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因素分析范文

农村信用社因素分析范文第1篇

摘要通过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各个因素，包括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GDP水平、物价水平、恩格尔系数等，采用1978—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消费、收入的数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处理以及定性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这些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并建立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进一步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 结果表明，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其次是消费价格指数，最后是恩格尔系数。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A

Key words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atus； Impact factor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来看，消費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扩大内需战略的带动下，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会进一步得到发挥。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我国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方面最大的潜力在农村，截至2016年底我国农村居民人口数为5.897 3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重为42.65%；2016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1%，仅相当于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水平。持续的收入分配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住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等的改革，使得城乡的收入、消费差距也越来越大[1]。我国农村居民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城乡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潜力巨大，并且对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以及影响消费变化的因素成为促进内需增长、转变发展结构的重要内生变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

1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1.1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总体滞后从总体上看，城镇居民消费格局长期高于农村居民消费。一直以来，农村居民内部的消费差距不断扩大，消费需求明显偏低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杨永忠[3]曾经提出，在我国居民消费中，消费市场发展不尽合理，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它的症结主要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从消费份额上看，2016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8.9万亿元，城镇以下的全县及县以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万亿元，仅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32.5%。从2011—2015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看（图1），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尽管呈上升的趋势，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农村消费市场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城乡差距突出问题很有可能成为制约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障碍。

1.2农村消费层次偏低农村居民消费市场的质量与城市相比很低，这个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传统的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是崇尚节俭，消费偏好是使用廉价的购物清单，存在自给自足，封闭和不理性消费的特征，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表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水平，即在消费领域食品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从1990—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年度支出数据（表1）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的比例，尽管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仍占约一半的比例，其次是住房，约占5%，其他消费所占比重较小，可以看出当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水平层次较低，消费观念更多是倾向于生存需要，而诸如文教娱乐、交通通讯、医疗健康和生活质量等服务型和享受型的消费需求明显不足[4]。

1.3农村消费市场启动难度较大我国有近7亿的农村人口，接近全国居民人口总数的一半，但只消费了全国1/3的商品，存在巨大的消费潜力，但是农村消费市场启动难度同样很大。首先，从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态势来看，城镇居民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农村居民消费比重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总体差距持续扩大。其次，近年来农村居民的内部收入差距也有所增加，农村家庭出现消费断层，少数富裕家庭更倾向节约消费，大部分农民由于收入过低，家庭购买力不足，只能满足基本温饱需求，很难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即期需求。最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受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及消费水平，需要制定长期的协调和合作政策，仅仅依靠单方面的政策调整，提高农民收入，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5]。

2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2.1变量的选取和定义我国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存在严重不足，许多因素制约着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根据1978—2015年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主要从人均GDP、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角度[6]，实证分析影响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制约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居民消费状况的影响程度，重点分析了农民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探讨我国农村消费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其中：人均GDP作为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该研究用总产出（即社会服务与社会产品的产出总额）/总人口表示人均生产总值；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表示；对于农村居民价格指数，由于统计年鉴中的收入支出都是名义值，并不是实际值，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处理，以上年的居民价格指数为基数（上年=100），处理后得到的1978—2015年的居民价格指数具有更强的可比性。

安徽农业科学2018年

2.2数据来源以全国农村居民为分析对象，统计数据来源于1978—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如表2所示。

2.3研究模型的设定

2.3.1模型数学形式的确立。为分析居民消费支出（Y）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2）、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3）、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X4）之间关系，分别绘制散点图（图2～5）。

从散点图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Y）和X2大体呈现为线性关系，和X1、X3也呈现为线性关系，与X4的关系是否线性并不明显，但是消费支出及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其变动的方向基本相同，相互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探索将模型设定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形式：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UI （1）

式中，Y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元）；X1表示人均GDP；X2表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3表示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X4表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UI表示随机扰动项。

2.3.2模型的参数估计。利用Eview软件计算相关系数，做Y对X1、X2、X3、X4的回归，结果如下：

Y=-4 584.354 0-0.031 7X1+1.000 1X1+52.015 7X3-15.816 4X4 （2）

（0.152 9）（1.100 9）（11.082 0） （4.190 1）

t =（-2.073 0）（9.903 7）（4.6937）（-3.774 7）

R2=0.999 268，F=11 269.67，n=38。

2.4经济模型的检验及修正

2.4.1经济意义上的检验。模型（1）中，β1表示农村居民人均GDP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人均GDP越高，居民消费水平也应该越高，两者应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即β1>0；β2表示居民家庭纯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β3表示价格指数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β4表示恩格尔系数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由公式（2）可知，所估计的参数β1=-0.031 7<0，X1的符号与事实相反，不符合变量参数中确定的参数范围。这与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不一致。

2.4.2统计意义上的检验。公式（2）的R2= 0.999 268，可决系数很高，这说明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较好，即X1、X2、X3、X4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绝大部分差异做了解释。F检验值为11 269.97，应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方程明显显著。但是α=0.05時，国内生产总值X1的符号是负数与预期不符，这表明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需要进行计量经济学上的检验。

2.4.3计量经济意义上的检验。

2.4.3.1多重共线性分析。分别选取X1 、X2、X3、X4各解释变量，让Y对X1、X2、X3、X4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利用Eview软件计算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农村消费支出Y与农民家庭收入水平X2拟合度最高，R2=0.997 789，其次是国内人均生产总值X1，X1与Y的拟合度达到0.989 389。又从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3）可以看出，X1与X2之间的相关系数很高，可认为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

为了进一步了解方程的多重共线性，做Y对X1 X2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表4回归结果显示，引入X1和X2后，R2=0.997 790，大于Y与X1回归后得出的R2=（0.997 789），但t1（a）=0.921 2>005，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解释变量“国内人均生产总值”（X1）对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消费支出Y”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以下模型剔除X1。

因为X3的拟合度（R2=0.966 492）明显优于X4的拟合度（R2=0.646 561），因此接下来进行Y与X2、X3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引入X3后，R2=0.998 891，大于Y与X2回归后得出的R2（0.997 789），拟合优度较高，且模型中各解释变量t检验符合，表现出较强的显著性，因此X3不能剔除，保留进行下一步回归。

让Y与X2、X3、X4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可用规范的形式将参数估计和检验的结果写为：

Y=-5 938.8880+0.795 8 X2+63.043 8 X3-8.7941 X4 （3）

（0.022 9）（10.182 1）（2.582 8）

t=（34.762 6）（6.191 7）（-3.404 8）

R2=0.999 173，F=13 696，DW=1.294 2。

引入X4后，可决系数R2=0.999 173，接近于1，说明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度非常好，F=13 696，模型明显显著。当α=0.05时，t检验符合，所在的系数估计值高度显著，说明X2、X3、X4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都具有显著影响，对系数估计值的解释如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每增加1元，则农村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80元。如果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每增加1%，则农村消费支出平均增加63.04元，；如果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每增加1%，则农村消费支出平均减少8.80元，所有的解释变量的符号与先验预期一致，即农村消费支出与家庭收入，价格指数呈正相关，与恩格尔系数呈负相关，此时模型中可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4.3.2自相关性检验（DW检验）。对一个样本量为38，4个解释变量的模型，5%的显著性水平，查DW統计表可知，dL=1.019，dU=1.585，模型中的DW=1.294 2，介于两者之间，说明消费模型中不存在自相关，具有优良的统计性能。

3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村居民消费主要的3个影响因素中，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刺激消费水平，其次是消费价格指数，最后是恩格尔系数，说明居民的消费水平还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生活的影响。消费价格指数、恩格尔系数这些因素是可以计量的，但通过改变以上影响因素来改善农民消费支出是难以完成的。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人均家庭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要刺激农民消费，必须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变化过程也说明了这样的结论。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如何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对扩大内需、刺激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不仅包括经济生活因素，也包括社会生活因素。其中经济生活国素主要包括家庭收入、人均GDP、恩格尔系数等，这些基本上都是可以用数据衡量的；但是居民的消费水平受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也很大，如农村的消费理念、消费结构、社会医疗保障等，这些因素大部分很难用数据去衡量，但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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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农村居民消费率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19）：130-133.

[2] 杨彬如.基于解构模型的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9～2012年面板数据[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3）：129-134.

[3] 杨永忠.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区域波状模型及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13（12）：3-10.

[4] 纪路宇，王依佳，张文宇.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2017（16）：40-42.

[5] 廖子夏.以四川为例浅析近年农村消费市场发展问题[J].商，2013（3）：136.

[6] 王浩军，张晓琳，马军敬.转型期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4（35）：13-15.

[7] 唐颖.产业结构调整的未来与展望[J].现代国企研究，2015（8）：146.

农村信用社因素分析范文第2篇

老年人社会参与已成为国际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共识 (陆杰华, 2017) 。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定义及所包含的内容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概论, 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 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概念从“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动”扩大到“从事一切对自身和社会有益的活动”, 广义范围的概念被人们所接受, 即老年人所参与的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工作, 从事的无论是有报酬还是无报酬的工作, 或是参与各种团体活动, 只要这种活动在社会层面开展并与他人相联系, 使老年人能够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 那么就是一种社会参与 (杨华、项莹, 2014) 。本文采用较宽泛的定义, 把社会参与界定为老年人参与一切对自身和社会有益的活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经济保障程度和文化教育程度都是制约老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因素 (杨风雷, 2012) , 老年人的年龄、城乡、经济状况、婚姻状况、自理能力对老年妇女的社会参与具有显著影响 (韦璞, 2007) 。教育、收入、有无汽车都与社会参与是积极的关系, 预示这些老人能得到多种方式的参与, 如文化、户外和运动 (Masoumeh Bagheri1, Abdolrahim Asadollahi, 2012) 。

总之,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问题日益引起学者和专家们的普遍关注, 涌现出不少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研究成果, 目前研究对地域分异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为城镇老年人社会参与, 而专门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研究较为少见。本研究利用分层线性模型, 对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西安财经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11年1-3月在陕西省农村地区进行的“陕西农村地区养老方式变动及保障模式调查”的抽样调查。受访者为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有效样本403份。

(二) 变量设置

因变量:社会参与。问卷中通过询问“您现在是否从事有经济收入的活动”、“您如何对于团体 (如党团组织、宗教组织、工会、村委会等) 组织活动”、“您平时休闲时的文化娱乐活动有哪些”、“在过去12个月中, 您有没有照顾过这些16岁以下的孙子女”、“在过去12个月中, 您 (或与您同住的、仍健在的配偶) 在做家务或生活方面帮助您的孩子”、、“您平时锻炼身体吗?如慢跑、步行、散步或登山等”、“您是否去过老年人活动中心或参加老年人组织?”等问题考察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状况, 分析时把7项社会参与活动得分加总求和, 分数从0到7, 分数越高参与度越高。

控制变量:个人的人口特征和社区因素。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心理状况。社区因素包括当地村民年人均纯收入水平、本村距离镇里的远近程度以及是否有老年活动设施。

三、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注:***, p<0.001;**, p<0.01;*, p<0.05;+, p<0.1;Ns, p>0.5

农村老年人从属于各自的村子,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区因素的影响, 因此, 在进行个体研究时必须考虑到被研究者所处的背景或他所从属 (嵌套) 的上层分析单位, 因此本文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

数据来源:“2011年陕西农村地区养老方式变动及保障模式研究状况调查”

固定效应分析结果表明, 是否有老年人活动设施对男性老年人社会参与具有较显著的影响, 且是一个正向预期因子, 而村民人均收入水平、距离镇里的远近程度对于男性老年人社会参与没有明显的预测效果。低龄和与配偶同住的男性老年人更倾向于参与社会活动。从事非农业的男性老年人社会参与率较高, 从事农业的男性老年人社会参与率较低。村民收入水平、距离镇里远近和是否设有老年人活动设施对女性老年人社会参与没有明显的预测效果。低龄老年女性较高龄老人而言, 社会参与率较高, 这点与男性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一致, 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也比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这与现实一致, 有了好的身体, 才能保持充沛的精力参与到社会活动。

四、结论与建议

在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方面, 男性老人主要受到年龄、婚姻状况和职业的影响, 年龄较低、与配偶同住、从事非农业的老年男性社会参与率较高;女性主要受到年龄和健康状况因素的影响, 年龄较低和身体较健康的老年女性社会参与率较高。社区因素中是否有老年人活动设施对老年男性社会参与有一定的影响。

要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现状, 就必须从个人、家庭、社会层面着手。个人层面上, 要鼓励老年人主观上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 培养其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 支持其勇于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家庭层面上, 配偶及子女要与老年人多多沟通, 给予其强大的支持后盾, 为其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给予必要的经济支持和物质支持;社会层面上, 基层组织要大力开展敬老、爱老、关心老人的宣传教育工作, 营造良好的氛围, 倡导、鼓励老人, 尤其是女性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各级组织要加强相关设施, 为农村老年人搭建一个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各个层面的努力, 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率, 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 从而促进农村地区健康老龄化的发展。

当然,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本文仅把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等七项活动得分相加来衡量老年人社会参与, 显得不够科学。其次,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可能还包括其他方面, 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摘要：本文使用2011年“陕西农村地区养老方式变动及保障模式调查”的数据, 利用分层线性模型, 对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 男性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主要受到年龄、婚姻状况和职业的影响;女性老年人主要受到年龄和健康状况因素的影响。同时, 社区因素中是否有老年人活动设施对老年男性参与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参与,性别差异,农村老年人

参考文献

[1] 陆杰华, 李月, 郑冰.中国大陆老年人社会参与和自评健康相互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CLHLS数据的检验[J].人口研究, 2017, 41 (01) :15-26.

[2] 杨华, 项莹.浙江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因素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 2014 (11) :147-152, 160.

[3] 杨风雷, 陈甸.社会参与、老年健康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J].劳动保障世界 (理论版) , 2012 (01) :34-37.

[4] 韦璞.老年妇女社会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7 (6) .

农村信用社因素分析范文第3篇

摘要： 我国金融精准扶贫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和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各地积极探索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思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推进，极大促进了金融扶贫工作的精准发力。在金融精准扶贫背景下，为进一步提升金融精准扶贫质效，应加强信用法律制度建设，建立统一的农村（农户）信用信息平台和信用等级评价标准，进一步完善农户信用信息采集与评价体系，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信用氛围。

关键词： 农村信用体系 金融精准扶贫 农村（农户）信用信息系统 信息不对称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扶贫攻坚任务异常艰巨。在此背景下，提高扶贫效率显得尤为重要。必须着眼大局、形成合力，共同助力扶贫攻坚，不仅要依靠群众，汇集群众力量;而且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构建有利于扶贫攻坚的体制机制，精准发力、深处着力。我国金融精准扶贫工作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导致的农村整体信用环境较差、信贷风险较高。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基础性和系统性工作，是优化农村诚信环境和金融生态环境、提升社会信用意识的切入点，是降低交易成本、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破解金融精准扶贫难题，关键是解决金融与扶贫对象之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促进信用与信贷联动，提高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贷款获得率，進而实现金融扶贫广覆盖、低成本、可持续。正因为如此，金融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问题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这项研究对于有效改善并提升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信用环境及信用体系建设水平，纾解“三农”融资难，打赢金融扶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金融精准扶贫的现状

为不断提升金融精准扶贫质效，中国人民银行（或与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若干有关金融扶贫的意见和办法，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以政策性、开发性银行为主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实施差别化的贷款政策、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夯实金融基础设施等措施，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

（一）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出台若干指导性文件，并积极创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和鼓励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聚集

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精准扶贫过程中，充分发挥了“金融扶贫工作的牵头者、总体方案的主要设计者、金融扶贫机制的主要推进者、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者以及再贷款资金的提供者”的角色作用[1]。

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提出了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支持领域、重点工作、保障政策措施和加强组织领导等五方面的内容。2016年3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提出了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细化落实措施。2019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切实做好2019-2020年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加强统筹协调，积极搭建信息交流和工作协作平台，确保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探索金融精准扶贫的新模式，不断提高金融扶贫精准性

自2015年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探索金融精准扶贫的产品与服务模式，持续提高金融扶贫精准性，努力确保服务对象、贷款用途、扶贫统计的精准性。

1.国家开发银行金融精准扶贫开展情况。国家开发银行是金融扶贫中的先锋引导者和主力军。2016年5月31日，国家开发银行扶贫金融事业部成立。2018年，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精准扶贫贷款2929亿元，覆盖全国1118个贫困县。“十三五”以来，截至2019年9月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扶贫贷款1.23万亿元，为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教育扶贫等脱贫攻坚重点领域提供了有力支持;累计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发放扶贫贷款5618亿元，有效缓解了深度贫困地区的资金制约。①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融精准扶贫开展情况。自2015年，党中央打响精准脱贫攻坚战4年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累计投放扶贫贷款20181.71亿元，贷款余额13632.69亿元，累放额和余额均居金融系统前列。2015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脱贫攻坚工程领导小组，在全国率先组建“扶贫金融事业部”，成立扶贫金融事业部执行委员会。全程参与中央“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制定，率先发放全国首笔易地扶贫搬迁贷款。“十三五”以来，农发行投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惠及搬迁人口768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比68%。产业扶贫贷款带动381.6万贫困人口增收，极大增强了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能。

3.中国农业银行金融精准扶贫开展情况。中国农业银行作为金融扶贫的国家队主力军，2015年以来，全行精准扶贫贷款累计增加1713亿元，增幅106.4%，累计支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53万人。2019年5月24日，中国农业银行专门出台《中国农业银行法人精准扶贫贷款业务审查审批指引》，旨在进一步提高全行信用审查审批人员业务能力，规范法人精准扶贫贷款业务审查审批，全力助推法人精准扶贫贷款有效发展。

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金融精准扶贫开展情况。截至2019年6月末，邮储银行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含已脱贫人口、带动贫困人口贷款）余额达74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1%，高于各项贷款增速;与各级扶贫部门合作，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超123亿元。经过多年实践，邮储银行已探索出驻村第一书记合作模式、平台合作模式、产业引领模式、能人带动模式及信用村镇模式等金融扶贫“五大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二、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典型模式

（一）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中和政策推动下摸索前行。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起步于199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9〕245号），要求对农民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并根据评定的等级确定小额信用贷款的额度，全国农村地区开始掀起农村信用建设的热潮。许多地方开展了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开始发放农户小额贷款。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逐步进入了政府主导、人民银行推动、各涉农金融机构广泛参与的新阶段。2017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大力推进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因地制宜、科学合理; 先易后难、稳步推进; 改革创新、支农惠农”的原则，立足实际，探索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思路和方式，涌现了许多像浙江丽水、陕西高陵等有特色、有成效、适合当地特点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模式[2]。

（二）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典型模式

以下典型模式，主要是由各地人民银行主导推动设立的农村信用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开展的农户征信。

1.广东郁南模式[3]。2009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云浮市中心支行与郁南县委、县政府探索共建农村信用体系和创新农村金融服务。郁南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做法是建立了信用信息征集体系，形成了信息共建共享机制、信息拓展应用机制和信用文化培育机制。郁南县建立县级综合性征信中心、县级集中数据库和县、镇、村三级联动的信息采集机制，制定统一的采集指标体系。在信息共建共享机制方面，创建了“勿坦”模式的信用村、信用户，探索农户家庭信用评价机制。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及镇村征信部门通过郁南县征信专线与征信中心实现连通，通过专线进行农户家庭信用信息的报送和查询。

2.浙江丽水模式[4]。自2009年以来，在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的推动下，浙江丽水开展了覆盖全市所有行政村的农村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丽水模式。丽水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做法：在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制定了《丽水市农村信用评价暂行办法》;整合丽水市相关涉农部门力量，成立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全面的组织保障。此外，还设计了完善统一的工作方案和细致顺畅的操作流程，确保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操作和实施。

3.广西田东模式[5]。2008 年，广西百色市田东县成为全国最早开始农村金融改革的县级试点，经过10年探索，田东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为田东县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环节和核心內容。其主要做法是：一是户村镇信用信息联动采集，“三信”②评定同时推进。二是设计开发了田东县农村信用信息系统，为农户建立起完善的电子信用档案。三是有效引导金融机构参与，实现信用“搭台”金融“唱戏”。四是在损失补偿上，由国家创业担保贷款基金对农户贷款风险进行担保。

三、金融精准扶贫背景下加强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尚未建立完善的信用法律与制度保障，各地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农户尤其是贫困户的信用信息采集难、更新慢，信用评价标准尚未统一，评价结果千差万别等。在金融精准扶贫背景下，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应着力解决扶贫贷款风险难以控制、建档立卡贫困户尚未加入农户信用信息系统等问题，充分发挥农村信用体系助推金融精准扶贫的作用。

（一）加强信用法律制度建设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有序运转的基础。一是修改并完善现行法律法规，特别是《商业银行法》《合同法》等法律，着重对这些法律制度存在的与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进行修改完善。二是建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该《条例》主要界定社会信用的概念，明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组织领导机制，进一步规范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的归集、披露和使用活动，实现信用信息有效共享和应用，建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促进公共信用服务行业发展[15]。三是完善信用信息管理方面的相关制度，尽快规范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的收集、披露和使用。

（二）加强农村（农户）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制定统一的信用评价标准

建议有条件的省（区、市）开发省级农村（农户）信用信息平台（系统）。例如，按照《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基本数据项指引》要求，广东省开发了“广东省农户信用信息系统”，并于2013年5月31日在广东省各地市上线试运行。河南省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信用信息主干指标为基础，统一开发了河南省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信息系统。为对接精准扶贫，应将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及时纳入其中。扶贫办、金融机构等相关单位均可通过省级农村（农户）信用信息平台（系统），全面掌握贫困户的贫困类型、致贫原因，对贫困户进行分类帮扶、精准脱贫。在建立各省（区、市）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上，考虑建设全国统一的农村信用信息平台（系统）。

（三）完善农户信用信息采集与评价体系

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信用采集与评价体系。一是进一步完善信用信息，提高数据采集质量。地方政府与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进村入户，获取第一手资料，完善农户信用档案，保证信息采集的真实性、及时性，并扩展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信用信息覆盖面。二是持续开展“三信”评定工作，提高农村经济主体信用等级，增强他们的信贷可得性。三是完善农户信用评价指标体系，保证信用评价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时效性。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符合农村企业和农户特点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促进农户信用评级结果的认可和推广应用。

（四）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在农村信用体系建立的各个环节体现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对信用良好的涉农经济主体，在实施财政性项目安排等政府优惠政策中给予优先考虑，加大扶持力度。对贫困户发放的专项扶贫项目贷款，派专人负责跟踪贫困户，保证项目按计划进行;对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贫困户提高信用评级等级和授信额度;对借款贫困户未按期偿还贷款及其他违约行为产生的逾期贷款利息、加息、罚息，不予贴息[15]，全面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失信联动机制。

（五）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信用氛围

目前，加强信用宣传教育势在必行。当地扶贫办和金融机构应创新思维，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信用知识宣传教育。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考虑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对广大农户和贫困户加强征信知识宣传。结合当地特色文化，开展征信知识文艺活动;挖掘农村信用创建工作中的典型事例，发挥榜样的力量，大力营造“守信者荣，失信者耻，无信者忧”的社会氛围。

在金融精准扶贫背景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都在积极探索农村信用体系的创建并尝试将建档立卡贫困户信用信息纳入其中，并不断推动农户信用评级结果在发放信用贷款、扶贫专项贷款等环节的应用。通过不断完善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努力解决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中面临的贫困户信用信息缺失、扶贫贷款风险难以控制、建档立卡贫困户尚未加入农户信用信息系统等问题，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注释：

①国家开发银行首席风险官，住宅金融事业部副总裁、扶贫金融事业部副总裁孟亚平在2019年10月24日举行的银行业保险业例行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

②“三信”指信用户、信用村组、信用乡（镇）。

参考文献：

[1]安红君.发展普惠金融  助力精准扶贫[DB/OL].（2017-08-01）[2019-11-16].http：//www.financialnews. com.cn/ncjr/phjr/201708/t20170801_122012.html.

[2]戈志武.基于金融精准扶贫视角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研究：以广东为例[J].西南金融，2017（12）：40-44.

[3]章红，肖瑞婷，杨柳，邱念坤.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路径设计和对策探析[J].征信，2015（12）：48-51.

[4]中国人民银行云浮市中心运行课题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郁南实践及发展研究[J].征信，2018（1）： 44-46.

[5]陈继明，孔祖根，陈明亮.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丽水模式[J].中国金融，2012（13）：54-55.

牛茜、谭照权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袁天昂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农村信用社因素分析范文第4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云南省29个县 (区) 30个乡, 共7518人。

1.2 调查方法与内容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整群系统随机抽样方法, 调查了云南省29个县 (区) 30个乡, , 共7518人。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一般情况、个人2周内患病情况、就诊情况等。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Epi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库, 运用SPSS 13.0统计分析软件包处理数据。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χ2检验、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发放问卷7518份, 收回有效问卷7518份, 有效率100%。

2.2 不同人口学人群患病情况

我们调查时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情况进行调查。调查显示, 被调查的7518人中男3909人、女3609人, 有1185人自报患有各种疾病, 2周患病率是15.76%。2周患病率性别差异, 男541例 (患病率13.83%) , 女645例 (患病率17.86%) 自报患有各种疾病, 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 卡方检验χ2=16.69, P=0.000。

2周患病率年龄别差异, 分析时将年龄分为0～4、5～14、15～24、25～34, 35～44、45～54、55～64及65岁以上8个组, 患病率从低年龄组至高年龄组依次为18.45%、8.66%、5.83%、10.75%、17.18%、21.46%、28.14%、39.96%;高年龄和1～4岁组患病率较高, 卡方检验χ2=322.58, P=0.000。

受教育程度差异, 分析时将受教育程度分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 高中技校、中专、大专及以上5组, 各组患病率27.27%、17.22%、10.82%、11.85%、11.00%;“文盲半文盲”或“小学”2周患病率较高;卡方检验χ2=287.17, P=0.000。

在就业状况方面, 分析时将就业状况分为在业、离退休、学生、无业或失业, 各组患病率为15.96%、42.62%、5.66%、29.6%;离退休的患病率较高;卡方检验χ2=3811.83, P=0.000。

2.3 调查对象患病率影响因素分析

以调查对象是否患病 (赋值:是=1, 否=0) 为因变量, 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就业状况等因素为自变量, 进行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共筛选出2个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 (表1) 。

3 讨论

调查结果发现, 云南农村居民自报自己2周患病率为15.76%, 其中男性为13.83%, 女性为17.86%, 与2008年国家第4次卫生服务调查相比, 高于全国农村水平 (标化后14.8%) , 可见云南农村居民健康水平较全国农村差。男女健康状况差别较大, 调查地区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患病率。重点抓好农村卫生工作尤其是关注女性健康状况仍然是调查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工作的重要方向。

国内[2,3]的相关研究表明, 慢性病、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体育锻炼等都可能对居民的2周患病率产生影响。从本研究的结果可知, 影响调查地区居民2周患病率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以及“就业状况”等。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通过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以及“就业状况”是影响调查地区居民2周患病率的主要因素。

5.2 建议

加强农村卫生工作, 提高农村居民健康状况, 关注农村女性健康教育;加强健康教育, 普及健康知识, 教育居民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摘要：目的 了解云南农村居民患病率及影响因素, 为卫生服务决策提供客观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云南29个县 (区) 30个乡的7518名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由经培训合格的调查员入户, 对住户成员进行询问调查。结果 云南农村居民2周患病率为15.76%;采用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2周患病的主要因素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就业状况。结论 云南农村居民2周患病率高于2008年全国农村水平, 人口学特征和就业状况是主要影响因素, 应重点加强健康教育。

关键词：卫生服务,2周患病率,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

参考文献

[1] 龚幼龙.社会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126.

[2] 曹素华, 冯学山, 翁仲华, 等.2周患病率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1991 (7) :333～335.

农村信用社因素分析范文第5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 在我市抽取农村4所中学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420份, 收回400份, 回收率为95.2%。其中有效答卷为398份, 有效应答率为94.8%。

注:*P<0.05

注:*P<0.05

1.2 方法

运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 、焦虑自评量表 (SAS) 组成的调查问卷测查中学生的抑郁焦虑情绪状况。运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应对方式问卷组成的调查问卷测查中学生情绪状况的可能因素。焦虑自评量表 (SAS) 由20个反映焦虑主观感受的项目组成, 每个项目按症状出现的频度分为1～4级评分, 总分乘以1.25, 取其整数部分即得标准总分, 分值越小越好。以标准总分≥50分判为焦虑;抑郁自评量表 (SDS) 也有20个陈述句和相应问题条目组成, 总分乘以1.25, 取其整数部分即得标准总分, 以标准总分≥50分判为抑郁。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由27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 5级评分, 高分表示存在生活应激。应对方式问卷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6个分量表, 共62个项目, 每一个项目均以“是”、“否”为答案, “是”评为1分, “否”评为0分。各分量表项目前没有“-”者, 选“是”是1分, 有“-”者, 选“否”得1分。

2 结果

2.1 农村中学生抑郁、焦虑发生率

在420名发放问卷的农村中学生中, SAS评分标准分≥50分为145名 (35.52%) , 其中男生74名 (17.62%) , 女生71名 (16.90%) ;SDS评分标准分≥50分为124名 (29.52%) , 其中男生65名 (15.48%) , 女生59名 (14.05%) 。结果显示男女焦虑抑郁情绪状况的差异无显著性 (P>0.05) 。

2.2 SAS、SDS得分与生活事件的相关性

SAS、SDS得分与生活事件中的人际关系因子、学习压力因子、受惩罚因子、丧失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呈正相关 (表1) 。

2.3 SAS、SDS得分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表2)

由表2看出, SAS、SDS得分与积极应对方式无明显相关性, 而SAS、SDS得分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

3 讨论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梁巍等用生活事件调查表对中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 中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主要与家庭和学校管教过严、担心升学失败、失恋等有关。席巧真等[4]的研究显示高中毕业生的焦虑、抑郁情绪障碍与其遭遇的生活事件密切相关, 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亦显示, 焦虑、抑郁情绪与生活总分及其各因子分之间均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 (P<0.01) , 说明外界负性的生活事件如人际关系紧张、学习压力大、受惩罚、丧失威胁及其他负性因素均可引致焦虑、抑郁的发生。

国内已对大中城市的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作过很多的调查[4]。但针对县市以下农村中学生开展的心理健康的调查研究较少。本文显示, 农村中学生中有焦虑情绪的比例为35.52%, 有抑郁情绪的比例为29.52%, 且其焦虑、抑郁情绪与其生活事件和其应对方式密切相关。

摘要：目的 探讨我市农村中学生的焦虑、抑郁情绪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在我市随机选取农村4所中学420名学生进行调查。运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 、焦虑自评量表 (SAS)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应对方式问卷组成的调查问卷测查进行调查。结果 SAS、SDS得分与生活事件量表中的各因子呈正相关。另外, SAS、SDS得分与积极应对方式无明显相关性, 而SAS、SDS得分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结论 农村中学生焦虑、抑郁情绪与其生活事件和其应对方式密切相关。

关键词：农村中学生,焦虑,抑郁

参考文献

[1] 张敏, 王振勇.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1, 15 (4) :226～227.

[2] 潭辉, 储海宝, 袁仁曦, 等.上海市1036名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人格类型[J].中国学生卫生, 2004, 25 (1) :85～88.

[3] 高秀君, 王芳芳.学习成绩不良初中生心理卫生的干预研究[J].中国学校卫生, 2004, 25 (3) :291～293.

农村信用社因素分析范文第6篇

1 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条件

1.1 城市主城区有序、渐进扩张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 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合理、有序扩张, 推动了整个淮北市城市化进程, 周边城郊结合部农民科学、有效的转化为市民, 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

1.2 工业园区扩园规划

借助中部崛起战略的契机, 随着淮海经济区重新进入国家关注视野, 淮北正积极的参与构建长江三角洲地区世界级城市群, 淮北市各工业园区, 包括龙湖工业园、凤凰山工业园、雷山工业园等正在紧锣密鼓筹措扩园规划, 工业园的扩园规划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 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加快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1.3 交通便捷, 区位优越, 特色鲜明

淮北市北靠欧亚大陆桥, 东临京沪大动脉, 西接京九大通道, 连 (云港) 霍 (尔果斯) 、合 (肥) 徐 (州) 两条高速公路在这里对接, 徐阜铁路和311国道在这里交汇, 徐州观音机场近在咫尺, 铁路、公路和航空组成立体交通网, 交通十分便捷。电力充沛, 电讯通畅, 区位十分优越。淮北市的独特区位优势, 有利于发展成为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也为淮北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1.4 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2010年, 小麦夏秋两季双获丰收, 粮食总产连续三年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种植面积达到390.3万亩, 比上年扩大3.9万亩, 增长1%, 总产量达到115.7万t, 比上年增长14%。植树造林面积完成1.3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16.22%。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191.8亿元, 比上年增长19.4%,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184.3亿元, 增长2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438家, 工业化率达到54.9%。全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4.7亿元, 增长35.4%。

1.5 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 坚持面向市场, 依靠科技, 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注重上规模、强科技、提质量、重加工、活流通、增效益, 全年新增规模以上食品加工企业14家, 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家, 市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6家。“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点工作连续三年获省政府表彰, 中瑞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成为全国100家重点改造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凤凰山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开工建设。

1.6 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 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高

新农村建设“五镇十村”示范工程进展顺利。66个村卫生室进行了规范化改造, 全市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7.35%, 超出全省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农村公路项目完成投资0.8亿元, 场站及农村客运站完成投资740万元, 年末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607.3千米, 其中高速路42千米, 国道7.1千米, 省道2 10.9千米, 县道5 86.9千米, 乡道6 36.2千米, 专用道82.5千米, 村道2041.7千米, 78.4%的行政村通上了柏油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力度加大, 对2.7万人进行了技能培训, 转移就业38.1万人。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低产田改造步伐加快, 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年末全市农机总动力214.8万千瓦, 比上年增长6.2%, 全年完成机耕作业面积179.5千公顷, 机播面积215.9千公顷, 机收面积151.9千公顷, 全年农用电12442万千瓦时, 比上年增长3.2%。

1.7 工业经济提速增效, 规模企业迅速增加, 工业主导地位持续提升

六大主导产业基础逐步形成, 煤化工和非煤产业比重持续提升。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191.8亿元, 比上年增长19.4%,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184.3亿元, 增长20%, 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80家, 总数达到438家, 工业化率达到54.9%。

2010年组织实施技术改造项目168个, 完成工业技改投资70亿元, 增长25.5%;竣工项目78个, 年可新增工业增加值8亿元。中润公司生物化工及能源转化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淮北矿业集团企业技术中心、中煤特凿公司煤矿深井建设技术工程实验室进入国家级行列, 实现全市零的突破。500千伏淮宿变电站工程获2008年度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组织实施了临涣焦化一期、烈山区洪庄村循环经济工程和国安电力能量系统优化、维科印染余热回收利用等节能项目, 争取中央和省财政预算补助7853万元。预计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5%,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93%以上。

2 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

2.1 城镇经济薄弱, 以城镇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十分困难

区域城镇发展呈低水平状态, 城镇化水平仍处初期阶段, 城镇经济集聚和扩散力弱。因此, 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有必要按照聚集经济的要求, 优先发展中心城市, 加快小城镇建设, 提高淮北市的人口、经济等比重, 增强淮北市的集聚和辐射能力。

2.2 经济总量实力不强

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财政收入总量较小, 经济实力不强, 乡镇和农村集体经济薄弱, 乡镇和乡村建设资金缺口较大, 不利于城镇综合功能的完善, 不利于农村第二、三产业向城镇集聚和村庄集聚发展。

2.3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薄弱, 抗灾害能力差

淮北市地表水资源年际变化大, 年内分配不均, 境内有王引河、洪河、龙岱河、闸河等从中穿过, 河道上虽然建有诸多节制闸蓄水, 但调蓄能力有限。近年来由于旱情较多, 群众水患意识淡化, 很多小沟, 田间沟被填平耕种, 洪涝灾害隐患很大。因此水利设施的建设不容忽视。农村居民的安全饮水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落实解决。乡镇医疗卫生设施急需改善, 面对禽流感之类的疫情难以做到有效的控制。

2.4 采煤塌陷影响范围广, 可建设用地较少

淮北市规划范围内, 存在很大一部分采煤塌陷区域, 可建设用地将受到一定的限制, 规划建设要充分考虑塌陷时序的影响。另外针对塌陷形成的大面积生态水体保护, 村庄规划应充分考虑其影响。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旗下, 如何更好更快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要坚持以发展为重、发展为先,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由温饱到小康。因此, 在建设社会新农村的过程中, 一定要依赖有力因素, 克服避免制约因素, 尊重民意, 为农民办实事, 办好事。

摘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形成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 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 切实解决农村民主问题,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条件

参考文献

[1] 淮北市统计年鉴.

[2] 淮北市总体规划 (2006年至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