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范文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范文第1篇

通常来说, 政府会计的治理作用主要是指基于特定制度以及环境下所诞生的财务信息, 并基于其位于底层所提供的信息与角色从而发挥的针对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规避作用, 其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作为会计通用的商业语言的语义规则, 会计准则其实际在整个治理财务的流程中发挥重要功效, 而实际其也隶属于政府行使对市场治理的重要一环。对于政府完善治理的重要因素, 缺乏及时、可靠、明确的会计信息, 其治理举措将无法科学落实。因此, 财务信息的及时公布与透明化处理, 对于政府治理意义重大。此外, 政府治理其最终结果反映为对社会的服务质量, 进而影响到会计信息报表,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会计信息本身为政府整个治理举措的反馈, 其治理效果将直接关系到政府相关会计信息。

2 政府治理

政府治理, 即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政府治理从广义角度出发, 是公共行政从传统转变为善治的整个公共行政的发展过程。从狭义角度出发, 政府治理属于公域之治模式, 同时也是政府依法善治的治理模式, 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

治理其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相关主体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从而建立的基于多元化、多方面合作与协商的双向流程。制定政府治理目标以及选择有效的治理工具并实现治理目标是其主要两个基本要素。现阶段治理主要涵盖以下三个内容:政治体制的形式;当地部门对经济以及社会资源的管理;相关部门设计、制定及其执行能力。对于政府治理, 涉及法律、文化以及管制、统筹安排等多个方面,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协调与管控不同参与单位之间的联系, 本质上而言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委托代理相关内容。同社会常见的委托代理相类似, 政治委托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实质关系无处不在, 其关系的产生是由委托人针对性地选择, 目的是为了使得委托人的预期目的得到最大化完成。就现阶段政府治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公共利益而产生的一系列管理活动及其过程, 其主要内容与会计密切相连。政府完善治理过程应当包含一定合法性、法制、透明和责任、有效性、廉洁性等多个基本要素。对被委托责任的强化、提高相关信息透明度是政府行使治理权利的基石, 其不仅仅需要代替委托方履行职责, 同时还应当达到明确的结果。受委托方其主要职责包含财政受委托责任机制、正义受委托、绩效等几个方面, 具体则以向社会大众公布相关内容讯息, 以诠释其行动以及相关决策的缘由。实际多种受委托的责任机制可能会引发遵从与绩效之间的平衡关系, 一味过度的追求遵从可能会产生一种风险规避文化, 最终影响治理的绩效成果。而只是一味追求效果而不对效率加以考量, 则会对财政资源带来极大的浪费, 同样一味追求效率而不注重效果也会使得政府治理无效, 因此治理的效果应当依据政府目标的实现程度来判断。

3 政府会计改革

政府会计改革是财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往我国实施的主要以收付实现制度为基础的预算会计体制, 其存在诸多弊端。而建立权责发生制度为基础的政府会计体系则是必然发展趋势。在新的形势下, 立足国情, 借鉴国外会计改革相关经验, 助推国内政府改革落实。中共十八界三中全会就会计改革提出六十多项任务并对其未来十年改革进行深入分析, 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势在必行。基于新一轮的政府会计改革应当建立完善的服务政府以及责任政府机制, 提高政府透明化管理, 提高其执政公信力度;以可持续发展角度, 提高对政府财务的风险防范等级;基于科学化、精细化的会计管理细则, 建立公开透明完整的预算体制, 让社会大众看明白、并且可以有效执行对职能部门的预决算进行监督管理。

4 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改革存在的不足

4.1 忽略其他形式对会计信息需求

现阶段会计信息其主要服务于政府部门, 对其治理效果进行反馈。过度的对政府部门服务, 使得其无法很好兼顾到包括社会大众、捐赠人、纳税人等对会计信息的需求。虽然自2017年1月1日起我国颁布实施了新的会计准则, 规定在决算相关报告中选用收付实现制度, 并在财务信息报表中选用权责发生制度。而由于新的政策落实时间较短等因素, 实际各项政策难以落实到实处, 一些地方政府财务报告则依然沿用收付实现制度, 这也最终导致权责发生制度难以落地, 更无法从基础上改变当前会计信息披露不完全, 可使用主体局限等情况。

4.2 不利于政府资产的核算与反映

当前政府会计部门对于政府固定资产的审计以及反映存在一定不足, 尤其在折旧、摊销以及减值等制度上的落实尚不到位, 难以实现合理、详细的报备成本情况。即便在2014年所实施的政府单位会计制度中对累计折旧以及摊销进行明确指出, 并将其纳入资产负债报表中, 但同时也规定了有财政部门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资产折旧审计。随后2016年对该规定进行进一步明确, 对于财政部门有规定的理应依据规定进行计提折旧。虽然一系列政策明确指出了对固定资产的核算内容, 但由于其不是强制性执行, 同时对于折旧以及摊销也不需要其计入费用, 而大都是基于虚提折旧的形式, 因此许多忽视了计提以及摊销对单位的实质影响。为了减轻工作量, 大部分会计部门往往不进行计提折旧以及减值、摊销工作。

4.3 负债情况披露不充分

收付实现制在我国形成由来已久, 该体系主要对财政预算收支情况进行考量, 相关预算职能可以很好地被释放, 但其主要基于现金收支情况的分析, 对于综合资产体现、负债以及成本等方面的披露分析则稍显欠缺, 尤其对于政府可能存在的隐性债务以及债务信息上更是难以应对。该支付可以直接显示负债情况, 以及某个财政年实际收到的现金部分并产生相对应的报表信息, 但对于政府实际所承担的担保责任、社会救助以及负债、隐性债务则基本不为人知, 这也最终造成实际政府所承担的债务情况远比人们预想高出许多, 从而难以给公共受托相关责任人提供及时、有效以及完整的政府债务信息, 同时不利于地方政府对债务风险等方面的管控。

5 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5.1 会计对政府治理促进效果

作为实际管理活动的重要一环, 会计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力, 将其与政府实行现代化治理相结合可以更好发挥会计治理效力。基于传统形式的经济治理方面, 会计功能不应当仅仅考虑单纯地追求效率, 而是应当确保效率与质量之间的平衡关系;其次会计质量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 同时还应当在确保高质高效的前提下, 实现公平公正。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超越效率优先, 同时还应当兼顾公平的原则。政府财务信息报告与治理目标的一致性是会计治理最终价值体现, 而实际政府财务信息报告是政府受托责任其实际履行成果的体现, 通常其可以用来对多元利益关联体的信息需求满足, 进而用于明确政府以及非政府主体之间的界线。提供具有高质量以及高可靠性的会计信息是受委托方的职责, 其有利于实现更为透明化以及受委托方职责, 对内外监督进行强化有效防治腐败, 对降低政府融资成本等具有积极意义, 还可以有效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此外, 对于其所提供的财务数据如果没有真实反映实际政府活动的以及营运活动实质, 则很有可能错误引导公众进而造成非常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后果, 尤其对于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资源配置, 可能会造成治理水平的严重下滑。

5.2 政府治理形式的改变对会计改革的影响

作为政府行使治理的核心,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规范性治理以及有效性治理。政府治理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的产生而产生, 并伴随着公共委托责任范围的扩展而不断扩大。通常而言, 政府治理的形式并非其主观所选择产生的结果, 而是基于公众实际需求产生的。就现阶段而言, 不论我国政府的体制与模式之间差别有多大, 行使治理的核心要点是对公共权利的有效配置, 因此需要不同的机构承担不同的职责, 并最终形成互相之间联系与作用的共同体。因此, 政府治理模式的改变, 一定程度上促进会计行业改革。基于传统形式的政府预算, 其主要建立在政治谈判以及资源配置的关系基础上, 主要目的是对预算资金进行管控以及避免腐败等行为, 在地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该方法过于简单且容易产生收入与支出之间的错配关系。为了更好地实现在有效财政资源前提下的资源配置问题, 新的公共管理理念应运而生。其强调经济成本最低化、投入产出比最大化以及预期目标最大化价格原则, 基于政府会计的效能, 强调市场与竞争机制来应对政府无效等情况。尤其对于引入权责发生制, 可以有效辨别政府提供相关服务与公共产品真实的单位成本。对于政府会计, 其制度则由以往的收付实现转变为权责发生制度, 从对流量信息的强调转变为对流量以及存量信息的关注, 从强调对投入与程序向产出与结果进行转变。

对于政府治理而言, 信任与合作是其重要机制, 因此政府应当对利益相关者证明自己是可以被信赖的, 可以通过特定、积极的信号进行传递。而如果需要实施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以及传递高品质的信息, 应当提高支付制度的相关供给能力。对于规则而言其实质是利益, 规则的核心要点是为群众获取更多福利而划定的行动界限。强化政府的受托责任, 避免政府贪腐欺诈以及对公款的挪用等情况, 在确定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下, 保证财政的稳步有序进行, 有利于提升会计信息的公式质量, 从而促进会计改革的顺利开展。反之, 如果政府的治理能力不足, 无法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有效合理的管控监督以及惩处, 则可能会导致信息的扭曲, 进而影响最终会计改革的落实。

6 政府会计改革意义

6.1 提升政府自身理财能力

就部门预算改革角度分析, 基于权责发生制度的政府会计以及财务报告体制可以有效为部门预算提供详细的各单位财务情况以及成本等内容, 从而帮助政府部门更好实现科学化以及精细化管理, 同时也可以有效为各个预算单位进行绩效打分奠定基础。而基于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角度分析, 现阶段虽然其可以大大降低财政资金分散, 财政资金利用效率可以明显提高, 但是却会造成财政资金沉淀情况。而基于改革后的会计制度, 可以有效使得政府应收应付款项得到及时详细的确定以及计量, 有助于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国库资金储备进行判断, 从而更好实现对资金的管理。基于国有资产角度分析和改革后的会计制度, 可以有效纠正原先收付实现体制下, 对于频繁支出以及资本性支出无法明确的区分, 有利于提高对国有资产的监察, 进而提升度国有资产的管理水平。

6.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通过提高社会公众在政府会计发展中的参与度, 充分展现出政府治理的以人为本的公共治理价值和根本。政府会计准则具备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 其对社会公众和各个利益群体都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 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必须足够了解政府的主要利益关联者以及相关的真实信息需求, 将其融入至会计准则制定中, 并不断地完善, 继而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率, 确保政府会计准则的被认可度, 从而整体提升政府治理的水平。

6.3 有助于全面反馈政府负债情况、对相关财政风险进行披露

政府会计改革可以更为客观直接对政府当前负债情况进行确认以及披露, 不仅仅体现财务谨慎性的原则, 同时可以有效使得社会各界了解政府负债情况, 进而有效提高对财政风险的防范。现阶段一些地方省份经中央批准试点实施地方政府债券制度。基于将外在债务信息进行内化处理, 提高对债务的风险管控。该债券制度的落实离不开政府会计的配套服务。否则基于传统形式的会计制度, 由于种种缺陷其无法详细提供当地政府财务情况, 进而无法对资本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风险以及金融风险。因此, 施行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改革十分必要, 对于地方政府进行财务风险防范具有积极意义。

6.4 有助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整、提升政府透明化管理

基于原有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 我国的财政部门统揽了一些财政内容, 财政基于资金分配方式服务于政府相关目标。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完善, 政府以及市场之间的关系日益清晰, 政府的职能逐渐倾向于对经济的调整、谁管理以及向公共服务等方面转变。因此有必要对其宏观调整能力进行进一步提升, 而建立健全完善的财政信息是重要组成部分。其可以对政府备用政策进行长期效益提供更为客观数据分析, 有助于政府以及决策层进行相关项目的决策。此外, 基于新时期的政府会计改革进一步提高政府透明化管理, 提升社会大众对于政府财务公开的关注度, 人们基于透明化的财务信息, 可以更为全面有效对政府行为进行评估, 从而实现对制度公共资源的有效监督, 促进政府提升公共资源配置以及使用效率。

7 结语

综上所述, 对于现阶段而言, 无论是社会经济体制的改变或者政府职能的变革, 均应当要求政府会计部门进行实时的改革进而更好反映预算收支等情况。因此对于财政改革势在必行, 其不仅仅可以准确揭露政府财政情况, 同时可以更为客观对政府受托责任进行评价, 有助于全面对政府管理绩效进行考核。因此, 对于政府会计的明确是进行改革的重要基础, 基于权责发生制的会计改革大势所趋。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深入发展, 政府介入的地区经济的治理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而会计部门作为政府重要行使治理的重要工具, 在完善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随着所治理社会环境不断改变, 也会一定程度上对政府会计职能带来一定影响。此次基于对政府治理同其会计改革互动关系, 对政府会计改革方向与思路进行分析。

关键词：政府治理,会计改革,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应益华.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改革互动关系研究[J].财会月刊, 2017 (4) .

[2] 路军伟, 陈希晖.政府绩效审计与政府会计改革的互动关系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6 (6) .

[3] 侯林芳.政府会计改革、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绩效相关性研究[J].财会通讯, 2016 (9) .

[4] 王颖.浅谈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与政府会计改革的互动发展[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2013 (2) .

[5] 张武标, 张纯纯.论绩效治理导向的政府会计改革[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4) .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政府绩效审计 制约因素 模式

一、政府绩效审计在我国发展

(一)绩效审计的定义

世界审计组织的审计准则将绩效审计定义为对被审计单位在履行职责时利用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审计。绩效审计(performance audit)又称3e审计，是经济审计、效率审计和效果审计的合称。

(二)政府绩效审计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政府绩效审计对我国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绩效审计这个概念随着审计署的诞生被引进我国，前后发展不过二十余年，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意识的增强，人民不仅要求一切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而且要求必须经济有效的用之于民，否则政府仍要负责，同时为了促进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国家公共支出成倍增加，公营部门大批涌现，促使人们要求提高公营部门支出的效益和明确支出的经济责任，所以，政府绩效审计在我国的发展异常迅速，这二十多年以来，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已经取得了以下成就：在专项资金投资项目的审计方面逐步注入了绩效审计的内容，在外资投资领域，明确提出其审计目标是提高外资的使用效率，同时积极推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二、制约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因素

(一)传统观念的制约

我国的审计事务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建设的，不可避免的带有传统观念的影响，绩效审计是近些年才被逐渐被人们提起的一个新兴的概念，这种认为只有物质资料生产领域才会产生经济效益，而政府等非盈利性组织则没有效益可言，因而也就没必要进行绩效审计的传统观念深深制约着我国绩效审计的发展。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政府职能部门等行政事业机构，经济建设就无人来协调，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得以高效、健康地发展。事实上，政府职能部门等行政事业机构的活动就体现了资金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的高低。

(二)审计法规不够健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对人民托付的资金进行完整、有效的经营和管理，而现有法律法规的欠缺，相关制度的滞后，使得这种受托责任关系难以得到保障，人民的财富被肆意侵吞，贪污浪费的现象屡见不鲜，政府绩效审计没有落到实处，导致政府机构整体效率低下，造成政府无法合理管控。这些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竞争，使得政府没有动力去行使职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备，缺乏有利的监督机制和审计监督制度。同时，目前我国会计制度也不太完善，会计资料失真现象较为普遍，造成绩效审计赖以评价的基础可靠性不够。审计人员仅仅为确认财务收支和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就需要付出大量的额外劳动，客观上增加了绩效审计的难度。

(三)缺乏相应的绩效评价体系

绩效审计评价是绩效审计的重点，但是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评价财务报表的表述内容的标准是公认的会计准则。而绩效审计评价，却缺乏统一的标准。由于绩效审计的对象千差万别，所以甚至是同一项目，也会有多种不同的衡量标准。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得出的结论会有天壤之别。中国审计学会秘书长刘英来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绩效审计是个性化非常强的工作，不同的项目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不可以套用统一的模式。但在我国就存在着绩效评价标准模糊的问题。

(四)审计体制方面的制约

从世界范围看，主要存在立法型、司法型、独立型和行政型四种审计模式。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审计组织的取向是行政型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非独立或半独立的审计模式。行政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审计机关对政府负责。审计署隶属于国务院，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主持管理全国的审计工作，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这种审计的双重领导管理体制，使被审计的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与审计主体同属于一个领导，具有同一隶属关系和共同利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制约了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

(五)技术上的制约

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处于信息社会，政府运行日趋透明化。中国虽处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但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区处于工业文明的时代，或处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时代，只有东部极少部分地区和少数城市才基本处于

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科技经济、科技结构对上层建筑所提出的具体要求，肯定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科技、社会结构对上层建筑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基础条件不一样，各被审计单位运行的可评估性和工作记录的完整性、透明性、真实性就不一样，而这正是能否开展全面绩效评估的基础环境。同时中国审计人员的知识结构还不能适应绩效审计的要求。绩效审计既要审查所审事项的

合法性和合规性，又要评价其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因此，对审计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要求审计人员不但具有财务收支审计的专业胜任能力，还要具有较宽的知识结构、较准的判断力和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既负责任又善于沟通和协调。但目前的审计人员是以财务人员为主，人员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业务素质还不能适应绩效审计的要求。

三、如何完善我国政府绩效审计

随着社会公共服务方式的不断变化，随着新领域的出现和新技术的采用，中国国家审计署在扩展绩效审计重点，进行跨部门绩效审计，促进业绩报告的完善，支持政府信息化建设，扩大绩效审计影响方面，进行有益的改革和探索。2002 年我国首次在深圳实行政府绩效审计，并取得一定成效。2003 年又对一些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进行绩效审计，公开绩效审计工作报告，并提出了审计意见和建议，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由此可见，我国在开展政府绩效审计试点工作上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英国是世界上实施绩效审计比较出色的国家之一，对比其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模式，参照中国国情，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使绩效审计工作真正发挥应有作用，笔者认为既要在短期内有所作为，又要有长期打算，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加强关于绩效审计理论方面的研究，切实转变观念。通过绩效审计的广泛实践来大力推动审计理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我国审计理论的宝库，提高我国审计理论研究的水平。同时，科学规范的审计理论又能指导我国的绩效审计实践，提高我国的审计实践水平。探索中国模式的绩效审计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需要几代审计工作者的不懈努力。面对我国急需开展绩效审计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以认真的工作状态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绩效审计制度。

(二)要提高对信息系统审计的重视程度。充分、相关、可靠的信息对于审计人员形成恰当的审计意见是非常必要的，现代审计对信息的依赖越来越大，没有信息的支持，审计无法有效的开展，由此，信息已经成为现代审计的一项重要的资产，需要加以妥善保护，加强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已经是刻不容缓。

(三)引进多样科学的灵活的审计方法。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渐转变，在审计方式上应扩大公共经济责任的承担范围，逐步形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短期效益服从于长期效益的审计模式。在审计方法上，应融入控制结构的战略性分析、组织行为学、国民价值增值分析等多学科的知识，全方位引用先进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审计技术和方法。建立一套科学可行的审计方法。

(四)引进外部机构评价审计质量的机制。审计质量控制是审计机构为了确保高质量的审计工作而采取的控制措施，加强审计质量控制，对于防范审计风险，保障审计工作效果，规范审计人员的职业行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绩效审计中，应当十分注意审计质量控制工作。借助社会审计力量，可以扩大审计面，加深审计深度，提高审计水平。参考英国审计署的工作，我认为在中国审计质量控制环节可以采取如质量环节控制与聘请外部机构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的就是可以加强监督防止舞弊事件的出现，增加评价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五)建立绩效评价体系。绩效评价是指运用数理统计、运筹学原理和特定指标体系，对照统一的标准，按照一定的程序，通过定量定性对比分析，对项目一定经营期间的经营效益和经营者业绩做出客观、公正和准确的综合评价。绩效评价标准是我们每一个审计人员，在进行绩效审计前，首先和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的绩效评价体系。政府作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对社会实行必要的政治管理，关系到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核心制度安排。政府掌握的政治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对政府绩效评价是十分必要的。有通行的可比较的绩效评价标准体系，这样我们审计人员所做的审计报告才能进行更好的信息分析，做出对政府绩效的合理准确的评价，更好的服务社会。

(六)转变审计观念，拓宽审计思路。随着人们对公共财政的认识，公众对政府审计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再局限于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他们更关心的是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传统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主要是审查资金的来龙去脉、违规违纪金额，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其审计评价往往可以用数字来量化，或者用逻辑关系来判断，并没有从效益的层面上，来衡量资金是否应该投入，投入的效果如何，是否以最小投入取得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等。而绩效审计除了运用传统的审计方法以外，主要是通过定量、定性对比分析，对政府预算管理和公共财政体系的绩效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必须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转变审计观念，拓宽审计思路，把行政事业审计工作从任务型、程序型向目标型、效率型转变。在审计的手段和方法上要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摆脱传统审计的束缚，跨出财政财务收支的框架，从完善机制、体制入手，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为宏观经济和政府预算管理服务的功能，满足成果使用者对审计的要求。

(七)完善有关于政府绩效审计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审计是审计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实行绩效审计有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无完备的相关法律可以依循。2006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已经对审计监督制度，审计人员的职能划分，业务水平，包括审计机关的职能与权限以及审计程序等涉及审计事务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相应的法律方面明文的规定。只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把审计确定下来，审计人员在进行审计时才有法可依。针对弹性较大的、容易使公平性受到损害的项目或领域再做一些补充规定。同时应体现与国际惯例相协调的原则，反映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不断强化审计监督的法律地位。

(八)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加强参与政府绩效审计人员的道德自律。优化审计人员结构，提高审计人员素质。与财务收支审计相比，绩效审计需要较高要求，如需掌握管理学、电子计算机、工程学、心理学等方面知识，而现有审计人员大都缺乏这方面知识，可以借用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部门的力量，以优化审计人员结构。同时审计机关应组织进行绩效审计的培训，使我国的审计人员不断地更新审计、财务会计、组织管理、经济管理和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掌握现代计算机审计技术$树立和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适应绩效审计的要求。另外加强审计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也是刻不容缓的，严格执行审计“八不准”。

主要参考文献：

《绩效审计政府审计发展的必然趋势》 辽东学院 王赟智

《我国绩效审计实施中的制约因素与对策》 山东财政学院 会计学院 张艳

《绩效审计在我国的发展状况与战略思考》广西大学商学院 吴娜 张瑞岗

《关于开展政府绩效审计工作的思考》东北师范大学 商学院 吴国萍

《中外审计制度比较研究》东南大学 高玲

《中西方政府绩效审计环境比较》中国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陈全民

《行政事业绩效审计初探》浙江省嘉兴市审计局 孟翔明

《英国绩效审计》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罗美赋

《我国绩效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 白宪生 张蕙等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范文第3篇

【摘 要】处在经济换挡关键期和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的攻坚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治理体系仍存在许多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相适应的因素。为了深化探究政府绩效管理理论，寻求政府有效治理之道，由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甘肃行政学院学报》联合主办“绩效管理与政府治理”青年学者论坛在湘潭市召开。论坛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背景，深入地研讨了绩效评估与政府治理改革诸多热点、前沿学术话题。整个论坛主题聚焦、辩解深入、观点纷呈，就绩效评估与治理改革研究达成一定共识，对寻求更优化的政府绩效治理变革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智识。

【关键词】政府治理；政府绩效评估与管理；公共治理；行政改革；绩效评估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经济增长换挡的关键期，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治理体系变革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方法因素，可能导致综合改革措施和方向与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有效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与积极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的要求不相适应。现行行政体制和治理体系变革进程的滞后和效果的虚化，将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愈来愈大的风险，可能使得现行的改革局面变得愈加复杂和困难叠加。公共行政学术研究，特别是公共管理青年学者应该不辱使命，将政府绩效评估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视野中，以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高效政府、法治政府为目标，积极推进政府绩效评估这一公共管理前沿实践课题的研究，从而为政府绩效评估实践、现代公共管理机制变革、社会治理方法创新提供理论指导。

2014年12月13日，由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甘肃行政学院学报》联合主办，湖南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中心和湘潭大学政府绩效评估与管理创新研究基地承办的，全国“绩效管理与政府治理”青年学者论坛在湘潭市召开。论坛主题为“探究政府绩效管理理论，寻求政府有效治理之道”。来自天津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中南大学、暨南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公共管理、政治学学科的年青学者40余人，围绕“政府绩效评估与管理”、“政府治理”、“政府绩效与行政改革”三个分主题展开研讨。本次论坛是国内政府绩效管理领域首个以青年学者群体为主导的学术论坛，同时也是“公共治理青年论坛”的第二次研讨。论坛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背景，以《决议》提出的关于“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为精神指引，深入地研讨了绩效评估与政府治理改革诸多热点、前沿学术话题。整个论坛主题聚焦、辩解深入、观点纷呈，就绩效评估与治理改革研究达成一定共识，对寻求更优化的政府绩效治理变革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智识。

一、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

政府创新是一个公共管理者不断寻求政府更好运作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并将其转变为政府实际行动的过程。尽管政府创新常常处于社会舆论的焦点，成为社会公众关注和批评的对象。但是政府在诸多政策领域的探索创新，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示范效应、试点效应、减震效应。作为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关于政府创新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组织创新、过程创新和创新扩散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揭示政府创新的生成与扩散机理。

苏州大学尚虎平教授等提交了《我国政府创新：复制、周期律与“诺门克拉图拉”阴影——面向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创新的代际基因遗传性探索》一文。该文以多案例的实证方式，运用遗传因子分析和类生物学方法，以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探索对象，对不同的政府创新“代”际之间的继承因素、“基因”变迁进行分析，从而发现不同地方政府创新之间的继承与创新规律。论文的选题新颖，方法独特，问题导向色彩强。但作者在研究政府绩效评估创新过程中，主要考察的是第一代创新与第二、第三……代创新者之间在核心因素（基因）上是否存在着遗传性或者变异性，这种变异性或者遗传性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但是作者并没有交代划分第一代创新、第二代、第三代……创新者的标准。时间标准？属性标准？抑或综合标准？这一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创新核心因素（基因）的遗传性或变异性计算。作者以评估使命、目标、主体选择、客体确定、评估实施（指标、制度）、结果呈现、结果应用7个关键环节作为每代政府绩效评估创新的核心要素，然后运用语言学和语义学解构创新基因。一般来说，政府创新的成功案例均源于卓越的创新思想或主意，而卓越的政府创新思想需要具备新颖性和价值性。前者强调的是政府形成突破性的、推陈出新、有效解决公共问题的思想；后者则凸显政府创新的思想具有增进公共价值的目的性和实效性。那么，接来下的问题是，政府创新的新颖性也许能够运用生物学的遗传变异方法来观察，但政府创新的价值性是难以通过生物学的遗传变异方法测量的，这也是整个研究难以自洽的。作者最后提出了突破当前政府创新困境的路径：继续鼓励适合当前管理情境的原发性创新；适当鼓励符合组织需要、符合效率原则的复制性创新；推动创新周期提前更替，保证政府管理效率的持续改进；坚持“绩效晋升”的制度体系，破除“诺门克拉图拉”的影响；引入“审议创新”；戒除“创新拜物教”与创新盲动、冒进主义。应该说这些对策路径非常好地回应了政府绩效评估创新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府创新的实践困境。总体上看，政府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到政府体制内外、创新本身、公务员理性计算等多方面的关系，单纯以统计方法揭示各种变量和政府创新之间的关系，采用生物学方式研究不同代之间的创新继承、发展、变异问题，无法深入解释政府创新的代际遗传关系及其内在的因果机理。要揭示政府创新基因遗传与变异的形成和演化规律，需要综合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社会学分析方法、生态学分析等不同研究方法，着眼于创新过程的整体统一性与动态过程。

南京社科院许益军研究员提交了题为《“机关作风评议”：一种特色化绩效评估方式——以南京市“万人评议机关”为例》的论文。中国特有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使得机关作风成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一个特殊对象，也促成“机关作风评议”成为一种别具特色绩效评估模式。2001年，南京市率先在国内启动了“万人评议机关”活动，转变机关作风“请人民评判”。评议活动实施十三年来，“万人评议机关”成为南京市各区县各部门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民意考试，成为南京市推进机关作风建设，践行人民民主政治的一道风景线。论文属于经验层面的阐释，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机关作风评议的功能定位、实施机制和运作程式。论文明确提出，在传统自上而下内部消费型评估逐步被以“顾客为导向”的群众参与式评估所取代的背景下，群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意义是显见的，其对于促进政府行动合法化、政府决策科学化以及政府形象改善等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现有的研究中，比较缺乏对绩效评估与作风评议的实效性做深度剖析，缺乏对政府绩效管理、效能建设评估、机关作风建设内在多变量的因果关系分析，如政府绩效评估的经济性与成本如何？现有的机关作风评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政府机关改进作风和提升绩效？影响政府绩效评估机制改进组织绩效的因素有哪些？影响机关作风评议的客观性和成效有哪些？等等。这些均是优化政府绩效管理，深化政府机关作风评议需要进一步努力的。

提升政府治理绩效以推进现代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是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面临的一大现实难题。华东政法大学易承志教授做了题为《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构成分析与取向调适：基于大都市发展转型的背景》的发言。他以大都市发展转型为背景，提出了“大都市发展转型既要求大都市政府治理保持较高的绩效，以平稳推动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也要求这种较高的绩效是与大都市发展新模式的要求相适应的绩效”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构成分析与取向调适。研究选题具有较强的前瞻性、现实针对性，研究的学术性较强。承志首先将大都市传统发展模式界定为一种“以效率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强调通过人口、土地规模扩张和资源要素投入来促进城市的发展，要求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产出速度，或以既定的劳动或物质消耗增加产出数量，而对这种产出是否符合社会公众或个体公民的需要则较少考虑。论文提出作为政府治理在特定空间的表现形式，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在价值上可分为效率和公平两个层次，前者是对政府治理投入产出比率的关注，后者关注的是产出的质量以及产出对社会公众及每一个个体公民需要的满足。作者辩证地认为，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公平取向并不盲目地反对效率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是可以和谐共处并且相互促进的。然而，超过一定限度，对效率的过于强调会忽略进而妨碍公平价值的实现。在这种情境下，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公平取向则会将产出质量以及社会公众和每一个个体公民需要满足置于比效率更为优先的位置。应该说，发言者对于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价值取向的思考是系统的、辩证的、成熟的，分析了从外延式增长模式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型背景下，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内容结构和驱动结构及其治理发展的趋向。但问题也就在这里，作者试图构建起一套宏大叙事式的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体系，将治理绩效从价值、内容、驱动三个层面来阐释，同时还将治理绩效放在一个现状、构成、取向一个动态系统中叙述，而且还将这一阐释叙述置于大都市从外延式增长模式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型的大背景。因此，论文涵括的概念较多，关联的语境较广，涉及的关系面较杂，导致对于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缺乏较核心的观点和主旨。

推进无缝隙和高效化的跨界公共事务合作，以增进公共绩效和公共价值，是全球化发展和跨界公共事务频发背景下，世界公共事务治理改革

的新趋势。当前，整体政府和跨部门协同相应成为国内外政府改革的热门实践和国际行政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有学者纷纷指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跨部门协同（Cross-

agency Collaboration）绩效低下已经成为制约公共价值创造的主要瓶颈之一（周志忍&蒋敏娟，2013）。受集权制、等级制、分离制等体制机制的制约，以及政府本位主义、保守主义等观念文化的影响，国内政府组织形成了不善于参与跨部门协同的秉性，学术界达成的共识是，跨部门协同绩效是当前中国公共组织的一根“软肋”。海南大学付景涛博士所提交的《非任务绩效视角下跨部门协同的类型与作用机制研究——以深圳市G区为案例》一文，瞄准国内外公共组织协同的这一热点，借鉴员工绩效结构理论，将政府在跨部门协同过程中的行为属性判定为非任务绩效，由情境绩效和创新绩效构成。然后根据政府内在动机的特点引入调节聚焦理论，构建了一个分析跨部门协同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作者以深圳市G区为案例，运用访谈、焦点小组方法以及文本资料收集了一手数据，按照内容和流程两个标准将跨部门协同事项划分为7种类型。作者对国内外文献分析和评估准确充实，研究设计科学，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细致合理。最后经由案例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结论。作者还划分了跨部门协同事项的类型，以便于系统而深入地认知公共组织非任务绩效的前因、后果，同时可借助案例提供的场景为研究者开展理论对话提供依据。在划分跨部门协同的类型时，综合考虑了内容因素和流程因素，最后从单环节1对N、多环节有中继、单环节有主办、多环节有中继有主办分析部门跨界协同的过程。作者构思比较严密，论文分析中规、资料详实，对于公共组织非任务绩效、绩效促进因素及其协同后果的剖析较深刻。其不足之处在于：对公共组织非任务绩效协同类型的划分关于繁杂，拟达到的目标过于庞大，导致整个论文的研究架构无法承受目标之重。

二、政府治理与改革

基于国家治理转型的大背景，探讨如何提升县域政府的治理能力，改善其治理绩效和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尽管学界对于治理的内涵以及地方政府治理指标体系的构建已经有较多的探讨，大多数是以定性描述研究为主，注重指标体系的构建，但鲜有学者对如何测量中国县（区）层级的政府治理绩效进行实证探索。

华南师范大学颜海娜教授等提交了《县域政

府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公众满意度的视角——基于佛山市A区的治理实践》论文。该文以佛山市A区为个案，利用对A区公众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所搜集到的数据，从公众满意度的角度对A区政府的治理绩效水平进行了量化评估，并且通过构建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深入挖掘影响其总体治理水平的相关因素。华南师范大学颜海娜副教授等提交了《县域政府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公众满意度的视角——基于佛山市A区的治理实践》论文。该文以佛山市A区为个案，利用对A区公众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所搜集到的数据，从公众满意度的角度对A区政府的治理绩效水平进行了量化评估，并且通过构建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深入挖掘影响其总体治理水平的相关因素。作者在借鉴世界治理指标（WGI）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本土化的县级政府治理指标体系，对如何测量中国县级政府的治理绩效进行了实证探索，并且把A区的治理绩效与2009—2013年中国在WGI中的治理指数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探究县域政府治理绩效的特点。作者采取等距抽样、按比例抽样以及偶遇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收集了A区三镇一街15个村居共1460个有效样本的数据。在当前普遍缺乏完善的政府绩效信息收集网络的状况下，这种大规模的第一手数据对于了解真实世界中的公共治理问题尤为珍贵。为了进一步挖掘影响A区总体治理水平的相关因素，作者主要从“政府有效性”、“腐败控制”、“话语权和问责制”、“法治”、“管制质量”、“政府稳定与暴力避免”等六个维度，分析其对总体治理水平的影响。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管制质量”和“政府稳定与暴力避免”的治理绩效对总体治理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其他四个维度对治理水平的影响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于论文只是作了单个案的研究，因而所挖掘的治理绩效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外部效度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该选取治理绩效水平不同的地方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以深入挖掘当前影响县级政府总体治理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在对六个维度的政府治理绩效进行测量的时候，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数据本身的信度与效度问题，有些维度采取了更多的指标进行测量，有些维度所采取的指标则相对单一，如“政府稳定和暴力避免”维度。论文在对六个维度的政府治理绩效进行测量的时候，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数据本身的信度与效度问题，有些维度采取了更多的指标进行测量，有些维度所采取的指标则相对单一，如“政府稳定和暴力避免”维度。

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完全相反的是，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呈现明显的“央强地弱”格局，调查也显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更快，甚至产生了“地方政府信任危机”。而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主要有制度、文化、政府绩效和政府行为等几大方面。目前学界主要是从政府行为、民众心理和制度文化三大方面去研究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虽然这样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但大多研究都是单向的，即研究的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及其影响因素，鲜有提及影响民众信任政府的另一重要因素——政府对民众的信任。贵州民族大学谢治菊教授提交了《论政府对民众的信任：概念、假设与验证》论文，该文在构建政府对民众信任的理论假设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实证调查的数据来验证，以达成丰富政府信任理论、和谐政府信任关系之目的。作者主要论证了两个假设，即政府官员的信任倾向性越强，作为整体的政府就越信任民众；政府对民众的普遍信任度越高，就越能相信民众公共参与的品质与能力。论文研究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政府工作人员——公务员对民众的信任进行测量，问卷调查中省内数据较多，而外省的数据较少，少量数据来源交代不完备。作者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时，二级指标中M、Me、SD分别表示平均数、标准差、中位数，而作者描述存在一定的偏误。论文中运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以公务员对民众的普遍信任为自变量，公务员对民众公共参与的特殊信任为自变量分析，与前文假设不对应且作者未加以说明是怎么样测量公务员对民众公共参与的特殊信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民众的信任具有重要意义，是提高政府信任度、提升政府公信力、增强政府合法性、构建和谐干群关系、提升政府效率的重要途径。实证调查的结果不仅印证了上述观点，同时还发现，政府既不完全信任民众，也不完全不信任民众，他们对民众的信任处于中立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政府绝不会自觉地把更多的情感、仁慈和道德渗透到管理和决策活动中。研究最有价值的结论是：政府官员的信任倾向性越强，作为整体的政府就越信任民众；政府对民众的普遍信任度越高，就越能相信民众公共参与的品质和能力。

被沃尔多（Dwight Waldo）称之为一门“专业经验知识”的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主要建立在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韦伯式科层制理论和西蒙的行政科学观点三大基础之上。西方行政学体系主要是围绕着西方政治理论体系中的政府-市场、国家-社会、民主-法治等传统的二元价值平衡展开的，对当今中国鲜活的行政转型现象则缺乏有力的诠释。推进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构建起本土化的公共行政话语体系，成为构建指导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科学知识与智力支持的基本前提，成为推动中国公共行政学走向国际和赢得国际尊重的必经之道。广东省行政学院王升平博士提交了《公共行政学本土化路径研究：评述与反思——兼论行政学本土化的行政哲学路径》论文，反思了目前学界关于公共行政学本土化路径的研究，即问题研究、中层理论构建、内容体系构建等三种视角。作者认为这些视角都颇具启发意义，但也要注意规避几种风险：在问题研究中要注意规避将经验与理论相剥离、忽视理论对经验的引导功能的风险；在中层理论构建中要注意规避其理论代表能力欠缺、理论对话能力不足的风险；在内容体系构建中要注意规避由学科借鉴所引致的学科自主性弱化的风险等。最后作者提出推进行政学本土化发展，探求更多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可以尝试从行政哲学视角入手推进公共行政学本土化。这基于两点原因：其一，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首先涉及的是文化的适应和匹配问题——或者说，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要使行政学反映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和哲学诉求、使其与中国的传统、惯习、惯常的行为方式和思维逻辑等相配套，使其与中国人民的生存智慧、与中国行政系统的实践智慧相配套。其二，行政哲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有助于推动行政学人的学科自主意识，从而使其以更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本土化行政学的创生与构建之中。无疑，最后作者提出行政学本土化的根本在于行政学元理论的本土化，而从行政哲学视角出发，思考本土公共行政的“真、善、美”问题、反思行政学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探索中西方行政学理论的逻辑前提、内在机理等，是推进行政学本土化的重要策略。

上海交通大学杨志军博士则提交了《环境抗争与政策变迁：一个整合性的文献综述》的论文。作者以环境抗争与政策变迁为视角，为我们整理出了一篇非常完备、清晰、系统的文献综述。作者认为，当前政府治理体制无法成功消弭环境抗争事件的影响，在面对重大环境抗争事件时往往会表现出失灵的症状，直接表现为政策结果改变的消极政策决策行为，属于政策变迁的范畴。当代中国环境抗争主要集中在公民参与、新闻媒体、环保组织和政府责任四个研究范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议题聚焦和关系结构；作为一种处于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政策变迁包含政策连续与终结、政策创新与维持两对基本关系，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变迁都可能无法回避“均衡-失效-创新-均衡”这种方程式循环。作者提出，当代中国环境抗争行动从属于世界范围内的环保运动浪潮，但从社会运动结果路径来看，并不完全符合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基于“政府回应”视角下环境抗争产生政策变迁的机理结构、运行过程及发展范式可以概括为环境抗争的策略手法与中央和地方体系的分层回应：策略手法表现为农村与城市环境抗争的“直接利益诉求与间接环境意识的多样统一”；分层回应表现为环境抗争手段及动员联盟方式决定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产出和政策调整。最后的点睛之笔，作者指出已有研究缺乏从历时性的角度对农村环境抗争、城市邻避运动及反大坝建设三类作整合性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抗争主体和客体分别采取了什么策略，中央政府以及环保体系和地方政府如何回应环境抗争研究较少。他认为环境抗争的研究谱系为“工业污染——环境抗争——国家回应”，大部分研究都在解释为什么会产生环境抗争，亦即聚焦于从工业污染到环境抗争的因果分析。但是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角度来讲，我们更应该关注政府做了一件事，然后又采取了什么策略解决这个件事带来的后果。

针对某些“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决策层通过广泛而深刻地发动各界力量，对其予以“疾风骤雨”式的集中整治，被学界称为“运动式治理”。近年来，伴随着总体性社会的逐渐消退，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激荡反转，前者迫于后者愈发强烈的治理诉求，出现了“以社会权利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其所采取的方式却是国家政权的积极干预和行政权力的强力支撑”的现象（林尚立，2005）。在此过程中，运动式治理这种沿袭自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纯熟经验手段不再满足于单纯扮演“全能政府”视阈中，国家依托政治合法性，肃清社会问题，达成政治目标的一种方式（2007，Andreas J.）；更多的是被编织在政府部门日常治理的工作序列当中，被赋以“任务驱动”、“指标驱动”等形式，逐步内化为官僚系统常态化的治理手段，在凝聚社会意志、维护社会秩序、提升绩效合法性等方面越来越被地方政府所倚重。伴随着社会改革的逐步深入，运动式治理业已成为地方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的常态化手段（文宏，2014）。兰州大学文宏副教授等提交的《运动式治理中的府际合作：实现机制与内在逻辑——一项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一文以济南“创卫”为案例，借助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运动式治理中府际合作的实现机制以及内在逻辑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论文选题现实针对性强，整体研究设计显示出作者较强的研究能力，论文的论证和观点体现出较强的学术性和创新性。作者采用学界应用较少的建构型扎根理论方法，将自下而上的理论归纳与自上而下的逻辑嵌套相结合，始终保持较高的理论敏感度。通过研究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有四种微观过程，其之所以能突破官僚系统的桎梏，实现高效互动，得益于多重实现机制的作用、矩阵式系统的搭建以及网格化管理的支持。在我国权威型体制之下，以上机制与结构反映出，运动式治理不仅是绩效导向的，也是合作导向的；巩固行政层级关系，加强对下级的控制，同样是地方政府发动治理运动的重要目的。运动式治理的核心是对政治资源的获取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追求。

三、政府绩效与行政改革

长期以来我们研究和探索政府绩效评估，只重政府绩效评估的宏观运行和顶层设计，不太重视绩效评估的微观分析和细节解剖。而事实上，政府绩效评估行为发生在行政活动现场，产生并作用于政府组织的整个环节，与政府管理的生态环境、个体心态、组织文化和制度基础密切相关（盛明科，2011）。政府绩效评估面临哪些问题？政府绩效评估实施后评估对象如何反应（应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如何才能做到尽可能的公平、公正？政府绩效评估对于工作任务完成、人际关系、群体心理、组织文化有哪些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对政府绩效评估及其实施，在一个组织内部做细致、微观而又真实地观察。管理学有名言曰“细节决定成败”，“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和探索离不开对评估行为、制度、效果的现场、真实而细节的微观考察。这是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乃至行政学研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即我们在研究时只是坐在书斋空对空的、脱离现实地进行“理论构想”，对行政活动、评估过程、评估效果等真实实践缺乏起码的了解和把握。因此，为解决长期以来政府绩效评估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让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研究真正反映评估实践，就有必要让政府绩效评估研究“回到真实实践”（何艳玲，2009）。

邻避冲突是指当地居民或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因担心某些具有较强负外部性的基础设施项目或工业项目（如垃圾焚烧厂、核电站、大型化工项目等）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所在地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严重负面影响，激发出强烈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以及在这种心理下采取的强烈而坚决的、带有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街头抗争行为（唐明良，2013）。近年来，以厦门PX事件为标志，中国进入到各种邻避冲突多发、频发的时期。此起彼伏的邻避冲突，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给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针对这些问题，湘潭大学刘超副教授提交了题为《协商民主与城市邻避冲突治理》的论文，以协商民主为视角，研究了当前中国邻避冲突的成因、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等。作者认为协商民主内在包含的协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民主性公益性包容性的基本价值和多层次的制度体系，使其成为解决人民群众中利益冲突中具有独特优势。最后明确提出，以协商民主治理城市邻避冲突应成为各地方政府应对邻避冲突的基本思路。总体上看，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研究邻避冲突治理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问题导向性。论文针对现实中层出不穷的邻避冲突现象，提出了以协商民主治理城市邻避冲突的命题，并就如何落实这一构想提出了具体的、可行的操作意见。其中一些观点切中要害，如文中提到的协商能力不足及提升的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邻避冲突的本质是对立双方利益的对立性，在利益对立的条件下，协商民主能否起到作者预计的作用，还可能值得商榷。

暨南大学杨君教授提交了题为《街头官僚的时间支配逻辑研究：——来自网格责任人日常工作参与式观察的经验证据》的论文。论文基于S市三个基层监管所40名一线执法人员累计785天的参与式观察，从时间分配和劳动供给的视角对这些街头官僚的日常工作进行了深度白描，并深入分析了其日常工作现状背后的时间支配逻辑。研究结果显示：（1）庞大繁杂的工作职责构成与街头官僚的开工不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压力型体制和运动式治理所衍生的层层加码和缺乏预见的工作任务安排使大多数的发号施令都只能被街头官僚以填表和开会的形式应付了事，最终难免沦落为“文字游戏”和“数字游戏”；（2）组织氛围、晋升激励、责任追究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街头官僚的时间支配。组织氛围表现出劳动供给维持功能的弱激励特征，晋升驱动表现出劳动供给提升功能的强激励特征，责任追究则影响着街头官僚时间分配的优先顺序。

天津师范大学韩志明教授提交了题为《问责转向的进与退——基于十八大前后问责情况的考察》的论文。党的十八大以后，问责显示出转向的多重症候，具体包括问责事件锐减、问责话语没落、巡视组出场、八项规定问责和反腐败。这些情况通过学习、吸纳、升级和封闭四种机制而实现了问责的转向。对比之下，十八大之前的问责是以外部参与为基础的，问责成果虽然较为零碎，但包含了大量民主的元素。十八大之后的问责成果显著，但其采用的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和体制内的控权技术，并且很大程度上中断了以外部驱动和公民参与为特征的问责进程。

中南大学吴晓林教授研究选取台北市作为调查点，主要应用实地案例分析和深度访谈的工具，运用合作治理的框架，探讨台湾城市社区治理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提交了《台湾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密码：一个来自台北市的调查》的论文。论文将研究焦点聚焦于：台湾城市社区治理的内核是什么，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和机制产出了现有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台湾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以半官方“里组织”、社区发展协会和官方力量为主体的“三角形”结构，这种治理结构隐含了对“代理制”治理结构的“反动”。它着力打破或限制了“恩庇关系”对社区的影响，也力图将政府在微观层面的干预赶出社区，为社区自主发展腾出更多空间。

（编辑：罗梁波）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范文第4篇

[摘 要]自然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经济外部性特征，市场自身无法对环境资源进行充分有效的配置。这为政府干预环境保护提供了机会和理由。而行政与法律的单一强制性手段难以完成环境保护的任务，且执行成本很高，这就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使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存在一定差距，只有做进一步的调整与改进，才能更好地为环境保护服务。

[关键词]环境保护；财政政策；不完全市场；公共产品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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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范文第5篇

从煤矿的实际应用考察，现代厂矿企业生产是人员、物资、设备等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在生产安全管理中，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就是会议。通常情况下，煤矿依靠面对面的会议形式来完成诸如交接班、生产讲评、工作总结等人员交互性内容。而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对涉及到安全的设备和场所进行监控管理，例如煤矿的绞车房、风机房、仓库、井口、巷道等事关生产安全的重点部位，这些部位的温湿度、气体浓度、电流、电压等都需要持续地进行动态监视，企业通过监控系统来完成这部分工作。

传统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建设二套独立的视频会议系统和监控系统来实现上述功能。但这种两套独立的系统的做法存在着兼容性差、共享性差、重复投资、操作复杂等诸多缺陷。

由此可见，综合运用视频通信系统已经成为当前安全生产建设的关键。为此，北京华纬讯电信技术有限公司推出了视频指挥调度系统，其融视频监控、视频会议和指挥调度于一体，为厂矿企业的安全生产提供“三合一”的整体解决方案。

1.系统建设目标

1) 实现统一管理

建立统一的视频指挥调度系统，实现具有单向远程视频监控及音、视频双向交互视频指挥调度平台。实现市局对城区分局、县区分局、以及各分局下辖的各派出所(业务部门)实施应急可视化指挥调度和日常值勤管理指示的下达和下级情况的汇报。

2) 实现已建系统数字化接入

视频指挥调度系统应具有视频监控系统接入能力，实现对监控点可视和可控，实现对重要目标、重要场所、危险地段进行动态监视，随时了解现场情况，以便采取相应的预防和补救措施确保社会的安定。

3) 实现指挥调度分级管理

用户可根据自身隶属关系进行灵活的级别管理，实现指挥权、监视权和控制权的管理配置，满足各级部门建立有效的指挥调度关系。

4) 提供图像信息接口

平台应提供与市政府应急指挥平台的图像信息接口，满足其他系统的图像调用和接入。

2.系统结构

煤矿综合视频指挥调度系统从结构上应与煤矿生产管理体系相吻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视频指挥调度系统的作用。一般煤矿的生产管理组织结构可分为：矿务局生产调度中心、煤矿生产调度中心、矿井工作面三级结构，所以煤矿综合视频指挥调度系统也要按照以上结构来部署。系统分为主控中心子系统、分控中心子系统、监控前端子系统、移动监控子系统，结构如下图：

图1 煤矿综合视频指挥调度系统结构图

1) 主控中心子系统

由综合视频交换机、视频录像服务器、网络视频矩阵、数据/报警服务器、指挥调度终端、音视频切换矩阵和音视频输入输出设备等组成，部署在矿务局生产调度中心。主要作用是：完成信令和控制信息交换、调度以及系统管理;实现视频指挥调度、远程视频浏览、视频录像、电视墙显示以及视频报警联动等功能。

2) 分控中心子系统

分控中心子系统由指挥调度终端、音视频输入设备(摄像机、话筒等)和音视频输出设备(电视机、音箱)等组成，部署在各煤矿生产调度中心。主要作用是：通过指挥调度终端与矿务局生产调度中心进行音视频双向沟通，参加视频会议，对所辖监控现场进行监控管理;根据实际网络环境要求实现视频录像。根据需要可增加网络视频矩阵与电视墙、大屏幕系统配合使用。

3) 监控前端子系统

监控前端子系统由监控前端、音视频输入设备(摄像机、云台、云台解码器、防护罩、话筒)、环境信号采集传感器等设备组成，部署在各监控点现场。主要作用是：现场音视频采集，并把采集的数据上传;实现已建视频监控系统的物理接入。监控前端子系统为智能视频处理终端和环境采集设备接入系统提供联网接口。

4) 移动监控子系统

移动监控子系统由专业一体化摄影机、背负式无线宽带图像发射机、无线宽带图像接收机等组成。主要作用是：在突发情况时，由专业一体化摄影机、背负式无线宽带图像发射机构成的移动监控前端可在移动环境中对任意指定现场进行高清晰图像采集传输。

3.系统功能

1)生产调度指挥功能

借助于煤矿综合视频指挥调度系统独具的多种级别和权限模式设置，上级管理者通过指挥调度终端可以向下级发布指挥和调度命令，上下级各个部门、各级领导与下属之间可以实时地进行音、视频信息的双向交流，可实现点对点指挥、点对多点指挥、多组指挥、插入指挥等多和指挥调度方式。

另外，被指挥调度者可随时加入和退出指挥调度组;可调用和监视任意监控点的图像，并可广播该图像;多组指挥调度可同时调用监控任意监控点的图像;支持指挥调度者对被指挥者，在指挥调度前的预览;通过配置，可显示任意联动报警点的图像;指挥调度者对多个监控前端进行语音广播。

2)视频会议功能

矿务局管理层可根据需要适时召开视频会议，实现交班会、生产会、总结会等各种会议，进行多点多方双向音视频交流互动。主席可以设定多个例会，每个例会包含相对固定的成员，主席可以方便地组织会议。会议成员可随时加入和退出会议组。主席可以对各个会场的发言权进行控制，并可广播某一分会场。

3)生产过程视频监控功能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范文第6篇

摘要：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其自身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明确服务的内容和作用的同时，应采取以下策略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增强服务意识；强化学科，优化团队，夯实服务基础；整合资源，创新形式，提升服务能力；重视调研，加强沟通，确保服务实效。

关键词：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经济社会建设服务；策略

20世纪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条块关系”得到了基本调整，与区域经济社会建设的适应性不断增强。截至2006年底，我国共有2286所普通高校，其中2179所为地方高校，占高校总数的95．3％，地方高校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近年来，地方高校将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和使命，不断提高对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贡献率。高校在经济社会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正日益凸显，但还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则认识不足。这导致其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作用发挥不到位，影响和制约了地方高校社会服务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和职能的更好体现。因此，研究和探讨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这一课题，是很有必要的。

一、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对自身发展的意义

1．有利于地方高校准确定位，形成办学特色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在自然环境、文化习俗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大，有着各自的特色。地方高校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想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赢得优势，就必须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建设需要，努力办出特色。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地方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要从实际出发，根据自身的基础和条件，发挥自身与地方联系密切，了解和熟悉地方发展现状和需求的优势，结合所在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特点和需要，遵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确立自身的发展方向和特色，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这既是地方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自身人文社会科学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因此，只有结合地方特点，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方面的优势，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建设需要，着力培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地方特色，才能促进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并推动地方高校办学特色的形成和竞争力的提升。

2．有利于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提升教学质量

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必须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人文社会科学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服务的过程，就是地方高校密切与地方联系、了解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和需求的过程，这一过程对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促进地方高校办学思路、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的改变和创新，更多地突出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的价值取向，进而促进专业结构设置更加合理，学科结构进一步优化，使开放式的办学思路、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二是增强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活力和水平，促进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和成长。三是管理体制、人才培养观念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教师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必将极大地促进教学环境、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的优化，进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培养和锻炼出更多高素质的、应用型的创新人才。

3.有利于地方高校增强活力，加快自身发展

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服务，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赋予地方高校的历史使命。地方高校在办学资源的利用和资金的投入等方面主要依靠地方支持，具有明显的地方特性。通过提高经济社会建设能力和水平，可以实现地方高校和地方经济社会的互动和“双赢”发展。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服务，是地方高校发展壮大、增强办学活力的根本途径。为此，地方高校一方面应深入抓好人才培养工程。要紧密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建设的需要，搞好人文社科类专门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应高度重视发挥社会服务功能。要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人文社会科学应用研究，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通过对社会服务，能进一步优化地方高校自身发展环境，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农村建立广泛联系，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更广泛和紧密的结合，从而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以加快自身发展。

二、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的内容与作用

1.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促进决策的科学化

为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职能。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地方政府对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决策的职能将进一步强化，这势必要求政府在深入了解地方经济和社会资源状况的基础上，应用现代科学理论，制订和优化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长期规划，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以指导和推进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注重调查研究，把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战略实施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地方政府决策、重大经济社会建设规划、各种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和理论支持。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管理类学科，可通过对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深入调研，为地方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统筹，搞好区域合理布局，实现经济增长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咨询服务和智力支持。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努力成为地方政府制定政策与决策的“智囊团”。

2.为地方政治文明建设服务，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建设

人文社会科学的政治功能，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与功效。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法学等学科本身就以政治现象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其政治功能比较明显。如对地方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民主制度的研究，可进一步增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促进地方基层民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对地方各种社会团体和协会等的研究，可进一步促进地方各种民间组织的规范和健康发展；对地方法制建设和社会治安问题的研究，可有效地指导和促进地方法治社会建设和平安社会建设，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中有些学科虽然不直接研究政治现象，但它们所研究的现象同政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其政治功能，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和生态学等。如对地方社区关系、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地方良好风尚形成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促进地方和谐社会的建设；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促进地方更好地传承自身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家乡情怀，激发为家乡发展做贡献的热情。

3.为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提升区域人文科学素质

人文社会科学依靠理论的力量，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全方位地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且错综复杂，迫切需要社会科学家进行研究和策划；各种人生问题、精神危机接踵而至，迫切需要人文思想家进行疏导和重建”。一个民族人文社会科学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这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化水平和发展潜力。同样，一个地方经济社会能否又好又快地发展，人们整体人文科学素质的高低是关键因素之一。21世纪经济社会建设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竞争和人文科学素质的比拼。地方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所拥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优势和对各种思想文化的鉴别能力，利用多种渠道，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以提升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和文化竞争力。如与地方相关机构、社会团体和社区组织联合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与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共建活动，为当地政府、企业和农村举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培训活动，等等。以这些活动为载体，把校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校园文化中先进的价值观念、高品位的文化、优秀的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传播和辐射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推动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人文精神的支持和保障。

4.为地方社会管理服务，促进管理科学化

人文社会科学为社会管理提供综合性的理论基础，促进管理的科学化，从而更好地调节人类行为、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管理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如果说自然科学以推动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则通过制度创新和降低成本来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从推进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来看，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可通过立足本地企业实际，为企业服务，促进企业管理制度创新和思想创新的研究，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管理创新是塑造新型农民的根本手段，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因此，结合地方实际需要，搞好管理创新研究，提供管理创新的有效服务，应成为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的对策

1.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增强服务意识

地方高校的领导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断加深对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把人文社会科学摆在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位置。一是要树立主动服务意识。要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需要，以服务为中心，以现实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重点研究方向，切实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制订各项战略规划，探索学校与社会各行业的合作模式，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持。二是要健全组织，完善规划，扎实推进。地方高校要建立专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机构，研究制订人文社会科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强化规划引领，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要调动广大教师参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力倡导为经济社会服务的科研方向和理念，在科研中要有“问题意识和社会眼光”，鼓励广大教师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途径和方式上进行积极探索，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着力提升为经济社会服务和成果转化的能力，全面发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服务功能。

2.强化学科，优化团队，夯实服务基础

应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导向，搞好学科、研究基地及各类创新型团队建设。学科建设要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以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为龙头，以向地方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和向企业提供多种形式服务为主要方式，以承接横向委托协作课题为纽带，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多样化的研究和服务，构建为地方服务的特色优势学科体系。应不断加大力度，培养和扶持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的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并在科研经费和出国交流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还要夯实和强化研究基地建设，不断增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我发展能力。团队建设应以学科和研究基地为依托，大力推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创新型团队的建设。通过支持一批学校的优秀创新群体，可以形成优秀人才的团队效应，增强创新能力、竞争实力和服务能力。

3.整合资源，创新形式，提升服务能力

一是搞好资源整合，增强服务能力。要根据社会需求，顺应高教体制改革大趋势，结合高校专业和学科调整，对现有的研究机构进行整合，重组应用研究的力量。要以重大项目引导研究和在综合领域集结优势力量等方式，成立或组建综合实力强和优势特色鲜明的研究所、研究中心或基地。二是在确保一线教学需要的前提下，对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能力突出、承担科研任务较重的人员，给予一定的时间，以便集中精力从事应用课题研究，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三是创新科研组织形式，提高社会服务效果。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的职能要向组织策划、协调管理和服务型转变，增强掌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需求的能力，有组织地把学校的社科创新力量汇聚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上来。

4.重视调研，加强沟通，确保服务实效

人文社会科学应用研究，必须坚持面向社会，面向本地区经济建设主战场。加强开放性研究，在不断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和影响社会的过程中，不仅要形成研究成果，而且要积极推广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确保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上取得实效，必须搞好调研，只有调研到位，才能确保服务到位。首先，要注重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资料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应组织力量，深入经济社会的一线，对事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产业发展、企业发展、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社区建设和法制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开展深入细致的调研，为各级政府、专家和公众正确判断社会现象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确保诊断和咨询的科学性。其次，要加强协调，不断优化服务环境。应切实加强与政府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协调，积极为人文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开展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争取在资金等方面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并不断扩大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再次，应在学校的统一领导下，搞好地方高校的内部协调。学校各部门尤其是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的职能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要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使用情报资料提供方便，促进资源共享，以利形成合力。学校各研究所、研究中心或基地以及各学科和创新型团队之间也要搞好协调，以便更好地发挥人才等资源的作用。此外，还应着力加强与兄弟院校，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服务能力强的部属院校的联系和协调，争取实现优质的人才和教学资源的共享，从而不断提升和增强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服务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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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