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起源研究论文范文

哲学起源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武術与舞蹈的起源及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是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借鉴体育人类学跨文化比较法，运用跨文化比较动作分析法、观察法、田野调查法等，探寻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典型动作与武术套路规范动作的历史渊源，从而探索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融合发展的当代路径。以兼具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特点与武术套路动作的安徽花鼓灯为研究对象，对通过录像和照片采集的武术套路规范动作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安徽花鼓灯的典型动作进行跨文化双向比较，从动作形态、演练礼仪及规则、传承方式、审美观与传承人的社会价值观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在动作名称、动作形态、审美观与传承人的社会价值观方面趋同，武术套路的部分动作形态、演练礼仪与规则、传承方式等与安徽花鼓灯也趋同。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在历史演变进程中具有“舞中有武”“武中存舞”的身体动作的双向互证融合关系，这也再次佐证了“武舞同源”的观点。最后提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融合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汉族民间舞蹈;武术套路;安徽花鼓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舞武同源

武术与舞蹈的起源及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是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已有许多学者运用逻辑分析法等对武术与舞蹈的渊源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颇多，但其中实证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人类学视角，以身体动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对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规范动作进行比较，运用体育人类学双向论证的跨文化比较动作分析法对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展开研究，以厘清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存在的历史渊源提供学理上的支撑。同时，为当代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的相互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基于此，笔者认为须以一种既能体现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又蕴含武术套路动作的身体动作作为研究对象，是分析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之间渊源关系的关键。因此，本研究选取了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安徽花鼓灯作为研究对象。

1   以安徽花鼓灯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依据

中国汉族民间舞蹈是在农耕时代的生产方式与特定社会背景下，以娱乐为初衷，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舞蹈。为了全面概括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种类，甄选其中既具有代表性又符合论证武术套路动作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历史渊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避免以偏概全，课题组对1985年以来中国汉族民间舞蹈遗存种类进行了归纳与总结[1]（见表1）。对当前遗存的1 000多种中国汉族民间舞蹈进行初步分类后，课题组在充分借鉴体育人类学跨文化比较法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特点，确定了5个筛选条件，并逐一进行比对筛选[2-3]。1）必须符合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主要特点，包括舞蹈形式多样化等;2）必须含有武术套路动作并具有武术文化意蕴;3）尽可能使用鼓、手巾、伞、扇等舞蹈器械;4）起源时间尽可能地接近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产生时期;5）必须是保持原生态传承的中国汉族民间舞蹈。通过与筛选条件比对及分层比较，本研究选取了安徽花鼓灯作为分析对象。

安徽花鼓灯是以舞蹈为主，辅以民歌、锣和鼓等乐器，用以展现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的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主要角色包括：鼓架子、兰花、伞把子;主要使用的舞蹈器械包括：女性角色——兰花在起舞时使用的手巾和扇子，男性角色——鼓架子使用的伞、锣和鼓。安徽花鼓灯是首批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中国汉族民间舞蹈。

从安徽花鼓灯的起源与传承地而言，在安徽花鼓灯传承较好的安徽蚌埠、阜阳、亳州市境内均出土了多座汉墓[4]，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的《建鼓舞》与安徽花鼓灯兰花独舞时在鼓上起舞的动作相类似，1人立鼓上翩翩起舞，2人相对站立击鼓见图1和图2（课题组拍摄于中国花鼓灯第一村传习所）。同时，安徽花鼓灯中的骑马蹲裆式、弓箭步等舞蹈动作也与“汉代百戏图”中的舞蹈动作相一致，其具有的即兴表演、滑稽表演等特点也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百戏”串演的表演形式与特点相一致，且和武术套路中的一些动作相类似。可见，安徽花鼓灯具有与中国汉代民间舞蹈传承的地域一致性。据凤台县志记载，安徽花鼓灯传承繁荣于宋朝[5]。虽然经过朝代更迭，各种舞蹈融合互鉴，但至今安徽花鼓灯依然较好地保留了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诸多特点。

2   身体动作的跨文化双向比较

为了探寻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的历史渊源，采用体育人类学身体动作符号比较研究的重要方法——跨文化比较动作分析法，进行动作双向比较论证，阐释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正向为：甄选出安徽花鼓灯的典型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进行一致性比对;反向为：甄选出武术套路典型动作与安徽花鼓灯的舞蹈动作进行比对[7-8]。安徽花鼓灯舞蹈中的主要角色可分为鼓架子、兰花、伞把子。表演形式主要为群舞、集体大花场、2人或3人的小花场、上盘鼓、中盘鼓及地盘鼓。笔者通过与传承人一起参与安徽花鼓灯表演，并查阅了《中国民族民间舞集成·安徽卷》中的安徽花鼓灯部分[9]，结合由安徽花鼓灯原生态传承人辨别的安徽花鼓灯中类似武术套路动作的典型动作，课题组成员对从安徽花鼓灯动作中筛选出的类似武术套路动作的舞蹈动作进行了编号，最终发现安徽花鼓灯舞蹈中的女性角色——兰花在群舞、大花场与小花场中所包含的类似武术套路动作的舞蹈动作较少，而类似武术套路动作的安徽花鼓灯舞蹈动作主要集中在男性角色——鼓架子与伞把子在群舞、大花场、小花场及盘鼓表演中的组合动作中。

为了从整体性上把握安徽花鼓灯的舞蹈内容与表现形式，笔者对安徽花鼓灯男性角色——鼓架子在群舞、大花场、小花场与盘鼓中的表演进行了动态研究。为了准确选出安徽花鼓灯中包含的武术套路动作和蕴涵武术文化内涵的动作，使用双机位摄像记录法对冯派原生态传承的安徽花鼓灯经典剧目拍摄了录像，这些剧目包括：花鼓灯群舞《淮河边的鼓架子》，大花场《丰收乐》《淮河人的婚礼》，小花场《抢板凳》《抢手绢》，伞把子群舞《小五伞》。课题组与安徽花鼓灯传承人通过回放以上剧目的录像共初选出30个与武术套路动作类似的动作。为了确保选出的安徽花鼓灯舞蹈动作具有代表性，又选择了“凤台原生态安徽花鼓灯的鼓架子群舞”及“颍上原生态安徽花鼓灯”发源地的代表性同类剧目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和动作分析。凤台原生态安徽花鼓灯具有“花鼓灯3大流派之一”之称。本次参与式观察和动作分析的凤台原生态安徽花鼓灯剧目包括：鼓架子群舞剧目《瞧这帮鼓架子》、大花场剧目《欢腾的鼓乡》、小花场剧目《抢板凳》《小花场》。在初选出的30个类似武术套路动作的安徽花鼓灯舞蹈动作基础上，从凤台原生态安徽花鼓灯和颍上原生态安徽花鼓灯动作中又筛选出与武术套路动作具有共性，出现频率较高，并且具有武术文化内涵与代表性的动作，再次与武术套路动作进行深入对比。最后，课题组与FKM及冯氏安徽花鼓灯班子核心成员通过头脑风暴法，对安徽花鼓灯动作形态、安徽花鼓灯动作文化内涵与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选出10个具有代表性的安徽花鼓灯动作进行拍照和编号。武术套路筛选动作由曾荣获2017年第29届世界大学生運动会武术项目太极拳冠军，2004—2017年全国各类武术锦标赛单项冠军，武英级运动员KFH进行示范。由KFH对与筛选出的安徽花鼓灯鼓架子的典型动作相似的武术套路规范动作进行展示，并采用双机位对其进行录像拍摄。笔者在观看安徽花鼓灯录像与代表性动作照片的基础上，理清了筛选的武术套路动作的名称、所属拳种、所用器械后，与筛选的安徽花鼓灯中鼓架子的规范的典型动作（以下简称“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进行对比分析。

2.1  “舞中寻武”的身体动作跨文化诠释

有“花鼓灯第一村”美誉的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冯嘴子村是原生态安徽花鼓灯的发源地，冯派安徽花鼓灯创始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FGP就出生在此地。其享有“花鼓灯活化石”等称号，冯派安徽花鼓灯可谓是安徽花鼓灯原生态传承的代表。为了选取安徽花鼓灯舞蹈中的典型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进行对比，笔者邀请了现安徽花鼓灯艺术团核心成员仅有的3对夫妻共同展示原生态安徽花鼓灯剧目并拍摄录像，同時展开参与式观察，并采用了PRA（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2]。

通过深度访谈得知，第六代冯派安徽花鼓灯传承人FKM生于安徽花鼓灯世家，与冯派安徽花鼓灯核心成员始终秉承安徽花鼓灯融合传承模式与机制，坚持了原生态相沿、动作形态相袭、民俗文化相传、记忆相续的传承方式[10]。无论从安徽花鼓灯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还是传承方式与传承理念，冯派安徽花鼓灯传承人FKM与其核心成员都原生态传承了安徽花鼓灯的特点。这是笔者分析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的历史渊源关系具有可信度和科学性的依据。

如图3所示，对安徽花鼓灯中鼓架子的典型动作与武术套路规范动作比对，可以从动作形态上明确断定安徽花鼓灯的鼓架子典型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之间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课题组将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还原于文化生态中，从文化结构的3个方面对二者动作的历史渊源进行比较与分析。

2.1.1  物态文化层：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所用部分器物与部分身体动作形态大同小异

筛选出的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与筛选出的武术套路动作不仅在动作形态上相似，而且在动作名称、服装款式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相似度。在从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筛选出的动作中，有一部分动作的命名是以飞鸟动作的形象化命名。例如：安徽花鼓灯中的“喜鹊登枝”动作与武术套路中的“燕式平衡”动作（如图3（e）所示）。从服装款式与使用器械上来看，二者也大致相似。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的服装用料均以中国丝绸为佳，安徽花鼓灯中的鼓架子的服装用色多以黄色、红色为主。虽然武术套路的服装颜色相对多种，但由于武术套路与安徽花鼓灯存在于相同的文化生态中，对服装颜色的文化内涵的诠释上具有较高的认同度。从使用器械上来看，安徽花鼓灯中的女性角色——兰花主要用的器械是手巾、扇子，男性角色主要用的器械是伞;而武术套路使用的器械较多，二者所用器械虽不同，但安徽花鼓灯的男性角色——鼓架子的甩伞动作与武术套路中的转身崩剑动作具有一致性，如图3（d）所示;安徽花鼓灯的甩鞭式动作与武术套路的牧羊鞭的甩鞭动作一致，如图3（b）所示;安徽花鼓灯的抽刀式动作与武术套路中刀术的抽刀式动作具有一致性，如图3（c）所示。

2.1.2  社会文化层：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的演练规则、演练礼仪与传承方式如出一辙

社会文化是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创造出来的规则体系，例如村规民约等[11]。在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和武术产生时，中国处于封建社会，一些节庆仪式成为武舞呈现的载体，并逐渐成为村规民约，具有了舞武融合发展的条件。首先，安徽花鼓灯的“抵灯”与武术的“打擂台”规则趋同，安徽花鼓灯的抵灯与武术打擂台的切磋都是以“点到为止”为规则。其次，安徽花鼓灯的表演礼仪与武术套路的竞赛礼仪也呈现出趋同性。例如，安徽花鼓灯的角色在表演前要行拱手礼。武术套路演练前须行抱拳礼。最后，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在传承上也有共性。例如，封建社会时期，“传男不传女”是安徽花鼓灯传承遵守的规则[12]，传承方式主要是师徒传授。武术套路的传承方式与安徽花鼓灯类似，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武术套路也存在“传男不传女”的规则，传承方式也是师徒传承。

2.1.3  精神文化层：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的审美观及传承人的社会价值观相差无几

首先，身体动作韵律的呈现是安徽花鼓灯和武术套路审美取向的体现，安徽花鼓灯和武术套路都形成了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统一的审美意趣。安徽花鼓灯中男性角色——鼓架子舞蹈动作的刚猛与女性角色——兰花的舞蹈动作的柔美是对阳刚与柔美的和谐完美展示。武术套路的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演练中的虚与实、动与静、快与慢不仅是对身体动作审美意趣的诠释，也是对《易经》中五行、八卦的解读。安徽花鼓灯因地理、历史渊源，受楚、越文化的影响，“倾拧”动作的审美特征在安徽花鼓灯动作和武术套路动作中有比较形象的体现。例如：甩伞、转身崩剑、小懈式、并步对拳（如图3（d）、（f）所示）。安徽花鼓灯的动作要与锣鼓点的轻重缓急协调一致。武术套路演练中的动作也要有韵律。由此可见，武术套路动作与安徽花鼓灯动作的刚柔和谐审美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的一些传承人在社会价值观方面也体现出了一致性。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武术人与花鼓灯艺人在竞赛与救国中都曾体现出了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与舍身救国的爱国情怀。而且曾有一部分习武者加入了安徽花鼓灯的队伍[13]，可以说这些安徽花鼓灯艺人与习武者在精神层面形成了互认，这也体现出了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在传承人方面的历史渊源。再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安徽花鼓灯艺人与武术传承人曾一起参加抗日队伍英勇牺牲[14]。综上可见，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在精神层面也存在渊源关系。

2.2  “武中寻舞”的身体动作跨文化诠释

通过“舞中寻武”已经从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中发现了武术套路动作的痕迹，并通过筛选出的安徽花鼓灯中带有武术套路动作形态与文化意蕴的典型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规范动作进行了跨文化比较，正向论证了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的动作的相关性。为了更科学地论证二者之间的历史渊源，课题组试图从反向“武中寻舞”揭示中国原生态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之间的关联。即由武英级运动员示范武术套路规范动作组合，根据与武术套路动作形态的相似度与动作蕴含的文化内涵分析辨识出安徽花鼓灯中的趋同动作。从而反向探讨武术套路动作与安徽花鼓灯动作的历史渊源。

武术套路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华武术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中为了顺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化和蜕变，研究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与武术套路之间的渊源关系，必须要从明清时期的武术拳种和现代武术来进行分析。为了科学地甄选与采集武术套路动作，课题组进一步对武术套路的本质属性与动作演练形式进行了综合分析。

“武术”一词虽然经历了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技击”、汉代的“武艺”、清末民初的“武术”与“国技”、20世纪30年代的“国术”，到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回歸“武术”的演变历程，但武术套路的本质属性与“功、套、用”一体化传承模式却一直沿袭至今[15]。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技击。而武术套路的主要演练形式为以功法、拳术、器械为主的单练、对练、集体演练。在充分考虑武术套路的本质属性、演练形式与规范动作的全面性、多元性和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特点的基础上，笔者邀请世界武术冠军KFH对武术功法、基本功、难度动作，以武术套路单练形式的拳术、刀术，对练形式的徒手对练组合进行了规范动作展示，并对其采用双机位摄像。课题组与KFH通过回放录像反复分析武术套路组合中的动作，最终挑选出武术套路传统武术动作中的功力举鼎，少林拳、长拳中的扑步拍地，基本功中的里合腿，基本功中的仰身平衡和腾空飞脚，徒手对练中的前扫腿与侧手翻、正蹬与后翻，刀术动作中的缠头刀、持刀前滚翻，以及鹰爪拳中的晨鹰展翅，共10个具有代表性的武术套路动作（如图4所示）。

安徽花鼓灯传承人FKM根据武术套路组合动作的录像与单个动作的照片，从原生态安徽花鼓灯经典剧目中提炼出与武术套路动作形态与动作轨迹类似的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最终从安徽花鼓灯的鼓架子群舞中选出象形仿生的雄鹰展翅、小花场中鼓架子的狮子大甩衣，盘鼓中为表现难度动作的扫堂旋扑虎、兔子蹬鹰，大、小花场中伞把子为调节气氛引场而做的前滚伞动作、骑马蹲裆式缠头伞岔伞动作，小花场中鼓架子为与兰花的柔美动作形成鲜明对比而表现阳刚之气的霸王举鼎、扑步拍地、里摆帘、二起脚，共10个典型动作与武术套路典型动作进行对比（如图4所示）。

虽然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在劲力与动作幅度上与武术套路典型动作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二者的动作形态与动作轨迹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与一致性。例如：武术套路基本功的里合腿与安徽花鼓灯中鼓架子的里摆帘、武术套路徒手对练中的前扫腿与侧手翻与安徽花鼓灯中鼓架子的扫堂旋扑虎、武术套路刀术中的缠头刀动作与安徽花鼓灯中鼓架子的骑马蹲裆式缠头伞岔伞动作，以上动作在动作轨迹上具有一致性，如图4（c）、（f）、（g）所示。从“武中寻舞”的反向对比可见，武术套路典型动作与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的活态融合演变的关联。除此之外，武术套路与安徽花鼓灯在表演程式与某些功能方面也具有相似性。从表演程式来看，武术套路和安徽花鼓灯在进场和退场时都行抱拳礼与拱手礼;从功能上来看，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都具有民俗性与娱乐性功能。

武术套路动作要体现出刚柔并济的身体律动，安徽花鼓灯中鼓架子的动作要体现出刚劲，并与兰花动作的柔美形成鲜明对比，达到刚柔并济的审美效果，两者在审美取向上具有一致性。从武术套路的仿生动作名称与仿生动作形态来看，武术套路象形拳中鹰爪拳的晨鹰展翅动作与安徽花鼓灯鼓架子群舞中的雄鹰展翅动作从动作名称到动作仿生都惟妙惟肖地体现了雄鹰的飞翔动作，如图4（j）所示。

3   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与武术套路身体动作融合的利弊辨析及启示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动作形态而言，还是从动作蕴含的意蕴而言，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都存在着互鉴的历史渊源。从历史学与文化学角度来看，二者的身体动作融合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厘清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与武术套路在身体动作方面的历史渊源，对当代武术套路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在身体动作方面的深度互鉴具有理论价值。

3.1  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融合之利

古代“武舞”的形成使武术的技击功能转向了祭祀与娱乐，一方面使武术进入了社会生活，并具有了更多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古代军事操练及作战前，以“武舞”来鼓舞战士的士气。在当代的武术套路中，对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的艺术化吸收，能增强武术套路动作的视觉美感，在武术套路动作中融入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中具有艺术性的优雅动作，能够使武术套路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而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对武术套路动作与竞技形式的借鉴，可在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中增加审美元素与文化元素，可使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艺术形式多样化。

3.2  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融合之弊

当代武术套路动作对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的艺术化吸收会弱化武术套路的技击性与文化独立性。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对武术套路动作的借鉴，一方面会影响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点线面一体的流畅性，另一方面对武术套路难度技击动作的吸收，会淡化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艺术性。

3.3  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融合的启示

在对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辨析武术套路动作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融合的利弊具有理论价值。武术套路动作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的融合要在坚持各自本质属性的前提下进行动作的互鉴与创新。无论是竞技武术套路还是传统武术，应在武术套路的攻防技击本质属性基础上，借鉴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的表现形式，使武术套路动作具有更高的艺术性。当代武术套路的发展要回归拳理评判模式，避免武术套路动作过度舞蹈化。而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对武术套路动作的艺术化融合与借鉴，要能充分体现武术套路动作的技击性与文化内涵，技击性的借鉴要在保留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原生态舞蹈动作本质属性的前提下，根据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中的角色与艺术表现形式进行动作融合。中国汉族民间舞蹈文化内涵的体现要根据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艺术特点与武术套路动作蕴含的文化内涵，创设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剧目主题，以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的融合诠释中国故事。

4   结束语

笔者认为，对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的溯源研究是一个具有理论价值的课题。本文分析的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代表性舞蹈——安徽花鼓灯中的典型动作的名称、动作形态、动作轨迹和审美取向与武术套路动作存在趨同性，武术套路演练礼仪、规则与传承模式与安徽花鼓灯相似。笔者认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存在历史渊源，两者存在“舞中有武”“武中存舞”的动作互鉴融合。本文对我国一些学者提出的“武舞同源”观点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佐证。对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历史渊源的深入分析，有助于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层面理清二者动作融合的历史源头，辨明二者动作融合的利弊，实现二者动作互鉴与融合的扬长避短。在保留武术套路动作的技击属性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的艺术性前提下，根据不同的目的，对二者的技术动作进行适度的传承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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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起源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发生了大范围的粮食危机，并进而导致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此次历史事件展开了详细的研究，最近更是有一批高质量的文献关注饥荒的长期影响。现有研究在大饥荒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规模，大饥荒爆发的核心区域，引起大饥荒的政策失误等方面已取得了共识。但在粮食征购的目的，公共食堂的重要性，饥荒的“选择效应”等方面还存在争议。因此，在关于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公共食堂对大饥荒的作用，大饥荒对之后制度演进的作用等几个方向上应继续深入探索。

关键词：粮食危机；大饥荒；人口

一、引言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比较中国与印度建国后的成就时曾指出，中国在解决持续性的营养不良方面远胜于印度，但是印度在1947年之后就成功避免了大范围饥荒，而新中国在建国后的第十年却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饥荒。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数据的限制，国内外学术界都没有关于中国这次粮食危机的研究，外界还只能从一些零星的传记或游记中看到一点端倪；1982年，中国政府对人口规模进行了一次高质量的普查，并于1983年公布了三普的数据，同时，还将1953年的一普和1964年的二普数据同期公开，这些普查数据的公开为国际学术界研究1959～1961年的大饥荒提供了基石，最早一批研究大多是人口学家对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规模的估计，这些研究文献较多，其估计的结果也令人震撼。第二阶段的研究转向解释大饥荒发生的原因，相比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规模的研究，学术界针对饥荒的发生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既有（部分）支持自然因素的，也有完全反对的观点；既有强调制度因素的，也有强调人为因素的。相对来说，这部分研究文献所取得的共识较少，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饥荒的发生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逐渐从不同方面还原饥荒发生时的事实。第三阶段的研究则不再强调饥荒本身，而是利用大饥荒来研究历史冲击的影响。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和人口三个方面，其中政治方面的研究则是探讨大饥荒如何改变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政治轨迹，如麦克法登认为大饥荒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制度方面的研究则将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些制度安排与20世纪60年代联系起来，如杨大利发现“包产到户”其实最早始发于20世纪60年代的“生产自救”。最近，关于饥荒对人口的长期影响方面的文献非常丰富，其出发点是要借助饥荒来研究“胎儿起源说”，即饥荒对胎儿或幼儿造成的营养不良是否对成年之后的表现有持续性影响。

本文将主要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既有的研究取得了哪些共识，这些共识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二是从规范性的角度来说，这些研究还存在哪些致命的缺陷或者逻辑上的不一致？三是关于大饥荒还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探讨、同时又是可行的？

二、取得的共识

1 饥荒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规模

从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来看（图1），除1959～1961年外，我国1949年至今的人口总数都保持了正的增长趋势，1961年的人口总数相对于1959年减少了1348万，这在正常年份是不可能出现的，因而这三年一定是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才导致如此规模巨大的人口损失。但是要想估计出准确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又是非常困难的。首先，只能获得各年年末的人口总数，而缺少年内各阶段的人口数据，那些在当年内出生又死亡的婴儿则无法体现在该数据中，因此实际的死亡人口肯定是大于1348万；其次，在1958年，为了动员群众的劳动热情，在“一五”期间发挥巨大作用的主要职能部门都“靠边站”，其中就包括统计部门，因此这些年份的统计数据也存在低报和漏报的问题。

不过，现有的研究并不是基于当年的统计数据，而是历次的人口普查数据，相对来说，普查数据的质量要好于统计数据，特别是1982年三普数据的质量一直被学术界认可。我们可以根据三普的人口数据，绘制出分年龄段的人口金字塔，从图2可以看出，在1982年，年龄在20～23岁间的人口占比是非常不正常的，19岁的男性占比为1.36%，20岁的男性占比急剧下降至0.77%，女性占比则从1.37%下降至0.79%，一直到24岁人口的占比才逐渐回归正常，1982年的20～23岁人口对应的是1959～1962年间出生的。利用年度统计数据估计人口损失规模势必存在低估的风险，因而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基于三普的人口数据，测算出各年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再通过其他方法推算各年的正常死亡人数，最后汇总得到非正常死亡人数。虽然这些研究的基本数据是类似的，不过由于对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方法不同，导致实际的估计结果相差甚远，如蒋正华和李南估计的数据为1700万人，Peng估计的结果为2300万人，还有一些研究估计的结果高达4300万人，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文献都基本接受Ashton估计的3000万人的人口损失规模。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一份由历史学家曹树基所做的研究，他的估计方法与前述研究不同，他采用的数据来源是各地方志中的《人口志》，这些资料中记载了当地历年的人口数，相对来说，地方志中记载的数据比政府公布的数据更可信，因此将地方志与人口普查的数据相结合得到的估计结果也更科学，最终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人，与既有的文献估计相差不远，这也说明3000万人左右的人口损失规模是一个相对可信的估计结果。从历史维度来看，虽然中国大饥荒造成绝对的人口损失规模是最大的，但相对规模（即超额死亡率）仅为4%～5%，远低于1846年爱尔兰大饥荒（12%）和1975年的柬埔寨饥荒（11%）。

2 饥荒爆发的核心区域

人类历史上的饥荒基本都不是全覆盖的，一般都会有部分群体是可以免受饥荒的冲击，这正如森在他著名的“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理论中所说：“饥饿是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相比于森所提及的饥荒，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的覆盖面相对更广，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和地区，我们很难找到某个省份完全没有饥饿的案例，但是森所阐述的基本含义在中国还是成立的，即中国大饥荒相对更加集中在某些地区，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有饥饿，还不至于造成非正常死亡。

首先，中国大饥荒集中于农村。这一现象最早在林毅夫和杨涛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得到了详细的论证，他们发现如果一个省份的城市人口比重越高，这个省的死亡率将越低，他们将这个现象的原因归结于“城市偏向”的粮食分配政策。如果从跨省比较来看也能得到类似的结论，由于各省的自然条件和卫生条件不同，我们在跨省对比中要剔除这种地区间的初始差异。1956年相对来说是一个正常年份，将饥荒年份的死亡率变动与1956年对比便可以得出各地的饥荒严重程度，其中，上海的死亡率仅从1956年的6.6‰上升到1959年的7.8‰，上升幅度仅为18.2%，而同期四川和安徽的死亡率上升幅度超过3倍。实际上，京津沪辽四个地区几乎都没有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

其次，即使在一个省内部，饥荒也主要集中于粮食主产区。这一点与历史上的饥荒都不相同，在其他国家发生的饥荒中，遭受冲击最大的一般都是与粮食生产较远的群体，如渔民或者牧民。这些群体需要用自己的产品来交换粮食，一旦粮食价格出现波动，他们就会受到影响，而种植粮食的农民至少可以保证自己衣食无忧。在曹树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依次为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和山东，这五个省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之和高达2296万人，占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的71%，众所周知的是，这几个省份都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其粮食产量之和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7.1%（1957年），四川更是有“天府之国”的美称。我们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省份的非粮食作物越多的话，饥荒的影响越小，这说明种植粮食的地区经历了更严重的饥荒；Meng等人的研究则发现，在饥荒开始的1959年出现了逆转效应，即粮食产出与死亡率居然是正相关关系。

3 政策失误是重要因素

有关中国大饥荒的一个重要解释是天气因素，如1958年出现的洪涝与干旱较往年更厉害，利用陕西华山上的树的年轮发现，1958年的降雨量显著低于前后一些年份。不过，即使天气出现不正常，也不至于成为决定粮食减产和粮食危机的核心因素。首先，官方说法经历的一系列演变说明天气不是主因，最早将大饥荒的那几年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强调自然因素，后来则改为“三年困难时期”，只强调粮食危机，不再对根源性因素下定论。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则认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政策失误才是主要因素。其次，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之间的地理、气候条件都不尽相同，从来没有出现过哪次自然灾害能够影响全国，这种异质性的地域恰好类似于一种保险机制，一旦某些地区遭受灾害，其他地区只要维持正常产出就足以对这些地方施以援助，反之亦然，因此即使出现了局部的自然灾害，这种灾害也很难演变成大范围的人口死亡。

政策失误首先体现在征了“过头粮”。农民在交完政府的征购粮后，剩余的粮食不足以维持生存，因此遭受了饥荒，这才出现中国大饥荒集中在粮食主产区的现象。Berstein在1984年发表的论文中认为，征购率的上升是政府将资源从农村抽调到城市的一个具体表现，但是过高的征购率与粮食减产一起导致了大饥荒的出现。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收购量占产量的比重（即征购率）在1959年达到了39.7%的历史最高点，1960年依然维持在35.6%，看上去征购率的上升与饥荒的爆发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见表1），但是单纯观察征购率的变动会造成误解，这是因为征购率是由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一是征购量，虽然1959年的征购量比其他年份多，但是相比于1954年也仅多出33%，而1960年的征购量与1954年相差无几；二是产量本身，1959年征购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产量的突然下降，当年的粮食产量相比上一年下降了15%。因此对征购率上升的解释则进一步演化为两个问题：一是粮食产量为何下降？二是当粮食产量下降的时候，粮食征购为何还要增加？

1990年林毅夫在其一篇影响力较大的论文中解释了粮食产量下降原因。他发现中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整个计划经济年代都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有所上升，他认为在1958年实施的人民公社制度导致农民丧失“退社权”是根本原因。人民公社与之前的互助组和初级社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是强制参与，而后两者是允许自由退出的，林毅夫认为这种自由的退社权避免了搭便车的行为，因为农业生产过程很难得到有效的监督，无法判断一个组员是否在劳动过程中偷懒，最好的判断方法则是事后评估，当参与合作的收益大于单干时，则可以判断组员没有偷懒。另一方面，那些偷懒的组员则会受到其他组员退社的威胁，偷懒组员会发现合作的收益大于单干，因此也不会偷懒；但是人民公社剥夺了组员的退社权，偷懒的组员面临的威胁解除，自然会偷懒，而那些勤快的组员也很快发现被搭便车，因此也会偷懒，这样整个农业生产就会“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自然低下。

在粮食产量下降的同时，征购量却在上升，这与统购统销的“非调整性”相关。在“一五”期间，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中在粮食购销方面，最早实施的是“计划收购”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于余粮征集制，要求农民将剩余的粮食全部低价卖给国家，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普遍的抵制，因此在1955年改为“三定”制度，即定产、定购、定销，“三定”制度的逻辑链条首先是要定产，即根据前一年各地的产量预计当年的粮食产量，接着按一定的征购率制定征购量，最后根据征购的粮食来对特定的人群分配粮食。“三定”政策的好处是可以避免粮食产出波动对国家宏观计划的影响，也规避了农民隐瞒粮食产量的影响，因此在正常年份是一个非常有效、低成本的粮食征集制度。但是，“三定”制度有两个致命的缺陷，首先，无法对产出波动做出调整，由于定产的基础是依据往年产量，因此即使当年粮食减产，上级政府也很难甄别到底是真实减产还是农民瞒产；其次，“三定”的具体实施过程与逻辑链条是完全相反的，由于上级政府无法摸清农业的真实产出，因此最直接的方法是以销定产，即首先根据工业和城市的需要制定出下年的粮食征购量，再按照合适的征购率反推出下年的粮食产量。统购统销制度的这种非调整性与当时的政治氛围结合在一起，使得底层的粮食减产信息无法有效传递到决策层，粮食征购任务才逐渐增加，再加上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对粮食的处置权，最终才导致种粮农民承担了粮食减产的全部风险和后果。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粮食征购的目的

很多文献都将大饥荒归结于粮食的过度征购，但对于粮食征购的目的却没有一致的结论。最早是林毅夫和杨涛认为建国之后的城市偏向体系导致了粮食的过度征购，他们撰文指出统购统销制度是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进而可以在低工资的条件下推进重工业发展战略，并且保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不下降，以获得城市居民对新政府的支持。但是，如果我们将研究视野稍稍拉长点，就会发现城市偏向的说法不足以解释1959和1960年的粮食高征购，如图3所示，左轴是城市人口数量，右轴是粮食征购数量，可以看出在1953～1959年间，粮食的征购量确实与城市人口的走势是一致的，这就是城市偏向所指出的高征购的原因，但是在1960年之后，粮食的征购量开始下降，城市人口规模却没有同幅度下降，即使我们将粮食进出口的数据囊括进来，这个矛盾依然存在，并且1964年之后的城市人口规模逐渐增加，但是粮食征购量却再也没有超过1959年的水平。这说明1960年之后的低征购能够维持规模庞大的城市人口，那么之前的高征购就不是出于照顾城市人口的考虑。

关于粮食征购的第二个主要的说法是政治因素，例如Yang在1996年发现党员越少的地区，其粮食征购率越高，而Kung和Lin在2003年发现解放时间越晚的地区征购率越高，其背后的解释是，党员越少、解放时间越晚的地区，在解放前更可能是苏区，因此这些地区的领导在解放后有动机来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度，而征购粮食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发送机制。最近，Kung和Chen发现粮食征购与官员级别密切相关，例如，地方一把手是中央候补委员的在征购粮食时要比中央委员更为激进，原因是这些官员可以通过粮食征购行为体现自己的能力和忠诚，进而获得政治晋升。

但是，所有将粮食征购与政治因素联系起来的文献都与实际数据不一致。如果中央高层对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是粮食征购的话，比如需要在粮食种植区征购粮食支援京津沪辽，那么在1959年粮食征购量巨幅增加的同时，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粮食的跨省调拨也在显著增加。但从图4可以看出，1959年粮食的跨省调拨为205亿斤，仅比1957年高出48亿斤，而同期的粮食征购量却增加了342亿斤，并且1959年新增的跨省调拨主要用于出口，而不是用于支援国内城市地区。这些数据实际上揭示了另一个层面的核心问题，即粮食高征购并没有用于支援其他省份，而是直接用于省内消费，因此，粮食的高征购也与政治因素没有直接关联。

2 公共食堂的重要性

公共食堂是用来解释大饥荒爆发的一个重要假说，这一解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机制，一是公共食堂类似于经济学上的“公地悲剧”，公共食堂在创立初期倡导“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因此每一个人都会在公共食堂中吃掉远超过在自己家吃掉的食物，在食物还不是非常丰裕的20世纪，这种过度消费很快就导致了青黄不接，于是有的地方甚至在1958年秋冬就有小面积的粮食危机出现；另一个机制是公共食堂对生产激励造成了负面影响，由于废除了私人厨房，在公共食堂中就必然会出现吃“大锅饭”的状况，干多干少一个样，因此出工不出力的事情就很自然了。

但是，既有的关于公共食堂的研究没能为这个假说提供充足的证据。首先，数据存在巨大缺陷，现有的所有关于公共食堂的研究都是基于Yang在1996年出版的书，这个数据的覆盖范围非常不全面，只有1958和1959年的数据，并且1958年只涵盖了极少数的几个省份，大多数省份的数据是缺失的。基于如此缺陷数据的研究很难回避一些问题，如公共食堂本身就代表了一个省份的激进程度，例如河南和四川的公共食堂参与率最高，而这些地区同样是被广为诟病的激进地区，即使我们在统计数据上看到公共食堂与死亡率正相关，也很难将其与政治激进等分离开。其次，地方档案资料显示出了公共食堂与统计数据的不一致。公共食堂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既没有一哄而上，也没有出现巨大浪费，一些存续的公共食堂在日常的消费中也是精打细算的，并不是粗放式的管理；而其他一些公共食堂发现难以为继时，就没有实质性地执行下去，很多地方的公共食堂都是名存实亡的。因此，正是由于统计数据和地方资料所揭示的缺陷不一致，使得我们要非常谨慎地解读公共食堂在大饥荒中的真实作用。

3 饥荒的“选择效应”

在健康经济学领域，巨大的营养冲击一般都认为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婴幼儿期间所遭受的营养不良，影响将持续到成年之后的身体素质和成就。因此，强化婴幼儿阶段、甚至胎儿阶段的营养干预的公共政策就非常重要。但是，处于伦理的考虑，这类研究一般都无法采用随机干预的实验来获得直接的证据，因此经济学家们一般都倾向于采用政策冲击的自然实验，其中大饥荒就是一种非常有利的研究契机。

中国大饥荒由于其广覆盖的特点，使得饥荒的冲击几乎是普遍的，并且同时人口流动性很差，保证了历史数据与真实的微观冲击相吻合。一些研究利用回溯性的调查，如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该数据既涵盖了调查对象的各种身体特征，同时也能够获得调查对象的出生年月和地点，再将身体健康特征与其对应的饥荒冲击相匹配，就可以通过对比群体（Cohort）的健康差异估计出饥荒的影响。Chen和Zhou在2007年的研究中发现，在饥荒期间出生的小孩，其成年后的身高要比饥荒前和饥荒后出生的小孩矮3.03厘米；另外一些其他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能解决饥荒对群体的选择效应，即这些研究的结论都存在低估的风险。首先，不同群体之间遭受的饥荒风险是不同的，比如家庭富裕、社会地位高的人群遭受的影响较小，其在饥荒年份的婴儿出生几乎不受影响；其次，不同群体对饥荒的抵抗能力不同，饥荒倾向于首先淘汰身体条件差的婴儿，因而从饥荒中存活下来的小孩的基因条件要优于正常年份出生的小孩。当我们在研究中横向对比不同年份出生的小孩的身高时，实际上这些群体之间是不同质的，相对来说饥荒年份出生的小孩的基因要更好，假设饥荒只对营养条件产生影响，而不会直接杀死新生婴儿，那么饥荒年份出生的小孩的身高应该比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要更低。但实际上，饥荒不仅直接杀死新生婴儿，甚至那些身体素质差的父母的受孕概率也更低。

四、研究展望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由于资料和方法的限制，取得的共识还非常有限，并且随着经历过大饥荒并且存活下来的群体的年龄逐渐增大，回溯性的调查也将面临样本缺失问题。不过，在另一方面也有积极的进展，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档案资料逐渐公开，其中有关粮食的内部统计资料在近些年也可以通过一些渠道获得，这些新增的资料对于研究大饥荒期间的粮食购销非常有帮助。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原农牧渔业部出版了一部《农业经济资料》，其中就详细记载了各省的粮食征购、调拨和销售数据，并且同时各省粮食局也相应出版了本省内部的粮食统计资料，后者的记载更加微观和丰富，但由于出版初期被设定为“机密”，现在还存放在各地的档案馆中，我所熟识的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正在想办法将各省的粮食统计资料收集完整。这些资料的收集难度较大，但也会极大地推动中国大饥荒的研究。此外，在具体的研究方向上，以下几个方向是值得继续深入探索的。

首先是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这里的影响应该远不止既有文献上所提及的身高，而应该包括疾病、生理健康和社会成就等方面，其中经历过大饥荒的人群，其患肥胖、心血管疾病等的概率更大，并且程令国和张晔的研究还发现大饥荒经历会增加该群体的储蓄动机，诸如此类的影响应该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进一步的还应该研究饥荒的影响在时间上的演变，如果发现饥荒的影响随时间越来越明显，那就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公共政策。从时间维度上来说，现有的文献集中于研究饥荒的当代效应，即经历过饥荒人群自身的影响，实际上饥荒的影响可能持续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因此研究饥荒的跨代影响也是一个重要方向。不过，所有这些研究方向都要解决饥荒的选择性问题，该问题的解决本身也是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次是公共食堂对大饥荒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说，现有的关于大饥荒中公共食堂的角色存在很大的争论，直观的逻辑推演和零星的档案记载不一致。未来在地方档案资料进一步公开之后，这方面的研究有望得到拓展，一是可以详细剖析公共食堂中的食物分配情况，从中得到更微观的证据，二是可以从统计上分析公共食堂在实际中的执行情况，三是可以研究公共食堂的废止是否与大饥荒的终结有必然关联。

最后是大饥荒对之后的制度演进的作用。例如，Yang曾经在他的书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包产到户其实最早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生产自救”，他发现那些曾经经历过严重饥荒的地区，后来也更加积极地推行包产到户。同样，在公共财政学领域中熟知的财政分权，如20世纪80年代的“分灶吃饭”对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起到了巨大作用，而新中国的第一次财政分权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曾经“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乡镇企业，其最初的模式也是“大跃进”期间的社队企业。因此，大跃进和大饥荒完全更改了之后制度的演进路径，而现有的这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责任编辑：蔡强

哲学起源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高等院校的一门基础公共数学课程。由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自身的特点及专业相关性问题，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内容抽象难懂，教学方式单一，考核方式比较传统等。本文结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模式，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希望能够增强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关键词：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问题 对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大量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的一门数学学科，由于它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工农业生产、保险、金融、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在高等学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各个相关专业必修的一门数学课程，是学生学习后续相关专业课程的重要工具。但是它的思想方法与学生以前接触的任何一门数学课程都不一样，以及不同专业知识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相关性不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一直是学生普遍认为比较难学的数学课程，因此在学习中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怎样在较短时间内让学生了解并掌握这门课的主要内容及精髓，是众多教学工作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笔者结合近几年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实践，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和思索。

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内容比较抽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存在很多抽象概念和定理证明，这部分内容对于理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理论知识及其应用有重要意义。对于数学功底较差，所学专业与随机现象关系不大的同学来说，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学习兴趣不高。

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范式不足

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常见的教学方式是板书和多媒体课件教学。但是教学过程中以教师讲为主，多媒体课件展示速度快，老师跟学生的交流比较少，学生在课堂上有时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导致课堂乏味，而且学生学习时仍是被动接受，不能有效增强教学效果。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考核方式不够合理

目前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考核方式主要以期末考试为主。因为我校考核方式是平时成绩占30%，期末成绩占70%，而期末考试又是考一些机械题目，所以平时学生不学习，等到快考试时突击一下。这种考核方式只能重点考核学生对书本知识的记忆和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

二、强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效果的对策

1.引入生活范例，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概率统计思想

任何一门课程的学习都需要了解它的发展史。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结合学习内容让学生课后阅读一些有关概率统计起源的典故，如赌博与概率、女士品茶等，培养学生概率统计的文化思想。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是方法论的学科，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把课堂教学和实际应用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将所举案例与学生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更容易吸引学生，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应用具体概率统计方法，进而加深对概率统计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可以鼓励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融入数学建模思想，培养学生数学建模能力。通过学生自己的调查、讨论，激活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实际中灵活运用概率统计思想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改革概率统计的教学方法

改革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方法，首先，精心设计教学，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结合我校实际，地方性本科院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课时相对较少，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对较差，教学时老师往往一味想着把内容讲授完，这种“赶”教学的方式往往适得其反，因此应根据教学内容特点及学生相关专业，适当删减教学内容，精心组织，科学设计，从应用角度出发，处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的数学问题，注重学生的亲身实践，用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展开教学，在教学中传授概率统计思想和方法，把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教学内容的主线。其次，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引用问题研讨式教学方法，将学生分成不同学习小组，对于一个具体问题集思广益，进行思想碰撞。在各个小组中，同学们可以结合自身优点分担不同工作，有助于开拓他们的思路，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提高自身能力。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内容一般分两部分，概率论是基础，数理统计是在概率论基础上的推断应用。因此数理统计部分更注重实际问题解决，教学过程中牵涉大量繁杂的公式和繁琐的计算，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利用相关统计软件展开实验教学，让学生了解统计软件带来的便捷。因此在有限的学时内，不仅要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理论知识，还要增设上机实验课，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同时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3.改革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考核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应用应该贯穿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整个学习过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考核应该体现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而不是单一地依靠期末成绩。因此，结合我校提出的“F+S”（Formative assessment + Summative assessment）考核方式，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F”考核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实际给学生提出具体任务。如在概率论的古典概率教学中让学生自己验证彩票的中奖概率，然后自己归纳抽象出古典概率模型，将建模思想自然融入教学。在数理统计教学中，针对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一次调查问卷设计，并对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写出调查报告，这种考核比卷面式考核方式更能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考核理论知识的同时，可以结合统计软件进行上机考核。考核时要革新题型，考核重点应该由原来单纯的考概念、公式、定理等转变为考核学生对于各种概率统计方法、基本思想的掌握情况；给出实际问题的背景，考核学生如何利用所学统计分析方法解决问题，对结果分析的解释程度等。

三、结语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必然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及考核方式的改进，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兴趣。当然，好的教学效果离不开教师自身好的知识储备，对学科前沿知识的了解，同时应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总之，增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效果，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思想和方法，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工作者不懈的追求。

参考文献：

[1]魏宗舒.概率论与数理统计[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2.

[2]李秀珍，黄春光，定红光.关于工科“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改革[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4，4（30）：66-67.

[3]郭双建.高等数学教学改革浅析[J].读与写杂志，2014，2（11）：41-44.

[4]吴度志，但琦，吴松林等.培养工科研究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数理统计教学研究[J].中国电力研究，2014，5：150-151.

[5]陈俊英，曾浩宇.概率统计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实践[J].科教文汇，2014，1：55-56.

基金项目：[毕节学院教改项目（编号：JG2013037）]

哲学起源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英国体育发展模式在新工党“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理念上，体育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投资，用于培养积极公民，政府发展体育的策略转变为支持社会自治和强调与民间组织合作。实践方面，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以政府机构改革和支持民间组织发展为前提，其主要内容包括政策平等协商、组织协调配合、政府契约购买和鼓励志愿者服务。当代英国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一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改革，其经验对中国体育改革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体育发展；发展模式；民间组织；英国

1996年，英国从亚特兰大奥运会回家时只带回了1枚金牌和一颗受伤的民族心。16年后，通过从国家彩票获得充裕的资金和如机器般精密的运作机构，英国奥运代表队已经焕然一新[1]。这种论述将英国体育重新崛起归结为资金和技术，但问题也可能是：仅仅依靠资金和技术，英国体育真的能够重新崛起吗？

更为深入地分析应该从英国体育发展的制度层面加以解释。1997年新工党上台执政，以“第三条道路”在英国全面推行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英国体育发展模式由此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英国政府将民间组织确定为实现英国体育现代化的重要合作伙伴，并与民间组织展开了全面的合作实践。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英国体育发展不仅摆脱了公平与效率两难的困境，还找到了一条从精英体育到大众体育重新引领世界的新路。

1 当代英国体育发展模式转变的原因

英国作为现代体育运动的起源地，其体育发展模式首先是由民间组织建立起来的。在19世纪，通过志愿体育俱乐部和成立全国性管理机构（以下简称NGB），形成了有组织的体育活动[2]。从1880—1930年，英国正式成立了67个NGB[3]。这些NGB起初树立起规则、精神和纪律，监督组织之间的竞争；随后开始培训国家队，关注教练员的培养；再后来行动于赞助和特定的主题。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了应对由“经济大萧条”而引起的社会危机，政府开始干预体育发展。当时英国最大的体育民间组织CCPR，1937年被纳入政府管理。战争期间，政府通过CCPR将200万英镑用于体育设施建设来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战后，随着英国成为福利国家，英国体育政策明确服务于全民体育。政府迅速修建运动和休闲公共场所，并优先为儿童、老人、妇女等弱势群体提供运动和休闲的机会[4]，然而政府干预体育发展的后果是公共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速度，政府标准化的服务引起了中产阶级普遍的不满。以至于后来有人评论：“这种为所有人提供运动和休闲机会政策的目标被证明是远远不会因为政府的干预而实现的。”[5]

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保守党政府开始寻求公共部门活动私有化，将国家福利从政府中分离出来。国家福利的市场供给加速了私人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增长，也导致了社会公平的丧失。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生在英格兰内陆城市的暴乱深刻地影响了当时英国的体育政策，为了应对社会动荡，政府将体育政策的重点转移到了缓解娱乐的不利因素和培育社区发展[6]。在这种背景下，社区体育计划由职业俱乐部建立起来，但职业俱乐部随后不断增加的商业行为混淆了这项计划的社区责任，最后职业俱乐部丧失了社区责任而只对股东负责[7]。

政府干预体育发展，在一定程度实现了体育机会的平等，但付出了降低效率的代价；通过市场来对体育机会再分配，虽然提高了效率，却牺牲了社会公平。因此，20世纪90年代保守党执政后期，兼顾公平和效率改革成为了广泛的社会共识。1997年，以布莱尔为首的新工党上台执政，以“第三条道路”作为施政纲领，在英国全面推行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第三条道路”强调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认为公共服务供给不应该局限于国家或私人，还应当依靠社区、民间组织和家庭等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在这种新的政治理性下，政府选择与民间组织合作成为实现英国体育发展现代化的一种战略，英国体育发展模式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转变。

2 当代英国体育发展模式理念的转变

2.1 从社会福利到社会投资

在福利国家中，体育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福利主要用来增进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联系，应对公民可能出现的疾病风险。“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倡导者吉登斯[8]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能仅限于扶困济贫的消极作用，而应当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投资，用于开发国家的人力资源。”在新工党社会投资政策指引下，体育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投资被用在了健康、教育、抑制犯罪、社会包容、社会凝聚和公民权利等领域。政府认为这些领域利益的获得可以简单明了地用体育参与率来阐述，提出每年要增加1%的体育参与率，到2020年实现全国70%的人口每周参加5×30 min适度的身体运动[9]。着眼于开发国家未来人力资源，培养儿童和青少年成为体育发展政策的优先目标，英国体育发展的理论模型也由传统体育发展连续体转变为积极框架[10]。相比传统连续体模型遵循体育能力从低到高的发展顺序，积极框架模型强调学习的作用，即以学校体育为基础，通过提供从社区体育到精英体育不同层次持续不断的培训机会，来使公民获得相应的体育能力，从而使公民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各个层次的体育活动中去。

体育发展成为社会投资的优势在于：第一，国家对体育发展的投入不再是单纯“输血”，还要积极“造血”。中央政府在体育运动上每1英镑的财政投入，将产生5英镑的税收[11]。第二，通过体育发展来增加国家的社会资本。在贫困地区的青少年足球项目中，每投入1英镑将会使当地社区通过减少青少年团伙暴力而产生7英镑的价值[12]。第三，通过体育发展减少国家在其它社会领域的投入。英国每年在控制国民肥胖问题上的直接花费为49亿英镑，如果肥胖不被有效控制，这一数字将会在2050年翻番[13]。总之，社会投资将体育发展的社会与经济成分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了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2.2 从政府掌控到社会自治

政府管理体育的方式是随着政府与体育公共服务的关系不断变化。公共服务国有化时期，由于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国家干预政策，导致了政府对体育公共服务领域的直接管理；公共服务市场化时期，政府通过强制性竞标等手段将体育公共服务推向市场，保持着对体育公共服务市场的权威管制。新工党执政后，虽然延续了保守党市场化改革的部分政策，但与保守党不同的是政府并不寻求管理社会本身，而是通过支持个人与公共机构的自我管理来与政府的目标保持一致[14]。

尽管中央政府在体育发展中依然保持着主导地位，控制着议事日程和寻求相应影响其它组织的行为[15]，但政府更主张通过支持社会自治来实现公共体育管理。政府实行社会自治的基本原则是权利与责任的对等。如果民间组织被证明既能实现政府的目标，又能很好地从最基础到最高水平去发展他们的运动项目，将获得更多的政府合同；如果民间组织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将被重新审查[16]。在管理方法上，政府通过运用审计、标杆学习、公共服务协议、目标设定、绩效评价和测量等一系列新的公共管理技术，来确保民间组织实现自我管理以及对它们的自我管理进行反思性监控。

2.3 从相互限制到伙伴合作

单一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使得公共服务各供给主体之间处于相互限制的状态，不能形成合力。公共服务国有化时期，政府直接成为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以至于“在那一时期，民众都感觉不到文体休闲民间组织的存在”[17]；公共服务市场化时期，公开市场招标使得政府和民间组织成为竞争对手，然而与私人组织相比，这两者都没有效率上的优势。在1988年中央政府将强制性竞标实施到地方运动与娱乐设施维护后的3个月，约77%的合同被私人企业获得[18]。

与保守党只强调市场竞争和服务质量不同的是，新工党倾向于通过政府、私人部门、民间组织和公民建立伙伴关系和战略同盟联合提供公共服务。除了继续发挥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作用，新工党将注意力扩展到了社会这一层面上，把民间组织看作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以及“关系紧密的家庭和受明智政府支持的公共机构”[19]。与政府采取亲民间组织政治立场一致的是，英国体育决策部门也意识到，“从地方俱乐部到NGB的民间组织，提供着大量非高水平表演的体育参与机会，也是一个所有水平体育运动关键性的提供平台”[9]，将民间组织确定为实现英国体育发展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部门，并与民间组织展开了全面的合作实践。

3 当代英国体育发展模式转变的实践

3.1 政府机构改革

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政府职能部门的调整，塑造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20世纪90年代末期，英国政府对体育职能部门进行了一场以决策与执行分开为核心的机构改革，其具体措施是在文化、传媒和体育部（DCMS）中设立由高级公务员组成的政策司来负责体育相关政策的咨询和制定，将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和英格兰体育理事会（Sport England）等非政府公共管理机构（NDPB）确定为体育政策的执行机构。DCMS对执行机构实施合同管理、计划管理和政务公开；执行机构实行首席执行官负责制，在机构编制、人事管理和财务等方面具有极大自主权。

实施决策与执行分开对于政府转变职能与民间组织合作起到了重要的前提作用：第一，政府职能范围发生退缩。政府只负责于决策、调控和监督，具体管理和服务事务被推向了政府以外的社会部门，从而为民间组织进入体育公共服务领域提供了活动空间。第二，政府管理方式发生改变。通过将管理和服务外部化，政府管理由行政管理方式转变为市场管理方式。第三，政府行政效率得到提高。决策机构只集中精力于政策制定，不负责具体事务；执行机构只集中精力于执行政策，不负责决策事务。这样既充分发挥了两者功能优势，又有效避免了双方职责不清。

3.2 支持民间组织发展

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不仅需要政府自身改革，还需要政府支持民间组织发展。1998年，英国政府与民间组织签订了《政府与志愿组织和社区组织关系框架协议》[19]。该文件明确指出，政府依法支持民间组织享有独立性，并在鼓励志愿者精神、支持和资助民间组织活动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双方签署这份文件的意义在于，不仅正式确立了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明确了双方合作的基本原则，还为政府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提供了类似法律的依据。

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积极活动的民间组织部门，政府通过多项措施来支持民间组织发展。其一，法律支持。政府通过制定和修改《社区公司条例》、《慈善用途法》等多项法律扩大了民间组织的自主权，创立了社区公司和慈善公司两种全新的民间组织形式，明确了发展业余体育属于慈善事业。其二，政策支持。政府在内阁中设立第三部门办公室来全面负责协调所有对民间组织的政策，并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将社区体育项目从职业俱乐部中分离出来，转化为独立的民间组织。在2006年，社区足球项目被注册为慈善组织已经成为一种趋势[20]。其三，资金支持。增加对民间组织投资从始至终是新工党执政期间一个主要特征，政府资金占到了慈善组织全部收入的34.5%，成为民间组织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21]。

3.3 政策平等协商（决策合作）

政策协商的目的是通过平等对话来促进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有效产生，从而使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得到满足。为了形成政策协商，英国政府公开承诺：在拟定任何与民间组织有关的政策、法律时，要向民间组织提出公开协商咨询的时间表；协商咨询时要充分考虑有关各方面意见[22]。虽然该承诺并没有形成正式的法律文件，但已经成为了具体指导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制定涉及体育公共政策时的工作指南。

体育政策的决策权还紧紧地抓在中央政府手中，政府设立了一个由DCMS和4大行政区体育部长组成的“体育内阁”负责体育发展的宏观政策，但民间组织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已经广泛地参与到体育发展各个层次的政策协商中。CCPR（现更名为运动和娱乐联盟）作为英国运动与休闲业的行业协会在其中起到了一个关键的桥梁作用。该组织代表着全英320个体育民间组织和15 000家体育俱乐部，在与政府涉及体育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负责向政府表达民间组织最新的政策立场和意见，维护民间组织的合法权益和向民间组织进行政策解释，还通过在议会和政党会议的积极活动中，影响涉及体育发展的立法。通过政策平等协商，政府与民间组织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利益协调机制，加深了双方合作的互信和互利。

3.4 组织协调配合（管理合作）

由于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内部结构、运行方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有着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双方在公共服务管理中各司其职和相互配合，可以实现功能优势互补。以英国社区体育系统[23]为例，DCMS和Sport England的主要职责是对全国社区体育发展进行指导和评估，投入政府财政和彩票资金；地方体育伙伴（CSP）作为整个社区体育组织系统实现每年增加1%体育参与率和社会利益的中枢机构，主要职责是对地方社区体育发展进行战略决策、部门协调、计划制定、绩效测量、市场营销和信息交流；由NGB、地方政府和学校体育伙伴等在地方社区的分支机构所构成的社区体育网络，主要职责是对地方社区体育倡议进行分类、识别和投资，增加体育参与的能力建设；由俱乐部、教练和志愿者所组成的基层主要职责是将当地社区的体育机会提供给当地居民。

政府与民间组织在社区体育管理中的协调配合，不仅保障了社区体育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实现了社区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资金提供上，绝大多数社区体育倡议得到了资助，这些资金地方政府承担了其中的多数，其余部分直接来源于中央政府和间接来源于民间组织[10]。在场地提供上，地方政府和教育机构为社区体育俱乐部提供了一半的运动场地，其中的73%是以租赁的方式提供给社区体育俱乐部[24]。在技能提供上，社区体育俱乐部不仅为其成员提供服务，还通过CSP与社区内的中学、小学联系起来，为青少年参与更多的体育项目提供机会。

3.5 体育公共服务政府契约购买（服务合作）

毫无疑问，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直接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可以通过其他部门来间接提供公共服务。2010年英国中央政府在运动和娱乐方面的花费为21亿英镑[25]；地方政府每年花费在运动和休闲领域的资金约为19亿英镑[26]。这些政府财政和彩票资金有相当部分是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签定公共服务购买契约，由民间组织来代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

政府契约购买表明英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发生了转变，政府成为资金提供者、执行机构成为绩效评估者和民间组织成为公共服务提供者。以DCMS、执行机构（UK Sport和Sport England）和NGB之间的服务合作为例，DCMS向执行机构投入资金并授权分配资金，执行机构根据DCMS的发展战略制定项目计划，NGB在项目计划申请成功后与执行机构签订项目合同。为了保证资金使用的有效性，执行机构会对NGB从资金发放到获得回报持续不断地进行评估，以此决定未来资金投入；为了保证资金分配的公平性，执行机构设立了公开基金项目，目的是使小型NGB更容易获得资助；为了保证资金使用的透明性，执行机构要求NGB定期公布财务审计报告，并接受政府和公众的审查。政府契约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优点在于，既通过市场机制避免了由政府直接提供导致的低效，又通过民间组织的志愿精神维护了社会公平，从而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兼顾。

3.6 鼓励志愿者服务（倡导合作）

一直以来，志愿者服务作为最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对英国体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从最重大的体育赛事到最基层的社区体育活动，各种体育事件都离不开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从董事会成员，到教练员、管理者、资金募集者、监督者、运动伙伴和记分员等，各种体育组织都依赖于志愿者来开展活动。在英国，平均每个社区体育俱乐部有20个志愿者成员，只有1个是接受薪酬的成员[24]。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充分认识到鼓励志愿者服务的重要性，通过积极倡导来弘扬志愿者精神、增加志愿者人数、增强志愿者服务技能。政府各个有关部门每年都通过与民间组织合作，推出各式各样的志愿者计划和行动，并予以公共财政支持。例如，为实现2005年伦敦申办奥运会时所提出的“激励新一代热爱运动”口号，英国政府与英国奥委会（民间组织）联合发起了一项针对青少年体育志愿者的倡导行动，计划招募、培训和提供发展机会给40 000名青少年体育志愿者，其目的是培养这些志愿者来组织和领导英国未来的大众体育。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联合倡导，体育志愿者占所有志愿者人数的22%，超过了任何其他领域[27]。同时志愿者服务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据估计，英格兰体育志愿者行动的经济价值每年已经达到20亿英镑[25]。

4 对中国体育改革的启示

4.1 发展目标——提升体育参与的机会

中英两国体育发展模式的不同，其根本在于发展目标的不同。英国体育发展通过有计划地提高全民体育参与率，来实现提升健康与教育、减少犯罪、社会凝聚力、经济复兴、公众情绪、社区发展和青少年培养[9]，以此来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国体育发展以举国体制为依托，通过竞技运动的跨越式发展，来实现政府利益。虽然不能否认这对于整个国家的民族意识整合和国家形象建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其背后是以牺牲民众的体育参与机会为代价。

体育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参与和提升参与的机会与利益[28]。没有参与机会就没有参与利益，利益提升是靠机会提升来实现的。因此，一个国家的体育发展目标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给予民众充分的体育参与机会。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体育发展所处的基本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和平崛起的新兴大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已基本达到小康。继续坚持以金牌作为衡量标准来发展体育，既不符合执政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念，也不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健康和娱乐需求。总而言之，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要实现中国体育的科学发展，就必须将以往唯奥运争光的 “金牌观”转变到提升全民体育参与机会的“幸福观”上来。

4.2 发展方式——转变政府职能

英国政府认为：“体育是一个强大的、经常使用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政府实现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8]，但这并没有成为英国政府干预体育发展的依据。相反的是，英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决策与执行分开的机构改革，将行政管理职能转移给公共管理机构；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契约购买公共服务，将服务职能转移给民间组织。政府通过职能转移，强化决策和监督，建立了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了中国的政府体育部门不能再回到计划经济年代所扮演的全能型角色。当前中国体育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主要在于社会化改革没有跟上市场化改革的脚步，导致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越位、错位和缺位”。因此，下一步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目前“政事不分，管办结合”现状。结合英国经验，我们认为政府转变职能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一是将运动管理中心这样“既是政府，又是社团”的机构独立化，使其成为具有独立人事权和财务权的政策执行机构；二是将中华体育总会、运动单项协会这样名义上的民间组织实体化，并将公共服务逐步转交这些民间组织；三是政府通过将政策目标包含于与执行机构、民间组织签订的合同内容中，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来进行导向管理，从而建立市场型的管理机制。

4.3 发展模式——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

英国政府选择与民间组织合作推动体育发展，不仅在于用来弥补由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造成公共服务供给沟壑，还在于民间组织通过公民个人或群体的技能、兴趣、信仰和价值观念为公众和社区发展所提供服务，而这种服务对于构建现代公民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尽管英国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不一定符合中国社会现实，但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还是为中国体育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选择。目前而言，要实现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自我管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还取决于政府作出更多的努力。首先，政府要承认民间组织。在目前“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和分级管理”控制型民间组织管理模式下，体育民间组织很难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登记审批，但我们也看到在2011年底广州已经开放民间组织申请登记，相信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民间组织注册难题将成为历史。其次，政府要支持民间组织。政府不仅要在法律、政策和资金等方面为民间组织提供支持，还要将“政府组织的民间组织”（GONGO）自主化，使其真正发挥社会主体作用。再次，政府要依靠民间组织。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不能只限于公共服务提供，还要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治理和政策协商上来。最后，政府要监管民间组织。目前政府对民间组织虽然在形式上严格控制，但现实中却放松监管。为了保障政府与民间组织能长期、稳定和健康地合作，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民间组织监管体系。

当代英国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变，其本质是一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改革。通过这场以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为主题的制度改革，英国体育发展找到了一条摆脱困境、重新崛起的新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英国体育发展的成功与其坚守提升全民体育参与机会的价值观念是分不开的。由于中英两国基本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体育发展的传统和现状不同，决定了中国在借鉴英国体育发展模式时应有所选择。当前，阻碍中国体育改革的不只是制度创新的瓶颈，还有思想的局限。因此，未来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不仅需要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还需要决策者们更多的勇气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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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起源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发表于1997—2019年274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总体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研究发现，该领域总体发展趋势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虽然近两年该领域发文量略有下降，但是文献被引频次依然较高。研究热点上，“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学”“高校”“教学改革”“套路”为研究结构中的网络核心;研究前沿则体现为人文主义视角中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重塑和现实需求的平衡;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文化价值、现实需求和教学趣味等方面，以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点为中心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热点;CiteSpace;知识图谱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teaching; research hotspots; CiteSpace; knowledge map

收稿日期：2020-04-03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武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体系研究”（18BTY128）。

作者简介：王 菘（1996- ），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休闲体育研究。

通讯作者：石振国（1971- ），男，副教授，主要从事休闲体育研究。  自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被正式单独设为体育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其体系的构建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特别是随着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愈加成熟，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愈加丰富，合理借助分析工具对该领域已有研究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有助于后续研究对该领域主要矛盾的把握。

已有研究成果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多聚集在理论构建与应用探索方面，综述回顾类文章较少，且多采用文献阅读方式进行归纳，往往跟随上位概念“教育与学科”方面的研究或作为特定需要而出现。比如齐静[1]（2017）从学校体育视角，对开展现状、学生态度、教学效果、归类理论四个方面进行文献评述;杨建营[2]（2015）等以浙江工业大学武术选项课教改反思为落脚点，对武术教学近20年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改革方向的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因此，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趋势和热点，系统了解其发展脉络，弥补了先前定量综述类研究缺乏的不足，清晰呈现当下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趋势，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长效发展尤为必要。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为得到更精确的检索结果，本研究以“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为主题词，并含“教学、课程、课堂、教师、教材”为关键词的思路设置检索式进行专业检索，期刊来源类别为CSSCI，剔除“会议”“通知”“与主题无关文献”得到1997—2019年共274篇文献，然后将文献检索出的数据以“Reworks”格式导出，使其符合Citespace软件的处理格式，下载数据时间为2020年3月5日。

1.2 研究方法

1）文献计量法：从总体上分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发展趋势与研究热点;2）知识图谱：运用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软件的共现分析、关键词突变分析和时间趋势分析等功能，绘制知识图谱，更动态与直观地呈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演化路径与主要热点。

2 研究结果分析

2.1 研究总体趋势分析

一个领域的阶段性发文量隐含着那个时期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以此推算出特定时期的研究动态与学术热点。人们对待新鲜事物的态度往往是经历探索、观望、狂热再回归理智的过程，我国学术界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探讨也符合这一逻辑。从1997—2019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文量变化趋势来看可分为四个时期（见图1）。

2.1.1 探索期（1998—2003）

1998—2003年发文量虽始终保持在个位数，但已有崭露头角之势。自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在武术学的基础上被正式确立为一门学科开始[3]，相关武术教学模式、教法、内容策略等初探式研究相继出现，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探索期。

2.1.2 观望期（2003—2012）

2003—2012年间总体浮动比较大，出现上升后又回落的特殊趋势，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外部环境和内部规律两个因素。

外部影响。2004年教育部颁布武术教学指导纲要，第一次从中央层面提出武术教育改革思想;2006年国家颁布多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百项，极大地增强了学界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各领域应用的重视;2008—2010年我国圆满申奥、办奥给体育事业带来了巨大发展红利，在此阶段体育领域各方面研究均得到高速发展。

内部规律。在这一阶段，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教育视角”“文化传承视角”“训练与人体视角”三大视角中，也开始融入一些新的元素进行教学探讨。但由于该阶段仍处于发展初期，学者在火熱探讨的同时，仍然需要时间观望，这可能是导致2011年前后出现期刊载文量暂时下降的原因，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观望期。

2.1.3 狂热期（2012—2017）

2012—2017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年发文量出现峰值。经过前期研究的积淀与观望，加之武术申奥失败、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后备人才明确质量要求，学者的研究热情被大大激发。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更加细化，结合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展现状，在回顾与审视的同时寻找问题与改革路径。秦立凯[4]（2013）等指出以往的教学思想没有体现体育传统文化特色，教学方法上割裂了文化多元整体性，进而提出建构技术和文化并重的教学模式;刘文武[5]（2015）等提出，武术教育的定位和载体、内容和需求的错位是武术课程边缘化的重要原因，进而提出改革操返拳、保障师资、优化师资结构等发展策略。在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文献呈现数量多、质量高的特征，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狂热期。

2.1.4 冷静期（2017—2019）

2017—2019年文献数量虽有波动，甚至呈现下降趋势，但从图2可见，文献的被引频次在逐年上升，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依然是众多学者的关注焦点。这一阶段文献数量平稳，关注点集中在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嬗变与发展路径上，这一时期可称为冷静期。

2.2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有助于某一领域内研究动态与未来趋势的把握。由于关键词是学者对文章内容的精炼，因此研究领域中的高频关键词可作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6]。通过关键词聚类和共词软件分析，得到图3聚类时间线图谱：

2.2.1 研究结构热点

根据1997—2019年关键词共现图谱与高频词统计可见，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在研究结构上主要有五大热点较为突出：

聚类1标签词为“民族传统体育”，初现时间为2004年，并贯穿截选时段始终。相关研究主要针对于结合学校教学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适当开发和应用。

聚类2标签词为“武术教学”，1998年初现，在整个研究时段都取得了较高关注。该标签突出了武术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正确认知和健康人格培养，强调教学过程中施以文化关注。

聚类5标签词为“高校”，2000年初现，中心度为0.14，相关研究以技理实践和干预效果为主，聚焦于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主阵地的高校专业人才培养。

聚类7标签词为“教学改革”，初现时间为2008年，主要基于过去20年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践的经验教训，分析教学改革体系的建设成效，并指明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聚类8标签词为“套路”，1998年初现，并于2000年后主要以“武术套路”出现。主要探究在轻套路、强应用的改革背景下，武术套路技击性、文化性与方法性共同发展的持续优化过程。

2.2.2 研究内容热点

结合图3与表1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内容进行分析。1997年以来，学界主要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三个方面对该领域展开探讨。

例如在教学模式上，吴明冬[7]（2017）等充分肯定了“一校一拳”教改模式的价值取向，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课程开发规划，建立交流评价机制。康戈武[8]等（2014）通过对武术段位制教学指导方案的研究，对该教学模式的具体展开进行了实验性探讨。

对教学方法上的研究多集中在1998—2017年之间，近两年热度稍减。在这近20年间，学者从理论基础和实践反馈两方面检验了强化教学法[9]、莫斯顿互惠分组法[10]、多功能组合式教法[11]和“功套用”一体化教学法[12]等具体教学方法，对新时期的教改评估提供助益。

从教学内容来看，既有项目技理的深入研究，也有思想高度的整体审视。例如，李刚[13]（2001）等对讲解、演练动作攻防含义的教学效果作了比较性研究，并通过生理和心理角度的双向探讨，指出此项内容安排在套路教学中存在优越性和可行性。张继生等（2017）运用现象学方式，以具身认知视角提出现代武术教学呈现出“生命性、具身性、身心统一性”[14]的具身意蕴。

2.2.3 研究方法热点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践性和传承性较强，学界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主要以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为主。

1）以武术散打教学实证研究为例，王宏（2010）通过对比试验发现，运用反馈教学模式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水平”[15];梁亚东等（2015）提出CDIO工程理念的合作互动型教学模式[16]，并在武汉体育学院进行武术散打专选课教改加以验证。

2）在质性研究中，王智慧[17]（2007）分析了古今习武的基本程序及规律，提出现代武术教学中存在价值把握和系统性不足等问题。郑佳薇[18]（2008）从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视角审视珍珠球运动，详细阐释了珍珠球运动入选高校选修课的优势及可行性。可见，相关学者的研究以理论为基，以实践检验，二者的结合有力促进了这一领域理论化和实践性的共同发展。

2.3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分析

一段时间内，关键词突现即表明其受关注度突增。因此，对这类关键词的分析能够帮助揭示该领域的热点前沿和发展趋势。如图4所示，通过CiteSpace突变检测算法得出突现强度前12的关键词突现网络图谱。

由图4可以发现，“学校武术”和“武术教育”在研究时段的后期产生并延续了突现现象，表明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受到较大关注。历经二十余年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完善，当前以武术为主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主要着眼于路径突破和价值重塑两方面。

2.3.1 路径突破

面对学生需求变化和供给错位的實际状况，王稳（2019）等提出，从供给内容、方式、形态和结构模块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校武术教育供给体系新生态”[19]。高旭（2019）等编制了《中学生武术文化认同量表》，并提出可参考中学生武术文化认同的结构特征与维度含义，构建相应的教学内容与方法[20]。而刘文武[21]（2019）等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当代武术课堂存在被动习练、技术“复习”缺乏丰富性等问题，强调要平衡武术发展和学生需求，增强课堂教学的文化性和趣味性。

2.3.2 价值重塑

面对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所遭遇的文化意义弱化状况，更多学者越发重视从文化价值视角审视当前出现的新问题。段丽梅[22]（2018）等明确指出，“以量化指标为特征的知识中心教育使体育教育中学生越来越失去自我，成为数字表征的抽象人。在此‘刺激-反应’话语下，学校武术表现出实践性本体教育缺失的‘去中国’化异化现象”。而徐卫伟（2019）等认为，新时代太极拳课程的价值发生了嬗变，要建设多元化课程体系，挖掘太极拳课程的健康价值和文化价值[23]。潘兰芳[24]（2019）等也认为，在桂西北“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中，要“跳出体育本体，内化文化精神”。

3 研究结论与展望

3.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法和知识图谱分析法，以定量研究的方式对自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确立以来的相关教学文献进行分析，在CNKI上检索到1997—2019年CSSCI发表的高度相关文献共274篇。得出以下结论：

3.1.1 发文总体趋势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经历了探索期（1998—2003），观望期（2003—2012），狂热期（2012—2017）和冷静期（2017—2019）四个阶段。虽然近两年该领域的发文量出现波动后下降态势，但根据文献共被引的分析来看，被引频次呈现逐年增加、近年稳定的特征，表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依然是一个重点研究领域。

3.1.2 研究热点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三个视角分别展开：第一，研究结构热点。通过分析图表提取出“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学”“高校”“教学改革”“套路”五大聚类标签词，明确研究结构中的网络核心。第二，研究内容热点。将相关研究归纳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三个方面。第三，研究方法热点。发现该领域以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并重，以二者互相验证促进理论化和实践性共同发展。

3.1.3 研究前沿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前沿体现为人文主义视角中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重塑和现实需求的平衡。一方面，针对新科技利用和学生兴趣开发等现实需求进行大胆改革;另一方面，致力于个体和项目本身的文化价值发掘，试图从根本上挽救其文化意义弱化的颓势。

3.2 未来展望

通过本研究发现，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现有研究多以武术项目的教学改革与路径突破为主体，对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教学中的实践与推广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认为，随着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愈发成熟，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文化价值、现实需求和教学趣味等方面入手，以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点为中心，借鉴20多年来武术教学的研究经验成果，构建针对性教学理论并扎根现实困境进行改革探索，以期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呈现“多点开花，百花齐放”的格局，为我国体育强国与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贡献科研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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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段丽梅，戴国斌.学校武术的传承异化与教育人类学反思[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10）：13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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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起源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尼采是有史以来被人们讨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极深，而且也强烈地影响或改变了许多名人的思想及生活。本文将对尼采哲学的存在主义和超人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探讨其对现实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尼采、信仰、超人

一、解决信仰“滑坡”

尼采早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就已开始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他指出在现代社会里，尽管物质财富日益增多，可是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机械模式压抑人的个性，使人们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现代文化如此颓废，这是现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缩。

我国进入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稳步实现，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西方已经经历过的那种人的异化、精神的匮乏、道德的沦丧已经初露端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也伴随而至。对金钱的过度崇拜导致了人们道德的沦丧，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人们在信仰上出现了断裂，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完全适应当前的形势，人们在精神上陷入迷茫、不知所措的状态。面对这种精神上的危机，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而如何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前车之鉴。尼采的人生哲学虽然在很多方面过于极端化，但是贯穿于他的人生哲学始终的那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表现在：它赋予人生以积极的意义，肯定了人生的价值;宏扬了人的主体性，提高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颂扬了人的创造精神;体现了人的自我超越性、自我完善性;他对基督教伦理、对传统道德、对理性主义的尖锐批判，是对价值重估的伟大尝试。所有这些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都不无借鉴之处。今天，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借鉴一下尼采哲学的合理成分，对于解决人们信仰上的滑坡危机，不无益处。

二、追求个性和创造力

自文艺复兴的浪潮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们的自由、个性、人文主义也开始广泛觉醒，并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愈演愈烈。到了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甚至是当代人价值观的默认选项，我们主张每个人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挖掘每个人的潜力，推崇民主和自由，讲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等。而这些思想的背后，正是18，19世纪，在西方世界这次思想转向的结果，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思想的主流，理性主义不再一枝独秀。欧洲的主流哲学思想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以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派、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等等开始出现，而这些思想和理性主义思想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情绪感受、快乐和幸福。可以说从外部自然世界，转移到了人类自身。

西方世界思想的这个转向，从关注大自然到关注人类自身，正是从叔本华和尼采开始的，叔本华看到了人悲观消极的一面，而尼采看到了人积极的一面。叔本华说，人生就是痛苦，我们似乎没办法改变，而尼采认为，生命存在无限可能，我们应该积极去改变和创造。就像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人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永远无法摆脱自由。自由是人这个存在，所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我们无法摆脱，人任何艰难和无助的情况下，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而尼采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不要盲目迷信所谓的知识或真理，不要盲从宗教或道德权威;个人一定要有创造力，根据自己的心性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尼采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正值西方文明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尼采哲学体现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特点——追求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不断地否定前人和推陈出新。

三、尼采的超人哲学

尼采哲学思想中有超人哲学的内容，超人哲学的一个前提是“上帝死了”。谈到尼采的“上帝死了，我们理解为上帝不死，超人就无法存在，而上帝死了，人类就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尼采看来，上帝本身就是有人创造的，“是人类的作品与人造的疯狂”。基督教利用上帝和这样的奴隶道德来麻痹群众，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彼岸，而尼采所要批判的正是这样的观念，他要宣告上帝的死亡，要宣扬大地的力量，要人们抛弃彼岸，把希望放在人类本身。除了上面所说的这样之外，我理解上帝和超人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虽然上帝和超人都是一种信仰，但是，上帝是永远不可超越的，是高高在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上帝是“圣化了的精神”，而超人正是不断的超越，而且超越的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而恰恰是人类自己，这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肯定。尼采的超人哲学的现实意义非常深远。从西方现代哲学角度分析，它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也给整个世界带来影响。

首先，尼采所说的超人中的“超”不是超级，而是超越，这个超越其实就是超人哲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超人要超越人类，要超越自己。尼采的超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方向，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一种信仰。超越是一种永远不会停止的状态，超人也永远不会僵化，甚至可以说，超人也是一种状态，什么时候超人自我满足，停滞不前，觉得自己已經是万能的，而且不可再超越的时候，那么超人就死了，上帝就又复生了。通过看尼采的超人哲学，我们抛开外在因素可以把超越自我看做是一种人的基本属性，人永远都不能满足现状，安于现状，人的一生就应该是不断的、反复的完成对自我超越的过程。当尼采不得不停止超越的时候，他已经失去理智了，所以，有很多人都把1889年作为尼采人生的终结。同样，当我们作为人在还可以超越，而却主动停止超越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对人的属性的自杀。

其次，尼采本就是一位始终保持着生命张力的哲学家，他的批判锋芒和超越精神始终不曾消退。尼采精通语言学，喜爱音乐，具有诗人的语言和气质，这些都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里，不难想象，他的著作永远都充满着力量和爆发力。很多人都说尼采是悲剧的哲学家，但是他绝对不是悲观的哲学家，这两者有根本的区别。尼采批判的就是在基督教衰颓的道德观念下产生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虽然尼采也可以说是虚无主义的哲学家，但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虚无主义有双重意义：消极的和积极的。前者可视为叔本华的归宿，而后者则是尼采的目标。尼采正是把人的生命理解为“一种冲动、冲创和创造力”，而我的理解，这就是生命的张力。而这点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有些颓废的社会和世界，应该是一剂酷烈的良药。

最后，尼采有着深深的贵族情结，这一点无论是从他的生活还是他的作品中都有很充分的体现。我觉得他的哲学思想也是一种贵族的哲学思想。虽然他一生并不富裕，不是真正的贵族，但他始终都是精神的贵族。这种精神贵族的表象和我们古时候的文人墨客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追寻的是更崇高的理想信念。贵族这个词我觉得本身不是一个贬义词，而尤其是对于我们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做一个精神贵族应该是个好事。精神贵族不同于物质上的贵族，不需要丰厚的外在的物质条件，需要的是自己的精神和思考。在现在这个充斥着通俗文化的时代，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不能被通俗文化所侵蚀，可以抱着旁观的态度去观赏，可以理解，但不能沉溺，因为在精神上的沦陷比在物质上的缺失更可怕。

在20世纪，鲁迅、茅盾等人接受了尼采的超人理论，即“人们总是必须跨越他们的前辈”。他们从尼采的哲学中得出的结论是，它席卷了社会上的各种颓废，并积极创造了具有前瞻性的英勇战士。他们为人民的麻木和固执感到难过。他们深感“民族气质的下降已到了极点”，并希望使用尼采的超人学说来改变沮丧的民族特征。如今，大学生已经继承了鲁迅等人的意志，他们也希望利用超人理论来改变人们的自卑感。一位大学生说：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证明，仅依靠传统的中国自我更新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尼采的精神可以攻击非侵略性和稳定的适度和惯性，并完成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此外，一些大学生还将“超人”与人格自我完善和成功斗争联系在一起。他们将超人理解为具有强大创造力的人，生活中的坚强人，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的坚强而伟大的人。人们。一些学生甚至将“超人”与马克思的“全面发展者”进行了比较。一些学生认为“超人”意味着超越自己，与时俱进，超越监禁并树立民主，独立，平等和公民意识。

四、结论

综上，尼采的哲学思想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冲击力，打破了我们衰弱的神经，带给我们冲击与新生。他向世人发出了“上帝已死”的呼声，宣称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必须彻底摧毁，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体系，主张以人自身作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尼采提出的“超人”英雄主义的哲学人生观，提醒我们不做没有个性、没有创见、没有出息的庸人，而要张扬自己的个性，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意志，去开发创新人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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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尼采.反基督教[M].台北：志文出版社，1986：24-25.

作者简介：陈捷帆（1997年-），男，汉，黑龙江省安达市，在读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