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调查范文

分布调查范文（精选12篇）

分布调查 第1篇

从目前句法分析器评测的结果来看,依存分析器的表现是现有分析方式中最好的。但是,并不能说依存的分析已经尽善尽美,现有依存的表示与分析主要是基于投射性假设的,每种语言中都有部分现象并不符合这个假设,一般称其为非投射性依存现象,Nivre & Nilsson ( 2005)通过对部分印欧语依存语料库的调查发现,其数量一般为15% ~ 25% 。

Robinson( 1970) 对投射性分布的假设具体描述为: “如果成分A直接从属于成分B,而成分C在句子中位于A和B之间,那么,成分C或者从属于A,或者从属于B,或者从属于A和B之间的某一成分。”Mel’cuk( 1988: 35) 对一个句子具有投射性的描述是,在一棵依存树中,两个边没有交叉,且没有边跨过最高的结点。这里的“结点”代表的是单个词语,“边”是指表示两个词之间依存关系的连线。可以看出,Mel’cuk对投射性依存的定义范围要小于Robinson( 1970) 的定义。另可参看Lecerf ( 1960) 、Hays ( 1964) 、Gaifman( 1965) 等关于形式化表示的论述。我们这里采用Mel’cuk( 1988) 对投射性依存较小范围的标准,以求得可分析的非投射性依存现象范围的最大化。

因此,如果出现了两个依存边的交叉或者有边跨过了最高结点,则称其为非投射性依存现象。相应地,非投射性现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交叉依存类,一类为有边跨过最高结点类的现象。分别如下两图中加黑方块的线条部分所示。

可以看出,非投射性依存现象是由句法依存关系和线性语序两方面因素影响而成的。

非投射性现象的分析与处理已开始受学者们关注,但主要是在计算语言学界,而且主要是针对印欧语,针对汉语的分析研究很少。因为,自冯志伟( 1983) 把依存语法介绍到汉语研究中以来,大多数汉语依存的研究都是在投射性的假设之下进行的。为了满足投射性的假设,许多句法关系都是进行了错误的分析。我们知道,从句法分析到挂靠语义大多是按照组成性原则进行的,句法分析的错误必然会带来语义分析的错误,因而是得不偿失的。

随着对依存分析准确率提高的追求,人们对非投射性依存现象的处理越来越关注。亟需全面的调查来了解汉语中到底存在多少非投射性依存现象,分别有哪些类,各占多少比例,以期为非投射性现象的正确处理提供参照。刘海涛( 2009: 258) 的研究发现,汉语词汇间的依存距离为2. 84,这个数据远超过英语和日语的依存距离( 英语1. 386,日语1. 43) 。因此,很可能非投射性现象在汉语中所占的比例会更高。

鉴于非投射性依存现象对大规模真实语料分析准确性提高的重要性以及目前研究的状况,本文选取其中的一个子类———交叉依存现象作为考察的切入点。原因有二:

第一,交叉依存现象涉及汉语中一些研究的热点,如动补结构和主谓谓语句等。这几种结构的分布在汉语中是非常广泛的,且一直是语法研究中的重头戏。对这几类现象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与参照。

第二,从应用的方面来说,这类现象的正确考察与处理,将会为句法分析器效能的提高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使得分析精度得到显著的提高。同时,对于基于依存的语料库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

二语料来源及依存判定标准

( 一) 语料来源

我们选取宾州汉语树库( U-penn Chinese Treebank) 的语料作为调查的对象,来了解交叉依存现象在汉语中的分布情况。之所以选择宾州汉语树库作为调查的对象,是出于以下的考虑:首先,宾州汉语树库是一个比较权威的语料库,语料选取合理,经常用作分析器统一评测的平台。其次,该语料库加工程度较深,包括了分词、词性标注、短语结构标准、命题结构标注等不同的层面,便于在后期做横向的对比测试。

( 二) 依存判定标准

依存的判断标准,我们使用Mel’cuk( 1988) 提出的句法依存判断标准。这包括三个方面的标准: 第一是判断是否存在句法依存的标准; 第二是判断句法依存方向的标准; 第三是区分依存类型的标准,本文涉及的主要是第一方面的标准。

根据Mel’cuk( 1988: 130) 的标准,判断是否存在句法依存关系,有两个基本的条件。

A. 线性相关。在一个句子中,如果W1与W2两个词中某一个的线性位置必须参照另一个才能够确定,那么我们就说这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句法依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词对另一个词位置的决定方式是唯一的。其实质是说,当我们提到W2的位置时,必须提到W1。比如英语中的冠词,当我们提到冠词的时候,必然会同时指出有名词位于其后。这样,冠词与名词就具有直接的句法依存。

B. 韵律相关。即W1与W2可以形成一个韵律单位,或者两者虽不能构成一个韵律单位,但两者中的一个词可以同另一个词与其他词构成的组合整体构成韵律单位,另一个词为组合中的支配词。比如英语中的动词与介词不能构成韵律单位,但动词与介词短语可以构成一个韵律单位,介词为介词短语中的支配词。

这两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才是确立存在句法依存关系的依据。

三交叉依存现象分布情况

交叉依存现象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观察。一种是在句子的范围内来看; 由于句子内部的关系经常涉及分句之间名词、代词、动词、副词等词类的共享,以及框式连词、分句做宾语等用法,这些都可以引起依存表示形式上的交叉,因而会是一种比较广泛的现象。例如:

( 1) 他说,这是一项施泽后世的工程,也是政府最急切要办的事,我有责任尽一份力。

句中的代词“这”分别与两个分句中的动词“是”都有依存关系。同时,两个分句都与动词“说”有被支配关系,表示为两个动词“是”都与动词“说”有一个依存边。这样,“说”与第一个“是”的依存边就会与“这”与第二个“是”的依存边发生交叉的现象。

我们调查了美国宾州汉语树库中总共15162句的语料,共发现2489句具有交叉依存的现象,占总体语料比例的16. 416% 。其中单纯由于分句之间成分的共享与框式介词等引起的交叉依存现象为777句,占总语料比例的5. 124% 。其余1712个句子中则都是发生在分句内部的交叉依存现象,占总语料比例的11. 291% 。

另一种观察的角度,则是把交叉依存现象限定在分句的范围内,即在逗号分隔开的范围内。这里之所以不适用单句的标准,是因为在单句形式中可以嵌套入复句的句子,形成复杂单句的形式,从而把分句之间成分共享形成的交叉现象与其他现象混淆在一起。分句范围内的交叉依存现象才是更为基本的类型。语料库中15162个句子可拆分为42415个分句的形式。共有1826句具有交叉依存的现象,占总比例的4. 305% 。

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词语并列的现象,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的并列,往往会形成交叉的现象。例如:

( 2) 民主选举增强了村委会成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中名词“责任感”与名词“使命感”之间是并列的关系,“成员”是两个名词共同支配的成分,而且“责任感”与“使命感”都受动词“增强”的支配。因而会发生交叉的现象。具体来说,是动词“增强”与名词“责任感”的边和名词“成员”与名词“使命感”的边之间形成交叉。

对并列关系的处理在投射性依存体系中也曾有过很多的争论,有若干种处理的方法。我们认为,如果不局限于投射性依存的强制要求,那么词语分别支配的成分之间的依存关系应该在句法依存图中得以表现,因而也必然会形成交叉依存的关系。而且,并列关系的处理与复句的处理在实质上应该是统一的。分句间主语名词的共享,可以看做是分句内的动词并列共享主语情况的泛化,分句间框式连词的依存关系可以看做是分句内框式结构的拓展。

除并列关系的处理外,还有835个分句内的交叉依存现象,为汉语中比较特殊的类型,是我们重点研究的部分。这些交叉依存的例子共分为9个小类,根据谓词的多少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为单个谓词下的交叉依存现象,另一类为多个谓词下的交叉依存现象。

( 一) 单个谓词下的交叉依存现象

1. 名词与量词分离类

( 3) 去年电话机生产一千六百一十一万部,程控交换机生产三百三十四万台,微机生产十二万台,产量分别成倍增长。

动词与名词之间有同现的要求,即句法上配价的关系,也即线性相关,同时可以构成一个韵律单位。名量词与名词之间也有同现的要求,连同数词一起可与名词构成一个韵律单位,因此具有句法依存关系。

例( 3) 中,名词“去年”与动词“生产”之间具有句法依存关系,名词“电话机”与量词“部”之间也有句法依存关系。可以分别用连线来表示词语间的依存关系,称之为依存边。这样的两个边就会形成交叉的现象。

我们可以用词类范畴符号来代表具体的词语,用N1来代替名词“去年”,N2代替名词“电话机”,V代替动词“生产”,Q代替量词“部”,上述的交叉依存现象可以形式化描述为如下的条件:

A. 存在( N1,V) ( N2,Q) 两个依存词对;

B. 在语序上有N1< N2< V < Q的要求。

2. 名词与形容词分离类

( 4) 为突出城市园林绿化的亚热带风光及民族特色,南宁市大量种植棕榈科植物和开花乔木、花灌木、彩叶植物以及地被植物、草坪等,市区的一百多条主要街道基本实现了绿化、彩化、果化、香化。

句中的名词“南宁市”与动词“种植”之间具有依存关系,形容词“大量”和名词“植物”之间也存在依存关系。可以分别用连线来表示这种依存关系。这样的两个依存边会形成交叉的现象。

传统语法分析认为形容词“大量”是修饰动词“种植”的,如朱德熙( 1982: 154 - 155) 称之为“形容词性状语”。我们从依存语法的角度来看,形容词与名词之间才有线性相关及韵律相关的关系,因此具有句法依存关系,只是句法依存并不是发生在相邻的成分之间。而且从语义的组成来看,形容词与名词之间关系也更加紧密。

我们用词类范畴符号来代表具体的词,用N1来代替名词“南宁市”,Adj代替形容词“大量”,V代替动词“种植”,N2代替名词“植物”,可以形式化描述为如下的条件:

A. 存在( N1,V) ( Adj,N2) 两个依存词对;

B. 在语序上有N1< Adj < V < N2的要求。

3. 名词与名词分离类

( 5) 张学良在东北建设中现代化意识较强,大胆开创。

这一类句子以往认为是主谓谓语句。从依存语法的角度来看,只有第二个名词“意识”与动词“强”有直接的句法依存关系,“强”为一价动词,要求有一个名词与其同现。第一个名词“张学良”则是通过第二个名词才与动词“强”发生关系的,因而其只与名词“意识”有直接的句法依存关系。

句中的两个名词“张学良”与“意识”之间存在句法依存关系,介词“在”及其支配的成分与形容词“强”之间也存在依存关系。两个边之间形成交叉。而且,两个名词之间的成分并不一定是介词,还可以是副词、连词等。

我们用词类范畴符号来代表具体的词,用N1来代替名词“张学良”,因为两个名词间成分不只是介词,我们用X来代替“在”,N2代替名词“意识”,V代替动词“强”,形式化描述为如下的条件:

A. 存在( N1,N2) ( X,V) 两个依存对;

B. 在语序上有N1< X < N2< V的要求。

4. 副词与数词分离类

( 6) 据美英宣布,这次空袭行动共击中了100多个伊拉克军事目标,达到了预定目标。

这类结构中的数量副词一般是当做状语成分来看待的,状语修饰后面的动词。但在意义上看则是跟动词后的数量成分有联系。从依存的角度来看,数量副词只与数词线性相关,两者之间有同现的关系,且能形成一个韵律单位,因而与动词无关。所以,数量副词与数词之间具有依存关系。

例( 6) 中,副词“共”与数词“100多”之间有句法依存关系,名词“行动”与动词“击中”之间也有依存关系。可以分别用连线来表示这种依存关系。这样的两个边会形成交叉的现象。

我们用词类范畴符号来代表句中具体的词语,用N来代替名词“行动”,Advnum代替数量副词“共”,V代替动词“击中”,M代替数词“100多”,可以形式化描述为如下的条件:

A. 存在( N,V) ( Advnum,M) 两个依存对;

B. 具有N < Advnum< V < M的语序要求。

5. 框式介词类

( 7) 去年实现进出口总值达一千零九十八点二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百分之三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九。

连用的介词之间存在句法依存关系,因为有同现的要求,因而是线性相关。Greenberg( 1995: 143 - 166) 称之为“框式介词”。由于介词连用而引起的依存边交叉的情况是在语言中广泛存在的。例( 7) 中,两个介词“由”与“到”之间存在依存关系,名词“比重”与动词“提高”之间也存在依存关系。如果用连线来表示这种词语间的依存关系,这样两个依存边之间就会形成了交叉。

我们用词类范畴符号来代表具体的词,用N来代替名词“比重”,P1代替介词“由”,V代替动词“提高”,P2代替介词“到”,例( 7) 的交叉依存情况可以形式化描述为如下的两个条件:

A. 存在( N,V) ( P1,P2) 两个依存对;

B. 具有N < P1< V < P2的强制语序。

( 二) 多个谓词下的交叉依存现象

1. 名词与动词分离类

( 8) 人类社会中刻意筑起的界线与杆格,是人为加上去的,最后也终需人们将它打破。

这类现象与以往研究中的“把”字句和动补结构都有关系。从“动补结构”这个名称即可看出,人们认为两者之间是有组合关系的。但从依存的角度来看,两个动词之间并没有强制共现的要求,第一个动词经常可以省略( 李临定,1980) ,因而不具有线性相关性。

例( 8) 中,名词“人们”与动词“打”之间具有句法依存关系,名词( 代词) “它”与动词“破”之间也有句法依存关系,用连线来表示这种依存关系,就会形成两个依存边交叉的现象。

我们用词类范畴符号来代表具体的词,用N1来代替名词“人们”,N2代替代词“它”,V1代替动词“打”,V2代替动词“破”,例( 8) 可以形式化描述为如下的两个条件:

A. 存在( N1,V1) ( N2,V2) 的依存对;

B. 具有N1< 把 < N2< V1< V2的强制语序。

2. 动词与副词分离类

( 9) 近年来,这个律师事务所已在国际上打赢了十余起涉外经济案件,为国内企业和公民追回赔偿近千万美元。

“打”与“赢”是两个词,副词“已”与动词“赢”之间具有句法依存关系,名词“事务所”与动词“打”之间也有句法依存关系。用连线来表示这种依存关系,就会形成两个依存边交叉的现象。

我们可以用词类范畴符号来代表具体的词,用N来代替名词“事务所”,Adv代替副词“已经”,V1代替动词“打”,V2代替动词“赢”,例( 9) 可以形式化描述为如下的两个条件:

A. 存在( N,V1) ( Adv,V2) 两个依存对;

B. 具有N < Adv < V1< V2的强制语序。

3. 动词与数词分离类

( 10) 据统计,至去年年底,宁波保税区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八点一二亿美元,仅去年一年通过保税区海关的进出口贸易额就达三点六五亿美元。

名词“保税区”与动词“完成”之间具有句法依存关系,动词“累计”与数词“八点一二亿”之间也有句法依存关系,因为此类动词只与数词有强制的共现关系,即线性相关,也可构成一个韵律单位。如果用连线来表示这种依存关系,就会形成两个依存边交叉的现象。

我们可以用词类范畴符号来代表具体的词,用N来代替名词“保税区”,V1代替动词“完成”,V2代替动词“累计”,M代替数词“八点一二亿”,例( 10) 可以形式化描述为如下的两个条件:

A. 存在( N,V2) ( V1,M) 两个依存对;

B. 词语之间具有N < V1< V2< M的强制语序。

4. 框式副词类

( 11) 使这些经济活动出现就被纳入法制轨道。

副词“一( 刚、才) ”与“就”经常连用,形成一种固定的搭配形式,来表示两个动作之间的先后关系。因此,两者之间有强制共现的关系,即线性相关,形成句法上的依存关系。我们仿照Greenberg( 1995) 框式介词的称呼,把这类现象称之为“框式副词”。名词“活动”与动词“出现”之间也有句法依存关系。我们用连线来表示词语之间的依存关系,两个依存边之间即形成了交叉。

我们可以用词类范畴符号来代表具体的词,用N来代替名词“活动”,Adv1代替副词“一”,V1代替动词“出现”,Adv2代替副词“就”,例( 11) 可以形式化描述为如下的两个条件:

A. 存在( Adv1,Adv2) ( N,V1) 两个依存对;

B. 词语之间具有N < Adv1< V1< Adv2< V2的强制语序。

( 三) 分布情况小结

不同类型的交叉依存现象在汉语中的分布情况是不同的。在宾州汉语树库的语料中,限定在分句的范围内,我们收集到了名词与量词分离类14例,名词与形容词分离类14例,名词与名词分离类16例,副词与数词分离类307例,框式介词类100例,名词与动词分离类126例,副词与动词分离类142例,数词与动词分离类88例,框式副词类28例,共计835例。我们依次编号为1 - 9代表9个小类,其分布情况可以用如下的分布图形式给予表示:

可以看出,第4类即“副词与数词分离类”的交叉依存现象是最多的,这与语料的来源和语料的语体有关。宾州汉语树库的语料来源是新闻语料,属于受限的语体。语料中较多的论述是各方面发展的成果与数据的表达,因此这类现象会显得特别多。次多的是第7类的副词与动词分离类的现象,说明涉及动补结构的交叉依存也是非常多的。因此,这些结构的正确分析,对依存句法分析精确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种类的交叉依存现象之间并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经常叠加,形成多重交叉的现象。如:

( 12) 现在广西已初步形成了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边境开放城镇相结合,由沿海、沿边、沿江向腹地推进的多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总体格局。

这里实现了至少两个交叉的叠加,一个是形容词“初步”与名词“格局”之间的依存边与动词“形成”与名词“广西”之间的依存边的交叉,属于形容词与名词分离类的交叉依存现象。同时,由于形容词与名词的隔断,使得副词“已”与动词“形成”之间在语序上也形成了隔断,它们之间的依存边也与“初步”与“格局”的依存边构成了交叉,因而是多重交叉叠加的现象。但形容词与名词的分离是最基本的交叉现象。因此,本文的分类是针对最基本类型的。

四结语

本文选取非投射性依存现象中的交叉依存现象作为切入点,根据Mel’cuk提出的句法依存判断标准,穷尽调查了宾州汉语树库语料中交叉依存现象的分布情况。根据谓词的多少,可以把所得交叉依存现象用例分为两大类共九个小类。同时,本文也考察了各个小类在语料库中所占的比例。

北川新县城钉螺分布调查分析 第2篇

转载自中国科技信息网

了解北川新县城钉螺分布情况, 为制定血吸虫病防治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调查全部历史有螺环境和可疑环境，同时采用系统抽样法查螺，框距10 m(每框=0．1l m2)，检获的钉螺压碎镜检，检查钉螺的感染情况。结果 共调查51 065 m2，有螺面积5 430 m2，系统抽样456框，有螺框73框，有螺框出现率16.01％。共捕获钉螺612只，活螺606只，平均活螺密度1.33只／框，未发现感染性钉螺。结论 北川新县城未发现感染性钉螺，但是部分钉螺指标仍较高，在新县城建设过程中，应加强监测、大力开展健康教育。

1内容与方法

1.1 调查地区概况此次调查范围为北川新县城建设一期工程占地的东鱼村、红旗村、顺义村和温泉村4个行政村。目前这4个行政村的居民已全部迁走，房屋已全部拆除，家畜也已迁至其他地区。该区域内沟渠纵横交错，水利灌溉以渠、塘为主。年平均气温16.3℃，年平均降水量1 261 mm，绝大多数的沟渠杂草丛生，适宜钉螺生长。

1.2沟渠GPS制图查钉螺前用GPS(全球定位系统)和GIS(地理信息系统)绘制试区内沟渠地图。

1.3 钉螺调查根据黄土镇历史有螺环境和近年的查灭螺记录，进行全面查螺，在有螺环境周边的扩大20％的查螺面积。在有螺环境采用系统抽样进行钉螺调查，框距10 m，每框面积0.11m2，收集框内全部钉螺放入螺袋，注明采集信息。查获的钉螺全部带回实验室，压碎镜检，观察钉螺死亡及感染性钉螺情况。

2结果

调查4个村，18个组。查螺51 065 m2，有螺面积5 430 m2。4个行政村中，中南部红旗村的螺情相对较重，东部的东鱼村次之，北部上游的顺义和温泉村未查见钉螺。钉螺主要分布在潮湿的农毛渠和田中（图1）。系统抽样查螺456框，有螺框73框，有螺框出现率16.01％。共捕获钉螺612只，压检所捕获的钉螺，活螺606只，平均活螺密度1.33只／框，未发现感染性钉螺（表1）。讨论

由于北川新县城选址的黄土镇6个村曾经是血吸虫病的重流行区，因此新址的血吸虫病流行状况直接关系到新县城将来的血吸虫病疫情。从调查结果中发现，该地区未查出感染性钉螺，平均活螺密度1.33只／框，低于吴子松等报道的四川西昌市螺情【1】和毛勇报道的四川长丘山区螺情【2】。但是在新县城建设过程中，随着有螺地区环境改变，渠系水位可能改变，加之下雨等因素，有螺土壤、植被、物质等的进出均有可能引起钉螺的扩散，因此有关部门应加强钉螺监测，及时发现、处理螺点。加强联防联控工作，抓好源头治理，防止钉螺扩散。同时加强疾病监测工作，防止传染源输入。对出现相关症状的有关人员给予及时、规范的检查、治疗。

850例女性阴道菌群分布调查 第3篇

[关键词] 阴道菌群；pH值；乳酸杆菌；白带

[中图分类号] R446.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2）28-0006-02

一般来说，女性阴道内存在多种细菌，多种细菌菌群之间形成阴道环境的平衡，当菌群处于平衡状态时，阴道可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当这些菌群失调时，会引起阴道内pH值的改变、阴道炎症等。近年来，国内文献对我国女性阴道菌群的分布状况研究比较少[1]。针对此种情况，我们对2010年1月～2011年1月于我院接受常规妇科体检的850例妇女的阴道菌群分布情况进行调查，并探讨阴道菌群分布与阴道pH值、宫颈炎、白带清洁度之间的关系，试图了解女性阴道菌群的分布状况及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资料

选择2010年1月～2011年1月于我院接受常规妇科体检的850例妇女，入选妇女满足以下标准：成年、已婚，以安全套为避孕工具，14 d内未使用过抗生素及其他药物，3 d内无性生活。被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年龄为23～60岁，平均（35.6±5.8）岁。

1.2 调查方法

采集受检妇女的阴道分泌物，立即送检，测定阴道pH值、常规检查白带及培养需氧菌。阴道pH值的测定应用试纸法，对照比色卡读出pH值。细菌培养应用血平板、巧克力平板、念珠菌显色培养平板等。菌落生长后初步分类，应用鉴定条鉴定，72 h后不生长判为阴性。

1.3 观察指标[2]

统计各年龄段妇女人数、各年龄段阴道菌群分布情况、各年龄段阴道炎人数、白带清洁度情况，并进行统计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SPSS 13.0统计学软件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多年龄组pH值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年龄与阴道pH值之间的关系

经统计分析发现，45岁以下各年龄组pH值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3.679，P > 0.05）。45岁和50岁以上年龄组的妇女阴道pH值明显升高（F = 7.134，P < 0.05）。见表1。

2.2 被调查者阴道分泌物菌群培养结果

本次调查共培养出阴道菌群22种，其中排名前5名的菌群为乳酸杆菌、棒状杆菌、葡萄球菌、加德纳菌、粪肠球菌。各年龄段主要的阴道菌群分布情况见表2。绝经前后妇女的乳酸杆菌和棒状杆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50岁之后两种菌群的检出率明显下降。

表2 被调查者阴道分泌物菌群培养结果[n（%）]

注：同一被调查者可检出多种菌群

2.3 被调查者阴道菌群分布与pH值的关系

乳酸杆菌在异常的酸性环境中检出率明显降低，其他菌群检出率明显增加。见表3。

表3 阴道菌群分布与pH值的关系[n（%）]

2.4 被调查者阴道菌群分布与白带清洁度之间的关系

白带清洁度越低，乳酸杆菌检出率越少，加德纳菌检出率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他菌群检出率差异不大（P > 0.05）。见表4。

表4 被调查者阴道菌群分布与白带清洁度之间的关系[n（%）]

2.5 被调查者阴道菌群分布与宫颈炎之间的关系

宫颈炎组各菌群的检出率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5。

2.6 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将以上易引起乳酸杆菌检出的危险因素赋值后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5～45岁、pH<4.5、白带清洁度为Ⅰ～Ⅱ度是引起乳酸杆菌的危险因素。见表6。

3 讨论

正常女性到了生育期，阴道内均会有大量正常寄殖菌，包括需氧菌和厌氧菌。常见的有乳酸杆菌、棒状杆菌、肠球菌。正常菌群可通过一系列的作用参与物质代谢、营养转化，还可通过刺激宿主产生抗体而增加阴道内的免疫力；阴道菌群对维持阴道内环境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3]。正常阴道内乳酸杆菌的数量占大多数，它产生的乳酸使阴道处于酸性环境，对入侵的细菌有重要的抵御作用。本调查结果发现，随着阴道pH值的增高，乳酸杆菌的检出率逐渐下降，其他菌群的检出率逐渐增加。

阴道pH值一般为酸性，不良生活卫生习惯、不正确的阴道灌洗方法、性伴过多、性交频率过多等都会使阴道pH值发生变化，阴道酸度的变化会影响乳酸杆菌的生长，也易于其他病原体的繁殖，从而引起阴道炎等病症。有研究发现[4]，pH值改变、乳酸杆菌减少、粪肠球菌增多与细菌性阴道病的发病有关。

另外，雌激素水平改变也会影响阴道菌群的分布。阴道上皮中的糖原合成需要雌激素的参与，糖原的含量会随着女性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糖原是维持阴道菌群均衡的重要物质，糖原随激素变化后会对整个阴道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雌激素能促进阴道上皮基底层和旁基底细胞增生，并逐渐使增生的细胞分化为中层细胞，中层细胞再生成表层细胞。雌激素的功能是与阴道上皮中存在的雌激素受体结合，结合后即可启动上皮细胞中一系列的生理功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成糖原。因此，阴道上皮的糖原含量是随着女性激素的水平而变化的，糖原是组成阴道表皮的重要物质，对阴道内微生物群的生长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女性在青春期以前和绝经后随着体内雌激素水平的不断下降，阴道上皮因失去糖原会逐渐变薄，糖原减少后乳酸也随着减少，女性阴道内的pH值就会上升，碱性过强的环境很不利于乳酸杆菌生长。本调查结果也显示，绝经前后妇女的乳酸杆菌和棒状杆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50岁之后两种菌群的检出率明显下降。这与以上的理论相符。因此，年龄越大的女性阴道内的乳酸杆菌就会逐渐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药物长期使用，如抗生素、软膏、避孕用杀精剂等都会影响乳酸杆菌在阴道内的正常生长[5]。因此，妇女在使用这些药物时要特别注意。另外，个人卫生也会影响阴道菌群的协调[6]，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白带清洁度越低（Ⅰ度为最清洁），乳酸杆菌检出率越少，加德纳氏菌检出率则增加，其他菌群检出率差异不大。因此，妇女在平时的个人卫生方面也应十分注意。

综上所述，女性阴道内应存在多种菌群，其中以乳酸杆菌最多。阴道pH值升高、年龄、白带清洁度异常均可能导致菌群失调，增加阴道炎症发生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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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主要地貌类型分布简明调查 第4篇

1 盆地平原

盆地平原是地面坡度很小的地貌形态, 其海拔高度可大可小, 周边与较高的地形相连。山西中部从北到南有大同、忻定、太原、临汾、运城等5大盆地, 其中大同、太原和临汾等3个盆地的面积均达到或超过5 000 km2, 忻定盆地面积最小, 仅2 157 km2。此外, 潞安盆地面积为1 000 km2, 还有中小盆地10个和一些零散分布的山间盆地, 见表1。按照盆地平原地貌的成因以及地表物质组成和地质构造的差异, 可将盆地平原分为冲积平原、洪积倾斜平原、冲湖积平原、坡洪积平原和湖积平原5种类型。冲积平原和洪积倾斜平原的面积约占盆地平原总面积的90.9%, 多为农业高产区。冲湖积平原主要分布在运城盆地, 湖积平原主要分布在运城盆地和大同盆地, 部分土壤发生盐渍化。运城盆地和大同盆地共占盆地平原面积的7%。盆地中大都有河流分布, 运城盆地还有湖泊, 湖泊地势较低, 盐池比黄河水面低20 m。

2 台地与丘陵

台地由坡度较缓的台面和坡度较陡的台坎组成, 且台面的面积比例较大, 是平原向丘陵、低山过渡的一种地貌形态。山西台地总面积15 367 km2, 占全省总面积的9.8%, 可分为黄土台地、黄土断块台地和玄武岩台地。以黄土台地面积最大, 占台地总面积的82.9%, 为农业主要产区。万荣、临猗、稷山一带的峨嵋台地, 地下水埋藏深, 台面边缘沟谷侵蚀严重, 已属丘陵类型。玄武岩台地位于大同盆地黄花梁及大同县阁老山火山地貌东南部, 大部分砂厚土瘠, 少数垦为耕地。

km2

丘陵是由有一定坡度而没有明显脉络或分散孤立的梁、峁地组成, 相对高差小于200 m。山西有堆积剥蚀丘陵、侵蚀剥蚀丘陵、侵蚀溶岩丘陵和溶岩丘陵4种类型。堆积剥蚀丘陵是主要的丘陵类型, 约占丘陵总面积的70%, 也是山西丘陵地农业的主要区域, 其他3种丘陵均难以耕作利用。堆积剥蚀丘陵中的黄土梁、峁状丘陵主要分布在临县湫水河流域和柳林、离石以北, 土地破碎, 坡陡沟深, 耕作困难, 水土流失严重, 农业产量低下。堆积剥蚀型缓坡状黄土丘陵, 主要分布在左云、右玉、平鲁及偏关、河曲、保德、神池、五寨一带, 多为黄沙土覆盖, 风蚀严重, 耕作粗放, 属农业低产区。

3 山地

山地的特点是不仅有一定坡度, 而且有明显的脉络, 相对起伏较大。山地面积大, 地貌形态各式各样。除海拔高度以外, 相对高度是反映山地地貌的重要因素。根据山地海拔高度的不同, 可将山西山地划分为亚高山、中山和低山3种类型, 但划分标准尚不统一。根据卫星影像解译确定的山地划分标准, 亚高山山地在海拔2 700 m以上, 相对切割深度在1 000 m以上, 此类山地面积不大, 只占山地总面积的2%;中山山地的海拔为1 600~2 700 m, 相对切割深度为500~1 000 m, 其面积占山地总面积的50%;低山山地的海拔为l 200~1 600 m, 相对切割深度为300~500 m, 其面积约占山地总面积的47.9%。按山地的地表岩性和成因, 可分为侵蚀剥蚀型山地、侵蚀溶蚀型山地、溶岩型山地3种。在全省山地中, 除有黄土覆盖的基岩低山部分垦为耕地外, 其余近80%的山地为不同程度的植被分布区。

普氏原羚的分布和种群数量调查 第5篇

8～9月,对青海省境内普氏原羚的.分布和种群数量进行了专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普氏原羚现存7个种群,累计数量为602只;其中塔勒旋果种群属首次报道.与以往报道相比,目前元者和鸟岛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海晏-刚察种群数量增长明显;湖东-克图种群数量有所回升,但仍没有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的种群数量.普氏原羚种群数量变化与栖息地质量及人为干扰程度有密切相关.本次调查显示,普氏原羚现存栖息地呈不连续的间断分布,随着区域经济开发力度的加大,其栖息地在不断缩减、生存环境质量仍在继续恶化.

作 者：叶润蓉 蔡平彭敏 卢学峰 马世震 YE Runrong CAI Ping PENG Min LU Xuefeng MA Shizhen 作者单位：叶润蓉,彭敏,卢学峰,马世震,YE Runrong,PENG Min,LU Xuefeng,MA Shizhen(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西宁,810001)

蔡平,CAI Ping(青海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管理局,西宁,810008)

分布调查 第6篇

【关键词】草珊瑚；分布特性；蕴藏量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6）01-0149-05

草珊瑚Sarcandra glabra（Thunb.）Nakai系金粟兰科草珊瑚属常绿半灌木植物，民间俗称肿节风、接骨木、九节茶，为我国传统常用中药，以全草入药。其味辛、苦，性平，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活血止痛、祛风除湿、通经接骨等功效[1]。福建、江西、湖南是草珊瑚的传统产区，据资料记载福建全省均有分布。我国有几十家企业以草珊瑚为原料生产中成药，可达数亿元产值。目前，草珊瑚主要以野生为主，随着其开发利用的不断扩展，市场需求量剧增，但在开发过程中忽视了对其资源的保护，广大药农在采集时为了方便往往是连根拔起，导致野生资源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很多传统产区已经枯竭，造成原料药材供应紧张。因此，全国各地开始进行野生草珊瑚的人工引种驯化栽培，然而由于对草珊瑚适宜的生态环境不清楚盲目引种栽培，导致草珊瑚人工种植出现存活率不高、抗病虫害能力弱、品质下降等问题[2]。为了成功引种驯化野生草珊瑚，必须掌握野生草珊瑚资源的分布现状和特性。笔者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中，全面调查研究建阳区野生草珊瑚资源的分布及其贮藏量，了解现有野生草珊瑚资源的分布现状和特性，为野生草珊瑚种质资源的有效保护利用和人工栽培提供理论依据，促进草珊瑚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建阳区概况 南平市建阳区地处武夷山脉南麓，福建省北部，闽北山区盆地中部。位于北纬27°16′32″～27°43′41″，东经117°32′20″～118°37′51″之间。地势东部与西北高，东西距离长，南北距离较短，宛如马鞍形。东邻松溪县、政和县，西连邵武市、光泽县，南接建瓯市、顺昌县，北依武夷山市、浦城县。建阳丘陵山地面积30.58万公顷，占总面积90.4%，耕地面积3.1万公顷；土壤类型有红壤、黄红壤、黄壤，土层深厚、肥沃。建阳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光热资源丰富。冬短夏长，气候宜人，雨季集中，静风多，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8℃，无霜期282d，年平均日照1802h，年平均降雨量1700～2400ml，适宜动植物生殖繁衍，有“嘉禾之乡”美称。

1.2 调查方法与样方设置 2014年12月至2015年7月，通过野外踏查与实地样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建阳区野生草珊瑚资源的分布及蕴藏量。野外样方调查工作依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技术方案进行[3-4]，以确保本次调查的科学性。

1.2.1 代表区域的设置 在中药资源普查地理信息系统（DBMS_Herbal）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为主，辅助高程、坡向、土地利用、TM影像等数据生成若干生境地块，将相同的生境地块归为同一代表区域，计算得到每个代表区域的面积。在建阳市区域内根据生境类型可划分为灌丛、阔叶林和针叶林3个代表区域。

1.2.2 样地和样方设置 选择1km大小的网格，将代表区域网格化，在代表区域内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依据植被类型、交通可达性等设置样地，共44个。根据样方套所属样地内的海拔、地形、地势等小生境确定样方套的位置，若样地内小生境相同，可采用等距法确定样方套的位置，每个样地设置5个10m×10m 的样方套。每个样方套是由6个不同大小样方组成的总体，该总体包括1个10m×10m用于调查乔木类药材的样方，1个5m×5m 用于调查灌木类药材的样方和4个2m×2m 用于调查草本类藥材的样方，见图1。草珊瑚属于灌木类，在样方5m×5m里调查。野外实地样方设置见表1。

1.2.3 野外样地调查 调查过程中采用易测宝T700平板GPS获取海拔、经纬度信息，现地拍照、记录、取样等相结合的方法采集数据。拍摄每种资源个体照片和生境照。记录样方内出现的草珊瑚株数，并记录相关样方的海拔、经度、纬度、坡向、坡度、坡位、植被类型及土壤类型。同时，观察植株地上、地下部分的形态特征和生长状况，采集样方内出现中等个体的草珊瑚5株，并对整株进行质量称定，再根据马卫峰[5]的方法计算药用植物蕴藏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野生草珊瑚的形态特征 常绿半灌木，高50～150cm无毛；茎多分枝，节膨大，节间有纵棱及沟；叶革质，单叶对生，椭圆形、卵形至卵状披针形，长5～17cm，宽2～7cm，顶端渐尖，基部尖或楔形，边缘具粗锐锯齿，齿尖有一腺体，两面均无毛；叶柄长0.5～1.5cm，基部合生成鞘状；托叶钻形；穗状花序顶生，通常分枝，多少成圆锥花序状，连总花梗长1.5～4cm；苞片三角形；花黄绿色；雄蕊1枚，肉质，棒状至圆柱状，花药2室，生于药隔上部之两侧，侧向或有时内向；子房球形或卵形，无花柱，柱头近头状；核果球形，直径3～4ml，熟时亮红色。花期4～6月，果期8～10月。见图2-a、2-b。

2.2 草珊瑚的生态习性调查 从表2可以看出，草珊瑚在建阳区分布较广，其中在回龙乡、黄坑镇、书坊乡、徐市镇分布的居群比较多，这几个乡镇的生态环境比较适合草珊瑚的生长。通过本次调查发现，草珊瑚为喜阴湿的半灌木，适宜温暖湿润气候，喜阴凉环境，忌强光直射与高温干燥；均分布于海拔850m以下的山坡、沟谷林下阴湿处，集中分布于海拔250～700m范围内，最低生长海拔为170m；植被类型主要为落叶阔叶林，在毛竹林、针叶林也部分分布，而在灌木林中只有少量分布；土壤类型主要为殖质层深厚、疏松肥沃的红壤，黄红壤中也有少量分布；生长区域均为阴坡，坡度为0～60°，中下坡位居多。

2.3 草珊瑚的分布及蕴藏量 通过在建阳区3个生态代表区域设定的44个样地，对野生草珊瑚进行全面的实地样方调查，结果见表2、3。结果表明，在建阳区3个生态代表区域内均发现有野生草珊瑚居群分布，野生草珊瑚的总分布面积为526.0km2，总蕴藏量达2523.68kg，野生草珊瑚出现的样地数占总调查样地的52.27%，野生草珊瑚出现的样方数占总调查样方的17.72%。其中在阔叶林代表区域8个样地内均有草珊瑚分布，出现样地数占该代表区样地的100%，该代表区草珊瑚的蕴藏量为2294.02kg，占建阳区草珊瑚总蕴藏量的90.90%。其次在针叶林代表区域内草珊瑚出现的样地占该代表区样地的57.14%，其蕴藏量占建阳区草珊瑚总蕴藏量的8.68%。而在灌丛代表区内只有少量草珊瑚的分布，其蕴藏量只占0.42%。因此，阔叶林代表区中野生草珊瑚的蕴藏量最多，其生态环境最适合野生草珊瑚的生长。

3 讨论

建阳区草珊瑚的总分布面积为526.0km2，总蕴藏量达2523.68kg，主要分布在回龙乡、黄坑镇、书坊乡、徐市镇等地。建阳区野生草珊瑚总体集中分布于海拔250～700m的山坡或沟谷林下阴湿处，植被类型主要为阔叶林，土壤类型为红壤，生长区域均为阴坡，坡度为0～60°，中下坡位。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随着草珊瑚的过度工业化利用，野生草珊瑚资源受到掠夺式采挖，且由于人们乱砍乱伐，大量的常绿阔叶林被采伐，草珊瑚生长环境的破坏导致其分布区减小，野生资源蕴藏量骤降。因此，野生资源在开发过程中需要准确把握与正确处理好保护、利用和发展的关系，结合资料查阅和实地调查分析为建阳区野生草珊瑚资源的研究利用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以下建议：

3.1 加强野生草珊瑚种质资源保护和管理：一是严禁乱采乱挖野生草珊瑚，对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内的资源更应作为种质资源加以保护；二是必须改变采收方式，应采大留小，只采地上部分，不采地下部分，停止以草珊瑚地下部分入药。草珊瑚药材收购企业、中成药生产企业停止收购草珊瑚地下部分或带根的草珊瑚药材，以此强制药农改变采收方式，保护草珊瑚野生资源；三是加强保护草珊瑚产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产地的常绿阔叶林生态区，恢复和扩大草珊瑚的适生地。

3.2 完善人工栽培技术研究，建立草珊瑚GAP基地：研究道地药材野生变家种是当前药用植物开发利用的重点[6]。目前，在福建省等地人工栽培草珊瑚已进入市场，但栽培技术还有待完善，野生草珊瑚资源在市场中仍占较大比重。改进和规范草珊瑚栽培技术可提高药材产量，有助于控制与提升药材质量，实现草珊瑚的GAP 栽培，逐步减小市场对野生资源的依赖，最终实现对野生资源的保护。

3.3 充分利用草珊瑚种质资源，保护选育优良品种：种质资源是药材生产的源头，是培育优良品种的遗传物质基础，在药材优良品质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加强草珊瑚种质资源的调查和收集，对优良选区适宜环境进行迁地保护，保存种源丰富多样性与遗传多样性，建立种质资源库，选育出高产、优质的品种资源及发掘药材品种的基因资源，是提高草珊瑚药材质量和实现草珊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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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地区树木品种分布调查初探 第7篇

每一个气候都带有其独特的植物群落类型, 高温, 高湿热带是热带雨林, 季风亚热带主要是常绿阔叶林, 这就是植物群落地域性。一个城市绿地系统地建设应根据城市所有的气候型来选择树种和主要植物群落。因此做好当地现有树木立地条件和生长状况调查, 对于建立生态型园林城和新的树木品种的引进尤为重要。

齐齐哈尔市为中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春季干旱风大, 夏季酷热多雨, 秋季短暂早霜, 冬季漫长严寒。年平均气温3.2℃, 极端最低温度-39.5℃, 极端最高温度40.1℃。无霜期平均136d, 年平均降水量415.5mm, 蒸发量是降雨量的三倍, 除碾子山区为低山陵处, 均属嫩江波状起伏平原, 平均海拔146.0m。土地分布:碾子山为低山丘陵分布草甸土, 嫩江东部近郊分布砂土, 河漫地分布沼泽土。附树木调查表:齐齐哈尔市地区树木调查。

我国川牛膝资源分布及生产状况调查 第8篇

关键词：川牛膝,资源调查,生产状况

川牛膝又名天全牛膝、白牛膝、甜牛膝,始载于明初兰茂的《滇南本草》。川牛膝来源于苋科植物川牛膝(Cyathula officinalis Kuan)的干燥根,以主产四川省而得名,为著名的川产道地药材之一。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陕西、甘肃、江西、浙江、广西等地,是一种重要的大宗中药材,年需求量4000t左右。《中国药典》(2010版,一部)有收载,其性甘,微苦,平,归肝、肾经,具有逐瘀通经、通利关节、利尿通淋等功效,在我国有较长的民间药用和临床应用历史。

多年以来,各地栽培的川牛膝种质较混杂,包括了川牛膝(Cyathula officinalis Kuan)、麻牛膝(Cyathula capitata(Wall.)Moq)和川牛膝与麻牛膝杂交类群(俗称“红牛膝”),并在特定区域形成主流商品。由于川牛膝的产地不同,存在明显的形态多样化,从植株形状、药材分支状况和味道等方面表现有一定差异。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川牛膝的品质稳定和产业发展。为了充分弄清楚各地川牛膝的种质、资源分布及其生产现状,我们于2010年7月2011年12月对我国川牛膝的主产区进行了详细调查,并收集了不同类型的种质材料及药材标本,为川牛膝种质资源的系统评价、产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1 调查时间和地点与方法

2010年7月至2011年12月,我们先后对四川省(宝兴县、天全县、名山县、荥经县、汉源县、延边县、会东县、金口河区、峨边县、峨眉山市、安县、北川县),重庆市(奉节县、巫溪县),湖北省(恩施市板桥乡),湖南省(隆回县、龙山县),贵州省(毕节地区)和云南省(宝山、腾冲)等地川牛膝资源及其生产现状进行了详细调查。

调查方法分为两种:(1)查阅文献。深入查阅万方、CNKI、维普等数据库约30年的文献资料以及中药材天地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局、农业局等单位提供的相关文献资料。(2)访问调查。深入到主产区,通过对乡政府、药材收购商、药材种植户对当地川牛膝的分布、栽培历史、生产及销售状况等进行调查。

2 调查结果

2.1 资源分布

川牛膝分布于102°59′111°41′E、27°14′30°16′N之间的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气候温暖,全年平均气温1418℃;低温期和霜冻期短,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降水量在1000mm以上的四川、云南、贵州及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广西等省区。主产四川省的金口河、雅安,重庆市奉节县,湖南龙山县、隆回县,湖北板桥等地。除湖南隆回县小沙江生长在海拔1200m左右外,其他产地海拔均在18002300m左右。

2.2 原植物形态

原植物形态:川牛膝为多年生草本,高约40100cm;主根圆柱状,皮近白色,味微甘;茎略四棱,多分枝,疏生长糙毛。叶椭圆形或窄椭圆形,少数倒卵形,长312cm、宽1.55.5cm,先端渐尖或尾尖,基部楔行或宽楔形,全缘,上面有贴生长粗毛,下面毛较密;叶柄长515mm,密生长粗毛;复聚伞花序密集成花球团,花球团多数,直径11.5cm,淡绿色,干时灰白色,在枝端花序轴上交互对生,密集或相距23cm;复聚伞花序36次分歧,聚伞花序两性花在中央,不育花在两侧;苞片卵形,花被片披针形,先端刺尖头,内侧3片较窄;花丝基部密生节状束毛;退化雄蕊长方形,宽约为长的1/2,先端齿状浅裂;子房圆筒形或倒卵形,花柱长约1.5mm,宿存,柱头头状;胞果椭圆形或倒卵形,淡黄色,包裹在宿存花被内;种子椭圆形或倒卵形,红褐色。

目前发现的混淆品种主要为麻牛膝和川牛膝与麻牛膝杂交种“红牛膝”。与川牛膝的主要区别为:(1)麻牛膝。花序球大而稍长,干时灰褐色,根粗大,多木质化,味极苦、麻,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流域的凉山州、攀枝花、云南宝山和腾冲等地区。(2)“红牛膝”。花序球较大,干时近灰黑色,根下部多分支,木心较硬,味苦、麻,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雅安地区。

2.3 栽培方式

通过对产区实地调查发现,川牛膝主要有两种栽种方式:(1)直播疏苗。于34月播种,待苗高10cm左右时进行疏苗,第三年或第四年11月份左右陆续采挖,直至春节前后。这种栽培方式主要出现在四川的宝兴县、天全县、金口河地区等地。(2)育苗移栽。在播种后的当年11月份进行采挖种根,割去地上部分,将完整种根捆成小把,放入地窖进行保存,第二年3月份再进行排栽,11月份采收。这种栽培方式出现在重庆奉节县、湖北的板桥、湖南的龙山县和隆回县等地。

2.4 生产状况

四川地区:四川川牛膝主要有两大产区,即雅安地区和乐山金口河地区;栽培面积约2000hm2左右,总产量约3000t。其中:(1)雅安地区。国内川牛膝的最大产区,种植面积1333.33hm2以上,年产量2500t左右。其中,以宝兴产量最大,占整个雅安川牛膝的70%以上;天全、荥经、汉源及名山等县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总产量约在600t左右。调查发现,宝兴、天全、荥经、汉源和名山等县种植的大部分“川牛膝”为红牛膝,产量占整个川牛膝的80%左右,并作为商品川牛膝流通。(2)乐山金口河区。通过调查发现,金口河区为四川省川牛膝的第二大产区,种植面积为466.67533.33hm2,年产川牛膝400500t。据调查,历史上金口河川牛膝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达到600700t。近年由于受价格等因素影响,种植面积开始有所减少,药农开始寻找其它品种替代。当地所产川牛膝品种较单一,仅出现有少量麻牛膝(“延边牛膝”)混杂群体,栽培方式主要以播种疏苗的方式为主,3年后开始采收。峨边县大瓦山一带曾种植过川牛膝,但调查未发现有种植,以往的产区已移至金口河区。峨眉山市有少量半野生种,但未形成商品。(3)西昌和攀枝花地区。20世纪6070年代曾大量种植川牛膝,但实地调查未发现种植,目前仅攀枝花延边县有零星麻牛膝分布;同时凉山州会东县发现有少量半野生状麻牛膝栽种,年产量仅数十吨;西昌各县已未见川牛膝种植。(4)绵阳地区。安县有少量种植,年产川牛膝50t左右;北川仅发现半野生种,未形成商品。

重庆地区:主产重庆奉节兴隆镇、红椿乡等地,为目前国内川牛膝的新产区,年产量1000t以上。调查发现,该地区1965年左右从四川雅安引种,结合当地气候、土壤条件和药农耕作习惯,采用育苗移栽的方式种植,商品药材为两年生。该地区所种川牛膝品种较单一,病虫害较少,产量较高,为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的首选品种。调查发现,本地有少量混杂变异群体。巫溪县以往有少量川牛膝种植,但本次调查未见有种植,仅药材种植场保留部分资源。

湖北地区:主产湖北恩施的板桥乡,地理位置上与奉节的兴隆镇毗邻,引种时间和栽培方式与重庆奉节一致,年产川牛膝300t左右。调查发现,该地栽种有少量麻牛膝,年产量约2t。

湖南地区:主产湖南龙山和隆回两县,年总产量约300t左右,历史最高产量约600t。目前由于价格下跌因素,种植面积大幅度缩减,调整为种植其它药材;龙山县的川牛膝为近五、六年从湖北板桥引种而来,而隆回县是从20世纪70年代从四川雅安引种而来。由于产区海拔较低,病虫害现象严重(主要为根结线虫病),必须每年进行轮作。

云南和贵州地区:调查发现,云南藤冲有少量麻牛膝零星栽种,药材自产自销;贵州毕节仅农户在屋前屋后保留部分川牛膝栽种,药材为农户自用。

3 小结与讨论

根据调查表明,药用川牛膝全为栽培品,以四川雅安地区产量较大,约2500t。其中,宝兴县产量最大,约占整个雅安川牛膝总产量的70%以上。但栽培的川牛膝多为川牛膝与麻牛膝杂交类群的“红牛膝”,产量占整个川牛膝的80%左右;天全、荥经、名山、汉源等县目前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药材仍以红牛膝为主,原有的土地调整为种植其他药材。分析其原因:一是由于价格原因;二是由于红牛膝抗寒性强、产量高,农户自己选择了该品种。天全的川牛膝早在清朝咸丰八年《天全州志》中就有记载,曾以品质好、质量优而驰名中外。天全被公认为道地产区,但如今该地区川牛膝产量与质量已大不如前。据文献报道[1],天全县在1976年为了扩大川牛膝的种植面积,在本地品种种子不够的情况下,从西昌调进了一大批川牛膝种子,种植第二年才发现引种的是同属植物“头花杯苋(麻牛膝(Cyathulla capitata(Wall.)Moq.)。近年由于川牛膝的价格低,栽培面积已缩小到66.67hm2左右。重庆奉节县川牛膝产区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年产川牛膝1000t以上,形成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的重要品种。湖南和湖北产川牛膝品种较单一,仅见少数混杂群体,年产川牛膝分别约400余t、300余t,直销安徽亳州药材市场。此外,四川攀枝花延边县、乐山峨边县、峨眉山市、绵阳北川县、重庆巫溪县、云南藤冲县和贵州毕节曾报道有川牛膝栽种。但调查发现,延边县、峨边县目前未见有种植,仅有少量麻牛膝处于半野生状态;峨眉山市及北川县仅见少数半野生分布的川牛膝,未形成商品;安县有少量栽种,年产川牛膝约50t。云南腾冲有少量麻牛膝零星栽种,药材自产自销;凉山州会东县有少量麻牛膝栽种,年产量仅数十吨;贵州毕节仅农户在屋前屋后保留部分川牛膝栽种,未形成商品;重庆巫溪县已无川牛膝种植。

调查首次发现,重庆、湖北和湖南生产的川牛膝通常以育苗移栽方式进行栽种,比四川省的传统生产周期少一年,且两种栽培方法的药材产量和药材性状差异不大,但药材品质和药效是否存在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重庆、湖北及湖南等地两年收获的川牛膝栽培方法可在四川产区进行试验研究,以研究建立宝兴川牛膝的最优栽培技术。

目前各地所产川牛膝种质不同程度表现有混杂,有的病害现象严重,药材质量参差不齐,急需开展品种纯化和良种选育工作;同时有必要建立最佳生产适宜区,推行道地产区优势,保障药材品质。有的产区栽培的川牛膝中已出现了混杂类群,如金口河的“延边牛膝”(麻牛膝)、雅安的“红牛膝”。尤其是红牛膝在雅安地区已形成主流品种,并作为川牛膝进入流通领域。据文献报道[2],麻牛膝与川牛膝性味不同,所含化学成分有所差异,不能混用。红牛膝与川牛膝两者品质与药效学比较研究尚未见报道,是否能等同川牛膝使用有待研究。

参考文献

[1]范巧佳,刘帆,高雨荣,等.天全川牛膝生产现状调查[J].中药研究与信息,2001,(11)∶16-7.

某地区无偿献血者Rh血型分布调查 第9篇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

2012年6月至11月本站所采集的检验合格的5587份无偿献血者血液标本, 以本地常住人口为主。制备3%检验合格的献血者红细胞悬液待用。

1.2 试剂与仪器

抗-C、抗-c、抗-E、抗-e、IgM抗-D初筛试剂、IgG抗-D (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IgM+IgG抗-D (IMMUCOR) ;试剂均经批批检并在有限内使用。KA-2200离心机 (日本久保田) ;2X双目显微镜 (上海) 。

1.3 方法

Rh测定:采用微量板法和试管法对IgM抗-D血清采用抗球蛋白法和凝聚胺做Rh阴性确认, 以排除弱D型。抗-C、抗-c、抗-E、抗-e按试剂说明书操作。实验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操作[2]。

1.4 数据处理

根据血清学分型结果, 参照文献[3]计算基因频率。用χ2检验检测Hardy-Weinberg吻合度,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我们对2012年6月至11月本站所采集的检验5587例献血者进行检测。共检测Rh (D) 阴性的有19例, 占0.35%。这个结果与文献研究结果汉族人Rh (D) 阴性占0.35%~0.4%[3]相符, 我们增城市Rh (D) 阴性人群分布合理。在Rh血型表型分析中我们发现固定人口和流动人口、男女组别以及ABO血型组别 (表1) 以DCCee (52.71%和57.08%) 为最多。DCcEe (27.83%和27.1%) 次之。同时对这三个组分别做了χ2检验, 分别是0.9124、2.3305和5.3631, P值均>0.05, 没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在表中看出表现型为Dccee的人数为0, Rh (D) 阴性人群的表现型为dccee和d Ccee两种。

2.2 三个组别的基因频率均为DCe为最多 (70%以上) , DcE次之;而DCE和Dce的比例相对比较低, 频率在0%~3%左右。不同类别的对比得出的Rh血型表型与基因型分析结果 (表2) P值均>0.05, 可以看出增城市Rh血型基因型分布特点没有地区差异, 没有性别差异, 也没有血型种类差异。

3 讨论

我们对增城地区无偿献血者Rh血型分布调查, 结果为表现型:DCCee (54.09%) >DCcEe (27.29%) >Dccee (10.01%) >DccEE (3.97%) >DccEe (2.49%) , 组合体频率DCe (0.5719) >DcE (0.3113) , 基因频率C>c, D>d, e>E。调查结果与我国部分地区无偿献血者Rh血型分布相比, 可以看出增城市Rh血型表型与基因型分布特点没有地区差异, 没有性别差异, 也没有血型种类差异。其中, 表现型频率DCCee>DccEe, 与国内文献[5,6]报道是一致的。通过我站检测的19例RhD阴性献血者表型分布可以看出dccee有12例, dCcee有7例, 除了dCcee、dccee比较常见外, 其他表现型均较少, 尤其dCcEe、dccEE更是少见。我们应特别关注RhD阴性血中稀有的Rh血型抗原表现型。目前D抗原的检测已列为输血前的常规检测项目, 对临床RhD阴性患者, 如果血站只是遵循ABO同型的RhD阴性血的输注原则, 而忽略了由于反复输血治疗或妊娠原因产生的外来Rh抗原刺激而产生的抗体 (抗-e、抗-E、抗-c等) 。很有可能将表型较少见的RhD阴性血发向临床, 一但临床出现RhD阴性患者存在RhD系统抗体, 而且正是表型较少见的RhD阴性血液, 有些患者就会由于找不到相合的血液而失去生命, 或者只能冒险输注不能完全相合的血液, 这对临床急症患者将会出现怎样不可估量的损失。以前, 我们本市Rh血型系统反复紧急输血患者, 尤其是Rh-D抗体的患者, 紧急输血时都需要从广州及周边县市血站调血, 这种情况容易因为时间的延误而导致病情恶化或死亡。现在我们计划建立起RH血型系统检索库, 有利于RhD阴性患者及体内含有Rh不规则抗体的患者急需输血时及时找到合适的血源, 为抢救患者赢得宝贵的时间, 也为我们增城市人类遗传学及基因研究提供一些具体的基础数据。本次研究为成立增城地区RhD阴性稀有血型检索库提供信息。

参考文献

[1]赵桐茂.类血型遗传学[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103-109.

[2]叶应妩, 王毓三, 申子瑜.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M].3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266-270.

[3]赵桐茂.估计Rh基因组合体的两种简易方法[J].遗传学报, 1979, 6 (2) :193-199.

[4]Denise MH.Modern blood banking and transfusion practice[M].Third edition.Philadephia:F.A.DAVIS Company, 1994:3-13.

[5]严康峰, 马文伟, 莫锦政, 等.番禺区无偿献血人群中Rh血型系统分布[J].江西医学检验, 2002, 24 (4) :239-240.

分布调查 第10篇

有很多日语学习者对表示方向和着落点的格助词“に”与“へ”的使用分布持有疑问。很多初级教科书里记述道,“に”与“へ”都可以表示“动作的着落点”,“へ”可以代替“に”。但是,学生却感觉很少使用到“へ”,经常有学生问,什么时候用“へ”。因此,本文通过分析电视剧会话中格助词“に”与“へ”的实际使用,考察其使用分布情况,探讨在日语教学中如何指导学生掌握这两个重要的格助词。

一、先行研究

很多词典对“に”“へ”之间的功能区别进行了说明,但是却表现出此二者的区别正在逐渐丧失的趋势。平安时代末期,“に”与“へ”都可以表示归属点和对象,发展到现在,二者之间的使用界限模糊不清。益冈指出,”に”表示归属点,表示与移动动词同时使用的目的地。“へ”表示人和物的移动方向,大部分情况下跟表目的地的“に”区别不大。

除了功能上的区别,还有地域间的区别。鹤冈通过分析明治以后的作家作品,指出“に”与“へ”表示方向时,存在地域差别,江户,东京出身的作家使用“へ”、九州出身的作家用“に”的倾向比较强。

目前为止的研究,指出了二者存在功能区别和地域差别,但都是小说等书面语的调查,并没有讨论口语中的使用倾向。因此,本文将对电视剧中的会话部分进行调查,以期发现二者间的使用分布倾向。

二、调查方法

为了调查与书面语有何使用上的不同,本文以电视剧对话为研究对象。选取了《Around 40》和《ホテリアー》两部日剧。《Around 40》主要描写了医生,杂志社编辑,主妇之间家庭和工作的生活状况,而《ホテリアー》主要描写了刚在酒店工作的女性的奋斗经历。可以看出这两部剧既有工作场景又有家庭场景,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场合的用语。抽出省略“に”“へ”的句子,以最初出现的句子为调查对象,选取了100个用例。

另外为了进行对比,选取了现代小说角田光代的《八日目の蝉》和大石静的《四つの嘘》作为调查对象。角田光代是神奈川县人,大石静时东京出身,二者都属于关东圈作家。鹤冈主张近代以来关东地区有使用“へ”的优势,山西·驹走认为到现代这种优势在减弱,通过本次调查希望可以看出现代关东圈出身的作家有怎样的使用倾向。

三、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两部电视剧中“に”的使用都占绝对优势。《Around 40》为71%、《ホテリアー》为75%。此外,“へ”的使用都占不到10%,《Around 40》中“へ”“へは”共占1.8%,出现频率较高的《ホテリアー》为9.1%。“に”“へ”助词省略的情况,两部电视剧有所差别。相对于《Around 40》的21.9%,《ホテリアー》只有6.8%,对话中“に”的使用频率也远远高于“へ”。助词省略出现率不同应该跟两部电视剧的类型设置不同有关。两部电视剧虽然都有正式和非正式场景,但是,《ホテリアー》接待客人的场景较多,而《Around 40》则职场同事对话的场景较多,家常话较多。《げんきⅠ》中也指出对话特别是非正式场景中容易发生助词省略现象。因此,可以推测正式场景较多的《ホテリアー》很难发生助词省略。

另外关于现代小说中“に”和“へ”的使用。本次调查的小说中“に”占了压倒性优势。比例约为90%,而“へ”约为5%,可以确认跟山西·驹走的调查结果一样,现代书面语中“に”的使用占绝对优势。

四、结语

为了调查书面语以外的”に”“へ”的分布,对电视剧对话中二者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这次调查受对话上下文和数量的限制可能并不完善。但是,不可否定“に”具有使用上的绝对优势。在今后的教学中有必要注意指导。这次是以电视剧对话为调查对象的,跟自然对话中还是有所差别,今后可以以实际对话为对象,调查二者的使用倾向。另外,以母语说话者为考察对象,对母语说话者感受“に”“へ”的语感的不同应该更有效。在此基础上考虑对学习者进行“に”“へ”的学习指导效果可能更好。

参考文献

[1]下野香织.「多義助詞「に」の第二言語習得過程:認知言語学的アプローチ」『言語学と日本語教育Ⅳ』[M].日本.くろしお出版,2004.(87―98).

[2]益冈隆志.田窪行则.『日本語文法セルフマスターシリーズ3格助詞』[M].日本.くろしお出版,1987.(23-26).

[3]鹤冈昭夫.「近代口語文章における「へ」と「に」の地域差」『中田祝夫博士功績記念国語学論集』[M].日本.勉誠社,1979.(621―641).

分布调查 第11篇

关键词：庙台槭；分布；种群；重要值

中图分类号：S79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2-0165-2

庙台槭（Acer miaotaiense Tsoong），俗名留坝槭。落叶乔木，高10-20（25）m，树皮深灰色，纵裂或片状剥落，幼枝红褐色，老枝灰色，深纵裂。单叶，宽卵形，长6.5-11cm，宽6-8cm，基部心形，通常5浅裂，裂隙片先端钝圆或短渐尖，边缘波状或波钝齿，上面脉上被短色柔毛，有时候腋有簇毛，基出脉(3)-5条，网脉明显，叶柄长2-10cm，密被短柔毛。伞房花序顶生。翅果长3-3.5cm，两翅开展成水平，近无毛，小坚果扁平，密被淡褐色短茸毛，花期5月，果期6-7月。

庙台槭为渐危种，是秦岭林区的特有种，为甘肃省一级保护植物，国家三级保护树种。它的果形独特，果翅展开近水平，對保存种质和研究槭树科植物的演化和分类有一定科学价值。本种叶形在槭属中也很独特，可作为庭院绿化树种，供观赏用。

本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清其在小陇山林区的分布及与环境和立地因子的相关关系。为种质资源保护提供其现状资料，并为种群恢复提供环境和立地因子的理论依据。

1 调查方法

1.1 调查方法

查阅资料。走访护林人员和当地的村民，在对庙台槭的大致分布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设20×30m2的样地进行调查，测量样地的海拔、坡位、坡向，挖土壤剖面测土壤质地、土层厚度，样地内乔木层进行每木检尺、测量每株树的树高、胸径、冠幅，四个角上设置2×2m2的样方，调查灌木层的树种、株数、平均高、盖度，同时在相关的林场查取样地所在地的年均降雨量、年均温及极限温度等相关的气象资料。共计设样地42块、样方168块。

1.2 数据的计算

盖度：乔木层，（i-n）样地内某种乔木株数；R－某种乔木树种的冠幅；灌木层是四个样方目测的平均数）

密度：指样地内该树种的株数占乔木层总株数的百分率，灌木层指四个样方的平均数、换算成20×30m2的株数。

频度：在调查的样地中，出现该树种的样地数占总样地数的百分率。

重要值=该树种密度+盖度+频度

2 结果分析

2.1 分布格局

2.1.1 小陇山林区内分布格局 从调查可知，在小陇山林区的范围内呈集群分布，仅集中分布于李子、观音两林场。而在这两林场中主要分布于以太皇渠为分水岭的白音峡河和纸庙沟河的两河谷的部分地段，南北长约10km，东西宽约4km，地理座标为东经105º53′-105º54′，北纬34º7′-34º9′之间。

2.1.2 小范围的分布 42块样地庙台槭的平均株数为2.5株、方差3.62，方差/平均株数=1.448。在小范围内呈集群分布，主要集中分布于坡麓、河谷及林缘地段。

2.2 庙台槭在群落中的位置

经对42块样地的植被调查资料整理、计算盖度、频度、密度和重要值，并以重要值为依据进行排序（见下表）。

从表可看出：庙台槭在小陇山分布区内的森林群落中是非优势种，42块样地的平均重要值排在第五位，是复合性群落的伴生树种，处于从属的位置，属亚乔木树种，在群落中对环境和其他植物的生长影响不显著。

将42块样地按重要值的排序分类，排第一位的有4块样地，庙台槭为优势种，以镶嵌性分布于森林群落中；排第二至六位的有17块样地，庙台槭为伴生树种；排第七位以下的有21块样地，庙台槭为次生树种。

2.3 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

影响植物群落分布的因子除植物体的内在因素外，外在因素就是环境、立地、人为三大因子的作用。在影响庙台槭分布的三大因子中，现就环境气候因子和立地条件因子进行分析。以每一块样地中庙台槭的重要值为因变量，选取海拔、年均温度、极限最低温、年均降雨量、坡位、坡向、土壤类型、土层厚度八个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

其复相关系数R=0.547，选取的八个自变量因子与庙台槭分布中的重要值相关性较低。再用这八个因子作自变量依次与庙台槭作单因素回归分析，相关系数从高到低依次为：海拔、极限最低温度、土层厚度、年均温度、坡位、坡向、年均降雨量、土壤类型。

影响庙台槭分布的主导因子为：海拔、极限最低温度、土层厚度，其分布区条件为海拔1450-1570m、极限最低温度≥-29℃、土层厚度≥20㎝的坡麓、沟谷。

3 结论与探讨

（1）庙台槭在小陇山林区分布于李子、白音、观音、太白等林场，分布区南北长约40km，东西宽约25km。

（2）庙台槭在小陇山分布区内的森林群落中是非优势种、42块样地的平均重要值排在第五位、是复合性群落的伴生树种，处于从属的位置，在群落中对其他植物的生长影响不显著。

（3）影响庙台槭分布的主导因子为：海拔、极限最低温度、土层厚度，其分布区条件为海拔1450-1570m、极限最低温度≥-29℃、土层厚度≥20㎝的坡麓、沟谷。

庙台槭的繁殖方式有无性繁殖即萌蘖和种子繁殖两种，繁殖途径较广，有利于种群的繁衍，在森林群落中处于亚乔木层，受其他树种的影响较小，是什么原因致使其濒危的？要探讨其濒危的原因需更深入的研究。

分布调查 第12篇

1 调查范围

吉林省主产烟区中有代表性的产烟县(市),覆盖全省植烟县(市)的80%左右。

2 调查内容及方法

2.1 调查方法

苗床期至成熟采收期间,每间隔5d,采用随机踏查的调查方法记录植烟县(市)烟草有害生物的种类、分布及为害情况。

2.2 有害生物种类的鉴定

2.2.1 已报道的有害生物种类

具有典型症状的真菌、细菌、线虫病害,进行病原的分离及镜检,与相关鉴定书籍比对后,确定其种类。

2.2.2 新发现的有害生物种类

未经报道的有害生物种类,严格按照柯赫氏法则进行操作,比对相关鉴定书籍后,明确其种类。

2.2.3 病毒病害

采用相关血清学、分子植物病理学技术方法进行鉴定。

3 结果与分析

经鉴定确定的烟草有害生物种类有107种,其中烟草侵染性病害21种,非侵染性病害8种;烟田害虫28种,天敌9种;烟田杂草50种。

3.1 烟草病害

从表1可知,调查鉴定吉林省内确诊的烟草病害共有29种,其中真菌病害11种、细菌病害4种、病毒病害4种、寄生性种子植物2种、非侵染性病害8种。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调查结果相比较,烟草普通花叶病毒病(TMV)、烟草黄瓜花叶病毒病(CMV)、烟草马铃薯Y病毒病(PVY-N)已经成为影响吉林省优质烟叶生产的主要病害;列当在吉林省白城烟区发生较重,某些植烟田已改种其它作物。

烟草赤星病、烟草野火病受近年来寄主品种、栽培方式的变更及环境条件等方面的影响,为害较以往有所减轻;倘若遇适宜的发病条件,其仍可造成较大的损失,需密切监测其发展动向。

3.2 烟田害虫

由表2、表3可知,调查鉴定确定的烟田害虫有28种,涉及6个目,15个科,以鳞翅目、鞘翅目、直翅目害虫种类居多;烟田害虫天敌9种,涉及鞘翅目、脉翅目等5个目、5个科。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调查结果相比较,烟田害虫种类减少。烟蚜除自身刺吸烟株营养影响其正常生长发育外,还可作为某些病毒病的传毒介体,带来更大的损失,是吉林省优质烟叶生产过程中必须进行防治的有害生物种类之一;小地老虎、斑须蝽、甘蓝夜蛾在某些年份可对优质烟叶生产造成一定的危害,需密切关注其种群动向,及时开展防治工作。

本次调查在长春烟区柳河县烟田新发现江西巴蜗牛、灰巴蜗牛为害烟叶,属零星发生。

S:主要病害;M:次要病害;R:零星发生病害。下同。S:Main diseases;M:Secondary diseases;R:Sporadic disease.The same below.

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调查结果相比较,烟田害虫天敌种类减少。异色瓢虫、黑带食蚜蝇、大草蛉及烟蚜茧蜂为烟田害虫常见天敌。

3烟田杂草

从表4看出,本次调查鉴定确诊的烟田杂草50种,涉及24个科,以禾本科、菊科种类居多。烟田杂草调查为本次调查新增内容,经调查发现反枝苋、鸭跖草、稗草、马唐属烟田较常见,萹蓄、马齿苋、蒺藜、铁苋菜、刺儿菜、苣荬菜、腺梗豨莶、狗尾草、金狗尾草次之。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鉴定确诊的烟草有害生物种类有107种,其中烟草侵染性病害21种,非侵染性病害8种;烟田害虫28种,天敌9种;烟田杂草50种。本次烟草病害、烟田害虫及天敌调查结果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吉林省烟草病虫害调查结果相比较,种类减少;某些次要病害正逐渐的成为影响优质烟叶生产的主要病害。分析多是由于受寄主品种、栽培方式的变更及环境条件的改变影响[4,5],特别是多种化学农药的施用对烟田害虫及其天敌的影响较大[6]。

参考文献

[1]朱贤朝,王彦亭,王智发.中国烟草病害[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2]朱贤朝,王彦亭,王智发.中国烟草病虫害防治手册[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3]吉林省烟草侵染性病害调查组.烟草病害图谱[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4]许玲.烤烟品种和生长势对节肢动物群落动态的影响[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0.

[5]韦柳妮.靖西县烟田节肢动物群落结构及其动态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