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与戏曲复习范文

古代小说与戏曲复习范文第1篇

一、填空题

1、《红楼梦》蕴涵着宝玉的爱情、________、________三重悲剧。

2、关汉卿杂剧艺术重视舞台效果，创立________风格。

3、被贾仲明称作“曲状元”的杂剧作家是________。

4、在现存的宋元南戏中，被称为“南戏之宗”的是《_______》，主人公是蔡伯喈和_______。

5、清代苏州剧派主将李玉的传奇作品“一笠庵四种”包括《一捧雪》《_______》《_______》和《占花魁》。

6、洪升的代表作《________》写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7、乱弹的声腔系统大致包括三个：_________、_________和皮黄。

8、京剧的行当主要分为生、________、净、丑四大行。

9、__________：清代小说，作者吴敬梓，是中国第一部讽刺小说。

10、中国古代戏曲发端于先秦两汉，酝酿于隋唐，形成于宋，繁荣兴盛于__________，发展演变于__________。

11、中国古代小说形成于在魏晋南北朝。当时有志怪小说如干宝的__________和志人小说如刘义庆的__________。

12、 在六朝志怪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_______》。

13、《________》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小说”为书名的作品集。

14、

___________的出现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

15、宋元时期文言小说向两方面分化，一是保持语言的________;二是语言趋于浅显，注重故事的________意义。

16、元代前期的社会剧，具有突出代表性的有《窦娥冤》、《看钱奴》、《潇湘夜雨》、《秋胡戏妻》等。其中，关汉卿的《 》无疑是元代前期社会悲剧的光辉代表作。

17、公案戏与绿林戏在元代前期剧坛上的火爆，应视为吏治腐败、民怨沸腾的社会现状的逆向折光。元代前期著名的公案剧和绿林剧有：《 》、《后庭花》、《蝴蝶梦》和《 》、《李逵负荆》等佳作。

18、婚恋剧在元代前期也十分活跃。元代前期婚恋剧的题材类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 1

31、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的剧目是元末高明所作的( )，这出戏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

32、( )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也被看作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

33、“三言”是《 》、《警世通言》、《 》三部小说集的总称，它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白话短篇小说总集.标志着古代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34、________的杂剧主要以历史传说和爱情故事为内容，《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是历史传说剧的代表，也是使他得以享名的作品。他是元前期杂剧作家中的重要一翼，是继承金代文学传统，开元杂剧________派先河的人物。

35、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67种，现存18种。关剧现存剧目为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有15种。这15种杂剧的题材，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________(亦可叫公案剧)，有《窦娥冤》等4种;第二类是爱情风月剧，有《救风尘》等7种;第三类是________，有《单刀会》等4种。

36、宋元说话分为四家：( )、( )、( )和合生。

37、康熙年间.在戏剧方面出现了( )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 》这 两部名作，两位作者因他们的优秀创作，获得“南洪北孔”的称誉。

38、《 》一书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标志着我国古代讽刺小说艺术发展的新阶段。

39、明代中期，先后产生了三部著名的传奇作品：李开先的《 》、梁辰鱼的《浣纱记》、无名氏的《 》。这三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创造性和崭新的面目给后世戏曲以巨大的影响，故有“明中期三大传奇”之称。

40、________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戏曲家。戏曲作品有《紫钗记》、《 》、《南柯记》、《邯郸记》。他的这四部传奇记，因为都写有神灵感梦的情节，故总名为“临川四梦”。

41、洪升不仅是清代杰出的戏曲家，也是著名的诗人。袁枚曾指出：“人但知其《 》曲本与《牡丹亭》并传，而不知其诗才在汤若士之上。”

42、中国古典戏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了__________、__________、明清传奇、清代花部(“乱弹”)等四种基本形式。。

43、关汉卿的喜剧《救风尘》和( )分别塑造了赵盼儿和谭记儿这两个女性英豪形象。

- 3( )。

二、单项选择题

1、“青梅煮酒论英雄”故事中的主人公是(

) A、刘备与曹操

B、刘备与袁绍

C、曹操与孙权

D、刘备与诸葛亮

2、下面哪位人物是《聊斋志异》中的“恶妇”形象(

)。 A、薛素姐

B、江城

C、潘巧云

D、青凤

3、《儒林外史》中，有较多作者本人影子的人物形象是( )。 A、匡超人

B、杜慎卿

C、杜少卿 D、牛布衣 4被鲁迅先生称为“以小说见才学者”的是(

)。

A、《镜花缘》 B、《醒世姻缘传》 C、《儒林外史》D、《阅微草堂笔记》

5、最早提出并运用故事演进及母题生长来研究古代章回小说的是( )。 A、鲁迅

B、王国维

C、郑振铎 D、胡适

6、无杂剧中有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出自(

)一剧的李千金是其中之一。 A、《救风尘》

B、《望江亭》

C.《墙头马上》

D、《谢天香》

7、被王国维誉为“纯是无籁，仿佛唐人绝句。”的元代小令是(

) A、【双调沉醉东风】《别情》

B、【越调天净沙】《秋思》 C、【双调夜行船J《秋景》

D、【双调清江引】《抒怀》

8、.下列作品属于“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艺术风格的是( ) A、《红楼梦》

B、《西游记》

C、《金瓶梅》

D、《儒林外史》

9、现存最早的话本小说集是(

)

A.《大宋宣和遗事》

B、《京本通俗小说》

C、《清平山堂话本》

D、《喻世明言》

10、小说彻底地从“言论”阶段飞跃到“文字”阶段的时代是( ) A.先秦 B.汉代 C.魏晋 D.隋唐

11、明代中期才产生了一部小说最有中国民族特色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

- 5D.音乐曲律上，南戏没有严格的曲律，用韵混乱;北剧重视曲律，在宫调、用韵上有严格规范。

20、明杂剧创作主体的特点对杂剧创作的影响表现, 下列错误项是：( ) A.因作家地位较高，故其作品更多表现对文人自身的关注，表现文人自己的精神世界;

B.因其创作多为家班演出所用，故注重自娱，而不考虑民众的欣赏要求和舞台演出效果;

C.因其所兼作南戏与传奇，故其杂剧多受南戏、传奇的影响。

D.因其地位低微或经历过深切的忧患，故其作品常常表达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历史、人生的思考;

三、名词解释

1、《长生殿》

2、宋话本

3、南戏

4、一人永占

- 7

10、南戏：

11、章回小说：

12、“三言”和“二拍”

四、简答题

1、简述元杂剧的体制特征。

2、简述章回小说的体式特征。

- 9

7、中国文言小说的发展历程

8、“三言”“二拍”的情节构置艺术

9、梁山英雄形象的塑造

10、 关汉卿杂剧卓越的艺术成就

- 11

15、元杂剧繁荣的原因。

16、简要分析孙悟空的形象和《西游记》的时代精神

17、分析林黛玉的人物形象

18、简述宋元话本小说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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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简要分析南戏与传奇的差异。

25、《桃花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6、《长生殿》艺术成就有哪些?

27、元明清英雄传奇小说的四种类型是什么?

- 15

4、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者的政治理想是如何体现的。

5、举例分析《西厢记》中红娘的形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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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红楼梦》是一曲“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女性大悲剧，作品是如何表现这些女 子事迹的呢

10、《琵琶记》的艺术特色

古代小说与戏曲复习范文第2篇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复习题一

1、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

2、《大雅堂乐府》：《大雅堂乐府》： 是明朝初期剧作家汪道昆所著的杂剧。全剧四折，每折演一个故事，各自独立，均以历史上文人乐道的故事为题材，传达一种文人的雅兴与情调。剧目为《高唐梦》、《洛水悲》、《五湖游》、《远山戏》。

二、简答题

1、元明杂剧创作主体有什么差别?这对杂剧的创作产生了怎样影响? 提示：

元明杂剧的创作主体的不同：元杂剧作家主要是下层官吏、落拓文人和隐逸之士;明杂剧创作主体的地位明显上升。

创作主体的差异引起元明杂剧的差异：元杂剧常常表达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历史、人生的思考;明杂剧更多表现对文人自身的关注，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

2.西湖笑居士评价吕天成的《齐东绝倒》一剧曰“此剧几于谤毁圣贤”，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提示：

(1)《齐东绝倒》写帝舜帮助犯了杀人罪的父亲瞽叟逃脱制裁，颇能揭示封建王法的欺骗性质，也讽刺了帝王的徇私。

(2)吕天成用一种玩笑的态度写古之圣贤，表现出晚明文人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精神上的无所顾忌和对传统的挑战。

三、论述题

1、为什么说关汉卿是一位当行的剧作家?

(1)在场面安排上紧凑、集中、富有典型性。一切和主题思想无大关系的描写都被略去了，而突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因此通过二三个主要人物，几个重要场面，就能展示出元代社会的重要侧面。

(2)在关目处理上，一方面从不同人物的处境出发，展开冲突，引向高潮，另一方面又移步换形，变化多端，使人不能预测它的发展。在剧情发展中还善于埋伏“悬念”以增强戏剧效果。 (3)语言自然、真切、质朴，既切合剧情，又富于个性。

2、试析徐渭的《狂鼓史》。 提示：

《狂鼓史》全称《狂鼓史渔阳三弄》，借阴间弥衡击鼓骂曹之故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制者扼杀、摧残人才的罪恶，对滥杀无辜的强烈愤慨，及人间、天上幻想不同制度的向往;以他人之口舌，浇自家之块垒，并深沉的寄托了对惨遭奸相严嵩陷害致死的好友沈炼的无尽哀思及怀念。

曹操(155-220)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戏剧性的人物。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最动荡的时期，他在诸候割据的混乱中统一了中国的北方，但始终只是以丞相的名义进行统治，仍尊奉已经丧失了权力的傀儡皇帝，直到死后，被他夺取皇位的儿子追为皇帝。他这段特殊的身份一直被传统中国视为“名不正、言不顺”的典范加以谴责。

“击鼓骂曹”的故事就是将曹操视为奸臣的经典描述，《后汉书》、《三国演义》及本杂剧跨度千年，三次将其搬演。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县(山东德州平昌县)人。善写文章，善于辩论。急躁、傲慢，常出言不逊。(从荆州游历到许昌;与孔融、杨修交往;拒绝拜见曹操;裸衣击鼓，捶杖骂曹;随荆州刘表;为黄祖所杀)

沈炼(1507-1557)，字纯甫，号青霞，明会稽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任溧阳县令、茌平县令。沈炼幼有大志，文武全才，下笔辄万言而不能止。生性刚直，不附权贵，故任县令后一直未得升迁，过好长时间后才为锦衣卫。炼秉性耿直，嫉恶如仇，曾上疏揭露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擅国事、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妒贤嫉能、箝制谏官等十大罪状，遭迁杖五十，削官为民。后受严党诬陷，以与白莲教阎浩等谋乱，惨遭杀害。为我国古代杰出忠烈之士。有《青霞集》传世。

徐渭的剧本写祢衡死后阎王因其气慨超群，才华出众，待以上宾。上帝召请祢衡为修文郎，行前判官请他“权做旧日行径，把曹操也扮做旧日规模，演述那旧日骂座的光景”。祢衡应允，即将打鼓骂座事重演一番。剧中有女乐穿插，曹操稍一犯规即挨一百铁鞭，祢衡击鼓历数曹操罪恶，骂得痛快淋漓。

《狂鼓史》把剧情改为曹操死后，在阴司由祢衡对着他的亡魂重演当日骂座的情景，因此可以直骂到曹操临终时“分香卖履”之事，更为痛快淋漓。

“骂曹”的内容，看起来不外乎历史记载和故事传说中曹操的狠毒伪善、狡诈奸险、草菅人命等罪恶，但对徐渭来说，剧中的曹操实际象征着使他产生“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 的社会实体。作者通过祢衡之口，宣泄由巨大的压迫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和愤懑不平之气，表现出惊世骇俗、桀骜不驯的倔强个性。这一剧作在当时受到许多文人的喜爱和高度评价，也正是因为它并不是就历史而写历史，或借历史讽喻现实政治;它的感人之处，是那种恣狂的个性和烈火般的激情。

“他那里开筵下榻，教俺操槌按板把鼓来挝，正好俺借槌来打落，又合着鸣鼓攻他。俺这骂一句句锋铓飞剑戟，俺这鼓一声声霹雳卷风沙。曹操，这皮是你身儿上躯壳，这槌是你肘儿下肋巴;这钉孔儿是你心窝里毛窍，这板仗儿是你嘴儿上獠牙;两头蒙总打得你泼皮穿，一时间也酹不尽你亏心大。且从头数起，洗耳听咱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复习题二

一、名词解释

1、《小孙屠》

宋元南戏。收录于《永乐大典》，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一，三种戏文都较高地保留了宋元南戏的原始面目。《小孙屠》表现的 庭伦理、兄弟之情。这和元杂剧创作晚期对道德伦理的关注表现出一致性。

2、折子戏：相对于整本戏而言，指从全本中拆出的、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折(出)。折子戏演出的鼎盛时期在清代，但其源头却子戏 大多是戏曲中的精彩片断，是那部戏曲全剧的中心或灵魂，有很强的独立性，情节浓缩，人物个性鲜明，如《牡丹亭》中的《西厢记》中的《拷红》、《玉堂春》中的《苏三起解》、《白蛇传》中的《断桥》等。折子戏的风行，是清代曲坛的一个重要一个侧面显示着中国戏曲发展的又一度变迁：演员的场上之曲正日益成为曲坛的主流。

二、简答题

1.简述南戏与北杂剧的不同。 提示：

(1)内容上，南戏叙事性强，抒情性弱，抒发的多是下层民众共有之情，作者个人主体意识不强烈;北剧故事情节较简单，抒情形象单薄，作家主体意识比较强。

(2)语言上，南戏俚俗无文采，北剧文学性较高。

(3)音乐曲律上，南戏没有严格的曲律，用韵混乱;北剧重视曲律，在宫调、用韵上有严格规范。

2、《拜月亭》的艺术成就?

《拜月亭》一方面是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第二是结构上两组线索的设置;三是曲辞的平易宛转、自然天成。

3、《宝剑记》在戏曲史上的价值

李开先《宝剑记》在题材上的开拓。李开先的《宝剑记》写的是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这个故事超越了传统的南戏，以前南戏材婚姻家庭，开始表现政治上的中间斗争，这里面显示出文人对政治的参与精神和他们的无耐。

4、沈璟的剧作有哪些特点?

(1)内容上注意表现市井生活。(2)注意世风，注意剧本的道德意义。(3)重视剧作的舞台效果，结构上注意避免冗长、拖形式上表现出杂剧与传奇的融合。(5)语言通俗浅近，并追求诙谐。

三、论述题

1.《张协状元》、《荆钗记》、《琵琶记》都是反映士子的爱情与婚姻的作品，试分析其创作主旨的不同以及造成这种不同的原提示：

《张协状元》主要是谴责文人的负心;《荆钗记》则着重肯定文人科场得意后对爱情的忠贞，赞扬了他们的高尚情操;而《琵琶蔡伯喈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对文人“婚”与“仕”的道德反思，表达了文人心中一种普遍的人生困惑。《张协状元》和《荆钗记》的不同主要原因在于宋代科举录取的数量和质量上的松弛，使得大量的士子得到入仕机会，成为职场官员择婿的对象，这样，婚为了人们所关注的话题。而元代废科举，负心的题材不再受到注意，同时，元代剧本创作过程中有着大量的文人思想的灌注，包文人意识，肯定和赞扬文人对爱情的态度以及追求则是题中应有之义。《琵琶记》的不同则在于作者高明的思想意识的左右。一强调作品的社会教育意义，另一方面，他又不满足仅仅在伦常的层面讨论文人问题，他希望对世俗追求的功名利禄、对朝廷的威及其家庭的生存状态作深入的思考，所以，他的主旨没有仅仅停留在文人负心的批判和忠贞爱情歌颂的层面。 2.试分析《牡丹亭》中杜丽娘形象的时代意义。 提示：

作为爱情剧，《牡丹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子的苦闷，汤显祖写作《牡丹亭》，通过杜丽娘的故事，赞扬真情、至情，批人性的压抑。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不同，她并没有一个现实中的情人，她为追求梦中情人而死去，生。她不是在现实的感情中苦恼，而是为梦境而痛苦，她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的渴望。在这里，汤显了社会现实中的女性的困境：生活中受到重重束缚，行动也受到多方约束，对于爱情，仅仅只有渴望，而无法实现。同时，汤显娘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至情观：“情”可以超越现实的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真情是无法为常理所规定和约束的。 名词解释

三言：“三言”是明代冯梦龙编辑刊印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总集。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集中收录的的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是明代成就最高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之一，其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更可以说是整个明代白话短篇二拍：明代凌蒙初编辑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二部短篇小说集，合称“二拍”，每集收拟话本小说四十篇。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2.脂评本

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的版本系统，这个版本系统共八十回，除正文外，大多附有各种形式的批注，批注者的署名以脂砚斋和畸本”。对批注者脂砚斋的身份，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但其中的评论对我们理解和研究《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以及小说的思想

二、简答题

1.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关于爱情婚姻的新思想、新观念?

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2、《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所反映的时代特色：即“情”与“理”的矛盾

这是杜十娘悲剧的真正社会根源。李甲贵族公子的身份使他必须遵守封建礼教，但他对杜十娘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感情。因此杜十娘的爱情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最终在“情”与“理”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而背弃了杜十娘的爱情。而杜十娘与孙富的冲突富却是借助以李布政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取得了胜利。而杜十娘对李甲“发乎情，止乎礼”的控诉，正因此而显得深沉凝重，悲愤

3、应该怎样评价《红楼梦》后四十回?

贡献在于根据前八十回的线索，完成了宝黛爱情悲剧的结局，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完整的小说，而且基本保持了前八十回的悲大致符合曹雪芹原意。缺点在于宝黛性格有与前八十回不符的地方;而贾府家道复初的结局也与曹雪芹构思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体见教材第263266页)

4.试分析《聊斋志异》花妖狐魅形象的意义。

作者极力把花妖狐魅人格化，把冥府、龙宮、仙界等幻想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之恋、人狐之恋、鬼狐之恋、鬼鬼之恋，与中的冲突，同时，充分利用花妖狐魅和幻想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特点，突出地表现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和生活境界，讴歌了纯净的结果，給恶人、坏人以应得的惩罚。(以小说中的故事为例) 5.晚清谴责小说有哪些特点?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1)数量相当可观。 (2)小说的主流，反映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些重要特点，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揭露的主要内容。(举例略)

三、论述题(共2题，每题20分)

1.鲁迅先生评价《儒林外史》时曾说：“戚而能谐”，试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讽刺的作法有多种，比如钱钟书的《围城》就是相对地坦率刻薄的。而《儒林外史》的讽刺风格，却不是剑拔驽张的“犀利”，调来叙述故事，描写人物。也就是人们说的“亦婉亦讽”。而具体说来，如下一些手法在小说中是很明显的：

第一，据实摩写，情伪毕现。就像第十七回，一群斗方名士辩论做官与做名士孰优孰劣，作者写来，无一贬词，却把当时文士们内第二，运用对照法，把人物前后相悖的语言行为相对照，在不经意中显现其真面目。如范进打算考举人时，胡屠户先是训斥范进的人”，“赖蛤蟆想天鹅屁吃”，后来范进中了举，则又称之为“贤婿老爷”，是“天上的星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

第三，点破法。顺其所始，攻其所弊。如十二回，张铁臂虚设人头会，作者一方面写张在屋顶上“行步如飞”，另一方面又“忽了这个假侠客的真面目。

第四，合理的夸张。如周进的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而手隐隐作痛，弯不拢来，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强烈的讽刺效果。

2、谈谈你对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的认识。 首先，宝黛悲剧的原因分析。

第一，贾宝玉和林黛玉都具有叛逆思想。宝玉鄙薄功名，“乖僻邪谬”;黛玉不随流俗，卓尔不群，个性独特。这是当时的社会第二，宝黛之间的爱情。宝黛之间产生爱情是荣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它要求有一个能治内，能理外，能束缚宝玉的媳妇。 第三，贾府的衰败。它要求用婚姻的维系，来支撑贵族生活的必需，来巩固并壮大势力，以满足复兴贾府的愿望。 所以，宝黛悲剧是必然的。 其次，悲剧的社会意义。

古代小说与戏曲复习范文第3篇

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是从西周末年的俳优滑稽表演到西汉百戏中的角抵戏，再到唐代的参军戏，故事表演日渐丰富，逐渐成为戏剧的主体。另一条是由原始歌舞到隋朝“九部乐”的制定，再到唐代代面、钵头、踏摇娘等歌舞戏的演出，民间歌舞艺术获得极大的发展，为戏曲官调、曲牌、声韵的成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宋代是戏曲发展的关键时期。宋代在参军戏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历代歌舞艺术和民间说话、讲唱、影戏、杂扮等技艺的成就，对滑稽故事表演和歌舞戏两条线索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产生了宋杂剧、金诸宫调、金院本以及戏文等新的文学形式。到了元代，在金院本和宋杂剧的基础上，元杂剧具备了成熟戏曲的诸种因素，形成了前景壮观的发展势头。

元代是我国戏曲繁荣兴盛的时期。元代戏曲主要分为杂剧和南戏两大类，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轨迹。由于南戏在元代前期处于发展的薄弱阶段，还不能与杂剧一争高下，所以代表元代最高文学成就的是元杂剧。元杂剧之所以能够以深刻的思想与精湛的艺术取得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地位，产生一批传世不衰的艺术品，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一批杰出的文人以他们的文学生命来参与戏曲的创作，他们自身的文学素养，提高了元杂剧的审美档次，使得元杂剧创作精致化和典范化。

元杂剧有完整的艺术形态，剧本主要由唱曲、宾白和表演三部分组成。在体制上，元杂剧以折为单位，一本通常为四折，个别也有一本五到六折的。此外每本还加有一场或两场戏，称为“楔子”，位置或在折前或在两折之间，用来介绍人物、情节等。每本在结尾时有一对或两对对子，称为“题目正名”。在音乐方面，元杂剧有严格的规定，一折戏只用一套曲子，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子组成，而且同一套曲子的排列顺序也比较固定。元杂剧用北曲演唱，乐器主要使用琵琶等弦乐，风格豪放激越。在角色设置上，元杂剧角色分为三大类：末类、旦类、净类，一本戏中只由一人主唱，由正末演唱的戏称为“末本戏”，由正旦演唱的戏称为“旦本戏”。元杂剧中用“科范”来规定动作表情或指示舞台效果，简称“科”。在元代近百年的时间里，北杂剧创作风靡全国，作家云起，涌现出一批成就卓著的戏剧作家和演员，剧本成千上万，洋洋大观。著名的剧作家有被誉为“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郑德辉、白朴、马致远等。重要的作品分别有《窦娥冤》(关)、《单刀会》(关)、《望江亭》 (关)、《倩女离魂》(郑)、《梧桐雨》(白)、《汉宫秋》(马)等脍炙人口的佳作。伟大的戏剧家王实甫创作了被称为是“天下夺魁”的《西厢记》，成为元代戏曲最高成就的代表。 明清两代，在通俗白话小说获得长足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 明清传奇也迎来了古代戏曲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戏曲到明清两代分为杂剧和传奇两大类。但明清传奇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宋元南戏一脉相承。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是北宋末年流行在江浙一带的民间歌舞小戏，到元末明初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剧本《琵琶记》与《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即所谓荆、刘、拜、杀四大院本。《琵琶记》因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被称为“南戏之祖”。奠定了明清传奇的基本格局。明清传奇就是在南戏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特指用南曲写成的长篇戏曲剧本，它荟萃了南戏和元杂剧的精华，成为明清时期重要的戏剧体裁之一。传奇在明清两代，在内容体制、舞台表演等方面都比南戏有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延续到清中叶乾隆年间，传奇被地方戏取代为止。可以说，从明初到清代中叶地方戏的兴起，这一百年就是明清传奇的兴衰史。

传奇和杂剧作为同一戏曲艺术，虽有共同的演出形式和结构方法，但由于二者兴起的地区不同，又各有不同的成长轨迹，在体制、唱腔、演出形式上与杂剧有许多不同之处。体制上，传奇称出不称折.每本戏通常见十出。传奇创作的黄金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出现了称为明代三大传奇的《宝剑记》《浣纱记》《鸣凤记》和汤显祖的杰作《牡丹亭》，出现了昆山派、临川派和吴山派，著名的有李开先、张凤翼、周朝俊、吕天成、孟称舜、冯梦龙等。到清初更是出现了轰动曲坛的“南洪(升)北孔(尚任)”两位巨星，他们的代表作《长生殿》和《桃花扇》被称为是清代戏曲的“双壁”。然而，在南洪北孔之后，传奇很快走向它生命的终点。明中期由顾坚、魏良辅等艺人对四大声腔(海盐、余姚、弋阳、昆山)的昆山腔做了改革，文人按昆曲填词，昆腔唱遍大江南北，成为明后期以后主要的唱腔。到清乾嘉时期，统治曲坛的昆曲进入宫廷，脱离人民群众，逐渐被弋阳腔、秦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等地方小戏所取代，这就是所谓的“雅部”与“花部”的对立。现代京剧就是以二黄调为主，吸收了其他地方戏曲声腔而形成的新剧种，至今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

戏曲在成熟过程中固然吸收了正统的诗、词、文以及民间歌舞、说唱技艺的成果，但同为通俗文学的戏曲和小说，二者的血缘关系尤其亲密。小说和戏曲在许多方面是互相借鉴和渗透的。在内容上，唐宋传奇和各种笔记小说，成为古代戏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宝库。著名的如明代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有“三梦”是取材于唐人小说：《紫钗记》本自《霍小玉转》，《邯郸记》本自沈即济《枕中记》，《南柯记》本自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反过来，戏曲的故事情节对小说的创作也有影响，如在《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出现之前，在戏曲舞台上就有大量的“三国戏”、“水浒戏”以及“取经戏”上演，它们直接推动了长篇小说的诞生。在艺术形式上，小说和戏曲也都从对方吸取有益的养料完善自己，可说是小说中有戏曲，戏曲中有小说。清代著名戏剧家、文学家李渔把小说看作是无声的戏曲，并将自己的小说集定名为《无声戏》。

八年级下册语文教学计划

一、班级基本情况分析：

本班共有学生64人。在实施新课改中，教师热心进行语文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开展自主、合作、探究的教改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高了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了综合实践能力，对推进新一轮教学改革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是，部分学生对新教材新教法仍然不能适应。受应试教育的惯性影响，仍然有重知识轻能力的现象，没有进入课改设定的情境，处于无所适从的茫然状态。

二、教学的总要求：

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更新教学理念，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实施“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为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创造性学习，创造必要的条件，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为其他学科的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

三、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是按照《课程标准》编排的新教材，体现了新理念和新目标，致力于构建新的教材系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本册共有30篇课文，按主题合成七个单元，每个单元按照主题进行综合训练，努力吸引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综合学科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不断的实践中，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培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究能力。

四、教改措施：

1、以深化语文教学改革为契机，加大课堂教学改革力度，积极投身新课改，运用先进教学理念和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激发学生地学习兴趣，唤起问题意识，实施教学民主化，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2、从整体上把握教科书，弄清编辑者的意图及内在联系，从本校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广泛博览参考资料，集思广益，总揽全局，面向全体。做好试卷分析，找出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注重补差补缺，争取教学大面积丰收。

3、认真抓好听说读写训练，进行口语交际训练，结合教材中的名著欣赏，诵读欣赏、引导学生进行综合训练，尤其要注重培养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

4、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增强学习的后劲，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重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确立语文教学的新理念。

5、搞好第二课堂活动，引导学生扩大阅读面，多读文学名著，多读健康有益的课外读物，提高文学修养，陶冶高尚情操，使学生获得社会所需要的终身受用的语文能力。

6、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和相互渗透，强化综合能力的培养，积极开发课堂学习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沟通课堂内外，沟通平行学科，创造性地开展各种活动，努力提高语文素养，实现语文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终身受用，为中考和高考打下坚实的基础。

7、作文采用全批、抽批、面批，学生互批等方法，快捷、及时反馈给学生，及时指导、评价、交流，激发写作动力，同时结合每周两篇随笔指导、交流，用最贴近学生生活和学生最容易接受，最容易受感染的学生作品启发，激励学生写作，把作文教学落到实处。

8、指导学生读书和写好读书笔记，每周一节交流随笔和读书笔记课，形成丰富、生动的语文学习过程，避免死读课本和读死书现象。

五、教学课时安排：

第一单元总课时l1课时：

《背影》3课时，《永久的悔》2课时，《铁骑兵》2课时，《苏珊?安东尼》1课时，口语交际l课时，写作2课时。

第二单元总课时8课时：

《大堰河我的保姆》2课时，《现代诗两首》2课时，《致空气》l课时，《樵夫，别砍那棵树》l课时，口语交际1课时，写作l课时。

第三单元总课时6课时

《日出》3课时《钦差大臣》2课时《放下你的鞭子》l课时

第四单元总课时6课时

《为人民服务》2课时《应有格物致知精神》2课时《我有个梦想》l课时《你是你的船长》l课时

第五单元总课时6课时

《南京大屠杀》2课时《寻找时传祥》2课时《阿炳在1950》1课时《滑铁卢之战》1课时

第六单元总课时l5课时

《邹忌讽齐王纳谏》3课时《周亚夫军细柳》3课时《古文二则(孙权劝学、祖逖北伐)》2课时《公输》3课时《诗词五首》4课时

第七单元总课时l5课时

《桃花源记》3课时《岳阳楼记》3课时《醉翁亭记》3课时《湖心亭看雪》2课时《诗词五首》4课时

古代小说与戏曲复习范文第4篇

摘要：《琵琶记》是元代高明所作的一部南戏作品，被称为“南戏之祖”。高明试图将宋代戏曲中蔡伯喈的“负心汉”形象改写为“全忠全孝”的形象，从而起到“子孝共妻贤”的劝化作用。但实际上，高明改写的蔡伯喈并非单纯是“全忠全孝”的人物，他的形象蕴含了更多的深意。因此，对于如何评价《琵琶记》中蔡伯喈的人物形象，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本文从蔡伯喈人物形象的演变出发，深入探究了元代高明笔下的蔡伯喈丰富复杂的悲剧性格及形成其悲剧人生的时代背景，全面的论述了《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塑造。

关键词：蔡伯喈;形象;矛盾;个人意志;忠与孝

“物理易尽，人情难尽。”这是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说的一句话，作者原本是就当时戏剧题材如何开掘的问题来阐发的，但假若从创造人物形象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这句话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隐衷。因为，无论怎样的作家都难有十足的把握充分地表现他笔下人物复杂多变的心灵世界，而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也常常不能完全解读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塑造就体现了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文学现象。元代高明创作的《琵琶记》是代表着南戏最高成就的一部剧目，也是较为复杂的一部古代戏曲作品。长期以来，在对《琵琶记》的人物形象的研究中，蔡伯喈一直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人物。但争议的引起，从作品本身来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作者高明对原有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创作性的改造。高明创作的《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宋代戏曲《赵贞女》的故事框架，保留了剧本中女主人公赵贞女“有贞有烈”的形象，但对男主人公蔡伯喈的形象却作了全面的改造，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元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蔡伯喈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在宋代戏曲《赵贞女》中，蔡伯喈的形象已经脱离了历史上蔡伯喈的真实形象，成为一个借历史人物演绎现实的非真实人物。在前人对蔡伯喈形象塑造的基础上，元代高明进一步将蔡伯喈的形象演变、发展，使戏曲舞台上的蔡伯喈与历史真实中的蔡伯喈有了天壤之别。

东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是一代才女蔡文姬之父，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为“蔡中郎”。蔡邕本人天性极为孝顺，同时还是大书法家、大文学家。然而，蔡伯喈这个人物被民间熟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部以他为主人公的戏曲《赵贞女》和《琵琶记》。但这两部戏曲中的蔡伯喈并非是真实生活中的蔡伯喈。

《赵贞女》是一部宋朝戏曲，徐渭在他的《南词叙录》中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2]可见，《赵贞女》是我国最早的南戏代表作之一。《赵贞女》的内容主要是写书生蔡二郎应试，考中状元后，他贪恋功名利禄，抛亲弃妻，另娶牛丞相之女为妻。赵贞女在其父母双亡后上京寻夫，可丈夫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反而放马踩踹赵贞女，致其死亡，蔡二郎的行为触怒天神，最终蔡二郎被暴雷轰死。因此，在《赵贞女》中，蔡伯喈是一个“背亲弃妇”的负心书生，他的行为是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公然蔑视和挑战，因此他的所作所为使人神共愤，其最终结局正显示了人们对他的批判和谴责。

元代高明的《琵琶记》沿用《赵贞女》的故事，却塑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蔡伯喈形象。陈留书生蔡伯喈是个孝子，刚新婚两月，因父母年事已高不便远行，因此不愿应试，但其父不允;中状元后，不愿做官，请求回家养亲，但皇帝不允;当朝牛丞相强行招其为婿，蔡伯喈以回家尽孝为由辞婚，牛丞相不允。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滞留京城。入赘相府后，他在无奈的夹缝中挣扎的生存，一路走来导致一串的不幸，最终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搏换的孩儿名利归”的悲惨结局。此剧中的蔡伯喈与《赵贞女》中的蔡伯喈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从过去的受谴责的“负心书生”变成了受颂扬的“全忠全孝”书生。此剧中蔡伯喈的所作所为皆出于被迫无奈，即从过去的“三不孝”(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变成了“三不从”(为孝辞试父不从、为孝辞官君不从、为孝辞婚相不从)。

事实上，高明在《琵琶记》中塑造“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形象是为了实现其在“副末开场”中所说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只看子孝与妻贤”的创作目的。然而，剧中的蔡伯喈在依照封建伦理纲常践行忠孝之道时，却遭遇尴尬窘境父母最终饥寒而死，蔡伯喈欲孝却最终不孝。在剧本中，蔡伯喈这个知识分子的悲剧正是通过高明精心设置的“三辞三不从”关目来体现的，同时也展示了蔡伯喈这个古代知识分子的丰富复杂的性格悲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蔡伯喈的性格中显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个人意志 关于蔡伯喈的形象，谢柏梁先生有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蔡伯喈本人的全部生活追求其实便是田园牧歌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家庭生存状态。”[4]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蔡伯喈追求的生存状态与古代知识分子追求功名仕途的理想是相悖的，但这恰恰是蔡伯喈异于古代士子的地方，也是蔡伯喈自我意识和个人意志得以体现的地方。《琵琶记》中蔡伯喈的“三辞”，即辞试、辞官、辞婚，就是他通过深沉的思考表现出的人生态度，虽然与封建道德相悖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反映了蔡伯喈的自我意识与个人意志。

蔡伯喈博学多才，文采超群，真可谓“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第二出)他是一个颇有才能的古代知识分子，在常人看来，他本应该按照封建传统既定的方式走科举荣身之路，然而蔡伯喈对人生却有着异于常人的独到见解。他不像古代士子一样追求功名利禄，而是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和谐恬静的田园生活，将夫妻团圆、孝敬父母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并将“功名富贵，付之天也”(第二出)，他甚至“甘守清贫，力行孝道”，坚持“虽然读万卷书，论功名非吾意儿” (第四出)的人生追求。但蔡伯喈的这种个人意志并未得到社会与周围之人的认可。在封建纲常与其父功名利禄思想的逼迫下，蔡伯喈扭曲了个人意志上京应试。离别家乡时，他担忧八旬的老父母：“只恐锦衣归故里，怕双亲不见儿”，对妻子亦表明心迹：“我何曾想着那功名?欲尽子情，难拒亲命” (第四出)，但他除了违背自己的意志似乎并没有别的选择。当考中状元后，他又一直心系家乡，虽然金榜题名，但仍按照自我意志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生活，并上表辞官。然而，朝廷的不许迫使他锦袍加身。但最具讽刺的是，在他亲身经历了封建官场的生活后，他反而对自己“惟有快活是良谋”“一家安乐值钱多”“真乐在田园，何必区区公与侯” (第二出)这样的人生理想有了更进一步的确认。这样，他渴望行孝却不能行孝，身为官宦但并没有尽职，蔡伯喈的最终结局实际上进一步反映了他的个人意志被压抑的忧郁与苦闷。再婚后，蔡伯喈仍然对妻子和父母怀着深挚的感情，他盼望着早日回乡，整日忧心忡忡、闷闷不乐，但是他依然无法按照自我意志行事，第三十回中他的一段唱词正表现了他的内心情感：

我穿的是紫罗兰，倒拘束的我不自在;我穿的是皂朝靴，怎敢胡去踹?你道我有吃的呵，我口里吃几口慌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手里拿着个战兢兢怕犯法的愁酒杯。倒不如严子陵登钓台，怎做得扬子云阁上灾?似我这般样为官呵，只管待漏随朝，可不误了秋月春花也?干碌碌头又早白。

从蔡伯喈的这段自我表白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蔡伯喈的身上显示出了知识分子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但他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受到了压抑并遭到了毁灭。

由分析可以看出，高明笔下的蔡伯喈较之于古代其他士子增添了新的内涵：他鄙弃功名利禄，向往父母安康、夫妻和乐的平凡生活，但其人生追求与古代士子读书做官的道路发生了悖逆。在蔡伯喈身上，表现出了儒家传统思想的淡化与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滋长，具有独特的意义。同时，蔡伯喈身上也显示出了个人意志遭到压抑和毁灭，这也正是构成他悲剧命运的一大原因。

二、蔡伯喈的性格中显示出古代知识分子的软弱怯懦

纵观剧本，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蔡伯喈是个想要“行孝”的孝子，在“高堂称寿”与“蔡公逼试”中，他就提出“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幼而学，壮而行，虽望青云之万里;入则孝，出则弟，怎离白发之双亲?倒不如尽菽水之欢，甘齑盐之分。”可是，他在此后并没有遵从他的个人意愿做出选择，也没有表现出维护理想的坚决行动。当父亲逼试时，他并没有决绝的辞试，在犹豫踌躇中踏上了应试的路途;当他高中状元众人都为他庆贺时，他在“丹陛陈情”中悲叹道：“闪杀人一封丹凤诏。”他虽悲叹父母亲人，但他也守着“忠”的伦理规范，没有决然的辞官;在牛丞相逼婚后，他哀吟：“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但他畏于朝中权贵，也没有力拒这桩婚事，违心入赘了牛府。

正是这样一个时刻想要行孝的孝子，在封建纲常孝与忠的“规范”下，违心应试，违心做官，违心娶牛氏。他试图反抗这些强加来的外来意志，但都没有成功，究其原因，正在于他软弱怯懦的性格。在他看来，为了尽孝必须听从父亲的意愿，为了尽忠必须服从君王的命令，为了将来能全身而退必须屈从于权贵。但是，笔者认为，如果说“一不从”是他为实现父母“改换门闾”的愿望而没有坚决推辞的话，那么“二不从”“三不从”则鲜明的反映了他性格的软弱性。在辞官辞婚时，他以亲孝为借口，但却没有明确的提出“妻室青春”的有力证据，被君王“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的说辞驳回。在辞官辞婚失败以后，他顺从的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委曲求全，但又终日自怨自艾。他有回乡之意，却又隐藏在内心，屡屡不敢提及。在第二十四出中，当他终于无法忍受良心的折磨而与院公吐露心事时，院公说道：“小人每常间见相公忧闷不乐，岂知这般就里。相公何不说与夫人知道?”由此可见，连院公都认为他应该大胆说清事情真相，私下怨叹无益，但是软弱的他却连试着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在“琴诉荷池”中有这样一段戏：荷池边心念故乡的蔡伯喈为牛小姐弹琴，但琴音却一再的出错，于是，夫妻二人就有了这段意味深长的对白：

贴：相公，你如何恁的会差。莫不是故意卖弄，欺侮奴家。 生：岂有此心，只是这弦不中用。 贴：这弦怎的不中用。

生：俺只弹得旧弦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 贴：旧弦在哪里? 生：旧弦撇下多时了。 贴：为甚撇了?

生：只为有了这新弦，便撇了那旧弦。 贴：相公何不撇了新弦，用那旧弦?

生：夫人，我心里岂不想那旧弦，只是新弦又撇不下。

这段戏中，软弱与执着、游移与决绝这些充满矛盾的感情被扭合统一到蔡伯喈的内心中，他的软弱怯懦使他犹豫不决，欲说实情却又不敢说出来。这样一个矛盾的个体，甚至在牛小姐的盘问下仍不敢吐露实情，将牛小姐气走：“由你，由你。我若不解劝，你又只管忧闷;待问着你，你又遮瞒我。我也莫奈何。”最终蔡伯喈吐露心事，牛小姐知道实情后要为他争取回乡孝亲的机会，可他竟阻拦牛小姐去禀求父亲：“夫人，非是我声吞气忍，只为你爹行势逼临。怕他知我要归去，将人厮禁，要说又将口噤。我待解朝簪，再图乡任。”“你休说，不济事，干枉了”，他的这种怕得罪权贵宁愿放弃争取的心理更鲜明的表现出了他性格的软弱怯懦。由蔡伯喈的仕途，我们可以看出，蔡伯喈作为一个独立的封建知识分子，又是古代封建知识分子软弱怯懦形象的缩影。

综观《琵琶记》全剧，由于蔡伯喈的软弱妥协，他不能算是个孝子，尽管他努力按照孝道伦理来践行赡养父母的理想，但为了尽“忠”，他放弃了行“孝”，造成了父母双亡的悲剧，事实上没有做到尽孝;又因思家心切，造成了不安心政务，事实上也没有做到尽忠，从而陷入了不忠不孝的尴尬境地。高明没有将蔡伯喈写成完人，塑造的是一个七情六欲和各种弱点皆备的人物，当然蔡伯喈的矛盾也就体现在这里。他想要孝顺父母，但他软弱怯懦的性格弱点阻碍了他愿望的实现，使其自始至终处于矛盾与挣扎当中，不得解脱。尽管他的内心并未负心弃亲，但他的软弱和让步客观上造成了对父母和妻子的遗弃。戏本中“琴诉荷池”“宦邸忧思”“中秋望月”等几出戏就传神的展示了蔡伯喈性格的软弱怯懦和由此造成的自我折磨。

三、由蔡伯喈的性格看蔡伯喈的内心世界

高明笔下的蔡伯喈是一个具有个人意志却又软弱怯懦的知识分子，他的这双重性格必然导致其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从他离家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接下来的人生只能和悲凉苦涩相伴，挥之不去。有句古语道“父母在，不远游”，饱读诗书的蔡伯喈也一心想遵从这一道德规范，然而在家中尚有风烛残年的双亲的情况下，他的被迫应试之举必然导致他内心不安。他时时挂念家乡的父母，在“官媒议婚”中，他道：“虽则任居清要，争奈父母年老，安敢久留?天那!知我的父母安否如何?知我的妻室侍奉如何?好似和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由此可见他内心的苦闷与孤苦。

“强官”更使他看清了自己所遵从的伦理道德中“忠”与“孝”的尖锐对立，使他处于“忠”和“孝”不能两全的困境中。他割舍不了对家人的情爱，面对强权势力又不断妥协，内心必然充满矛盾与痛苦。对于古代士子而言，“金榜题名”是人生一大喜事，然而对于蔡伯喈来说“持杯自觉心先痛，纵有香醪欲饮难下我喉咙。”他对父母的处境有着深深的担忧，却又无处诉说，内心的苦痛无法排遣。做官对他来说没有快乐，更多的是愁苦与拘束。然而，当他还在懊悔、怨恨不能回家侍奉父母时，“书馆悲逢”一出中父母双亡的噩耗却已传来，强烈的刺激使得他“脱却巾帽，解却衣袍”，痛下决心回家守孝，然而，父母已故，他的内心除了无尽的自悔自责又能怎样?

对于父母，蔡伯喈只有自悔自责，承受着内心的煎熬，那面对妻子呢?面对妻子他有着深深的愧疚感，承受着良心的谴责。新婚两月的妻子在“南浦嘱别”里曾声声叮嘱“官人此去，千万早早回程”“须是早寄个音信回来”，然而他非但不能早日回乡，而且还与牛氏再婚。再婚虽然不是他的个人意愿，但毕竟与他的软弱性格有关。“洞房花烛”应是人生又一大喜事，但蔡伯喈却是有苦难言。尽管他曾有过片刻的欢喜：“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但片刻的欢喜之后是漫长的痛苦与压抑：“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第十九出)。“书馆悲逢”一出中，当他见到糟糠之妻，闻之父母妻子的悲苦遭遇后，更加重了他的痛苦、自责，使他的良心无时无刻不受到道义的重压和无尽的谴责。

高明让蔡伯喈背负了良心的自责和道义的重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在忠孝的夹缝中痛苦挣扎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内心备受折磨，心里凄凉悲伤并有着无尽的负罪感。在他身上有着磨不掉的创伤，也有着说不出道不尽的痛苦，他只能在深深的自责中发出深沉幽怨的叹息。总之，“《琵琶记》的悲剧性正在于三不从’使得蔡伯喈处处陷入违反本性，又无能为力的被动性，从而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不孝子。”[6]

如果试将《赵贞女》与《琵琶记》来作比较，我们会看到其故事的延袭关系，但其思想主题、故事结局、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又是不同的，同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这是两个思想主题独立的作品，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异是有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的，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孤立的比较两个作品。当然，对于其中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同样如此。

蔡伯喈的悲剧命运是与古代科举制度紧密相关的。科举制度在魏晋南北朝以来就广泛实施，但各个时代，科举制度实行的情况又各不相同。宋代封建门阀制度及其影响下的社会思想削弱，实行抑武崇文的政策，主要以科举取士。文人不管门第高下，出身如何，只要考试中式，就可以做官。宋代庞大的文官集团、大量的科举名额为读书人做官、“学而优则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许多寒微之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贫寒的士子骤然发迹，在官场上毫无依靠的势力，为了仕途畅通，他们总试图寻找有权势的靠山;而权贵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也往往要借助联姻来拉拢新进士子，这样再婚弃妻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另一方面，儒学思想在宋代已经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由此决定的道德伦理观念也较为严格，重婚或抛弃糟糠之妻不仅为封建礼法所不容 ，而且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因此，宋代南戏《赵贞女》中蔡伯喈遭天谴的结局及作品批判负心书生的主题是与此时的社会时代和历史背景相应的。

而元代社会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地位骤降的时代。元代科举之路不畅，科举制度甚至一度中断，而且科举取士名额极少，多是以吏取士，所以元代知识分子发迹极为困难，仕进之路被堵塞，民间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真切的道出了他们的辛酸处境。这样，谴责寒士发迹负心弃亲的故事也就失去了社会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元代戏曲中的书生实际成为被同情的对象。虽然也有文章叙写他们生活的困窘、仕途的不畅，婚恋的不顺，但最终都让他们完满收场。面对这种时代环境，对宋代流传下来的表现书生负心的传统剧目进行改造是必然的了，高明将《赵贞女》对蔡伯喈的谴责改为歌颂，也是必然的趋势。“高明笔下的蔡伯喈既不是背亲弃妇’的陈世美，也不是坚决辞婚’的王十朋。”[7]他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在封建纲常中被无情的摧毁，他在家庭中，在婚姻、仕途中都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他想摆脱却无法摆脱他所承受的这一切，他是“一个处于忠孝的夹缝中，无法找到自己价值位置的矛盾形象;一个被外在规范压制，但内心并未死去，情感相当热烈的自我寻找者;一个在异我’和真我’的撕裂中，企图抗拒沉沦、复归自身的探寻者。”[8]蔡伯喈在情与理的矛盾与挣扎中度过一生，这其中饱含了他对人生的无奈和他内心痛苦与悲哀,也饱含了对以他为代表元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辛酸不幸处境的揭示。

蔡伯喈是一个天性善良而又熟知礼数的封建士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只能放弃自我意识与个人意志而弃“孝”从“忠”。在“忠”“孝”的对立中，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他曾试图反抗，但自觉的意识又不能够唤起他的勇气和力量，让他做出自主的选择，在软弱怯懦而又矛盾苦闷的性格悲剧中，他的内心始终遭受着来自伦常和道德的谴责。诚如黄仕忠先生所说：“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常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常自身的矛盾，成为一个可怜可悲的牺牲品。”[9]高明塑造的蔡伯喈的形象，不单单是一个古代士子的人物的形象，而是元代这一特定社会条件下士人阶层苦闷彷徨的思想性格的代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古代小说与戏曲复习范文第5篇

摘要：《琵琶记》是元代高明所作的一部南戏作品，被称为“南戏之祖”。高明试图将宋代戏曲中蔡伯喈的“负心汉”形象改写为“全忠全孝”的形象，从而起到“子孝共妻贤”的劝化作用。但实际上，高明改写的蔡伯喈并非单纯是“全忠全孝”的人物，他的形象蕴含了更多的深意。因此，对于如何评价《琵琶记》中蔡伯喈的人物形象，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本文从蔡伯喈人物形象的演变出发，深入探究了元代高明笔下的蔡伯喈丰富复杂的悲剧性格及形成其悲剧人生的时代背景，全面的论述了《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塑造。

关键词：蔡伯喈;形象;矛盾;个人意志;忠与孝

“物理易尽，人情难尽。”这是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说的一句话，作者原本是就当时戏剧题材如何开掘的问题来阐发的，但假若从创造人物形象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这句话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隐衷。因为，无论怎样的作家都难有十足的把握充分地表现他笔下人物复杂多变的心灵世界，而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也常常不能完全解读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塑造就体现了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文学现象。元代高明创作的《琵琶记》是代表着南戏最高成就的一部剧目，也是较为复杂的一部古代戏曲作品。长期以来，在对《琵琶记》的人物形象的研究中，蔡伯喈一直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人物。但争议的引起，从作品本身来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作者高明对原有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创作性的改造。高明创作的《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宋代戏曲《赵贞女》的故事框架，保留了剧本中女主人公赵贞女“有贞有烈”的形象，但对男主人公蔡伯喈的形象却作了全面的改造，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元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蔡伯喈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在宋代戏曲《赵贞女》中，蔡伯喈的形象已经脱离了历史上蔡伯喈的真实形象，成为一个借历史人物演绎现实的非真实人物。在前人对蔡伯喈形象塑造的基础上，元代高明进一步将蔡伯喈的形象演变、发展，使戏曲舞台上的蔡伯喈与历史真实中的蔡伯喈有了天壤之别。

东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是一代才女蔡文姬之父，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为“蔡中郎”。蔡邕本人天性极为孝顺，同时还是大书法家、大文学家。然而，蔡伯喈这个人物被民间熟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部以他为主人公的戏曲《赵贞女》和《琵琶记》。但这两部戏曲中的蔡伯喈并非是真实生活中的蔡伯喈。

《赵贞女》是一部宋朝戏曲，徐渭在他的《南词叙录》中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2]可见，《赵贞女》是我国最早的南戏代表作之一。《赵贞女》的内容主要是写书生蔡二郎应试，考中状元后，他贪恋功名利禄，抛亲弃妻，另娶牛丞相之女为妻。赵贞女在其父母双亡后上京寻夫，可丈夫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反而放马踩踹赵贞女，致其死亡，蔡二郎的行为触怒天神，最终蔡二郎被暴雷轰死。因此，在《赵贞女》中，蔡伯喈是一个“背亲弃妇”的负心书生，他的行为是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公然蔑视和挑战，因此他的所作所为使人神共愤，其最终结局正显示了人们对他的批判和谴责。

元代高明的《琵琶记》沿用《赵贞女》的故事，却塑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蔡伯喈形象。陈留书生蔡伯喈是个孝子，刚新婚两月，因父母年事已高不便远行，因此不愿应试，但其父不允;中状元后，不愿做官，请求回家养亲，但皇帝不允;当朝牛丞相强行招其为婿，蔡伯喈以回家尽孝为由辞婚，牛丞相不允。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滞留京城。入赘相府后，他在无奈的夹缝中挣扎的生存，一路走来导致一串的不幸，最终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搏换的孩儿名利归”的悲惨结局。此剧中的蔡伯喈与《赵贞女》中的蔡伯喈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从过去的受谴责的“负心书生”变成了受颂扬的“全忠全孝”书生。此剧中蔡伯喈的所作所为皆出于被迫无奈，即从过去的“三不孝”(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变成了“三不从”(为孝辞试父不从、为孝辞官君不从、为孝辞婚相不从)。

事实上，高明在《琵琶记》中塑造“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形象是为了实现其在“副末开场”中所说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只看子孝与妻贤”的创作目的。然而，剧中的蔡伯喈在依照封建伦理纲常践行忠孝之道时，却遭遇尴尬窘境父母最终饥寒而死，蔡伯喈欲孝却最终不孝。在剧本中，蔡伯喈这个知识分子的悲剧正是通过高明精心设置的“三辞三不从”关目来体现的，同时也展示了蔡伯喈这个古代知识分子的丰富复杂的性格悲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蔡伯喈的性格中显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个人意志 关于蔡伯喈的形象，谢柏梁先生有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蔡伯喈本人的全部生活追求其实便是田园牧歌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家庭生存状态。”[4]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蔡伯喈追求的生存状态与古代知识分子追求功名仕途的理想是相悖的，但这恰恰是蔡伯喈异于古代士子的地方，也是蔡伯喈自我意识和个人意志得以体现的地方。《琵琶记》中蔡伯喈的“三辞”，即辞试、辞官、辞婚，就是他通过深沉的思考表现出的人生态度，虽然与封建道德相悖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反映了蔡伯喈的自我意识与个人意志。

蔡伯喈博学多才，文采超群，真可谓“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第二出)他是一个颇有才能的古代知识分子，在常人看来，他本应该按照封建传统既定的方式走科举荣身之路，然而蔡伯喈对人生却有着异于常人的独到见解。他不像古代士子一样追求功名利禄，而是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和谐恬静的田园生活，将夫妻团圆、孝敬父母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并将“功名富贵，付之天也”(第二出)，他甚至“甘守清贫，力行孝道”，坚持“虽然读万卷书，论功名非吾意儿” (第四出)的人生追求。但蔡伯喈的这种个人意志并未得到社会与周围之人的认可。在封建纲常与其父功名利禄思想的逼迫下，蔡伯喈扭曲了个人意志上京应试。离别家乡时，他担忧八旬的老父母：“只恐锦衣归故里，怕双亲不见儿”，对妻子亦表明心迹：“我何曾想着那功名?欲尽子情，难拒亲命” (第四出)，但他除了违背自己的意志似乎并没有别的选择。当考中状元后，他又一直心系家乡，虽然金榜题名，但仍按照自我意志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生活，并上表辞官。然而，朝廷的不许迫使他锦袍加身。但最具讽刺的是，在他亲身经历了封建官场的生活后，他反而对自己“惟有快活是良谋”“一家安乐值钱多”“真乐在田园，何必区区公与侯” (第二出)这样的人生理想有了更进一步的确认。这样，他渴望行孝却不能行孝，身为官宦但并没有尽职，蔡伯喈的最终结局实际上进一步反映了他的个人意志被压抑的忧郁与苦闷。再婚后，蔡伯喈仍然对妻子和父母怀着深挚的感情，他盼望着早日回乡，整日忧心忡忡、闷闷不乐，但是他依然无法按照自我意志行事，第三十回中他的一段唱词正表现了他的内心情感：

我穿的是紫罗兰，倒拘束的我不自在;我穿的是皂朝靴，怎敢胡去踹?你道我有吃的呵，我口里吃几口慌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手里拿着个战兢兢怕犯法的愁酒杯。倒不如严子陵登钓台，怎做得扬子云阁上灾?似我这般样为官呵，只管待漏随朝，可不误了秋月春花也?干碌碌头又早白。

从蔡伯喈的这段自我表白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蔡伯喈的身上显示出了知识分子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但他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受到了压抑并遭到了毁灭。

由分析可以看出，高明笔下的蔡伯喈较之于古代其他士子增添了新的内涵：他鄙弃功名利禄，向往父母安康、夫妻和乐的平凡生活，但其人生追求与古代士子读书做官的道路发生了悖逆。在蔡伯喈身上，表现出了儒家传统思想的淡化与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滋长，具有独特的意义。同时，蔡伯喈身上也显示出了个人意志遭到压抑和毁灭，这也正是构成他悲剧命运的一大原因。

二、蔡伯喈的性格中显示出古代知识分子的软弱怯懦

纵观剧本，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蔡伯喈是个想要“行孝”的孝子，在“高堂称寿”与“蔡公逼试”中，他就提出“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幼而学，壮而行，虽望青云之万里;入则孝，出则弟，怎离白发之双亲?倒不如尽菽水之欢，甘齑盐之分。”可是，他在此后并没有遵从他的个人意愿做出选择，也没有表现出维护理想的坚决行动。当父亲逼试时，他并没有决绝的辞试，在犹豫踌躇中踏上了应试的路途;当他高中状元众人都为他庆贺时，他在“丹陛陈情”中悲叹道：“闪杀人一封丹凤诏。”他虽悲叹父母亲人，但他也守着“忠”的伦理规范，没有决然的辞官;在牛丞相逼婚后，他哀吟：“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但他畏于朝中权贵，也没有力拒这桩婚事，违心入赘了牛府。

正是这样一个时刻想要行孝的孝子，在封建纲常孝与忠的“规范”下，违心应试，违心做官，违心娶牛氏。他试图反抗这些强加来的外来意志，但都没有成功，究其原因，正在于他软弱怯懦的性格。在他看来，为了尽孝必须听从父亲的意愿，为了尽忠必须服从君王的命令，为了将来能全身而退必须屈从于权贵。但是，笔者认为，如果说“一不从”是他为实现父母“改换门闾”的愿望而没有坚决推辞的话，那么“二不从”“三不从”则鲜明的反映了他性格的软弱性。在辞官辞婚时，他以亲孝为借口，但却没有明确的提出“妻室青春”的有力证据，被君王“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的说辞驳回。在辞官辞婚失败以后，他顺从的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委曲求全，但又终日自怨自艾。他有回乡之意，却又隐藏在内心，屡屡不敢提及。在第二十四出中，当他终于无法忍受良心的折磨而与院公吐露心事时，院公说道：“小人每常间见相公忧闷不乐，岂知这般就里。相公何不说与夫人知道?”由此可见，连院公都认为他应该大胆说清事情真相，私下怨叹无益，但是软弱的他却连试着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在“琴诉荷池”中有这样一段戏：荷池边心念故乡的蔡伯喈为牛小姐弹琴，但琴音却一再的出错，于是，夫妻二人就有了这段意味深长的对白：

贴：相公，你如何恁的会差。莫不是故意卖弄，欺侮奴家。 生：岂有此心，只是这弦不中用。 贴：这弦怎的不中用。

生：俺只弹得旧弦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 贴：旧弦在哪里? 生：旧弦撇下多时了。 贴：为甚撇了?

生：只为有了这新弦，便撇了那旧弦。 贴：相公何不撇了新弦，用那旧弦?

生：夫人，我心里岂不想那旧弦，只是新弦又撇不下。

这段戏中，软弱与执着、游移与决绝这些充满矛盾的感情被扭合统一到蔡伯喈的内心中，他的软弱怯懦使他犹豫不决，欲说实情却又不敢说出来。这样一个矛盾的个体，甚至在牛小姐的盘问下仍不敢吐露实情，将牛小姐气走：“由你，由你。我若不解劝，你又只管忧闷;待问着你，你又遮瞒我。我也莫奈何。”最终蔡伯喈吐露心事，牛小姐知道实情后要为他争取回乡孝亲的机会，可他竟阻拦牛小姐去禀求父亲：“夫人，非是我声吞气忍，只为你爹行势逼临。怕他知我要归去，将人厮禁，要说又将口噤。我待解朝簪，再图乡任。”“你休说，不济事，干枉了”，他的这种怕得罪权贵宁愿放弃争取的心理更鲜明的表现出了他性格的软弱怯懦。由蔡伯喈的仕途，我们可以看出，蔡伯喈作为一个独立的封建知识分子，又是古代封建知识分子软弱怯懦形象的缩影。

综观《琵琶记》全剧，由于蔡伯喈的软弱妥协，他不能算是个孝子，尽管他努力按照孝道伦理来践行赡养父母的理想，但为了尽“忠”，他放弃了行“孝”，造成了父母双亡的悲剧，事实上没有做到尽孝;又因思家心切，造成了不安心政务，事实上也没有做到尽忠，从而陷入了不忠不孝的尴尬境地。高明没有将蔡伯喈写成完人，塑造的是一个七情六欲和各种弱点皆备的人物，当然蔡伯喈的矛盾也就体现在这里。他想要孝顺父母，但他软弱怯懦的性格弱点阻碍了他愿望的实现，使其自始至终处于矛盾与挣扎当中，不得解脱。尽管他的内心并未负心弃亲，但他的软弱和让步客观上造成了对父母和妻子的遗弃。戏本中“琴诉荷池”“宦邸忧思”“中秋望月”等几出戏就传神的展示了蔡伯喈性格的软弱怯懦和由此造成的自我折磨。

三、由蔡伯喈的性格看蔡伯喈的内心世界

高明笔下的蔡伯喈是一个具有个人意志却又软弱怯懦的知识分子，他的这双重性格必然导致其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从他离家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接下来的人生只能和悲凉苦涩相伴，挥之不去。有句古语道“父母在，不远游”，饱读诗书的蔡伯喈也一心想遵从这一道德规范，然而在家中尚有风烛残年的双亲的情况下，他的被迫应试之举必然导致他内心不安。他时时挂念家乡的父母，在“官媒议婚”中，他道：“虽则任居清要，争奈父母年老，安敢久留?天那!知我的父母安否如何?知我的妻室侍奉如何?好似和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由此可见他内心的苦闷与孤苦。

“强官”更使他看清了自己所遵从的伦理道德中“忠”与“孝”的尖锐对立，使他处于“忠”和“孝”不能两全的困境中。他割舍不了对家人的情爱，面对强权势力又不断妥协，内心必然充满矛盾与痛苦。对于古代士子而言，“金榜题名”是人生一大喜事，然而对于蔡伯喈来说“持杯自觉心先痛，纵有香醪欲饮难下我喉咙。”他对父母的处境有着深深的担忧，却又无处诉说，内心的苦痛无法排遣。做官对他来说没有快乐，更多的是愁苦与拘束。然而，当他还在懊悔、怨恨不能回家侍奉父母时，“书馆悲逢”一出中父母双亡的噩耗却已传来，强烈的刺激使得他“脱却巾帽，解却衣袍”，痛下决心回家守孝，然而，父母已故，他的内心除了无尽的自悔自责又能怎样?

对于父母，蔡伯喈只有自悔自责，承受着内心的煎熬，那面对妻子呢?面对妻子他有着深深的愧疚感，承受着良心的谴责。新婚两月的妻子在“南浦嘱别”里曾声声叮嘱“官人此去，千万早早回程”“须是早寄个音信回来”，然而他非但不能早日回乡，而且还与牛氏再婚。再婚虽然不是他的个人意愿，但毕竟与他的软弱性格有关。“洞房花烛”应是人生又一大喜事，但蔡伯喈却是有苦难言。尽管他曾有过片刻的欢喜：“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但片刻的欢喜之后是漫长的痛苦与压抑：“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第十九出)。“书馆悲逢”一出中，当他见到糟糠之妻，闻之父母妻子的悲苦遭遇后，更加重了他的痛苦、自责，使他的良心无时无刻不受到道义的重压和无尽的谴责。

高明让蔡伯喈背负了良心的自责和道义的重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在忠孝的夹缝中痛苦挣扎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内心备受折磨，心里凄凉悲伤并有着无尽的负罪感。在他身上有着磨不掉的创伤，也有着说不出道不尽的痛苦，他只能在深深的自责中发出深沉幽怨的叹息。总之，“《琵琶记》的悲剧性正在于三不从’使得蔡伯喈处处陷入违反本性，又无能为力的被动性，从而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不孝子。”[6]

如果试将《赵贞女》与《琵琶记》来作比较，我们会看到其故事的延袭关系，但其思想主题、故事结局、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又是不同的，同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这是两个思想主题独立的作品，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异是有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的，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孤立的比较两个作品。当然，对于其中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同样如此。

蔡伯喈的悲剧命运是与古代科举制度紧密相关的。科举制度在魏晋南北朝以来就广泛实施，但各个时代，科举制度实行的情况又各不相同。宋代封建门阀制度及其影响下的社会思想削弱，实行抑武崇文的政策，主要以科举取士。文人不管门第高下，出身如何，只要考试中式，就可以做官。宋代庞大的文官集团、大量的科举名额为读书人做官、“学而优则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许多寒微之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贫寒的士子骤然发迹，在官场上毫无依靠的势力，为了仕途畅通，他们总试图寻找有权势的靠山;而权贵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也往往要借助联姻来拉拢新进士子，这样再婚弃妻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另一方面，儒学思想在宋代已经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由此决定的道德伦理观念也较为严格，重婚或抛弃糟糠之妻不仅为封建礼法所不容 ，而且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因此，宋代南戏《赵贞女》中蔡伯喈遭天谴的结局及作品批判负心书生的主题是与此时的社会时代和历史背景相应的。

而元代社会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地位骤降的时代。元代科举之路不畅，科举制度甚至一度中断，而且科举取士名额极少，多是以吏取士，所以元代知识分子发迹极为困难，仕进之路被堵塞，民间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真切的道出了他们的辛酸处境。这样，谴责寒士发迹负心弃亲的故事也就失去了社会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元代戏曲中的书生实际成为被同情的对象。虽然也有文章叙写他们生活的困窘、仕途的不畅，婚恋的不顺，但最终都让他们完满收场。面对这种时代环境，对宋代流传下来的表现书生负心的传统剧目进行改造是必然的了，高明将《赵贞女》对蔡伯喈的谴责改为歌颂，也是必然的趋势。“高明笔下的蔡伯喈既不是背亲弃妇’的陈世美，也不是坚决辞婚’的王十朋。”[7]他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在封建纲常中被无情的摧毁，他在家庭中，在婚姻、仕途中都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他想摆脱却无法摆脱他所承受的这一切，他是“一个处于忠孝的夹缝中，无法找到自己价值位置的矛盾形象;一个被外在规范压制，但内心并未死去，情感相当热烈的自我寻找者;一个在异我’和真我’的撕裂中，企图抗拒沉沦、复归自身的探寻者。”[8]蔡伯喈在情与理的矛盾与挣扎中度过一生，这其中饱含了他对人生的无奈和他内心痛苦与悲哀,也饱含了对以他为代表元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辛酸不幸处境的揭示。

蔡伯喈是一个天性善良而又熟知礼数的封建士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只能放弃自我意识与个人意志而弃“孝”从“忠”。在“忠”“孝”的对立中，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他曾试图反抗，但自觉的意识又不能够唤起他的勇气和力量，让他做出自主的选择，在软弱怯懦而又矛盾苦闷的性格悲剧中，他的内心始终遭受着来自伦常和道德的谴责。诚如黄仕忠先生所说：“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常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常自身的矛盾，成为一个可怜可悲的牺牲品。”[9]高明塑造的蔡伯喈的形象，不单单是一个古代士子的人物的形象，而是元代这一特定社会条件下士人阶层苦闷彷徨的思想性格的代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古代小说与戏曲复习范文第6篇

且不论形成戏曲目前困境的其它因素,众所周知,观众是戏曲的上帝,没有了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就意味着戏曲的死亡。因此,作为高校戏曲课程的教师,笔者想谈论一些关于古代戏曲教学的思考与设想,以期对国宝的弘扬有所帮助。

一

根植于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戏曲,在其漫长的汇流蜕变过程中,不仅与其他艺术形式,如诗词、绘画、书法、工艺、园林、建筑等互相影响融合,造就出独特的美学品味与民族特色;其表演的歌舞性、抒情性、生动性等,也使这一将多种表演艺术集于一身的舞台演绎成为无可争议的艺术奇葩。而且,曲艺的高度程式化与模拟性,使戏曲舞台成为社会人生的缩影,其中浸润着的深厚文化传承与习俗理念,成为民族共同的心理积淀,规约着国人的行为准则。

可是,当代青年对戏曲知识了解不多,尤其忍受不了戏曲的“缓慢节奏”。因此,他们轻易认为戏曲是落伍的甚至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或者是退休者借以消磨时光的途径。于是,国粹被抛闪,快餐文化、外来文化、流行文化充斥着他们的眼球和神经。当然,欣赏传统戏曲的审美能力是要靠不断的影响和熏陶才能逐步形成。因此,要想让年轻人喜欢戏曲,我们必须首先向他们做好普及戏曲基本知识的工作。通过介绍国宝的特色,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兴趣。

可惜,我们的学校语文教育中,戏曲被关注的太少太少。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且不论重理轻文的倾向多么明显,这么多些年来,语文教材中基本上没有戏曲内容,就连高校中被誉为素质教育的《大学语文》教材中,戏曲依旧落寞。年轻人对自己民族艺术的无知和缺乏自豪感,已成为普遍现象。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先从教材上入手,打破戏曲被冷落的局面。

目前,不少高等师范院校所用的教材,还是中科院文研所或游国恩先生等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于非等选编的《中国古代文学》。这些文学史是那个年代学术的结晶,功不可没。然而,如今已进入21世纪,学术不断发展,因此,只有不断输入新鲜血液、丰富曾经的薄弱环节,才能在原有基础上更好地普及传统文化。况且,教材中涉及到戏曲的部分,往往以戏曲史、作家生平介绍、作品分析等为线索。由此以来,根据教材提供的文本进行的教学难免偏重叙述故事情节而忽视了理论阐释。因此,尽管故事讲得十分精彩,但学生仍然不满。因为大学生更希望得到老师理论上的指导和提升而非蜻蜓点水般面面俱到。

鉴于以上几个方面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笔者建议新编教材适度添加理论指导,教师讲授戏曲课程的重点应放在加强理论分析,以新的观点、新的视野吸引学生,提高其分析鉴赏戏曲的能力。这就不仅要求教师从文学史的角度将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纵向比较,而且要系统讲述某部作品自身的发展流变,通过纵横两条线索的对比,从更高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范围加深学生对戏曲剧目的理解。众所周知,《牡丹亭》是戏曲大师汤显祖的代表作。从明清至当下,不知有几多人改编过他。不论何种版本,一经演出,无不掌声雷动。如果说此剧成功的秘诀在于赞美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反对包办婚烟并以死来追求爱情的精神,其实《西厢记》早就这样写了,《孔雀东南飞》也早已以死来相爱了。那么,《牡丹亭》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使其荣登“中国浪漫主义文学高峰”的宝座?

据考证,汤显祖的《牡丹亭》脱胎于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前半部分写杜丽娘游园伤春、感梦而亡,鬼魂与柳梦梅幽会,不仅情节曲折,人物心理刻画亦不乏精彩之处。可惜的是,话本后半部分避开尖锐矛盾冲突,在封建家长首肯喜爱发棺开冢,还魂成婚,最终夫贵妻荣,流于一般才子佳人模式,削弱了它艺术上的价值。汤显祖《牡丹亭》在借用《杜丽娘慕色还魂》中游园、寻梦、写真、回生等原始情节之余,注入“情灵”,将话本中轻描淡写的杜丽娘慕色之情点石成金地演化为生生死死追求幸福的惊心动魄的爱情。让人与人、人与鬼、人与神穿插碰撞在特定的表演空间,形成戏曲冲突的层叠与情节的峰回路转,再加上缠绵的情怀和优美的意境,“人鬼恋”传奇话本从此脱胎换骨,取得前者无法比拟的成就。而杜丽娘的绝望爱情也明显与《西厢记》《孔雀东南飞》《桃花扇》《长恨歌》中的女主角不同,她的伤悲恨源于她觉察到貌似和谐的人间秩序的严重残缺。而她的光彩就在于面对这种残缺不是妥协而是以青春生命的毁灭去追求超越一般生命意义的真挚情感。“不自由,勿宁死”的悲剧观,对何以为人的探索以及从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峙冲突中实现对理想人格自由的追求等等,这些闪耀着“现代”色彩的理念,使《牡丹亭》具有了同题材戏曲作品未曾达到的高度,揭开了具有启蒙意义的生命美学的新扉,这在四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有着深刻而积极的意义。

二

需要指出的是,优秀的戏曲文学剧本能为二度创作提供广阔的天地,诱发出读者和观众的联想和想象。因此,戏曲不仅追求文学形象静态统一性,而且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实现音、舞、美、表等多方面手段的综合。对这一点,我们的学生或许没有过多的了解和感觉。在高等院校戏曲课程教授过程中,教师根据课本单一讲解的模式仍然大量存在,这种现状显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

同西方的歌剧、舞剧、话剧等演员用歌、用舞、用言的单一艺术成分相比,戏曲表演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难驾驭得多。因为戏曲演员要用歌、舞、言等多种艺术成分来表演人物的性格化动作。除此之外,戏曲中的服装、脸谱也有严格的规定,其内涵可谓异彩纷呈。因此,除讲述教材上的戏曲史内容和戏曲剧本的文本和语言意义之外,根据戏曲综合的特点,我们有必要为学生提供展现戏曲全貌的方式与机会,让他们跳出从书本上认识平面的“戏曲”这一老路。

近些年来,不少高校已经认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工作。如北京大学曾多次请来了有影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来学校做讲演和表演,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武汉大学成立了一个戏曲爱好者协会,让学生在一起切磋交流并组织演出,促进他们的兴趣。当然,有这种条件和激情的学校毕竟有限。为了让学生最近距离的欣赏到戏曲的魅力,教师可以抽出时间上网下载一些优秀剧目,在课堂上边讲解边播放。这样一来,趣味性与知识性相结合的讲授方式要比单一地宣讲理论要好得多。而且,通过画面和舞台的视觉冲击,可以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戏曲与美术、服装等相关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拓展他们的欣赏范围与视角。

然而,个人的眼界和学识毕竟有限。光凭教师搜集戏曲剧目,肯定无法将异彩纷呈的经典唱腔唱段完全囊括。笔者的想法是,有关部门能否集中力量,选编一批与高校教材配套的优秀传统戏曲剧目,邀请目前我国最优秀的戏曲表演艺术家演出,制成光盘,与教材配套发行。

三

既然戏曲是表演艺术,除上述教学新方法之外,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分角色朗读剧本或者扮演其中的角色,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且加强他们对戏曲的了解与认知。

事实证明,学生对自己编演经典剧目的兴趣和热情相当浓厚。通过自由组合,他们或演《西厢记》中的一折,或演《瑟琶记》全剧,或演《白毛女》《沙家浜》中的精彩片段等等,虽然课堂时间有限,他们每人的演出戏份也不多,但是,趣味横生的表演不仅加深了他们对戏曲作品的理解,而且通过对剧本中对白的记忆与复述,培养了他们的文学素养与功底。

另一个重大收获是,当学生表演相同剧目但选择不同时期版本进行准备时,发现其中的变化相当惊人。由此以来,他们自然发出质疑,为何不同时期的剧本会有如此巨大的出入?抓住这一点,教师可以通过某一具体戏曲作品的变化,讲解戏曲史上的某些重大问题。比如,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传说之一,白蛇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八百多年。其剧中人物形象的流变,就包含了丰富而复杂的民俗、文化、社会思潮等方面的信息。

关于白蛇故事的根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小说《白蛇记》。最初的版本可谓是一个恐怖故事,主要讲述了蛇精祸害世人的主题。至明嘉靖年间,《清平山堂话本》中收录的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内容为祸害人间的白衣妇人为白蛇化身,最后被法师镇压于湖内石塔下。这两部最初的关于白蛇故事的本子中,白蛇形象都以祸害人命的异类面目出场,其自身结局自然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可是,到了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所辑南宋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中,不仅游湖借伞、订盟赠银、庭讯发配、远方成亲、赠符逐道、佛会改配、重圆警奸、化香谒禅、遇赦捉蛇、付钵合钵等情节已经全部具备,而且白娘子的形象也和此前大不相同。此时,她虽未脱尽妖气,但已经是一个大胆追求自己幸福的蛇仙形象。换言之,此刻的白蛇已经开始正处于从丑到美、从恶到善、从妖到“人”的转化过程中了。

而最早以白蛇故事作为题材的戏曲剧目,当数明代戏曲家陈六龙的《雷峰记》。第二位以白蛇题材进行剧本创作的,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黄图。在他三十二折的《看山图乐府雷峰塔传奇》中,情节和冯梦龙的传奇小说大致相同,可以说是现存的《雷峰塔传奇》的祖本。时至乾隆三十六年,剧作家方成培在此基础上经过对白蛇故事的关键情节作出丰富和修改,写成四卷三十四折的《雷峰塔记》。该本中,不仅白娘子这一人物被赋予更多的人性,艺术深度得到加强,而且,全剧主体思想也由冯氏的“警世”观升华到为对争取爱情自由而反封建压迫的歌颂与赞扬。新中国的戏曲舞台上,毛泽东“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观点影响下,传统旧剧中的人物符号、情感关系也必然要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并放在“阶级论”的视角下加以审视。由此以来,对于文学阶级性的经典论述,使旧剧改编者在“改编”《白蛇传》时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民众最为关心的白娘子的遭遇问题,其重点在于如何把传统内容上的“彼主题”转化为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此路线”。于是,该剧丰富而复杂的主题就被进行了统一认识与定性:《白蛇传》属于“以丰富的想像和美丽的形象表现了人民对压迫者的反抗斗争与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应当“加以保存和珍视”。由此以来,对于爱情的追求便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成为对于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和对封建压迫者的不屈抗争。“反封建”主题的烛照下,“人妖之恋”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与挣扎,变成“拯救理想爱情”的、充满正义的“反封建斗争”白蛇和法海的斗争就成为追求自由幸福、人性解放过程的你死我活的“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许仙和白蛇的爱情转化为在“反封建”斗争中不断升华、深化、转化的“阶级情感”。而随着这一变化而来的,是白娘子独特的“妖性”和相应由许仙表现出的复杂的人性的消失。

通过对比分析,戏曲“非艺术”即“政治性”的一面展现在学生面前。讲解剧本前后差异原因之所在,也就是生动地告诉学生“文学是政治的晴雨表”这一道理。当然,道理越辩越明,理由越争越清,为加深他们对某一时段文艺政策与文学现象的记忆与理解,可以将持不同看法的学生分组,各选出辩手展开论争,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评价。不管孰胜孰负,关键在于让学生明白学习的方法与思路,同时也让他们懂得,文学史记载之外的作品也值得关注,因为唯有全面地看问题,才能在最大限度内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求学求实”的本质与意义也在于此。

通过学生的积极参与而非被动“填鸭”,不仅改变了封闭式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改变了教学单渠道传授知识的方式,实现由正规化、固定化的传统教学模式向开放型的教学方法的转轨,而且,教师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艺术感受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可谓一箭双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3.

[2]戴不凡.评《金钵记》[N].人民日报,1952-9-12.

(张莉 郑州轻工业学院4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