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外交范文

国民外交范文（精选3篇）

国民外交 第1篇

一、民间外交概念之界定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民间外交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介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 当前中国民间外交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 其独特的作用得到政府与社会各界的肯定。但对于民间外交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标准。综合而言, 学者的观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认为民间外交等同于人民外交或国民外交, 强调实施主体是非官方组织或个人, 没有正式的外交身份。我国著名学者叶自成认为:“人民外交, 或国民外交, 或民间外交, 是指国家间非政府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1]他还对人民外交作进一步注解, “这里的人民不是一个阶级概念, 而是一个外交概念, 是指除统治集团中的执政集团外的一切力量, 既包括广大人民群众, 也包括统治集团、统治阶级中非执政力量, 是指一切不能代表国家和政府名义处理外交事务的政党、集团、组织、学校、团体以及有影响力的个人等。”[2]

其二, 认为民间外交是由官方支持、以促进国家间关系的民间对外交流活动, 该观点强调民间外交的官方背景。刘金质、梁守德等主编的《国际政治大辞典》对民间外交所作的说明即归于此观点:“民间外交, 广义上是指各国人民之间的一切友好往来, 狭义是指那些不代表官方而又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民间往来活动, 是官方外交的补充”。[3]这种狭义的民间外交具有鲜明的半官方性质, 本质其本质上就是学术界定义的“第二轨道外交”。我国多数民间外交实践即属于半官方性质。

其三, 以促进国家关系为目的民间交往才能称为民间外交。言外之意, 如果只是单纯的人员往来, 就不能视为“民间外交”。著名学者黄金祺认为, “泛指一国民间不同领域旨在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交往”。《外事概说》的著者赵丕涛也认为:民间外交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代表国家的利益, 实现国家政策的民间友好活动[4]。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 通过对民间外交内涵和外延的分析, 我们可以界定民间外交的概念:在官方外交的引导下, 由不具备国家外交正式资格的组织或个人, 实施旨在保障本国国家利益或达到本国官方外交目标或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对外活动;其主体可以为非执政党、非政府组织或有影响力的个人等。

二、新世纪中国民间外交的总体形势与特点

由于民间外交具有稳定性、广泛性、灵活性、包容性等特点, 在实践中对稳定和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 我国民间外交以“增进人民友谊、推动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根本宗旨, “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民间外交为立足点、以对大国和邻国开展民间外交为着力点、以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多边外交为拓展点”为基本工作布局, 始终为“总体外交、祖国建设、世界和平”三个全局服务, 在实践中不断地开拓创新,

方式更加灵活多样, 内容日益丰富多彩, 成绩和效果显著。[5]

1. 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

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非政府组织 (简称NGO) 已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社会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第三种力量”。当前非政府组织不仅在中国国内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事务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而且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 截至2011年底, 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6.2万个, 比上年增长3.7%。其中, 全国共有社会团体25.5万个, 比上年增长4.0%。全国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20.4万个, 比上年增长3.1%。全国共有基金会2614个, 比上年增加414个, 增长18.8%。整体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非政府组织因其具有的独立性与灵活性特点, 在对外交往中呈现涉及领域广阔、形式多样的特点。非政府组织围绕国际重大议题在国内举行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会议, 如2008年10月成功举办第七届亚欧人民论坛, 连续五年举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举办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亚太区域网络会议等;同时, 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扶贫、环保、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进行交流与合作。其中, 中国非政府组织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是新世纪民间外交的一个亮点。

2. 广结国际友好城市

友好城市在国际上惯称“姐妹城市” (Sister City) , 指两个国家地方政府 (包括省、州、市、县) 之间, 为了加强友好合作而缔结的一种固定联系的关系。它最早起源于欧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发展。[6]建立国际间的地方友好城市, 是民间外交的惯常做法。城市外交所占据的独特位置, 使它能上达中央、下及市民, 对国家关系的稳定十分有益。

1973年, 天津市与日本神户市结成第一对中日间的国际友好城市,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活动从此拉开序幕。1992年,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成立, 促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城市间的友好交流活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2008年11月, 在中国举办了国际友好城市大会, 来自30多个国家70多个省州市的代表、城市联盟的负责人以及中国50多个城市的代表共500余人出席了大会。目前, 中国已与120个国家建立了1500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国际友好城市活动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城市建设等许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7]

3. 积极参加对外救援

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 我国政府就开始吸收非政府组织参加对外救援。在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之前, 中国已经有民间力量参与对外人道主义援助, 但规模较小, 主要通过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进行。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期间, 中国民间力量首先大规模参与对外救援, 并捐款捐物以帮助灾后重建。2005年, 巴基斯坦大地震发生这后, 有十几家中资企业向该国提供现金援助, 最多的一家企业援助资金达1000万美金。2011年3月11日, 日本发生了9.0级大地震, 在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伸出援助之手的同时, 中国民间也掀起了向日本人民援助的热潮, 不仅向日本援助了大量现金, 中国国际救援队还亲赴日本震后灾区施救援。进入21纪世纪后, 中国民间救援力度的加大, 既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 也塑造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4. 积极开展国际性民间论坛外交

民间论坛外交是民间参与、主办或发起的民间论坛而进行的外交活动。虽然我国参与国际性民间论坛外交活动时间并不长, 但进入新世纪后, 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非政府组织的日益兴起而快速发展, 成为我国开展民间外交的重要载体。如2005年8月,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北京隆重举办了纪念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10周年大会。2005年9月, 在深圳成功举办了首届全球人居环境论坛。中国民间论坛外交不仅在国内举行国际性会议, 还经常走出国门参与大型交流活动, 如2011年8月, 中国国际交流促进会与近20个非洲国家的上百个非政府组织的逾200名代表齐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参加主题为“发展伙伴关系, 共促中非友好”首届中非民间论坛。

三、对当前中国民间外交的思考与建议

21世纪以来, 我国民间外交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 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国内经济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但是, 当前我国民间外交的发展也面临着困境,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机制和机构不完善, 政府的角色较重, 高层次人才数量不多, 多边领域的民间外交力度不够等。这些不足之处如果不能得以及时有效地解决, 势必会影响我国民间外交的健康发展。对此, 笔者经过深入研究和思考, 特提以下几点建议:

1. 加大理论研究与创新

理论源于实践却又高于实践, 实践则要由正确的理论作先导。近年来, 国内一些专家和学者在民间外交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理论的总结与创新落后于日新月异的实践。民间外交领域的工作者、学者和专家理应“以理论创新”为己任。建议设立专门的民间外交研究机构、培训机构和出版机构, 建议有关专家对建国以来的民间外交实践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总结, 并在实践中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不断地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理论体系, 为完成时代赋予民间外交的历史使命打好坚实的理论根基。

2. 建立长效机制

自建国以来, 新中国对民间外交运行机制一直处在积极的探索之中。但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目前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民间外交活动还未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长效机制, 最为突出的就是至今没有设立专门的民间外交领导机构。笔者认为在民间外交领域主要建立以下四个长效机制。一是建立民间外交的统筹协调机制, 整合民间外交资源以形成强大的合力, 使民间外交活动经常化、规范化、长期化;二是建立“由政府作指导、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为主体”的参与机制;三是建立多渠道的资金筹措机制, 并设立专门的“民间外交活动基金”;四是创办民间外交的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出版机构以及民间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此外, 为了保障民间外交工作的有序开展, 应尽快强化民间外交立法工作, 使之有法可依。

3. 强化华人团体的特殊优势

华人团体在民间外交活动开展过程中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主要有两类, 一是曾经留学海外的海归人士, 二是移民海外的华人华侨。我国的海归人士大多留学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精通外语的语言优势更利于沟通和交流, 留学背景及独立的身份更易获得交往对象国的公众理解、认可和信任, 甚至“在接待外宾的游山玩水中”就能很好地实现民间外交活动的既定目标。我国民间外交的领导机构应有选择地在华人团体中发展一大批“民间友好使者”, 首先要对他们进行相关知识、信息与技能方面的培训, 使之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能够超越一般的人脉关系, 其次, 通过具有海外背景的“民间友好大使”核心群体, 以点带面促进更多的华人华侨自觉地加入到对外友好活动中, 这将是民间外交活动中强大的活力。[8]

4. 加大青少年交流力度

青少年未来世界的建设者和领导者。重视培养民间外交新生力量, 不但是使民间友好事业后继有人的长远之计, 而且有利于未来时期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当前, 青少年民间外交主要以文化教育、社会公益等为主要内容的交流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 关键要在各国青少年中大力培养“互信、互利、合作、共赢、共荣”的价值观, 青少年之间广泛的友好交流更容易使该价值观深入人心, 从而达成共识。[9]今后, 我国民间外交工作要创造出更多的机会, 让中国的青少年与各国的青少年增进了解、建立信任和友谊。同时, 不断加大交流的范围和深度, 使之长期化、制度化。

5. 发挥宗教和宗教组织的独特作用

中国宗教与世界宗教有着广泛的历史与现实联系,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 我国各宗教的基本组织单元, 如寺庙、宫观、清真寺、教堂等日益成为活跃的国内非政府组织和对外交往的主体。不少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和状况并不了解, 他们有限的信息多来源于对中国宗教歪曲报道的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 一些国家的民众甚至认为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关注”。因此, 要加大新形势下民间对外交流活动的研究, 进一步拓展我国宗教组织对外的交流的广度和力度, 以增进国外公众对中国宗教的了解, 改变国外民众在中国宗教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和偏见。这对于改善中国国家形象有着重要积极的促进作用。[10]

6. 促进旅游业与民间外交的有机结合

对一个国家而言, 旅游客源不仅是经济资源, 也是外交资本。旅游活动在民间外交领域有着独特的优势:其一, 旅游客观上表现为一种民间活动。旅游活动的参与者多为一般民众, 其政治色彩较淡, 容易为其他国家的民众理解和接受;其二, 旅游活动具有较强形象性和观赏性, 在进行跨国活动时, 容易引起参与者民众的兴趣和情感共鸣;其三, 旅游活动过程的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特征, 其政治目的更为隐秘, 实施效果却往往较为持久。进入新世纪后, 我国旅游对外活动频繁, 规模与层次不断提升, 旅游业在国家对外活动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彰显。我国民间外交有关机构应抓住有利时机, 深入国际旅游市场进行调查研究, 认真谋划对策, 充分开发民间外交在旅游业的巨大潜力。[11]

四、小结

“民间外交是春天的事业, 它必将参与创造人类历史上永恒春天而赢得巨大的光荣”, 这是中国人民友好协会前会长陈昊苏先生对于中国民间外交的高度评价。“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国家之间的友好, 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友好。新世纪中国民间外交要在坚持“以人为本”外交新理念的指引下, 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开展更多地具有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民间外交活动同时着眼于增强长期效果, 最终落实到塑造良好国家形象、营造稳定外部环境和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根本目标上, 从而圆满完成时代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

摘要：进入21世纪, 中国民间外交继往开来, 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交流框架, 在多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成为官方外交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但是, 当前我国民间外交的发展也面临着困境。针对我国民间外交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笔者分别从理论研究与创新、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特殊群体和领域等方面, 提出了一些建议, 以期对我国民间外交尽一丝绵薄之力。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外交人员的起义 第2篇

1949年10月9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接到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电报，只见上面写道：

新华社转北京外交部周恩来总理兼部长：

同仁等一致决议：宣告与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在工作岗位维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指示接管。

电报是由中共驻巴黎总支部通过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转发回来的，落款是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人员。

紧接着，周恩来又收到了上述人员发表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宣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示祝贺，并郑重宣布：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脱离关系，立志参加新中国建设。《宣言》同时呼吁原国民党驻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一致行动，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进行斗争。

领导这次驻法“外交使节起义”的带头人，是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凌其翰。凌其翰等人的这一义举，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10月1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复电：

巴黎前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暨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钧鉴：

九日电悉，甚为欣慰。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宣言，亦已收到。我对于你们的这种爱国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驻在其他国家的前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使领馆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均应效法你们的榜样，脱离反动阵营，服从伟大人民祖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为祖国与人民立功，所有这种脱离反动阵营的有功人员，本部均将量才录用，使能对祖国有所贡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守现在的工作岗位，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于北京

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的这一举动，对国民党反动残余来说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打击。自从三大战役以来，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国民政府根本无力顾及它的驻外机构。为了节省经费支持战事，国民党外交部从1949年年中开始，相继关闭了驻布拉格、赤塔等地的领事馆，对其他大使馆、领事馆的开支也一再压缩，最后甚至连外交人员的薪水也发不出来。

国民党政府各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人员中，很多人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此时眼见其大势已去，更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不少普通外交官向往祖国，有心回来为新中国效力，但又迫于环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而那些大使、公使们则多利用手中的权力，一面对下实行压制，一面趁机大肆侵吞公款，为自己寻找后路。

在此形势下，9月19日，凌其翰等11人联名致函给原国民党政府驻欧洲各国大使馆、领事馆，呼吁他们一起向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起“索薪运动”。

凌其翰是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他曾到比利时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国内，经黄炎培介绍，出任《申报》总管理秘书兼“申报时评”栏目记者。此后不久，他便进入外交界，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驻比利时公使馆”二等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礼宾司司长，1948年7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公使。

凌其翰等人的函件发出后不久，原国民党政府驻瑞典、挪威、土耳其、苏联等国的大使馆，以及驻马赛、汉堡、利物浦等地领事馆全体人员即表示愿意响应。

9月26日，凌其翰等起草了给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电报，表示，如果外交部不能在10月10日前将所欠4个月薪水汇到的话，全体馆员就停止工作，候旅费回国。

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巴黎，凌其翰等人决定在10月10日起义。因为这一天即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又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庆”日，此时起义必然更加引人注意，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凌其翰的主持下，大家起草了《起义宣言》。

凌其翰等人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电报到了广州之后，对于早就被世界各地飞来的催款电报弄得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时国民党外交部担心，如果驻法国大使馆和巴黎领事馆宣布起义，很可能会引起各驻外机构的连锁反应，那样的话，整个局势将无法收拾。

为防止连锁反应，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于10月5日紧急致电巴黎，批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的大使钱泰辞职，以缓解大使馆内部矛盾。同时，调“索薪运动”组织者凌其翰等人回国，“另有重用”。

叶公超还电令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任命驻英公使段茂澜出任临时代办，火速前往巴黎，稳住阵脚。采取这些措施之后，国民党当局仍不放心。

10月6日，国民党外交部次长董霖又匆匆自香港飞抵巴黎“灭火”。就在董霖到达巴黎的当天，凌其翰等人口头通知法国外交部：他们已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国政府此时对是否承认新中国尚未作出最后决断，因此不愿意对起义之事明确表态，更不想直接出面干预。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和刚刚从中国回来的法国原驻中国大使梅里蔼在会晤凌其翰等人时表示，对起义人员的外交待遇保持到1949年年底，届时还可延期。

段茂澜、董霖抵巴黎后，一方面利用补发欠薪及发给回国路费等为诱饵，分化瓦解起义人员，试图阻止他们发表拥护新中国的宣言；另一方面，则想通过法国政府，以不承认起义人员的外交人员地位相威胁，来迫使他们屈服。

10月20日，国民党外交部正式照会法国外交部，请求法方协助将凌其翰等起义人员驱逐出大使馆。

在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下，法国政府方面虽然表面上仍作出“在极力避免直接干涉”的姿态，但暗地却派出便衣警察到大使馆，以“使馆雇佣的私人警察”的名义，试图帮助段茂澜阻止起义人员进入大使馆。

为了不至于因此而引起新中国的反感，法国政府特命留在北京的原法国驻北平领事伯亚乐到我外交部拜会西欧非洲司宦乡司长。

伯亚乐向宦乡转达了法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上的三点立场：极力避免参与中国大使馆内部纠纷；法政府不能阻拦段茂澜雇佣私人警察；维持起义人员的外交权力，给他们完全自由去做于北京政府有益的事。

最后，伯亚乐说：“俗话说‘点火易，灭火难’，法国政府的意思是‘但愿息事宁人，不愿火上浇油。’”

11月4日，段茂澜纠集了30多个在巴黎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以“调解”为名来到大使馆，气势汹汹地威胁起义人员必须马上离馆，并有“动武”之势。

正在这时，40多位爱国华侨闻讯赶来。段茂澜见事不妙，只得假惺惺地招呼大家坐下来商量。待爱国华侨离去后，段茂澜又招来数十名顽固分子，对起义人员大打出手。

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新中国后，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也讨论了对中国的承认问题，但没有得出最后结论。

1月1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发表了愿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1月18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越南外长黄明鉴，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愿同其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国人眼里，越南一直是他们的殖民地，中越建交使法越关系冻结。出于对中国这一举措的报复，法国方面开始公开刁难起义人员。

法国方面以维持秩序为名，派出大批警察至大使馆，阻止起义人员进入。同时，却又想利用此事来做文章。

法外交部本来答应保持起义人员的外交人员待遇，并可延期他们的签证，此时却提出所谓“互惠条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给予留在北京的原法国使馆人员以外交待遇。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认真研究了有关情况，认为中法建交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事情，因此，全体起义人员长期留在巴黎意义不大，决定除留少数人在法继续做有关国民党外交人员的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员即刻回国。

5月5日，凌其翰等遵照国内指示，在马赛登上了法国邮轮“马赛曲”号，启程回国。5月末抵香港，并由中共驻港联络处安排转赴广州，乘火车北上，6月9日抵达北京。

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人员起义对国民党其他驻外人员影响很大。此后不久，原国民党驻缅甸大使馆人员也宣布起义。还有不少大使馆、领事馆，虽没宣布起义，但也借此机会向国民党当局发难，催发薪水。

除欧洲外，国民党驻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大使馆、领事馆，也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国民党驻美国大使蒋廷黻对此倍感头痛，告急电报频频飞至外交部。叶公超收到电报后更是惶恐不安，对国民党集团来说，美国是他们“反共复兴”的靠山，驻美国大使馆堪称是其在海外最为坚固的“堡垒”，无论如何是乱不得的。

所以，叶公超赶忙复电，让蒋廷黻通知驻美、加各大使馆、领事馆，外交部马上就会将所欠薪水汇出，让大家静心以待。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驻世界各地大使馆、领事馆中的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认为这些地方很快就会被共产党接收，开始盗卖大使馆、领事馆的财产，销毁有关文件。当时有传闻，蒋廷黻曾建议国民党当局考虑，设法在美国承认新中国之前，把价值30万美元的国民党驻美大使的官邸变卖掉。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

最近迭据报告，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使领馆中，有少数极端反动分子，竟敢盗卖公产、毁损文件。我现在郑重声明：所有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使领馆及国民党反动各机关派驻外国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在我中央人民政府派人接管以前，均应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一切资财、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其保护有功者，中央人民政府当给予适当的奖励；其保护有功而又愿意继续服务者，在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其胆敢执行国民党反动残余政权伪命、破坏文件、盗卖公产者，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严予惩处，决不姑宽。

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使领馆人员及前国民党反动机关派驻外国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都应该认清全国解放的光明大道，确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立功自效，以求见谅于人民，实为至要。

周恩来的声明，讲清了人民政府的政策，震慑了顽固分子，同时也使那些向往新中国的旧外交人员看到了希望。

国民外交 第3篇

一、“外交”丑剧的开场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操纵之下,1940年3月30日,南京伪政权正式成立。它一成立,伪满洲国“即表明全面协调友好的态度。”1940年7月,日本第二届近卫文磨内阁成立后,为了扩大侵略战争,称霸世界,通过了《基本国策大纲》,图谋建立所谓“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为此,它竭力操纵汉奸傀儡政权,开展“外交”活动,以达到其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目的。于是,两个汉奸傀儡集团奉日本主子之命,开始打得火热。此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和导演之下,进一步调整所谓“满华外交”关系。伪满洲国派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作为全权委员去南京,于1940年11月30日同日本阿部信行全权大使及伪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一起签署了联合宣言。它规定“日本国、满洲国与中华民国谋求三国间以互惠为基调之全面合作,以取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之成果,为此应采取必要之一切手段”;三国“将根据宣言之精神,迅即缔结条约”。“日满华”三方签署的这个所谓的“日满华联合宣言”,为“建交”方式达成一致意见。至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双方建立所谓“外交”关系,构成了所谓“日满华亲善提携”的格局。 为此,它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人员互访、互派“大使”、互设“外交机构”等“建交”活动。1940年12月10日,汪伪特使、外交部长徐良到“新京”,向溥仪递交“国书”,开始所谓“国交”。1941年1月6日,伪满洲国任命吕荣寰为驻汪伪特命全权大使,13日赴南京递交“国书”;汪伪也任命廉隅为驻伪满第一任大使,并于8月25日递交“国书”。10月22日,伪满将北平通商代表部改为大使馆分馆,把上海通商代表部、天津办事处改为总领事馆,济南办事处改为领事馆。

二、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与张景惠回访南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的伪南京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更加频繁,勾结更加紧密,汪精卫、周佛海、张景惠等大汉奸们纷纷粉墨登场,大张旗鼓地上演“外交”丑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战争”虚张声势、摇旗呐喊。

1942年3月1日,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大汉奸汪精卫为伪满洲国出笼十周年发表演说,他宣称:“友邦日本对英美宣战后,中国政府声明与日本同甘共苦,满洲帝国政府也声明与日本同心协力,这是东亚轴心向全世界发扬的共同精神。”他还祝贺“满洲帝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昌隆,反共轴心作战完成最后胜利。”[1]

1942年5月7日,汪精卫到伪满洲国进行访问。当天下午,他一行人抵达伪满洲国首都新京。8日上午,汪精卫等人前往伪皇宫与溥仪会见。汪精卫“就建国以来,国运之昌隆和满华国交之日益发展前途祝辞。皇帝陛下致欢迎辞。”[2]192

汪精卫的伪满洲国之行,就其个人来说,他是十分不愿意去的,但是,他又是不得不去,因为这是日本主子之命。而溥仪对汪精卫来伪满洲国,也是“当时虽然很伤脑筋,但为了给主子面子,踌躇再三,还是在勤民殿召见了他,并赐宴招待。”[3]显然,这是日本主子不得不导演而其奴才们又不得不高唱“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民族之团结”的所谓“亲善访问”的一出丑剧。看来,宿怨归宿怨,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还是不变的。如今他不仅也成为同类——没有独立人格的傀儡,而且还与其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历史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无情地嘲弄和讽刺了他们这般丑类。由此可见,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之所以共同上演一出出的“外交”丑剧,既是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它们苟延残喘的需要。特别是两个汉奸傀儡政权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出笼后,一直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处于可悲的孤立的阴影之下。所以,它们才不得不通过上演这样的“外交”丑剧来制造舆论,自欺欺人,掩饰其颓丧的情绪,摆脱其内外交困的窘境。

1942年6月8日,张景惠等去南京回访,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代表汪精卫到机场迎接。张景惠在机场大放厥词:“日前贵国汪主席阁下,正式访问我国。皇帝陛下为此答礼,特派本使,今抵贵国首府南京。回顾两国满华之交,前年十一月,由于满华日三国共同宣言而确立,贵我两国,而来基于本来之关系,日增友好,而汪主席阁下,访问我国,更增亲善,诚不胜同庆之至。”[2]1946月9日,汪精卫在伪国府礼堂迎接张景惠等人。张景惠在大庭广众之下则继续高唱“为新东亚而迈进”,而在背地里却对汪精卫说:“现在咱们处境困难,日本的处境更难”。[2]195在南京,张景惠专程拜见了日本“大使”重光,又大谈什么“三国步伐一致”,“建设东亚新秩序对于日本帝国所执处理中国事变方策,实衷心感庆。自此次大东亚战争以来,日本帝国得赫赫之战功,满华两个当对日本帝国遂行之战,倾力协助,亦为日满华三国同相结之好。”[2]195

三、周佛海的东北之行

1943年4月8日,周佛海也窜到东北,访问伪满洲国。周佛海在汪伪傀儡政权里历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兼保安司令等要职。他的这次出行伊始就不顺利,可谓险象环生。飞机“过山东半岛,山岳甚多,颠頗(簸)不堪,余乘飞机向未吐过,今则吐矣。有次机急降,人离座位与机顶相碰,后机师谓此机简直坚急(实),如系别机,在(则)直坠地下矣。险哉!”[4]259接着,又遇到伪“新京”(长春)降大雪,飞机不得不迫降在大连。在东北,他一口气呆了十余天,不仅于长春会见了溥仪、张景惠以及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而且还赴大连、抚顺、鞍山,吉林、哈尔滨,所到之处,接二连三地会晤日本关东军高级军官、特务机关头目和伪满军政要员。期间,他竟胡说八道,在观看伪满洲国的所谓“建国忠灵庙”之后说“亦如外到我首都之谒总理陵墓也。”[4]26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佛海对于他的东北之行,早在行前的3月9日就说:“余实不愿前往,但影佐盼余一行,赴哈尔滨与渠会谈,商今后大计,此行恐不能免。”[4]245所以,他说“来哈,本为晤影佐”。[4]262影佐即影佐祯昭,他是日本军部为侵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中国通”,以领导上海日本特务谋略机关“梅机关”并炮制汪精卫伪傀儡政权、任日本陆军驻汪伪政府首席武官及最高军事顾问而臭名昭著。周佛海于1943年4月12日、13日两天三次与此时已是日军第七炮兵司令官的影佐祯昭密谈,并说“来哈之目的已达”。[4]262可以看出,他的这次“外交”活动,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战局不利和日伪政权江河日下、举步维艰的困境下进行的。其目的无非就是他东北之行之前所说“商今后大计”及此后向汪精卫报告的那样,了解“华北情形和日苏关系在东北之现状”。[4]269在东北各地,尽管他观风景、泡温泉、吃西餐、喝美酒,忙得不亦乐乎,但热热闹闹的场面终究掩盖不了作汉奸的内心的空虚和对前途的无望与哀伤,所以,离开长春时,“与张(景惠)握别,依依不舍,均有难言之隐”;[4]262离开哈尔滨时,“于(静远)省长、张(文铸)司令来送,握别时彼此有言语不能形容之情绪”;

周佛海东北之行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屡战屡败,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它卵翼下的各个汉奸傀儡政权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再也打不起精神搞什么“外交”活动、玩弄自欺欺人的把戏了。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的操纵下各汉奸傀儡政权之间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其中伪满洲国和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之间的“外交”活动尤为明显。这场“外交”活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出丑剧。

关键词：日本,伪满洲国,南京伪国民政府,汪精卫

参考文献

[1]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91.

[2]刘晓辉,等.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3]王简斋.我跟随溥仪二十八年[M]∥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