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消费主义研究论文范文

传媒消费主义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本质；特点；发展

传媒经济学的成长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它的研究始于美国，早期的科研人员的科研方向主要为报业竞争及广播电视部门和管理方面等，认识传媒经济的活动，讨论传媒经济的组成与发展，全面了解经济对文化、政治以及社会方面的影响，展现媒介在经济以及社会变化中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传媒经济学综合发展的阶段，欧洲研究人员对传媒经济学进行了研究，形成了成熟而完整的传媒经济理论体系。中国传媒经济学的兴起是近些年的事情，并且包含了鲜明的美国实证主义色彩。随着互联网日益发展，媒体传播晋升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世界也把传媒的焦点逐渐投向了中国。近些年，我国传媒产业发展十分的迅速，中国传媒产业以每年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增长，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也划到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里面，传媒经济学以新兴学科的姿态逐步发展起来。

一、传媒经济学的内涵、特点以及研究对象

传媒经济是以传播媒介为中心而形成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称。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形式，由这样两个前提决定：（1）确立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传播是传媒经济及其理论形成的条件；（2）形成信息经济是传媒经济体系和其理论产生的根本。

关于传媒经济学的本质有各种各样的学说，例如注意力经济学说、影响力经济学说和意义经济学说等。“注意力经济”学说是由美国学者MichaelH.Goldhaber[1]于1997年在他发表的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觉得在当代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不缺少信息，而缺少足够的注意力，正是由于它的缺少性，我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化为产业和财富。对于注意力经济学说，早在二零零二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就提出过这一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根据我国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得出的，同时还参考了中国传媒产业的现实情况。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市场的真正价值是其对受众的影响程度，受众的影响力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其中，社会的影响包括社会决策、人们的社会行为与市场消费。”2010年暨南大学的谭天提出了意义经济的概念，主要由意义消费、意义影响和意义服务这三大部分构成，它具有多重属性，如文化性、产业性、技术性等[2]。在所了解到的学说中，传媒经济的本质是影响力经济几乎已成为学术界、业界人士的共识。

传媒经济的特点：1、传媒经济本质上是影响力经济。它的运作获得的全部回报，并不是依赖出售自身产物，而是由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对传媒相关产物和服务的需要决定的，因此经常会出现不平衡的经济影响力，传媒产物可以被重复的、多次的再运用，能够衍生出比初次使用更高的价值。2、传媒经济即是新的信息经济。它能调和生产与消费间的联系，省略过多的不必要的环节，大大地降低了社会活动、经济、材料的成本，提升了社会生活的运作效率。3、传媒经济有高技术的特征。当代大众传媒都是在高科技的基础上树立的，大众媒体趋向高科技化，不但从媒体的视角反映出当代社会发展生产力的水平，而且说明了当代信息传播需在高科技的基础上树立，这不仅是信息时代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人们急需快速获取信息的需求。

传媒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其关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经济行为，包括政府行为在内，要解决的是资源、资本把持利用，它是研究我国集体经济的运行以及政府如何运用传媒来影响的经济发展。传媒经济主要对媒介，媒介产品，媒介市场，以及政府进行研究，对媒介、媒介产业的性质、经济运行过程、特性的规律性进行描写、分析和解释说明。说到媒介产品，与之相关联的是受众、广告客户和媒介。受众与广告客户方面的消费决策影响着媒介产品，媒介产品的好坏决定着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和媒介市场的结构。同时，政府对媒介市场进行政府管制，媒介与媒介产品间的供给决策、定价决策、媒介产业化和媒介产业结构与政府之间紧密相连。

二、中国在传媒经济学方面的发展

在我国，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经过了萌芽，正在进入起步阶段。目前，中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概括为四种：2、经济学部分。该部分以经济学为主导。在赵曙光和史宇鹏著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3]书中这样描写：“媒介经济学目的是研究各类媒介的经营者，在各类资源都缺少的情况下，如何想出最好的方法来实现经济利润的最优化。”传媒经济学主要应用宏观、微观以及产业的经济学方式来研究。从宏观的经济学视角来分析，传媒经济学探讨的初步问题有产业的布局、产业的结构以及产业之间和产业政策这几者之间的联系。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更倾向于研究市场的内在与外在结构及产业间的问题，商讨产业垄断和产品竞争，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变化给传播的产品及服务质量所带来的影响力和中国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对于我国传媒产业的影响等，在国家层面上常常被用于研究经济制度的运行。从微观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便是：Who？What？How？When？即生产的是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生产于何时何地？微观的经济学研究方式的重心为特定的某一市场中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活动。对于诸如价格、是否购买、成本构成、财务状况及流程和财务绩效等问题的讨论。产业经济学是传媒经济学所有研究方式中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它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经济学中属于分析比较本国实际的经济问题方面的较新方法。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产业”，讨论我过经济的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平衡问题、经济的发展中产业间的关系以及产业内的企业的组织布局变化的方式、规律等。2、管理学部分。这方面的科研人员把传媒经济学列入了管理学领域。如喻国明和张小争编写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4]就是从宏观的角度讨论媒介运作及媒介经济出现的现象，对媒介进行的大量案例分析，大多采用竞争战略理论及价值链理论。然而支庭荣的《媒介管理》[5]则讨论的是媒介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实际操作。3、传播学部分。它是以传播学为主导。为了确保传媒经济的正确性，为了正确的管理或处理在媒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现象，我们需要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媒介现象，由此看出，传媒经济学在本质上属于传播学中的一种新科目。4、交叉部分。很多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者提出了多学科的交叉，如吴克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6]一文中写道，“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媒介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的结果。”但这种交叉的说法也没有完美地解释。实际上，现在许多媒介经济学者同时利用经济学、传播学再加上常识来阐述媒介经济的。

虽然专家教授对传媒经济进行了激烈的探讨，但它的发展在中国却没什么进展。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并不像科研人员们预想的一样，经历重重困难之后的改革与重组。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传媒业发展速度明显呈缓慢趋势，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2、创造收入的来源狭窄，营利模式比较单一。据百度搜索，中国传媒业总收入的95%左右要靠广告收入做后盾。传媒经营只靠一条腿走路。从这一层面讲，中国的传媒经济仅能称之为广告经济。与欧美一些发展趋于成熟的传媒集团相比，他们的广告则只占总收入的65%左右，剩下的收入其实是来自衍生出的多种产业的经营，例如一部电影的热映极有可能引起观众对影片内容里的宠物、玩偶、取景地等的喜爱，从而衍生出与之相关的旅游、玩偶或宠物等市场方面的盈利。从我国传媒业的长期发展来看，传媒集团过分依赖广告收入是非常不利于传媒发展的，一旦广告的市场萎靡不振，那么媒体经济将会有足以致命的冲击。2、可集资的渠道比相对较少。相关行业的保护政策森严，行业以外资本就很难融合进去。跨行业、跨媒介、跨地域操作更是面临诸多困难，虽然在个别区域有跨媒介经营的出现，也很难有良好起色。3、广告市场扩张的速度减慢。（1）过度多元化严重消解广告产业核心竞争力.市场的细分化，媒体和受众零散化急需广告公司转型，我国经济自1997年一来有物资短缺转入丰富，形成了买方市场。迫于环境的改变，广告公司业需转变经营理念，从传统的买房市场逐渐转为以消费者为核心。另外，任何单一的传播方式都无法成功的广泛传播，所以广告公司在传播方式的整合方面显得尤为重要。（2）从1983年到2001年，中国电视广告的经营额平均以每年51.7%的增长率增长，报纸广告的经营额平均以每年37.8%的增长率增长，而从1997年到2001年中电视在广告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4.8%，报纸在广告收入年均增长率反而下降到15.6%。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统计，2002年中国媒体在广告上的总投入额已达到903亿，其中包括网络广告、传统媒介广告和户外类的广告，和中国10万亿的GDP对比，广告方面的投入占了0.9%。综上所述，媒体在广告方面的收入并没有多少增长空间，这就促使现今中国传媒经济增长的缓慢。

三、中国传媒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有诸多方法促使传媒经济的增长：1、改革有助于传媒经济增长。随着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经济，物质力量得以丰富，为大众媒介提供了许多的广告和消费者。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为媒介信息的迅速传递提供了方便。四通八达的交通为报刊的发送和采访新闻供给了极大的便利。新世纪涌现出来的与采、编、传送设备有关的各种科学的发明创造为大众媒介提供了高科技的设备。例如：卫星通讯技术在中国得到快速的发展，利用卫星通讯技术接收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全国各地的听众和观众就能听到看到很多的节目和频道。2、传媒业具有信息产业的特点，这对于媒介产品的增值性有重要作用，当代传媒经济是在知识经济的根本上，属于信息产业经济的领域。3、技术不断创新为传媒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很大的动力，传播媒介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支持，形成技术密集型产业链条，使得技术与传媒经济增长相互促进。4、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广告带来的收人也在不断上升，这是传媒经济增长的支柱。广告业的逐渐强大为媒介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为媒介提供着经济后盾。5、资本联姻和传媒扩张对于传媒经济的助长有很大作用。近年来，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运行，有些媒体让子公司直接进人资本市场进行筹资和融资，广泛吸收社会资源。例如1994年2月，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它属于我国第一家媒介类的股份有限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媒介资本市场的开始。传媒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布局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现如今，知识经济的特征是传媒经济，而传媒行业又是一个知识密集的行业。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呈现多元化趋势，很大程度上是有传媒带动起来的，我国从传统农业转向工业再转向知识经济就是最好的证明。媒介的传播给现代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同时，传媒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其带来了巨大财富，对于传媒自身来说，也是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累积了强大的实力和雄厚的资金。另一方面，传媒经济也使我们的在经济方面的生活方式又了很多改变，例如，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当我们购物时忘记带现金，这时，微信支付、支付宝、刷卡等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今社会，传播媒介数量不断增加，传播信息量不断增大，各大媒介出台的品牌节目、栏目不断增多，看电视、听广播、上网、读报纸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相关。人们可以从各大媒体上了解各种各样的信息如IT行业信息、投资证券、房地产信息、婚恋交友以及二手车等丰富多彩的信息，综合这些信息运用到个人的工作生活中。媒体引导我们的消费潮流。例如网上购物、网上炒股等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极大方便。同时，由于传媒的导向作用，我们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有了很大改变，生活水平与满意度也有提高，这也为中国的消费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传媒经济的增长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传媒业在美国占信息产业的主力军，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排名也已是第四位，国内外也越来越重视传媒经济的发展。

四、总结

传媒经济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传媒行业正处在一个整合、转变的重要时代。未来的传媒经济发展动向我们可以想象：1、新媒体正在不断的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同时，传媒经济自身也会进入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2、移动互联网将进一步改变传媒经济的发展态势，社交媒体仍然会是发展的焦点，传媒经济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将指日可待；3、传媒经济也将成为社会变革提供强大助力；4、传媒经济的良好发展将离不开新媒体平台信息的发布与互动，为各国政府、企业、机构带来传播与宣传的重要内容。要想提高我国的传媒竞争力，那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大企业的竞争策略、资源的合理利用率、人才的优化利用以及大量技术支持等都影响着传媒经济的成长。为了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我国传媒经济在未来五年内发展方向是我国传媒学子以及专家人士需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对我国传媒行业的发展方向和传媒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每一个从事相关传媒工作人士的前途。（作者单位：1，2.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3.上海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高德哈伯《注意力购买者》，《Hot Wired》，1997年

[2] 谭天《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载《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

[3] 赵曙光、史宇鹏《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喻国明、张小争编著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华夏出版社，2005

[5] 支庭荣的《媒介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6] 吴克宇《电视媒介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4

传媒消费主义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大众传媒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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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人们正在不知不觉间见证并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下是这场变革中的三个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1997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通过卫星电视直播，中外国家元首围绕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激烈辩论；第二个案例是2005年5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数万人通过手机短信和诸如QQ、MSN这样的即时通信软件自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同一时期，网民通过互联网组织了反对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在线签名活动，2005年5月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2次就这些活动专门回答了记者提问；第三个案例是200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1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11650万人至12950万人之间，接近总人口的10%。^[2]

以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为代表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将对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国际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中国外交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合作-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３]同时尽管有学者承认在所谓的非民主国家（nondemocratic）里要准确评估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倾向于认定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精英保持着对于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中国也不例外，大众传媒不过是政府对外宣传（Propaganda）的工具。而且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之类新兴媒体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消极的，倾向于在某些时候以关闭某个有争议网站服务器的方式来控制事态恶化。^[４]

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因为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因此在信息发布方面拥有特殊的优势，同时媒体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在研究中国的具体案例后，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在线公众舆论成为了一种足以影响外交决策社会力量，尽管最终的决策仍然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学者更加乐观的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推动中国通向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提供了“多-多”的交流新模式，使得那些处于传统决策圈之外的人能够以更加方便和更加廉价的方式在线表达其不同看法。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中国通过传媒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自身形象提供了可能。

上述所有研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相对比较缓慢。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就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出令人相对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大众传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外交的决策。本文尝试通过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外交决策模式和权力分配的变化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

从形式上来看，所谓外交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国政府用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系列声明、决定、政策和反应。^[５]从内容上来说，外交政策包含三个部分：一国政府努力在海外追求实现的目标，在背后促成这些目标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和价值的手段与方法。^[６]在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看来，理解、预测和应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决定和行动的前提就是要辨别出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要素。^[７]所以很自然的在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之前，需要先明确中国外交政策决策体系的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整个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体系可以分为三大主要机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其中决策机构的演变可以看作是整个决策过程特点变化的标志。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完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根据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陈毅为外事小组组长。^[８]该小组在文革期间被撤销，1981年重新恢复，1993年3月，江泽民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任副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目前胡锦涛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唐家璇任副组长、秘书长。自1993年至今，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开始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出任。同时该小组的人员构成也逐渐趋向于稳定，其职能被确定为负责对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９]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可以据此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

从理论上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应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一种集体决策而非个人决策。这就是说最终政策的选择并非由个别领导人说了算，而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第二，它应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决策过程，因为咨询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有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合法地位，另外，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与，外交政策的领域也有不断扩散的可能。但实际的运转情况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预期，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历史沿革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经历了深刻和重要的变化，大致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至1978年结束。该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占据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核心位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或者说个人权威是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1０]在这一时期，有2个经典的案例：第一个经典案例是有关是20世纪50年代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根据已经公开的档案，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讨论中说服他的同事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出兵朝鲜的艰难决定。^[1１]第二个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尽管当时国内处于“反帝反修”的特殊时期，尽管毛泽东当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这毫不影响他在深思熟虑后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1２]

在这一时期，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占据了决策体系的核心位置，使得整个决策过程成为具有高度个人化色彩的过程。与此同时，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是高度同质化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冷战这一国际大背景也让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之外。因此，大众传媒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功能就是报道政府新闻和政策。

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持续到1993年，这一阶段邓小平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并且领导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时期外交政策决策的主要特点是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的过渡和转换。邓小平本人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源自个人超凡魅力开展工作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对外政策上扮演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决策者。作为决策核心的表现在于，这一时期中国重大的对外决，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决策，以及各项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与外交政策的指导方方针，都是由作为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确定了中美建交的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１３]另一方面，以1981年重新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为标志，显示出这一阶段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集体决策机制的逐渐回归。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大众传媒也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从1995年前后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所处的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传媒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下面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大陆扩大了影响，并改变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社会：在冷战期间，或者甚至在1992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阻碍中国接入互联网最主要的障碍。^[１４]同时，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和运行更加注重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例如在2004年，通过对于宪法的修订，重新赋予国家主席以国事权。^[１５]这一修订让制度与中国外交的实际实践相互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首脑外交属于体制外型化的尴尬局面。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中国人口的构成上。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属于革命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出自革命时期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其领导的社会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就意味着外交决策模式将会发生变化。超凡魅力领导人个人化色彩较浓的决策模式逐渐从历史淡出，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外交决策过程。尽管仍然存在诸多局限，但是整个决策过程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真正的集体决策过程。虽然公开的资料有限，相关公开的资料仍能让人一见端倪。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的决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得知事件发生之后，首先的反应是召开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紧急会议，最终对美国的反应以及引导国内舆论的措施，都是在会议上讨论之后做出的，总书记仍然掌握最后的权力，但是这种决定是在各方讨论后综合各方意见做出的。^[１６]

第三个变化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外交政策领域进一步得到扩散，外交政策的领域涉及到武器贸易、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外国专家、情报和信息、公共外交、贸易和技术转让等。为此，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变化一方面反映着国家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和战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参与者加入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外交政策领域的扩散客观上需要相关外交决策信息资源的开拓，媒体无疑是一个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

第四个变化是互联网以前所未见的通讯高速度在中国的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1997年整个中国大陆共有299,000台计算机可以通过电话线拨号或者是专线方式上网，到2004年则达到了22,503,000台，截至2006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创纪录的49,500,000台；在网络用户方面，1997年全中国有420,000人以各种方式上网，整个网民数量在2006年增加至1.4亿人左右，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上网。^[１７]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大大加速了信息和知识的跨国流动；其次是伴随着互联网、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在线论坛和个人博客的迅速发展，每个单独的个体都能够从众多的工具中寻找到一样最简单和最方便的工具去获取与中国外交政策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这两个效果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提出了三个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信息的重新分配。高速和几乎实时的跨国信息流动使得所有互联网的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问题的最新进展，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可能和最高决策者同时甚至更快的了解到同样的信息。同时，网络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从网上得到各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知识，这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一种理解和分析国际现象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能被动的接受来自政府的唯一解释。这意味着政府不再垄断对于国际问题和本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解释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更多的考虑如何在政策公布之后说服公众，以赢得更多公众支持。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知识的扩散。如同约瑟夫奈（Joseph Nye）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信息时代，可信任知识的供给将成为新的权力来源。因为信息时代过于充分的信息供给使得人们更加需要有效处理和过滤信息的知识，谁能够提供这种知识，就能够通过提供知识影响接受者的行为，这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权力新来源之一。^[１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决策机构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民众对于官方口径的信赖。

第三个挑战是权力分布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趋势。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决策权仍然是高度中心化的，特别是大国。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指出，外交决策中权力的去中心化趋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这一趋势意味着在传统决策圈之外的行为体能够比以前更加方便地影响圈内的行为体以及决策过程，尤其当决策圈外的行为体能够有效动员民众支持的时候。作为应对这种趋势的措施之一，中国外交部2004年3月19日在新闻司下设立了一个公众外交处，主要的职责就在于推动公众更多的了解外交部的工作。

三、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媒的管理政策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简要的变化情况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表格：

简单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主要开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财政拨款被看作是政府的投入，在管理上，除了全国性的少数媒体之外，都是各地方政府分别管理的。改革开放之后，媒体更多的被看作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说，仍然强调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对于媒体的管理，但是媒体的专业工作方面已经由职业化的编辑遵循和西方新闻媒体比较类似的原则进行管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认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对于媒体的管理，在那时形成了“党管媒体”的认识。这里的媒体是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媒体，对于这些媒体的控制是高度中心化的，等级非常森严，在媒体上几乎无法发现学者个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评论。总而言之，可以说当时媒体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大众传媒扮演的就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它只能如实报道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所有信息，而对于决策过程构不成影响。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关于媒体管理政策的敏感话题开始被允许讨论起来，同时部分媒体也开始了比较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但是真正的实践仍然要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媒体被放入市场，通过竞争来促进成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媒体必须依靠自身去赚取继续生存下去的资金，除了少数作为政府喉舌的媒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给媒体提供财政上的支持。^[１９]对于大多数被放入市场竞争环境的媒体来说，必须依靠与众不同的风格来吸引足够多的民众以保证发行量。

同时对于媒体的管理模式也从“党管媒体”变为“中央领导，政府管理，媒体行业自我约束，企业或事业单位独立管理”。尽管党对于舆论大方向保持控制的原则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情况仍然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媒体之间竞争的加剧，也使得各种报纸的编辑竭尽全力去寻找自己的特色，而且让越来越多的职业编辑来管理报纸的内容。这些编辑所学习的主要是西方的新闻理论，并越来越多地试图学习西方同行们的实践经验，结果就是媒体内容更加的开放，声音趋于多元。

这一变化趋势对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影响。

总结来说，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种类型的功能：

第一类功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不仅仅是所有主流媒体的职责，也包括其他媒体，尽管后者通常采取比较灵活和多样化的报道。在发挥这种作用时，媒体仅仅报道其从官方来源获得国际新闻，并且不会对政府外交政策发表基于不同立场的评论。

第二类功能是作为知识精英表达其意见的“麦克风”。这些意见包括对外交政策的补充、完善甚至是批评。那些试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从大众传媒的发展中看到了表述其主张、吸引更多的支持者的机会。

这一“麦克风”的作用在朝鲜核问题上得到了体现。2006年9月，当朝鲜宣布要进行核试验时，有学者发文认为“朝鲜政策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对其影响有限”。^[2０]当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地下核试验之后，有记者就中国对朝政策有效性更加直接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则给出了与学者完全不同的评价。^[２１]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效用的不同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记者的提问，这种影响目前可能还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测定，但其存在本身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也使得外交决策过程必须考虑这类因素的存在。

第三类功能是作为政策辩论的“竞技场”，提供一个让持不同政策主张的精英进行辩论的平台。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持不同主张的精英通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进行辩论。媒体对种辩论很欢迎。因为这会吸引众多感兴趣的读者。因此当发生某个热点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意鼓励这样的辩论。2002年6月开始的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就是典型的案例。^[２２]这种辩论很快就从学术期刊扩散到了网络，借助新兴媒体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并在经历了种种外界影响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这一时期中国对于日本争常的强硬态度多少受到了这一激烈辩论的影响。

第四类功能是作为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促使缩短反应时间的“加速器”。针对某些热点问题的实时、密集的报道，会让决策者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要加速做出反应的时间和速度，这对于整个决策体系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遇到袭击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24小时之内，外交部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后续处理问题发布了详细的信息。^[２３]

第五类功能是作为普通民众宣泄其针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不满的“安全阀”。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政府会鼓励媒体无限制的去表达民众的这种不满。同样无法确定的是中国政府曾经尝试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利用媒体去煽动某种负面的公众舆论，进而利用这种舆论在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这一安全阀的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自2001年至2005年，新浪网为中日关系至少建立了10个专题，持续时间最短的是3天，最长的是615天（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新闻报道和频率最密集的则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在39天时间里发布了接近200篇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从内容来看，除了“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之外，其他专题集中报道的都是中日关系中的负面新闻。这些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最终引发了民间的大规模涉日游行，而此后出现的“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则是在出现了大规模涉日游行之后外交部引导民间情绪所做努力的结果。在这些新闻报道和分析中，正面或相对中立的立场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同时配合人民网上发表的包括《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在内的三篇时评，才最终较有成效地疏导了受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学者关于转变对日政策辩论和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一系列时件高度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一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通过发表一些比较激进甚至接近极端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媒体有可能在部分受众中获得共鸣，结果就是能够追求到更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这种通过媒体进行宣泄的做法并不理智，而且被高高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要作妥善的善后工作也会比较困难。

结论：大众传媒的影响及其限度

总而言之，目前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强，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

在今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开始有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同种类的媒体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兴趣了解国际问题，并日益强烈的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最重要的变化是今日中国大众传媒已经获得比以往更大的自由来发布不同学者对国际现象的分析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评价。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影响仍然有限。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仍然未充分开放，大众传媒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较难考量。其次是因为外交决策的信息资源分布尚不均衡，体制内政治精英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同时对大众传媒乃至大众直接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无论如何，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将使得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大众传媒在决策过程中也会因此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注释：

［1］ 本文是在提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年10月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18次），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doc/2006/7/19/103601.doc （2006年8月20日）。

［３］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４-１０.

［４］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72-175.

［５］ Junhao Hong, “The Internet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a New Social Force”, in Yufan Hao, Lin Su 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7.

［６］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７］ Arnold Wolfers,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67-80.

［８］ 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8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580/5581/20010606/483231.html （2006年8月29日）。

［９］ 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该部分以及下面有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历史沿革的论述主要依据网络资料整理而得，资料主要来源为：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44/0509/20243.html（2006年8月29日），该资料来源经求证外交部相关部门人士核实后基本可信。

［１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http://www.hzxjhs.com/dangzhibu/wenti.htm

［1１］ 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2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0-300页。

［1２］ 中央电视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http://www.cctv.com/specials/50th/bwl/17.htm

［１３］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１４］ 《中国互联网大事记1986-1993》，http://www.cnnic.org.cn/html/Dir/2003/10/22/1002.htm

［１５］ 张清敏：“中国修宪：提升首脑外交”，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8期，第62页。

［１６］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

［１７］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1997年、2004年、2006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据统计报告，见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3/10/13/93603.pdf，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4/2004072002.pdf，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pdf/2006/7/19/103651.pdf

［１８］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45-65页。

［１９］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chl&Gid=49335

［２０］ 沈丁立：“朝鲜核试验和中朝关系及中国的选择”，载《青年参考》2006年9月5日，资料来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7/4789770.html （2006年10月2日）。

［２１］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275579.htm （2006年10月15日）。

［２２］ 主张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学者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等，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洪明：“重振河山待后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随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开始进行反驳，代表性的包括：林治波：“对对日关系新思维’之九点质疑”，载《时代潮》2003年第14期；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２３］ 2006年2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e/cgngy/chn/fyrth/t235695.htm （2006年8月29日）。

（作者简介： 蒋昌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副教授；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讲师，上海，200433）

传媒消费主义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现代企业的发展面临诸多的风险，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降低企业风险，抓住发展机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刻不容缓。文章旨在通过初步的研究，从财务风险管理的角度探析文化传媒企业财务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的对策，提高企业的内部管理能力和质量，以期达到目标，实现企业的美好愿景。

关键词：财务风险;内部控制;机制

我国处于新经济新常态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我们面对的是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文化传媒企业竞争也愈发激烈，接踵而来的风险也在不断的增加，在当前新经济新常态下求生存共发展已迫在眉睫。为实现稳增长、防风险等多重目标，需要我们提高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增强风险管理意识，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政府监管部门也对企业风险管理和企业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规范和指引。包括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小企业内部控制規范（试行）》和针对影视行业发布的税总发〔2018〕153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家强调依法治国，企业必须依法治家。“健全机制，谋划全局，明确目标，抓好落实”是企业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

一、文化传媒企业存在的财务风险及内部控制的必要性

财务风险是企业在各项财务活动中，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财务系统运行偏离目标而形成经济损失的机会性和可能性，财务风险是企业风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来说，市场风险和运营风险等最终都会在财务风险上呈现。

新经济发展环境下，对文化传媒企业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移动新闻资讯、短视频、在线教育、网络文学、互联网影视等文化产业不断迭代产品、突破竞争边界、并开始全球化布局，显示出文化传媒企业蓬勃的创新力。随着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也在不断的增加。面对各种风险，如果企业不能采取恰当、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必然会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中，甚至使企业走向衰亡。

因此，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对于改善文化传媒企业风险防范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推动我国文化传媒行业参与国际竞争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传媒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传媒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组织架构不合理

治理结构形同虚设，缺乏明确职责权限，议事规程和工作程序;缺乏科学决策、良性运行机制和执行力。

据相关资料显示，部分文化传媒单位改制成为国有控制公司，公司还有行政级别，管理人员还有上级任命干部。治理结构流于形式，沟通协调成本过高，工作中相互推诿扯皮，流程不顺畅，决策不科学情况普遍存在。

部分文化传媒民营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既担任企业董事长，同时又担任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已是普遍现象，此时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失效，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同时企业的内部监督管理活动也会受到控股股东的影响。

（二）风险管理意识不强，缺乏相应的风险管理机制

从企业财务风险角度来看，多数企业管理者都存在做大企业规模的冲动，在扩张的过程中，企业投资需求大而企业内部财务资源又相对不足，必然从外部进行筹资，企业财务风险不可避免。随着文化传媒行业和互联网的紧密结合，跨行业并购日趋激烈，其面临的风险也越发多样化、复杂化，而对于文化传媒上市公司来说，其可用于抵押的固定资产相对缺乏，融资风险相对较高，而传统的文化传媒企业大多对于风险认识不足，内部控制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落到实处，难以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三）信息与沟通成为表面流程和过场

企业组织中信息与沟通渠道不畅通，同事和上下级之间缺乏协同合作，沟通方式单一，不能满足需求，或者虽然有有效的沟通渠道，但机制不健全，领导层和员工所处的维度不同，看待事务的方式和角度不同，基层员工无法理解管理层意图，因缺乏责任和归属感不能主动配合，使得信息与沟通仅成为流程，企业凝聚力弱，信息与沟通传递失效、信息质量差，有可能导致决策失误。不及时对外信息沟通发布，缺乏社会责任，可能有损企业形象，进而影响公司管理生产经营活动。

（四）内部监督机制存在缺陷

很多单位虽然制定了内部监督制度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很难切实有效的执行，或者因为企业自身情况限制缺乏内部监督，导致不相容岗位无法分离、重要岗位人员业务不熟或能力不足影响企业的日常管理和经营。大多单位的财务监督基本依靠外部监督，虽然有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进行外部监督，但并不能对每个单位都及时、全面地进行监督，监督效果不佳。

三、影响文化传媒企业内部控制的要素分析

（一）企业的内部环境

企业的纪律与架构是由企业内部环境决定的，是企业建设和与实行内部控制的根本，高层的治理和基层的管理在内部控制中都有很重要的作用。企业文化对企业建立与实施内控影响很大，企业董事长、高层管理人员在企业内部控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二）企业风险管理水平及董事会风险偏好

企业风险管理应当考虑董事会的风险偏好和企业可承受的风险水平，对于带来负面影响的事件需要认真评估和应对，对于企业有利的机会则可以将其反馈到战略和目标设定的过程中去。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良好的风险管理能够为管理层提供实现企业目标的合理保证。

企业应当按照事前、事中、事后控制，对于各类风险加以预防和控制。企业对于危险性因素一般容忍度低。在文化传媒行业，持续不断的艺人人设崩塌，给相关投资方和合作方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一连串的经济损失，企业应当采取措施降低风险，保护企业的利益。

（三）信息与沟通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条件

信息是确保企业经营管理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信息只有通过传递才能体现其价值，重要的信息需要及时传达到公司的管理层，僵化的信息系统犹如凝固的血液，信息沟通不畅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德国国家发展银行“十分钟悲剧”大家可能都很清楚，雷曼兄弟破产后仍向账户支付3亿欧元，这在内控体系十分健全的银行发生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可见信息与沟通的重要性。

信息交流与沟通不畅影响企业信息质量，轻则妨碍企业的生产经营，重则带来严重的财务危机，对企业发展非常不利。文化传媒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财务信息不透明、财务核算不规范的情况也确实存在，亟待解决。随着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化，文化传媒企业也应当顺势而为，规范财务核算，努力提高企业信息质量，拓宽沟通渠道，对企业的内控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

（四）有效的内部监督可以保证企业顺利实施内部控制。

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完善的内控执行效果也不佳。文化传媒企业资金活动不规范的地方较多，应当通过一系列的控制活动加强对资金的安全性的监督，加强预算控制和成本核算，避免因现金流中断而影響项目顺利实施。

四、加强文化传媒企业内部控制的对策

内部控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某个部门和某些人员就能完成全部工作，需要企业各职能部门和全体员工共同参与并承担相应责任。

（一）完善企业组织架构，规范公司的治理结构

企业应当对内部职能机构进行合理设置，防止权责过于集中，变成一言堂，集体决策成为一纸空谈，企业各职能机构权限应当适度分离，明确职责权限、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不相容职务要分离。同时，也要杜绝职责缺失，日常工作难以开展，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

（二）增强风险管理意识，建全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要主动自觉树立现代化管理理念，积极学习相关政策和文件，避免形式主义，使内控真正发挥作用。

其次，企业风险管理理念要自上而下的传达到基层全体员工，将风险认知转化为员工共同的认识和自觉的行动。细化岗位责任，建立风险责任追究制度，将企业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企业风险多种多样，从风险的内容上看，包括战略风险、财务风险、运营风险、市场风险和法律风险等。从财务风险角度来看，企业财务活动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它是企业资金运动各环节的有机统一，企业财务风险可能发生于财务活动的任一环节，因此，财务风险管理活动必须全面考虑企业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以及成本核算、资金结算等业务中易发生错误的业务流程或环节等各个方面，不能只局限在投资和筹资活动中。企业应对财务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和分析，正确的预测和衡量财务风险，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保驾护航。

（三）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加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利用现代科技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降本增效。在大数据的信息时代，数据的力量尤为强大，企业可以利用相关数据判定消费者偏好，将消费者的需求及时反馈到企业管理层。传媒企业应当建立艺人信息资料库，对于劣迹艺人采取谨慎合作方式，做好应急预案，及时止损。建立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对各项财务指标的分析和利用，一旦发现基本指标异常，应当及时关注，发现并解决问题，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

事实上，很多企业破产并非瞬间土崩瓦解，更多的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企业在破产之前，都会出现财务风险，财务危机发生征兆时，没有引起企业内部的重视，没有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使得企业逐步陷入破产的泥沼。

（四）建立反舞弊机制和奖励惩戒机制，提高全体员工的综合素质

根据“舞弊三角论”学说，舞弊是客观存在并不容忽视的现象，而文化传媒行业透明度差，对于这类现象不易觉查，应加倍引起重视。企业应当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实施监督与奖惩并存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推动企业和员工利益相统一。加强员工学习与培训，提高员工整体素质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执行力度。

五、结语

当前，我国正在不断加强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新思路、新成果不断涌现，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求，文化传媒企业只有与时俱进，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不断的优化内控制度，提高识别风险的能力，才能使高速发展的中国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尹建超.“互联网”下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中国集体经济，2019（18）.

[2]段志刚.进出口贸易公司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商论，2019（10）.

[3]王琼华.基于财务风险管理下的文化传媒企业内控体系构建[J].管理观察，2018（09）.

[4]于哲.浅谈文化传媒企业预算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7（33）.

[5]李英琦.终极控制股东对文化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及对策[J].财会学习，2017（16）.

（作者单位：上海通灿机电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传媒消费主义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体育的发展与现社会的传播密切相关。当代传媒对大学生的影响已变得十分深刻。通过我国19所高校1806名大学生有关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对大学生日常生活介入的调查与分析，充分论证当代大学生是信息社会的主要力量，促进人们对大众媒体育信息影响大学生体育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以期促进有效的传媒和大学生体育发展对策，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大学生体育生活的良好社会环境。

关键词：我国大学生；大众传媒；体育信息；日常生活

传媒消费主义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媒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对于文学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其中影视改编便是一个重要手段。严歌苓这位准确把握时机，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新发展的女作家也逐渐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形成了严歌苓“影视热”。

关键词：传媒 影视改编 严歌苓

传媒或媒介的定义一直以来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概念，在1979年版的《辞海》中只收录了“媒介”一词，解释为“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1]麦克卢汉说“媒介即是讯息”。黄发有在《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中提到的“文学传媒”是指以文学信息为主题内容的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文学副刊、文学期刊、文学书籍、广播、影视、网络及其生产与传播机构。[2]随着碎片化时代的到来，文学开始以多种方式传播，以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传媒对于文学的影响愈加明显，这其中影视改编就是一个最常见的手段。

一、影视改编的含义及现象分析

影视改编是指按照影视艺术的特殊美学要求和表现需求，将其他体裁的艺术作品改写为电影或电视剧本。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向来密切，影视改编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导演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导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除此之外，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剧《唐山大地震》《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都改编自文学作品。最近几年，国外作家的文学作品也相继被改编为影视剧，如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东野圭吾的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解忧杂货店》《放学后》《白夜行》也都被改编为电影，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影视改编不仅能使作者名气大增，促进作品销量，而且由于原著本身带有读者基础和话题性，自然会使影视剧容易取得成功。虽然对于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这一现象大家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但是一直以来也存在很多争议，文学家、编剧、评论者所持观点都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对影视改编持反对态度，而有一些作家则赞成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他们认为影视剧比小说的影响力大。

但是不难发现，一方面作家认为改编后的影视剧会削弱原著中的独特精神内涵以及韵味，特别是原文中的美学色彩、“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场面，一旦被拍成画面，透过镜头呈现出来就破坏了作家的独具匠心；另一方面，作家们对于自己的作品能被改编求之不得，例如苏童、北村、格非、赵玫、须兰、钮海燕等六位作家同时为《武则天》撰写文学脚本。在影视剧面前，文学作品已经成为附庸，而作家们也身居幕后，成为商业时代的消耗品。就像金庸虽然不赞同改编后的成果，但是他的作品却一直在被翻拍为影视剧。

二、严歌苓：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新发展

（一）严歌苓“影视热”

如今，观众对严歌苓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从电影《天浴》《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到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铁梨花》《幸福来敲门》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她本人也多次获得编剧大奖。不管是文学作品被买走版权改编为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为影视剧而写，严歌苓都在传媒迅速发展的今天找到了扩大文学影响力的方式，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的新发展，形成了严歌苓“影视热”。

（二）电影《芳华》

2017年，有一部电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与讨论，那就是改编自严歌苓同名作品、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

因为冯小刚和严歌苓在年轻时有共同的文工团经历，所以冯小刚几年前就找到严歌苓，希望她能写一部与文工团生活有关的作品，然后改编成电影。但是严歌苓本人也透露，这部作品其实和冯小刚最初想要的不同，虽然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改编为电影，但是她还是坚持先文学，再电影，不能完全为了电影而写作。

电影《芳华》上映之后，网上影评很多，一些人没有看过原著，就对小说妄加评论。小说和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电影出于商业和市场的考虑，不可能将小说一成不变地呈现出来。

虽然这部同名电影由严歌苓本人担任编剧，以此保证了改编后的电影基本内容不变以及改编的质量，但是原著与最终电影呈现的内容还是有所差别。首先是氛围不同。小说英文名叫“You Touched Me”，来映射当时环境对人性的压抑，因为“人性是唯一不会过时的主题”。电影在前期则用镜头更多地表现文工团里男兵女兵们的青春，宛如一个世外桃源，集体主义是其表现的重点。小说中蕴含的矛盾、冲突、对立减少了，禁欲与压抑的氛围削弱了。其次是何小萍的故事缺少细节。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何小曼到电影中改名为何小萍，缺少了一些细节的刻画。小说中何小曼从不摘帽子，以至于别人都以为她是瘌痢头，其他女兵嘲笑她、嫌弃她，甚至故意脱下何小曼的帽子，刺激了何小曼，导致她自卑心理加重。小说中对何小曼成为模范人物后的心理变化过程描写得比较细致，她精神分裂后只说一句话“我离英雄差得太远”。[3]这一细节值得深思，电影中完全采用的是另一种表现方式。此外，有一个删掉的情节严歌苓本人也特别惋惜。何小曼当兵前在家里，因为一件红色毛衣和妹妹发生争吵，而母亲偏向了妹妹，后来何小曼把这件毛衣拆了，从侧面表现了何小曼的悲剧人生。这小小的爆发甚至带有一种人性的黑暗，但黑暗之后是更深层的悲哀。

三、影视改编的期待：在商业中实现良性循环

孟繁华在《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指出：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走上经济的主战场，他们被宿命般地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而传统的人文理想在这一时代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光彩。[4]的确，很多作家对大众传媒持有不屑和不信任的态度，他们认为一旦妥協就会丧失文学的独立性。潘军更直白地说：“电视剧是个破东西，不过很赚钱。” [5]

金理在《什么是80后文学》中强调：如果我们在如今依然持一种夸张“文学”与“市场”之间对立的看法，其实是很可笑的。影视改编是在当下生产力和人民需求下产生的，我们应该想办法如何推进其更好地发展。

正是因为一些作家们表达的热情依然存在，所以他们介入影视，希望其作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在影视改编并不太令人满意的现状下，只有像严歌苓一样，有更多的作家愿意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参与进来，才能推动影视改编的进步。

四、结语

影视改编作为传媒对于文学影响的手段之一，已成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现象。文学作家和导演借助这一手段实现互惠互利，也能让观众看到更高水平的影视作品。但是，影视改编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如果为了商业利益一味崇尚形式而忽视内容，那将对观众的审美判断力产生很大的伤害，进而使其阅读接受水平下降，而受众的趣味又会反过来影响文学，这就形成了一种在文学与影视中的恶性循环。

严歌苓作为文学作品参与影视改编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经验。我们期待这位高产的女作家在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之间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促进传媒与文学、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舒新城.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4]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潘军.答何锐先生问[J].山花，1999（03）.

（作者简介：孙梦嘉，女，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

传媒消费主义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既构成公众认识外部世界的“传媒镜像”，同时又在当下风险传播“充满矛盾的丛林中”完成。在风险传播的普遍悖论（矛盾）下，大众媒体报道突发公共事件应该有理性的角色期待与定位。大众传媒必须肩负社会（公众）安全使命，实现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实现新闻报道的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实现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统一，并在此角色追求中完成大众媒体在风险环境下的传播。

关键词：风险传播；悖论；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传媒角色

人类社会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同各种风险斗争的历史。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风险发生频次与强度大大加速。仅以我国观之，2008年以来的汶川地震、瓮安事件、“三聚氰胺”事件、陇南事件、甲型H1N1流感、校园安全等不断影响着国家的政策议题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种自然的、人为的因素导致的风险对人类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大，风险存在成为社会常态和当下社会的重要特征。

一、风险社会形成的原因及其表象

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将人类拖进一个风险高度发生的时代，吉登斯用“失控的世界”①来概括当代人类社会的风险特点，而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则提出“风险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得到了吉登斯、拉什等社会学家的积极响应。他们认为，当传统的工业社会向高度现代性社会转化时，随着核技术、化学技术、基因技术等的发展，人类生活开始面临两种根本性转变：“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②，人类随之迈入风险社会。与此相应，风险的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农业社会的自然危险→工业社会的可以控制的“外部风险”→风险社会中高度不确定性的人为制造的公共风险。因此，现代风险是指这样一种东西：它以科学技术为直接源头、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进而产生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未意料到的后果,这种后果的影响多半在未来而不在当下，很可能是全球性而不是地方性的。

关于风险社会的形成原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用“系统性风险”进行了解释。该组织报告《面向21世纪的新风险———行动议程》指出：“人口、环境、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改造了传统危害，却导致了新型风险，改变了风险的脆弱性，转化了事故影响扩散的途径，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依赖于大众媒体，而媒体报道着眼点由信息公布转向娱乐，使得相关问题以大众化而非信息化的方式表现出来，造成信息闭塞，加剧了危机的社会后果。”拉什也从技术手段特别是传播技术极度扩展来揭示风险形成。他认为：“技术资本主义试图将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安全机制和保险原则拓展到人类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地步，技术资本主义希望能够在未来世界中确保化解一切风险，消除一切不利事件”，然而，技术手段“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混乱无序”，“人类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而不停地忙于改进和更新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各种问题花样翻新层出不穷”③。罗森塔尔、贝克等人也都谈到大众传媒在风险产生过程中的影响，罗森塔尔甚至将媒体化作为公共危机的重要特征之一。总之，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传媒在风险社会生成中的影响与作用。

就我国情况而言，从宏观来看，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我国社会也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高发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问题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不仅有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带来的不稳定，也有贝克所说的现代性带来的不确定。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问题呈现的复杂性与现代化过程带来的不稳定使得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具有普遍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风险语义正逐渐盖过经济语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④。从微观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产事故屡禁不止。据粗略统计，“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造成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超过二十万人，伤残超过二百万人，经济损失超过六千亿人民币”⑤，其政治和社会影响也难以估量。童星和张海波把我国高风险社会表征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二是表现为社会结构紧张乃至断裂，社会冲突加剧；三是社会各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增强，由此导致无法预知的后果；四是现代性的不确定性与自我危害。概言之，我国的风险社会特征既具有与其他国家风险社会的相同特点，又表现出自身特殊性。

二、风险背景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悖论

突发公共事件是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它强调事件发生的突然性、紧急性和非常规性。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发生时的突然性、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发生过程的公共性、后果的严重危害性、突发事件的多样性等特征。无论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突发群体性事件或突发社会事件，在公共边界日益模糊的状况下，都会滑向突发公共事件，危及公共安全。为行文方便，笔者对这些事件不作详细区分，概以突发公共事件称之。

在我国进入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传播就深深打上风险的烙印，并表现出传播中的内在矛盾和悖论。这种矛盾和悖论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微观层面内在的现实/表现这种实在论和认识论的二元分立，即媒介呈现(认识)与独立于呈现(认识)的客观现实,也就是传播主体建构的传媒镜像与现实客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宏观层面的、作为突发事件报道的外部环境与风险社会特性并存的社会的高度信息化、网络化。前者内置于媒体的风险传播过程中，后者作为媒体外部环境对突发公共事件传播产生巨大影响。

从微观角度看，当代社会不只是风险社会，更是高度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化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媒介影响力对于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从本质讲也就是人的媒介化、人与人关系的媒介化。在这样的社会中，突发事件传播最有效的手段自然是大众媒介。但不幸的是，风险的媒介化却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传播悖论的形成，其一，风险的媒介化使媒介成为风险的定义机制；其二，风险的媒介化使媒介成为风险的内化机制。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构筑的世界已经成为人们联系真实世界的桥梁，即麦克卢汉所谓的“传媒描绘的是怎样一个世界，对于受众来说基本上就是他能够认识的世界的全部”，而李普曼则以“人们头脑中的世界”或“拟态环境”、“传媒镜像”称之。由此，传播媒介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则“被媒体、文化和社会群体、制度和个人进行加工并深刻形塑着风险的社会经验，并且在决定具体风险事件的总体社会影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⑥。这种作用表现为，一方面经传播媒介选择、加工并重新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传媒镜像”具有风险预警和揭示功能，從而使得风险公开可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复杂性，大众往往把这个间接、虚化的“拟态环境”当做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并从这个虚构中介出发安排自己的行为。特别是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媒体的预测瞭望功能就被极度放大，当媒体的聚光灯将某一风险拉入公众视线时，媒体往往成为卡斯帕森所比喻的“风险的放大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恐慌的形成。由此，媒体往往难以避免地陷入传播的矛盾之中——预警的天职和促进公众风险认知的主观意图与可能成为风险的渊薮的客观传播效果之间的矛盾。

从宏观角度看，当代社会不只是风险社会，更是信息化、网络化社会。按照贝克的观念，“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⑦，风险传播在知识信息中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削减、隐匿，简而言之，极易为知识政治所左右⑧。而在网络社会中，人类的活动与交往方式表现为一种认知的信息结构与“行动的网络结构”⑨。这就注定人的行动所导致的社会风险具有自反性、牵连性和扩散性，导致“飞去来器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雪崩效应”。特别是当媒体将支离破碎的风险知识密集塞给公众时，不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夸大风险状况，加剧公众的恐慌心理，而且使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升级扩散，造成恐慌心理大面积爆发，反而会毁灭其所置身的当下社会。

媒介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当下社会又叠加上风险社会的特征，就构成风险传播的一个混乱而矛盾的悖论场景：信息借助网络和手机的巨大传播张力，传播速度极快，影响范围极广，不负责任感大增，也使得局部的、个体化的风险公开化、扩大化，并进一步政治化和社会化。正如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所指出的：“随着社会的媒介化程度日益加深，传媒能制造出强大的‘信息螺旋’，在这个螺旋中，相关的事件自动集合成一个冲量，可能导致无心插柳的结果和无法预测的结局。”⑩在这个过程中，与危险有关的事件总是和各种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因素产生互动，从而强化或者弱化个人和社会对风险的感知，并形塑着人们的风险行为。反过来，这些被形塑的人们的行为又会产生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后果。这些后果大大超出了对人和社会的直接损害范围，导致了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三、风险传播悖论下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媒体角色

新闻传播事业永远是一项“带着镣铐跳舞的事业”，新闻传播中的矛盾、悖论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在风险社会下，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的内外矛盾更为尖锐与激烈，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识生产的悖论，即传媒有关风险报道的碎片式呈现与受众强烈的完整的风险知识需求之间的悖论；二是报道观念的悖论，即传媒寻求确定性的努力与不确定的现代风险的悖论；三是风险媒介化的悖论，即媒体不但再现风险而且定义并内化风险的悖论；四是效果的悖论，即风险预警与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悖论(11)；五是新闻报道的快与准之间的悖论；六是传播生态的扩散性、网络化、信息化与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安全性、约束性之间的矛盾。那么，在这样的传播矛盾和悖论下，新闻媒体应该担当怎样的角色才能在不断变动的风险和不断形成的紧张张力中出色完成自身使命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必须肩负社会安全使命

人类的安全感随着现代社会进程的加快与现代性的深入而呈现与日俱减的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在涉及大众生存最基础的“安全”层面上危机频发，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建构起公众对社会普遍不安全的认知。安全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必需的条件之一，其价值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凸显。贝克甚至视安全为风险社会的价值基础和动力，他认为：“风险社会通常的对应方案——这既是它的基础又是它的动力——是安全。”“在风险社会中，‘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述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12)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依次提升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五个层次需求又可以分为“生存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而安全需求属于个人刚性的“生存性需求”，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前提，其目的是维持人类最基础的生物性存在，因此，它具有自然性、生存性、底线性几个明显特征。所以，安全是身处风险社会的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生存发展之基，是追求和实现其他价值的首要价值基础。因此，在现时背景下，安全在风险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巨增，而且安全已经成为风险社会的首要价值。当下，安全自然成为生活其间的人们普遍关心和追求的首要利益与价值。

因此，大众媒体必须考虑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如何消除大众认知上的盲点和信息不对称；消除心理情绪上的恐慌焦虑；消除行动上的骚动、混乱、动乱乃至暴乱，进而建立起大众基于媒体报道知识的心理感知安全，促进社会安全，这是风险社会下突发事件报道最急迫、最现实的要求。这就需要大众传媒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从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把安全作为与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及时、公开等原则同等重要的一个原则加以确立，既在新闻原则上加以确认又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

2.坚持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重原则

在中国社会语境中，新闻传播事业是党和政府的事业，也是人民的事业；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传播或新闻报道既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中信息安全的重要维护方式之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知情需要或知情权实现的主要通道之一；新闻工作者是党和政府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实公仆。新闻媒体既是党和政府与人民大众之间联系的桥梁，也是人民利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因此，新闻媒体必须在国家→媒体→大众三者之间充当桥梁并维持三者之间的艰难平衡。这需要在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报道时，媒体要实现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并以此为出发点安排报道。

3.坚持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原则

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必须做到公开透明，这是媒体的使命所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闻的公开性是有规范的公开性,有限度的公开性，更是相对的公开。公开有度,才能公开有效。“经验告诉我们,讲透明要有个‘度’,不能超度,讲公开也不能凡事都完全公开,要注意新闻传播的社会效果。”(13)例如，從2010年3月23日发生在福建南平的血案，到5月12日发生在陕西南郑的校园血案，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国连续发生了6起校园血案。惊人相似的血案频发，是否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带来“示范效应”呢？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认为：“新闻不仅仅是事实，它还包括意见和趋势。我们不是不需要报道，而是需要富有责任感的、科学审慎的、有言说的报道。连续发生的杀童惨案与媒体传播后导致犯罪嫌疑人效仿有关。因此，即使能自由报道，也必须要足够的有节制，才能符合社会的最高利益。”(14)

因此，需要对媒体报道的公开性做出适度限制,并且必须是合理的制度性限制规范。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规范，必须是良性的规范，即必须是从根本上对社会发展和人民有利的规范。一切恶性的规范都将对新闻传播公开性形成恶性的限制，也必将损害社会和大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虽然对新闻传播的公开性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对限制本身应当有所限制”(15)，即把限制本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要在制度上追究不合理限制的各种责任，以保障新闻传播公开性的正常运行，最终实现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之间的良性平衡与并重。

4.坚持及时性与准确性并重原则

“及时性”与“准确性”的矛盾是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最尖锐的矛盾。罗森塔尔从突发事件角度揭示了矛盾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不确定性和时间压力才是突发公共事件的根本特征，不确定性与时间压力之间充满张力与矛盾，迫切需要作出决策。在此状况下的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常常是在极大的时间压力、心理压力、社会压力下进行的，因而就产生天然而无法回避的矛盾。媒体努力在第一时间到第一现场，获取全面、真实、客观的事件信息，并在第一时间报道给社会公众，既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矛盾又统一的要求。这里要强调的是“又快而准”，既要有及时性，又要有准确性，二者缺一不可。

总而言之，大众传媒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既构成“传媒镜像”，又在风险传播“充满矛盾的丛林中”完成，这就使得大众传媒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时必须肩负社会安全使命，实现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实现新闻报道的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实现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统一，并在此角色追求中完成大众媒体在风险环境下的传播。

注释

①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肇始》，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③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④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

⑤吴庆才：《中国每年因突发事件死亡20万人，经济损失逾6千亿》，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7/15/content_4837443.htm.

⑥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87页。

⑦(1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64、56—57页。

⑧王小钢：《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河北法学》2007年第1期。

⑨张锋：《高科技风险与社会责任》，《自然辩证法》2006年第12期。

⑩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11)马峰：《现代风险报道中的传播悖论》，《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

(13)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14)曾革楠：《专家称警惕媒体报道带来校园血案示范效应》，《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5月19日。

(15)杨宇冠：《人权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研究•附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1页。

责任编辑：采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