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变化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变化范文第1篇

一、改变工作作风

中央政治局给基层的领导作出了表率，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的承诺。习近平视察深圳时不封路，没有长长的欢迎列队，不铺红地毯，为十八大后党和政府改变工作作风做出了新的现实表率。李克强、王岐山等提倡开会时不念稿子，也都成为改变作风的落地版本。

改变作风已经成了十八大后中国政治强劲吹动的新风。新一届中央领导纷纷要求开会转变作风，看起来是细节之变，但细节决定成败。细节的改变是为了官场风气的改变、办事能力的改变，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能够真正把老百姓装在心里，能够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地为人民服务、服好务的过程中去，多干实事。

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离京考察首站选择深圳，现场没有看到任何的欢迎横幅，也没有列队迎送的环节，深圳前海附近的道路畅通如常。考察期间，累计行程150多公里，途经深南、滨河、滨海等多条主干道。交警落实不封路的要求，车队行进中，没有封闭任何道路，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与车队并行。8日上午，在邓小平雕像前献花篮现场，从安防到布置，都有诸多变化。全程无迎送环节，现场不铺红地毯，深圳全城不封路。现场市民说，看来中央高层是说到做到。网友发出了“致敬!习总有空常来哟”的呼唤。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重走邓小平南方视察之路，实际上表明了习拓展改革的决心。习近平说：“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毫无悬念的强调，与十八大报告一脉相承，带给我们一个政治方向很清晰的局面。

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中国当下创造了巨大的发挥空间。中国处在改革的大历史时期，中国有做不完的事，坚持改革开放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改革可以生成新的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改变。党的宪法意义不变，但党可以更加现代化，更与时代的启示和人民的愿望相匹配。改革的目标就是变得更繁荣，更公平，也更民主，更廉洁。好的作风是改革的新动力，对当下中国更加紧迫，但这个过程只能是人推动的。我们欣喜的看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人的这种动力。

盼望改革的中国人，同时珍惜国家道路坚定不移带给社会的稳定性和确定感。谁都知道，围绕中国的政治道路，是西方同我们博弈的核心焦点之一，也是过去一段时间各种幻想在互联网上躁动的原点。从十八大报告到新班子的反复强调，给这类真假混合的声音和情绪泼了一盆十分彻底的冷水。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最根本经验，应当是中国人各种意见的最大公约数，政治的活跃性和方向感只有高度配合才是中国人民之福。

三、反腐败呈雷厉风行之势

十八大后，中央领导密集发声反腐，多地反腐提速。6日，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媒体评论认为，李春城被调查测量出了新一轮反腐风暴的力度，也显示出了纪检机关反腐的主动作为，有助于进一步提振民众信心。

根据新华网公开报道，十八大以来新一轮反腐风暴已经至少有19名省部级高官因贪腐相继被宣布接受调查或被“双规”。因为官方纪检机构同网民们几乎实时互动，反腐败织出一个前所未有、既有形又无形的大网。这是党和政府改变工作作风的具体化，同时它和中国过去的群众运动，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上演的“政治变革”又都有着本质的不同。

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无论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信仰绝对不能丢、不能变，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正如十八大所指出的，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党的建设方面特别是党员、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确保党始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坚强领导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变化范文第2篇

2008年11月5日, 中国政府颁布了首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行“互利共赢”的战略。中国政府制定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旨在进一步明确中国对该地区政策目标, 提出今后一段时期中拉双方在各领域合作的指导原则, 推动中拉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全面发展。”

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格局

21世纪以来中国对拉美国家的援助实现了向援助政策透明化和法制化、援助形式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援助国别的广泛性的成功转变, 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拉美国家援助新格局。

2014年7月17日, 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领导人会晤上, 习近平主席形象生动地将新形势下的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关系总结为“五位一体的新格局”: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整体合作中相互促进。 (1) 习近平还提出了中拉之间“1+3+6”的合作新框架:“1”就是一个规划《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2015-2019) ;“3”就是贸易、投资、金融的三大引擎;“6”就是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的六大领域, 意指在一个规划的指导下, 利用三大发展引擎, 实现六大领域的全面合作与交流。 (2)

2015年1月8日,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拉共体首届部长级会议宣布上述的各项援助项目与合作计划正在得到积极的贯彻落实。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领导人首届会晤的成功举办为中拉双方更加全面深入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崭新的平台, 中拉关系“五位一体的新格局”提出总结与展现了21世纪以来中拉关系发展的显著成果;习近平主席提出的“1+3+6”合作新模式, 更加的清晰与具体地勾勒出未来中拉关系合作与发展的方向。

二、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2011年4月21日, 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成立后的首份对外援助的政策文件《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 (2011) 》, 中国对外援助事业进入更加崭新的发展阶段。继《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 (2011) 》颁布后, 2014年7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又发表了《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 (2014) 》, 文件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 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 “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 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及其“农业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至关重要”。

受地理因素的影响, 拉美国家经常遭受飓风、洪水及地震等自然灾害, 中国政府及时地向受灾国提供人道主义救灾援助。从2007年开始, 中国快速扩大了向拉美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规模, 同时大幅度增加了现汇笔数和金额。2007年8月, 秘鲁发生了地震灾害,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向秘鲁提供了35万美元救灾、赈灾的援助。2010年1月, 中国的未建交国海地发生了地震, 中国政府、红十字会及军方分别向海地提供了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物资、100万美元的援助和260万美元现汇、价值13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2010年1月172月8日, 中国共向海地提供了三批次、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赈灾物资。2010年3月1日, 中国向智利提供了的110万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帮助智利的抗震救灾。

2004年, 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成立以后, 中拉关系发展不断加深。2007年, 第二届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上, 中拉双方在发表的《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联合声明》中宣布中方承诺向加勒比国家提供40亿人民币的优惠贷款, 2000多个用于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名额。此外, 双方在农业生产、教育、医疗等方面也达成了各项合作。2011年9月12日, 在第三届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上, 中国政府宣布了与加勒比国家加强友好合作的六项政策举措, 涉及到了农业、教育、医疗卫生、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

2012年6月26日, 时任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上宣布中国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5000万美元的农业专项贷款及互派专家和技术人员500人次等用于改善和发展拉美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和提高产量。 (3)

2015年1月8日,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拉共体首届部长级会议上高兴地宣布2014年7月中拉领导人会晤期间提出的一系列援助项目与合作计划正在得到积极落实。其中高达350亿美元、涉及到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优惠性质贷款和中拉合作基金都已经或即将开始实质运行, 中拉农业合作专项资金已开始向双方合作项目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此外, 中国倡议的中拉科技伙伴计划、中拉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等相关计划也得到了积极的推进。

三、更加强调区域合作

针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区域合作方面, 中国不仅与加勒比国家成立了“中国加勒比国家经贸合作论坛”, 举行了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领导人会晤, 还与拉丁美洲共同体成立了“中国拉共体论坛”, 逐步地加强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务实合作, 为中国的拉美援外事业提供了更为具体、坚实的合作平台。

(一) 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

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成立于2004年, 2007年的第二届论坛上双方发表了加强合作的《联合声明》。2011年9月12日, 中国政府在第三届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上宣布了与加勒比国家加强友好合作的六项政策举措, 涉及到了农业、教育、医疗卫生、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 包括签署了《农渔业合作共同倡议》、援建友好学校、提供奖学金名额、建设地震或海啸预警监测网等。《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 (2014) 》中指出:“中国积极落实2011年第三届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宣布的援助举措。”

(二) 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领导人会晤

2014年7月17日, 在首届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领导人会晤上, 双方通过了《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习近平主席在《努力构建携手并进的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指出:“志合者, 不以山海为远”, 形象地概况了远隔重洋却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拉关系。新形势下, 习近平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总结为“五位一体的新格局”, 涉及到政治、经贸、人文、国际事务及整体合作, 并提出了中拉之间“1+3+6”的合作新框架, 形成了中拉之间崭新的外交关系发展蓝图。

(三) 中国拉共体论坛

2011年12月,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11个国家的正式成立了拉共体。2013年以来, 在中拉领导共同努力下, 双方探讨整体合作的进程明显加快。2014年1月, 拉共体古巴峰会通过《关于支持建立中拉论坛的特别声明》。2014年7月, 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期间, 同拉美国家领导人成功地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 决定正式成立中拉论坛并尽早举行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国家最高领导人宣示推进整体合作的政治共识, 为真正实现中拉整体合作开辟了道路。2015年1月89日, 首届中国拉共体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主席在《共同谱写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的讲话中, 国同拉共体成员国围绕双方整体合作和中拉论坛建设进行深入的探讨, 并通过《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2015-2019) 》、《中拉论坛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3个重要的成果文件。

四、更加注重国际交流合作

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 中国对拉美国家援助主要体现在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议题和热点问题的国际合作。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可持续发展大会、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和20国集团等一系列国际会议上积极阐释自己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

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中国、巴西、南非和印度都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2009年11月, 四个发展中国家走到一起组成了“基础四国”, 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并坚定气候变化谈判应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的框架下进行。在2010年举行的坎昆气候变化会议中, 基础四国”力挺成立新的气候基金, 须执行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 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基础四国”的出现, 让发达国家看到了发展中国家“抱团反击”的中坚力量, 在气候变化问题的治理上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五、结语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拉美地区不再是美国的“后院”, 中国对拉美的援助也不再单纯的“授之以鱼”, 而是“授之以渔”。正如中国古语:“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发春满园”, 也就是目前中国“互惠共赢”的发展理念。因此, 新时期中国对拉美国家援助的变化在为自身扩展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 必定将更多更大的利益惠及拉美国家与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之中。

摘要：建国之初, 新中国对外援助事业就已拉开序幕。经历60多年的演变与发展, 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援助新格局。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外交关系起步比较晚, 但发展迅速;进入21世纪, 伴随着中拉外交关系深入与全面的发展, 中国对拉美国家的援助政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仅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加强区域合作, 还致力于将对拉美国家的援助政策纳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框架下进行, 力图以“授之以渔”、“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的政策而真正地实现“互惠共赢”的发展理念。

关键词：对外援助新格局,中拉外交关系,改善民生,区域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互惠共赢”

参考文献

[1] 周弘.对外援助60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 .

改革开放以来变化范文第3篇

实现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三化”

中共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

一、按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努力实现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的层次化。

市委于1997年3月下发了《厦门市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用暂行办法》，根据资产规模大小、效益高低和对经济发展所起作用大小等实际情况，形成了市委、资产运营主体和基层企业三个层次的管理模式。市委管理的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由市委组织部提出人选，报市委审批;资产营运主体的副职及运营主体投资、控股的国有企业正职，由运营主体党组织或主管部门的党组织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党组织提出人选，报党委组织部门审批;基层企业的党组织副书记、纪委书记及监事会副主席，由基层企业提出人选，运营主体党组织或主管部门党组织审批。以上三层次的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均按《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办理任免手续。

二、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努力实现企业经营人才选任的市场化。

一是抓好企业经营者素质和业绩考核。依托考试中心，研制了对经营者显质和潜质进行综合测评的指标体系和应用软件，推行了企业经营者任职资格证制度。二是构建三个层次的企业经营者人才市场。从1998年10月起，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共同筹建了企业经营者人才市场，第一层次是市场管委会，作为市场的领导和决策机构;第二层次是经营者任职资格评鉴中心，负责对人才公司推荐给企业的人才进行资质认定和其他人才公司正式营运的资格把关;第三层次是人才公司，具体负责人才市场的经营运作。为了避免独家垄断，第三层次的人才公司准备实行多家经营，鼓励竞争。

三、按照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与经营业绩挂钩的要求，努力实现激励约束机制的多样化。

一是试行企业分类定级和经营者年薪制。从1995年起，在工业国投公司实行了企业分类定级管理，把企业总资产、净资产、员工总数、产值销售额等经济总量作为分类标准，将企业分为三类，每一类中又以企业效益高低划分为三级，共三类九级。同时，把经营者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实行了经营者年薪制.二是建立多形式的企业资产运营监督管理机制.实行财务监督制，营运主体以出资者身份每年组织审计，每月召开一次企业经营运行分析会。并且建立了稽察特派员制和企业法人代表离任审计制。这些措施，增强了企业防范风险的能力，确保了国有资产的有效运行。

实行分类分层管理 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中共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

一、理顺管理体制，实行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

1996年，市委、市政府组建了三家市级资产经营公司，形成了“市国资委(国资办)棗市级资产经营公司棗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架构，市委只管三家资产经营公司、地方金融机构等11家企业班子，将原市委管理的

一、二类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权下放给三家市级资产经营公司，并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落实了企业用人自主权。市委还出台了《市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对企业领导人员的产生、任免程序作出了具体规定。同时，制定了有关党组织、董事会、经理、监事会、工会工作的五个“暂行规定”，明确了各自的工作方法和运作方式。

二、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

一是推行年薪制。颁发了《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暂行规定》，明确了年薪制的具体操作方法。二是推行持股经营。将经营者持股额定为员工平均持投额的5倍至10倍，由个人出资购股。目前，试点工作已在100家企业展开。三是试行期股经营。对确实做出贡献的经营者，除自己出资所购股份外，每年进行一定比例的期股奖励。

三、完善约束机制,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

一是建立以产权为纽带的监督约束机制。先后建立了资产经营责任制、产权代表报告制、财务总监委派制、产权单位对主要经营者的备案管理制、企业领导人员向产权单位财产申报制、财务部长下管一级制、财务总监和总经理对大额资金调拨的联签制等。二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了董事会、经营班子、监事会的各自职责，建立了决策中心、生产经营中心、监督制约中心的权力制衡机制。

四、是发挥党组织的保证监督作用。

党组织负责人交叉进入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并建立了党员领导人员向党组织报告工作制度。

四、加强经理人才市场建设，推进企业经理人才的职业化、市场化。1996年6月成立了市企业高级经理人才评价推荐中心。三年来，形成了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搜寻网络，拥有高级经理人才信息16000多名;建立了经理人才评价标准体系，研究开发了测评技术手段，测评经营管理者1300多名;实行了企业领导人员任职资格证书制度，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全部实行了持证上岗;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优势，为各类企业成功推荐了高级经理人才350余名。

大力推进企业人事制度改革

中共黑龙江省哈尔滨高委

一、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进一步规范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

一是不再确定行政级别，实行企业领导人员分类管理。按国家确定的标准，依据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大、中、小三类，企业领导人员不再使用行政等级工资制,代之以效益工资或年薪制。企业领导人员享受的各种政治待遇，如参加会议、阅读文件等，以企业的分类情况作为参考，并与企业类别动态变化相统一。

二、是按照产权关系，实行企业领导人员分层管理。

企业资产由哪一级政府授权，其领导班子就由哪一级党委管理，或者受委托授权的政府的同级党委管理，使资产所有权和用人权相统一。同时，转变企业主管部门的职能，组建了由市政府授权管理企业资产的经营公司和企业集团12个。三是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目前，我市转制的56户国有大中型企业班子中，董事长、党委书记一人兼的比例占63%。

二、适应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多渠道选拔企业经营管理者。一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去年以来，我们依托市企业经营者人才市场，分两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18名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二是在大型企业采取民主推荐与组织考察相结合的方式，选拔企业经营管理者。三是在中小型企业推行民主选举企业经营管理者。去年以来，我市共有389户企业实行了民主选举厂长(经理)，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三、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大力加强企业经营者人才市场建设。

一是组建企业经营者人才评价推荐中心，进一步强化经营者人才市场建设。1996年12月，我市就成立了企业经营者人才市场。1999年10月又组建了企业经营者人才评价推荐中心，履行搜集、储备人才信息、评价、推荐企业经营人才等职能。二是分层建立人才库，为充分发挥经营者人才市场的作用奠定基础。目前，已建立起1981人的国有企业现职领导人员人才库，721人的后备人才库，640人的战略后备人才库，836人的社会自荐人才库。三是健全配套措施，确保企业经营者人才市场健康规范运行。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企业经营者人才流动、招聘管理、争议仲裁、市场管理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探索新的选拔管理机制

中共湖北省黄石市委组织部

从去年5月份开始，我市进入新一轮企业改革。在企业改组改制过程中，市委十分重视加强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建设，着力深化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新的选拔管理机制,为改组改制企业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一、改变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模式，理顺管理体制。

一是调整管理范围。市委和市委组织部主要管理重点骨干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企业主管部门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主要管理非重点骨干企业的党政正职，其他企业领导人员全部由企业党组织管理。通过改革，市委直接管理的企业领导班子由以前的102家减少为33家，今年经过改组改制,进一步减少到25家，避免了班子多头和交叉管理。二是取消了企业的行政级别。三是改变管理方法。市重点骨干企业党委书记、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厂长)由市委组织部议定人选，按有关规定选举产生或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推荐产生。企业其它副职人选，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选举产生或由董事会、总经理(厂长)任免，使企业的用人自主权得到落实。

二、改革选拔方式，启用优秀人才。

一是打破地域、身份界限，大胆起用德才兼备的“能干人”。二是广泛实行民主选举，让职工选择自己信得过的“带头人”。市委在改制企业普遍实行民主选举经营管理者的方式。上级党组织主要是从宏观政策、选拔条件、资格审查、选举程序等方面把关。为了真正选出群众基础好、职工信得过的经营管理者，我们还规定，竞选者必须以职代会或职工大会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同意，方能当选经营管理者。目前，全市已改组改制的327家企业经营管理者，全部是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三是建立人才市场，面向社会选拔懂经营善管理的“明白人”。去年12月，我市建立了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现已公开考选了近900名经营管理人才，直接列入市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库。在此基础上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开展了资质认证活动。一批企业通过人才市场选聘了近40名经营管理者。

三、建立激励机制,激发内在活力。

一是在改组改制时，鼓励经营管理者持大股或控股。目前，经营层或法定代表人控股的改制企业达165家，占全部改制企业的50.4%。二是改组改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都签订了经营合同，规定了任期内经营目标，明确了奖惩标准。

三、是试行年薪制。在年薪支付上，采取现金与股票期权相结合的办法。四是政府出资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经营管理者。市政府共拿出100万元，对16名优秀企业经营管理者实行重奖。

四、强化企业经营管理者监督约束机制。

一是健全民主监督。在改组改制企业中，全部建立起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相互监督的制衡机制。企业监事会成员中，要求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职工代表参加，确保职代会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积极推行厂务公开等制度，保证了职代会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形成了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事前、事后监督。二是深化产权监督，严格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在实施企业年度审计制度的同时，我市实行了财务总监或主管会计委派制。三是强化党内监督，发挥企业党组织的监督作用。实行了党组织领导成员与经营管理者“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办法，保证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发挥党组织的监督作用。对企业经营管理者，不断进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党风党纪教育，增强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自我约束能力，使企业经营管理者自觉接受监督。

建设高素质经营管理者队伍

中共四川省宜宾市委

一、把组织考核推荐与引人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建立新的选拔机制。

一是实行经营管理者任职资格证制度。通过一套科学的测试评价体系，对其经营管理综合素质、经营业绩和经营资质作出公正的评价，再经过资格评审委评审，按初、中、高三个级别颁发任职资格证书。二是建立企业经营管理者市场。由市场对经营管理人才进行测评、评价、培训和向企业推荐，为企业和经营管理人才提供中介服务。三是推行聘任制和中层管理人员竞争上岗。对改制、重组的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实行聘任制,对车间主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实行民主选举，对独立核算的二级企业法人代表实行招标聘用，对中层管理人员实行公开选聘。

二、以科学易行的考核体系准确评价经营管理者的业绩，建立新的考评机制。

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一是在考核主体上，变多头考核为统一考核。市委建立了国企经营管理者考核委员会，市委书记任主任，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为成员，考核委下设办公室，由市委组织部和市财政局的人员组成，挂靠在财政局。二是在考核内容上，建立并完善了考核指标体系。以企业实现利润、净资产增长、上缴利税等经济指标为主，结合企业收益比率、资产负债率、周转率、现金流量、投入产出比等考核指标，确定考核指标体系。三是在考核办法上，充分发挥会计、审计专业部门的作用。企业的年度经营情况报告须经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后，市考核办才进一步审查考核，并且严格执行经营管理者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三、以市场和社会双重价值调动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建立新的激励机制。一是实行年薪制。

由基本年薪、风险年薪和业绩年薪构成。二是设置管理股份。经营管理者年薪中的风险年薪和业绩年薪收入，当年只兑现60%，余下的10%作为风险保证金，30%转成企业管理股份。在物质利益上实现经营管理者市场价值的同时，还注重用精神激励来实现经营管理者的社会价值。

四、从企业内外两个方面有效规范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建立新的约束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变化范文第4篇

摘要: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成功地实现了从以“ 阶级斗争为纲”到 “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用完成单位中心任务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基层组织工作”的指导方针。三十年来，党的基层组织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主要任务，在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中充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斗堡垒作用，并取得了开拓性伟大成就。

关键词:改革开放;党工作和战斗力;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 中国 改革开放的 历史 新时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告：我国 经济 体制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由“自发”改革向“自觉”改革转变。从此，我国的改革开放和 现代 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它也给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加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带来了新的要求，更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挑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党工作的覆盖面，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指导方针，成功的实现了党基层组织功能的转换，创新了党基层组织的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探索了党组织建设的新机制、新制度，从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了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第一，扭住经济建设中心不动摇，夯实雄厚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 发展 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办法。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斗争历程中，基层党组织牢固树立发展意识，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使党的建设的目标始终着眼于发展，党的建设的措施始终服务于发展，党的建设的成效始终用发展来检验，真正把推动发展的要求贯穿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在国有 企业 ，十六大以来，中央对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要求国有企业党组织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 政治 核心作用。从2004年起，通过深入开展创建政治素质好、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的“四好”领导班子活动，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战略决策、经营管理、市场竞争、创新创业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 农村 ， “三级联创”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各级组织紧紧围绕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中心任务，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不断加强，整体水平不断提升，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总之，党的基层组织不断提高基层党员干部引领发展、服务发展和以实干求发展的能力与水平，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把党员群众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干事创业上来，以发展的成果巩固和谐，以和谐的氛围推动发展，努力实现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同步提高，基层党建工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同步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变化范文第5篇

我国历次重大税制改革都发端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期和转型期, 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型推动了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同时也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为经济体制的转型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历次三中全会尤其是第十二届 (1984年) 、第十四届 (1993年) 、第十六届 (2003年) 、第十八届 (2013年) 三中全会, 均通过了一系列重大经济体制改革及全面深化改革方案, 同时也指引了中国历次税制改革的方向, 从而促生了我国十年一个周期的重大税制改革历程。按照历次涉及重大税制改革的三中全会为时点, 可以将我国税制改革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图1) 。

2 税制改革历程

2.1 第一阶段 (1978年~1992年) :新税制体系初步建立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 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 1980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1981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标志着我国逐步建立了涉外税制和个人所得税制, 并为下一步税制改革预热;1984年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型。1983年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以及1984年颁行《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的两步“利改税”, 彻底转变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 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显著提高, 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的影响十分巨大。1984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 (草案) 》 (198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198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 (198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198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198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1988年) 等一系列税收条例的公布, 至1992年我国已初步建成了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期相适应的新的税制体系。税收的收入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全面强化, 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也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2.2 第二阶段 (1993年~2002年) :分税制改革构建现代税制基础

1993年中共第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求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对税制结构进行优化, 陆续颁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等改革文件。为配合当时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1994年我国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分税制改革, 构建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多税种、统一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初步实现公平税负、简化税制, 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两级征管体系, 形成了构建现代税制的历史基础。分税制体系的构建, 对于构建不同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竞争环境, 促进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2.3 第三阶段 (2003年~2012年) :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

2003年中共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依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我国税收领域逐步统一了城乡税制、内外税制。2003年起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颁行了一系列改革文件, 包括《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2003年) 、《关于做好2004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4年) 、《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5年) 至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 我国城乡税制差异彻底消除;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200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200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2008年) 、《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通知》 (201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 (2011年) 等一系列改革文件的颁行, 基本实现了各领域税制的内外统一。此外, 增值税、消费税、关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多税种改革也取得重大突破。经过十年的税制改革, 我国税制进一步简化和规范, 税负更加公平合理, 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 宏观调控作用进一步加强, 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

2.4 第四阶段 (2013年~至今)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2013年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 提出“改革税制、稳定税负”。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在过去经济改革基础上, 拓展为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体制机制的整体性、系统性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的税制改革不仅是过去经济体制改革指导下税制改革的延展和深化, 也对此轮税制改革提出了新形势下的新要求。新时期的税制改革是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体系, 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节能减排、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截至目前, “营改增”业已全面启动, 《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2013年) 、《关于将电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2014年) 、《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 (2014年) 直到今年《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颁行, 我国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 其后颁行的《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等文件, 均在全面推进中逐步完善营改增细则;《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 (2014年) 、《关于调整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有关政策的通知》 (2014年) 、《关于实施稀土、钨、钼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通知》 (2015年) 、《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 (2016年)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暂行办法》 (2016年) 颁行, 我国资源税改革也正在全力推进;《关于调整消费税政策的通知》 (2014年) 、《关于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知》 (2014年) 、《关于继续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知》 (2015年) 、《关于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的通知》 (2015年) 、《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 (2015年) 、《关于调整化妆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 (2016年) 颁行, 我国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不断调整;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也在积极筹备中。

3 税制改革的逻辑转变

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的二十余年间, 中国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 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指导下, 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强化以及公共财政体系的构建, 税制改革的基本逻辑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

3.1 税改目标的逻辑转变:从应对财力困境转向应对公共风险治理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直接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此次改革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权进行了重新分配, 自此我国税收收入开始了持续20年的高速增长, 从1994年税收收入的5000多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110497亿元, 极大地缓解中央财政面临的困局。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 中央财政收入的占比不断提高,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也有不同程度增长。与1994年相比, 2003年的税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已不再是缓解财力困境而是优化税制结构。此后以“结构性减税”主导的新一轮税制改革以及“营改增”的全面实施, 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 难以为继, 普遍陷入财力困境, 加剧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性债务等痼疾的不断恶化。而当前我国由以速度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高速增长进入以提质增效为主要特征的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下, 经济发展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风险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税制改革成为对冲公共风险的现实需要和重要目标。

我国当前面临的公共风险主要是经济下行并连带着影响社会就业、失业以及面临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等。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指导下, 作为政策工具的税收, 将对实现社会、经济、环境、资源领域的政策目标有正面作用和积极影响。全面实施“营改增”以及针对小微企业等的减税政策将在稳定经济、稳定就业方面发挥作用, 一定程度对冲社会风险及经济下行风险。而针对资源税、环境税、的全面开征及消费税等税种的调整, 也将有效对冲资源环境领域的公共风险, 并在初次分配阶段起到调节分配的作用, 从而间接对冲社会公共风险。

3.2 税改功能的逻辑转变:从保收入转向兼顾公平、效率

1994年的税制改革着重于提高税收的收入功能, 以为政府施政提供强大的财力保障, 形成“保收入”主导、“宽打窄用”为原则的税收体制。分税制改革后的十余年间, 我国税收领域进入平稳运行期, 逐步巩固了新建立的分税制体制, 几乎没有重大的改革措施, 税收的收入功能也得到极大强化。2003年的新一轮税制改革, 税收兼顾公平、效率的调解功能初步得到重视。此后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内外资税制统一、结构性减税、“营改增”试点等税制改革均较为明显地显现出税制改革兼顾公平、效率的调解功能。2006年开始的对个人所得税扣除额的调整促进了个人所得税税制公平作用的发挥。2006年和2008年我国对消费税政策进行了局部调整, 对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改善收入分配均有一定作用。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一轮税制改革做出了科学合理的安排和部署, 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往改革的偏差, 使我国的税制改革开始全面走向公平、效率的轨道。2014年6月中共中央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也以"收入、公平、效率"为主线, 进一步明确了税收兼顾公平、效率的调解功能。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 新一轮税制改革更加关注收入分配以及调节贫富差距, 提高资源税与资源补偿费更是从初次分配的源头来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达到兼顾公平、效率的调解目标。

3.3 税改原则的逻辑转变:从经济调控转向税收中性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有力支撑了我国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2003年的税制改革也主要延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目标不断深化, 奠定了我国税制基础, 综合国力不断强大。而在特定历史时期, 大量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 强化了税收的调控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一市场, 弱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要求, 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税收制度也必然与之相适应, 因此税制政策也必然是减少对市场的干预、避免扭曲和干扰价格形成机制、降低对市场主体决策行为的影响, 即贯彻税收中性原则。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 着重于资源环境及社会民生领域的资源税、环保税、消费税、房产税等税制改革具有显著的调控特征。而在经济领域, 新一轮的税制改革旨在为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提供制度保障, 贯彻税收中性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强调税收横向公平, 新一轮税制改革中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是体现税收中性原则的重要措施。“营改增”的全面实施也将为统一市场、促进结构优化、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提供重要制度支持。而建立严密科学的税收征管体系和严格税收执法也是确保税收中性原则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实施的重要保障。

3.4 税改内容的逻辑转变: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生态多重领域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我国的税制基础, 规范税率、扩大税基, 为历史时期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持。2003年新一轮税制改革开始启动, 城乡税制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并轨、个人所得税统一, 消费税、营业税也得到微调, 都在经济领域为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2007年根据十七大确立的科学发展观, 提出了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要求, 即从过去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转向注重改善民生、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社会目标, 注重和谐、统筹和可持续发展。2011年的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房产税改革以及2012年开始“营改增”试点工作, 都使税制改革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延伸至资源、生态以及社会民生等更广阔的领域。

2013年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策更加明确了税制改革在资源环境社会民生等领域的重要作用: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 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加快资源税改革, 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 税收在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从2014年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到2015年稀土等资源税从价计征再到2016年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 加之水资源水试点的铺开, 资源税的征收既具有调节经济主体行为的功能, 还可以为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融资, 为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提供资金来源和制度保障。税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得到更好的发挥。在社会民生领域, 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社会保障税、财产税的改革虽还未大刀阔斧展开, 但可以预见均会在收入分配中起到重要的调解作用。如社会保障“费改税”将改变目前费率过高、征收面过窄、征管不严格的现实, 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保融资, 还有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综上所述, 改革开放以来, 使我国税制改革的目标、功能、原则、内容都产生了重大逻辑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 我国改革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指引下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税制改革也从单纯服务于经济建设转为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税制改革的历史新篇也将由此开启。

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促生了十年一个周期的重大税制改革历程。本文按照历次涉及重大税制改革的三中全会为时点将我国税制改革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并通过历史进程的梳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税制改革的逻辑转变:税改目标从应对财力困境转向应对公共风险治理;税改功能从保收入转向兼顾公平效率;税改原则从经济调控转向税收中性;税改内容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生态多重领域。

关键词：税制改革,逻辑转变,改革开放

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变化范文第6篇

40年来, 我国的统计调查制度体系主要历经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变革:

(一) 1978年至90年代初期, 恢复各种调查方法

1980年, 国家开始恢复各种调查方法。于1993年制定了新型报表制度, 即7+1套表制度, 同时把统计指标合并为财务指标等六大指标群。此时, 统计调查的基本模式是主要依靠全面统计报表制度, 借以抽样调查及其他方式共同进行。但是, 抽样调查并没有在企事业单位中实行起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 该调查体系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经济, 为当时政府进行经济工作提供了数据依据。

(二) 90年代中后期, 建立新型统计调查制度体系

在1994年, 国家建立了新型调查制度体系。该体系的基础是周期性普查, 主体是经常性抽样调查。同一年, 国务院制定了各项基本普查方式的施行时间以及年份。到了这一阶段, 周期性的普查制度才称得上是彻底实施。除此之外, 抽样调查的方式还广泛应用于农业产量、城乡居民、企业以及价格等多方面、多角度的调查。抽样调查的应用范围渐渐变大, 越来越凸显其主体地位。此时, 各种方法并用的新型制度体系可以说是完全替代了以往单一全面统计报表制度。

(三) 21世纪以来, 完善新型的统计调查制度体系

新型的制度体系尽管能够提供有效地方法指导, 但是调查工作当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说过重的普查负担, 对各级政府管理的所需要的数据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等等。面对问题的存在, 我国统计调查制度体系亟需完善。于2003年年底, 国家对现有的普查制度采取重大举措展开变革。合并原有三种普查, 增加建筑业普查, 形成经济普查, 调查周期也改为5年一次。同时也改进了抽样调查的技术, 比如说2002年广东使用MPPS对农业产量作抽样调查等。到此时, 通过政府采取的强有力的改革举措, 已经促进了我国统计调查制度体系由最初的单一的全面报表制度, 向基础为周期性普查、主体为经常性抽样调查, 辅以多种综合方法运用的新型调查制度体系的转变。

二、现存问题

(一) 调查方法之间相互脱节, 未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当我国开始施行新的统计调查制度体系的时候, 各类调查方法都要发挥作用。比如说, 像统计报表、普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种都充分发挥优势, 为统计事业出了一份力。诚然, 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自的特点、优势以及适和的方面。如果说, 将这几种调查方法的优势相结合, 做到长善救失, 会达到事半功倍的程度, 从而提高了调查工作的效率。不过, 因为设计理念不够合理, 使得各个方法之间独立运行, 未能起到原有的计划中相辅相成的作用。

(二) 资源浪费与数据短缺并存

当前, 现存的调查体制依然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原有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调查项目依然随处可见, 而市场经济体系迫切需要的调查项目却微乎其微。由此可见, 现行的调查工作当中依然存在着资源浪费和调查数据短缺的现象。

统计调查的资源投入越来越多, 比以往不知多了几倍。主要是因为运用抽样调查的项目在逐年增加, 而运用普查的调查项目仍没有减少, 所以说全面报表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很多调查项目都是为了调查而调查, 理所当然的是调查结果就被搁置, 各类统计资料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用。所以, 现有局面中所面临的资源浪费现象是由盲目扩大调查项目数量造成的。

三、进一步改革的思考

(一) 完善现有的周期性普查制度

当前, 我国的普查项目包括人口、农业及经济普查等三大普查。但是对于普查来说, 其进行的时间和项目依然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其实, 各个普查项目之间的具有重叠部分。像对农业和人口两方面进行普查, 对农户进行调查存在重叠, 为了达到节约资源, 减轻调查工作人员负担的目的, 建议可以将农业普查项目中关于农户问题的具体调查归置到人口普查的项目中。这样做, 不仅节约了调查资源, 减轻了调查的负担, 还达到了给农业普查“瘦身”的目的, 可以与国际指标相接轨。

(二) 科学设置统计调查指标

提高调查效率的关键是科学合理设置统一、适当的调查指标。针对各类调查方法不能做到有效衔接, 本文分析其主要原因是设置的调查指标不尽合理, 所以应该抓紧对现行的统计调查指标进行大力改革。

统计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得到真实数据, 所以指标的设置也应紧跟调查的根本目的以需求为核心。设置的指标应围绕着为什么, 为了谁来调查去设置。对于那些不能顺应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 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调查指标该舍弃的要舍弃, 能够做到与时俱进, 并做到适时地补充。如果有关部门就统计方面的改革能够做到弃旧与纳新齐头并举, 那么设立科学合理的调查指标的完成就指日可待了。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一般的数据已满足不了市场经济的需求。所以对统计数据的要求越来越高。是否能够保证数据的准确度, 这一点跟调查工作当中是否合理以及联系实际有关系。由此可见, 统计调查是做好统计工作提供数据分析的基本前提。所以, 统计调查工作应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做到弃旧与纳新齐头并举。统计调查体系究竟该如何变革, 需要纵观其发展历程, 分析其存在问题, 以能够提出行之有效地解决办法。本文主要从方法体系、制度体系以及组织运行体制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统计调查体系的发展进行思考。

关键词：统计调查体系,方法体系,制度体系,组织运行体制

参考文献

[1] 贺建风, 刘建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统计调查体系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统计研究, 2015, 4:33-37.

[2] 李金昌.对我国统计调查体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统计研究, 2012 (7) :12-18.

[3] 李金昌.我国到底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统计调查制度体系[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3, 10:2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