一面。

文化总是民族性的文化,也总是在古代文化、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辩证统一中存在与发展着。文化无可否认地存在着普世性的一面,但其存在形式总是民族性的,文化作为民族的根基规定着民族的基本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所在。为此,文化作为“人化自然”,作为特定民族改造世界的成果,世代相承地不断积淀、融合、扩展、进步。其间,以一维时间纵观文化历史,以一时代的人来考究文化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相生相长的过程。传统文化是以当今时代为坐标点,回顾以往历史所生成与存在过的一切文化,它是昔日历史存在的当时态的文化,其间有的适应于人类的需要,具有适者生存的活性,也就存在于当今,成为现实文化核心内容即文化传统。在此,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在时序性的辩证否定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内在积蓄着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之所在,也是先进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依据。虽然现在要建设的先进文化、要建构的和谐文化,是适应当今中国现实的、健全的民族文化,但建设进程尚待时日,还任重道远,需全社会的努力;但文化传统中的精华、文化传统中的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需要肯定的基础与依据。只有以文化传统为依托,根据现实社会环境,不盲目地排拒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积极地吸收世界将近五分之四的先进文化,才能完成文化发展、建构的历史使命。

对此,从荣辱观的历史相对性与传统文化、文化传统的内在统一中就可看出时代荣辱观对文化创新的要求。传统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控制作用。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讲,就是指历史上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从狭义上讲,是指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规范、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应是中华民族在“五四”之前所自我生成和曾经吸收、融合进来的诸如“佛教文化”、“西方文化”之类的文化整体。从中,对照和谐文化建设的现实,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诸多内容现实地存在着,并以文化传统的形式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荣辱情感与价值取向。文化传统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统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文化的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时代荣辱观,具有历史的相对性:一方面,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所具有的“耻感文化”与西方“罪感文化”的属性区别,以文化教育功能实现时代荣辱观的渐进自觉和确立,当然要继承与维护现实文化传统内涵以体现伟大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荣辱观毕竟具有时代性,体现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更体现了先进文化及其和谐文化的要求,文化传统只能作为现实文化基础的一个方面,必须根据内外环境的变迁,与时俱进地进行全方位地系统创新。只有创新的文化才能化育于人,使人树立起正确的时代荣辱观。

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之文化系统创新的多维路向

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基础,同时,社会主义荣辱观又是在良好社会风气中形成。荣辱观在横向文化教育模式下求得树立,文化及其文化传统本身要有内容与形式、主支流与逆流、政府与社会辩证统一的系统创新。

(一)文化是在内容与形式相互统一,相互促进中生存、成长与进步的

传统文化有其以儒家为主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也有其以“书生中状元,小姐下花园”为主要情节的古装戏、以四书五经为标榜的科举教育、深处乡间僻壤之民俗以及佛教道教信仰等为载体的文化形式。现代文化虽然内涵着文化优良传统,但终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以现代高科技为依托、大众消费式的、以现代工业化文化生产为基础、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文化,以实践时代的荣辱观为诉求、为祈

求,就不能不进行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创新。

要在“古今中外”辩证统一中实践文化内容的系统创新。“古”,就是多样文化传统,文化作为“人化自然”,它总是不能割断历史,总是在一种历史遗存的多元文化传统中立足现实,进行着批判、创新与弘扬。就拿创新文化来说,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在21世纪20年代建成创新型国家,就必须继承弘扬这种精神文化以增强民族复兴的动力。“今”,就是当今的建设现实。这种现实是一种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生存方式、多种精神景况的现实,虽然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强调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文化内容只能是也应该是在多样化之中互利共存。“中”,就是以民族文化繁荣为目的。中华民族本身是多民族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的民族文化之所以会造就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就在于内在多样化的包容与吸纳。“外”,就是汲取世界文明的积极成果,中华民族虽然占世界五分之一强,但中华民族要发展就离不开世界五分之四的文明成果。

在传统文化的综合批判中实践文化系统创新,特别值得注重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时俱进地提出时代荣辱观,本身就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罪感文化”,具有“耻感文化”的传统。在这种讲求“仁义礼智信廉”的伦理道德传统中,许多优秀内容是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应有的荣辱观,如果以现实来判断是优秀的,对应于造就其生成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些内容应是当代所要继承的。但是,内含传统荣辱观的文化传统之存在也会催生当今荣辱观的负面因素,其间许多内容并不能造就恒久正确的荣辱观念,因为生成文化传统的传统文化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的文化,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以君国、身家利益为上,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文化;而现实的文化传统缺乏当今公民社会所要求的公共精神,现实地观察,人们也往往深感个人对国家、社会责任感的缺乏,其根源在于泛政治化的传统教育文化导致的道德虚无和道德虚伪。而造就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先进文化应是适应于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要求,体现公民社会的特征,以人民、国家、社会、集体、他人利益为先、遵纪守法的文化。不利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的文化传统成分“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

要在文化形式的时代变革中实践文化系统创新。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文化内容的发展通过文化形式来实现、展示,而文化形式作为载体与表征,无不受内容的规约与决定。市场是有购买力的需求,随着社会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生存、安全、社会、尊重、成就等逐层提升的刚性需求中,文化生活的要求、水平也日益提高,而且,人们在“七情六欲”的心身需要之下,衣食住行等多样化需求更显现出多样性、多层性,文化生活也更显其绚丽多彩的杂多状态。对此,文化生活的满足也应以市场机制为基本调节机理以实现多样化满足。在当今以信息高科技为主要表征的现代社会,文化日益走向全球化、大众化与普世化,文化形式要有根本性的创新,就必须以工业化、信息化为依托和载体,以影视、音响、网络以及报刊等为媒介,为大众生产、传送文化产品,以造就一种繁荣的文化环境,满足大众的日常精神消费,并在文化的满足之余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培育正确的荣辱观。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也就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适时地进行体制与机制转变,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事业。

对此,文化内容与形式之创新还要以辩证统一作为准则。文化传统中优良的成分、要素需通过现代的文化媒介形式予以展现与弘扬。易中天品三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现实中新近创造的文化内容可用传统的形式来表现,也可用现代的新形式来传播。而文化形式的创新既可以体现中外全新的文明内容,承载时代价值观念,又可以融合传统的优秀成分,并以中华民族的传统与世界其他民族、地区的优秀传统一并综合创新作为新形式。更为可取的选择还有,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价值准则,创设文化的新内容、新形式。

(二)文化要在多样态的生态存在中实践创新

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生态的自然存在。植物是多科目的存在,动物也是多种类的存在,人作为类也是“黑白黄”多色彩的样态。这种自然存在的多样式是必然的,必然的根据就在于内在个体差异的客观存在。就拿文化来说,既然人的存在是多样态的,那么,其成就的文化存在就不能不是多模式、多层次的。就社会文化发展来看,由于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国际性的多层次、国界内的多层次,一定历史阶段之文化也就是多层次、多样态的。从中国这个唯一没有中断过文明的国度之史实来考察,就主干文化观之,就有儒、释、道的相互包容与吸取,并各自从中获得存在、进步的依据。在当今人类走进工业化社会时期,国际与国内的人员交往日益频繁,经济与文化亦日益走着全球化的道路,在这个地球村内,文化更显得丰富多彩,“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文化也就更加表现其自然的生态多样的存在。这种相互联结的生态存在,在时序发展上的表现,就是文化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前后的扬弃与更替,并显现自我的生机与活力。以社会发展价值的标准来分类,各种文化式样可分为先进文化、中流文化与逆流文化。

在这里,先进文化是一种在社会制度中起主导作用、并表征该社会制度进步性的时代文化,在当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和谐文化;中流文化也就是支流文化,是由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水平、不同地域众多小群体所形成、对社会不起负面影响的文化样式;逆流文化就是妨碍社会进步和对人民群众造成不同危害的黑色、黄色文化。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虽然是相对的,但在一定历史时期是绝对的。其绝对的理由之一就是先进文化之成为先进,必须在这一文化的生态存在中善于批判性创新。对此,先进文化对社会进步要有责任意识,与时俱进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主导地位。对中流文化要有和谐的宽容与吸纳,因为它与主流文化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或者基本上是一致的,给予其支持、鼓励、扶持也就是对自己的壮大,而且,支流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时会起“泄洪排涝”的作用。对逆流文化,则要辩证地区别对待。对反社会并意欲取代主流文化的黑色文化要严加清理,对逆时代潮流而动的黄色文化,则要以之为鉴,并在坚决处置的过程中善于化腐朽为神奇,使腐烂的东西变成有益的“肥料”,以助自我的创新。

(三)要在政府积极作为与市场机制调节的基

础作用相统一的机制创新中,推动文化的创新

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综合体。其中,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物质文明,它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制度建设的成就是政治文明,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及其秩序;精神文化建设的成就是精神文明,解决的是人自身素养的提高。文化就大系统来说是政治、经济、精神等活动的一切成果,就小系统来说,也是多样性的精神文化的存在。在社会系统构建中,不管是哪种文化,只要是存在的,就有其存在的依据,有其存在的历史条件,从而共同作用于历史,形成文化的变化、发展。据此,文化重在建设,重在考察其各自存在的客观环境因素,以便在坚持主流文化的前提下相互参照、吸收、促进,以便在多样的比较中,使人们得以比较先进与落后,光荣与耻辱。

但是,就民族国家来说,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制度制约下的意识形态性,虽然体制与制度先行地影响于文化因素,但政治制度无时无处不制约着文化。现今,强调民主与人本,民主与人本的核心就是社会尊重人的目的性与利益性,也就彰显着社会诸多人的多样需求与利益,文化创新必须以“以人为本”为主导方向,以推动文化的多样化供给与昌盛,以引领社会整体文化的荣辱教育走向。

文化从社会建构的职能和以人为本价值的角度来看,实践的积极作为都有一个社会实现的机制问题,都有一个文化资源社会配置的时代要求问题。在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逐步走向完善的改革进程中,文化的社会机制要有适时的改革创新。沿着时空的隧道洞察中外文化的发展,一个民族国家出于政治思想的主导也好,出于社会治理也好,都要把握一个主导文化的应有地位,并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加以倡导与发展。但不同的时代,社会的景况不一,文化事业的实践机制也就不相一致。在封建自然经济时代,政权主要依据强制力与文化的专权贯彻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主要依托纵向集权的社会力量来实现文化阵地的坚固,文化事业是国家的一统天下;而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社会转向横向的民主,行政转为公共行政,政府的职能从管理走向公共服务,文化在多样性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流文化的支撑主要依赖于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及其调节。中国基本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系,并正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要建设一种特色的先进文化,就要依靠公共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就要以公共财政为财力依托,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如何实现有效配置呢?也就是如何实现其间的创新呢?文化公共配置虽然有其意识形态内容的特殊性,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但又体现着公共配置的内在缺失,因此要以市场文化调节为基础,积极地在一种市场环境下推进文化产业的市场革新。

文化提供文化服务与劳务,也是一种生产,文化产业是社会经济中的重要行业。正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提到的,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就供给来说,文化提供精神产品,因此文化也是生产力,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门,是一个现代的朝阳产业,公共文化只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内容,只是其主要由国家提供罢了。而且,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情况下,增强文化生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大势所趋。一方面,当今世界走进21世纪,国家与地区间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竞争,而发展是全面的发展,竞争是综合力量的竞争,增强文化生产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着深刻的经济意义;另一方面,在文化以工业化、信息化为依托和载体的情况下,文化是大众化的日常精神消费品,文化以影视、音响、网络以及纸质出版物等为媒体在芸芸众生中广为传播,文化走向全球化、大众化与普世化,文化产业是传播意识形态最为便捷与有效的渠道。为此,文化创新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大力改革文化体制,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使文化事业进一步社会化、大众化、产业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拓展出广阔的空间。

三、文化系统创新可归结为和谐文化进而创新文化的塑造

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取向始终应是鼓励创新精神、造就和谐文化的。树立了正确荣辱观才有内心自律之准绳与标杆,树立了正确的荣辱准绳与标杆才有理性价值的思维导向,才会造就社会发展之内在意义世界的共同不竭动力。不竭动力与有序和谐的共同指向、愿景、目标与环境就是创新文化,有着创新型文化底蕴的国家就是创新型社会,建设创新型社会首先要有创新型文化作为前提与保障。就其内在的统一说来,创新文化就好比种子的活性,就其外在环境条件说来,和谐文化好比种子发芽所需要之空气、土壤、水等要件。

文化系统创新的逻辑前提是当今文化所面对的新环境及其时代任务。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得以长足发展,在这发展中,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下,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重组。进入新世纪5年以来,城镇化率提高了6.8个百分点,1700万人从农业人口转为城市户口。基于此,中国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并且,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使国际形势发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最深刻的变化,而国际环境变化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外部环境客观地存在不少不利因素、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因素。胡锦涛指出:“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禹地悉归龙虎掌,尧天更展鲲鹏翼,”迎接这一文化环境的变迁,建设和谐社会就得建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之环境,确立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核心价值体系。而如西周史伯所道:“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成而物生,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文化和谐的内在要求是社会的进步与动力,文化系统创新以和谐文化为最终归依,文化系统创新的价值取向是创新文化。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时代荣辱观是不断进步的,只有创新的文化才能造就真正与时代要求相符的荣辱观念。

从理想文化与现实文化辩证统一的维度更能理解文化系统创新与创新文化的内在关系。“我思故我在”,人是精神的存在物,人生存、生长在希望的田野上,如果没有希望了,那么人便绝望了,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为此,人类创设了文化,首先是对现实文化的批判,进而规划着理想文化;其次是以理想文化反观现实文化,从应然与实然的对立统一中反思各种文化问题,并从问题的实践回答中求得文化的进步。搞改革开放,意味着从市场的效率维度实践着效率的祈求,但基本小康实现之后又将面临人们对社会民主、公平、诚信等和谐问题的吁求。对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建构的理想文化就是和谐文化,而文化系统创新也就是面对现实文化问题的形而下的思考。但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动力与进步问题,而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就是创新,和谐文化内在地关照着创新文化的要求,进一步地造就时代荣辱观的社会价值。

总而言之,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因时而变构建和谐文化,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就得着实实践文化的多维系统创新,并在文化系统创新中求得和谐文化,在和谐文化中求得创新文化。

创新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综观公司内推动“人”生生不息地运作的动力,则是上下一致共同遵守的价值体系-企业文化。倘若缺乏企业文化的支持,纵使拥有雄厚的有形资源,组织体仍然无法完全发挥战斗力,无法成就大目标与大事业。

【关键词】 企业文化;多样性;层次性;两面性

人是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源,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均需要人力资源的配合才能达到企业目标。波特认为成功的企业有六大关键因素,它们是行业门槛高、产品不可替代、市场占有率足够高、客户讨价还价的余地有限、供应商讨价还价的余地有限、竞争对手之间激烈竞争,但是很多最成功的企业,例如沃尔玛却从未具备这样的竞争条件,使它们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竞争优势正是其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定义

企业是按照一定的目的和形式建构起来的社会集合体。由于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环境条件和历史传统,也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信仰,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于是每一种企业也都形成了自己特定的企业文化。从企业中任务的角度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并且为企业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工作作风、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的总和。

二、企业文化的层次性

企业文化也是有层次的,它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表面层的物质文化,称为企业的“硬文化”。包括厂容、厂貌、机械设备,产品造型、外观、质量等;中间层次的制度文化,包括领导体制、人际关系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和纪律等;核心层的精神文化,称为“企业软文化”。包括各种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企业的群体意识、职工素质和优良传统等,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被称为企业精神。

迪尔和肯尼迪把企业文化整个理论系统概述为5个要素,即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文化仪式和文化网络。

三、企业文化的多样性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的道理,没有两个企业的文化会是一样的,每个企业的文化都是唯一的,都是包含着个性的,因此企业文化就呈现出了多样性。

在中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正统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长期的计划经济实践、现代西方文化的传播,对我国企业的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就企业文化而言,每种因素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中产权性质的差异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从而使我国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个性化特征。

在国有企业中,企业经理人员是被当做政府系列的一员来看待的,即使是已经实现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由政府任命并有匹配的行政级别,在这样一种“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下,给企业经理人一种“行政官员的”错觉。在国有企业“官僚文化”是其企业文化的特征。

民营企业的人事安排、组织规范、经营管理和行为方式都被打上了传统家族文化的烙印即“氏族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大量的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低出我国境内,企业的大部分员工来自我国境内,但其企业文化受到我国民族文化的影响普遍偏小,更多的是收到实际控制方企业文化的影响。外资企业目前已形成三种企业文化,一种是欧美型企业文化,一种是日本型企业文化,再有一种是借鉴型企业文化。欧美型企业文化,所表现的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即“信任、自由、尊重个人”,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努力营造平等、透明、宽松的氛围,充分调动员工参与企业生产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树立产品形象和企业形象,典型的代表是摩托罗拉中国电子和天津的可口可乐公司。日本型的企业文化追求“人和”“至善”“上下同欲者胜”的群体共同意识极力提倡“约束个性,服从大局”的理念等,以日立公司,松下公司为典型的代表。借鉴型企业文化是融会吸收了东西方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的特点,具有将强的“亲和性”,以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企业为典型代表。

四、企业文化的两面性

企业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企业文化必然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影响。企业文化除了其自身的社会性特征和组织性特征特点之外,基于企业文化的社会性和组织性的特征,企业文化具有其积极功能:激发员工的使命感、能凝聚员工的归属感、加强员工的责任感、赋予员工的荣誉感、实现员工的成就感。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企业文化具有其积极的功能同时也具有其不可避免的消极功能:消弱个体的创造性、阻碍企业变革、阻碍企业合并。

五、企业文化的现状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企业过于重视或者偏爱“人治”,钟情于“忠诚、仁爱、禮让、人际关系”,过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中庸”、“面子”、“和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制度文化。制度对于企业的意义在于它建立了一个使管理者意愿得以贯彻的有力支撑,在得到员工认可的前提下,使企业管理中不可避免的矛盾由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弱化为人与制度的对立,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行为规范很是重要和势在必行。

前几年出现了掺入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随意更改生产日期的“染色馒头”事件,以及上市公司屡禁不止的圈钱,欺诈等现象使得诚实守信的道德标尺遭到了破坏,这些失信行为拉开了信用危机的红灯,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六、企业文化建设

世界经济一体化逐步渗透到各个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纪贸易组织的成员,对中国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机遇,更是一个挑战,企业的行为规范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因此,企业文化的建设应该具有开放性特征,而不能闭门造车。环境因素在21世纪呈现出了更加复杂的联系和难以想象的变化,创新成了企业的生命源泉,在剧烈变动的时代,成功者往往是那些突破常规,敢于创新,不畏风险的人。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在其发展战略,经营战略和管理模式方面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通过企业主导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改革推动企业发展战略的转变,使企业文化孕育出创新的源泉。

企业文化建设首先要了解所有企业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的,一种企业文化的形成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时代背景、民族传统文化,甚至于企业所处的地区和行业的特征也会对企业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找准文化定位。第二、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示范作用。

企业文化也是需要维系的。维系的方法不仅仅包括招聘合适的人员和解聘不合适的人员,企业文化的维系不仅仅是企业管理者的口号和形象设计,而应该从企业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全面推行。

很多企业也在搞企业文化,也搞了不少理念,但是总是很难真正走进员工的心中,让企业的使命真正成为员工的个人使命,让企业的文化真正渗透到骨子里去。企业常常爱说让员工感觉到回到了家,让员工感觉到家的温暖。过日子的人都知道经营家庭是需要实实在在点点滴滴,不是一两次浪漫就可以的。同样,在一个企业,员工需要的是企业实实在在的去做一些实事,从他们的角度去关心他们。

对于我国而言,如何变革企业文化,以适应全球化竞争的形势,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在合理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是我们应该做的。企业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变革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构建共同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企业文化并非是指高层管理人员的一己之见,而是整个企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只有得到大家认同的企业文化才是有价值的企业文化。第二、核心价值观必须和民族文化相适应,否则它将无法生存。第三、诚实守信作为最基本的准则。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营造好的企业文化对一个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综观世界500强,哪一家企业没有优秀、独特的企业文化?如微软、惠普、IBM、GE等公司的成功都是源自其企业文化。因此,作为企业管理者一定要真正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真正做好企业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组织行为学:中国文化视角》杨忠等编著,第3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2]《企业文化案例精选》.刘光明.2004年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3]李文韬幸福+行为管理—论企业管理文化.经济生活文摘,2012年7月上

创新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在教育制度创新方面,中国地方政府从未停止探索的步伐,但对这些创新的主体、动因、领域、外部参与和绩效,则缺乏足够的研究。本文以“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为基础,运用文本研究的方法,对近三届159个创新案例进行了整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还存在“应景”式的一窝蜂现象,创新具有被动和倒逼的特征;教育制度创新的地域分布和内容分布不够均衡;社会公众、政府自身和非营利性组织在促进制度创新中作用不大;创新的外部参与和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对此,应从现行教育制度的解释权、政府对公众需要的回应性、教育改革的“硬骨头”和制度创新的绩效分析等方面加以解决。

关键词:教育制度;创新;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文本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从本质上就应当是因地制宜,从各地的实际需要出发。自下而上的地方教育改革实践和探索,往往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具有生命力。因此,地方政府的教育创新具有十分特殊的作用。”近年来,在教育制度创新方面,中国地方政府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取得了较多的成功经验。各种创新典范,也常常见诸报端。

学界对地方教育制度创新也给予了一定关注。曲正伟从宪法秩序的变化、分权改革的实践、改革路径的依赖三个方面论述了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制度环境,并以创新内容和创新过程为载体,指出了我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理论特征;从春侠通过学理和实践的梳理,揭示出我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具有多元化的结构特征,而绝非仅仅为了“获利”;还有学者针对地方教育行政体制的创新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从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规制型政府四个角度凝练了当前我国地方教育行政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向。当然,也有学者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提炼出我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若干特点。比如董圣足通过对温州民办教育的考察,总结出了所谓的“温州模式”。

总体而言,我国学界对于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得出了一些较有思想深度的结论。然而,客观地说,我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理论研究及其结论大多基于逻辑推演和经验观察,缺乏扎实的实证数据支撑。比如上述学者关于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与基本路向的研究因缺乏大样本的统计数据,其信度和学术价值就会降低。

从学科发展和知识积累的角度看,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应该并行不悖,相互促进。过于注重理论研究,可能会将科学研究转变为思辨研究甚至走向“玄学”,进而降低研究的解释力。在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方面,在已有一定理论成果的背景下进行实证研究,提供经验数据,不仅可以检验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更有助于推进该领域的持续研究。笔者认为,以下问题可能较有基础意义,也是本文着力关注的问题: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到底进行了哪些类型的教育制度创新?哪些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创新实践?这些创新的动力从何而来?在创新实践中,是地方政府“孤军奋战”,还是有“外部援军”?这些制度创新的绩效怎样?

二、研究设计与展开

(一)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作为资料来源。该奖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机构发起,自2008年以来,已连续举办3次。该活动的评选对象是“省、市、县地方政府或地方教育部门制订、实行的制度性变革和政策调整”。组委会始终坚持“非营利、独立、公正、参与”的原则,经过案例搜集、实地调研、网络投票等环节,三届评奖共产生了160个创新案例。根据评选要求,每项申报案例中都包含“创新背景”、“具体措施”和“实施效果”等三个部分。

为了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些申报材料进行组织分析,得出富有本土特征的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结论,本研究决定采取文本分析法。它是一种将文件中的文字及图像内容从零碎和定性形式转化为系统和定量形式的一种研究方法。按照巴比的分类,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内容分析法。该方法本质上是一种通过编码将原始材料(书籍、布告、网页等)转换成为标准化形式材料的过程,转化的关键环节是变量抽取和属性归类。笔者认为,只要能从“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申报材料中获取教育制度创新的相关变量信息,并将其合理归类,就可以描绘出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基本面貌,进而发现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二)分析框架

戈夫曼首先赋予“框架”一词以理论意义,并将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以“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申报案例为基础,笔者设置了教育制度创新的五要素分析框架,模型如图1所示。

模型构建的逻辑如下: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实践的不断推进,教育领域内逐步出现了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某些群体将其归因为教育制度问题,并通过各种途径作用于地方政府,希望它们进行制度创新,这样就产生了教育制度创新的动力。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自身条件和对问题的理解,设计、实施相关制度创新并对其进行范围设定。在此过程中,在政府的主导下,某些外部群体也会参与其中并发挥相应功能。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制度创新引发各群体的变化,产生不同方面的绩效。

1.创新的领域。即要了解创新回应了哪些教育领域的问题,哪些领域比较受地方政府重视,哪些又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分析创新的领域,可以了解地方政府对于当地教育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可据此判断该地区教育问题的集中点、教育工作的着力点和教育发展的大致水平。

出于对文本研究方法的尊重,我们依据并整合了三届创新奖的“评选类别”,共设定了地方教育行政制度改革、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创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前教育体制改革、发展职业教育的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改革、素质教育的制度改革、考试制度改革、农村教育改革、其他教育制度创新等11个创新领域。

2.创新的动因。政府创新常常是组织内外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创新的动因既存在于客观的制度环境之内,也存在于主观的内在需求之中。因此,分析创新的动因,就可以据此了解该地区教育制度创新的促发者、制度创新的现实逻辑、教育改革的基本类型和教育改革的主动程度。

我们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与教育制度创新有紧密关系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360。的全方位的审视。很显然,涉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主体主要包括学生及家长、各级学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下级政府以及各类非盈利性组织(NG0)。这些主体出于自身所受的激励、约束、利益、价值和认知,会采取引诱、强制与谈判等措施提出创新要求。据此,笔者分别设立了上级政府压力、社会公众需要、组织发展需要、管理对象触动、NGO促动等5个创新动因类别。

3.创新的主体。即要了解是谁发起并实施创新制度,它们属于哪个层级、哪个区域。分析创新主体的行政层级,实际上是要了解教育制度创新的“外扩度”,也即实施创新的行政地域范围。不同层级的政府对教育承担的责任和自身的行政条件是不同的,因此,分析创新主体的行政层级有助于理解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现状和问题。而分析创新主体的所属区域,是想探究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制度创新间的相关性。

根据《宪法》对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我国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县、乡四个层级,而在现实中,这种划分又不是绝对的,比如计划单列市就属于副省级行政建制。考虑到行政层级在我国具有复杂的政治经济意义,笔者将地方政府的行政层级细分为省市区、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普通地级市、市级区、县市、乡镇等7个类别③。对于创新主体的所属区域,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将全国32个省级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4个部分。

4.创新的外部参与。即要了解除了教育系统④之外,还有哪些群体参与到教育制度创新中来。外部参与是教育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也是制度创新的第二动力和制度运行的必要支撑,更是制度绩效的重要保障。设置这一观察点,就是要通过对教育制度创新的分析,检测地方政府究竟有没有执政勇气和智慧解决教育改革封闭性问题。

以利益相关者与合作治理理论为基础,本文设置了7类外部参与主体。从理论上讲,教育活动与教育事业的参与者除了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学生三类主体外,还应包括社会、市场和学术界。在初步研读了创新奖的申报材料后,结合教育实践,笔者将社会具体化为家长、社区和志愿者三类,将市场细分为企业和社会办学力量。同时,申报材料显示,国外学校也参与到了个别创新案例中,因此笔者也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类别。

5.创新的绩效。即要了解教育制度创新后产生了什么效果和影响。对于绩效的考察,不仅可以拨开制度变革和主体行为的重重迷雾,直达创新目的,更便于从政绩观和教育观的高度审视制度创新,为政策决策者检讨教育行政理念,调整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根据生产理论,从事教育生产活动包含“投入、管理和产出”三个环节。从评估学角度看,三个阶段分别衍生出“投入型”、“过程型”和“产出型”三类绩效指标,用以评价“教育资源的投入能力”、“教育资源的整合利用能力”和“教育活动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为了从政绩观和教育观的角度分析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笔者又将“产出型绩效”划分为“教育活动产出”和“教育事业产出”两小类。需指出的是,申报材料信息量有限,出于对文本研究的尊重,本文对创新绩效的评估是以定性的方式展开的。

(三)分类逻辑

人类社会具有无限的复杂性,而单个人的认识能力则是有限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的概念,即“通过侧重突出一个或数个方面,并将从属于这些方面的大量混乱、孤立、分布极不均匀的个别现象综合为统一的想象图像而取得的形态”㈣。对于教育制度创新而言,其复杂性可能不亚于人类社会复杂性的平均值。为此,笔者采取了“分门别类”的方式对创新案例进行“逐一解构”。

然而,“理想类型”毕竟只停留在指导思想的层面,缺乏实践操作性。在“分析框架”中,创新的主体和创新的外部参与比较容易分类,而创新动因、创新领域和创新绩效则不易把握。这种困难不仅源于申报材料执笔风格的个体差异,也来自教育制度本身及实施过程的社会关联,更来自社会科学中完全互斥和完备的不可能性。为了尽可能减少分类产生的“效度污染”,使归类更加科学,标准更为统一,本研究遵循“只回一个家”、“以‘本’为本”、“以‘人’为本”和“边向前摸,边向后看”四种原则。

(四)文本分析的展开

1.案例搜集。本研究的案例均来自三届“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其中2008年首届53个,2010年第二届45个,2012年第三届62个。在第三届的评选案例中,新疆“教育系统‘微博问政’行政注入社会督导”的案例相关信息是错误的。为了严格遵循文本分析的基本规范,笔者决定不进行资料的二次追补,并删去该案例。因此,本研究分析的案例为159个。

2.数据编码与数据库的建立。确立了创新主体、创新动因、创新领域、外部参与和创新绩效等项目的具体类别之后,笔者严格依据创新奖申报材料,开始了精细的编码工作。为了便于数据的整理、统计和分析,笔者建立了较为庞大的案例数据库。当然,由于在本研究的分类过程中采取了“边向前摸,边向后看”的方法,数据库本身也随着案例编码的进行而不断变化。

3.整合统计结果。数据库建立之后,关键的工作就是整合统计结果。多案例研究强调在多案例甚至广案例的情况下,研究众多案例中的规律性问题,它需要对编码之后的案例、编码项目进行基于案例原始数据的统计分析。这既是一种定量统计,更是一种定性的扩展性统计,它比较重视对案例性质、数据的尊重㈣,尽量从“能看到的问题中看问题”,而非“过度推论”。

三、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主体和领域

(一)创新的主体

1.创新主体的行政层级

从表1可以看出,县市级政府是教育制度创新的主体,省级层面的制度创新也不在少数,乡镇和校级只有零星分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后,我国基础教育确立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县级政府作为基础教育的主要负责者,承担了大量教育行政工作,在思考如何利用现有条件,转变理念,调动资源,更好更快地发展本区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做出了相当数量的制度创新。

同时,从表2可以看出,在全国29个省会所在市、5个非省会副省级市和69个直辖市所辖区中分别有17、4和11个创新案例,而在274个普通地级市中,却只有29个创新案例。很显然,从创新比例上看,非省会副省级市、省会所在市和直辖市所辖区明显高于普通地级市。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由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决定的。一般来说,这些“中心城市”具有较高的政治支持,较强的财力支撑和较为显著的改革风尚,较之于普通地级市,教育制度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发展条件更加坚实。

另外,笔者还发现,我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具有明显的“应景”倾向。在原始数据中,2008年和2010年的省级创新奖分别只有10和5项,而2012年的省级创新突然大大增加,达到25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并着重指出要“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后,各省级政府及其教育部门开始更多地采取“统筹”措施,从而形成了2012年省级创新“雨后春笋”式的涌现。

2.创新主体的地区分布

从表3可以看出,从绝对值出发,东部地区的“教育制度创新”最多,其频次超过了中、西和东北部之和,中部和西部相差无几,东北最少。若以省均创新数计算,东部最多,中部其次,东北再次,西部最后。图2展示了各个省市区创新的具体分布情况。159个创新案例分布于27个省市区,东部的浙江、山东、江苏包揽“三甲”,其中浙江省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而江西、宁夏、西藏、青海和内蒙古没有案例入选。

对于这种“东西规律”的解释,有学者认为,在特定资源禀赋条件下,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压力而导致领导角色的冲突,并因而引起政府绩效不佳,无暇顾及创新。也有学者以浙江为例,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政府创新进行了解读。本文对上述“资源说”和“文化说”并未深入分析,但从四川、湖北等中西部省份的“优异”表现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并非是教育制度创新的唯一变量。

(二)创新的领域

从表4可以看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领域分布比较广泛。这既体现了我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火热场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和形势的严峻性。

第一,从绝对值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我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义务教育资源分布的“城乡差异”和“身份差异”问题丛生,其中既有管理体制的原因,也有受到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影响的原因。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诸多措施,尽量将这种“差异”不断缩小,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创新案例。

第二,地方教育行政制度改革也是比较“热门”的创新领域。行政制度改革,既是教育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更是其他创新的动力和保障。从参评的案例数来看,首届13个,后两届各7个,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在教育领域内行政制度改革的步伐并未得到快速推进。当然,这也可能反映出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越往后,改革的阻力越大。

第三,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短板。面对行政化和“钱学森之问”等诸多指责的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创新案例却仅有两个,这就深刻反映了高等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两个创新案例都集中于广东省,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制度的创新必然是全面的创新。广东作为中国改革的先锋,同时也承担起了高等教育的探路重任。这其实也体现了社会制度的“学习效应”和“传染效应”。

第四,学前教育体制改革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在2008年的首届评比中,学前教育创新的频次为零,到了第二届,出现了3个创新案例,而在第三届评比中,这一数字升至11,增幅高达266.7%,可称之为“飙升”。这种非正常增速,必然是某种外力强力推动的结果。原来,2000年后,政府决定将学前教育的“接力棒”交给社会力量,而社会力量短时内又无法承担这一任务。于是,学前教育问题日益突显。中央对此高度关切并采取了系列针对性措施,各地也纷纷开始创新学前教育改革。这可能是2012年创新评比中涌现出十余个学前教育改革创新案例的重要原因。当然,在这之前的2010年,也有三个学前教育改革创新的案例,说明有部分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并积极回应学前教育问题,体现了“自下而上”的改革特征。

四、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动因、外部参与和绩效

(一)创新的动因

结合申报材料和表5的统计数据,可以得到以下发现:

第一,创新是倒逼的结果。从数据上看,“管理对象触动”高居所有创新动因之首。在原始申报材料中,谈得最多的就是下辖学校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比如教育资源匮乏、管理自主权不足和办学体制约束等。作为主管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作出及时的回应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从而形成教育制度创新。这种类型的创新,可将其归类为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倒逼”型改革,具有被动型改革特征。

第二,创新是上级压力的结果。从比例上看,四个创新案例中,就有一个创新动力来自于上级政府的压力。从原始材料看,这类创新既有源于“条条”的压力,也有来自“块块”的压力。这既说明了地方政府创新性地开展教育工作以积极回应上级的政策要求,也传递出教育工作在一级政府全盘工作中地位不断上升的积极信号。然而,这种创新动力,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教育创新的“被动性”特征。

第三,创新并非源于对公众的回应。从统计数据看,“社会公众需求”只有31个频次,占所有创新案例的比例不到20%。一般而言,在现代民主社会,对公众的回应作为基本的政治价值,是政府生产和修正政策的基本动力。在教育问题上,政府对回应性的追求应该更加热切,因为对教育的终极评价者是学生及其家长。他们将自身对教育的理解、意见和不满表达出来,将这些“呼声”传递给政府,让政府意识到公众的教育需求,进而重新审视现行政策,并作出相应的政策回应。这才是我国教育制度创新的应然动因。

第四,创新和“组织发展需要”以及“NGO促动”基本“不搭界”。实际上,地方教育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行政部门自身存在的机构臃肿、效率不高和定位不清。令人惊讶的是,在申报材料的描述中,即使“行政制度改革”类的创新,也大多是“外部压力”的结果而鲜有“组织发展”的需要。这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教育改革的不自觉性。更令人诧异的是,在159个创新案例中,竟没有一项创新源自于NGO的促动。NGO在创新中所受的冷遇或缺位,确实值得深思。

(二)教育制度创新的外部参与

结合申报材料和表6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

从数据上看,教育制度创新案例具有明显的“封闭”色彩。在159个分析对象中,只有57个案例在申报材料中明确说明了教育制度中的外部参与主体,且除了4个案例有两个外部主体之外,其他53个创新案例均只有一个外部参与主体。这种“低开放”水平,或者说明外部参与确实寥寥无几,或者说明外部参与不占重要地位,没有明确提及的必要。不论何种原因,教育制度创新中外部参与不足且主体分布不均确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社会办学力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外部参与主体。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强,而相应的公共教育投入不足,从而在教育领域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二是,社会资本进入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政策支持,以及教育投资的高额预期收益,使得教育成为新兴的充满活力的朝阳产业。因而,如何更好地将社会办学力量引入教育领域,使社会资本更顺利地转化为教育资源,就成为各地行政部门颇为关注的问题,进而也就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第二,企业是另一相对重要的外部参与主体。近年来,就业形势日趋严峻,而产业界对于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却不断上涨,这种反差使得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是,我国职业技术学校的师资、课程和硬件尚不能满足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特别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足㈣,已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和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瓶颈。意识到这一问题之后,各级行政部门发挥“桥梁”作用并给予政策支持,不断创新机制,激发校企互动,提高学生职业技能。

第三,其他外部参与主体基本上是制度创新的“圈外人”。从数据上看,家长、社区和志愿者等五类主体出现频次之和只有20次,仅占61个总频次的32.8%。从大教育的角度看,家长、社区和志愿者等主体的参与,可能更能体现教育活动的人本性和实践性。然而,从统计结果看,当代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尚未给予这方面以足够重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教育系统”和“教育战线”等计划经济思维水平,还只是“就教育论教育”。

(三)教育制度创新的绩效

结合申报材料和表7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

第一,教育制度创新并不意味资源投入的增多。从统计数据看,投入型指标只获得54个绩效点,说明大部分创新并未带来资源的增长。从投入的低分值可以推测,教育部门在地方政府资源分配中依然处于劣势地位。具体地说,从资源均等到投入增加、规模扩大和资源优化可以看出,“公平”和“效率”是教育资源投入的两大主导价值,且两种价值是基本均衡的,只不过这种均衡是建立在总量较低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另外,从生产过程角度看,投入居于基础地位,没有投入的增加,很难有产出的大幅提高。因此,投入型指标的低分值应引起相当的重视。

第二,教育制度创新提升了多方面的教育管理能力。正如李荣融所指出的,“管理是超级生产力,而中国最缺的恰恰是管理”。同样的资源,经过不同的管理过程,其产出可能大不一样。在“父爱主义”盛行,预算尚未实现硬约束的情况下,提高管理水平尤为重要。从统计数据看,教育制度创新的重要绩效在于提高了行政部门的调控能力和行政效率以及学校的办学能力和外部参与度。笔者认为,管理水平的进步和提高,将为未来中国的教育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第三,教育制度创新极大促进了教育活动的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数据上看,从平均意义上讲,每个创新案例都促进了教育活动或教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这一结果是喜人的。然而,需引起注意的是,这两类产出型指标的得分是不均衡的:针对师生的教育活动产出的绩效点并不高,特别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满意度和学习负担等指标上,结果不令人满意;而指向政策整体的教育事业产出,则有很高的“出镜率”。这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明,较之于师生,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对部门政绩关注更多,着力更大。

五、结论与展望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还存在诸多问题:第一,教育制度创新还存在“应景”式的一窝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创新的“作秀”特征;第二,教育制度创新的地域分布不够均衡,中西部地区缺乏应有的创新实践;第三,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过于稀缺,与其改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不相匹配;第四,教育制度创新不是政府主动为之,而是体现出被动和倒逼的改革特征;第五,外部参与不足,教育制度创新几乎演变为政府和学校的“二人转”;第六,制度创新在“硬指标”方面不硬,集中表现为在投入型指标上得分不高,而在“教育事业发展”等软指标上却“成绩斐然”。

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解决:第一,要尊重各地教育的特殊性,不能给地方政府戴“紧箍咒”,要鼓励并支持地方的制度创新,对教育政策法规的解释和应用应当更加灵活;第二,要积极回应学生和家长对教育需求的诉求,使他们真正成为创新的动力、主角和裁判;第三,教育制度创新要敢于“啃硬骨头”,不要怕矛盾,不要绕着矛盾走,而应该以解决棘手问题为契机,以点带面,促进教育问题的全面解决;第四,要对教育制度创新进行绩效评估,既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也要进行公共价值分析。

当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还存在若干不足:首先,由于样本量较大,且受限于“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申报材料,笔者不能对159个教育制度创新案例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剖析;其次,对制度创新的持续性问题和后续绩效未予关注,案例研究的纵深性不够。未来的研究也许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将创新的基础条件、阻力因素和公共价值产出引入本文的五要素分析模型之中,进而丰富对教育制度创新的理解;第二,分析某地区教育制度创新会否对其他地区的创新产生引导作用,也即制度创新的扩散效应,如果存在扩散效应,则应具体分析其内在的机理。

创新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规划2021年度民办高等教育研究专项课题“新形势下广西民办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2021ZJY674)

摘要:高校校园文化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的重要组成,作为高等院校的重要成员,民办高校以其特色的生源特征,大力发展校園体育文化对学生综合能力提升更具实际意义。通过在民办高校中有效开展校园体育文化可在多角度对学生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文章着眼于广西民办高校校园文化特点,从不同角度提出民办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创新的路径。

关键词:民办高校;体育文化;创新路径;研究

引言

校园文化在高校中具备了专业课程不具备的特殊功效,针对高校学习文化素养教学外的因素提升意义重大。而体育文化作为高校文化的重要环节,能够起到提升校园气氛、提高学生运动能力、健壮体魄、展示学生精神风貌的作用。根据广西民办高校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校园体育文化建设路径[1]。

1 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创新的意义

高校校园体育文化是指在高校校园设置的各类体育运动和不同种类体育活动的形成的氛围,是在高校中存在的一类限定环境下的文化态势[2]。高校体育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关键一环,既具备了校园文化中具有共性的基础教育功能,还具备了提高学生体魄、实践学生能力、提升学生团队意识、提高学生纪律组织性、提高学生交往能力和精神面貌的多重功效。综上可见,高校校园体育文化是可有效提升高校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是校园文化发展和建设的重要环节,对校园文化发展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3]。

2 广西民办高校体育文化创新路径研究

当今高校的学生组成具备了时代赋予的特点,其思维活跃、性格特点突出、对信息网络元素熟知、学习主观能动性较差等特质。而民办高校在高空录取批次中通常靠后,所以学生生源通常学习基础较差,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想或因自己就读的院校名气较低的原因难免会产生心理落差,因此相较于其他高校的学生会表现更加突出个性的特点,娱乐的心思会更重,面对自身成绩和未来发展会更不具备规划性等[4]。针对广西民办高校体育文化特点和校园文化在当代教育体系中充当的重要角色,根据民办高校学生的特征,提出民办高校体育文化的不同角度的建设路径。

2.1 以宣传的角度发现并宣传传统体育文化特征

重点突出传统体育文化特征的发现,提高对校园体育文化深层次内涵的探析,拓展体育文化功效,使学生能够多元化、立体化的熟悉体育内涵、将兴趣转移到体育活动中,增加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在广西民办高校中,存在很多高校校园建筑规划及相关建筑中都突显了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特征,从而无形中影响了民办高校学生对体育重要性的认知。

2.2加强校园体育文化系统构建

民办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元素的构建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想要实现目标效果应建立完善的校园制度举措,建立系统的校园文化组织体系。针对广西民办高校校园体育文化构建,可通过建立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小组,通过调动校园内各方部门、组织、团体、骨干成员因素,为校园体育文化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应明确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小组成员分工,将具体责任落实到每个人,详细记录有关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并计入校园体育文化考核体系。

2.3 积极推进不同种类校园体育团体和活动的开展

民办高校中不同种类校园体育团体和活动是校园体育文化体现的主要载体,广西民办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多依靠教师进行不同种类校园体育团体和活动的组织,通过指导学生参与,限制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学生的个性特点限制在了应试教育的模式中。

2.4 积极组织校园体育类比赛活动

校园体育类比赛活动是民办高校体育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组织具备娱乐、竞争、挑战性的特征比赛活动,可有效提升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广西民办高校有关部门可提高预算支出,并积极引入经费赞助,根据具体需求和校方实际制定校园体育类比赛活动安排计划,进行定期组织运动会及各类专项比赛。既包括单项个人项目,还涵盖团体类项目,提高民办高校学生的参与度。

2.5 构建完善的高校体育评价系统

根据广西民办高校自身特点,制定校园体育活动的各类指标,并作为各个实施团体测评的参考因素,以提高不同单位、团体的参与程度。突破原有单一的课堂评价模式,将体育有关的不同因素纳入校园体育活动评价中,如体育知识、体育纪律等,通过小组评测、自我评测及有关部门评测的形式丰富评测模式,体现评价体系的公平公正性。优化活动考核标准,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关注参与整体过程,建立完备的评价体系。

3结束语

校园文化在高校的发展中发挥了特殊的功能,在某些方面是专业课程不具备的,对于民办高校文化课教学外的因素影响意义重大。校园体育文化在其中可以有效提升校园气氛、提高学生运动能力、加强学生心理和身体的锻炼、体现学生精神风貌。通过对广西民办高校提出的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校园体育文化建设路径,以加快广西民办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李井刚,吴宇薇,徐辉.民办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特色的构建[J].当代体育科技,2014.1。(4):115.

[2]刘佳.社会资本与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长效机制建设[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15(3):136-139.

[3]谢锦权.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特点与学风建设的思考[J].科技向导,2012(20).

[4]张芹.高校体育社团对校园体育氛围的建设意义[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2):110-111.

创新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创新教学已成为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中求得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从创新教学能力、创新教学思考模式两个方面探讨了创新教学的内涵,并运用策略管理的PDCA循环规划程序和平衡记分卡技术分析创新教学的实施方法,以期为破除大学创新教学中的种种弊习,确保创新教学的顺畅实施提供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创新教学 策略管理 PDCA循环 平衡记分卡

创新大师克里斯汀生认为“学校必须想办法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学习”并且“提供量身打造的教育找出符合每个孩子最佳的学习方法”。基于此,本文将以创新教学为探讨之主题。首先论述创新教学的内涵,进而论述策略管理的内涵及其实施步骤,最后说明如何运用策略管理进行创新教学。

一、创新教学的内涵

创新教学是指引进新的教学观念、方法或工具,使学生不仅学到知识,也学到方法、技巧,以及相关的态度、观念、理想。换言之,创新教学在于教师运用创意将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手段整合实施,除让学生获得许多宝贵知识外,更让学生在品格及人格上产生质变,塑造出认知、情意、技能兼具的优秀公民。创新教学包括两大构面:

(一)创新教学的能力

教师创新教学的能力是一种能提出新概念、新事务或高层次问题的能力,它是问题解决的新方法及能力,除包括敏觉、流畅、变通、独创及精进能力外,尚须具有下列三种能力(Sternberg , 1996):

1.综合能力:综合已有知识与技能而产生创造的能力;

2.分析能力:分析情境及评估构想的能力;

3.实践能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能力。

(二)创新教学的思考模式

教师进行创新教学可以通过理性目标模式-目标达成功能;开放系统模式-适应功能;人际关系模式-整合功能,内部过程模式-模式维持及紧张管理功能并结合人事、时间、地点、事物进行创新教学本质的思考。

1.理性目标领域:(1)教师能设定学习的目标、清楚说明学习结果,并倡导行动引导学生投入学习;(2)教师能有效传达学校的目标与期望,并能理性思考与坚持教育专业理念;(3)教师能重视学生学习的绩效产出、强调学生的竞争与优势,并注重教学结果的效率;(4)教师能在近程上达成教学任务,在远程上亦能达成教学既定目标。

2.开放系统领域:(1)教师能注重对外关系与营销,发挥影响力,争取外界支持与教学所需的资源;(2)教师能塑造教学具前瞻性的愿景及发展策略,并能挑战超越学生学习现况;(3)教师能使学生具创新与活力,激发学生学习必要的变革,且能对变迁的环境弹性适应;(4)教师能掌握外在环境的变化与回应机制,并重视学生、家长、上级行政人员的响应需求。

3.人际关系领域:(1)教师能以开放的胸襟,营造开放的学习气氛,并博采大家意见,让成员参与规划学习活动;(2)教师能建构学生学习成长的机制与提供学生发挥的机会,并能因材施教;(3)教师具有良好的人际技巧,获得学校同仁及家长的支持,凝聚班级向心力,并促进大家的团队合作精神;(4)教师能有效激励学生的士气,适度满足大家的需求,学生对教师有高度的满意。

4.内部过程领域:(1)教师具有良好的沟通与说服技巧,对于冲突与紧急事件能有效处理,并透过协调整合各项的活动与资源;(2)教师能掌握各项班级职务之重点与安置工作,并有效分配教学资源;(3)教师具有法理权威能以身作则与依法行政,有效监督与控制教学运作,促使学生学习稳定有序及解决学生学习问题;(4)教师能采有效评估的方式,实施多元评量与公正评核,并对于学生提出建设性意见与认可个人的表现。

二、策略管理之内涵

策略的形成来自组织的使命、愿景。策略是一种资源的分配,以取得组织特有的价值定位,其具有引导组织达成愿景的意涵。

(一)策略管理之意义

Sonja(1994)认为策略管理这个概念是出现在管理文献中,直到今日尚未有统一的定义或看法。一般认为,策略管理是对一般管理重要责任的系统取向,并将组织置于和环境相关联,并以此方法促进组织的成功或转危为安。

本文整合多位学者(David,1986;Mintzberg、Nostrand & Lampel,1998)对策略管理的看法,认为策略管理是分析学习内、外部环境后,研究拟定策略方向以适应环境,使得组织能够茁壮成长,获得组织竞争优势的谋略行动,以达到资源的利用最适化。因此,策略管理在学校管理中至少可以显示以下四方面的意义:一是评估并界定学校的生存利基;二是建立并维持学校永续的竞争优势;三是达成学校教育目标的系列重大活动;四是形成内部资源分配过程的指导原则。

(二)策略管理的重要性

企业的竞争由来已久,然而一些企业可以基业百年,一些企业却昙花一现,其原因何在?原因乃是因为由于企业界普遍面临着下列三大问题:一是如何在优胜劣败的竞争中获胜?二是如何摆脱收支的不平衡?三是如何提升组织的活力?所以企业需要针对这三个问题取得解决之道。同样的,大学教育也正面临着变动环境中求胜的关键时刻。如何在大学中注入活力,带入生气,以提升教职员工的工作绩效实是目前的工作重点与难点。

(三)策略管理的规划程序

策略的形成需有一套逻辑的架构,因此要形成策略首先要经过思维架构,通过严密的分析,考虑重要的决策变量后,再决定策略的内涵与行动设计。本文整合Valentine (1991)等学者的看法,认为策略管理若能结合全面质量管理的PDCA循环,应是可行且符合学校管理的需要的。PDCA循环的内涵如下:

1.“计划”(plan):订定目标,决定达成目标的流程、方法及评估的基准;

2.“执行”(do):依据计划,开始行动;

3.“检查”(check):确认计划是否依进度进行,检查执行结果是否达成原先的目标;

4.“行动”(action):采取对策、加以改善,将经验形成标准和制度方式进行规划策略管理的程序。

三、策略管理在创新教学管理中的运用

依据上述PDCA循环,结合策略管理的规划程序,策略管理在大学创新教学管理上可区分为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和反馈阶段。

(一)计划阶段

1.界定创新教学的使命。所谓创新教学使命,即创新教学为何存在的理由,是指导学校成员行为价值观的准则,作为未来任何创新教学决策的制定基础。

2.学习环境评估。所谓学习环境评估即是对大学创新教学所处的内外环境、资源及组织文化进行标杆比较,以发现大学创新教学本身有哪些优点、缺点和机会,进而提出有效的策略。一般而言,以SWOT分析,波特五力分析为主。

3.创新教学策略形成。策略形成来自于策略的分析,本文综合多位学者的论述,认为创新教学策略的形成可以运用核心能力和智力资本为主要思考方向:

(1)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技巧、一种态度;核心能力能为学生带来竞争的优势,或在竞争力上别树一帜,且能提供特殊的教学成果。大学创新教学的核心能力应具有下列三种形态:一是市场接近能力,也就是保持顾客的关系并进行营销的能力;二是产品整合相关能力,也就是教训总辅整合能力;三是功能相关能力,也就是学校本位的教学与教材。

(2)智力资本。智力资本是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流程与文化、顾客关系及创新管理等,其包含大学创新教学中无形的资产与知识创造的机制。因此创新教学可以用智力资本的观点进行四项检验,包含:人力资本(每位教师的竞争力);流程资本(创新教学运作过程的价值创造);关系资本(行政、教师、家长、学生间的关系);创新资本(创新教学的能力)。

4.策略选择。在所有的组织当中,都会有作决定的现象,它包含了理性、意念、目的、行动、决定策略、执行及结果评估。其具有支持学校使命,与学校目标一致性,能够以学校的内部优势善用外部环境机会,并且减少外部威胁的伤害及避免自身缺陷的策略。其选择的模式常以理性模式、渐进模式及垃圾桶模式为主。

(二)执行阶段

许多创新教学常制订一大箩筐的策略、目标,但往往达标率不彰,其失败可归因于执行力不佳,也就是光说不练,流于“口号管理”。依据执行力的相关理论,要打造一个有执行力的组织,首要之务在做好执行的三项基础建设(即领导人的修养、企业文化、知人善任),以及推动执行三大流程(即人员流程、策略流程、营运流程),其中最为关键的驱动力,是有赖于领导人的积极参与,持续不断地灌注活力与热情,如此才能产生加乘效果,让组织的愿景、策略及目标,都能具体实现。

1.三大基础之一:课程创新者需自我修炼。许多人对执行力有个误解,认为执行力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其实不然,执行力好坏的关键,在于领导者,因为领导者的行为,会大幅左右学校的文化。

2.三大基础之二:领导人要打造学校的执行文化。当创新教学绩效不佳时,除了改变策略和组织结构,许多领导者也会想要改变学校文化。毕竟,改变策略与组织,只是为学校换上新的“硬件”,唯有加上学校文化这个“软件”的驱动力,两者才能顺利配合运作。

3.三大基础之三:领导人要知人善任。“教师是学校最重要资产”的口号人人会喊,然无论规模庞大或精简,学校最基本的构成元素,是每一位教师。学校成员的判断、经验与能力,是决定学校是否具执行力的关键因素。其实施内涵包含四个方面:

(1)选:深入分析工作性质,找出适当人选;

(2)用:用人唯才,摆脱个人好恶;

(3)育:全心投入,与员工坦诚沟通;

(3)留:培养情绪韧性,面对绩效不佳要行动果断。

(三)评价阶段

策略管理在实施一段时间之后,领导者需对执行的绩效进行评估、检讨,以作为计划修正、改进的依据。本文提供平衡计分卡作为策略管理的标准化评鉴依据,这是因为平衡计分卡可以根据大学创新教学策略而精心设计其指标体系。它将大学创新教学目标逐层分解转化为各种具体的相互平衡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并对这些指标的实现状况进行不同的时段的考评,从而为创新教学的完成建立起可靠的执行基础。基于此,平衡计分卡在创新教学设计流程需考虑的方向如下:

1.学校愿景:愿景是学校进行创新教学长期的策略。

2.构面内涵:将学校愿景分成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构面,乃便于资料搜集、分析并建立评价指标。

3.策略目标:相对于愿景,策略目标是学校的短期策略,亦为学校未达成当年度目标的具体行动计划。

4.行动计划:指学校为达成创新教学短期策略目标所订定的具体执行步骤。

5.关键衡量指标:此乃说明学校为达成愿景的重要因素,并可作为学校确立发展方向之轻重缓急的参照。

6.绩效衡量:学校依据创新教学的策略目标,规划各构面评量指标与行动计划,以衡量学校愿景是否达成创新教学的绩效衡量。

(四)反馈阶段

策略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于创新教学的执行绩效进行反馈,其内容包含对个人、群体与组织的奖酬制度进行规划及依据效用性、适切性、可行性及正确性标准对策略管理计划进行后设评价,以此作为大学创新教学做法的正向引导和修正。

总之,学校欲可持续发展、基业长青,唯一不变的法则,就是不断“创新”。策略管理是一项专门的技术,通过系统性的结构、整体性的规划、简化而有效的指标体系,客观的实施过程来达成大学创新教学的实践。本文提供各阶段创新教学的实施方法,期待能破除大学创新教学中的种种弊习,确保创新教学的顺畅,以达到教育本质所追求的真、善、美。

【参考文献】

[1]David, F.R. Fundatmentals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Columbus: Merrill Pub- fishing Company. 1986.

[2]Sonja, T. Main Functioin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Zupancic, J. & Wrycza, S., ED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ment--ISD94. Methods & Tools. Theory & Practice. Proceedings of the lnternazonal Conference,1994:20-22.

[3]Sternberg, R.J. Investing in Creativity : Many happy returns. Educational Leadership,1996:80-84.

[4]Valenfne, E. P. Stategc management education: Afocus on strategicpmnnmg. Boston: Allyn & Baco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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