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消费范文

公款消费范文（精选5篇）

公款消费 第1篇

(一) 我国公款消费的现状

我国近年来出现许多公款消费问题, 其中三公消费最为普遍, 即政府部门人员在因公出国 (境) 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据报道, 我国“三公”浪费惊人, 以2010年为例, 公款吃喝5100多亿元, 相当于“吃”掉了我国全民的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00多亿元, 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金;公款出国3000亿元, 相当于“游”掉了我国低保资金。由此测算, 2010年我国“三公”消费合计达13100亿元。如果仅以GDP的7.5%测算, 至2011年我国公款消费已达14674亿元, 而其中十之八九, 也就是1万亿元以上是可以节约也应该节约的。有机会分享这种公款消费的人员, 主要有党政机关团体公务员近700万人, 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干部、农村基层干部等约800万人, 合计1500万人左右, 人均消费额在2010―2013年间约为8万元~11万元, 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 (9371元和18405元的5倍, 相当于当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 (3397元和5434元) 的15倍。这种现象对国家财政造成巨大浪费且严重败坏党纪之风, 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 在民众中早已激起民愤。

(二) 导致当前公款消费问题的原因

1. 领导人自身的素质

腐败现象的产生, 与人们头脑中的错误思想有关。就目前而言, 在思想意识领域还存在着一些不良因素。利用公款进行不正当的消费或个人消费是可耻的, 这是权力滥用和缺乏正确的权力观的表现。权力使得许多诱惑得以轻易实现, 有部分领导人在权力面前容易失去自我约束意识, 滋生出各种欲望, 抛弃了自己的责任和艰苦朴素, 勤俭的作风, 人民意识开始淡薄。

2. 监管机制的不完善

单位在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 对领导人员的监督管理还跟不上形势要求。国有公司以及行政村、政府机关依然普遍出现管理漏洞、规章制度上行为约束力较弱和管理监督滞后、管理松懈等一系列问题。在涉及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开支与消费的规定和管理标准上, 许多单位仍然照搬过去的老旧方法和方案, 从而缺乏实际操作性。照搬的体制缺乏实际操作的灵活性并且降低制度约束力。此外, 单位对于职务消费标准的界定模糊, 概念不清晰, 对于必需开支和不需要开支的项目没有明确划分。对于可支的标准不确定, 完全靠领导人员个人掌握, 随意性大且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批, 而仅仅依靠某个领导人或少数人进行决定, 透明度欠佳。

3. 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一些国有公司也会采取与民营、私营企业相同的手段, 进行所谓“感情投资”和“润滑投入”, 打“擦边球”, 明知违规, 但为了利益违心去做很多职务消费, 而这些消费支出都从以公费计, 其中有些开支是完全可以节约的。

二、解决我国公款消费问题的策略

(一)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权利的道德意识是行政人员的行政价值体现。强化个人权利道德意识, 使得权利的使用服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 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永远不会改变, 所有行使人民权利的人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通过建立这样的权力观来行使权力, 才会增强公民的公共权利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是为了更好的行使权利。同时, 应该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 对于公款消费中出现的腐败情况, 应该加大广大干部教育的力度, 尤其是领导干部应该起到带头的作用, 从根源上抵制公款消费的不良现象, 始终坚持构建节约型社会、节约型政府的目标。领导干部要做到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等, 将模范作用全面发挥。

(二) 明确职务消费原则和相应的标准

明确职务消费的基本原则, 规范国有公司以及行政村、政府机关领导人员职务消费, 是引导和监督正确的职务消费行为的有效途径。首先使各领导人正确认识“职务消费”的涵义和概念。让他们从本质上去理解职务消费。再者明确规范国有公司以及行政村、政府机关领导人员职务消费, 就是对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的范围、标准、程序等, 用制度的形式作出规定, 并严格监督执行。国有公司以及行政村、政府机关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是推进国有公司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是加强国有公司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是加强国有公司以及行政村、政府机关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 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需要。只有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要求, 确保内部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来进行, 加大对职务消费行为的规范管理, 最重要的是要使国有公司主管部门和企业负责人深刻认识到规范职务消费的正确性。要明确划分职务消费的内容、标准和对象。明列禁止的和允许的项目。规定可以使用公款消费的对象条件。

(三) 健全和完善监管和评价机制

监管机制的不健全是导致公款消费混乱无序的重要原因。如何完善监管和评价体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各类职权的范围和各职权之间的体系监督要理清并作出有效整合。制度化形式的确定不仅要着重于总体规划, 还要确保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突出行政监督的整合力和效力。对各个环节要做到全方位, 全过程的切实有效监督。要做到全面监管, 还必须综合党内监督、人大监督、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政协监督、社会监督的力量。特别是人民群众监督。此外, 加强审计监督也是重点。加强审计监督的力度, 加大审计监督的广度, 由重点到全面。目前我国的审计人员只有8万, 而审计对象却超过百万, 任务繁重而力量不足。对公款的消费必须尽快研制出相关法律, 只有将公款消费纳入法治轨道, 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在心理上对公款消费者起到震慑作用。

(四) 根据存在的问题健全相关法制

1. 公款吃喝招待送礼方面

应该以严禁奢侈浪费、节约简朴作为坚持的原则, 构建完全的公务接待审批制度以及全方位健全接待管理方式, 对于公务接待标准、公务接待审批手续、公务接待范围等方面给予明确。单位相关人员在公务接待过程中, 禁止使用公款购买礼品或者采用高档烟酒进行公务接待, 应该以对口的方式进行公务接待, 尽可能在单位食堂内用餐, 对陪客人员进行控制。公款消费前应该做好详细的计划以及预算, 需要严格根据相关程序、标准以及规格实行, 报销时要采用税务局专用发票方能报销, 有针对性的账户、凭证以及发票才能给予报销, 全面公示以及公开财务, 实行专门的审计以及统计工作。

2. 公费用车以及购车方面

相关法律表明“公务用车主管部门根据公务用车的配备更新标准和现状, 编制年度公务用车配备更新计划。”因此, 相关单位应该在节约使用、保障公务、节能环保、经济适用的基础上给予公务用车配备。公务用车需要严格遵循公示制度以及使用登记, 对公务用车的费用、油耗、里程、地点、事由以及用车时间等信息给予严格登记。通常情况下, 公务用车完毕后需要回单位停放。若相关部门需要超过标准配备公务用车, 或者配备新型越野车, 则应该根据相关规定, 上报公务车主管部门, 同时上报同级纪检监察机关, 给予备案、审批后才能购买。

3. 公费出差或者出国旅游方面

相关部门对于出行人员的费用、数量均需要严格控制。如公务人员能够在附近地区、当地将问题解决, 则不需要舍近求远出差到外地培训。特别需要控制大批公务员出境出国培训、学习以及考察等工作, 尽量避免无实效的活动。

参考文献

[1]陈晓娟.浅析“三公消费”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J].法制与社会, 2013, (28) .

公款消费 第2篇

公务员公款消费浪费就在我们身边。对于公款消费浪费,在一些部门，一些领域已经成为了公务腐败的代名词。公款消费浪费禁而不止，这暴露了我国目前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的财政支出制度。规范和减少公款消费浪费对减少政府运行成本、促进政府廉政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针对我国当前公务员消费领域中存在的浪费现象，分析存在公款消费浪费现象的成因，对如何完善制度遏制公款消费浪费进行初步探讨。

一、当前公务员消费领域中存在的浪费现象

（一）公务消费呈现恶性膨胀

1、消费数额巨大

我国的职务消费金额可谓世界之最。摘自一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5—2006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激增至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了6.60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1995年为14.60，到2006年上升至18.73%，远远高出韩国的5.06%，法国的6.5%，日本的2.38%，英国的4.19%，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如此数额巨大的职务消费严重挤占了财政资金，成为各级财政经费支出的一大负担，而巨额职务消费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些地方机关在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多种多样的腐败行为。

2、消费超标严重 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受社会不良消费行为影响，习惯大手大脚，讲排场、摆阔气，超标准花钱、超前消费。这在公务接待方面突出，住豪华宾馆，喝高档名酒，吃天价宴席，甚至到豪华娱乐场所随意挥霍。违反规定超标准购配小汽车，超标准兴建和装修办公楼房，无实际内容、无明确任务的所谓出国考察学习等等。《北京青年报》曾报道过，湖南省衡南县一个历年财政累计负债高达7亿元，多年拖欠、扣发公务员和教师工资的穷县，2003年仅买小轿车就花了500万元，许多干部争先恐后换乘本田、帕萨特等中高档轿车。类似现象不胜枚举。正是失去规范、没有节制的公款消费，支撑起了奢华消费的繁荣市场，并且引领着以奢靡为荣的浮华潮流，严重危害着社会的良好风气。

3、消费随意性大

公务员公款消费浪费，一直被百姓所诟病。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显示，98.3%的公众认为行政成本的浪费现象非常普遍，主要表现在公款吃喝、公务用车和公费旅游等方面。确实，只要能与公务接待沾上边的，都要由公家埋单，公款旅游、私客公待、私车公用、公款送礼等现象极其普遍。

（二）异化消费成为腐败黑洞

1、异化消费现象普遍

公务人员在履行公务时必要的消费，是公务消费的内涵所在，是必须的、适度的公务消费。但是，非履行公务需要，而利用职务之便或假借履行公务而用于满足个人需要的假公济私的消费，就成为了异化公 务消费。异化消费主要表现在公车私用、私餐公请、公款送礼、公款娱乐等。异化消费现象极其普遍，无处不在。

2、“三公”消费衍生腐败

一项针对行政公务消费的专项调查显示，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已是社会和百姓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的问题。2007年全国两会公布的数字：我国公款吃喝一年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一年吃掉一座三峡大坝！今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的《新闻1+1》栏目中披露，我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考察、公务用车的“三公”消费一年就接近9000亿元人民币。可见，我国每年的政务总开支应高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总需求的1万亿元。据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我国因公出国（境）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公款出国（境）总量增长过快，耗资巨大，相当一部分公款出国（境）活动是以考察、学习、培训、招商等为名，变相公款旅游；二是公款出国（境）旅游名目繁多，花样翻新；三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审批把关不严，监管不力。《国际先驱导报》就曾报道过，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有200多个“公务团”，其中100多个是省部级代表团，100多个是省部级以下的代表团，公务团组一般由5到6人组成，平均每人的花费大约5万到6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公务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花掉公款5000万元。

二、公务消费浪费现象的成因分析

（一）对公务消费浪费的制度约束乏力

面对公务浪费腐败黑洞，我们多年来不是没有制定出相应的制度措施加以防备和治理。据了解，为刹住公务消费浪费腐败之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出台了数十个相关法规，比如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将公务接待费用纳入预算、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实行“定点接待”管理等，法规不可谓不多，约束不可谓不严，但是公务消费数目却逐年攀升，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存在较大的缺陷，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的财政支出制度。南开大学教授张光指出，在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体制下，预算编制和执行都是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这极容易使财政预算变“软”，约束乏力，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这极容易使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的“经济人”本性得到释放和扩张，为自己的公务接待活动多安排预算，或者是在预算执行中寻隙自肥。

（二）对公务消费浪费的廉洁教育不到位

相当大部分的公务员存在错位的思想认识，根本不把公款消费浪费当作一种腐败，认为大家都这样，只要不往腰包里拽，吃点喝点没关系,并且存在严重的法不责众心理，认为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反正无法追究谁责任。同时很多公务员对公务违规消费的容忍度在扩张，传统上被视为“灰色腐败”的违规消费，正日渐被视为“白色腐败”。这反映出我们在厉行节约方面对公务员的廉洁教育不到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广东省每年开展的为期三个月的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还有“党纪政纪法纪”教育培训班等专项教育，在“公款浪费即 是腐败”这方面的学习要求和整改措施都不十分强调，甚至有相当多的地方单位部门借检查、总结会之名行公务吃喝之实。

（三）对公务消费浪费行为监督乏力

1、人大监督缺位。人大的预算支出监督机制乏力，在预算审议和批准过程中，快速的“一揽子批准”使人大代表们集中关注于几个大层面的主要问题，而缺乏对预算报告内容包括公务开支的深入分析和讨论。预算执行监督方面，人大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也有限，预算经人大批准后，在执行中变动很大，而且我国还没有形成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预算变动的机制，在实践中预算的变动往往就由政府首长或财政部门决定了，人大面对公务消费费用不断创造新高的态势也无法控制。

2、行政监督乏力。对公款消费浪费行为没有引入行政问责，在行政监督方面显得无力。由于公务消费浪费的主体是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加之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使公务接待中的问题带有一定的隐蔽性，难于界定和发现，易形成“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局面，特别是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更是如此，由此，纪检监察机关对公务腐败行为的查处也就显得力度不大。

3、社会监督疲软。去年《人民日报》报道，沈阳市民温洪祥要求政府公开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单位事业性经营收入等财务账目，申请递交到有关部门后，迟迟没有明确答复，而沈阳市政务公开办相关负责人对此分析说：“由于国内还没有先例，政府部门财务信息又极其敏感，难度极大，结果可能不会太乐观。”上述政府信息不公开，甚至将公务消费视为机密的情况，代表了我国目前的情况。在我国正因为财务运作缺乏“阳光”，导致了群众监督缺失，媒体等社会监督力量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四）对公务消费浪费惩戒力度不够

一是处罚制度规定不严。在处罚方面，大吃大喝、私客公待、公款旅游等浪费上万元似乎没有明确规定该受何种处罚。虽然公款浪费大，群众不满，但多数情况下对违规者只是作为违纪行为惩处，最多被处以党纪、政纪处分，只有极少数人因为被媒体曝光、在社会上影响太大而因此丢了“乌纱帽”，对其他有“钻空子”想法的官员缺乏足够的震慑力。二是制度执行不力。在一些方面有制度规定约束，但却成为纸面上的东西，“只吃不带，上级不怪；只花不拿，纪委不查”。从中纪委2009年1月5日召开的全国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上的统计数据看，自2008年5月中旬至11月底，全国共取消计划内的因公出国（境）团组1100多批，近7000人次，制止违规出国（境）团组550多批，近4000人次，但是，这些违规的人员有多少受到了应有的惩戒？

三、遏制公务员消费浪费的对策思考

（一）加强制度建设，对公务浪费实行刚性管理

针对当前“公”字后面的消费黑洞，必须要用严厉的制度来约束。一是要合理规定职务消费的范围。科学界定公务接待的范围、规格、标准及程序，细化、量化指标，要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接待费实行限额管理法切实可行，按提取比例包干，超支自掏腰包，节 余有激励规定，实现公务接待由宏观管理向微观管理、由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转变，既不给超支浪费提供机会，又不因公务招待不合理而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在各国的有关法律和法规中，对公职人员的住房、用车、医疗、公务接待等待遇都有严格规定，一旦违反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公务接待方面，芬兰的公务接待，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科员，一起吃饭的有些什么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巨细无遗地在网上开列清单，媒体发现问题可以曝光，芬兰一位中央银行行长级别的高官，曾在公务接待中一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被传媒上网查阅菜单曝光，为此而下了台。公车使用方面，日本对公用车的使用规定很严，申请使用公用车一般都是办事机关距离较远、需要携带资料，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方便到达的地方。二要建立健全公务消费公开透明机制，使其成为“阳光下的公务消费”。公务员公款消费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属全体公民所有，公民有理由要求这些消费是清楚的、明确的、有人负责的，应该是一个明白账。有效遏制公务消费浪费现象，就要把公务消费纳入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尽快制订可行措施，把公务接待范围、标准、金额等规章制度向社会公开，将各行政机关、包括领导人员及一般公务人员的具体公务消费费用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二）加强廉洁教育，净化公务浪费的思想根源

遏制公务员消费浪费,除依靠制度要件,更要依托深层次的廉洁教育要素。构建良好秩序社会既要看到制度的功用，也要注重道德文化因素。因为，真正有效遏制公务员消费浪费行为，既来自于制度的硬规 定，惩处的坚强力度和监督制约的软压力，也来自于干部自身的道德自觉，以及社会的廉洁氛围。加强廉洁教育，对于强化公务员的廉洁自律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公务员公款消费浪费行为，反映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所以，新形势下，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厉行节约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加强正反典型教育，通过观看正反面典型电教片，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开展以廉洁从政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大力倡导“公务消费浪费也是腐败”的理念，等等。

（三）加大惩处力度，提高公务浪费的腐败成本

制度再完善、再严格，如果执行不严、查处不力，那只是一纸空文。因此，只有加大惩处力度，提高公务浪费的腐败成本，才能使制度行之有效。为此，我们要完善违规消费的行政问责制度，使对违规消费行为的责任追究有可操作性依据。严肃执法执纪，加大审计等行政监督力度，出台根治公款消费超支浪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审计等行政法规，审计部门对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账目作定期的检查，对违规开支、巧立名目套取办公经费、本部门资金没有纳入财政预算体外循环以及以招待费、办公费冲抵其他不合理开支的，要严肃追究领导人的责任，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纪检监察机关要重点对公车私用、公务接待挥霍浪费及公费旅游等违规违纪事件严格查处。

（四）强化监督制约，对公共财政实行“阳光预算”

有效的监督是规范公务员公款消费的应有之义。首先要大力推行公务接待公示制度，以公开、透明来驱逐公务接待的“暗箱”。各级政府 内部的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能，加强内部监督、审核、审查，从严控制公务接待资金的使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要加强人大的监督和公众的监督。

1、强化人大预算监督。中纪委2008年11月牵头多部门联合召开会议通报：2008年起中央和省级预算单位全面推进公务消费改革，全面推行公务消费必须使用公务卡。这对于公务消费透明化，迈出了关键一步。但是，公务卡这种制度创新和技术手段并未真正触及公务消费腐败的要害，因为它并没有触及现有的预算制度，公务员或者领导干部对公款花费多少界限依然模糊，因而它的效果也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因此，配合公务卡的推行，中央应该同时突出发挥人大的预算监督作用，管住公务消费的源头即资金来源。以纳入财政预算为突破口，从源头上切断接待费超支浪费，没有财政预算或超财政预算的接待费都不给审批报销，增强财政预算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还要通过审议、质询、视察、评议等多种形式，严密监控各部门超预算公务消费情况。

2、加强公众“异体监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近年来许多公款腐败案件，就是网友在网上发帖举报曝光的，随着我国网络的普及及公众反腐意识的增强，公众“异体监督”的作用明显，能使许多隐蔽的“同体监督”无法监督的公款腐败现象得以暴露。因此，新形势下，我们应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完善信访举报制度和网络舆论监督制度，鼓励、发挥和调动新闻舆论、人民群众对公务消费进行监督的积极性。一旦被媒体曝光或被公众举报，往往引发强大的舆论压力和 相应的法律与行政制裁。

美国公款消费锱铢必较 第3篇

不过严格来讲，牙签规定针对的并非“公款吃喝”而是为防止“私款公用”，因为它是为政策游说者与国会议员打交道定的规矩。美国允许各种各样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公开存在，也允许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活动向立法者和政府官员施加影响。但灰色交易总是与游说如影随形，十九世纪30年代的“游说大王”萨姆·沃德有句格言：“得到一个议员赞成票的办法是通过他的胃。”

因此，为避免议员和官员在酒桌饭局中被说客收买，国会多年来通过了一系列立法来限制此类社交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7年的“牙签规定”。这条法律规定，企业或者行业的游说者不得摆宴席请联邦议员和官员吃饭，但可以请他们参加酒会。法案对酒会有三条规定：一是不得有正式饭菜；二是不得安排正式的餐桌和椅子，只能站在那里吃喝；三是酒会上所有的食品都只能用牙签戳着吃，或用手指头拿着吃，因此该法也被称为“指头食品立法”。

连站着还是坐着、用牙签还是用刀叉都规定的这么死，有人羡慕美国的“官不聊生”，但难免也会有人怀疑这种“教条主义”实效究竟几何，尤其是见惯了善于钻制度空子的“聪明”官员之后。事实上，“牙签规定”出台后，华盛顿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钻空子行为，比如高档餐厅中小点心生意火热，其消费总量和金额甚至超过正式的晚餐。但这并不能宣告“牙签规定”的失效，因为从总体效果上它的确刹住了华盛顿大摆宴席的风气。

事实上，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完美无缺”的反腐败制度。任何规定都有局限，任何程序都难免有bug，许多国人幻想的“治本之道”其实并不存在。比如，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被一些人视作治理腐败的仙丹，但为何身属民主阵营的印度腐败却很惊人？并不是说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不重要，而是说只有这些并不够。再结实的房子也要不断修修补补。这个看起来怪怪的“牙签规定”，其实在美国历来的反腐败立法中并不孤单。美国法律对公职人员的行为有着大量不厌其烦的严苛规定，不少规定甚至延伸到其家人身上，正是这些细节控制把权力限定在特定的跑道，防止越界。

比如，在公款接待上，美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权限都有明文规定，即使市长请吃饭也不能超出标准，各州具体的标准有所不同，加州是每人10美元，康涅狄格州则是每人9美元，超过这个标准，就算行贿受贿。除严格的金额限制外，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包括在什么地方宴请、参加人数、每人的餐费标准等等，都需要一一列清。而且，这类公务宴请必须用政府信用卡结算，与中国的报销制度大相徑庭。

最为我们熟知的例子还是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骆家辉来华赴任时乘坐经济舱，着实让我们议论了一番，有人赞扬其节俭，有人责备其“作秀”，其实都想多了。美国《联邦公务出行条例》上白纸黑字写着14小时以内一般只乘坐经济舱（不包括部长等特殊人物），而且这14小时包括飞行时间和在机场的等候时间（国内航班2小时，国际航班3小时）。公务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乘坐商务舱，且需事先申请并得到上级和旅行审核部门的批准。所以坐经济舱并不需要骆家辉想那么多，制度只提供了这一种选项。

2012年，骆家辉参加博鳌论坛时又被曝住不起会场套房，这也与他“穷”或“装”完全无关。根据《联邦公务出行条例》，官员出差前，都需要由所在部门安排出具体的行程。差旅费方面，按照出差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进行报销。根据2012年的具体规定，在中国的住宿标准分为31类，每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很大。在北京的住宿标准为258美元一天，而海口则只有181美元一天。而本次博鳌论坛主办方提供的套房豪华间报价为280美元，行政间为370美元。显然是超过了美国政府对官员出行住宿标准的规定。骆家辉选择与会场一水之隔的一家四星级酒店，也是不得不如此。

被规定好的不止是交通方式和报销标准。政府的高级官员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搭乘飞机，其信息都将汇报给服务管理部门，并对公众公开；官员所收受的礼物将等价抵消出差所产生的报销费用，如果超出，还要退还现金；对于报销欺诈行为，将处以当事人至少五年的监禁。这些规定的目的，写在美国《联邦公务出行条例》的开头：“使官员对自己的可支配额度一目了然”。

美国历史上也曾有过腐败泛滥的时期，直到“水门事件”后，才开始大规模进行廉政法律制度建设。1965年颁布《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作了规定。1978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该法规定在联邦政府各系统内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做出了详细规定。1989年，老布什政府又颁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将官员离职后从业行为受限的范围扩大到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对行政部门官员离职后行为的限制条款也作了修改，还规定中下级官员也要申报个人及亲属的财产。1992年，联邦政府道德署颁布了《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在礼品、利益冲突、滥用职权、兼职、职外活动等多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并附有大量实例。此外，1977年制定的《海外反腐败法》，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

美国的反腐败法律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大量精确的数字，比如前文提到的10美元、9美元的宴请标准，14小时以内坐经济舱。此外还有许多例子，如：

对“合法游说”和“影响力交易罪”的区分以数字为界：说客招待某位议员，每次花费在50美元以下，且一年内的所有花费不超过100美元，就是“合法游说”，如果某次招待花费超过了50美元，或者一年内招待某位议员总花费超过了100美元，就是“影响力交易罪”了；

对高级政府官员兼职的限制也都有数可查：每年从政府以外获得的收入不得超过其年薪的一定比例数，总统提名的高级行政人员为 15%，众议员为 30%，参议员为 40%；

政府雇员接受礼物也有不可逾越的边界——可以每次从一个来源接受未曾索取的、总的市场价值不超过20美元的礼物，但是从任何一个人获得的单项礼物的总的市场价值每年不得超过50美元。

这些数字当然都是人定的，是不是每个数字都完全科学呢？也未必，比如一顿49美元的饭就一定比51美元的更干净吗？美元会升值贬值，为什么20美元的礼物标准从来不变呢？但有时候制度的形式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这些数字边界的存在，无时无刻不提醒着官员，你的支配权是有边界的，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守规矩。而媒体和公众也可以利用这些明确的规则去监督官员。在这个意义上，50美元还是60美元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边界的存在。

除了一目了然的数字，美国法律还会用举例子的方式将规则进一步明确。比如《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在第二章“外来礼物”中附了这样一个例子：退伍军人管理局议员的某采购人员经常和药品制造商的代表往来，药品代表们通常到采购员的办公室时都给他带来三明治和软饮料，即使每顿午餐少于6美元，经常接受这些小礼物也是不恰当的。关于礼物价值的确定，也有例子：有人提供给雇员一张慈善活动的票，如果票面价值是250美元，即使该活动实际价值仅是20美元，那么这张票的市场价值也应该按250美元算。细致的规定，通俗易懂的解释，都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擦边球和扯皮。

美国反腐败中的细节控制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怕钻空子而不去制定规则，如果一道栅门挡不住，不妨再设一道，或者把原来的门进行修补。当栅栏越来越密，自然就能挡住大多数的不守规矩者。反腐没有捷径，美国即使权力制衡、媒体发达如此，对公职人员也需要全方位、精确地限制，而不能空谈“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既然权力天然趋向腐败，反腐败就只能时时刻刻把公职人员当“贼”来防。

公款消费 第4篇

公务支出有了刚性约束

本报讯 公务支出尤其是“三公消费”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我省率先在公务支出监管制度化上迈出新的步伐，日前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公务支出公款消费审计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加大对公务支出、公款消费的审计力度，进一步扎紧“三公消费”监督的“篱笆”。5年内全省所有行政事业单位至少审计一次，最终达到全覆盖。

《意见》明确了公务支出审计的7项重点内容，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公务支出预算编制和执行总体情况、“三公”经费、会议费和培训费、节庆及形象宣传活动等、党政机关办公楼费用支出、专项资金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规范津补贴。

今后，有无超预算、超标准支出；有无挤占挪用专项经费，随意改变专项资金用途；有无向企事业单位转嫁、摊派和报销费用；有无虚列支出、虚开发票、使用假发票报销等手段套取财政资金问题；有无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编制管理规定、配备使用标准；有无超标准豪华装修、超标准占用办公楼、超标准购置办公设施等问题，都将成为公务支出审计的重点。

此外，《意见》还明确建立通报制度，审计机关要在每年年末召开审计情况通报会，通报当对公务支出审计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审计机关将结合部门预算公开、“三公经费”公开工作，逐步公开公务支出情况审计结果。

苍南台挂历产业将不再依赖公款消费 第5篇

在“台挂历禁令”刚刚颁布之时，我曾在《印刷经理人》杂志第11期撰文，其中提到2013年突然遭遇禁令的台挂历企业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如今看来，这些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库存方面，按照惯例，我们对产品采取了降价处理，所剩产品以原价的30%～40%进行处理。在合同纠纷方面，因为很多客户与我们的企业已经建立了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诉诸公堂的现象至今还没发生过，全部都得到了和解。在年终借贷方面，由于借贷金额有限，且企业在自身经营过程中也累积了一定资本，因此没有造成严重的拖欠借款问题，仍然保持良好状态。虽然不能排除某些个例，但我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情况也十分正常。至于劳动工资方面，我们始终将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县委、县政府、县劳动保障局都高度重视，企业经营者也把这一块作为企业经营、企业诚信很重要的一环，因此，还没有发生因工资纠纷闹到劳动局、调解不了的事情。总的来说，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下，通过协会和企业的有效沟通，这些担忧最终都得到了恰当的解决。

当然，我们不能止步于此，更重要的是探寻台挂历的发展之路。至于2014年台挂历产业怎么办，我们协会也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主要有三点措施。

第一，降低台挂历的生产总量。对台挂历品种及产量，我们都将减少1/3左右，同时逐步向文化产业方向延伸，例如做一些有创意的文化用品等。

第二，转向外贸，这也将是未来苍南台挂历产业的重头戏。目前，苍南台挂历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5%左右，如果我们把销售重心转向国际，那么这一块我们完全有信心做到30%。往年我们之所以在外贸这里没有做足，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年终接到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订单较多，因而根本没有时间来满足这一市场的需求。如今，由于受到禁令而影响的订单数量，完全可以用外贸来填补。

第三，面向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客户。事实上，这些企业也有大量的台挂历需求。与放弃外贸市场的原因一样，每年11月底，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订单过多，导致苍南台挂历企业没有精力与时间来接待这些企业，不得已将其舍弃掉。接下来，我们也将把销售重点逐步延伸至这些小微企业、终端客户。其实，这一部分在2013年后期就已经有所体现了。很多企业积极开拓电商平台、承接业务，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的“私人定制”产品正在不断兴起，也做得很好。

总而言之，将来苍南台挂历的销售，我们将不再依赖公款消费这一块，而是要调整销售思路，将重心转向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贸，寻找更多的渠道，打开更宽阔的销售市场。在产品的开发方面，我们将以台挂历为重点，逐步向文化产业延伸，对产品的种类、系列进行创新。经过两三年的沉痛期后，我想苍南台挂历产业完全可以恢复过来。

2014年，第九届“中国（金乡）台挂历展览会”仍将如期举行，届时也会有新的亮点。比如说举办展会的中心思想、主题和口号等，都会向外贸靠拢。我们可能会通知更多的国外经销商来参加展览会，在展会之前，也将开发出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台挂历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