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效应论文范文

标签效应论文范文第1篇

王某某是我班的各色学生，她的座位永远是班级最后一角，同学们每两周换一次座位，而她却是铁打的营盘，永远不动。时间久了，她就像被遗忘的角落，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看书，自己画画，自己的小空间里到处是垃圾。同学们也都习惯了，大家相安无事。

可问题来了，一天王某某的妈妈找到我，说孩子看不清黑板，要求我给她换座位。我也挺为难，一是王某某个头不矮，往前调会挡住后面同学的视线;二是王某某不太会与同学打交道，容易发生摩擦。果不其然，当我提出给王某某换座位时，同学们充满了反对的声音。有的说最后一角就是她永远的位置，有的说她爱打人，爱拿别人东西，不想跟她同桌看着议论纷纷的学生。我提出一个建议，给王某某一个机会，先给她调座位，如果她能与大家和平相处，就固定下来;如果不行的话，就还调回原位。同学们勉强接受，而王某某却坚定的点点头。

接下来一段时间，王某某发生了很大改变，上课听讲认真了，发言举手多了，与同学矛盾有但不多就连数学和英语老师也说她进步了不少。看着她这样的改变，我很欣喜。看来当我们摘下有色眼镜时，孩子也会发生改变。

其实，无论成人还是孩子，在生活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接受外部环境的暗示，使得自己的言行和个性出现某种倾向。对孩子生理和个性上的任何评论，都会影响到他的自我评价和自我发展。

标签效应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户信贷;社会互动;隧道效应;跟上琼斯效应

Key words： farmers' credit; social interaction; tunnel effect;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 effect

一引言

我国农户往往兼具“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因此农户在参与农村金融服务的过程中，通常存在以生产性名义贷款，获得资金后却向消费需求转移的现象。以往对农户金融行为的研究大多立足于传统的“小农理性论”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地调研的推进，发现传统的“完全理性”无法解释农户的金融行为。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将社会学、心理学理论纳入农户金融行为研究框架中。Georgarakos认为，当家庭社交范圍越大，与朋友之间的交流互动越多，那么该家庭发生信贷行为的倾向和信贷规模就越大;在社会互动环境下，存在贷款的家庭，对家庭下一时期最低收入的预期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1]。贷款既可以促进农户生产也可以满足消费需求，农户会对同一信息作出不同的反应。但农户在产生信贷行为后可能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投资性消费，二是倾向于炫耀性消费。这两种不同的消费倾向可以产生不同的预期结果：一种是模仿积极经济行为，进行生产教育投资，走向趋同的优质社会经济地位;另一种是模仿同伴的奢侈生活消费标准，有可能陷入贫困，但哪一种效应更为明显并不清晰。

本文尝试从社会互动视角，利用CHFS(2015&2107)数据库探究农户贷款后的消费选择行为倾向。研究目的旨在通过对农户贷后消费选择行为的剖析，分析农户真实的信贷动机，进一步推断农户的实际信贷需求情况，在设计中考虑如何提供与农户金融服务需求匹配的金融产品，引导农户合理地使用信贷，提高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二“隧道效应”与“跟上琼斯效应”

(一)社会互动效应

Julius Schonherr 和 Evan Westra把“最小的社交互动”定义为：当两个或多个有意识的人相互并且有意识地影响彼此的行为时，他们就处于社会互动中[2]。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社会互动定义为：个体所享受到的效用或利得的多寡受到该个体所属参考群体中他人行为的影响[3-4]。事实上，社会互动效应仅是行为决策互动效应的总称。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根据参考群体、作用机制和产出结果对社会互动效应进行了不同分类[5-6]。从产出结果角度来看：当社会互动带来的影响是正向积极的，称为“隧道效应”;当社会互动带来的影响为负面消极的，则称之为“跟上琼斯效应”。

“隧道效应”最初由Hirschman和Rothschild[7]提出，采用交通堵塞进行了描述，但在经济学领域关于“隧道效应”的研究常用来证明高收入不平等与生活幸福感的相关性[8-9]，具体指低收入群体以高收入群体为参考，当高收入群体快速发展时，低收入群体依照高收入群体的发展情况来预测自身发展[10]。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将“隧道效应”与贫困减缓、金融包容性纳入统一研究框架进行研究[11]。

“跟上琼斯效应”是一个社会地位寻求理论[12-14]。Veblen在《休闲阶级理论》(1912年)一书中提出，不太富裕的人倾向于效仿富裕的休闲阶级，并通过炫耀性消费或炫耀性休闲来表明自己的价值。社会学学者提出人们关心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排名，并希望跟上密切相关的人，如邻居和亲戚[15-16]，因而“跟上琼斯效应”是指参照群体的收入会对个人的主观幸福产生负面影响。低收入家庭，为了维持和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通过模仿富裕家庭的消费方式，例如购买汽车、珠宝和其他奢侈品等方式获得社会认可[17-19]，但这种模仿结果有可能因为盲目消费而陷入贫困境地。

显然，农户消费选择行为常与农户借贷行为相关联。无论富裕户还是非富裕户，其信贷需求除了满足生产性需求以外，还需要满足其消费需求[20]。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参与借款的生活性动机不断减低，而收入性生产和商业性动机不断增强[21]。

(二)社会互动中的“隧道效应”

在相对贫困的群体中，适度的金融发展会改善生活，增加平等提升福利[22]。我国农村环境相对闭塞，农户的知识水平有限，当出现对未来情景的不确定情况时，农户往往选择从社交成员那里寻求信息，以形成对未来收入和财富状况的预期。如果存在相对富裕农户通过信贷获得资金，进行商业投资或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改善了其收入和社会地位，其他农户就会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对自己未来的承诺。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农户倾向于通过社会互动中的学习溢出，模仿成功者的行为，即借助申请信贷，来投资商业活动或学习培训等未来能带来正向回报的消费，进一步积累财富或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效仿他人的成功[11]。

贝克尔表示，人力资本是一种对未来存在福利影响的一种消费支出。这种消费支出往往提升人的素质能力或其他资本，比如子女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险、迁移及社会学习等。对于农户而言，其“改天换命”的渠道有限，要么寄希望于自身，通过加大农业生产或者扩大工商业规模提升家庭财富，要么寄希望于子女，通过教育摆脱贫困。而接受教育、扩大生产、寻找工作，以及保证生活都需要一定的初始投资，因此通过信贷获得资金，将其投入到能够增加家庭未来收益的用途上去便十分合理。此外，在社会互动环境下，农户为了提升未来的福利效果，保证家庭的生产生活水平，会效仿成功人士，选择将信贷资金投入子女教育、在职培训、生产经营再扩大及保险等方面[23]。综合来看，农户将信贷资金投向生产、人力投资方面，不仅是对资金配置的理性决策，也是在社会互动下的正外部性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农户贷后选择投资性消费，会带来正向积极结果，“隧道效应”发挥作用。

(三)社会互动中的“跟上琼斯效应”

经济学家[24-25]研究发现，消费者购买产品不仅是为了功能实用，也为其社会意义。根据“跟上琼斯效应”，当农户观察到其他人在收入和地位方面的改善时，可能会产生嫉妒和不甘等负面情绪[26]。而低收入农户为了维持或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会增加奢侈品、人情往来和婚丧嫁娶等“炫耀性消费”的支出来获得社会认可[27-29]。但是，由于这些支出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收入来源，低收入的农户只能依靠持续地信贷融资来维持高额消费[30-31]。

在村庄共同体内部，农户之间的关系靠道德、习俗、网络、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来规范和协调。因此，农户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大的“示范性”和“炫耀性”，存在“位置消费”或“面子消费”现象。农户炫耀性消费除了包括奢侈品消费外，还包括人情往来和家庭基本建设。其一，人情往来是乡土社会中农户交流感情、增加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其二，修建房屋也是农户在乡土社会中获取声望、尊严和荣誉，从而积聚社会资本的重要手段。这些“炫耀性消费”往往是属于大额支出，当占据比例过大时，农户容易陷入“支出型貧困”中。若农户选择通过信贷来维持“面子工程”，就存在入不敷出的风险，从而陷入家庭财务困境，加剧贫困现状[32]。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的“隧道效应”所预示的是在社会互动中比较，通过信贷改善生活带来的积极结果;“跟上琼斯效应”所预示的是在社会互动中比较，通过信贷筹集资金从而盲目消费的结果。本文的重点将社会互动概念引入农户金融行为分析，检验“隧道效应”和“跟上琼斯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调研数据(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作为最早开展的全国大型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其研究方法科学，覆盖人群广泛，对中国家庭金融行为状态进行了连续性的调研。在实证过程中，本文采用了CHFS2015数据库中的农户正规信贷数据和CHFS2017数据库中的农户信贷消费数据。选择行为在贷后发生，为避免农户信贷消费选择对于贷款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影响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选择滞后的信贷消费数据作为关键变量。

数据获得：对CHFS2015和CHFS2017分别进行数据清洗。首先对CHFS2015年三个子数据库进行合并获得133183条原始数据，根据户口性质剔除85218非农业家庭数据得到47965条农户家庭数据;根据户主个人信息，对剩余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和缺失值处理，获得11652条最终数据，保留家庭ID、有效信贷机会，以及户主、家庭特征等变量作为数据库A。用同样方法对CHFS2017年三个子数据库进行合并获得127012条原始数据，根据户口性质剔除81945条非农业家庭数据得到45067条农户家庭数据;根据户主个人信息，并对剩余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和缺失值处理得到12732条农户数据，仅保留12732条农户数据中的家庭ID、投资性消费数据和炫耀性消费数据等变量，储存作为数据库B。将数据库A和数据库B按照家庭ID及m：m的原则进行合并，以2015年筛选出的11652条数据为基础数据。在11652条有效数据中，经过DEM方法进行有效需求筛选后，存在有效信贷需求的农户为1549户，占总样本比为13.2%，成功申请到贷款的农户为570户。

(二)变量说明与统计

1.因变量

信贷消费倾向的因变量分为投资性消费(IC)和炫耀性消费(CC)，来自CHFS2017数据库，均取对数以确保数据平稳。投资性消费来源于CHFS2017数据库中教育、生产经营及保险方面数据，炫耀性消费来源于CHFS2017数据库中的大额支出的人情礼金、大件非必须耐用消费品、旅游娱乐及奢侈品等数据。

2.核心自变量

根据对“隧道效应”和“跟上琼斯效应”的定义，将信贷和社会互动作为核心自变量。信贷(Credit)衡量农户是否成功申请到贷款，用0-1变量表示。收入比较变量(Income_gap)表示农户和同村其他农户的收入差距。在变量处理中考虑到家庭规模因素，将家庭收入依据OECD平方根等价量表进行调整，得到农户家庭人均收入。首先求出同伴收入，即剔除农户i后，同村落其他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平均值。由于收入比较更多体现了农户i家庭和同伴收入的差距，因此采用同伴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户i家庭人均收入的差值来体现收入比较这一特征。当收入比较(Income_gap)变量值越大，说明农户i和同村其他农户差距越大，农户i受到的激励可能越大。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及地区特征。户主在家庭决策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其年龄、性别、政治关系、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金融知识水平，以及风险偏好都影响着家庭信贷行为的发生。家庭特质是影响家庭经济决策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因此引入家庭资产规模及家庭幸福感两个变量。此外，不同地區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信贷发展水平等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引入地区虚拟变量控制这一层面的影响。

户主性别为虚拟变量，若户主为男性，则取值为0，否则取值为1;户主年龄由调查年份2015减去出生年月加1得出;户主受教育程度为虚拟变量，取值越高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户主政治身份为虚拟变量，若户主为党员，则取值为0，否则取值为1;家庭资产取对数。金融关注度、风险偏好和家庭幸福感为虚拟变量，取值为1-5，取值越大表示金融知识关注度越低、风险接受能力越弱、家庭幸福感越低。户口所在区域为虚拟变量，若家庭处于东部地区取值为0;若处于中部地区取值为1;若处于西部地区取值为2。

对样本数据依据是否获得信贷分别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核心变量方面，获得信贷的农户，其投资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分别为7.4553和6.9476，高于未获得信贷农户的投资性消费(5.5397)和炫耀性消费(6.4152)，获得信贷农户的投资性消费均高于炫耀性消费。获得信贷农户的收入比较变量值(1.3964)高于未获得信贷农户的收入比较变量值(1.3046)。

控制变量方面，获得信贷的农户户主则更为年轻(50.3035<57.0158);同时，获得信贷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2.6544>2.4730)，但以小学、初中为主，符合我国农村中老年人教育水平的一般情况;获得信贷的农户对金融知识掌握程度更高;风险偏好水平对比表明，尽管样本农户都属于风险厌恶型客户，但获得信贷的农户对风险的接受程度高于未获得信贷的农户(3.9544<4.5494);此外，获得信贷的农户，其家庭资产规模(7.6682)显著高于未获得信贷农户(3.0677);而样本农户的家庭幸福感都处于“比较幸福”和“一般”，差异较小。

(三)模型构建

通过得分倾向匹配(PSM)方法判断信贷是否对农户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探究农户贷后支出倾向问题。

依据农户是否成功申请信贷，将具有有效需求的农户样本分为信贷处理组(Credit=1)和控制组(Credit=0)，基于Rubin(1974)提出的“反事实框架”，探究农户信贷对消费是否有因果作用。通过PSM方法考虑样本的自选择偏误，以应对截面数据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给定的具有信贷农户样本情况下，个体农户i进入处理组的条件概率为

通过匹配处理后，获得信贷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估计量的一般表达式为：

其中，N1=∑Di为信贷处理组农户数，而∑i：Di=1表示仅对信贷处理组农户进行加总;yi表示获得信贷的总体农户的消费支出，y0i表示控制组农户的消费支出。本文对农户的总体消费、投资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分别进行PSM测算。在确定信贷对农户消费存在显著性影响后，进一步探究“隧道效应”和“跟上琼斯效应”的存在，故同时引入信贷和收入比较变量，解释农户受到收入比较刺激后，通过借贷满足不同消费倾向。“隧道效应”驱动的信贷消费倾向与“跟上琼斯效应”驱动的信贷消费倾向可分别表示为：

其中，ρ1和ρ2为常数项，θ1、θ2、ξ1和ξ2为回归系数，ε1，i和ε2，i为随机误差项。由于“隧道效应”和“跟上琼斯效应”都是受到他人相对收入刺激而产生的行为，因此引入Income_gap变量。Credit系数表示农户的消费在信贷后产生的变化程度，Income_gap系数表示农户的消费倾向受到相对收入的刺激后产生的变化程度。

四实证分析

(一)基础性检验

为了剔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采取方差膨胀因子法(VIF)对所有自变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整体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1.10，根据经验法则，其值都远小于1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二)信贷行为对农户消费的处理效应分析

其一，分析信贷是否会对农户后续消费产生影响。通过stata15.1就是否获得信贷对农户投资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绘制箱线图，具体见图1(a)和图1(b)。图1(a)表明获得信贷农户的投资性消费的四分位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均明显大于未获得信贷的农户。同理，图1(b)表明获得信贷农户的炫耀性消费高于未获得信贷的农户。

其二，为了进一步验证信贷对农户消费的影响，采用PSM对数据进行处理。第一步，将样本农户数据进行随机排序后，分别对投资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采用pstest检验衡量变量匹配后是否平衡。投资性消费的pstest结果如表3所示。图2呈现了投资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匹配前后各变量的变化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投资性消费还是炫耀性消费，其变量匹配后的标准差偏差以零偏差为基准，显著缩小了波动范围。

表4列举了投资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基于核匹配(1∶4)、K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0.01)所获得的PSM方法处理结果。就投资性消费而言，在核匹配方式下，农户匹配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家庭投资性消费对数值分别为7.4553和5.5397，处理组的投资性消费量比控制组高1.9157个单位，说明获得信贷行为的农户其投资性消费金额明显高于未获得信贷行为的农户。采用核匹配(1∶4)匹配后，处理组的投资性消费量增加了1.6354个单位(7.4553-5.8199=1.6354);采用K近邻匹配(1对4)的投资性消费比匹配前增加了1.3382个单位(7.4553-6.1225=1.3382);同理，采用半径匹配(0.01)的投资性消费比匹配前增加了1.5339个单位(7.4553-5.9214=1.5339)。在三种匹配模式下，ATT估计值所对应的t值都大于临界值2.58，故在1%水平下显著。

炫耀性消费的PSM处理结果表明，除了K近邻匹配外，核匹配(1∶4)和半径匹配(0.01)的ATT估计值所对应的t值均小于2.58，均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综上所述，信贷对农户的投资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都存在正向影响，参与信贷使得农户的心理賬户的可支配资金增加。

(三)“隧道效应”和“跟上琼斯效应”

由PSM检验可知，信贷对农户的投资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都存在激励作用，即农户的贷后消费存在两种支出倾向。但是，到底何种消费倾向发挥主要作用，以及所带来的结果如何却不知道。由两种效应的原理可知，农户需受到相对收入的影响，刺激了其贷后消费行为才满足受到“隧道效应”或“跟上琼斯效应”激励的要求。因此，回归的核心变量为同伴收入变量及有效信贷机会变量，当两个变量同时显著时，表明“隧道效应”或“跟上琼斯效应”存在。用stata15.1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REG1和REG3分析农户信贷行为对何种消费的影响程度，REG2和REG4在REG1和REG3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比较因素，分析“隧道效应”和“跟上琼斯效应”是否存在。

在社会互动影响下，如REG2和REG4所示，是否获得信贷对农户的两种消费都会产生影响，但投资性消费的影响更加显著。参加信贷的农户相对于未参加信贷的农户，会多支出1.3702个单位的投资性消费和0.3472个单位的炫耀性消费，农户的投资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都会增加，即农户参与信贷后，愿意将资金分配到生产生活投资上，改善生活。收入比较变量对农户投资性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收入比较会刺激农户滞后期的投资性消费增加;但收入比较变量对农户炫耀性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综合信贷与收入比较变量来看，如果“隧道效应”是激励农户获得信贷并积极投资的因素，那么获得信贷的农户会在投资性消费中支出更多，从而通过累积人力资本或者扩大生产来改善财富状况。在REG3的回归结果中，信贷以及收入比较对农户的投资性消费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隧道效应”存在，说明社会互动可以通过农户的投资性消费带来积极的结果。农户通过社会互动，对收入、经济社会地位进行比较，既产生羡慕的情绪，也产生效仿的动力。在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大体相似的情况下，农户有理由相信自己未来可以达到成功农户的经济社会地位。因此，通过模仿他人申请信贷资金投资未来的行为，来提升生产、生活水平，从而效仿他人成功、提升自我幸福感和福利水平。然而，在REG4的回归结果中，收入比较对农户的炫耀性消费不产生显著影响，说明“跟上琼斯效应”不存在，也许农户在消费过程中保持着一定理性，尽管信贷使得农户可支配收入增加，但是农户却不会因为攀比而盲目消费。

控制变量方面，年龄越小、婚姻关系越简单、金融知识越丰富、风险接受水平越高、家庭资产越丰厚的农户检验更容易显著;性别和学历的系数为负数，说明女性户主更容易受到刺激增加消费;学历越低、地区越靠近西部的农户更容易受到社会互动的影响。具体可归结为如下两点：

第一，尽管信贷对农户的投资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都有促进作用，但在消费过程中，农户对投资性消费的倾向更大，说明农户的信贷资金还是以生产性投资为主;第二，“隧道效应”显著，而“跟上琼斯效应”不显著，说明有正向的社会互动作用，农户利用信贷资金大力发展生产，提升经济、社会地位。当“隧道效应”的作用从个人扩展到群体时，有效利用信贷可以有利于村落集体经济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乡村振兴的建设与发展。

本研究对“隧道效应”和“跟上琼斯效应”的检验，也与其他学者研究结论相吻合。例如，Li[11]的研究指出，在金融包容性背景下，穷人能够积极使用金融资源来投资人力资本，而不是进行非理性消费来进行自我炫耀，“隧道效应”显著，“跟上琼斯效应”不显著。谢家智等[33]从心理学角度证明了金融借贷产生的心理财富对生存型、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呈现逐步递减的现象，即在通过信贷增加资金来源后，农户更倾向于增加投资性消费，并且可以积极预测未来的福利效应提升;同时，尽管炫耀性消费也会相应增加，但不用担心农户因盲目追求消费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五结论

信贷在短时间内能够增加农户可支配资金，从而平滑现金流，促进农户消费。但是，农户信贷的初衷不一定仅仅因为生产的资金短缺，也可能是在社会互动刺激下的行为选择。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与家庭，情绪和心态的变化会导致农户做出不同的消费决策，进而产生不同结果。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互动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户利用信贷提升自我福利，即在社会互动的正向引导下，可以发挥信贷支农的预期效果。农户参与信贷的主要目的依旧是发展生产、提高收入，因此仍需创新并推广契合农户需求的生产性贷款。通过政府与金融机构联合，树立信贷信用典型农户，宣传榜样信贷农户成功投资的典型实例，带动同村其他农户积极参与信贷，发挥资金的杠杆作用，进而改善生活，提高收入水平。

本文結果表明，“隧道效应”显著，即正向结果占据主导地位。但不合理的消费仍然可能存在，依旧可能发生“跟上琼斯效应”所代表的过度消费和“贫困陷阱”等结果。因此，需要对农户的消费进行合理的教育和引导，尽量避免炫耀性消费。地方政府和各级金融机构需要在农村开展广泛宣传和正面宣讲，树立科学消费观，引导农户形成正确的消费理念，正确发挥“隧道效应”中正向、积极的一面。同时，农户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在社会互动的正向情景中，实现对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规避盲目消费，从而实现短期和长期福利的共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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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效应论文范文第3篇

本届年会活动是由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中国温室网/《温室园艺》杂志承办的。年会活动得到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的大力支持，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花卉分会、农业部设施农业工程重点实验室学科群、全国农机化科技创新战略咨询专家组设施园艺工程专业组等单位协办了本届年会。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朱明、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科教质量处调研员王国占、江苏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副局长范伯仁、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齐飞、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艳锋、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余文贵、沈阳农业大学副校长李天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花卉分会秘书长蔡军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了14日上午的开幕式。中国温室网/《温室园艺》杂志副总经理李志主持开幕式。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科教质量处王国占调研员代表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对“中国温室2013”以及“全国设施农业技术培训研讨班”在南京市同期举办表示祝贺。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朱明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江苏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范伯仁副局长、南京农业大学丁艳锋副校长、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余文贵副院长也分别向广大代表到南京参与年会和培训班表示欢迎。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花卉分会蔡军秘书长也对“中国温室2013”召开表示祝贺。

设施农业发展得到高度重视

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科教质量处王国占调研员简要地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近年来国家对设施农业的扶持政策。他介绍说，近几年，农业部为促进设施农业发展，在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中增加了设施农业装备的品种，加大了对设施农业装备购置补贴力度。开展了包括设施农业在内的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活动和设施农业装备技术示范基地建设，设立了“菜篮子”产品生产专项扶持资金，启动了非耕地公益性农业行业科研专项，设施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技术装备水平有了较快提高。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朱明院长指出，自农业部出台《关于促进设施农业发展的意见》以来，我国设施农业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各地都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扶持政策，稳固加大资金的投入，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加大标准体系建设，技术培训、交流活动日益活跃，社会服务日益健全，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设施农业快速发展，也为保障我国各类园艺产品均衡供应，改善城乡居民生活，促进农村繁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九五”开始，我们就一直探讨“工厂化农业”的概念，旨在通过科技进步来克服自然障碍，达到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目的。通过产业化发展的途径，来达到科技与企业的结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赢。设施园艺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丰硕的成果和丰厚的效益，为保障国家“菜篮子”供应，丰富城乡居民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正是我国“第十二五”计划实施的第三年，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国家、地区、行业都在积极探索，认真思考，选择适合自身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为我国新的发展勾画了美好的蓝图。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宏伟篇章。其中，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是重要内容。随着大量资本向农业、农村快速流动，将给设施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利好和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

中国设施园艺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任重而道远

本届年会活动共安排有12 位专家报告，以及13 家企业发言。其中，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齐飞研究员做题为《中国设施园艺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主题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国设施园艺产业面临城乡一体化、四化同步(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生态文明等新的形势要求，提出顺应发展趋势，不断寻找、发现新的路径和方向，使中国设施农业发展在“系统性”的创新中实现升级、不断获得新的动力。

当前，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进入了加快转变的关键阶段。要继续保持农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农产品稳定均衡供应，面临越来越多的资源、环境制约，这对设施农业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我们要认真分析形势，把握时代要求，抓住机遇，加快转型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设施农业技术、装备方面的科技支撑，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后，要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和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完善保障措施，加快设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要树立设施农业发展新理念，以机械化、标准化、信息化促进设施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和区域化;要加强设施农业工程装备与技术研究，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要加大设施农业技术的补贴力度，为设施农业生产提供全产业链的工程技术与装备服务;要加强联合合作，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全面提升设施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建设现代农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设施园艺产业重视“因地制宜发展”“适度发展”理念

设施园艺产业是一个地域特点鲜明的产业，强调“因地制宜”发展。中国温室园艺行业年会自2002年举办以来，主办方按大的行政区划，用年会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第一轮设施园艺技术推广活动。在过去的11 年中，从华北、东北、西北到华东、华南、西南、华中，年会足迹遍布全国10 个省市地区，到今年正好是第12个年头。务求通过年会活动，使政府相关管理机关、设施农业研究机构、温室行业企业、园艺种植者及国外相关协作单位汇聚一堂，总结一年来我国设施农业发展中的成就和问题，探讨未来的发展，交流行业的技术问题，研究管理和法律问题，分析市场问题，学习方针政策。使各单位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充分交流，促进企业及时把握行业发展新动向，进一步增强企业竞争力，创造更多、更大的价值，实现中国温室园艺产业的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

江苏省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长江下游，东濒黄海，东南与浙江和上海毗邻，西接安徽，北接山东。江苏省是我国大陆经济发展最发达地区之一，也是农业大省，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农作物、林木、畜禽种类繁多。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作物几乎遍布全省。种植利用的林果、茶桑、花卉等品种260多个，蔬菜80多个种类、1000多个品种。在自然环境建设和农业投入方面有充足的资金和长远的规划，特别是在苏北地区，对农业设施的需求越来越大。此次，“中国温室2013”活动在江苏省举办，就是要通过全国及国际代表的交流，更新理念，解决问题，使从业者能进一步了解在农业发展大环境下，当地生产者对设施园艺的新的需求、市场的动态、资金的动态以及技术的发展方向。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徐刚研究员就江苏特色的设施蔬菜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进行了大会汇报。青海大学汤青川副教授则就青海省设施园艺发展概况进行了大会汇报。

当前的花卉生产，要想实现周年生产，达到品质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设施来完成的。如何更好地利用设施条件，如何建设更有利于作物生长需要的配套设施，是很多花卉种植者尤为关心的问题。这也涉及“因地制宜发展”适宜温室类型的问题。

此外，“适度发展”的理念得到与会专家和代表的广泛探讨。本届年会中，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齐飞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蒋卫杰研究员等多位专家代表提及设施园艺产业要“适度发展”，避免以盲目扩大设施园艺栽培面积为效益增长点，研发适宜的温室结构类型，推广非耕地设施园艺，以解决“粮菜争地”矛盾。

无土栽培研究进展快速

近年来，我国无土栽培研究队伍日渐扩大，研究成果丰硕。本届年会中，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郭世荣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蒋卫杰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刘士哲教授分别就国内外无土栽培发展概况、我国无土栽培主要模式与应用、环境友好型水培蔬菜工厂化生产技术环保与效益问题进行了阐述。无土栽培技术发展前景广阔。

农艺与温室建造结合有待加强

当前，我国设施园艺面积是世界第一位的。但是，我国温室类型多种多样，间接影响了我国设施机械化水平提高速度。本届年会上，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设施农业研究所丁小明高级工程师就我国温室工程标准制定情况和设施农业机械化水平评价进行了总结;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陈永生研究员也就当前我国设施蔬菜生产机械化水平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指出我国设施蔬菜生产机械化水平亟待提升。

与此同时，山东农业大学魏珉教授、内蒙古农业大学崔世茂教授分别就日光温室结构建造与环境调控技术、温室黄瓜CO2施肥技术研究进行了汇报。

专家呼吁，温室建造与农艺务必要有机衔接，以最大限度削减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行业发展离不开人才

设施园艺发展离不开人才，目前全国主要农业高校都开设了设施农业工程专业，旨在培养适宜行业发展要求、满足企业发展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作为首批开设上述专业的高校之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积累了丰富的人才培养经验，本届年会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邹志荣教授介绍了在设施园艺学科设置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相关经验。

新产品新技术展示平台场面火爆

本届年会，天津市飞龙制管有限公司、北京普瑞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夏岩园林文化艺术集团、北京鑫天碧农业设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色列吉尼嘉公司等13 家企业结合本处产品优势，介绍了典型工程、拳头产品。

大会同期，70余家温室及相关配套设备企业报名参加了新产品新技术展示。展示现场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其中，大连金田公司带来的远红外电加热器、成都智鹏公司带来的物联网装备，以及某企业带来的专用玻璃等展品，吸引了很多代表关注。

现场观摩，增进了解

会后，与会代表参观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溧水植物科学基地的工厂化育苗温室生产，以及南京汤山翠谷现代农业示范园的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工厂化肉鸽养殖、植物工厂、花卉及蔬菜温室栽培、生态酒店。使与会代表更加近距离了了解了江苏省设施农业发展情况。

结束语

本次年会为期3 天，有专家主题报告，也有现场企业展览展示，还有实地观摩等，目的就是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共同探讨，进一步促进设施农业发展。伴随着以往11届年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从2011年开始，在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的统一部署下，将全国设施农业技术培训研讨班安排在年会之中同期举办，自上述重大部署安排以来，年会层次再次上升，更具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年会已真正成为一个以设施园艺为中心的，由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用户四个层面人员广泛参与的交流平台。经过与会代表投票选举，“中国温室2014”活动将于明年11月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

特别鸣谢以下企业给予大会的鼎力支持：北京华农农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市飞龙制管有限公司、品诚塑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沈阳恒晨温室园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夏岩集团、余姚市佳斯达阳光板有限公司、板谷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北京固朗瑞科农业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固源瑞禾农业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普瑞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高锋新颖建材(苏州)有限公司、嘉兴赢创实业有限公司、青州市祥力轻工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汇丽-塔格板材有限公司、上海泉福耐力板有限公司、上海斯文森园艺设备有限公司、上海阳柯实业有限公司、天津格润科农冷弯有限公司、煜阳建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浙江前程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更多年会精彩瞬间请见本期第16页《“中国温室2013”掠影》一文)

新一轮“全国设施农业技术培训研讨班”同期举办

由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主办的新一轮“全国设施农业技术培训研讨班”在南京市同期举办。全国设施农业技术培训研讨班的召开，旨在提高设施农业技术装备水平，推动我国设施农业科学发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代表出席了会议，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科教质量处王国占调研员出席并主持会议。

会上，代表们根据各所在地区的设施农业发展状况进行了经验总结及成果汇报。在交流中，建议进一步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是代表们谈及较多的一个问题。农机购置补贴是中央一项重要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也是促进农机化发展的、建设现代农业的有效调控手段。农机购置补贴的实施，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和应用水平，有利于推动农业技术集成、节本增效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出台了《2012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旨在最大限度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效应，推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贯彻执行，并出台了各地的相应政策。2013年，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出台了《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此项政策的出台，明确确保了补贴政策科学高效规范廉洁实施。

此次培训班围绕设施农业装备、园艺生产、温室工程等技术进行了重点培训。同时，代表们总结交流了各地发展设施农业的经验和做法，研究了进一步促进设施农业健康稳定发展的措施。

会后，培训班代表实地参观考察了南京市当地的设施农业发展状况。近年来，江苏省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政策扶持和引导示范下，江苏省积极组织开展设施农业机械化装备的研发、试验、示范、推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3年，江苏省新推广各类设施农业机械近7 万台套，截至目前，江苏省投入使用的新型设施农业机械装备超过50 万台套。全省的经济效益也有明显的提高，设施农业机械化技术为农民节本增收预计40 亿元左右。此外，江苏省坚持产学研推联动，省财政更是投入2000多万元，整合科技资源，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推广单位共建研发平台，加快特色农机装备的联合攻关。

“十二五”时期，我国设施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整合优化科技资源，组建全国性设施农业技术创新联盟，建立设施农业技术创新平台，加强研发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设施农业的研发能力;加大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提高技术成果的集成化、标准化和轻简化水平，注重农机与农艺的融合，加快设施农业装备的结构升级;加快更新和完善标准体系，提高设施农业装备的标准化水平;完善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创新推广模式和机制，加快设施农业的集约化、市场化进程;分层次、有类别、多渠道地加强设施农业技术培训，提高设施农业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经营管理能力和安全操作水平。

标签效应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破产公告;市场效应;上市公司;累积超额收益率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全球关于破产的字眼频繁出现:全球最大的新闻纸生产商艾比提比波瓦特公司申请破产保护;101岁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宣布进入破产保护程序;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申请破产甚至个别国家也到了国家破产的边缘。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很多行业的困境上市公司也处于破产的边缘。那么这些公司是否会申请破产呢?破产公告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市场效应呢?这些问题引致本文的研究。

一、制度背景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新《企业破产法》),给中国困境上市公司及其债权人带来了很多选择。根据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即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的申请。债务人如果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新《企业破产法》放宽了破产申请条件的同时又将适用范围扩大于上市公司,并给出三种破产程序:清算、重整、和解。还规定破产既可以由债权人提出,也可以由债务人提出。

中国证券市场存在大量处于濒临破产的困境公司,在发布2008年中报的上市公司中①,ST的公司有181家,发布第三季业绩预亏公告的ST公司有91家。截至2007年,退市的上市公司有59家。上市公司如果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就有可能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或者上市公司主动申请破产重整,法院一旦受理,就相当于向社会发布了破产公告,因为不管结果如何处理,该企业都会进入破产程序。所以上市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或者自己主动申请破产相当于向市场传达了一种信号:该企业经营很差,已经不能偿还当期债务,或者经营出现了重大问题即将破产。但是该信号是否能够如证券监管部门所预期的那样提醒投资者,达到提示投资风险的目的呢?投资者是如何反应的呢?我国上市公司宣告破产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呢?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是否申请破产保护及选择破产申请的时机受很多因素影响,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宣告进入破产程序可能会导致上市公司股价的下跌。这也成为国外上市公司拖延破产申请的一个因素。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破产公告后的市场行为进行分析,了解市场对破产公告的反应,并对该结果是否应作为申请破产与否的影响因素给出相应的解释。本文的结构如下:先是文献回顾和检验假设;然后是研究设计及实证结果;最后是结论及分析。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公司破产公告市场反应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至今已对此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主要涉及破产公告对困境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以及行业同业传染效应、竞争效应研究。另外,各种影响因素与破产公告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也是主要的考察对象。

国外研究表明,破产公告对申请破产企业的价值有一个明显的负面影响。股票价格下跌是因为破产企业破产成本增加以及破产公告提供了企业资产和企业股东对资产清偿权的真实价值的消息。首先,破产成本现值的增加使现金流现值减少了;其次,公告提供给投资者企业比预期的利润减少了。这第二点与破产企业具有相似现金流特征的企业应该都具有,被称为破产公告的传播效应。另外,破产公告可能包含了一个行业里企业之间的相对业绩。比如,破产企业业绩差的原因可能是其他企业做得更好,因此破产公告包含有财富在一个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分配。这点被称为破产公告的竞争效应。

Altman(1971)发现在破产公告前1个月到公告后1个月之间,股东所损失的资本平均大约是26%,研究表明破产公告对申请破产企业的价值有一个明显的负反应。Clark & Winstein(1983)研究了破产企业普通股的行为,通过使用月数据和日数据,对破产公告前后的超额收益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破产公司股票在破产前至少3年内存在负的市场收益率。在破产公告前1日到公告后1日的累积超额收益是-0.47%。这些研究表明尽管在公告前通过模型能够预测到企业的困境,但破产申请公告仍含有新的消息。Sirower(1991)用事件研究法证明了破产申请至少在短期内增加了股东收益,而且得出结论认为破产可以成为解决困境的一种有效的策略。但是,对于公司状况恶化多久及财务状况恶化到何种程度时申请破产却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因此没法说破产申请是早还是晚。Lang(1992)在研究破产公告对破产企业竞争对手权益价值的影响时,也发现从公告前5天到公告后5天之间以及从公告前1天到公告日当天破产企业经历了平均28.5%和21.66%的损失。同时Lang也研究了破产公告对行业内的传播效应和竞争效应。

我国由于法律的限制,上市公司存在较少的被债权人申请破产的公司,所以发布破产公告的样本较少,存在研究资料的局限性,对破产公告的市场反应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对ST公告或退市风险公告的市场反应上。

我国从2001年开始,陆续有相关学者对特别处理公告的市场反应进行研究。特别处理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所特有的,国内学者对于特别处理公告的市场反应研究,主要借鉴了国外破产公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陈劬(2001)在控制了同时颁布的其他公告的影响之后,发现中国A股市场对股票交易实行特别处理的公告有显著的负反应,对股票取消特别处理的公告没有正反应,对股票交易实行特别处理期间的资产重组公告有显著的正反应。王震等(2002)研究了市场对ST公告的反应,选取1998年到2000年被实施特别处理的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在ST公告的(-40,40)事件窗口内的累积超额收益为负值,表明市场对ST公告作出了负面反应。

通过以上的整理分析可以看出,国外对破产公告市场反应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较成熟,而国内是近几年才有相关文章见诸杂志报端。国内对困境公司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特别处理公司,目前对特别处理公告市场反应的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市场对特别处理公告有负反应。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上市公司破产公告的市场反应进行研究。

三、研究假设

理论上讲,上市公司已被债权人申请破产且法院已经受理或者已被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出具破产警示公告,那么这类公司破产清算的可能性非常高,投资者的权益被损害的可能性极大,很多破产公司早就资不抵债,如破产清算则偿还债务后股东将颗粒无收,即便破产重整或和解,其前途也吉凶未卜,不确定性升高,股东会遭受破产成本,因而理性的市场应该对这一公告作出负面的反应。

假设:市场对破产公告的反应是负面的。

四、研究设计及实证结果

本文选取2000年1月到2008年2月,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曾经被债权人申请破产的18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破产公告对相关个股股价的影响。数据通过国泰君安股票交易数据库及上市公司资讯网获得。

笔者借鉴国外关于破产公告的研究方法,利用事件研究法检验破产公告的市场反应。事件日是指市场收到该事件相关资讯的时点,对于上市公司破产公告来说就是指上市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公布日。事件期是指事件持续的期间。本文对事件期设定为41天。以上市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日(法院受理日,法院未受理的,以该公司发布破产警示公告之日)为To日,以To±20日为事件期,计算这41天时间里股票异常收益的情况。

笔者以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法院受理日为基准日,法院未受理的,以该公司发布破产警示公告之日作为基准,计算流通股股东由于破产公告而获得或减少的累积超额收益率。在具体计算中,超额收益率是指实际收益率减去正常收益率。其中“正常”收益率是指如果事件不发生的话预计可以得到的收益率,其衡量方法有两种:市场调整法和市场模型法。其中,市场调整法假设市场指数的收益率就是每只股票在事件期内当天的正常收益率。市场模型法则根据证券资产定价的理论模型来计算正常收益率。市场模型法尽管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对其运用却有一系列较严格的假设条件,且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对该模型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特别是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不尽如人意,以致于论者对模型在国内的有效运用也产生了怀疑。用市场回报率作为正常收益率最为简单、直观。对中国股民来说,以当期的市场回报率作为其预期(正常)收益更为现实和可信。因此,本文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即选择了市场调整法。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计算样本内每家企业在选定的事件期内每一天的预期正常收益E(Rit);

五、实证结论及分析

根据表1及图1的数据,笔者发现18家宣告破产的上市公司平均超额收益及累积超额收益在事件期并没有明显的下降,破产公告后在(-1,+1)、(-5,+5)、(-10,+10)、(-20,+20)的窗口内所获得的累积超额收益率均为正值。这说明破产公告整体上并没有给投资者带来负的效应,反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收益。这与笔者的假设及国外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另外,破产公告在(-20,-1)窗口,投资者仅获得5.05%的累积超额收益,而在(0,20)窗口,投资者却获得22.51%的累积超额收益。这说明信息公布前市场价格对信息的反应并不过度,投资者对这类破产公司既无立即抛售行为,也无大量购进,持一个观望的态度。甚至在消息公布前5至前2天,这类股票股价处于下滑阶段,在公告公布当天,平均非正常收益为-1.7%。公告后第1-2天,笔者注意到平均非正常收益率有一个突增的过程,公告后第1天非正常超额收益高达26.24%,而此后的几天则无明显迹象存在非正常收益率,市场对破产公告的反应在公告后两天内基本消化完毕。

破产公告的目的是想传递给市场上市公司即将破产,投资者要回避风险的信号。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破产公告基本上不会给上市公司股价带来负面反应,反而带来一定的收益。公告助长了投资者的短期行为,提高了宣告破产上市公司的股价。

导致与国外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第一,因为在2006年8月新《企业破产法》颁布之前,我国上市公司破产存在种种障碍,导致投资者存在上市公司不会破产清算的心理预期。上市公司破产宣告预示着该上市公司即将出现重组,因此加剧了投机行为。具体障碍如下:一是法律障碍,我国没有专门针对上市公司破产的法律。1986年通过的《企业破产法(试行)》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中,对企业法人破产问题作了规定。但条款过于简单,难以适用于上市公司破产这一复杂情况。二是上市公司的股权性质。被申请破产的18家上市公司大多数是国有控股企业,公司的国有性质往往使政府承担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在股权分置问题尚未解决之前,由制度缺陷引发的公司造假、大股东侵占、做庄操纵等违规行为全部由公众投资者承担是不公允的,在相应的投资者保护补偿机制尚没有健全之时,破产清算不仅会使政府背负沉重的道德风险,而且将给未来市场埋下更大的隐患。故相当一部分投资者认定了政府不会对被申请破产的上市公司撒手不管,不会不考虑破产清算造成的冲击,破产清算还是十分遥远的事。三是地方保护主义,上市公司是所在地政府就业、税收的重要依靠以及当地形象的重要标志,当地政府出于“父爱主义”的关怀,出于对社会影响和自身声誉的关注,会不遗余力地推动破产重组,“保壳”几乎是各地政府的共同心态。

第二,2007年6月新《企业破产法》实施后,由于相关的司法解释没有及时出台,对于上市公司破产清算缺乏更为具体的规定,很多特别规范需要具体落实,有待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的进一步细化。相关部门也处于观望的状态。再加上我国证券市场并不规范,长期以来存在“消息市”、“政策市”,投资者存在投机心理,发现很多濒临破产的上市公司被其他有实力的企业借“壳”上市,具有较大的投资价值。故宣告破产的上市公司成为投机资金偏好的题材,使得股票市价上扬。破产公告效应被上市公司不恰当地利用,公告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性,甚至造成了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扭曲。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一方面应该下大力气规范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引导正确的投资理念;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在选择是否申请破产重整时,短期内不必要担心破产会给股价带来下跌。上市公司应该在需要破产重整时,及时、主动地提出破产申请,而不要随意拖延破产,从而丧失最好的拯救时机。●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劬.中国A股市场对股票交易实行特别处理(ST)的公告的反应[J].当代经济科学,2001(4).

[2] 王震.中国经营困境公司绩效、重组与公司治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 Clark,Truman A.,and Mark Weistein,1983,The Behavior of the Common Stock of Bankrupt Firms,The Journal of Finance 38,489-504.

[4] Sirower,M.1991,Bankruptcy as a Strategic Planning Tool,Best Paper Proceedings:Academy of Management,Miami Beach,FL,46-50.

标签效应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无论是成熟市场经济体还是转型经济体，货币政策均被证明存在差别化的区域效应。本文界定了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分析了其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缩小区域效应、加强结构调整的区域货币政策应关注的重点和关键。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结构调整

由于区位优势、历史原因和发展战略等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差异性。统一货币政策遇到这种异质的空间特性，势必会出现差异化的区域效应，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效果。无论是像发达国家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还是像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转型经济体，货币政策均被证明存在差别化的区域效应，这是由不同区域的不同经济部门固有的异质性所决定的。我国在不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金融结构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区域金融差异与金融一体化的货币政策产生了矛盾，国家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传导效果，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遭遇结构性问题。我国的货币政策理论及宏观调控模式基本上是建立在假定各地区同质性的基础上的，没有考虑各地区异质性问题。笔者认为应给予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以足够重视，并提升货币政策对整体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功能。

一、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界定

经典经济学教科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分析是基于货币政策对国家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没有关注国内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隐含的假设是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存在差别。但是，现实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不同内部区域经济结构、经济周期和发展水平都存在差异。因此，统一的货币政策经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金融及产业部门的传导，必然会出现区域效应的差异。但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定义。笔者搜集相关文献，从中整理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并以此为依据，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给出界定（见表1）。

从上表可知，这些关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定义中，核心思想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差异性。将区域经济差异性作为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的分析起点和基本逻辑前提，从而承认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内生原因是经济差异性。

二是强调统一的货币政策，无论是单一的货币政策还是同一的货币政策，或者是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都是在主权国家或主权国家联盟这一“区域”概念中的货币政策，体现了货币政策决策的集中性和统一性。

三是强调差异性反应。不管是从宏观经济指标还是从实体经济变量方面来考量，统一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反应是研究的落脚点。

四是强调差异的空间性。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属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范畴，是与时间非一致性相对应的空间非一致性，强调的是货币政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力度是否相同，焦点在政策影响的空间结构上。

五是强调了比较性研究视角。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主要致力于分析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是否具有同等的作用效果。

六是强调了一种整体性思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损害了整体宏观经济目标实现。

七是暗示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产生途径：即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产生的。

基于此，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是指，统一货币政策在具有差异的不同区域传导过程中产生不同影响的现象。经济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重要内生因素。

二、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表现形式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作为在政策传导过程中产生的差异，在国内外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在发达经济体，尽管经济金融的各个部门存在异质性，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差异，但其同时具有发达的市场机制，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会使差异化效应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直至市场出清。我国处在转型期，市场体系发育不足，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由于政策限制、自然垄断、投资环境差异、信息不对称以及非理性预期等诸多因素，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限制，市场自身无法做出均衡调整，导致金融资源配置失衡，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货币信贷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不同区域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等方面的差异使统一货币信贷政策在不同区域会产生不同效果。王晓青、李云山（2004）认为，由于我国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平衡性、信贷供给市场的寡头垄断性以及单一总量调控模式等因素，客观上形成了中国经济的主要宏观特征从总量上的通货膨胀和微观上的“投资饥渴症”等转而表现为“东、中、西”等结构问题和微观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加剧了货币信贷供给的区域差异。实践表明，中央银行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在中小企业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成效较好，支持“三农”的政策在农业比重较大的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效果明显。信贷政策在东、中、西部不同的企业规模、产业构成、增长模式、金融生态环境等差异下，必然出现政策效应的区域性差异（见表2）。

（二）存款准备金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张志军（1999）认为，由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货币化水平、资金周转率、现金漏损率、资金外流率等方面差异较大，货币乘数存在区域差异，因而，统一的存款准备金政策会因为区域乘数差异而导致货币供给区域不均衡分布。一般来讲，存款准备金上调能够减少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收缩其信贷能力，但这种信贷收缩对东、中、西部的影响是不同的，多数研究资料实证显示，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均比中、西部地区明显。以2010年和2011年最近两年中央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地区效应来比较，2010年中央银行6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合计0.5个百分点，2011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共计3个百分点。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变化来看，东部地区较为敏感（见表3）。

（三）再贷款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我国现行再贷款有支农再贷款、紧急再贷款、扶持发展性再贷款、头寸再贷款、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等多种形式。实践表明，以支农再贷款为例，近年来，中央银行加大对地区间支农再贷款限额调剂的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等粮棉主产区，但多数研究文献表明，在限额、利率、期限、条件、权限等方面的影响下，区域差异显现，再贷款向中、西部地区的倾斜不足。

（四）公开市场操作效果受区域货币市场差异的制约

公开市场操作以统一货币市场和多样化的市场工具为基础。区域货币市场证券化程度的差异，使得金融机构债券持有量比较大的东部地区对公开市场操作的反应比中西部金融机构较敏感。经济开放程度的差异使得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在中央银行人民币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主渠道下比中、西部地区更容易获得较多的货币供给。这就使得统一的公开市场操作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实施效果。

（五）再贴现政策效果受票据市场区域差异影响

王维强（2005）认为，我国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再贴现利率体系，目前票据市场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和隔断性，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票据市场发展滞后，使再贴现政策在不同的区域产生不同的效果。王煜（2000）认为，我国再贴现制度实行“优先”发展政策，对西部不利，因为相对于东部来讲，西部在商品交易秩序、商品信用等方面相对较差，票据市场发展缓慢（见表4）。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原因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与我国各地区较为显著的金融资源区域差异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研究文献也指出，企业规模结构的区域差异、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等都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本文认为，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宏观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影响下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在资金报酬引导下参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影响过程，是造成不同地区间金融资源形态迥异、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一）金融体制改革路径

在我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区域差异性非常明显。在计划经济时代，金融资源统一配置，无法有效发挥市场化作用；随着央行制度的建立和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货币政策逐步从国家信贷计划中独立出来，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信贷资源在微观层面的配置。在经济转轨初期，存在明显的结构刚性和市场发育不足问题，在各经济部门非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单纯依靠金融市场配置资源导致了金融资源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分布的失衡，货币政策差异化效应也演化为非均衡效应；建国以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金融资源（主要是信贷资金）在微观上整体缺乏效率，统一的金融政策和制度安排忽视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对欠发达地区形成了区域金融压抑，客观上加剧了差异化效应；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进行到了注重转换央行职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金融结构的深化阶段，区域金融布局从行政性均衡向市场化非均衡发展，资金配置突破行政区域限制，以利益为导向实现跨区域流动，融资机制从单一走向多元，国家的金融调控政策效应从无差异到区域差异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程说明了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历史渊源。

（二）市场化进程

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同也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相对完善；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到一定的阻碍。从资金来源上来讲，东部地区基本形成了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要素流动性较高，资金来源渠道较多；而中西部地区要素流动效率较低，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窄，更多依赖国家扶持。在资金使用上，东部地区处于“高投资、高收益、高收入、高储蓄”这样一个资金供需的良性循环中，而欠发达地区积累严重不足，资金吸纳能力较差。这些基于市场化进程不同而形成的区域差异，导致货币传导机制的差异，最终导致不同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三）资金报酬率

从微观层面来讲，区域间资金报酬率的不同或许才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根据比较利益理论，刺激要素流动的根源在于区域间要素价格的差异。在假定资金成本不变的基础上，作为要素的资金本身，其价格差异主要反映在不同区域的资金报酬率上。鉴于区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不同地区的资金报酬率并不相同，因此出现了资金为寻求更高的利润在区域间流动。如果由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有利于缩小区域差异，反之，将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信贷政策区域效应中呈现的资金流向上的差异从根本上是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资金报酬率决定的。

四、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根本对策

近年来，人民银行也加大了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关注。2005年，人民银行开始采取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具有差别化功能的定向票据。2009年，开始实施差别化的房贷政策。 2012年，首次放宽存贷款利率，为实行差别化的利率政策探索经验。但这些措施大都着眼于调剂资金流动性，难以从根本上矫正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别化效应。

根据区域经济干预理论，矫正货币政策的差别化效应，应从缩小区域金融差异入手。我国目前尚处于转型时期，在缩小区域差异过程中，必须结合国情，综合运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施灵活多样的区域货币政策。

要实施区域货币政策，首先要协调货币政策决策集中性和操作区域性的矛盾。区域差异性决定了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实施区域货币政策的必然性。因此，区域货币政策不能否定决策的集中统一性，而只能是在体现区域差异的相机抉择原则上，分层次、有区别地实施必要的差异性操作。区域货币政策的目标不是消除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差异，而是要缩小过度的区域差异。因为一般性区域差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和常态，只有过度的区域差异才有损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

实施区域货币政策的焦点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上。本文认为，中央政府应根据全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总体情况，明确国家综合利益目标，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总体目标，构成区域金融发展的外部约束。在此约束下，区域政府应根据区域综合利益目标，制定区域金融发展的基本目标，然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通过相互沟通与共同对话，共同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措施。由此本文强调，货币政策区域化的根本是要释放市场力量，发挥市场行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应该是组织而非领导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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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维强.我国区域金融政策问题研究[J].财经研究，2005，（2）.

[5]张永军.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J].中国市场，2013，（11）.

（编辑：周南）

标签效应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文章选取江苏省1992-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FDI）、教育经费支出以及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江苏省FDI、教育经费支出以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也有相应的影响，同时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与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比较密切，两者互为因果。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教育投入；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以年均超过9%的增长率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之一。

在国外的研究中，Romer（1986）以及Lucas（1988）等提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可以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一种能够促进其知识以及人力资本增长的正向的外溢效应［1-2］。Benhabib和Spiegel（1994）在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所推导出的简化公式，选择人力资本和实体资本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确实会影响经济的增长［3］。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研究发现，FDI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的时候，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才能够充分被发展中国家所吸收［4］。Bin Xu（2000）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了20个发达国家和20个欠发达国家，研究这40个国家的FDI吸收情况，结果显示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效果较好，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主要是因为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去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5］。

国内的学者也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何洁（2000）从联动效应的角度考察了1993-1997年FDI对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只有建立在当地基础设施完善、自身技术水平进步、市场规模扩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正向的外溢效应才能产生［6］。沈坤荣、耿强（2001）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选取1987—1998年间国内29个省、市及自治区的相关数据，采用Panel Data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7］。赵江林（2004）研究表明，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吸引外资的结构、规模、质量以及效果有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8］。代谦、别朝霞（2006）在一个两国内生增长模型中分析研究了发达国家FDI产业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问题，结果表明：发达国家FDI产业的选择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FDI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自身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9］。周应春（2010）通过构建以受教育年限法为基础、以累积效应的人力资本为测度的模型，对我国的人力资本和FDI外溢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初步形成人力资本与FDI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10］。

不论是物质资本投资，还是人力资本投资，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产性投资，并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要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因此，我国应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努力全面提高人力资本的整体素质，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吸收FDI技术转移能力的瓶颈，最终增加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所以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选取1992-2009年相关数据，分析FDI和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对于促进江苏省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与数据的处理

本文选取江苏省1992-2009年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来自《江苏省统计年鉴》（1993-2010年）。以GDP、FDI和EDU分别表示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教育经费支出。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存在物价的变动，所以以1992年为不变价格对1992-2009年的数据进行了缩减，以消除物价对数据的影响因素。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仅不会改变其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够使其趋势线性化，而且还能够消除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的波动异方差现象［11］，所以本文对经过不变价格处理的GDP、FDI和EDU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表示为LnGDP、LnFDI和LnEDU。数据处理工具方面，均使用Eviews6.0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处理。

（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运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教育经费支出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到三者的相关系数矩阵。LnGDP和LnFDI、LnEDU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69730和0.996103，LnFDI和LnEDU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3280，这些数据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

但这三者之间具体的相关关系的得出，需要建立合适的回归方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在实践中遇到的经济和金融数据大多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12］，如果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所作的回归极有可能是一种“伪回归”，所以为了克服“伪回归”这一现象，准确判断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性，必须要对序列中的各变量进行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前提是检验各个变量是否服从单位根过程，也就是变量序列是否是一阶单整过程（平稳性）（Integrated of order 1），记作I（1）［13］。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的方法有很多种，本文主要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检验各变量是否平稳，是否包含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LnGDP、LnFDI和LnEDU三个变量的原序列都存在单位根，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其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序列，即所有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变量，即它们是I（1）过程，满足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进一步对LnGDP、LnFDI和LnEDU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三）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模型事实上是对非限制性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模型，该模型的滞后期影响非限制性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14］。当前常用的协整关系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种，即EG两步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EG两步法主要针对的是两个变量的单方程，对于多个变量的协整检验则通常选择使用Johansen检验。本文涉及三个变量，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并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来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其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评价最佳滞后期的5个指标中有4个认为应该建立VAR（3）模型，即最佳滞后期为3。接下来对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首先计算回归方程的迹值，然后与不存在协整关系、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和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等假设前提下的迹值比较，如果回归方程的迹值大于假设条件下的临界值时，那么就拒绝其前提假设；反之，则接受其前提假设［15］。Johansen协整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拒绝了三个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和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前提，迹值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存在三个协整向量，即LnGDP、LnFDI和LnEDU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这表示LnGDP、LnFDI和LnEDU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LnGDP、LnFDI和LnEDU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并没有得出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变量LnGDP、LnFDI和LnEDU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检验因果关系比较好的一种方法，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本文选择由VAR模型确定的最佳滞后期3作为Granger因果检验的最佳滞后期，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的检验结果可知，FDI是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是GDP不是FDI变化的原因；GDP变化是引起教育财政投入变化的原因，同时教育财政投入变化也是引起GDP变化的原因，也就是说GDP与教育财政投入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FDI是教育财政投入变化的原因，但是教育财政投入不是FDI变化的原因。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江苏省的FDI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对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也有相应的影响，同时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与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比较紧密，两者互为因果。

三、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根据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江苏省FDI、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次，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江苏省的FDI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也有相应的影响，同时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与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比较紧密，两者互为因果。深刻认识FDI、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制定针对性的外资策略和人才培养政策，提高人力人本利用外资的效率，突破吸收技术转移能力的瓶颈。因此，为了推动江苏省经济更健康、更快速地发展，提出下列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对FDI的扶持和引导，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

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基础条件，所以江苏省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主要包括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与FDI服务相关的一系列配套产业；促进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简化外商投资的审批手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等。

（二）鼓励跨国公司组织的培训活动

由于江苏省FDI对人力资本的提高有一定的贡献，所以政府可以适当的对跨国公司提供一些优惠政策，降低其培训的费用，鼓励跨国公司多组织一些培训活动，支持跨国公司常与江苏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进行合作与交流，努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吸收培训的外溢效应，并将学到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运用在国内的企业里，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继续加大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教育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性质，其社会效应远大于私人效应，因此政府对教育进行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以，江苏省政府应该继续增加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力度，提高教育经费在政府财政投入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地提高人力资本整体的教育水平和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高水平、高质量的FDI进入江苏省，从而通过FDI外溢效应进一步促进江苏省的经济增长。

（四）重视教育投资结构

根据以上的分析看出，江苏省教育财政投入培养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江苏省在增加教育投资力度的同时，还需要重视教育的分配方向和投资结构，优化教育投资的资源配置，站在充分吸收FDI外溢效应以及提高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角度来考虑投资结构，促使江苏省的教育投资结构与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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