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服饰论文题目范文

俄罗斯服饰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俄罗斯服饰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2、少数民族服饰的混融现象

3、行走于时尚的边缘——论现代民族服装的设计趋向

4、蒙古服饰市场化与民族地区旅游业关系研究

5、传统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6、中国传统民族舞蹈元素在舞蹈创编中的运用研究

7、少数民族服饰元素对现代服饰设计的启示

8、民族服饰审美内涵研究文献综述

9、浅探广西壮族服饰文化产业的发展途径

10、现代服装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与艺术价值的创新应用探索

11、油画创作中的民族服饰应用研究

12、中国民族服饰发展趋势探究

13、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

14、传统元素与流行元素相结合的初中美术教学探究

15、现代美术平面设计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突破口”

16、湖湘视觉文化民族服饰元素在动漫艺术人物造型设计中的运用研究

17、关于数字化民族服饰图案文化的保护与研究

18、传统民族元素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

19、黑衣壮服饰工艺传承和保护研究

20、基于PCA的少数民族服饰识别算法设计与实现

21、民族服装在现代服装设计教学中的运用探究

22、工业化时代下红河州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保护

23、广西黑衣壮服饰文化的传承调查分析

24、对云南少数民族服饰色彩语言的符号学结构研究

25、视觉文化元素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

26、客家服饰纹样的艺术特征及其创新应用

27、民族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上的应用探讨

28、论中华民族传统服饰设计文化的审美特质

29、浅谈中国传统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30、湘西凤凰苗绣艺术视觉推广方案

31、试论动漫产业美术设计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采借

32、民族风服饰配件的传承发展和现状

33、装饰画教学中民族服装图案的应用探索

34、民族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35、中国民族服饰工艺研究

36、优秀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37、心理健康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路径研究

38、现代礼服设计中的中国民族元素探讨

39、广西三江侗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设计

40、东北地区民族服饰图案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41、传统蒙古族服饰元素在现代蒙古时装中的应用

42、浅谈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43、浅析传统民族服饰对现代服饰设计的启发和应用

44、传统元素设计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探究

45、汉代玉器凤鸟纹饰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46、黑龙江省渔猎少数民族服饰的数字化传播策略研究

47、广西壮族服饰图案特点在中职服装专业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48、传统服饰图案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49、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与创新探讨

俄罗斯服饰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安多藏族;服饰艺术;民俗文化

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我国56个民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安多地区的藏族是它的优秀成员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安多藏族的地域是指阿尼玛卿山西北、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小积石山以西的广阔地域。 安多藏族的中心在阿尼玛卿山至青海湖一带。其着装富丽，冬季用的藏袍装饰面料以丝绢、裘皮为主，不似卫藏等地以相对素朴的氆氇等为面料。帽子也多饰裘皮，衣帽布料上多以绿、金、黄、红等色为主的图案装饰。由于安多地区受蒙古和汉族影响较多，所以在习俗和体形特征方面颇具独特性，安多藏族普遍高大，体形丰满。

安多服饰以式样新颖、色彩富丽、装饰考究、风格独特而著称于世。以甘南藏族自治洲为例，其服饰共计80多种，可分为牧区与半农半牧区两大类。牧区以夏河、碌曲和玛曲为代表，另有卓尼的车巴、北山一带和迭部之上迭一部分地方。他们一般以裘皮为料，服饰厚重、繁缛，适合于高寒区的放牧生活。半农半牧区则以舟曲、卓尼和迭部的下迭为主。服饰材料多以布料为主，辅之以皮绒，其特征为简单质朴，有利于农业劳动。以合作市、夏河县的拉卜楞镇等为代表的七县一市，则另有城市风格之势，可能成为未来服饰演化与变革之先导。

拉卜楞女式藏装为传统的右祍，大襟斜领和旁无杀缝的藏袍，藏语将夏装叫“压拉”，冬装叫“更日”，料面夹服饰皮袍，边饰十字花，十样锦氆氇和水獭皮。上身束腰，其下逶迤于足上。发式以彩带相间为辫，或结于头上，或系于脑后。头戴狐皮帽或毡帽，耳饰金环为坠，嵌以珊瑚、绿松石，颈系珊瑚项链，腰间系银饰雕花奶钩和圆形桃形刻花缀珠“隆高”。男装头戴毡帽，足蹬长筒皮靴，身穿藏袍，齐于膝下，显得疏松宽大。腰系装饰、实用兼备的短把带鞘携花腰刀。女装款式修长，色彩沉静典雅，装饰少而得体，不失其高雅文静之风貌。男装给人以英俊洒脱之感。

碌曲、玛曲、夏河牧区藏族，包括卓尼北山、车巴等地，冬装均以白羊皮为基调，再配以各种装饰布料，银边走线，具有旷拙大方之风貌。女服也较肥大，紧袍边饰水獭皮及各式氆氇，用各种色布分开局间，背戴银饰为银钱、珊瑚、蜡白、玛瑙等，装饰繁缛，色彩富丽，华而不艳，有雍容华贵之感，以欧拉、尼玛和郎木寺三地为其盛。男装除与夏河相近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特别宽大的豹皮领，腰间再附之以茧绸丝带，横插长腰刀，一耳饰大耳环，头戴狐皮帽，显得十分粗犷骁悍。它较其他藏区保留了更多的藏族服饰之古老传统。惟车巴沟男子留长辫盘于头顶，鬓插葫芦状银饰或红布条。这些服饰虽有许多大同，但在色彩搭配和服饰上亦有一些小异。在卓尼农区，女子多头戴石榴帽或珊瑚斑玛，脑后系三条辫子，上缀以银牌、银环、葫芦状银饰，嵌以珠宝，谓之“阿珑”银钱。再系以“差才”，饰以海贝，叫作“龙达”。耳坠有半圆形和塔形等多种。身穿蓝、绿等各色布料长袍。上身着马甲，有花边金银线为饰，腰系青白花丝带，穿紫、红色裤，足蹬红腰满帮绣花“连巴腰子鞋”。 卓尼农区女装是一种具有田园风格的服饰，既有别于拉卜楞女装之城市风貌，又有别于牧区草原风格。男子服饰与牧区式样无大异，多为布料所做，装饰少而制作简单。

舟曲服饰绚丽多变，因以黑、白两色为基调，再着以红、黄、绿、蓝等各种色彩，既有强烈对比，又不失其庄重、绚丽。不管是插岗、武坪妇女的对襟长衫，还是拱坝、铁坝的竖襟齐腹马甲，都有绣花胸兜，花边坎肩，胸前饰以圆形八宝、吉祥大银盘，藏语称“欧斗子”雕花嵌珠，或胸佩珊瑚排珠，谓之“斯日”。裤有扎与不扎之分，鞋有绣花小鞋、长鞋之别。发式碎辫或盘发加饰，均有别于牧区风格，而博峪乡发饰的头帕，当地称“勒西”，用花丝线系碎辫于头顶，别具一格。博峪岔路沟和曲曼女子，穿短袖宽口的连衣反摺裙，以各色布拼合而成，五彩缓纷，绚丽异常，在许多方面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服饰在风格上有一定的联系，而男装一般以黑、白色布料或麻布为服，有系腰。

在迭部桑坝、洛大直至舟曲上河一带，女装衬衣叫“哈吐”，中着短袄，名“几挨”，外穿坎肩，称“卡加”，系毛织红、蓝腰带。以珊瑚板纽为饰，胸前佩挂小花手帕，彩绣针线荷包、牙签、小铜钱以及竹制口弦等。裤子称“果洛”，裤筒特别肥大，扎成灯笼状，头顶黑巾，以帕系结发成辫，盘于头上，垂系腰间，耳有银环。整个衣服呈上削下丰之形，色彩素净，质朴无华。其风格在后藏可以寻到来源，在川西亦有其线索可找。多儿、旺藏妇女，头戴彩条直筒高帽，身穿长袍，名叫“日拉”，各色花布，氆氇饰边，紫红裤，绿色茧绸系腰，足穿大红满帮布鞋，十分艳丽华贵。男子衣装朴素色重，仅有氆氇和简单的毛皮边饰。以上各县服饰仅为概况，其他数十种小分支类型的服饰，虽有大同，亦有小异。

卓尼县勺哇民族乡的土族妇女服饰，以头戴九花连缀铜饰、耳系“拉老”银饰、用红头绳系于辫间、在藏式袍服上套以束腰三开襟无领无袖衫为特征，别具风格，有异于青海及甘肃河西走廊土族之装饰。男子服装与当地藏族无异。这里的汉族女装上收下丰，裤腿下束，高装宫鞋或花鞋，头顶白布，遍饰银铰于发际，男子穿对襟袄，系红色腰带，足登连帮布软靴或布鞋。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明代江淮地区的古老风貌。所有这些民族服饰，都是祖国民族大家庭文化宝库之艺术珍品，是研究我国民族走廊错综复杂的民族古老历史和现实生活渊源的重要实物资料。

藏戏是藏区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由于其与宗教关系紧密，因此戏服既反映了现实真实的内容，又带有丰富的超现实想象。安多藏戏又被称为“北路藏戏”，其代表剧目为《松赞干布》。这出戏采用民间的舞步“卓”，吸收了京剧的台步和甩袖动作，演员身着代表特定身份的戏装，头戴面具，手拿道具来表演。藏戏中的服装也由假面、道具和特定角色的衣装、衣装纹样及饰品组成。每个人物有特定的形象，颇似京剧。在藏戏中还有一类服饰不带面具，但有特定含义的帽子和佩挂。如“夏木包多”，似顶在头上的盘子，与其相匹配的装饰有佩剑等各类饰物，以表现人物的性格。另一种面具表演的艺术形式称“法舞”，藏语为“钦本”，指舞者戴上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面具，舞者紧随节拍演示佛教教义，也称其为“跳神”。法舞由新、旧两部构成，旧的多来源于印度，新的则是各地创制，因此各不相同。法舞已逐渐程式化，护法面具也基本固定下来，一般有鹿、狮、土地神、法王妇等。法舞表现的题材是直接来自宗教并为宗教服务，以劝善、正法、镇灾、驱邪为主题，只在特定的宗教活动中演示，其服饰特点同藏戏一样，是被神化了的现实服饰的反映。

这些舞蹈有的肃穆庄严，有的粗犷热烈，更多的则是虔诚，充满了祈盼。在舞蹈中，人们的服装绚烂而美丽，“十”字、“N”字纹样的藏靴，宽大水獭边的藏袍，硕大的佩饰，五彩的吉祥带。人们手中绘着各种图案的手鼓哈达、鲜花、“尕朵施”(供品)，构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服饰海洋。这样的服装只有节日时才穿着，是一种高于生活的艺术化了的服饰，艺术化的藏族服饰受到历史和宗教的制约，有着复杂的表现规范，其中所反映的思想与其服饰内涵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有这些民族服饰，都是祖国民族大家庭文化宝库中的艺术珍品，它是研究我国民族走廊错综复杂的民族古老历史和现实生活渊源的重要实物资料。藏族民族服饰所反映的风俗、文化内涵和进一步融合的发展趋势，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甘南州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2]李振翼.甘南藏区考古集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3]德拉才旦.安多藏区甘、青、川古代美术遗迹考究[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

俄罗斯服饰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摘要:近20年来,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使政党朝“大型党”、“政权党”和“传媒党”的趋势发展,这使得政党越来越重视选民的社会政治心态。能否对当前的社会政治心态进行认知与把握,能否顺应现实而做出积极的回应,对争取民众支持、立足政坛有重要作用。当前“人民型”政党存在不少问题,虽然随着政党的进一步规范整合,俄罗斯政党作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对其发展态势的过于乐观的评价似乎也还为时过早。

关键词:俄罗斯;政党发展;社会政治心态

一、俄罗斯政党改革密切民众与政治的关联度

目前俄罗斯的政党是在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催生的重要政治利益团体。从苏联解体至今已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其发展基本脉络也比较清晰,即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调控舆论等多种方式,通过分权斗争、三次总统选举和四次杜马选举,多党政治经历了从混乱无序状态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过程。进入新世纪至今,形成了俄罗斯共产党、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等四大政党主导国家杜马的格局。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党那种“将市民与政治连接起来,了解和表达个人、集体与社会阶层的利益,有意识地发展选民队伍,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纽带,从而支持某一种要求,实行某一种管理”的作用得到了加强[1]。

2001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的党员, 并在超过半数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内注册地区分部才能够进入国家杜马;2004年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除了把党员人数的下限由1万提高到5万人、把政党进入杜马的门槛由5%的得票率提高到7%、议会选举由“混合代表制”改为“比例代表制”外,该法案还规定,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党和政党联合体才有权参加选举;2005年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规定:在每个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应包括不超过50%的非党人士以保障非党人士的宪法权利;如果得票率达到7%的政党所得的选票总数低于60%则应依次补充其他政党,直到进入杜马的各政党所得选票达到60%[2];2009年最新的《为提高俄罗斯联邦议会国家杜马选民代表性而对俄联邦若干法规做出修改法》,以及根据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地方立法进程的相关法律,进一步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可以与政党和运动结成联盟,他们提出的候选人最多可以达到全体候选人名额的15%[3]。

这些法案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推动了全国性大党的发展。关于政党法的法案颁布后,2007年12月进行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显示,11个获准参加选举的政党中只有4个政党跨过了7%的门槛,获得了代表的授权书。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只有大党才能进入国家杜马,分散的政治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去争夺2011年的代表席位。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为此进行大量的联合。这也就意味着,政党是否能够获得选民的支持,能否更多地动员民众,对于做大政党规模显得愈发重要。而组织规模是否庞大,常常又是衡量政党在选民心目中受欢迎程度的重要指标。俄颁布的扩大党外人士的政治参与渠道的法案,客观上使这一进程有所强化。

此外,现代传媒的发展也使政党更加关注民众的偏好。随着现代媒体对社会各个角落无孔不入的侵袭,特别是图像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对信息的接收由思考让位于直觉,媒体对现代社会的操纵日益明显。在俄罗斯,政党具有平等使用媒体的保障,俄最新出台的《议会政党普遍由国家电视和无限电频道平等阐释其活动保障法》,使媒体作用进一步得到强化。早在2001年,俄大众传媒市场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一家最有影响力的、对政权持反对立场的大众传媒机构——独立电视台(HTB)转归国有集团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控制,从而使联邦一级的地区在社会舆论方面发挥重要影响的电视台几乎处于政府部门的控制之下。大众传媒的这一变化不仅使原来的纲领性政党转变为媒体性的政党,而且更成为一种亲政府的政党。如今,政治家那种深邃的言论已经很难听到,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化的语言来宣传自己的政党主张。任何政党,无论其代表的利益范围如何狭窄,其意识形态如何具有排他性,都要极力将自己塑造成大众利益的真正代表。政党的公共形象变得越来越突出。各大政党如何在传媒面前表达民众偏好成为各大政党关注的重点之一。

在近20年时间,从政党林立到大党生长,从政治混乱走向政治规范,俄政党正在朝“大型党”、“政权党”和“传媒党”的趋势发展。这一状况虽然与政权当局的纵横捭阖、积极调控有关,而政党自身通过制订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尽可能地号召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任与拥护,显得更为关键。因为“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 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 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正确”[4]。

二 、社会政治心态与俄政党沉浮发展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使各大政党越来越重视选民的社会政治心态。但在实际上,社会政治心态作为某一时期民众比较普遍的心理投向与政治情绪,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受政治环境、经济条件、资讯手段等因素的影响,其社会政治心态与理想追求也有了很大差异。

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都已发生变化,“市场”、“自由”、“权利”等自由主义的话语也由此确立。巨大的社会变迁反映到民众的精神领域,使民众的思想犹如“万花筒”。与此相适应,俄罗斯社会出现大量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无论是属于什么性质,都是公民社会自由结社的产物,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民众在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感受及思想。这些思想从根本上说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试图效法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全面改造俄罗斯社会。有数据表明,自1988年起,各种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正式组织”,诸如“民主联盟”、“无政府工团主义联盟”、“民主俄罗斯运动”等纷纷建立,甚至还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苏联民主组织跨地区协会”。这些组织1989年已有6万多个,1990年8月增至9万个[5]。与此相对应,俄罗斯政坛上活跃的政党大都是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圭臬的自由派政党,其中,成立于1993年的、集中了众多政要、坚持以西方“药方”改革体制的俄罗斯选择联盟便是典型代表。

然而,俄罗斯在最初狂热的自由化思潮后,到了9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因在实践中失败而遭到民众猛烈批判。民主派实施的西式“药方”给国家在体制转型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巨大落差,震撼着普通民众的心灵:俄罗斯失去了先进的科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优秀教育制度,普遍的医疗保健体系等。在此时,“仅凭建设资本主义的口号这一点已经很难引起俄罗斯人的美好联想了,而民主派政党正是因为忽视了人民最为珍视的那些价值观,所以只能落得失败的下场”[6]。

同时,自解体以来弥散在俄罗斯人民和青年心中的失败主义情绪逐渐散去,一种本能的、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人民历史意识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造就了民族主义新思潮的崛起:它首先指向了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西方集团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批判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这同时也是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俄自民党和俄共的思想基础。俄共对苏联解体后的政治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和干预倾向,他们批评当局是西方的应声虫,不顾国情,不同情人民,一心一意追随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在社会心理上不断获得“政治正确性”。这使得俄共在随后的杜马选举以及1996年总统大选中都有很高的得票率。这一现象表明,俄共的选票不仅来自于选民的信任,而且还来自于对政权“向西看”的不满。与此同时,自民党提出了以建立强大的俄罗斯、恢复俄大国地位、维护俄罗斯人利益等民族主义倾向的竞选纲领,也得到民众的赞同和支持。从这一点看出,俄共和自民党在政党选举中的异军突起实在是有因可循的。

进入21世纪,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的环境已经大有改善,从普京执政开始,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正在走向复兴之路。而民众在经历多年动荡已经很难再接受激进的政策主张,俄国内保守主义情绪开始滋长,人们求发展求稳定,重新燃起对领袖和权威人物的依赖心理,也更加倾向于走温和的中间道路。在这一背景之下,在总统身边工作并奉行其方针政策的中派主义政党获取了更多的选民支持。目前,统一俄罗斯党就是当时因获得政权支持并至今仍然保持强势的政党。

在社会领域,激进市场改革进程中的产权私有化造就富有的“新俄罗斯人”,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贫困阶层。2007年俄著名的媒体《论据与事实》指出,在俄罗斯10%最贫穷者和10%最富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超过了15倍。俄罗斯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有8.8万,而穷人则有3000万。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富人中的前100名的财富在最近一年里增加了36%,达到3370亿美元。他们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5倍[7]。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俄罗斯老一代人怀念苏联以平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公正,而更多的新一代人向往在现实条件下建立社会公正的制度。此时,公正俄罗斯党的“公正”思想的提出能在自由主义语境笼罩下的俄罗斯社会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不能不说与这种现实与民众的情绪有一定的关联。从内容上看,其“公正”思想一登场便是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二是对亲资本主义的西化语态的批判。这种关注弱势社会群体,努力从制度建设上寻找社会分化和不公的主要原因是获得民心的主要关键。

以上表明,政党的沉浮发展与社会政治心态有一定的联系。民众需要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政党也需要它们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这不仅是苏共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经验之一,也是苏共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有资料介绍,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科学院作过一次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 。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时,广大人民群众一个个表情冷淡,无动于衷,说明苏共已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苏共垮台10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最关键的是不能失去人民的支持。这对我,对你们,都是一种教训或启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8]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有千条万条,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脱离了人民,失去了民心,背离了民意。

三 、政党回应社会政治心态的策略

综上所述,对于俄罗斯政党而言,能否对当前的社会政治心态进行认知与把握,是争取民众支持,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之一。能否顺应现实而做出主动积极的回应,为政党立足政坛起到主要的作用。从这一角度上看,近20年期间,活跃在政坛上的政党对社会政治心态的回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党思想顺应现实需求

20世纪90年代初,自由派政党为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受到民众的追捧,因为民众相信,自由派政党对整个社会的规划如果能得以实施,社会将变得比现在美好得多。但实际上,自由派的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社会公平缺失,对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生活境况产生冲击,使被自由派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观念,遭到了来自多数民众的越来越多的质疑。在经历了多年摇摆不定的动荡之后,激进思想在俄罗斯已经很难再获民心,民众虽不愿再走苏联老路,但更无法接受全盘西化的改革。显然,自由派政党的理论无法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另一个例子是,俄共作为至今拥有系统的理论纲领、严密的组织结构、最有组织、最有影响的一支左翼力量,它有着马克思人道主义激情和深深的苏联情结,曾在90年代中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不能灵活应对风云变幻的政治现实,在对待民众日渐看好的现政权上,固守“不妥协的政权反对派”的立场,仍将夺取政权,重建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战略性目标,因此,俄共不仅受到了当局的打压,在政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政党队伍日渐削弱。

面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困境, 各政党(俄共也许是一个例外)都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使自己更具有弹性和实力,这样才能从近乎边缘化的政党重返政治前台。目前,各主要政党都对本党的政策、理论体系、思想观念进行修改、补充,并注重吸收其他政党的主张、政策,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

(二)价值取向跟踪个性化要求

1992年5月成立的俄自民党曾因其多变灵活的主张被认为是“立场最难以捉摸”的政党[9],至今仍是进入国家杜马的四大政党之一。究其原因,其纲领内容与主张依据社会情况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充实。2008年11月举行的俄共13大对现行纲领也做出微调:在对最低纲领进行表述时,虽不否认在被迫情况下采取革命手段,但同时强调议会斗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同时,把党的社会基础扩大到“俄罗斯的劳动者阶级和阶层”,即“一切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给民众以实际意义上的服务的人”,把党的年轻化作为自身建设的方针确定下来,指出“俄共是未来的党,而未来属于青年”[10]。代表中左翼和中右翼观点的公正俄罗斯党和统一俄罗斯党也十分重视扩大政策的包容性。他们在动员民众、争取选民时,既不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鼓动,也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攻击,而是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对选民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政策,更为重视对社会发展进行管理层面上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

(三)注重与当局的良好关系

一般来说,在俄罗斯,政党如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就会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就能在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以及各联邦主体的立法机构中拥有不少席位。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俄罗斯政坛的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三种原因:一是父权制类型的政治文化占优势;二是在俄罗斯政治和政党生活中,领袖的力量要大于制度的力量;三是俄罗斯的历史缺乏真正的多党制政治经验[11]。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多年摇摆不定的动荡之后,俄民众渴望平稳发展的政治道路。普京总统开启由乱而治的政治历程后,使他在俄罗斯民众中享有了崇高政治威望。在总统身边工作并奉行其方针政策的政党也因此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当今,除俄共外,进入议会的政党大都是当局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和推动者。统一俄罗斯党奉普京为精神领袖,并将普京的治国方略归结为“普京计划”作为本党的行动纲领,普京政府对《政党法》及《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等法案的修改就是在统一俄罗斯党的坚决支持下获得通过的。自2001年组建以来,统一俄罗斯党在第四、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不仅获得总统的明确支持,总统还动用自身强大的资源为其助选,使该党在议会中稳获绝对多数。同样,在2006年经当局扶持的公正俄罗斯党成立后,其力量迅速壮大,一度与政权持反对立场的俄共争夺议会的“第二把交椅”。虽然俄罗斯依附于政权的政党政治显然还不是一种成熟的民主体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可控民主”下,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借助政权力量的推动。

四、当前俄罗斯“人民型政党”的发展困境与前景

完善政党制度是俄政治发展的重要一环,为了发挥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主要政治媒介的作用,近20年来,俄当局与各主要政党对此做出了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实际效果并不容乐观。

首先,从体制上看,俄罗斯并未在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提供一种权力平衡,而是给予总统极大的政治权力。俄政党体制被称为“无执政党的多党制”,政党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自2001年首次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对政党的财政活动和国家给予的补助方面做出规定以来,2005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在选举中得票率超过3%的政党,国家将每票补助5卢布。2008年再次修改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又将国家对每票的补助提高到了20卢布[3]。这些法规一方面使政党与政权联系得愈加紧密,同时又使政党更加依附于政权,政党作为民意的自由表达渠道受到限制。

其次,社会基础不稳定是各政党的通病。虽然所有政党都宣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政党,但实际上这些政党多属于官僚党,基本由能够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精英人物组成。就以活跃在政坛上的四大政党来说,目前,除了俄共的久加诺夫没有立法机构或政府职务外,普京是政府总理兼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格雷兹洛夫是国家杜马主席兼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为上议院议长兼公正俄罗斯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是国家杜马副主席兼自民党主席。统一俄罗斯党号称拥有94万名党员,但它的主要社会支柱是不同权力层次的政府官员[12]。据统计,该党有3名联邦政府成员、35名联邦主体行政长官、500多名市政府首脑和2000多名各级议员[13]。这就意味着,领袖人物的作用越来越大,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对党的纲领的作用越来越小,疏离感越来越强,民众基础依然薄弱。

再次,从总体上说,俄罗斯政党主张关注民众政治思潮变化是俄当局积极调控的结果。政党关注民众政治思潮变化尚处在进行当中,还没有最终形成,且本身还面临着诸多风险:要么政党会因适应民众的口味而丧失自身以基本价值为导向的政治特性;要么政党在广大民众中产生疏远感;要么政党向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过渡,最终导致领袖对政党的绝对支配力。因此,当前“人民型”政党存在不少问题,虽然随着政党的进一步规范整合,俄罗斯政党作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对其发展态势的过于乐观的评价似乎也还为时过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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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兴耕.“统一俄罗斯”党五大的若干重要决策[J].国外理论动态,2005,(2).

责任编辑:刘开寿

俄罗斯服饰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要：民间服饰图案作为丝绸印花设计中重要组成部分，为其设计与取材都提供了广泛的设计思路与素材来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民间服饰图案与丝绸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民间服饰图案应用在丝绸印花设计中，使最终作品更具民族特色与文化气息，且简约优雅富含深刻内涵。

关键词：民间服饰图案；丝绸印花设计；应用策略；分析

近几年来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程度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元素也被人们所追捧与喜爱。无论是对于国人还是外国人来说，中国元素都具备着特殊的韵味与文化内涵。随着人们审美需求在不断提升，设计师将传统设计方式在不断创新、完善，更注重利用人文特色以及精神内涵将中国元素更加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一、民间服饰图案具备的特点分析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我国民间服饰文化一直都是时尚界的关注热点。在受到礼教思想的影响下，民间服饰不仅作为蔽体御寒的衣物进行穿着，还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气息与人文精神。

通过对民间服饰的图案、色彩等方面进行详尽观察与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民间服饰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儒家思想的主要精华。在女子民间服饰的图案中可以感受到中国女性的温婉、大气、简约优雅[1]。从男子的民间服饰图案方面来看，其设计结构整体呈现比较宽松的状态，可以看出人们对休闲、恬淡生活的理想追求。

无论是民间服饰的整体结构还是民间服饰的图案，都具备较强的美观性与稳定性，可以看出，民间服饰图案更倾向于平面铺陈的设计方式。人们对服饰的审美要求在近几年来得到了飞速提升，并希望呈现在服饰中的图案更加精致、色彩搭配更加合理。而这些要求民间服饰图案都可以充分满足，并最终形成独具艺术价值的艺术品。

二、丝绸印花设计的特点分析

（一）丝绸印花工艺的制作流程

丝绸印花的工艺制作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直接印花工艺、拔染印花工艺、防染印花工艺。在进行丝绸印花工艺的过程中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流程：第一，设计丝绸印花的图案。第二，将黑白稿进行扫描。第三，利用感光制作模板。第四，将颜色搭配，并打样处理。第五，将白浆、胚料等材料准备好，最终调制成色浆。第六，印花。第七，对颜色进行加固[2]。第八，将丝绸印花的成品进行退浆操作。第九，成品完成，进行适当整理。

（二）丝绸印花设计特点

在进行丝绸印花图案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会将自身的想法以及情感在设计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在丝绸印花的图案中也可以看出设计师对事物的理解、元素的选用、素材的设计技巧等方面。同时丝绸印花图案设计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丝绸印花图案还具备较强的美感与时代感，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对于丝绸印花制品更是极其喜爱，其精美的图案、丝滑的触感都会满足广大女性对时尚的各项需求，还可以将女性柔美、温婉、端庄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

三、民间服饰图案在丝绸印花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无论是民间服饰图案还是丝绸印花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构造、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可以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及文化内涵，将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的人文精神淋漓尽致地进行表达。因此只有将民间服饰图案合理应用在丝绸印花设计中，才能使最终成品具备独特的设计风格与文化韵味。

（一）在丝绸印花设计中植入民间服饰图案

民间服饰图案的种类造型各异，且变化极为丰富，因此要想将民间服饰图案应用在丝绸印花设计中，便需要将民间服饰图案的特点以及构造进行分析，才能使丝绸印花设计的整体结构更加完整与美观[3]。丝绸印花主要体现为服饰，这也是民间服饰形成了共同点，无论是国内外的设计师都将这点作为设计基础，并将民间服饰图案充分应用在了丝绸印花材质的服饰设计中。例如著名服饰品牌普拉达在2012的秋冬米兰时装周展示出的设计服饰作品中，将六边形作为服饰图案的主体图案元素。同时设计师还将民间服饰的鱼形图案巧妙地提炼出六边形的形状，与服饰的整体结构以及图案互相协调，还符合品牌整体的设计风格。再如范思哲在2012秋冬米兰时装周中展示的服饰作品中，利用绿色圆环图案与黄色原点图案分别象征的荷叶与水珠，在其中又加入了民间服饰的鱼形图案，形成一幅生动的江南水乡荷塘画面，并将服饰整体的视觉感受赋予极强的生命力。

（二）将民间服饰图案植入到丝绸印花服饰图案构成骨架中

在将民间服饰图案植入到丝绸印花服饰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应用在女性服饰中，对于男性来说，通过利用民间服饰图案，可以增强服饰整体的层次感与质感，使男性看起来更加俊朗与强壮。例如在Etro品牌在2012秋冬米兰男装周的印花衬衫系列作品中，便利用了民间服饰图案。设计师主要将民间服饰图案构成服饰的整体骨架，并将民间服饰的图案合理植入到骨架结构中，色彩搭配主要为蓝色、白色，给人以清新、新颖的感觉，并将设计风格进行了大幅升华与创新。

（三）对色彩进行合理搭配

在民间服饰图案中，颜色的搭配极为重要。设计师在将么民族服饰图案应用在丝绸印花设计过程中，对颜色进行合理搭配[4]，应确保民间服饰图案的颜色符合整体的颜色风格，才能将二者进行更好的融合，并生成新型的艺术感受与审美体验。

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环保理念的不断提升，绿色作为表达这种理念的颜色，也表达了未来几年的生态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趋势。设计师应将这一点作为设计基础，在将民间服饰图案应用在丝绸印花设计过程中，可以采用绿色以及其他的颜色进行设计与搭配，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同时，呼吁人们提升环保理念。例如国内的某知名服饰品牌在将民间服饰图案应用在丝绸材料的印花服饰设计过程中，主要采用的色调便是绿色，其发布新品的时间是在春天，绿色也符合了春季的生机盎然，让消费者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使得服饰作品更加鲜活、富有感染力，从而增强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因此设计师在进行丝绸印花设计过程中，应注重对颜色的合理搭配，才能使丝绸印花制品更富生命力。

（四）突破层面描述的限制，提升设计理念完整性

时代发展的脚步在不断加快，设计师开始广泛应用中国元素进行服装设计。但部分设计师在表达中国元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过于刻意，在设计作品中无法充分感受到中国元素蕴含的文化与内涵[5]。因此设计师在将民间服饰图案应用在丝绸印花设计过程中，应突破传统的层面描述局限，将设计理念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才能将民间服饰图案中蕴含的中国元素、中国文化内涵在设计作品中充分凸显出来，从而使现代设计风格与中国传统文化风格互相结合，提升作品的韵味与境界层次。

（五）将民间服饰图案与丝绸印花设计内涵互相融合

在我国传统的民間服饰中，更加注重其具备的文化内涵与精神气韵等方面的表达，且服饰具备主题特征明确，风格简约优雅。在欣赏民间服饰图案时可以感受到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充分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意义与内涵。丝绸印花制品的主要特点为面料柔软、颜色艳丽，但缺点为容易出现褶皱，这与民间传统服饰的设计结构近乎一致。因此设计师应利用二者的共同点将其互相完美融合，才能让二者相得益彰，最终呈现出完美的视觉效果，充分凸显出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的独特内涵韵味。

四、结语

在将民间服饰图案应用在丝绸印花设计过程中，应在设计中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元素的内涵与精髓，才能使设计作品富含人文精神与独特的文化韵味，促进丝绸印花设计水平得到升华与创新。

参考文献：

[1]徐舫.民间服饰图案在丝绸印花设计中的应用[J].丝绸，2014，01：60-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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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服饰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摘要： 在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背景下，绒线编结时装发展成为近代上海服饰文化的代表。文章以海派文化的一般特征为研究基础，通过对绒线编结时装流行特征、造型结构和编结技艺的分析，概括出海派文化摩登、精致、融汇、爱国的精神内涵，且认为这些内涵是海派文化一般特征的延伸，再由此追溯出海派绒线编结时装中西交织的文化与历史渊源。研究认为：绒线编结时装是西洋工具、材料、技术与中国传统女红匠心精神共同蕴育的产物，在中国近代上海服饰发展文明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对当前中国海派绒线编结的传播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 绒线编结时装;海派文化;精神内涵;中西交融;近代上海

文献标志码： B

引用页码： 041202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0.04.014（篇序）

Analysis of connotation of Shanghai-style culture in modern wool knitting fashion

ZHANG Jingqiong， WANG Nan

（a.Institute of Textile and Apparel; b.Jiangsu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earch Base，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no-west blending Shanghai-style culture， the wool knitting fashion has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Shanghai clothing culture. Based on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hai style culture， four spiritual connotations（modernness， exquisiteness， inclusiveness and patriotism） of Shanghai style culture are summarized based on analysis of popular features， styling structure and knitting techniques of wool knitting fashion. The four connotations are regarded as the extension of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nghai-style culture， and the Sino-west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origin of Shanghai-style wool knitting fashion is traced out from th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wool knitting fashion is the product of western tools， materials， techn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needlework spirit， has left an indelible mark of the tim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of modern Shanghai clothing， and has positive cultural significance to the spreading of Shanghai-style wool knitting.

Key words：

wool knitting fashion; Shanghai-style culture; spirit; Sino-west blending; modern Shanghai

收稿日期： 20190530;

修回日期： 20200319

基金項目： 江南大学自主科研项目（2019JDZD05）

作者简介： 张竞琼（1965），男，教授，主要从事服饰文化的研究。

“绒线”是舶来品的一种，英文为“wool”[1]，于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绒线，又称毛线，是毛织物的一种，性柔软、易伸缩，以之结物[2]。其以羊毛为主要原料，经过纺机纺成毛条，再由机器整理后制成绒线[3]。20世纪20年代，绒线编结技艺在上海得到广泛流行与传播，在开放创新的海派文化影响下，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绒线编结时装。

目前关于近代绒线方向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手工编结技艺和花样的研究，二是历史沿革和产业发展的研究，但均未从海派文化角度进行相关研究。本文则以海派绒线编结时装为研究对象，以海派文化的一般特征为研究基础，通过对中西文化融汇背景下近代上海绒线编结时装的流行特征和编结工艺的分析，探究绒线编结时装中所蕴含的海派文化精神内涵。

1 海派文化的内涵

“海派”一词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是中西结合的产物。曹聚仁将京派形容为古典的大家闺秀，海派是浪漫的时髦女郎[4]。所谓“海派文化”指的是近代江南文化与西方先进文明碰撞与融合后产生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海派文化”从一开始的戏剧、书画、文学、电影等领域逐渐延伸到社会风尚、生活方式及穿衣打扮等民间生活领域，带有深厚人文主义色彩和世俗气息，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5]。兼收并畜、标新立异、开拓创新是海派文化的一般特征。海派文化在绒线编结时装中所体现的内涵是摩登、精致、融汇与爱国。这些内涵是海派文化的一般特征在服装领域的沿承与折射。

绒线编结时装是近代上海女装的主流之一。与中国传统服装相比，绒线是地道的“舶来品”。不论是单独穿，还是搭配旗袍等中式服装穿，都被认为是时髦的装束，此为摩登;自古以来中国女子就有擅女红的传统，绒线编结技艺传入后，延续了中国女红技艺精巧细致的特点，此为精致;绒线编结时装是西洋工具材料传入国内，经近代中国妇女了解、借鉴、创新并发扬光大的产物，此为融汇;同时，倡用国产绒线并以此支持中国民族毛纺织业的发展，则为海派文化赋予了爱国主义情怀。

1.1 摩 登

“摩登”一词是从英文“modern”音译而来，其中文解释为“现代”“时新”“时髦”[6]。20世纪的上海处在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裂变之中，英美租界的畸形繁荣，一方面为其迅速发展经济文化提供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又使其攀附奢风浮气[7]。作为思想外化的服装明显地感受到了这股西风浪潮带来的影响。与所有西洋“舶来物品”一样，穿绒线衣被认为自带时髦属性[8]。《方舟》杂志曾刊过一篇名为《给摩登小姐太太们》的文章，其中提到毛衣是很欧化的东西，理应在国内得到提倡[9]。时装界默认“西式时装以巴黎为时尚，中式新装以上海为马首”[10]，模仿国外时装的最新款式成为国内女子追求时尚的突破口。绒线编结时装作为“洋派”的代表之一，其服装造型与结构均受到西方时装风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领部结构和肩腰造型的西化。

1.1.1 从整体形象来看

旗袍代表了东方审美意蕴与时代风貌，是近代中国女性的外在象征。从传统旗袍到改良旗袍的变化是摩登的体现，其形制变革小，结构变革大，肩、腰及胸部趋向于合体，且玻璃丝袜、高跟皮鞋、绒线背心或开衫与改良旗袍的搭配方式将摩登体现得更加外化，是时髦女郎的必备装扮。绒线编结的开衫、披肩等西式服装与旗袍的经典搭配是海派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笔。这种中西结合的着装方式，刷新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引领了海派服饰的新风尚。

例如，有绒线开衫与改良旗袍的配伍。图1是一件深色印花长旗袍与赭色长袖绒线开衫的装扮，绒线衣前襟的纽扣穿着时不扣紧而作装饰之用，开衫表面具有凹凸有致的肌理感，整体造型挺括，与曲线流畅的旗袍相搭配，体现气质的优雅[11]。同时亦有绒线披肩与改良旗袍的配伍。图2这件开

襟式绒线披肩是在衣领处由一颗纽扣连接两襟，披肩长度在腰部以上，与长及脚踝的改良旗袍搭配，丰富了着装的层次与相应的比例关系，具有修饰形体作用[12]。

1.1.2 从细节样式来看

首先是衣领装饰与传统的中式立领不同，绒线编结时装流行西式领形。常规的西式领形表现为绒线外套及开衫的翻领、西装绒线背心的鸡心领，以及套头式绒线衫的圆领和船形领。在此基础上又创造性地将花结、领结等配饰应用在绒线衣的衣领装饰中，花结大小根据服装款式造型需要进行变换，花结形状则与系结方式有关。图3是一件深色套头式绒线衣，领部由蓝色花结做装饰，花结覆盖到胸前位置，其形状工整精致[13]。或将绒线编结成领结装饰在衣领部位，精致端庄，如图4[14]所示。另外一种装饰花边在绒线编结的童装与女装中十分流行，是将花瓣形的装饰花边在领口周围编结一圈，与西式服装中的荷叶边相似，尽显摩登气息，如图5[15]所示。

其次是肩腰造型。西式服装以立体裁剪为主，结构上利用省道表现服裝造型;中式服装是平面裁剪，形制上强调宽衣博袖。当时上海女性受西方文化影响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勇于表现自己的身段，具体体现在对女装结构中肩、胸、腰、臀等部位的重视。中国近代绒线编结大师冯秋萍[16]在1941年观察到“现在市上最风行的大衣要算高肩膀大袖口的式样”，

又认为“细细的束腰，犹似柳腰，更显动人”。图6是她用绒线编结的一款典型的宽肩收腰款式。这件绒线外套的肩膀略宽成与手臂成直角，是利用编结技巧达到的垫肩效果，至腰部收紧，造型挺括可与呢大衣媲美[17]。

1.2 精 致

近代上海女装时尚延续了江南传统服饰文化中细致精巧的风格特点。中国传统的镶滚、缘边、刺绣等装饰工艺在服饰中的运用已达臻境。绒线等“舶来品”的传入使中国传统女红技艺得到进一步提升。传统的镶、滚等装饰工艺依靠叠加层次的复杂程度到达高贵华丽的效果，绒线编织则利用巧妙的技法和高超的手工技艺创作出新颖时尚的花型。民国时期，以冯秋萍、黄培英、鲍国芳等为代表的绒线编结大师工艺巧妙、技艺精湛，为绒线编结界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

1.2.1 “工巧”的特征

冯秋萍擅于编织各式各样的花型图案，她用钩针编结的野菊花、珍珠花、美人蕉、麦浪花、金奖杯等花型精巧美观，在女装中广泛应用。她将图案花型与具体服装部位结合，以达到新奇巧妙的编结效果。图7是用钩针结成的一顶风车形式样童帽，花型从帽顶中心向四周成放射状发散，儿童跑动起来帽顶会有风车形旋转的视觉效果，颇有童趣[18]。冯秋萍将不同工具组合运用编结出新奇的花样、又将不同针法巧妙运用编织出曼妙的肌理，体现了她编结工艺的巧妙之处。鲍国芳用深浅两色绒线与花型搭配编织出了具有镂空效果的春季短袖开衫，如图8所示。衣身完全由菊花勾连而成，黑白两色菊花深浅相间，内搭深色旗袍，视觉上具有镂空、轻透的效果[19]。

1.2.2 “尚精”的追求

冯秋萍对于绒线编结技艺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她潜心研究，利用高超技艺使绒线编结达到一种“仿呢料”的效果。1942年，冯秋萍创造性地编织出了一件赛方格呢绒线旗袍，如图9所示。她综合运用了棒针、钩针和刺绣针等工具与上针、下针、平针和桂花针等针法，其创新与独到之处是用刺绣针将条格中的直条纹绣上，再用浅色线穿过，隔一针穿一线，形成深浅相间、横竖相交的格呢花样，编结方法平整紧密，最终达到仿毛呢织物的效果[20]。黄培英在绒线编结花形图案的创作上亦极尽繁复。她用钩针编结出一种极其复杂的牡丹花样式，每朵花需钩50针短针，共盘绕4层，第5层将其拉长，再用线将每5针拉长穿起、系紧，共系10股成花辫如图10[21]所示。

1.3 融 汇

民国时期长期的“华洋杂居”使东西方文化不断碰撞与交流，最终西洋“摩登”与本土“精致”的文化内涵在上海得到不同程度的融汇。民国时期，当时人们认为：“中国妇女服装掺杂一些西洋的意思在内，应该是世界上最美丽、最讲究的服装，比如旗袍上面穿着西式的毛衣。”[22]中西元素结合在绒线编结时装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形制，二是工艺。

1.3.1 从形制来看

绒线衣本是西洋舶来之物，中国女子精通编结技艺后，不断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在绒线编结时装中加入中国传统服饰中的结构元素，编结出时尚潮流的绒线时装。

云肩式。将绒线编结的披肩与旗袍搭配是民国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装扮，披肩的形式通常有斗篷式、半身式和全身式。图11是一件半衣身形式的披肩[23]，造型款式以中国古代传统的云肩样式为原型，故称云肩式。其领口高度与旗袍立领相当，衣长至胸部，前后片无接缝，纹饰图案讲究对称性。这种云肩式披肩主要用来装饰肩部，兼具保暖作用。

袄褂式。袄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服饰，以大襟右衽、连袖直身为一般特征。图12是一件绒线编结的女式短袄[24]，在形制上既保留了大襟右衽的传统，又结合了西式服装紧身、紧袖的特点;在装饰上既保留了本民族的祥云纹样与沿领、襟、摆进行缘边装饰的传统，而这一切又是以外来的绒线编织工艺来实施的。

1.3.2 从工艺来看

将中国传统的刺绣工艺运用到绒线编结中，是中西结合的又一种体现。具体做法是在已经编结好的绒线衣上，用鲜艳颜色的绒线在服装上加绣植物、动物等图案。冯秋萍曾将中国十二生肖图案用绒线刺绣工艺刺绣在童装上，具有民族符号意义的生肖图案与具有肌理感的绒线衣实现了完美融合，如图13[17]所示。冯秋萍又于1948年用传统刺绣工艺塑造了一位西洋美女形象，同样应用于她的新款绒线衣中，如图14[17]所示。黄培英则是将中国传统的忍冬纹、梅花纹等植物图案刺绣于绒线衣的前襟和裙摆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服饰的古典美。

1.4 爱 国

近代上海既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桥头堡，也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沿阵地。20世纪30—40年代，上海人民万众一心，奋力抗争，塑造了上海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城市形象。尤其是“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各界人士全力支持抗战并积极开展爱国救援活动，广大市民自发组织进行募捐及在淞沪会战中对八百壮士孤军奋战时的物资支持。

面对外货不断倾销而中国民族工业几近凋零的低潮，上海民族工商业也开展了一系列自救行动，即所谓“实业救国”。一方面，大批爱国实业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纷纷投资设厂，国内绒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其中较为知名的有安乐纺织厂和上海毛纺织厂。另一方面，广大市民提倡使用国货。使“英雄牌”“双猫牌”“小囡牌”等国产绒线得以迅速占领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进口绒线的持续输入。国产绒线的普及，减轻了国民经济的负担，也让绒线编结时装成为时尚热潮。使用国产绒线编结的时装，既符合“摩登”的时代需求，又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并成功塑造了爱国的、海派的摩登女郎形象。

2 海派文化与海派绒线编结时装的渊源

2.1 海 派

上海坐落在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根植江南地区传统吴越文化的底蕴，在与西洋外来文化的交融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

“海派”的渊源之一是西方文化的输入。近代上海开埠后，租界文化成為海派文化的组成部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浓重的商业气息及开放的社会环境，吸引大量移民与外来文化的进入。租界文化的兴起使上海从一个原本“重农抑商”的城市发展成为“以商兴都”的城市。西洋文明不仅影响了上海人的物质观念，还影响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西方文化的进入使上海人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中的商业竞争模式和金融贸易，促动了上海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使一直以经营传统劳作为主的家庭妇女转为追求经济独立和个性独立的职业女性，并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与社交礼仪;同时西洋文明带来了另外一种审美观念并通过租界这个“橱窗”得以展现，使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守、含蓄的一面逐渐转向开放、勇于表现的另一面，对于女性的容貌与身体也由遮掩转向适当地展露，这一点在种种新款绒线衣中得到充分体现，最终成就了海派文化中摩登的新内涵。随着租界文化不断向上海其他地区的渗透，于是租界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与融合，交织而成一种新的文化特征。

“海派”的渊源之二是对本土江南文化的延续。江南文化是上海丰厚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来源。本文所谈论的“江南”，主要指当今上海市、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从地理位置上看，开埠前的上海是江南松江附属县，属于江南的一部分。开埠后十年，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租界的开辟、经济贸易的发展加之太平天国运动的开展，加速了以苏州和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区域向上海的转移[25]。据统计，近代上海人口的构成中，苏浙两地的移民占有一大半之多，他们带来了传统江南农耕社会中的勤劳与敬业精神，也延续了江南地域文明中精致典雅的风格习俗。“苏样”是对苏州传统工艺美术制作和技艺的称谓[26]，制作精细考究、擅于以小见大;苏州园林与苏作家俱都以占用较少的面积、材料来取得精美大气的效果，这一点已成为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化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正是基于这样的艺术传统、工艺水平和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正是这种传统、精神与艺术追求随移民来到了上海，才形成了海派文化精致的内涵，并与外来文化合二为一，形成海派文化独特的气质与内涵。

2.2 海派绒线编织

20世纪20年代，绒线编织作为一种西洋时尚在中国普遍流行。绒线编织的材料、工具和技艺均由西洋“舶来”，在与中

国本土的女红传统相遇后，开出了近代海派绒线编织的绚丽之花。

绒线编结技艺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传入国内。光绪12年（1886年），法国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河、漕河泾等地设立传习馆，教授当地妇女编织用于窗帘台布的织带花边，再运往西欧销售，并以此形成一种产业链。这是西方手工业和工业美术在国内的初次试探。到了19世纪末，西方文化与物资大量倾销，有英商在上海开设博德运绒线公司生产“蜜蜂牌”绒线，为推广销路，其售卖时附送绒线编结说明书与竹制的棒针编结工具[27]。这样，绒线编结的材料、工具和技艺传到了上海，传到了普通市民手中。

中国女子自古以来就有擅“女红”的传统。明朝时期，上海便以顾绣闻名于江南一带，其特点是将绘画与绣法结合，绣作精巧细致，品格高雅。尽管清末顾绣日渐消亡，但其细腻传神的工艺技法始终影响着上海本土女红技艺的发展。形成于明代晚期的“苏样”，是中国江南地区精湛手工技艺的代表，不管是服饰刺绣还是工艺品的制作，苏州人都极尽工巧，其自成一体的苏式风格亦成为海派文化中精致内涵的典范。民国时期，绒线编结流行于上海，与中国传统女红一样同属心灵手巧的范畴，共同拥有精致、匠心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她们放下了绣花针，拿起了棒针、钩针与绒线，但改变的仅是手工技艺的一种形式，而工于匠心的内核始终没有变。所以说海派绒线编织是中国传统女红精神与西方工艺技术结合的产物，它延续了传统道德观念中对于女子“妇功”的要求，也使传统“女红”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新时代新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

3 结 语

绒线编织蕴孕育在海派文化的历史浪潮中。与海派旗袍一样，海派绒线编结时装也拥有上海独特的时代印记。绒线编结从最初的“舶来”技艺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女红技艺的代表，是摩登时代新女性的一种新女红。其以工巧、尚精与丰富的纹样与针法，塑造了优美的整体造型与领、肩、腰等精致的细节，通过形制、工艺与穿着方式的中西交融成为了海派服饰中的经典装束。由此可得，海派绒线编织技艺是外来的工具、材料与传统的匠心精神相交织的产物，充分体现了摩登、精致、融汇与爱国的海派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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