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法司法解释范文

行政强制法司法解释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执行 工商行政执法

《行政强制法》虽然实施至今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但这部法律的实施对我国工商行政强制执法实务提出了诸多挑战，成为我国今后很长时间需要不断研究的课题。

一、行政强制法实施对工商行政执法的积极意义

1、《行政强制法》出台前工商行政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监管市场，确保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效实施行政强制行为，能够有效预防、制止某些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法行为的发生。《行政强制法》实施前，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滥”。工商行政强制的“滥”首先表现为工商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的“滥”。法律、法规和规章都可设定工商行政强制措施，通过部门规章自我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现象较为普遍。

(2)“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一个综合性的重要的市场监管部门，在行政执法中涉及法律法规规章多，多个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有权设定工商行政强制措施，但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基于不同的立法理念制定，其相应的制定背景和制定时期也不相同，其设定的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繁多，名称不一，程序不一，因此难以避免出现以下状况：对违反市场秩序的同一行为，由于违法主体的不同，违反的法律规定不同，因此相应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亦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极易导致行政强制在实际运用中的冲突、矛盾和差错。

(3)“软”。一方面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自身行政强制执行手段不力，难以实现终结工商行政强制执行最终目的。另一方面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效率低，渠道不畅。

2、《行政强制法》实施对工商行政执法的积极意义

《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对解决我国过去行政强制中一直存在的“滥”、“乱”、“软”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监管市场的重要行政执法部门，这部法律的实施同样对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工商行政强制执法也有诸多积极意义。

(1)行政强制法定原则终结了工商行政强制的滥和乱。根据行政强制法定原则在相应法律条文中的体现，必然终结我国工商行政强制的滥和乱。

(2)行政强制执行软的问题和执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第一，《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时间期限，这就提高了强制执行的工作效率，也便于工商机关尽快查处案件。第二，《行政强制法》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权威。第三，减轻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成本。

(3)《行政强制法》有利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人员规避执法风险。虽然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工商部门行政执法程序繁琐，但是程序的繁琐能够使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强制执法人员规避执法风险。

(4)《行政强制法》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诉讼风险。

二、《行政强制法》实施后工商行政执法面临的挑战

1、行政强制法对工商行政执法理念的影响

《行政强制法》实施生效后，至少有这么三大理念将对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执法产生深远的影响。

(1)行政强制法是控权法的理念。行政强制法应当是一部控权法，其立法旨意之一即是控制行政机关滥用行政强制权，这在行政强制法的第一条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并且这一立法旨意在整部法律中被一以贯之。

(2)程序正当理念。行政强制法是一部程序法，程序正当理念贯穿这部法律始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程序法定。二是比例原则。三是不得谋利原则。

(3)权利救济理念。因为行政强制是对行政管理相对方人身权、财产权的“高权”行政行为，因此《行政强制法》非常重视对行政管理相对方权益的保障和救济。这就要求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树立权利救济理念，谨慎执法，依法执法。

2、行政强制法对工商执法实务的影响

(1)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影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这就要求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人员转变执法理念，重教育，轻强制，对违法行为轻微的要多教育，多指导，不能动辄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来达到执法目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定;查封、扣押强制措施有了严格的法律规范。

(2)行政程序法对工商行政强制执行的挑战。

其一，行政强制执行方式法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强制执行手段只能是以下两种：加处罚款和拍卖查封、扣押的财物，并且必须是以书面形式作出。一是加处罚款，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当事人，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但是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加处罚款不能超过罚款本金，以往加处罚款上不封顶的现象不得再次发生。二是拍卖查封、扣押的财物应当如此撰述严格按照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进行。

其二，申请人民强制执行程序法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除了上述两种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其余案件必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实施生效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程序上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执行催告程序。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行政强制法的这一制度对于降低行政执法成本、减少强制执行次数从而把对行政相对人可能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这充分体现了行政强制法的最小损害原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注意三点：一是催告不能采取口头形式，比如电话通知，必须以催告书的书面形式。二是催告期限，只有行政管理相对方在行政处罚书规定的法定期限没有履行义务的才能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合理的履行期限，国家工商总局233号规定合理的履行期间为10日，在催告期间内，可以作出立即强制执行决定的情形只能是有证据证明法定义务人有转移或隐匿资产财务情形。三是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催告书，法定义务人有享有陈述申辩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人员应当如实记录在案并进行核实，如果属实则必须采纳。第二，明确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履行行政决定，又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为法定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在具体执法实践中，一定要把握好期限，否则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其三，工商行政强制执行可以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从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在行政执法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能滥用执行协议，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应该把握好以下三点：一是达成执行协议的前提是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二是执行协议中可以约定的方式一般为延期或分期缴纳罚款，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减免加处的罚金，三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旦发现当事人有不履行执行协议的行为，应当立即恢复强制执行决定。

三、应对工商行政强制执法的建议

《行政强制法》的实施对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执法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随着行政强制设定权的规范和上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依据减少，行政强制更为乏力;二是行政强制程序要求更为严密，执法办案风险必然增加，但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一个重要的执法监管部门，在行政强制法实施后如何积极应对行政强制法的实施从而有效提高执法效果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笔者以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积极应对。

1、彻实转变执法理念

行政强制法进一步把行政机关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是对现代权力制约理念的契合，在制约和规范行政权力的同时，也体现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所以，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应该对这部法律的实施抱以抵触的心理和态度。我们应当摒弃过去的一些行政机关即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是管理机关，行政相对方是被管理方、行政权力私有化等不正确的执法理念，应当树立起以下理念：一是控权理念。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为防止和避免对权力的滥用，必须对权力予以适当有效的控制。立法是控制权力滥用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之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采用诸如警示、告诫、劝导等行政指导方式能够达到执法目的的，一般不要实施行政强制。如经说理教育或进行行政告诫后仍达不到执法目的的，方可实施行政强制。二是程序正当理念。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姿意的人治，我们要建设法治政府，除了制定法律，更为更要的是，作为法律的执行机关，我们要严格法律规定的程序执法，这有利确保执法公正和提高执法效率。三是权利救济理念。行政管理相对方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行政执法中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侵犯，有权采取申诉、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或申请国家赔偿等方式予以救济。作为工商行政执法人员，首先我们应当依法执法，其次我们应当尊重法律赋予行政管理相对方的这些救济权利，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及时告知其合法权益，一定不能对行政管理相对方的维权行为予以打压、报复，第三，我们要积极应诉，避免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处于被动。即便败诉中，亦应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改进我们的执法方式和方法。

2、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执法

行政强制法对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都设定了严格的程序规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执法人员的手脚，但我们一定要坚决杜绝执法的随意性，严格按照行政程序法规定的执法程序采取强制措施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否则就会导致行政程序违法的后果。

3、增强执法风险防范意识

在工商行政执法队伍中，我们的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在以往的执法实践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一些错误的执法惯性，比如不依法行政，超期、超出法定范围查封、扣押，不按程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随意采取行政强制方式等，行政强制法实施后，这部法律不仅对工商行政执法的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执法要求更为严格规范，同时加大了对于违法执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如该法的第六章法律责任中的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分别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不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强制执法实践中要避免乱作为和不作为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增强执法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执法风险防范能力。

4、强化行政执法制度建设

有效的制度建设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重要依据，笔者认为要强化以下制度建设：一是要强加培训。行政强制法作为工商行政执法的一部重要法律，我们应当加强学习，除了开展不定期专题讲座和交流，我们还要加强自学，不仅掌握其条文规定、法律原则，更要领会其立法精神，把握其亮点及对工商行政执法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从而得以规范我们的执法行为。二是积极研讨在行政强制法实施过程中我们行政执法面临的一些难点疑点，结合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精神和原则，由国家工商总局针对这些难点疑点问题予以统一规范。行政强制法作为一部规范行政强制的法律，其意义是非常明显和重大的，但是作为一部行政程序法，其只能对行政强制的一般性、原则性的方面作出概括性的规定，不可能面面俱到，工商行政管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工商行政强制执法中适用行政强制时出出现了一些疑点和难点，给我们的执法实践带来迷茫，如在行政处罚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经常采用先行登记保存措施，那么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到底是不是行政强制措施呢?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送达执行催告书和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能否根据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采用留置送达方式呢?行政强制文书的公告送达中，公告期间是否应当计入行政强制措施的期限呢?在查封、扣押期限内，对于依法确定将要予以没收的财物未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那么查封、扣押的财物又如何处理呢?在行政强制法实施细则未出台之前，这些执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由工商总局尽快予以规范十分必要。

四、结语

行政强制法的实施给工商行政执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随着这部法律的实施，在工商行政执法实践中也逐渐显现出来诸多的适用和操作问题，这将都是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乔晓阳、张世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解读[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2] 傅士成：关于《行政强制法》三个问题的看法和主张[J].法学家，2006(3).

[3] 焦勇：行政强制法对工商行政强制的影响[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2(5).

行政强制法司法解释范文第2篇

《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规定》已经2013年3月22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

部长 吴爱英

二○一三年四月三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帮助吸毒成瘾人员戒除毒瘾，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戒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的原则，教育和挽救吸毒成瘾人员。

第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对经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在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执行三个月至六个月后，或者依据省、自治区、直辖市具体执行方案送交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以下简称“戒毒人员”)，依法执行强制隔离戒毒。

第四条 从事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人民警察应当严格、公正、廉洁、文明执法，尊重戒毒人员人格，保障其合法权益。

第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工作所需经费，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纳入当地政府财政预算。

第二章 场所设置

第六条 设置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符合司法部的规划，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审核，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司法部备案。

具备条件的地方，应当单独设置收治女性戒毒人员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和收治未成年戒毒人员的强制隔离戒毒所。

第七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以其所在地地名加“强制隔离戒毒所”命名，同一地域有多个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命名。

专门收治女性戒毒人员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名称，为地名后加“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专门收治未成年人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名称，为地名后加“未成年人强制隔离戒毒所”。

第八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设所长一人、政治委员一人、副所长若干人，设置职能机构和戒毒大队，根据收治规模配备从事管教、医疗和后勤保障的工作人员。

第九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设置医疗机构，接受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作人员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待遇及保险。

第三章 接 收

第十一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接收戒毒人员。

第十二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接收戒毒人员时，应当核对戒毒人员身份，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填写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健康状况检查表。

戒毒人员身体有伤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予以记录，由移送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和戒毒人员本人签字确认。

对女性戒毒人员应当进行妊娠检测。对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不予接收。

第十三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接收的戒毒人员的身体和携带物品进行检查，依法处理违禁品，对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其他物品进行登记并由戒毒人员本人签字，由其指定的近亲属领回或者由强制隔离戒毒所代为保管。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人民警察在场。

女性戒毒人员的身体检查，应当由女性人民警察进行。

第十四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接收戒毒人员，应当填写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登记表，查收戒毒人员在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期间的相关材料。

第十五条 戒毒人员入所后，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书面通知其家属，通知书应当自戒毒人员入所之日起五日内发出。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六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根据性别、年龄、患病等情况，对戒毒人员实行分别管理;根据戒毒治疗情况，对戒毒人员实行分期管理;根据戒毒人员表现，实行逐步适应社会的分级管理。

第十七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人民警察对戒毒人员实行直接管理，严禁由其他人员代行管理职权。

女性戒毒人员由女性人民警察直接管理。

第十八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建立安全管理制度，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第十九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安装监控、应急报警、门禁检查和违禁品检测等安全技防系统，按照规定保存监控录像和有关信息资料。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安排专门人民警察负责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安全警戒工作。

第二十条 对强制隔离戒毒所以外的人员交给戒毒人员的物品和邮件，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进行检查，防止夹带毒品及其他违禁品。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人民警察在场。

检查邮件时，应当依法保护戒毒人员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第二十一条 经强制隔离戒毒所批准，戒毒人员可以使用指定的固定电话与其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单位、就读学校有关人员通话。

戒毒人员在所内不得持有、使用移动通讯设备。

第二十二条 戒毒人员的亲属和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校的工作人员，可以按照强制隔离戒毒所探访规定探访戒毒人员。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检查探访人员身份证件，对身份不明或者无法核实的不允许探访。

对正被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或者正处于单独管理期间的戒毒人员，不予安排探访。

第二十三条 探访应当在探访室进行。探访人员应当遵守探访规定;探访人员违反规定经劝阻无效的，可以终止其探访。

探访人员交给戒毒人员物品须经批准，并由人民警察当面检查;交给戒毒人员现金的，应当存入戒毒人员所内个人账户;发现探访人员利用探访传递毒品的，应当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发现探访人员利用探访传递其他违禁品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戒毒人员因配偶、直系亲属病危、死亡或者家庭有其他重大变故，可以申请外出探视。申请外出探视须有医疗单位、戒毒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原单位或者街道(乡、镇)的证明材料。

除前款规定外，强制隔离戒毒所可以批准戒治效果好的戒毒人员外出探视其配偶、直系亲属。

第二十五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批准戒毒人员外出探视的，应当发给戒毒人员外出探视证明。戒毒人员外出探视及在途时间不得超过十日。对非因不可抗力逾期不归的戒毒人员，视作脱逃处理。

第二十六条 戒毒人员外出探视回所后，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其进行检测。发现重新吸毒的，不得报请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

第二十七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戒毒人员，应当根据不同情节分别给予警告、训诫、责令具结悔过：

(一)违反戒毒人员行为规范、不遵守强制隔离戒毒所纪律，经教育不改正的;

(二)欺侮、殴打、虐待其他戒毒人员的;

(三)隐匿违禁品的;

(四)交流吸毒信息、传授犯罪方法的。

对戒毒人员处以警告、训诫和责令具结悔过，由戒毒大队决定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对有严重扰乱所内秩序、私藏或者吸食、注射毒品、预谋或者实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自残等行为以及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其实行单独管理。

单独管理应当经强制隔离戒毒所负责人批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先行采取单独管理措施，并在二十四小时内补办审批手续。

对单独管理的戒毒人员，应当安排人民警察专门管理。一次单独管理的时间不得超过五日。单独管理不得连续使用。

第二十九条 对私藏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戒毒人员，不得报请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并应当在期满前诊断评估时，作为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的依据;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遇有戒毒人员脱逃、暴力袭击他人等危险行为，强制隔离戒毒所人民警察可以依法使用警械予以制止。警械使用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第三十一条 戒毒人员脱逃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立即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并配合公安机关追回脱逃人员。被追回的戒毒人员应当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脱逃期间不计入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对被追回的戒毒人员不得报请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

第三十二条 戒毒人员提出申诉、检举、揭发、控告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及时依法处理;对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不服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将有关材料登记后及时转送有关部门。

第三十三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作人员因工作失职致使毒品等违禁品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违反规定允许戒毒人员携带、使用或者为其传递毒品等违禁品的，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其他人员为戒毒人员传递毒品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章 治疗康复

第三十四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根据戒毒人员吸食、注射毒品的种类、成瘾程度和戒断症状等进行有针对性的生理治疗、心理治疗和身体康复训练。

对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移送的戒毒人员，应当做好戒毒治疗的衔接工作。

第三十五条 对戒毒人员进行戒毒治疗，应当采用科学、规范的诊疗技术和方法，使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药物、医疗器械。戒毒治疗使用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应当按照规定申请购买并严格管理，使用时须由具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处方权的医师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开具处方。

禁止以戒毒人员为对象进行戒毒药物试验。

第三十六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定期对戒毒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对患有疾病的戒毒人员，应当及时治疗。对患有传染病的戒毒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隔离治疗措施。

第三十七条 戒毒人员患有严重疾病，不出所治疗可能危及生命的，凭所内医疗机构或者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经强制隔离戒毒所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戒毒管理部门批准，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备案，强制隔离戒毒所可以允许其所外就医，并发给所外就医证明。

第三十八条 戒毒人员所外就医期间，强制隔离戒毒期限连续计算。对于健康状况不再适宜回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向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提出变更为社区戒毒的建议，同时报强制隔离戒毒所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戒毒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建立戒毒人员心理健康档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心理咨询，对戒毒人员进行心理治疗;对心理状态严重异常或者有行凶、自伤、自残等危险倾向的戒毒人员应当实施心理危机干预。

第四十条 对可能发生自伤、自残等情形的戒毒人员使用保护性约束措施应当经强制隔离戒毒所负责人批准。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应当遵守有关医疗规范。

对被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戒毒人员，人民警察和医护人员应当密切观察;可能发生自伤、自残等情形消除后，应当及时解除保护性约束措施。

第四十一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可以与社会医疗机构开展医疗合作，提高戒毒治疗水平和医疗质量。

第四十二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通过组织体育锻炼、娱乐活动、生活技能培训等方式对戒毒人员进行身体康复训练，帮助戒毒人员恢复身体机能、增强体能。

第四十三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根据戒毒的需要，可以组织有劳动能力的戒毒人员参加必要的生产劳动。

组织戒毒人员参加生产劳动的，应当支付劳动报酬。戒毒人员劳动时间每周不超过五天，每天不超过六小时。法定节假日不得安排戒毒人员参加生产劳动。

第四十四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参加生产劳动的戒毒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生产劳动场地和劳动项目应当符合安全生产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引进易燃、易爆等危险生产项目，不得组织戒毒人员从事有碍身体康复的劳动。

第六章 教 育

第四十五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新接收的戒毒人员进行时间不少于一个月的入所教育，教育内容包括强制隔离戒毒有关法律法规、所规所纪、戒毒人员权利义务等。

第四十六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采取课堂教学的方式，对戒毒人员集中进行卫生、法制、道德和形势政策等教育。

第四十七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戒毒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戒毒大队人民警察应当熟悉分管戒毒人员的基本情况，掌握思想动态，对分管的每名戒毒人员每月至少进行一次个别谈话。戒毒人员有严重思想、情绪波动的，应当及时进行谈话疏导。

第四十八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开展戒毒文化建设，运用影视、广播、展览、文艺演出、图书、报刊、宣传栏和所内局域网等文化载体，活跃戒毒人员文化生活，丰富教育形式。

第四十九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加强同当地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联系，通过签订帮教协议、来所开展帮教等形式，做好戒毒人员的教育工作。

强制隔离戒毒所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学者、社会工作者、志愿人员以及戒毒成功人员协助开展教育工作。对协助教育有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五十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协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戒毒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鉴定合格的，颁发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五十一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在戒毒人员出所前进行回归社会教育，教育时间不少于一周。

强制隔离戒毒所可以安排戒毒人员到戒毒康复场所及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场所参观、体验，开展戒毒康复、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为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后自愿进入戒毒康复场所康复或者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的戒毒人员提供便利。

第七章 生活卫生

第五十二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按规定设置戒毒人员生活设施。戒毒人员宿舍应当坚固安全、通风明亮，配备必要的生活用品。戒毒人员的生活环境应当绿化美化。

第五十三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保持戒毒人员生活区整洁，定期组织戒毒人员理发、洗澡、晾晒被褥，保持其个人卫生。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统一戒毒人员的着装。

第五十四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保证戒毒人员的伙食供应不低于规定标准。戒毒人员伙食经费不得挪作他用。戒毒人员食堂应当按月公布伙食账目。

对正在进行脱毒治疗和患病的戒毒人员在伙食上应当给予适当照顾。对少数民族戒毒人员，应当尊重其饮食习惯。

第五十五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保证戒毒人员的饮食安全。食堂管理人员和炊事人员应当取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健康证明，每半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健康检查不合格的应当及时予以调整。

戒毒人员食堂实行四十八小时食品留样制度。

第五十六条 戒毒人员可以在所内商店购买日常用品。所内商店出售商品应当价格合理，明码标价，禁止出售过期、变质商品。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所内商店采购的商品进行检查，防止违禁品流入。

第五十七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发生传染病疫情，应当按规定及时报告主管机关和当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第八章 解 除

第五十八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戒毒人员进行诊断评估。对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届满且经诊断评估达到规定标准的戒毒人员，应当解除强制隔离戒毒。

经诊断评估，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或者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的意见，并按规定程序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所收到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出具的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或者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决定书的，应当及时送达戒毒人员。

第五十九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在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三日前通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同时通知戒毒人员家属、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将其按期领回。戒毒人员出所时无人领回，自行离所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及时通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

对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所外就医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及时通知其来所办理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手续。

第六十条 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向戒毒人员出具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证明书，同时发还代管财物。

第六十一条 戒毒人员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或者依法拘留、逮捕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文书，与相关部门办理移交手续，并通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戒毒人员被依法释放时强制隔离戒毒尚未期满的，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

第六十二条 戒毒人员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内死亡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立即报告所属主管机关，通知其家属、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和当地人民检察院。戒毒人员家属对死亡原因有疑义的，可以委托有关部门作出鉴定。其他善后事宜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十三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妥善保管戒毒人员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登记表、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健康状况检查表、财物保管登记表、病历、心理健康档案、诊断评估结果、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或者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决定书、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证明书以及在强制隔离戒毒期间产生的重要文书、视听资料。

除法律明确规定外，强制隔离戒毒所不得对外提供戒毒人员档案信息。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吸毒成瘾人员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应当凭强制隔离戒毒所所在地公安机关的书面同意意见，向强制隔离戒毒所提出申请。强制隔离戒毒所同意接收的，应当与其就戒毒治疗期限、戒毒治疗措施、权利义务等事项签订书面协议;协议未约定的，参照本规定有关规定执行。

行政强制法司法解释范文第3篇

摘要：2011年1月21日颁布并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保障被征收人合法财产权益、实现公共利益的立法宗旨规范了房屋征收活动，强化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房屋征收决定合法性的审查，还是对于强制搬迁的司法审查，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尚缺乏细化性的规范，司法机关通过何种程序行使权力，审查的重点内容是什么等问题语焉不详。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及被征人合法权益的双赢，使拆迁双方的权利与利益冲突得到合理解决，本文立足实践，结合司法权的特点及功能，对于司法机关在强制搬迁审查及房屋征收决定的行政诉讼中的审查重点、实践难点、具体的操作程序等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力图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关键词： 房屋征收；司法强制搬迁；程序；公共利益；补偿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房屋拆迁活动，拆迁不仅直接涉及公民的基本权益，而且地方政府、开发商、法院、建筑公司等也卷入其中，个人利益、公权力以及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矛盾愈演愈烈，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目前的房屋拆迁实践中，无视公民基本权利、滥用行政公权力、商业利益盗用公共利益，补偿不公平等现象大量存在，而被媒体不断曝光的“拒迁”、“恶性拆迁”事件更是将这一问题推向风口浪尖。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予以修改的呼声不断高涨，2010年1月28日，国务院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在经过公众广泛热议和讨论的基础上，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与补偿条例》）于2011年1月21日颁布并实施。《征收与补偿条例》本着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规范了拆迁活动，比原《拆迁条例》更加强化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不仅在第14条规定了被征收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将房屋征收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交由司法机关审查，并且取消了行政强制拆迁，将强制搬迁的决定权交由司法机关，这必然有利于强制搬迁有序、公正地展开和进行。也会使利益双方的冲突得以平衡，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房屋征收决定合法性的审查，还是对于强制搬迁的司法审查，新《征收与补偿条例》尚缺乏细化性的规范，司法机关通过何种程序行使这些审查权，审查的重点内容是什么等问题语焉不详，可以说，无论是房屋征收的合法性诉讼，还是房屋强制搬迁的司法审查活动，都是对诸多冲突及利益进行平衡及解决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必须有可操作的、具体而细化的规范才能更有效地进行相关的司法活动，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及被征人合法权益的双赢。本文立足实践，结合司法权的特点及功能，对于司法机关在强制搬迁审查及房屋征收决定的行政诉讼中的审查重点、实践难点、具体的操作程序等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力图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以期对司法机关更好地完成这些审查活动有所裨益。从而合理解决房屋征收双方的权利与利益冲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一、简易程序是司法强制搬迁可适用的程序

依据新《征收与补偿条例》28条的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间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那么，法院在决定是否强制搬迁执行时应当采取何种程序？一般来说，司法程序可以分为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从理论上来说，当面临强制搬迁时，大多似乎是被征收人不积极主张法定的救济权利，又不进行搬迁所造成的，责任似乎在被征收方，那么法院似乎就可以简单进行形式化审查，即只要申请房屋强制搬迁的一方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法院就可直接准予强制搬迁。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可行，因为实践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且诉讼成本比较高，使一些被征收人不愿通过这些救济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有时宁可选择拒迁也不愿走繁琐复杂、耗力又耗金钱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因此，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来探究这个问题，适用正规而又不繁琐的简易程序也许是比较适当的选择。原因如下：

1、法院作为强制执行申请的审查方，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其所具有的中立地位。而房屋征收中提交申请的当事人，或是征收方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本身就是征收方。如果法院只凭征收方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而不去听取被征收方的意见和理由，这本身就违背了司法的中立性，也失去了其公平公正的立场。况且，在房屋搬迁的实践中，行政机关为了地方利益或其他原因，违法征收、补偿不到位的现象比较突出。新《征收与补偿条例》虽然在补偿方面有了一些进步，但对补偿标准未予细化，补偿不到位的问题并未真正得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到了最终的强制搬迁程序，被征收人无法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意见陈述或主张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而且不能真正保护其合法权利，司法强制执行的立法初衷也会大打折扣。

2、简易程序可以给予双方当事人利益充分的程序保障。搬迁纠纷的根本原因在于搬迁过程中纠结了不同的利益，从而自然产生冲突。而到了征收方向法院申请强制搬迁时，冲突一般已经达到无法自己协调和解决的地步。那么法院的主要工作就是要理顺利益关系，解决权利冲突与利益矛盾。对是否应予以强制搬迁的问题，拆迁双方当事人持有不同的态度和理由，而法律并未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设定清晰的答案，这时需要冲突的主体及司法者共同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而这就需要公正的程序，这也是可以让当事人惟一达成共识的空间。通过公正的程序给予双方一个法定的交涉和互动的空间，参与这个程序的双方当事人在一定的逻辑和规则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利益冲突的方法。当然，这个使他们达成一致的程序本身必须具备公正性，这样他们才能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因此也更易于化解矛盾，平衡冲突。当然要注意的是，简易程序必须有两个基本要求。第一，保障征收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参与性。富勒曾精辟地指出，“使审判区别于其他秩序形成的原理的内在特征在于，承认审判所作决定将对峙产生直接影响的人，能够通过一种特殊形式参与审判，即承认他们为了得到对自己的有利的决定而提出证据，并进行理性的说服和辩论。” 在房屋强制拆迁案件中，必须重视征收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和方案，创造根据论据资料自由对话的条件和氛围，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利益诉求，这样才能有效地平衡房屋征收双方的利益冲突。同时，法官所作的决定必须建立在这些主张、证据、辩论所进行的思想推论基础上。第二，能够实现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在强制拆迁的决定过程中，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权力能否规范行使直接关系着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因此必须通过设置简易程序来约束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且，作为一种司法程序，简易程序本身就要求法官在审判中做到中立、独立，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参与性。

综上，只有通过设置简易程序来解决强制拆迁问题，才能更容易平衡权利冲突，化解矛盾。

二、司法审查的两个重点问题

依新《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4、28条的规定，对于征收决定不服，被征收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要求法院进行审查，而对于是否强制搬迁，也只有法院有最权威的决定权，在房屋征收的问题上，法院较之以前有了更大的权力空间和主动性。法院要依据法律规定审查房屋征收是否真正符合公共利益，并给予被征收人合法的补偿，但在具体的个案审理过程中，法官面对的是复杂的实际情况和事实情节，而不单单是一堆文字堆砌的抽象的法律条文。法官要将规则和具体的事实情况结合进行分析，况且“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有必要具体而实证性地讨论一下司法审查重点的问题。

（一）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判定基准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只有为了公共利益，才能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限制或剥夺。那么，在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明确清晰地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才能真正防止公权力滥用，进而侵害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新《征收与补偿条例》也在这个方面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在第8条明确规定符合公共利益是房屋征收的基本前提和唯一合法理由，并用列举式的规定界定了公共利益的几种情况。但这些进步不能掩盖一个现实问题，即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天生具有“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并且其内涵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立法上明确、全面地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是十分困难的。并且，“公共利益”的认定和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对同一征收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不同阶层、不同角度的人可能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房屋征收活动中，在征收双方的利益冲突无法协调的情况下，司法诉求就是双方行使自我权益保护的最后途径，法院往往也被视为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无论在是否进行房屋征收的行政诉讼中，抑或在强制拆迁的审查过程中，法官仅依据新《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几条规范并不能完全解决实践中的具体案件。因为现实中的房屋征收是具体而复杂的活动和行为，而抽象的法律规范并不能与之一一对号入座，在实践中的规则需要“适用”而不是“套用”，要由司法者具体地确定本案中征收方的主张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即以“公共利益”的法定主义为前提，在法律界定的基础上，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立法界定为“公共利益”的，司法机关可以结具体情况予以准许征收或强制搬迁，当然也可以排除（如借用“公共利益”之名而行“私人利益”之实），即使不属于立法界定的“公共利益”，也不可轻易排除其征收的合法性或房屋强制执行的申请。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协调，化解冲突，法官除了依据法律规则之外，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认定公共利益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标准的适用。

1、判定公共利益应当遵循的实质标准是，是否真正符合公共所用或公众所需。新《条例》列举式地规定了几种公共利益常见情况，但由于公共利益内涵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单列的几条规定无法穷尽所有公共利益的情形，因而立法者不得不在第8条加了一个兜底性的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一规定很可能造成行政权滥用或司法裁量权过大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司法独立的状况不甚完善的今天，很多地方政府就是征收方或与征收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司法机关如果用这个兜底性的条款来随意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很可能导致许多“伪公共利益”的行政征收或强制搬迁合法化。因此，无论在房屋征收的行政诉讼中，还是在强制搬迁的司法审查中，司法机关必须认真审查该房屋征收是否真正符合公共所用或公众所需。防止“公共利益”这一高度抽象、众说纷纭的概念在现实中被滥用。下面列举几种比较典型的情况。（1）假借城市广场、道路、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名而进行商业拆迁，打着“旧房”、“危房”改造的名义而实际进行商品房开发。（2）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但实际结果却是某些个人受益，而公共利益却未得到体现，如政府为解决当地居民住房紧张问题而征收土地，建造经济适用房，这本属公益目的，但新建的住房却不是要卖给符合条件的居民，而是不符合条件的公务人员购买，这是有违公益的。（3）基于追求“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而进行的不切实际的房屋征收活动。近年来，有不少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本地方或本人的政绩而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其中不乏脱离实际、主观蛮干、盲目开发建设的情况，而主要的目的在于攫取政绩、追逐自身利益。以“湖南嘉禾拆迁事件”为例，嘉禾县政府打出巨幅标语：“谁不顾嘉禾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路子，谁就要换位子”；“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 这个案例反映了一个道理：政府决策者也是经纪人，他有升官发财、获奖加薪、赢取政绩、以权博利的动机，官员个人（或领导决策团体）的决策收益与被征收人、甚至是普通公务人员的权益未必一致，而他们的个体政绩收益并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更不应以牺牲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去实现。

2、判定公共利益应遵循“比例原则”。宪法所追求的公益目标应当是国家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对私人利益的侵害降至最低限度。因此，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征收个人的私有财产时，务必遵照比例原则——一则要求非在必要时不可侵犯基本权利；二则，必须在最小的限度范围内，或最轻范围内限制人民之权利——庶几，方可认定是合宪及符合公益的限制。故比例原则之贯彻，是公益理念所坚持。 将这一理念适用于房屋征收和强制拆迁的司法审查中，要求司法者不仅要审查是否真正基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对房屋予以征收和搬迁，同时，还要判断是否必须要拆除房屋才能达到实现该公共利益之目的，另外，还要考虑是否已经将房屋征收限制在可能造成的损害的最小范围内。若与上述判断标准相悖，这样的征收或强制拆迁是不合法的，应裁定驳回拆迁申请。

3、兼具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房屋征收认定。新《征收与补偿条例》未明确列举的事项，如建设超市、商业区，在表面上似乎是满足私人利益的需要，但它同时也可以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局部地方经济发展。对于这种追求私人利益也可同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情况，是否征收似乎是一个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选择的问题，但这样处理问题就显得过于僵化了。事实上，就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而言，并不存在一个截然的分离。任何私人利益，都不应带因为因私人属性而从一开始就在考量公共利益之时置之度外，即使私人企业所服务的公共利益仅仅是其企业赢利行为的间接后果，比如提供就业机会或者改善地区经济结构，也并不因此就使得一项征收行为不被允许。相反更需考虑的是，允许征收的法律是否对于间接要实现的征收目的明确地作出了规定，以及对于确保实现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否采取了保证措施。 因此，对于没有列入新《征收与补偿条例》列举规定中的私人利益的征收，并不应“一刀切”式地予以否定，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一事一议的判断。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司法经验。在2006年的因城市改造而引发的“凯洛诉新伦敦市”一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扩展了公共用途的范围，将“经济发展”纳入公共利益的范畴内。他们认为，宪法中的“公用”可以恰当地定位为比较宽泛的“公共目的”，“促进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都被接受为政府的经济职能，很显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经济发展排斥在一向被宽泛理解的公共目的之外。”最终，史蒂文大法官认为新伦敦市这一改造目的“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公共目的”，因为它旨在“增进就业，增加税收”，最终征收方胜诉。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应尽快出台此类情况的司法解释或具体案件指导意见。对于这种既可服务于公共利益又实现私人利益的征收行为，只要能够服务的公共利益正当并清晰可见，并且对被征收方的保障和补偿充分合理的，应允许征收而不应一概否定。当然，这种判定必须辅以严格的程序保障，而不致变成“伪公共利益”的保护伞。

4、司法审查是否符合公益目的的程序性标准在于征收程序（或强制拆迁申请程序）的公开、公正。某个建设项目是否真正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不应由政府或其他公权力部门进行单一化判断，需要有较为充分的公众参与讨论过程，形成公众认可的公共利益共识。因此，对房屋强拆申请进行司法审查时还要看政府是否在征收活动中是否认真听取各方意见，是否公开举行听证会，是否对项目决策做出充分合理的说明。另一方面，政府也应承担具体的说明义务，不能动辄以“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为理由而笼统认定征收行为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5、学习利用成本比较的方法来判定是否公共利益。房屋征用是否符合公用目的，要根据项目的利弊得失综合判断，即使其符合公益目的，也要考察工程项目的社会代价，在环境保护、生活质量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尤其应当避免那些确实有用的项目加重环境污染、摧毁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在判断征收是否符合公用目的时，法官应比较项目的优点与不足，综合考察项目的收入与回报，像经济学家那样进行成本效益比较的分析，如为修机场而牺牲郊区大片住户的生活安宁，为了修建高速公路而砍伐大片森林，为了修建商业中心而拆毁古老民宅或古文化遗产等情况就可能造成另一些公共损害，也许并不效益。因此，法官应将工程的有益因素和不利因素认真权衡，不要让部分公益性或公用目的遮盖住其可能存在的公共损害。

（二）是否予以公平补偿的判断标准

宪法将财产权作为一种基本权利予以肯定。房屋作为公民生活中最重要的财产，当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其进行征收，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从法治的需求而言，当国家要求某一（或某一群体）公民出让自己的基本权利而使社会受益时，政府必须对其给予充分而公平的补偿。新《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之前，房屋补偿机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缺乏征收补偿标准是拆迁矛盾引发的根源。新《征收与补偿条例》对这一问题做了完善。首先在第2条明确了公平补偿的原则，并且进一步具体细化。这似乎可以实现对被征收人的公平补偿。但在司法审查中，法官切不可教条、僵化地对待补偿问题，更不能形式化地简单审阅征收方提交的相关材料。为了更充分地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应对补偿程序和实体问题进行仔细的审查，征收方有义务提供完备的证据材料证明自己是否已履行自己应尽的法律义务，是否真正完成了法律所要求程序，法官应针对以下几个问题重点审查：

1、依新《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之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那么，司法机关应审查房屋征收部门的公布是否真正做到公开而不是走形式，是否可以使被征收人即时知晓，是否在被征收人能够了解的范围和场合公开。

2、除公平补偿外，政府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被征收人优先给予住房保障，那么给予的保障住房应符合什么样的居住标准？虽然法律未进一步细化，但法官在司法审查中应秉持“保障被征收人原有生活水平”的标准，不宜增加被征收人的生存成本。被征收人本来处于弱势地位，居住权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和生存基础。因此，在不妨害社会的利益的前提下，被征收人的利益应当在“不低于征收人前居住条件”的基准上实现，这虽然可能会导致公共利益的实现成本少许增加，但这至少不会使个人在社会中不能够过上一个合理限度的人类生活，这才符合正义。正如罗尔斯所言：“正义的一个原则是有利于社会之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尽管这可能损害某些人在经济利益和财富分配方面的权利。” 若给予的保障性住房交通不便、居住条件明显降低，导致被征收方生存成本增加，则不能认定征收方已经合法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法官可居中协调，要求征收方提供便利、合理的保障住房。若双方仍无法达成共识，可直接判定征收不合法或驳回强制拆迁申请。

3、依新《征收与补偿条例》28条之规定，法官在审查强制执行申请时应审查申请方是否附具补偿金额和专户存储账号、产权调换房屋和周转用房的地点和面积等材料，并且要求申请方提供证据证明其补偿费用公平，并足额到位，专户专储，专款专用，避免征收方用一些隐性的方法和手段去侵犯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4、新《征收与补偿条例》赋予了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的权利。但现实中，许多评估机构独立性不足，在人、财、物方面难以摆脱地方政府的管制。因此在房屋征收决定行政诉讼中，法官在这个方面也应加以审查，在房屋买卖市场，房屋新旧程度和建筑结构的不同对房屋价格有着重大的影响，相同区位、用途和建筑面积的新开发楼盘与二手房的市场价格存在很大差异，评估机构应公正地视房屋新旧程度的不同区别对待，但如果评估机构不中立，也会受到征收方的权力干预，从而做出不公正的评估。因此，法官要对房屋评估报告进行这几个方面的审查：第一，估价人的资格及估价程序的合法性，估价机构是否详细说明估价的依据、程序、方法。参政选取和估价结果产生的过程。第二，对拆迁房屋面积和性质的认定是否正确。第三，是否以房屋所在地公开的市场价值为拆迁估价的价值标准。第四，估价报告、复核结果的程序合法性，如估价专家委员会成员、估价机构、估价人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则违反了程序正义的要求，评估结果自然不应具有法律效力。

以上我们分析了房屋征收及强制搬迁的司法审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但要说明的是，司法诉求往往被公民视为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屏障。因此，在新《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司法机关被赋予了更多的权能，以期望其可以发挥保护被征收公民私人房屋财产、约束政府公权力的功效。也因此由原来的参与方变成了对房屋征收合法性及强制搬迁进行审查和决定的主体，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问题极可能影响司法机关正当行使权力，那就是司法受制于地方政府的不独立地位，很可能导致看上去很美的法律规定无法得到有效执行。这是制度上的障碍与掣肘，仅仅在文字上形成一部更进步的、合宪的条例并不能真正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需要其他配套制度的改革与协调，如深化司法改革、加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使其能够不受外界、地方政府的干预和压力。如果司法不够独立，易受外界影响，特别是作为拥有公权力的征收方，可以随意干预司法机关，那么这样的制度构架内进行的任何司法活动都毫无公正可言。司法机关的功能和作用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被征收方也犹如在玩一场永无胜诉可能的游戏。只有在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立法，并为司法审查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持和配套措施的情形下，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也才能真正实现新条例所倡导的“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这一核心原则，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双赢。从而合理解决搬迁双方的权利与利益冲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行政强制法司法解释范文第4篇

摘 要：各个国家颁发的公司法各不相同，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中，不同法律人对公司法做出的理解也不尽一致，这就出现了一种矛盾情况。如何识别公司法强制性规范，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话题。

关键词：公司 强制性规范 识别

一、前言

近些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快速发展之势，市场经济的深入改革，使得公司成了社会上数量最多的经济组织。然而，各个国家颁发的公司法各不相同，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中，不同法律人对公司法做出的理解也不尽一致，这就出现了一种矛盾情况。如何识别公司法强制性规范，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话题。

二、强制性规范概述

1、强制性规范的内涵

要想识别强制性规范，首先要了解强制性规范的内涵，这是一个种属概念，根据公司主体能不能通过双方真实意愿来排除某种法律规范适用的情况，可以将法律规范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强制性规范，二是任意性规范。倘若行为主体能排除法律规范的实用，那么就属于任意性规范，反之就是强制性规范。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强制性規范就是法定当事人无法变更协议的法律规范，当事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法律规范就是强制性规范。强制性规范也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旨在否定其效力），二是管制性强制性规范（旨在禁止其行为）。

作为一部私法，公司法的法律内容中有着大量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这些内容是公司法的基础性规范，但是其中又包括一些管制性规范，主要是发挥补充作用。公司法的法律条文有着多项内容，哪些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哪些是管制性强制性规范，从理论角度来看似乎非常容易区分，但事实不是如此，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难以识别强制性规范。公司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作为生存目的，必须在法定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章程条款可以对公司权力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2、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后果

根据法律行为的效力，我国对强制性规范做出了分类，违反强制性规范必然会造成严重后果，并被判定为行为无效，国家为了保障正常的市场发展秩序，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可以对违反强制性规范的行为作出一些惩处或制裁。比如在公司法中，规定了公司经营范围，公司必须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一旦公司违反约定，国家可以判定公司的行为是无效的。另外，部分违反强制性规范的行为是能撤销的。我们必须意识到，不是所有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都是无效的，必须理性看待。

三、构建公司法强制性规范识别体系的对策与建议

1、认真分析公司法类型

要想构建公司法强制性规范识别体系，必须先对公司法类型进行识别，这样才能在实践过程中对规范实施有效归类，这是区分规范类型，断定合同效力的基本标准。在识别有没有涉及到需要保护的第三方利益时，我们必须深入考虑公司类型这个要素。公司性质不相同，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自然也不相同，那么合同解决途径的可能性也存在一定差异。公司法包括两种，一是程序性法律规范，二是实体性法律规范。根据笔者的统计分析，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案件类型中，股权转让纠纷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股东出资纠纷，再次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倘若可以将公司法规范分类，可以在审判中直接原因相别类别强制性规范的性质，提升审判效率。

2、加强语义识别

众所周知，我们人类社会使用的语言具有强烈的相对稳定性，不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所以可以通过设置立法语言，以此判断某种法律规范的性质，部分专业按照语言（诸如“应当”、“可以”、“不得”等）进行断定，可以将这类语言用来区别强制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根据笔者的调查，在公司法中，“可以”和“由公司章程规定”这些词语出现了119次，“不得”、“应当”、“必须”这些词语出现了271次。通过语言区分公司法强制性规范，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息息相关，也与人类社会的立法习惯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不管什么语言，都源自生活，立法语言也不例外，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对某个词语的固定理解，这有利于区分法律规范。再加上我们的语言具有一定的直观性，诸如“不得”、“应当”、“必须”这些词语都属于效力性规范，而诸如“可以”和“由公司章程规定”这些词语属于强制性规范，这在某种程度上能降低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争议。在立法时，必须认真斟酌语句应用，对强制性规范用语进行严格划分，以此为法律适用提供科学、严谨的规范。

3、加强目的识别

德国专家是最先利用目的识别来判断法的性质的。目的识别是指按照立法愿意判断，通过研究立法者打算实现的法律效果来对立法者的立法目的进行识别和判断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法官要想区分出强制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必须要识别法律规范要保护的对象，这就是法律目的，然后实施严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调查方法，全面阅读立法时产生的草案、会议资料等，通过这一系列过程，对法律规范性质进行识别和判断。另外，法官要意识到公司法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凸显国家干预还是为了保障私法自由，如果是为了凸显国家干预，旨在维持国家制度的顺利运行，那么这个法律规范体现的是效力性规范；如果旨在保护私法自由，那么成立的是契约关系，这个法律规范就是理性规范。虽然目的识别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我国的立法模式和立法草案是处于保密状态的，这会导致研究过程中缺少第一手资料，无法深入探究立法者的立法亿元，而且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瞬息万变，之前立法者的立法意愿可能与今天的社会形势不符合，这也会影响规范识别。

4、加强价值识别

利益区分法是由日本的弘严太郎教授提出来的，他指出，我们可以利用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法来判断强制规范和效力规范。如果要判定强制性规范无效，那么至少要同时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没有达到强制目的所必需的手段，二是有没有违反社会秩序，三是有没有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这三种情况要求法官对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效力进行公正、公平的衡量。从这个角度而言，违反强制性规范的行为效力事实上就是取舍法的价值的问题。自由、秩序和公平正是法的价值的基本内容，通常而言，自由的价值比秩序高，但这并不是绝对性的，倘若一味追求自由，会对秩序和公平等价值形成不良影响。在不同的案件中，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因为断定法律行为的无效性，不仅要考虑公共利益，还要考虑当事人利益。

与目的识别一样，价值识别也存在一些弊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法官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多，这对法官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有鉴于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该受到一定的约束，在使用法律时，要综合考虑自由、秩序、公平、政策等相关要素，以此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施一定的限制。

5、重视效力性强制规范与管理型规范的合理转化

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政策导向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影响到强制性规范，目前，社会市场变得越来越开放，这会促使管制型规范可能转变为效力性规范。倘若国家实施经济收紧政策，那么管制型规范的地位更为明显一些。站在客观角度来说，强制性规范的种属长时间处于左右摇摆的动态变化中，在现实生活中，法律必须意识到这样的变化，适当改变思维，不要认为某种强制性规范只有一种性质。效力性强制规范与管理型规范的合理转化是存在可能性的。

事实证明，只应用其中一种识别方法都是不可能的。各个公司的情况不尽相同，识别方法要综合应用，比如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者之间，都可能直接进行交流与商讨，并制定一系列章程来约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股东也完全有机会参与到章程制定的过程中，这使得股东拥有更多的经济自由权，国家不需要太多参与到公司的生产经营中。从这个角度而言，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应该采取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强制性规范为辅的方法，以此促進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结束语

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关于公司的诉讼案件不断增多，很多新型案件需要法官进行综合判断，判断强制性规范的方法多种多样，语义识别、目的识别、价值识别等方法可以综合起来一起使用，以此判断公司行为是侵害了管理性规范还是强制性规范。总之，法官必须做到平衡利益、正确适用法律，才能真正保护司法权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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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法司法解释范文第5篇

摘      要：建立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应以法治原则、能动性原则、谦抑性原则为基本原则，重点突出检察机关在环境检察预防机制中的主体机能，构建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一体化的二元机制。一方面，需要对环境检察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管理，明确具体内容，从立法角度确定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的适用对象;另一方面，构建检察机关与其他部门的合作机制，包括与企业等非权力部门的合作机制，亦包括与海洋、渔政、农林、公安等行政机关的合作机制。

关 键 词：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环境犯罪;行政权;检察权

收稿日期：2021-08-31

作者简介：刘珏，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陈洪兵，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危害生态环境犯罪防治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L19BFX009。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在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中，根据检察机关权能配置的客观现实表示，我国检察职能系统分为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其中公益诉讼检察是与环境、食品、疫苗等相关的。为了应对频发的环境问题，我国于2017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②内容进行了修订，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合法性和法律地位，也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方面的主要职权。目前，环境检察已成为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之一，这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适度延伸至环境保护领域的结果，要求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中，以预防尚未发生的环境风险或对已经发生的环境危害进行追责救济，以此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行使环境检察职能的方式主要涉及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检察机关直接以原告的身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如若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不提起诉讼或者环境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环境保护行政职责，检察机关有权以原告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实践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检察职能行使最为常见的方式。如2018年河北省涿鹿县人民检察院诉逐鹿县水务局、县环保局行政公益诉讼案[1]就是检察机关作为原告针对行政机关不作为而提起的典型行政公益诉讼。二是检察机关不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而是支持相关环境保护组织或者环境受害者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一般会委派人员参与到相关环境公益诉讼中，支持原告的主张。如2017年浙江省绍兴市生态文明促进会提起的针对绍兴市新昌县一企业排污问题的诉讼，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委派了两名检察官作为“支持起诉人”出席该案的庭审现场。[2]三是检察机关要求行政机关积极履行其环境保护职责。如果检察机关在督促和监督行政机关职责履行的过程中发现行政机关出现违法行为或者滥用职权的行为导致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可以直接提出检察建议。如2012年上海市青浦区河道水闸管理所诉上海滕菲贸易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案，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向三个涉案单位提出检察建议。[3]

通过分析检察机关環境检察职能行使方式可知，其环境检察职能既具有预防性的功能面向，也具有事后救济的功能面向。不管以何种形式行使职权，都有可能是针对尚未发生的环境风险而作出的预防性行为，也有可能是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危险而作出的救济性行为。事实上，环境保护本身所需要的亦是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相统一的机制。事前预防就是要求检察机关在环境检察权行使过程中充分发挥能动性，及时发现、遏制潜在的环境风险;事后救济则是在损害发生后，检察机关应当积极提起诉讼或者参与诉讼以对损害环境的行为进行追责。值得关注的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具有多源头、长影响、跨区域的特殊性，一旦发生重大生态事件，其恢复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或更长，有的也可能是永久性损害。因此，相比发生环境危险后而被迫采取的补救措施，如何预防环境危险的发生更具重要性，构建环境检察的预防性机制就具有了优先性的基础。

二、环境检察的双重属性

环境检察权兼具行政权属性和司法权属性。检察机关因其垂直管理结构与一系列单方决定权力被视为兼具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国家机构，行政属性体现在其上下级机关之间的垂直领导关系，司法属性则体现在检察机关在司法案件中的侦查（调查）、批捕、诉讼（包括公诉与公益诉讼）等职能。具体到环境检察中，检察机关可以单方决定向其他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这体现出了行政权属性，其实质是对行政权的一种监督;检察机关在对环境案件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存在着类似裁判的司法行为，以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行为告终，体现出了司法权属性。

（一）环境检察的行政权属性

检察权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属性：[4]一是在检察机关工作中类似于行政机关管理体制的“指令性”属性显著，也即下级检察官在履行检察职能时有义务服从上级检察官的指令。二是职务收取和职务转移制。基于“检察一体”的属性，上级检察官可指令下属检察官将其承办的案件或事项交由自己处理，或将该事项转交其他下属检察官承办。三是官员中途更换对案件无实质影响。与法院行使职权明显区别，法律允许参与诉讼、出席法庭的检察官中途替换，但法官的中途替换必须履行法定程序且有正当理由。四是首长代理制。与首长代理制相契合的是首长负责制，前者意指检察官在对外行使职权时系检察首长的代理人，首长负责制则指检察长系检察机关的负责人，需要对具体权力的行使负责，这与法院中“法官责任制”形成明显区别。

从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行政权最为突出的两大特征是主动性和针对性。主动性指的是行政机关需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内容来履行职权，依照国家规定实施行政管理，体现在检察机关的环境检察职权中则为提出检察建议与公诉权。其一，对于其他行政机关在生态环境案件中违法作为或不作为的，检察院应主动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职责，以维护公共利益;其二，环境检察中的公诉权包括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在具备相应条件时，检察院单方决定是否向法院提起指控，这体现了主动性的特征。此外，审判监督权具有主动积极作为之特性，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单方面决定是否发起对判决的抗诉程序。需要明确的是，行政权主动性特征也能够有效反映出针对性的特点。在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应通过针对性精准查找管理事项的具体内容和面对的主要对象，以提高行政权的行使效率。根据国家行政管理权限管辖区分，各个具有行政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均有其管辖领域的范围，需要有针对性地强化管理，否则就会出现职责不清晰、行政权行使效果不显著的问题。行政权实施的主动权是建立在针对性基础上的，只有明确行政权行使对象，才能够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来达到预期的行政权行使目的。此外，环境检察权具备行政权属性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检察机关的“检察一体”“职务转移”“首长负责”等组织和活动原则，充分体现了检察职权行使的指令性特征以及与行政机关领导负责相一致的责任体制，应当认为检察机关具有行政机关的特征，环境检察权的行使带有行政权属性。

（二）环境检察的司法权属性

环境检察的司法权属性体现为其行使的独立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的规定，检察机关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任何机关或组织的干预和影响。具体到环境检察，可以分为刑事公诉与公益诉讼。对于诉讼职能，公诉权是代表国家对涉嫌犯罪行为的追诉权。环境类犯罪涉嫌的罪名涉及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走私固体废物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等。刑事公诉的意义在于对严重侵害法益之行为提起公诉，以求对其施以刑法所规定之刑罚;除此之外，环境检察的司法权属性还体现为环境保护案件中的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作为适格主体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源于司法实践的摸索。据相关学者统计，2006年至2010年间，全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共1010件，其中近三分之一由检察机关或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5]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所适用的法律作出了司法解释①，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公益性环境保护案件起诉权，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具备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力。环境损害的影响范围广、破坏力强，受害者为不特定群体且人数众多，因此，检察机关应具备独立环境公益诉讼检察权，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国家和社会利益不受侵害，维护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②。该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执法监督”的权力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环境保护职能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相配合，旨在从两方面提升我国环境治理能力，维护以“绿水青山”为基础的社会整体利益。

无论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还是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后，检察官将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参与到庭审中，其发挥的作用如同一般诉讼主体，需要提出诉讼主张，并针对自身诉讼主张承担证明责任，区别在于一般诉讼主体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利益，而检察机关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人员必然会对案件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因此，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权利的行使体现了检察机关在此过程中行使职权的司法权特性。

三、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的构建空间

在依法保护环境的过程中，事前预防机制的构建比事后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打击更为重要，这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基于此，环境检察权的重点应落到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的构建上，这不仅有利于控制环境风险，也有助于协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预防性原则是环境保护领域内的一项基本原则，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找到依据。除此之外，《斯德哥尔摩公约》《巴黎公约》等国际公约中也可找到关于环境保护的预防性内容。根据风险社会学的理论，传统社会中风险的单向性、有限传播在当代社会已经演进为风险的泛化、无限扩散，尤其是在环境领域，环境风险的存在可能会引起人类的生存风险。因此，构建环境检察预防机制较为重要，可以通过事前预防的方式来强化对环境的保护。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不仅要打击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更要求把主要精力和任务重心放在预防工作上。因为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决定了要侧重事前预防的环境保护方法，而非事后治理。众所周知，环境损害难以逆转，一旦发生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事件，对于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将难以恢复，环境保护的策略应重点关注对环境风险的预防，尽可能地避免环境遭受潜在危害。目前，我国的环境执法主要关注的还是事后处置，而非事前救济。[6]为了转变行政机关环境执法方式，有必要构建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如前所述，在环境检察中，不论是监督职能还是诉讼职能，均属于事后救济行为，其中的诉讼职能更是“环境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

（二）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构建的重要性

一方面，环境检察预防机制的建立可以实现有效预防环境风险的目的。受复杂因素的影响，环境风险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检察机关而言，要充分发挥环境检察预防机制对于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密切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风险间的关联性，把人与环境和谐相处作为重要前提，采取合理、有效的环境风险预防措施以实现环境风险预防和控制目的，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有助于协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经济与环境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如生态农业经济就是把农业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通过产业发展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经济和环境并非一定存在负向的影响关系。换言之，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是要牺牲生态环境，二者可以共同发展。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仅仅依靠环境自身的自愈能力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一旦经济发展超过了环境可以承担的負荷，那么就会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经济和环境二者之间协同发展是为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预防机制的建立来达到预期的环境保护效果，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破坏和负面影响。

四、构建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的路径

（一）确立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的基本原则

⒈法治原则。“法治”是指依法律治理，是依照民主原则，科学制定法律，并将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而形成的一种治国理论、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7]一是严格依法办事，崇尚宪法权威。2018年宪法修正案丰富了宪法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如《宪法》第八十九条增加了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有学者认为，新增加的条款与《宪法》第二十六条共同构成了我国环境宪法的主要内容。[8]《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其实就是构建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的价值指导。因此，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的构建必须以《宪法》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为根本目标。二是依法履行职责，维护法律统一。《宪法》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力，在环境保护立法日趋完善、环境保护执法与司法日趋严格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必须依法履行其监督环境保护的法律职责，保障相关领域法律的实施。既然检察院依法享有环境检察权，就应在环境保护领域积极履行环境监督职责，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以及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统一协调。

⒉检察权的能动性原则。预防即为防止损害与不法状态的发生，检察权的能动性原则要求在环境检察的预防性机制建构中主动行使职权，运用检察职能监督法律正确执行。检察权的能动性尤其体现在环境检察监督以及环境公益诉讼上，充分履行相关职能。环境检察权兼具行政权与检察权之特性，能动性的发挥则为其行政权特征之体现。需要注意的是，在能动行使环境检察权过程中，应当借助行政法的“合理行政”理论，将“能动”的范围和界限限定在法律所框定的范围内。

⒊审慎谦抑原则。谦抑原则来源于刑法理论，指的是用最少量的刑罚取得最大的刑罚效果。在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建构过程中，借鉴使用谦抑原则意指检察机关在介入环境活动时应当审慎行使职权，尤其是在法律监督过程中要注重协调好与其他环境保护部门的关系，形成与其他环境行政权间的良性互动。在环境保护职能发挥方面，环境行政部门的执法人员具备履行环境行政职能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检察机关则在司法诉讼中更需要具备相关经验与专业知识，故而检察机关在环境检察权职能履行过程中应注重协调与环境行政部门的分工与协作。如可利用行政警告、行政强制措施解决环境问题时，应当审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某些案件中，行政机关可充分发挥其证据收集、样本采集的专业技能，适时将案件移交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①。此外，在督促行政机关履行环境保护职能时提出的环境检察建议或监督要求，应要考虑到具体情况，不能过于空泛以致难以执行。

（二）构建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的具体措施

⒈完善环境检察相关规范性文件。构建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离不开立法的指导。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探索先行于司法实践，立法层面对于环境检察权的供给略显滞后。2015年，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开启，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应颁布实施了公益诉讼改革方案，《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等文件的颁布与实施表明我国在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情况作出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办法。通过试点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试点结束后，《行政诉讼法》修改、司法解释出台，都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但部分规范性文件却存在法律效力层级的局限性，影响了公益诉讼效果。同时，改革试点的施行时间已经超过规定期限，法律文件是否还具有法律效应也需要进一步商榷。除此之外，改革试点意味着环境检察权工作主要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上述文件规定其所适用的区域主要限定为试点区域，而对于其他地方的检察机关而言，是否具备独立提起环境行政诉讼案件的权力还有待明确。总体而言，《行政诉讼法》仅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利，司法解释更偏向于案件进入审判阶段的适用。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办理环境行政诉讼案件的前端环节并没有明确可以适用的法律文件，相关规定的内容较为笼统，找到适宜的法律依据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由此可知，我国关于检察机关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法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也直接导致我国检察机关在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面临一定的困难。因此，构建环境检察预防机制应当从立法层面完善关于环境检察权的相关规定。鉴于目前环境检察权在我国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颁布一部专门的环境检察法可能时机尚未成熟，但是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立法层面的努力：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对检察建议权进行总则性规定，明确其作为法律监督权下属权能的性质和地位;其次，《行政诉讼法》中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件、程序等进行更为明确的规定;再次，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近年来各地环境检察建议监督实践的基础上，完善己有的司法解释，并将其作为检察建议的具体类型纳入《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中，从而对环境检察建议的内部管理、外部监督和审批程序等进行系统规定;最后，对既有的关于环境检察的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进行细化规定。

⒉明确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的对象。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涉及的对象不仅包括主体对象，还包括环境对象。对于前者而言，检察机关环境检察对象不仅包含行政机关，也包含可能接触环境的相关主体;对于负有保护环境职责的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更要发挥其环境检察权的积极主动特性，监督行政机关正确履行职责，预防环境损害事件的发生;对于可能涉及环境损害的其他主体如企业、个人等，《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后置原则”，对于存在提起诉讼的主体时，检察机关应当积极提供技术、法律方面的支持;对于不存在提起诉讼的主体或相关主体不行使诉权时，则要求检察机关及时提起诉讼，防范环境风险的发生。对于后者而言，当前的法律并未限制环境检察权行使的领域，即无论是海洋环境、大氣环境还是河流环境，检察机关在其领域范围内都可积极行使职权。另外，环境检察预防性机制的环境对象不应受到限制，在各个领域范围内，只要符合行政管辖的区域划分，检察机关环境检察权都可以行使。

⒊促进检察机关与其他部门的合作。一是促进检察机关与企业等非权力部门合作。企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对于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性。对于检察机关而言，仅仅凭借自身力量无法达到良好的环境风险预防效果，需要积极与企业等非权力部门进行合作，构建科学合理的环境检察预防机制，以此来达到良好的环境风险管控效果，缓解削弱环境破坏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环境和企业的协同发展。对于企业经营活动而言，需要国家颁布实施绿色可持续发展政策来对其行为进行正确引导，推动经济和环境保护间协同发展。二是实现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良好衔接。一方面，要积极构建合理的环境保护执法协调机制，把行政环境检察和行政执法联系起来，找到容易引发环境风险的薄弱环节，充分履行检察机关的环境保护监管职能，打击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行政机关要在日常例行检查的过程中收集相关数据信息，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通过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合作，在处理环境侵害案件时，提高案件证据调取效率。《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和《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已经为检察机关环境检察工作与行政机关实施合作提供了法规依据。所以，检察机关需要积极转变思想观念，提高信息化水平，充分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来构建科学合理的信息共享平台，在相关部门中共享刑事案件信息，强化打击环境犯罪的力度。

【参考文献】

[1]王晓利.河北涿鹿：对一起污染环境案提起行政公益诉讼[EB/OL].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www.spp.gov.cn/spp/dfjcdt/201808/t20180803_387141.shtml.

[2]汪子芳.绍兴昨天审结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案值不大却是浙江首例[EB/OL].浙江新闻网，http：//zjnews.zjol.com.cn/zjnews/sxnews/201702/t20170221_3139123.shtml.

[3]包蹇.上海首例環境污染案件督促起诉（案件判例）[EB/OL].凤凰网，https：//finance.ifeng.com/roll/20120424/6354514.shtml.

[4]叶建丰.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合理定位[J].河北法学，2004，（3）：87-88.

[5]杨伟伟，谢菊.新环保法视角下环保NGO公益诉讼分析[J].中国审判，2013，（6）.

[6]欧阳彬.环境行政执法：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J].环境保护，2011，（16）.

[7]周叶中.宪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8]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J].法学家，2018，（3）.

（责任编辑：苗政军）

The Value and Path of Constructing the Preventiv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in China

Liu Jue，Chen Hongbing

Key words：environmental inspection;preventive mechanisms;administrative power;procuratorial power

行政强制法司法解释范文第6篇

予保护，致使法律公正性受到影响。我院民行部门在民事行政案件执行监督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现与大家商讨。

1、关于民事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监督的理论根据

民事诉讼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笔者认为“审判活动”不仅是指民事、行政案件庭审判决、裁定的诉讼活动，还应包括法院对生效法律执行的非诉讼活动。因为执行是法院行使职权的一部分体现，是审判职能的延续，同时也是整个审判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属于行使审判权的范围。审判权不仅仅包括庭审裁判权力，还应包括调查权、执行权等一系列相关联的权力，这些权力与裁判权相依存，它不可能脱离裁判权而独立存在，都属于法院的审判权能，因而审判活动应包括执行活动。两大程序法都已清楚表明检察机关拥有对法院裁判和执行的监督权。这既是基本法的要求，也是检察监督职能的体现，更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任何割裂诉讼活动的完整性，作限制性的狭义解释，都违反了立法的本意。

2、关于发现线索的渠道

由于法律对执行监督没有明确规定，高法的解释规定对执行方面的裁定不能进行抗诉，所以当事人即使遇到违法执行的情况，也不一定知道到检察机关申诉，因此执行监督的案件线索相当匮乏。我们在加强与国家权利机关和其他有关机关、上级人民检察院沟通的同时，主要是提高自行发现线索的能力，加大宣传力度，促使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到检察机关申诉。一是利用集中宣传日活动、下乡办案等机会，送法下乡，了解法院裁判执行情况。二是与多家律师事务所建立工作联系制度，对执行情况进行了解跟踪。三是普发手机短信，宣传民行工作的范围。四是增强服务意识，便民利民。开展了“倒一杯开水，提供一个咨询号码，散发一份宣传单，给群众一个满意解释”的四个“一”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使我院民行申诉案件线索不断上升，对不服执行的申诉案件也大幅提高。

3、关于对民事行政案件执行监督的方法

实践中，我们根据民诉法关于民事案件执行的规定，对容易产生违法执行的情况进行了分类，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督方法。根据近几年我们对法院执行案件的跟踪分析，我们认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在以下七个方面产生问题：一是在案件管辖方面，表现为对外地委托的执行案件不积极执行或辖内案件而不积极执行;二是执行根据方面，突出表现是执行依据不足，有些案件已经开始执行但被执行人尚未收到裁判文书;三是执行异议方面，主要是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后，执行员不予审查或超越权限审查，我行我素，使得有些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四是执行期限方面，主要是拖延执行情况严重;五是移送执行方面，有些案件应当移送执行，但没有主动移送，非要让权利人申请执行不可，致使那些追索赡养费、抚养费、劳动报酬的当事人无法及时得到保护;六是执行中止、终结方面，主要表现有审查不严，决定中止、终结有时显得很草率。七是执行措施方面，主要是对动产、不动产以及司法行政强制措施等措施的运用不当的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采取了不同监督方法，主要是交流沟通、发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三种方法。比如对于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执行员不去审查、执行期限的拖延以及该移送执行的不移送等问题，我们通常采取发检察建议的方法;而对于其他几种情况，由于侵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并且法律规定较为明确，我们通常采取发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方法;交流沟通主要是用在执行的开始阶段和采取监督措施后，主要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达成共识的作用。

案例一：牛洪元、牛昆土地承包纠纷案

1998年10月20日，申诉人牛洪元、牛昆与被申诉人息县杨店乡龙庙村订立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将7.868亩和11.802亩两块土地发包给二申诉人经营，期限为30年。但在2003年秋，被申诉人强行将土地收回，重新调整，导致申诉人无田可种。申诉人在无奈情况下，提起诉讼。2004年7月9日，息县人民法院受理后立案。在审理后，认定了上述事实，但是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成因比较复杂，不是一般意义上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纠纷，应当由有关部门解决，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

(三)项、第140条第

(三)项和2004年8月17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纪素云闫珂珂与济源市天坛办事处北潘村民委员会第七村民组土地承包

经营权纠纷一案的答复》及有关民事政策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牛洪元的起诉。

我院受理申诉后，依法提请上级院抗诉。该案于2006年5月开庭再审，2006年11月送达判决，但是判决生效后，由于乡村不予配合，加上土地调整涉及面广，法院一直不积极执行，导致申诉人的父亲多次进京赴省上访，甚至要卖判决书，并多次到检察机关要求支

持。我们对此高度重视，主管领导出面到法院沟通协商，并深入乡村了解情况。根据具体情况，我们建议给予申诉人适当的补偿，并在下一轮承包中解决此问题。通过做当事人的工作，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30000余元的补偿款也已落实到位。申诉人表示不再上访。

案例二：潢川国土局与穆文川土地出让纠纷案

潢川国土局因土地出让与市民穆文川发生纠纷，此案由中级法院指定息县法院异地管辖。判决生效后，潢川国土局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受理后进入审查阶段。息县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开始执行，息县法院通知潢川国土局在接到通知书的15日内主动履行义务，逾期不履行将强制执行，但未到15日，息县法院便冻结了潢川国土局账户资金，准备强行划拨。信阳市检察院了解情况后，发出检察建议，并委托息县检察院到执行法院沟通协商。息县法院接到检察建议后，准备对建议内容进行听证。我们到法院沟通协商的同时，指出了法院执行中存在的错误，最后法院改原来的强行划拨为财产保全，即只冻结账户但不划拨资金给执行申请人。

4、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在探索对法院执行监督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扰我们的问题，一是缺少明确法律依据，尽管我们认为从法理上讲执行应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但往往审判机关与我们在认识上有分歧，很难得到统一;二是手段不硬，尽管我们发了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但往往得不到答复或者得不到纠正;三是线索匮乏，我们虽然进行大量活动，但收效并不十分明显，有很多的违法执行问题没有纳入我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