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论文范文

fdi论文范文第1篇

金秋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22届峰会在北京召开。饱受雾霾之苦的京城民众尽情享受着“APEC蓝”带来的喜悦，然而，更令人鼓舞的是此次会议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决定也一扫近年来APEC活力不再的阴云。不仅如此，一出以基础设施融资合作为突破的高层次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大戏正式拉开序幕。其蓬勃之势，正如同在此次峰会举办地主场的名字——“日出东方”。

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长期以来缓慢前行

自由贸易区进程：既定核心。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形势日趋缓和，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成为潮流。1989年11月，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新西兰和东盟等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成立。1993年6月，该组织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目前有21个正式成员和三个观察员，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自成立以来，APEC在推动区域和全球范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有所进展。首先，确定初步目标。1994年11月的印度尼西亚茂物峰会设立“茂物目标”：即发达成员国在2010年前、发展中国家成员在2020年前，实现亚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贸易及投资。其次，目标升级。2010年11月日本横滨峰会发表“横滨宣言”，就继续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切实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达成一致。最后，自由贸易区目标启动。今年北京峰会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朝着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方向迈出的历史性一步。

内部货币金融合作：缺乏力度。相对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合作，货币与金融合作属于较高层级，APEC内部在此方面的实质合作不多：一是经济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服务。如建立APEC金融培训机构，提高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经营和管理能力；对成员银行监管体系进行评估；推动各成员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改善各成员信用评估体系；强化信息披露制度，推动成员债券市场的建设；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推出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的自动行动计划。二是初级阶段的货币与金融合作。如建立预警和预防机制，成立由主要经济体的财长和金融专家组成的APEC金融预警小组；加强宏观经济协调，建立APEC紧急资金援助机制；制定APEC金融行为规则，对地区大额资本流动进行监督。

APEC外的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进展有限。首先，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割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主导的美洲美元区阵营，北美和南美洲作为美国的后方，追随国际货币金融合作的步伐，遭遇金融危机，或发生国际收支危机，都能得到IMF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的救助。另一个是“10+3”（即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为主导的东亚阵营。相较于美洲美元区的泛泛合作，东亚阵营的合作更为紧密。2000年建立以“清迈倡议”为基础的货币互换机制，进行了直接融资机制的尝试，如亚洲债券基金的发行和在“10+3”框架内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倡议。

其次，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至2000年5月，东亚尝试建立各种形式、多渠道信息沟通与区域金融监测协调机制。如1997年11月建立的“马尼拉框架”小组，具有高层次监控对话机制的区域性合作论坛。第二阶段是从2000年5月到2009年2月，进入实质性的货币金融合作阶段。2000年“清迈倡议”扩大东盟10国的货币互换安排和“10+3”双边货币互换网络。2001年建立“10+3”早期预警系统，及时发现东亚经济体的宏观经济、金融和公司部门的脆弱性，以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突发。第三阶段是2009年2月至今，东亚金融合作由双边货币互换升级为多边资金救助机制。2009年2月泰国普吉召开的东盟“10+3”特别财长会议把“清迈倡议多边机制”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从800亿美元扩大到1200亿美元。东亚外汇储备库应运而生，使得原先松散的双边货币互换援助体系提升为较为紧密的多边资金救助机制。

最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是一种以危机救助为目标的非机制化合作形式。一方面，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起步于东亚金融危机，“清迈倡议”为基础的双边货币互换和“清迈倡议多边机制”都是为金融危机服务，解决危机中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是一种危机救助，是货币金融合作的初级阶段的最高形态，即成员国面临国际收支困难时，成员国之间的流动性支持安排，以及在监管原则和方法上的统一化。另一方面，它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组织，不存在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规定，合作是松散的，不定期的。执行方式是13个国家和地区财长定期和不定期举行会议，商谈随机存在的各种问题。

亚太地区难以拓展货币金融合作原因复杂

APEC的“先天不足”酿成苦果。首先，机制上存在“脆弱性”，阻碍了大范围深层次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APEC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松散的论坛性组织，“APEC方式”奉行“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非机制化”原则以及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这两条原则是“双刃剑”，既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成员的求同存异，但也降低了合作的深度和层级。其次，缺乏约束机制。没有承诺保障条款和惩罚性制约条款，历次峰会上达成的共识没有落实的保证。正是由于APEC自身的这些局限性，使得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非常缓慢，更为“高大上”的货币金融合作难有亮点。1994年就提出了区域内贸易自由化的愿景，期间却一度几乎停滞，经历20年才得以启动。这些年来，APEC就如同一艘动力渐失的航船，国际影响力远不如G8峰会，金融危机后又有被二十国峰会逐渐超越之势。有媒体甚至讽刺，APEC存在的价值似乎只剩下作为每年一次实现成员国领导人双边多边会面的主要舞台，处境不免尴尬。

亚太地区经济体的多样性成为货币金融合作的阻力。首先，多样性增加了合作成本。亚太地区经济体众多，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发展中成员普遍缺乏分散或重新配置风险的金融工具，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对于金融风险，特别是汇率和利率风险的承受能力有着较大的差别，则同样力度和作用方向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不同的成员金融系统内部产生不同的成本，这种金融体系现状的差异性成为各成员进行货币合作的主要顾虑。其次，多样性成为合作的制度障碍。以汇率合作为例，亚太地区多数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在货币政策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进行汇率合作，就必须让渡部分或者全部货币政策自主权，这将迫使各国变革过去所形成的货币政策决策和传动机制，对各国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对各国管理汇率的能力也带来更新挑战。

主导权争夺战为货币金融合作“添堵”。地区合作是政治博弈，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此次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博弈就把该地区货币金融合作中各方对主导权的争夺展现无疑。今年10月24日，在APEC财长会议期间，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的财长和授权代表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亚投行初步注册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500亿美元。在外界看来，中国明显在亚投行居主导地位。针对此，美国干脆直接跳出来，公开反对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盟友参与发起亚投行，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是“意图削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显然，所谓可能被削弱的这两家金融机构目前分别由美国和日本占主导地位，出现“小人常戚戚”的局面自然不出人意料。然而，预计未来，美国和日本的这种失落感会不断增强。因为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创纪录的1100亿至1200亿美元，将首次超过境外到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预计中国的对外投资超过现在排名第二的日本指日可待，而人民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大，日渐削弱美元的垄断地位，中国在亚太货币金融合作领域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此所谓大势也。

APEC北京峰会标志着亚太货币金融合作扬帆起航

随着此次峰会上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今后区域内资金、货物、人员的流动更为便捷，该区域金融领域的合作需求也将上升。依托APEC平台，预计亚太地区高层次货币金融合作将出现新局面。

尝试从非机制化向机制化迈进。未来亚太地区的金融合作要真正常态化，就必须改变原先的靠危机来驱动的被动方式，而是要依靠战略性的机制构成国家间的货币金融政策协调。现有的亚太货币金融合作非机制化特点突出，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正是预示着这种合作向机制化演进。机制化合作是一种较高形态的合作方式，它存在一个严格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体系，存在对应的超国家的国际机构和组织行使各种日常职能，存在一个基金（由各合作方分摊）作为物质保障。亚投行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成果，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合作与伙伴关系，也可以说亚投行是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向机制化的起步。

亚太共同外汇储备库建设成为可能。从这些年来全球出现的金融危机来看，当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外汇储备不足的国家因流动性不足而陷入危机。而IMF的救助金额有限，并多附加较为苛刻的条件，往往会错过最佳的救助时机且广受争议，这就需要建立地区性共同外汇储备库。目前由中、日、韩和东盟共同组建的东亚外汇储备库是APEC内此种构想的基础，理应得到APEC成员领导人的支持。2008年金融危机后，共同储备基金可使用的资金规模受到IMF援助框架的制约，能提供的救援资金有限，迫使韩国通过与美联储签署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来缓解因危机造成的外汇流动性短缺。新加坡也采取了同样行动。2014年11月，中加也签署了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300亿加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东亚货币互换已越过太平洋，迈向美洲，为亚太共同外汇储备库的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

加深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合作。一方面，资本管制已成为亚太经济体一种有共性的政策新趋势。金融危机后，亚太经济体重拾并加大资本管制力度以应对跨境资本无序流动的冲击，并实现经济与金融的稳定。比如，泰国在2010年10月宣布对外资购买当地债券所获收益征收税率为15%的税收；印度尼西亚在2010年底宣布对银行业者的短期海外借款设定30%的上限，并要求银行业者在2011年3月前必须将外汇资产中提取的准备金从1%提高到5%，从6月起准备金比率要再提高到8%；韩国在2010年宣布限制居民的外汇借款，在2011年初进一步将国内银行的外汇衍生品投资限额降低20%。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从多方面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另一方面，资金大幅流动成为常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资本跨境流动发生了变化，从资本净流入的结构上看，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而股票和债券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后者具有短期资本流动的典型特征，易导致无序与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造成了冲击。然而，资本管制政策并非万能，更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全面和有效的合作机制，使无序的资本流动在政策协调中变得有序，从而缓解实行严格资本管制的压力。因此，亚太地区各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来深化APEC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

（责任编辑：戴硕）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4年第11期。

fdi论文范文第2篇

从内容上来看, FDI对东道国贸易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理论和实证两个部分。理论方面,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 (1) 贸易与投资替代关系理论, 即“蒙代尔模型”。1957年, 蒙代尔从传统的H-O理论分析框架出发, 经过模型的建构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生产会替代过去或潜在的母国生产出口品, 从而必然要减少或替代东道国过去或潜在须从外国进口的同类产品。 (2) 贸易与投资互补关系理论, 即“小岛清模型”。小岛清认为, FDI作为一种将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等一揽子转移的活动将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生产函数, 最终又会创造出新的贸易机会。实证方面包括 (1) FDI对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2) FDI对东道国出口竞争力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Nigel Pain and Kaharine Wakelin (1997) 以OECD11国自1971-1992年相关数据资料进行实证, 结果表明FDI流入对出口有积极影响, FDI流出对出口有不利影响。Wof gang Keller和Stephen R.Yeaple (2009) 研究美国经济时发现, FDI对美国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 使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得以提高。同时我国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黎峰 (2007) 首先对外资对我国出口规模、进口规模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并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外资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郭丹、张帆 (2011) 通过协整检验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电子技术等三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有很强的正向作用。

二、机电行业吸收FDI现状

自1995年至2010年底, 机电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协议的项目数和金额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其中金额占制造业全国对外签订合同数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2.70%上升到2005年的29.48%, 增长了17个百分点。2007年的占比达到了32.12%创历史最高, 从2008年开始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占比略有下降。由此可见, 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机电工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作用也愈加突出。

三、我国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现状

(一) 贸易竞争指数 (TCA)

2004年以前我国的贸易竞争指数为负, 表明我国机电产品, 贸易竞争优势小, 2005开始指数转为正, 竞争优势增强, 但由于正值并不大, 说明竞争优势不大。从1995年开始指数呈逐年上升态势, 说明我国机电产品的竞争力逐年提高。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二) 国际市场占有率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横向比较来看, 2010年中国机电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低于美国和德国, 高于日本 (亚洲发达国家) 、新加坡和韩国 (亚洲次发达国家) , 同时也高于印度、泰国这两个与中国比较优势相似的亚洲发展中国家。

从1997年到2010年的数据对比可看出, 德国仍然是机电产品出口的大户。美国和日本、新加坡的占有率有所降低, 主要与发达和次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并将出口重心转向高科技产品、服务贸易出口有关, 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占有率都有所提高, 其中中国的提高幅度最大, 已成为机电产品世界市场一支重要的出口力量。

对中国20余年的纵向考察来看, 从1984年到2010年我国机电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一路上升, 从0.29%到13.12%增长了近十三个百分点, 发展迅速。反映出我国制造业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三)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 是指一国某种产品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类产品出口份额的比率。

2001年以前机电产品的RCA指数都小于0.8, 国际竞争力较弱。数据显示, 2002年到2010年我国的RCA指数都超过了0.8但仍小于1.25, 表明我国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所提升现处于中等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四、FDI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影响实证分析

(一)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由于竞争力无法直接衡量, 本文用机电产品出口额作为替代值, 确立为因变量。用FDI表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 用FDISL表示滞后一年累计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L表示真实有效汇率, X代表机电产品出口额。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 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二) 实证分析

1. 平稳性检验

由于对非平稳数据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会产生虚假回归, 故在计量分析前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 若为非平稳, 则进一步检验这些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表示一阶差分;ADF检验形式中, c为常数项, t为时间趋势项, k为滞后阶数, k的选择标准是SC准则。

2. 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的定义, LNX, LNFDI, LNL之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检验。考虑到时滞性问题和相关系数, 选取滞后一年累计外商直接投资和当年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如下:

方程DW偏低, 说明存在自相关, 因此采用AR模型进行修正, 经多次拟合效果不佳, 加入LNL滞后因素和被解释变量滞后因素再进行回归:

但由于解释变量中包含了因变量的滞后变量, 不能直接根据DW就拒绝自相关的原假设。需要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LM检验 (p=2) , p值大于0.05 (见表二) , 显示残差不存在自相关, 模型拟合的程度较好。再进一步对回归方程的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 残差的t统计量-3.586144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3.012363, 说明残差序列平稳, 服从零阶单整, 因此LNX与LNFDI, LNFDISL存在协整关系, 可以排除回归方程存在伪回归的可能性。

(三) 计量结果的结论和解释

从方程 (2) 可以看出上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LNFDISL) 与当期的机电出口额有正相关关系, LNFDISL每增加1%, LNX增加0.96%, 但当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当期的机电出口有负面的影响, 这主要是由于贸易与投资的替代关系所导致, 同时机电产业属于制造业而且我国的机电产品以加工贸易为主, 即投资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尚需一定的时间, 从当期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和上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的影响对比来看, FDI对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还是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还可以看出上期的有效汇率变化对机电产品的出口也有影响, 上期有效汇率下降1% (人民币升值) 机电产品出口增长0.22%, 这与传统的汇率贸易理论相违背, 更好的解释可能在于机电产品的加工贸易特征。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加工贸易的进口, 从而有利于复出口。另外可能是由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只是影响机电产品出口的一个因素, 其他仍有众多因素不在笔者分析的模型内所导致。

实证分析表明,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发展迅速, 出口竞争力在近几年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表明我国的制造业水平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其中外商企业对出口的拉动作用较之国内企业会更大。经过计量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是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结果同时也是我国进行制造业升级应该抓住的机遇和挑战。

摘要：本文通过出口竞争力相关指数, 考量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现状, 并利用计量模型测算出上期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存在正相关关系, 为我国合理利用外资提供参考。

关键词：FDI,出口竞争力,协整分析

参考文献

[1] 黎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7 (6)

fdi论文范文第3篇

国内对FDI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国外因为研究时间长, 研究成果丰厚。但国外研究重点重要在探寻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而很少去关注FDI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FDI增加了碳排放量。Khorshed Alam等[1]用ARDL (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研究科威特FDI与碳排放量间的关系, 发现FDI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都促进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且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也验证了该结论。Imran Hanif等[2]对亚洲十五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 同时也表明了EKC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曲线的存在。而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反, 认为FDI的引入有利于降低当地的碳排放水平。Muhammad Shahbaz等[3]以法国为研究对象, 研究发现FDI对减少碳排放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 因为FDI的引入能促进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能降低碳排放水平, 提高环境质量。Abdulkadir Abdulrashid Rafindadi等[4]运用动态异质性面板的PMG模型对GCC国家 (即海湾合作委员会, 包括科威特、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国家) 进行研究,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虽然FDI对环境有着负面影响, 但并不认为GCC是污染天堂, 相反, 这些国家可以从中得到长期的利益。也有观点认为FDI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不具备明显的单一方向特征。Anis Omri等[5]运用动态联立方程模型测量了全球54个国家的数据, 发现除欧洲和北亚外, FDI和碳排放对其他区域而言都存在着双向的联系。

二、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4-2016年北京、河北、辽宁、山东、天津五地区的面板数据, 采用LSDVC方法实证检验FDI对碳排放的影响, 建立模型。利用数据对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如下表所示。

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 对原数据先取对数, 再进行一阶差分。对一阶差分后的数据进行LLC检验, 所有变量均在一阶差分后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故为平稳序列。具体结果如下表:

下表是运用Stata 14.0软件得到用lsdvc方法所得到的回归结果

注:上角标***、**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从回归结果来看, FDI规模效应对碳排放影响的弹性系数为1.093, 说明环渤海地区FDI大规模流入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环渤海地区结构效应对碳排放具有负效应, 弹性系数为-0.315;环渤海地区的技术效应与碳排放是正向变动的关系, 技术效应的弹性系数为0.025。

环境规制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在环渤海地区呈现负效应, 东道国对FDI所导致的碳排放的管制有利于降低碳排放。

三、相应建议

为了更好地利用FDI, 降低FDI带来的碳排放, 降低环境污染水平,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相关建议。

(一)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提高FDI利用效率

从数据来看, 我国环渤海地区的碳排放量已经开始有所回落, 且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浪潮下, 环渤海经济区在大力引进FDI的同时, 要从注重引进的数量转而注重引进的质量, 同时政府应减少对经济的不必要的干预, 发挥市场的活力, 最大限度发挥外资的正面效应, 使得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于碳排放增长的速度, 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二) 积极引导FDI在环渤海地区的产业布局

在引进FDI时, 要避免将FDI引入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的行业, 应积极引导资金流入农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 更多地投向第三产业中的低污染行业, 这样做不仅能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还有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第二产业在引入FDI时应考虑提高技术水平效应, 积极引入高新技术的外商直接投资, 这样不仅能推动环渤海地区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升级, 还能通过利用技术减少碳排放。

摘要：本文依据2004-2016年环渤海地区的有关数据, 采用LSDVC法, 从碳排放的四种效应出发来探究FDI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FDI规模效应对碳排放影响的弹性系数为正, 即FDI大规模的流入会增加碳排放量;结构效应对碳排放产生了负效应, 弹性系数为负, 有利于碳排放的减少;技术效应可以降低碳排放水平, FDI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减少当地碳排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环境规制效应的弹性系数为负, 有利于降低碳排放。政府应提高FDI利用率, 积极引导FDI向清洁生产部门引入, 鼓励内资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完善环境法制法规以减少FDI对碳排放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环渤海地区,LSDVC,FDI,碳排放

参考文献

[1] 李子豪, 刘辉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和二氧化碳排放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研究[J].科学学研究, 2011, 29 (10) :1495-1503.

[2] 罗良文, 李珊珊. FDI、国际贸易的技术效应与我国省际碳排放绩效[J].国际贸易问题, 2013 (08) :142-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