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联合政府范文

读论联合政府范文（精选5篇）

读论联合政府 第1篇

读《论持久战》有感

今日，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很有感触，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在战争阴云最深厚的时候，信心、胸怀、见识、气概真非常人，我辈此生难忘其项背，他的演讲，对抗日战争有指导意义，对今天的生活工作也有很多启迪。

一，要坚持正义。“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 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 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如果我们有耐心去观察事物的发展，去反思历史的变迁，正义、进步终将引领历史的潮流，可能我们没有足够的智力去判断复杂社会中的对与错，但对社会有无危害、对资源有无浪费，会不会惠及较多的普通民众，是可以大致看出来的。如果有了这个较为明确的基础，那就认真、长期地坚持做下去，可能会慢一点，可能开始有人不理解，但相信一定会有云开日出的一天，不必气馁。这是方向性的问题，是不能错的，哪怕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是值得的。

二，要抓住时机，促成转变。毛主席在回答“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时说，“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在我看来，就是内部团结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还有外部力量的支持，当然敌人内部的矛盾导致的对比力量的削弱也很重要，但主要的是靠自己，也许自己成长得很慢，但一刻也不能停止强化自身的建设，同时，不能放弃对外部力量的争取，自上而下的改革，外因导致的剧变，时时都在发生，没有自身的强大，不是外部条件成熟时无力承载而导致落后，就是在汹涌的潮流中被淹没。等待别人犯错的机会也有，那是很被动的，还要把握的住，同样是依靠实力说话。常在工作看看这三方面力量的对比，你会静下心来做正确的事、做重要的事。

三战术的灵活运用。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每个阶段都有其主要的形式，如毛主席在文中讲持久战的第三阶段，“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 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感觉真是将战略分析透了，将战术运用活了。在现代社会，虽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但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很讲究的，尤其在有些工作的创新上，最初可能真的只是象游击战一样，重视的是一个一个的点，由点到线，因扩张而导致的利益冲突也就是相持阶段，时间会很长，是最困难的时期，也是转变的中枢，取决于自身努力的程度，战术上也要向大规模的运动战学习，能迅速地前进和后退，能迅速地集中和扩张，就象企业转型，扩张了还要控制得住，发现问题能及时改变策略，当具备了这种收放自如的能力，便进入了巩固阵地的第三阶段了，那就上升了一个层次，但还要依靠外部力量，要重视宣传和外交，还有细节的整改，做事时，有战略眼光，有战术准备，则无往而不利。

许多文章，不同时代读，有不同的意义，不同时候读，有不同的感受，伟人智慧的光辉，是我们不断汲取营养，走向进步的源泉。

读论联合政府 第2篇

《论法的精神》全书共六卷，三十一章, 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最重要的著作。从多角度阐述了“法的精神”。第一卷中概括论述了法的定义，政体及其原则。从第二卷开始，则是论述了法与防御力，攻击力，政体，公民，宗教甚至气候土壤的关系。第三十章和第三十一章则是针对法兰克的封建理论和其君主制政体的关系。全书在论述中加入了许多例证，既包括西方的罗马、斯巴达又包括东方的中国、日本，全面且深入，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法

孟德斯鸠把近代思想中的理性主义精神运用到法律的研究中，探讨了法的精神。孟德斯鸠认为“法是源于客观事物性质的必然关系。”，因此，“法律应该与国家的自然状态产生联系；与气候的冷、热、温和宜人相关；还与土壤的品质、位置和面积有关；法律与诸如农夫、猎人或者牧民等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法律必须与政体所能承受的自由度相适应；还要以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以及言谈举止发生关系。最终，法律条款之间也有内在的关系；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渊源所在，其中包含立法者的主旨以及制定法律所产生的基础性秩序的关联。应该通过这些所有的观点仔细考察法律。”这些多种多样的“关系”就是孟德斯鸠要阐述的“法的精神”。的确，法律是建立在理性上的，是建立在事实上的。古代雅典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全部成年男性公民都有权参与选举他们的管理人员及最高长官。这种方式的确充分体现了民主思想，但如果我们的宪法也将选举方式规定为直接选举显然是不现实的，在一个人口13亿的国家中采取直接选举显然是不明智的。我国的民法、刑法不断的修改，不断的提出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不断地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我们的现行法律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完善。美国50多个州都有其独立的法律针对当地的不同情况，我国实行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针对港澳台采取一国两制，都是孟德斯鸠“法的精神”的体现。

二、政体

孟德斯鸠在书中主要阐述的还有政体的问题，“政体有三种类型：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共和体制就是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体制；君主政体意味着只有一个人统治国家，只不过遵循业已建立和确定的法律；至于专制政体非但毫无法律与规章，而且由独自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以及变化无常的情绪领导国家的一切。”在全书中不难看出，孟德斯鸠本人推崇共和政体并坚持三权分立原则。在第二卷中，孟德斯鸠通过英格兰实行“三权分立”的经验以及罗马等国家行使三种权力的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即它们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又不可相互代替的。并且指出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将关乎国家政体的巩固，以及民众、社会团体、政党等社会阶层政治自由是否得到保障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被沿用至今，从美国的《1787年宪法》，到法国的《人权宣言》，孙中山的《五权宪法》都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原则的体现。同时，孟德斯鸠还抨击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并且十分正确地指出了古代中国是一个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主义的国家，且认为古代中国之所以能维持封建专制统治如此之久，在于古代中国的法律、礼仪、道德、宗教是一码事，从青年时代起，人们就进行着将这四种混在一起的礼教的学习，这种礼教全部都是简朴的日常行为准则，比知识性的东西更具有说服力和能打动人心。这比单纯的用酷刑治理要明智得多。事实的确如此，中国古代是男权社会，并且从隋朝以来就形成了科举制度，因此通过考试走上仕途是每个读书人的终极目标。而他们接受的教育大都为儒家思想，因此儒家思想中对礼的推崇就是时刻刻的影响了他们。况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三纲五常”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学子们在接受教育的同时，这些理念也就渐渐深入他们的思想，听命于君主统治也就成为理所应当。

三、由《论法的精神》产生的对当今社会的思考

孟德斯鸠在书中提出“中国人令人奇怪，他们的生活完全受礼教的支配，但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狡猾的民族。这特别体现在贸易活动中，它本来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诚实，但是，它却从来也没有能激起中国人的诚实。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中国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大秤，一种是卖出用的小秤，还有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供对他们有戒备的人交易时用的。”由此看来，自古代起中国商人们就在秤上做着文章，那么如今，秤的问题依然很严重，以至于许多家庭主妇在去买菜的时候都会自带弹簧秤。书中的有些文字让我觉得气愤“千万

别把中国人的道德与欧洲人的道德相提并论。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什么对自己有利。如果骗子已经在关注自己的利益，那么容易受骗的人就应该多为自己着想了。在斯巴达允许偷窃，在中国允许欺骗。”作为一个中国人，大概我们每个人看到这段话心中都会有不平，但仔细想想，即使到现如今道德问题依然存在着，而且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到大街上乱扔纸屑大到碰瓷诈骗，许多社会问题都是道德缺失的体现。就像孟德斯鸠所说，人们过分关注着自己的利益，却不去考虑他人。经历了几千年，我们终于走出了封建统治，又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还有几十年来祖祖辈辈们的辛勤劳动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如果真如孟德斯鸠所说古代的中国商人狡猾是因为生活的不稳定，使得人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经历和过分获利的欲望，那么如今我们的生活早已稳定并且走向小康，那么这些问题应该也不复存在了。难道道德问题已经从中国古代随着血脉传承下来了么？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如果我们依旧我行我素，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为所欲为；如果我们再不进行反思；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很难想象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比起批判社会中的不文明现象，我们更需要做的也许是自我反思，用道德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许多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总之，《论法的精神》不愧为“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其中所阐述的理论不仅对法律的制定起到了指导意义，其中所提出的现象更是引起我们对许多社会现实的反思。作为当代大学生，知法懂法是必备的素质，同时也应该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和见解，更应该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我的见解还很浅显，对《论法的精神》这部著作认识还不是很深刻，所写的只是自己的感受，希望在学习了更多而专业知识后能对这本著作有更深刻的见解和体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二班

杨君

读论联合政府 第3篇

一、“四读”的具体做法

1.读什么。(1)读课题。课题是全课的内容概括, 也是每一课最突出的中心和线索,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学生通过读课题, 能抓住要害,展开思维,引起学习兴趣, 并为小组探讨确定方向。 (2)读框题。框题、标题 是同一课题之下分属不同知识要素和培养目标的多方面、 多层次的线索与提纲,犹如一棵树,课题是主干, 框题、标题是分支,读框题、标题可理清同一知识体系中的不同侧面、不同要求的知识要素间的内 在联系。学生通过阅读框题就可以把握政治知识体系, 从各个方面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把握课题主旨。 (3)读课文。阅读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要真正 使学生掌握知识、理解道理,必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教师要指导他们认真阅读教材课文, 通过全文浏览、段落研读、难点质疑, 使其逐步理解课文内容, 做好听课、讨论及展示的准备。 (4)读插图。新版政治教材中容纳了很多照片、漫画与统计图表等,大大增强了教材的直观性、趣味性,为学生阅读学习提供了便利。引导学生结合课文阅读这些插图, 可以使其更加深入地把握课文主题, 理解课文内容。

2.怎么读。首先,教师要依据教材设计自学提纲, 让学生根据自学提纲和学习目标带着问题通读教材,把握总体框架,初步了解本课内容, 并标注出重点难点和自己理解不清或理解有见解的地方, 以便在小组讨论时提出来交流展示。其次,小组讨论。在阅读的基础上, 学生可把自己阅读教材的看法、见解提出来,把自己认为的难点重点提交到组内, 大家共同讨论解决, 对解决不了的或者存疑的地方, 可以寻求教师帮助解决。在学生进行讨论时,教师应巡回进行指导,一方面,组织学生展开讨论,另一方面,根据小组讨论展示情况指导学生再细读教材, 解决自学提纲和学习目标中对应的问题。最后, 抓住重点, 突破难点, 指导学生进行精读, 让他们或圈字, 或加点, 或画横线, 或加框, 对于重点句段及关键词语, 要让学生反复阅读、重点记忆。

二、 “四论”的具体做法

1.和谁讨论。 (1)学生组内讨论。学生讨论以小组讨论为主,教师要全程参与讨论过程。在小组讨论中, 学生可把自己阅读教材的看法、见解及问题与收获提出来在小组内相互交流分享, 共同讨论解决。可以采用小组长主持讨论的形式, 也可以由学生自由发言。小组讨论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依据课标要求, 结合自己对教材的研读,预设一些问题,交由学生在自读、小组讨论及展示时参考,另一方面,要把学生讨论中发现、提出的有价值的问题记录下来。 (2)师生集体讨论。在小组讨论后,可在教师的主持下,将各组的讨论结果进行全班展示,全班学生予以补充、纠正,并进行深入探究。在讨论结果展示后,往往会有一些问题需要师 生共同解 决,而通过师生集体讨论,能使学生的疑惑得到解答, 使教学难点得到突破。

2.讨论什么。 (1)讨论“知识”。讨论首先是对知识认知的讨论。政治教师在教学中应将对教材知识的理解分析、 归纳梳理的心得和方法告诉学生, 充分利用实例引导学生,使学生带着求知、解惑的心情去思考探讨,通过分析、讨论使学生从榜样的身上 汲取力量,为以“知”导“行”做好准备。 (2)讨论“行动”。让学生掌握书本知识并不是政治教学 的根本目 的, 政治教师必须引导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并通过讨论, 找到自己的位置, 把课内的理论知识学习延伸到课外的实践活动, 把内心的道德体验转化为实际行动,将“知”与“行”结合起来。

从参加政府到建立联合政府 第4篇

[关键词]参加政府;联合政府;国共谈判;边区政权;国民政府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10-0018-04

国共第二次合作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促成的，国共两党对于领导权、合作方式等问题的分歧，始终没有解决，双方的谈判也断断续续在进行，其中，政权问题，即如何建立政府，是双方谈判的一个重要话题。从1942年到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建立政府问题上的主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及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一、参加政府阶段

——林彪赴重庆谈判

1942年10月，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赶到重庆，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谈判。当时，国民党作为中央政府的执政党，位于主导地位，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中共相对处于守势。毛泽东在1942年9月15日曾致电身在重庆的周恩来：“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1]只要能够实现谈判、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中共方面同意做出些让步。

中共对这次谈判主要关注三点：抗战建国、国内统一团结、对蒋介石的期望，但主要议题还是当时引发冲突最多的军队问题。林彪向蒋介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中央权威，林彪表示“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即到将来，亦必拥护”。[2]在谈判中，国民党方面咄咄逼人，中共则有选择地作出了让步。对于政权问题，中央复电称，“边区可改为行政区，人员与地境均不动”。[3]中共希望国民政府承认边区现状，而国民党对此难以接受。

1942年12月，中共方面最终形成了四点要求，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周恩来、林彪：“（一）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地区办党;（二）八路军、新四军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三）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4]这四点意见没有涉及到改组国民党政府的问题。显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共只能承认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不难看出，这四点意见是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的结果，中共此时的主张可以看做是“参加政府”，而且是较低层次的“参加政府”。

然而，由于国共双方的立场相差较远，共产党的让步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理解，对于林彪转交的“四点意见”，蒋介石没有作出明确的表态，最后，张治中通知周恩来，谈判“须搁一搁”，国共两党这次历时将近一年的谈判被迫中止。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一度企图闪击延安，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5]两党关系再度紧张，林彪、周恩来返回延安。

二、过渡阶段

——“20条”提案

1944年初，两党恢复谈判，中共派出代表林伯渠、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在西安谈判，两党谈判的基础基本上还是林彪先前转交蒋介石的四点要求。经过5月4、6、7、8日四天谈判后，双方达成初步意见。5月10日，林伯渠致电延安：“张、王的态度是倾向照林彪提案解决，但不愿做正面肯定的表示。他们的办法是探求我们能接受的意见向蒋报告，再由国民党中央做一提示案，交我转至延安接受。”[6]5月11日，林伯渠在国民党提交的初步意见书的基础上做了些修改，并签字交给张、王。

初步意见中，关于党的问题，要求“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的意见为：陕甘宁边区者可改称为陕北行政区，该行政区直属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中央法令，其地方特殊情形而须要之法令，可呈报中央核定实行;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另外，还表示“继续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的解决两党关系问题”。[7]

然而，毛泽东在分析河南战役中国民政府面临军事溃败的局势后认为，不能再以林彪的四点意见为谈判基础了，必须重提谈判方案。5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提出“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在这20条谈判方案中，涉及两党双边关系的有17条，主要内容为：要求将中共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为委曲求全，目前至少编为5个军，16个师;要求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等等。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方案增加了三条涉及全国政治问题的要求：“（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8]不难发现，新的“20条”提案中，中共仍然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及其军队、边区政权的合法性，但对双方关系有了更具体更明确的要求，对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要求也更高了，而且增加了三条全国性的政治问题。

显然，这一新方案超越了国民党的承受范围。5月17日，国共代表移往重庆继续谈判，22日晚，林伯渠将中共新提案的“20条”交给王世杰、张治中，两人均表示尖锐的反对。王世杰在日记中写到：林伯渠“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似将完全撤废，如此翻覆，予与文伯均愤怒”，两人拒绝接受，并拒绝向蒋介石转达此方案。[9]中共认为形势对己有利，对于请求政府“给予自己某些权利”的谈判模式已经完全丧失了兴趣，并随时准备和国民党翻脸。[10]谈判无可避免地再次失败。

其实，中共提出的“20条”主张还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过渡提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已经将目光放向了更长远的目标。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专题会议，会上，刘少奇说：“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各国的党……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周恩来说：“我们先进了城，人民选举我们，我们就是合法的，国民党要反对我们，他就是非法的。”毛泽东在最后说：“对蒋介石又拥护又批评……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11]这说明，毛泽东等人其实已经有了联合政府的想法，但碍于时机还不成熟，还没有公开提出。

三、联合政府阶段

——国共力量对比的直接体现

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12]9月6日，中共中央在回复林、董、王请示改组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办法的电报中指出：同意用我党中央的名义致函参政会，并利用林在参政会报告的机会提出我党关于改组政府之主张和步骤的办法。[13]这说明，在林伯渠在参政会作报告之前，中央已经做出了公开提出联合政府的决定。[14]

9月25日，在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首次对外公开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是必须对国民党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15]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著名讲演，指出取消一党专政，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是挽救目前危机的唯一方案，并提出了实施这一主张的六项步骤和办法。[16]

1944年10月间，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加大对联合政府的宣传力度，例如，《各界代表一直要求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改组政府及统帅部》[17]，《冀南各党派人士一致主张改组》、《晋察冀各界人士主张改组挽救危局》[18]，《各党派各阶层代表一致要求改组政府》[19]，这既是中共对建立联合政府的宣传，也体现出各界对联合政府的支持。

至此，中共对于谈判的认识、所提出的主张，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开始公开挑战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权威性，并否认国民政府的合理性，从而彻底扭转了被动的谈判处境。从5月份林伯渠等人刚到重庆时的“20条”，到9月份参政会上提出“联合政府”，短短四五个月的时间，中共对于建立政府的主张便由“参加政府”，发展到公开呼吁建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这不能不考虑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等综合因素。实际上，国共谈判的情形正是随着战局的风云变幻而不断演进的。

（一）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惨败，暴露出其腐败无能、不堪一击的本质。1944年4月，日本发动“一号作战”， 在豫湘桂战役中重创国民党军队。历时37天的河南战役，国民党损失兵力20多万，丢失城池38座，河南全省几乎全部沦入敌手。[20]同年6月到8月，日军发动湖南战役，先后攻陷长沙和衡阳。

8月12日，毛泽东指示林伯渠：“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21]中共主导的敌后战场地位因衡阳失守而更形重要，这衡阳战役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国共地位互为消长。五军十六师是中共原提条件之一，既然中共地位已经改变，该项条件亦随之改变。9月初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正是在国民党豫湘溃败、桂林告急的情况下召开的，除了军事上的溃败，国民政府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危机也已经无法掩饰。全国各界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的寡头政治，彻底改变误国政策，挽救国家的危局。[22]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可谓顺应形势的变化，并符合舆论的呼声。

国民党的军事溃败仍在继续，1944年8月，桂林、柳州、南宁接连陷落。同时，日军南方军第21师一部从越南突入中国，向广西绥渌（今属扶绥）进攻。至此，从中国东北直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被日本侵略者全部打通。豫湘桂战役持续近8个月，国民党军损失军队近60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入敌手。[23]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不堪一击的弱点暴露无遗。

（二）美国对蒋介石的不满加剧，对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持赞成态度。豫湘桂战役的全面溃败影响了美国的军事战略大局，美国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政府”来维护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利益。而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及其针对美国的宣传，则收到了很好效果。

早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就建议蒋介石：“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24]当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要美国向英施加压力解决其在中国的割据地、租界问题时，“罗斯福也以组织国共统一政府为条件”[25]。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达重庆，此行的目的之一，正是干预国共关系。华莱士访华前后，中共已经注意到了美国与蒋介石的分歧，从而加大了对蒋介石一党专政批判和对联合政府宣传的力度，以获得美国对中共联合政府政策的支持，给蒋介石在政治上巨大的压力。

事实证明，中共的宣传对美国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美国对中共更多的关注。例如，华莱士访华促成了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美军观察组在7月22日至8月7日对延安进行了考察，并留下良好的印象，与中共建立了直接的关系。其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建议美国政府：“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共产党视为在中国持续存在的和重要的、有影响的力量。”[26]10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美新闻处广播中国局势，应速组成联合政府”的文章。

在撤换史迪威之后，罗斯福派赫尔利作为美国方面的代表介入国共两党的谈判。1944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赫尔利在《延安协定草案》上签字，其中明确指出：“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27]虽然蒋介石并没有在这份协定上签字，但这也反映出美国和中共在建立联合政府这一观点上是相同的，美国赞成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

（三）中共自身力量的发展也是国共力量对比变化的重要因素。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如何解决》演说，明确的提出：“在最近的半年内，截止到9月为止，中国正面战场沦陷了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我们敌后战场从敌人手中收复了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正面战场丢弃了四千多万的人口，而敌后战场却又解放了四百多万人口。正面战场失掉了一百零二个城市，而敌后战场又夺回了八个城市。正面战场损失了几十万军队，而敌后战场又扩大了十几万正规军。”[28]“我们敌后人民在这七年多所发展起来的抗日部队五十七万正规军及二百二十万民兵总计起来，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我们敌后人民，在这七年多所建立起来的五百九十一县地方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29]这段话清楚地反映了中共实力的增加，国民党实力的削弱，二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

在中共自身的建设上，党内开展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全党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消除了内部不稳定的因素，避免了可能因此带来的消耗。党外实行“三三制”，团结各个阶层的力量，尽可能多的避免摩擦和阻力。而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面临的形势严峻，毛泽东在1944年11月8日与赫尔利的谈话中指出：“自今年4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300万减至195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30]中共的发展欣欣向荣，与国民党面临的混乱局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共中央在此后不久发布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31]伴随着自身力量的增长，中共对联合政府问题的主张更加坚定。

（四）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对联合政府的支持为中共赢得了一定的政治优势。民盟历来反对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制。抗战期间，它们为此发起过宪政运动，其提出的口号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后来，“宪政”的大旗被国民党接去，发起了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但其活动仅限于纸上谈兵，只是一些知识分子或上层认识无休止的商讨、座谈，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黄炎培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32]民盟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目前急需一种新的方式解决中国目前的困难，这时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民盟作为在国共两党之外一支重要力量，它开始对联合政府这个主张非常谨慎，没有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在中共提出这一主张得到广泛认同之后，民盟在1944年10月10日发表政治主张，郑重表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33]

综上因素，正是中共的主张之所以发生转变的背景和原因，中共自身力量不断增强，战场形势也对中共越来越有利，中共在建立政府方面的主张也越来越强硬。国共谈判中，政府问题越来越重要，对于如何建立政府这一问题，中共由不涉及中央政府改组、主张参加政府，变为呼吁组建联合政府。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141.

[2][3][10]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22.127.150.

[4][6][8][21][22]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70-471.511.512.577.577.

[5][33]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8.

[7]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10日[A].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C].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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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7-368.

[12][16][27][28][29][3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23.334.364.393.367.369.432-434.

[14]关于中共明确提出联合政府主张的时间，学界似乎尚未提出明确观点。罗平汉在2011年第15期《共产党员》发表的《民主联合政府：从提出到建立》中提出了“中共明确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则是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期间”;王开良在其《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设想》中，讲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认为，应向国民党提出改组政府的要求，立即召集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但他们的观点均没有给出具体的文献证据。

[13][32]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8.36.

[17][18][19]解放日报[N]1944-10-11、1944-10-14 、1944-10-17 ，第一版，未署名。

[20][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495.493.

[24] [26]祝天智.“联合政府”口号的博弈论分析[J].长白学刊，2009（2）.

[25]陈益元.论20世纪40年代中共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择定[J].南都学坛，2003（1）.

[30]陈学峰.民主联合政府政治主张的背景探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8）.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2014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读论持久战有感 第5篇

读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著名的《论持久战》，我不禁为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领袖所折服。他的远见卓识，他的独到精辟，不是一般人能够匹敌的。所以论持久战一文发表后无论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广为流传。即使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也产生很大影响，蒋介石也对《论持久战》十分赞赏，并将其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同时，《论持久战》的提出还产生了深刻的国际意义和生机活力。受到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高度评价。

然而，论持久战的提出并非偶然。在此之前，毛泽东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过《实践论》、《矛盾论》的演讲，提出过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7年，毛泽东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最后在经历了长达10个月战争的考验后，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了抗日战争的性质与前途。于是他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直至沉思中右脚布鞋被火盆烧了一个洞，直至突然头痛一阵晕厥惊动了医生前来。终于，连续七天七夜，写就了长达5万多字的雄文——《论持久战》。全文共论述21个问题。前9个问题，主要论述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后12个问题，主要阐明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从而有利地批判了当时国内存在的速胜论与亡国论，为人民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还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